Facebook 於政治學與政治參與方面的相關研究

性的介紹，本文緒論提及，至 2012 年 10 月 2 日為止，在臺灣已有近 一千三百萬名使用者擁有 Facebook 帳號，而在用戶結構方面，其中女 性用戶占 49.4%，男性用戶占 50.6%，比例接近。以使用年齡層觀之²⁸， 我國 Facebook 用戶中，年齡區間排行前三名者，依名次次序分別為「25 至 34 歲」，佔 33.2%；「18 至 24 歲」，佔 25.3%；「35 至 44 歲」，佔 17.7%；

滿 18 歲的以上的公民與準公民族群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就佔了我 國全部 Facebook 用戶的的 86.7%²⁹。

針對 Facebook 的研究，國內較慢興起，而國外已經自 Facebook 創立而興起以來累積不少研究文獻。然而目前在政治學界，關於 Facebook 的研究發展仍然較新，而有對於 Facebook 在政治學界的研究 進行導覽的必要，以證明其在政治學界的研究價值。Huang（2013）將 Facebook 在政治學方面的主流研究分成三類，一為線上監控與隱私權

（Surveillance and Privacy）；二為社會運動與革命（Social Movement and Revolution）；三為選舉行為與一般政治參與（ Voting Behavio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其中尤以第三類與本研究最有關。以下依其分 類檢閱相關文獻：

壹、線上監控與隱私權

在此一範疇，Chu（2011）提出結合導航裝置與 Facebook 作為進 行刑事案件調查的輔助工具的想法；Trottier（2012）分析社群網站是 否有幫助警備工作執行的潛力，其以帶來在人力物力上嚴重損失的溫 哥華史丹利杯賽後騷亂事件³⁰（2011 Vancouver Stanley Cup riot）作為

28 由於 Facebook 有 13 歲以下禁止加入會員的規則，所以統計年齡是從 13 歲以上開始

29 本段關於 Facebook 之統計數據，取自 CheckFacebook 網站

30 事件爆發於 2011 年史丹利杯冰球賽溫哥華決賽後，由於球賽的兩隊支持者彼此爭執而爆發了暴

借鏡，說明其實此暴力事件在 Facebook 上已經可見徵兆，但警察卻疏 忽此警訊而未能於事件早期制止。其提議在警察與 Facebook 使用者之 間建立一個線民網絡，以作預警之用。Trottier 也研究了大專院校校方 對大學生 Facebook 的監視，照理來說 Facebook 頁面是私人領域，校方 不該涉足，但由於顧慮到大學生的聚會可能會失控，校方做出一定程 度的管制，而這種措施可能會延續到其他私部門，如企業（Trottier，

2011）。

而在此議題，有認為對 Facebook 進行線上監控可能會嚴重傷害隱 私權的學者，Abril、Levin 與 Riego（2012）即說明企業雇主利用 Facebook 作為掌控員工的工具，使員工在私領域亦難以擺脫雇主的控制，認為 其有違反隱私權法之虞；Fuchs（2011）整理線上監控的可能對使用者 造成的威脅，提出使用者的選擇被限制，資訊不對稱，與監控者腐化 的可能問題；Semitsu（2011）對於政府機關在 Facebook 進行監控有所 疑慮，美國政府當局不只可以透過 Facebook 蒐集使用者情資，更可合 法藉由使用者在 Facebook 上的發言為證據發送傳票，而國會又未能適 應網路新架構修訂電子通訊隱私權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ECPA），造成對隱私權的傷害。

進一步討論 Facebook 對個人隱私權可能構成的威脅，Boyd（2008）

指出在 2006 年 9 月 Facebook 官方啟用了「動態消息」（News Feeds）

功能後，造成許多使用者對於最新動態被公開感到缺乏隱私而抗議，

而 Facebook 官方只好啟用隱私權設定的機制。Facebook 官方原本的用 意是為了讓訊息更加公開以方便使用者檢視其好友動態，而且這些資 訊本來就是使用者願意一一檢視好友清單的話就可得知的，但 Boyd 認 為這些資訊原本是位於個人隱私與公開訊息間的灰色地帶，「而動態消

力衝突。騷亂中有最少一百四十人受傷，當中包括九名警員，至少四人被利器刺傷，連帶許多公共 與個人財物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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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改變資訊流動的方式，致使隱私權受到威脅；Waters 與 Ackerman

（2011）調查大學年齡層在 Facebook 上的資訊公開情形，發現調查對 象認為 Facebook 增進了他們與家人和朋友的關係，而在公開訊息上並 未多加限制，而導致其朋友的朋友，或是遠至陌生人都得知其私人訊 息，而對其隱私造成威脅；Gross 與 Acquisti（2005）亦針對大學生對 其 Facebook 之隱私權設定進行研究，而發現大多數大學生並未對於隱 私設定進行調整，而導致隱私訊息容易外流。

而當涉及到專業人士的使用時，Facebook 在隱私權上的問題層級 可能更高。MacDonald、Sohn 與 Ellis (2010)調查剛畢業的醫生在 Facebook 上的隱私限制，發現調查對象中雖有 63%啟用了隱私選項，

但其餘 37%並未設置，導致個人的信仰、性傾向等私人資訊容易外流，

雖然多是私人資訊，但研究者擔心若未設置隱私選項的醫生外流病患 資訊時，將會對醫病關係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Debatin、Lovejoy、Horn 與 Hughes（2009）則對於意圖不良者在 Facebook 上對個人隱私可能進 行的傷害，如八卦、騷擾、駭客攻擊和資料竊取等行為感到憂心；

Oltmann（2010）認為美國自 Katz v. United States 案後，將隱私權訂定 為對一獨立人格的隱私保護，但 Facebook 的出現，讓公眾對於在網路 使用方面隱私權的期望降低，而這可能進一步對現實生活影響，造成 無論虛擬或現實生活中對隱私權保護皆會衰退的隱憂。然而 Facebook 的隱私議題並非是完全悲觀的，Acquisti 與 Gross（2006）發現其研究 對象群隨著時間經過，對於 Facebook 中隱私設置的重視程度也逐漸提 高，這或許是 Facebook 與隱私議題的一道曙光。此方面議題亦有 Christofides、Muise 與 Desmarais（2009）；Cohen 與 Shade（2008）；

Kanter、Afifi 與 Robbins（2012）；Lewis、Kaufman 與 Christakis（2008）；

S-O'Brien、Read、Woolcott 與 Shah（2011）；Stutzman 與 Kramer-Duffield

（2010）；Timm 與 Duven（2008）；West、Lewis 與 Currie（2009）；Young 與 Quan-Haase（2009）對此進行過研究。

貳、社會運動與革命

此項亦可視為一種強度高的的政治參與模式，而 Facebook 確實也 在現代的社會運動與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Gaby 與 Caren（2012）

檢視「佔領華爾街」³¹（Occupy Wall Street）之社會運動是如何在線上 發起而獲得響應的歷程，認為 Facebook 有分享資訊與背景故事，吸引 大眾注意與同情的功能，並有辦法散播訊息至世界各地以尋找志同道 合者；Valenzuela、Arriagada 與 Scherman（2012）則透過 Facebook 研 究 2010 年智利青年社運與社群網路的關聯性，發現青年社運的發生與 社群網路的使用是呈現顯著並正相關的；Panagiotopoulos（2012）以希 臘的銀行部門工會作為研究對象，檢視工會於網路上活動的積極度，

與其於傳統上的工會活動參與是否有所關聯，其結果證實兩者關聯是 高的。Harlow（2011）針對瓜地馬拉律師 Rodrigo Rosenberg 使用 Facebook 控訴總統 Alvaro Colom 試圖對其謀殺，得到許多同情並要求 聲張正義的回覆，同時也證明線上與離線的現實活動，已藉由 Facebook 連結在一起。

而在 Facebook 與革命的連結中，最著名的便是 2011 年爆發的茉莉 花革命³²，Tufekci 與 Wilson（2012）針對 2011 年爆發的突尼西亞革命 起源進行調查，認為 Facebook 具有宣傳便利與迅速的特性，且官方難 以操控，而在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Lim（2012）認為 Facebook 讓反對派領袖有形塑議題，並使網路行動者敢於在現實中作為的功用。

31 此為自 2011 年 9 月 17 日開始在美國華爾街發生的一系列社會運動代稱，主要訴求為要求政府 重視美國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曾有一千多人湧入支持。

32 「茉莉花革命」乃 2011 年突尼西亞革命之代稱。由於突尼西亞經濟動盪與政治腐敗，導致人民 反對政府的聲浪驟升。而在一名認為被警察欺壓的青年自焚後，激起反政府的革命浪潮，最終導致 突尼西亞政府下台。而後引起一系列北非與中東國家政治活動者對抗獨裁政府的革命風潮，此現象 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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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學者對此抱持相反的看法，如 Youmans 與 York（2012）認為 畢竟 Facebook 是企業建構的空間，或難抵獨裁者的利誘而提供反對者 的資訊或協助封鎖反對意見；而 Chander（2012）則認為 Facebook 也 有可能反過來被獨裁者拿來作為塑造議題的工具，藉此操控民意，或 是藉 Facebook 資訊找出可能的反對者而先發制人。而成功推動民主革 命的國家，在之後還有許多艱鉅的挑戰， Iskander（2011）便提出 Facebook 需要在革命成功後，繼續成為形塑新的國家制度與文化的助 力，才能肯定其價值。此類討論尚有 Challand（2011）；Eltantawy 與 Wiest（2011）；Elwood 與 Leszczynski（2012）；Khamis 與 Vaughn（2011）；

Marzouki、Skandrani-Marzouki、Bejaoui、Hammoudi 與 Bellaj（2012）； Radsch（2008）；Saad（2012）；Tadros（2012）；Wilson 與 Dunn（2011）

進行研究。

參、選舉行為與一般政治參與

此項中的「一般政治參與」與本文是高度相關的，而雖然本研究 並 未 檢 視 我 國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行 為 與 Facebook 的 關 聯 性 ， 但 其 在 Facebook 的各種作為，邏輯上應該與累積個人的政治資本有關，也就 是為未來的選舉作準備，所以選舉文獻部分亦有其回顧價值。在研究 Facebook 與選舉相關性者中，以 Williams 與 Gulati 對美國重大選舉與 候選人 Facebook 的動態做的一系列分析最為典型。針對美國 2006 期 中選舉，Williams 與 Gulati（2007）分別檢視了候選人會因何種因素而 影響其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與 Facebook 上的活動和候選人的得票是 否有關聯性。在第一部分有關候選人使用 Facebook 頻率的問題，在參 議員候選人與眾議員候選人呈現不同的結果。參議員會受到選舉資金 以及與對手的支持度差距影響其 Facebook 的更新頻率；而眾議員由於 通常選舉資金較參議員充足，而僅會受與對手的支持度差距影響其

Facebook 更新頻率。在 Facebook 活動是否影響選舉結果的部分，則受 是否有現任議員參選影響；於候選人更新 Facebook 頻率方面，若存在 現任議員參選，則更新頻率未有影響；若是一個未有現任議員參選的 席位，則顯現議員更新 Facebook 的頻率與其得票率是顯著且正相關的，

而以 Facebook 支持者的數量與得票數的關聯性而言，與議員 Facebook 更新頻率的狀況是類似的，只是更為顯著。

然而在 2008 年的各黨的總統候選人預選中，Facebook 的作用並不 顯著，即便候選人的 Facebook 再活躍，對於候選人最終是否獲選只有 很微小的影響（Williams、Gulati，2008）；但到了 2008 年的美國大選 時，Facebook 使用者較之前對於政治參與顯得更加有興趣，而且參與 上的強度也有上升，而使 Facebook 對於選戰的影響較之前更為顯著，

然而在 2008 年的各黨的總統候選人預選中，Facebook 的作用並不 顯著，即便候選人的 Facebook 再活躍，對於候選人最終是否獲選只有 很微小的影響（Williams、Gulati，2008）；但到了 2008 年的美國大選 時，Facebook 使用者較之前對於政治參與顯得更加有興趣，而且參與 上的強度也有上升，而使 Facebook 對於選戰的影響較之前更為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