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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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10 年 6 月 173-188 頁. 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 吳鵬. ＊. 摘要武內義雄是日本京都中國學派的代表學者之一，他於東北大學率先開創了中國先秦諸子學研究這一全新的研究領域，使得東北大學從此成為日本諸子學研究之重鎮。此外，武內義雄關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訓詁、目錄、校勘等文獻考證的方法基礎之上，又加入了原本應用於史料研究的原典批判的方法，從而於日本首先完成了中國哲學研究向中國思想史學研究的飛躍。武內義雄的學問不但直接影響了日本的學界，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中國學研究界亦造成了深遠的影響。但至今為止，在日本和中國的學界中，除武內學的嫡傳一脈之外，很少有人研究和推廣他的學問。這不能不說是一件頗為遺憾之事。所以，筆者欲抱著舍我其誰之態度來考察武內學以至京都中國學的特色，希望今後能將其傳播至中國的學界，並可以加以繼承和發揚。本文採用文獻實證的方法，以《支那學研究法》為中心具體說明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的特色所在，再以《中國思想史》為中心，同時將其與同時代的學者所作的有關於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著述相比較來說明其特色所在。此外，針對武內義雄是如何完成從訓詁校勘的文獻學至思想史學的飛躍這一關鍵性問題，舉以具體實例予以說明。關鍵詞：文獻考證學、原典批判、加上法、中國學研究法、中國思想史學. ＊. 作者為日本長崎大學生產科學研究所博士生.

(2) 174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一、問題的提起大正 9 年(1920)創刊發行的雜誌《支那學》是日本近代的中國學研究的結晶。所謂「近代的中國學研究」，是當時京都帝國大學所形成的以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兩位學者為始祖的中國學研究，其特色為反對極具濃厚護教色彩的傳統漢學之學風，將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和中國歷史學等有關於中國各個領域的學問作為一門實證科學來研究。當時，在內藤湖南、狩野直喜兩位教授的影響下，其門下弟子們不但踴躍的將研究成果刊載於《支那學》，而且分別於各自的研究領域中取得了相當大的成就。武內義雄正是其中一人。他於東北大學率先開創了中國先秦諸子學研究這一全新的研究領域，使得東北大學從此成為日本諸子學研究之重鎮，而且其門下的弟子，如金谷治，同樣對以後的日本中國學研究界做出了巨大的貢獻。此外，武內義雄的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訓詁、目錄、校勘等文獻考證的方法基礎之上，又加入了原本應用於史料研究的原典批判的方法，從而在日本首先完成了中國哲學研究向中國思想史學研究的飛躍。所以，連清吉先生稱武內義雄為日本中國思想史學的創始者。 1 武內義雄於中國學研究領域中所取得的業績如上所述，其學問所帶來的影響甚大，不但直接影響了日本的學界，對中國乃至世界的中國學研究界亦造成了頗為深遠的影響。譬如，國學大師錢穆在其《先秦諸子繫年》一書中曾應用了武內義雄所作的「六國年表」。又如武內義雄和與其同時代的中國哲學大家馮友蘭被並稱為中國思想史研究之翹楚，各自所著的《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哲學史》作為劃時代的巨著在世界上廣受好評。爲什麼一名日本學者被譽為中國思想史研究之翹楚？在這個疑問的刺激之下，筆者萌發了研究武內義雄的學問，特別是研究其中國思想史學的念頭。至今為止，關於武內義雄之學問的學術論文、書籍並不多見，且大都為金谷治、町田三郎和連清吉先生所著。換而言之，於日本和中國的學界之中，除武內學的嫡傳一脈之外，很少有人研究和推廣他的學問。這不能不說是一件頗為遺憾之事。所以，筆者欲抱著舍我其誰的態度來考察武內學以至京都中國學的特色，希望今後能將其傳播至中國的學界，並可以加以繼承和發揚。本稿採用文獻實證的方法，以《支那學研究法》一書為中心具體說明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的特色所在，再以《中國思想史》一書為中心，並將其與同時代的學者所作的有關於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著述相比較來說明其特色所在。此外，針對武內義雄是如何完成從訓詁校勘的文獻學至思想史學的 1. 連清吉：〈日本現代中國思想史學的創始者：武內義雄〉，《鵝湖雜誌》393 期（2008 年 3 月），頁 43-52。.

(3)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75. 飛躍這一關鍵性問題，舉以具體實例予以說明。本稿所依據的主要文獻資料為《武內義雄全集》的第八卷〈思想史篇一〉和第九卷〈思想史篇二〉，除此之外，也將其他諸卷中所收錄的《論語之研究》、《易與中庸之研究》、《老子和莊子》、《老子原始》和《老子之研究》等文獻作為具體實例，以充實本文的實證性。. 二、武內義雄的學術生涯武內義雄，日本三重縣內部村小古曾（現四日市市）人，字誼卿，號述庵。明治 19 年（1886）生於真宗高田派的愿誓寺，其父義淵為一頗具盛名的學僧。明治 40 年（1907）武內義雄考入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哲學史專業，畢業後先後就職於大阪府立圖書館和懷德堂，最後任東北帝國大學法文學系教授，並揭開了支那學第一（中國哲學）講座的序幕。於東北大學，武內歷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等要職，退休後又被返聘為名譽教授。此後，在接連任學士院會員、東宮職御用掛、名古屋大學文學系講師等職後，於昭和 35 年（1960）被授予文化功勞者稱號。昭和 41 年（1966）逝世，享年八十八歲。 2. 據金谷治先生所說，武內義雄的學術生涯大致可分為京都大學時代、東北大學時代和晚年時代的三個階段。 3 京都大學時代，在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兩位教授的影響下，武內逐漸形成了以清朝考證學為基礎的學問性格；東北大學時代，武內在其任教期間不但使東北大學成為了日本諸子學研究之重鎮，還將哲學研究方法和史學研究方法巧妙的結合起來，正式完成了從中國哲學研究向中國思想史學研究的轉換，從而創立了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武內的晚年，爲了讓後學們明確中國學研究的方向與方法，集一生學問之大成完成了其生平最後的著述──《支那學研究法》。. 三、武內義雄的學問武內義雄的學問大致可分為兩方面的內容：一為集中日考證學之大成的文獻考證學；二為建立在其文獻考證學基礎之上的中國思想史學。此兩者絕非是毫無關係彼此獨立的。前者為後者之基礎，後者是由思想研究、哲學研究向思想史學研究所發生的轉換或者是飛躍。故而，欲考究武內義雄的中國思想史學是如何樹立的，以及其《中國思想史》一書的特色所在，勢必要從其文獻考證學的研究入手。 2. 金谷治：〈武內義雄〉，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年），頁 250。 3 金谷治：〈武內義雄〉，《中國思想論集下卷》（東京：平川出版社，1997 年）。.

(4) 176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一）文獻考證學的確立簡單而言，於中國學研究方面，武內義雄綜合了訓詁學、目錄校勘學和原典批判的方法而確立了其極具獨創性的文獻考證學。 1、訓詁學（小學）——文獻考證學的基礎所謂訓詁學系解釋經典字句的學問，其目的在於正確理解文字的意義。中國的漢字兼有字形、字音和字義的三方面內容，且此三個方面又是相互關聯的，因此忽視其中任何一方面都難以領悟到文字所表達的正確意義。此為武內義雄關於文字學研究的見解。他的中國學研究正是以清朝考證學為基礎，從正確的解釋原典文字之意義開始的。（1）字形的研究——自構造至本義武內義雄所謂的字形研究，其目的並非單純考究漢字的構造，而是通過研究文字的構造來究明其本義。並強調欲通過研究文字的構造來正確的理解其本義應該參考《說文解字》一書。譬如,於《老子和莊子》一書中，武內義雄爲了證明道家是興起於儒家之後的學派，對「道」字進行了如下嚴密的考證。現今之「道」字為「辵」字加上一「首」字，周代之金文則為「行」字的中間加入一個「首」字，即為「衜」，而「行」字的甲骨文為「╬」，從字形上看，其為表示十字路口的象形文字，原意指道路。由於道路為人們必須通行之所，故由此轉化出行走之意。而世間之道路又是多種多樣的，所以將「行」字中插入不同的表音符號便形成了表示不同意思的文字，如「術」、「街」、「衢」、「衜」等字，皆表示不同道路之意。《爾雅》曰：「一達曰道路，四達曰衢」，故「道」表示一條道路之意，而「衢」則表示通向四方的歧路之意。同時《說文解字》一書中將「街」解釋為「四通之道」，其意與「衢」相近，又將「術」字解釋為「邑中之道」，由於其常與「怪」字相連用為「怪術」，故有小道之意。是故，「道」為大路，「術」為小路，「街」、「衢」為歧路，而「道」的本義則應為大路。而大路為世間之人必須通行之所，從而便由本義轉化出另一層意義，即指世人必須遵循的道德法則。《論語》中的「吾道一以貫之」的「道」便指此意。而又有人主張道德法則並非人為之物，而是自然存在於人之本性之中。如此一來，「道」便被解釋為宇宙自然之必然法則。至此，「道」由道德法則之意轉化出了另一層意義，.

(5)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77. 即指帶有哲學色彩的本體。《老子》中所謂的「道生萬物」中的「道」便指此意。要之，儒家所提倡的「道」是由「道」之本義所轉化出的第一層意義，而道家所謂之「道」為第二轉義，此點便可力證道家為興起於儒家之後的學派。 4 （原文日文，筆者譯）儒家提倡「道」，道家亦提倡「道」，此兩者有何相違？爲了說明這一問題，武內義雄首先從甲骨金銘文字學入手去探究「道」字與「行」字之最為原始的貌相，再參考《說文解字》、《爾雅》等字書，說明了「道」之本義為大路，又以自本義所轉化出的兩層意義為據，力證了儒道兩學派的先後關係。這便是武內將字形研究應用於文獻考證的典型實例。（2）音韻的研究——明古音以正訓詁關於音韻的研究，武內義雄強調欲正確理解漢字的轉義，特別是假借字的意義，必須要究明魏晉時代以前漢字的古音，即所謂明古音以正訓詁。這完全是清朝考證學家的方法。此外，他還注意到了古典中存在著散文和韻文混雜的現象，並針對這一現象將音韻學的研究應用於古典文獻的批判。譬如，於《老子原始》一書中，關於區別今本《老子》五千文之新古的方法，武內義雄說：欲去新而存古，可考究五千言之押韻，刪去無韻之文，保留有韻之文，且對於有韻之文，亦應細心留意其轉韻之處，將其中疑似後人附加之部份刪除。蓋有韻之文多為口誦傳承的較為古老之道家言，而無韻之文應多為道家後學的演繹和附加。 5 （原文日文，筆者譯）即武內義雄從音韻學研究，特別是古韻研究入手，考察《老子》五千言的押韻，將有韻之韻文視為《老子》的原文，將無韻之散文視為道家後學的演繹和附加，從五千言中刪除，並細心考察文中轉韻之處，刪除其中疑似後學敷衍附加之言語。通過如此詳細的考證，最終還現行本《老子》以最為原始之面貌。（3）字義的研究——文字學的目的關於字義的研究，武內義雄總括了字形研究和音韻研究的方法，主張以《說文解字》為依據，並以甲骨金銘文字學作為輔助工具去考究漢字的本義，以《爾雅》和《方言》為依據去考究漢字的轉注義和假借義，並且強調考究 4 5. 武内義雄：〈諸子篇一〉，《武内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卷 6，頁 41。武内義雄：〈老子篇〉，《武内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卷 5，頁 80。.

(6) 178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魏晉以前漢字古音古韻的必要性。要之，武內義雄從字形、字音、字義的三個方面闡述了其對文字學研究的見解，但其根本目的在於能夠正確的理解文字的意義，從而能夠正確的解釋古典的內容。關於武內的文字學研究，金谷治先生說：「就先生（武內）的學問而言，文字學是其研究方法的根底，不過其文字學並非如同說文學者所主張的往語源研究的方向推進，而是將研究重點置於歸納文字使用例的訓詁方面，即意在正確解讀古典的文字學，而非一味的探究漢字的構造和音韻」。 6. （原文日文，筆者譯）是故，正確的解釋古典——正訓詁，是武內義雄所謂. 文字學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文獻考證學的基礎。 2、目錄學——「辨章學術，考鏡源流」 7 武內義雄所謂的目錄學是指以現存古書目錄為依據，對古典文獻資料進行批判和校勘的學問，而並非指研究書籍目錄作成方法的學問。即將目錄學和小學一同作為中國古典研究之最基礎的方法。關於目錄學，武內義雄說：目錄學的中心問題是，根據書名目錄來判斷書籍的來源和存佚，根據分類和解題來考究版本的源流，訂正古典的錯誤，鑒別文獻的真偽。 8. （原文日文，筆者譯）. 換而言之，武內將目錄學作為判別古典之真偽、校勘異文異本、考究版本之源流和系統的一種方法應用於中國學的研究。這種方法被稱為目錄校勘學。在武內義雄的中國學研究之中廣泛的應用了目錄學的方法。譬如，於《論語之研究》一書中，武內義雄首先根據清儒阮元的《論語校勘記》中所載的引處書目將中國唐代的開元石經版《論語》和日本的教隆本《論語》定為標準經本，並將兩者進行精密的對校。武內所校訂的《論語》已由岩波書店於昭和 13 年（1938 年）出版發行。在校訂《論語》的異本之後，武內又根據《何晏集解》之序文和《漢書・藝文志》的著錄，證明了西漢以前存在過魯論、齊論、古論的三種《論語》，而現行的諸版本《論語》幾乎淵源於這三種《論語》，這樣便究明了古典版本的源流。同時，武內又將古來為數眾多的《論語》註釋書區分為以《何晏集解》和《朱子集注》為代表的兩大系統。要之，武內義雄對現行本《論語》的校勘和批判首先是從檢討古代即成圖書目錄開始的。書籍系統的確定、版本源流的究明以及本文的校勘都必須 6 7 8. 武內義雄：〈思想史篇二〉，《武內義雄全集》，卷 9，頁 429。章學誠：《校讐通義》卷 1。武內義雄：〈思想史篇二〉，頁 171-172。.

(7)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79. 以目錄學作為方法和依據。所以，武內將目錄學與小學一並作為文獻考證的基礎加以強調。事實上，推崇目錄學為京都中國學派的傳統，內藤湖南著有《中國目錄學》，狩野直喜在其《中國哲學史》一書中亦指出原典批判、訓詁和校勘是研究中國古典的方法，並同時強調目錄學是篩選中國哲學史文獻資料的重要依據。因此可以說，武內義雄繼承了京都中國學派的衣缽，並加以推廣，在《支那學研究法》一書中，將小學和目錄學作為中國學各領域中共通的研究方法的基礎來加以強調。 3、原典批判在通過嚴密的訓詁來解釋原典，以目錄校勘學來訂正原典中所存在的錯誤、確定正確的版本之後，武內義雄還進一步對古典的內容進行批判。這就是所謂原典批判的方法。原典批判的方法確立於西歐的古典研究之上，而武內義雄則受其恩師內藤湖南的影響將原典批判的方法廣泛的應用於中國學的研究。內藤湖南曾彰顯江戶學者富永仲基的「加上法」。所謂「加上法」就是「一切的思想學說均係其之前存在的思想學說的基礎之上加上而成的」。 9 （原文日文，筆者譯）即，思想學說的內容越為簡單，說明其成立年代越早；反之，思想學說的內容越為高深，說明其成立年代越晚。富永仲基首創「加上法」用以考察佛教發展的經緯，內藤湖南則將其推而廣之，用以研究思想形成的歷史，而武內義雄則將其進一步推廣，以「加上法」作為原典批判之嚴正的尺度和標準去考察中國各種思想間的相互影響以便確定其於歷史上的先後關係。譬如，於《老子原始》一書中，關於《老子》的成書年代這一問題武內說：熟讀《老子》五千文，精察老子之語，似乎無可洞悉其年代之言語。然將其思想與儒墨兩派相比較，不難察覺老子思想之深度在儒墨兩派之上。又《論語》二十篇中，即使是被認為最為古老的部份之中，既無受老子思想影響之成份，亦無反駁老子思想之隻言片語。同時《墨子》書中含有批判儒家思想之成份，但無批評或評論老子思想之成份。然《老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語即為暗自評價儒家思想之語，同時其濡弱謙下之主張又是和墨子所主張的勤儉節用主義相對抗的。是故，老子之學說，即使是最為原始之部份亦應成立. 9. 武內義雄：〈思想史篇二〉，頁 52.

(8) 180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於儒墨兩家之後。 10 （原文日文，筆者譯）即從思想內容上看,《老子》之學說比儒家和墨家更為高遠,且有欲超越儒墨兩派之傾向。根據富永仲基的「加上法」的法則，《老子》一書應該成書於儒家和墨家兩學派之後。這是武內義雄以「加上法」作為標準和尺度去確定古典成立先後關係的典型實例。另一方面，武內義雄不但以「加上法」作為原典批判的尺度和標準，而且還加入了目錄學作為原典批判的根據。《論語之研究》一書便是其最好的例證。在《論語之研究》中，武內在正確解釋《論語》的原文，校訂正確的版本之基礎上，進而對《論語》的本文進行批判性的分析。武內關於《論語》的原典批判雖然繼承了中日兩國考證學家（伊藤仁齋、崔東壁） 11 的研究成果，但是又不同於從來的單純比較文章內容的方法，而是首先通過檢討古書目錄來考究《論語》的來歷，從而去探求《論語》的最為原始之面貌。綜上所述，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由訓詁學、目錄校勘學、原典批判的三個部分所組成。他首先用訓詁學去正確的詮釋原典，然後用目錄校勘學去考究古典版本的源流和系統、確定正確的版本，最後用以加上法作為標準尺度的原典批判的方法去考察古典的相互影響，以確定其成立的先後。眾所周知，訓詁考據的學風興起於中國，至清代鼎盛，然用以訂正古典的錯誤、確定正確版本為目的的校勘學卻淵源於日本學者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 12 故而可以說，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是中國清朝訓詁學和日本校勘學的集大成，且其獨創性在於加入了目錄學和原典批判的方法。（二）中國思想史學研究方法的確立如前文所述，武內義雄用「加上法」作為原典批判的尺度標準，考察中國各種思想間所存在的相互影響，以確定其於歷史上的先後關係。如果此種相互影響及前後關係被明晰化，則中國思想的產生、因革、變化的過程，即中國思想形成發展的歷史軌跡亦被明晰化。因此，武內的原典批判的方法是與思想史學相關聯的，是其由文獻考證學向思想史學發生飛躍的關鍵所在。譬如，於《老子和莊子》一書中，關於如何究明周末至漢初的道家思想所展開的歷史軌跡這一問題，武內義雄說：. 10 11. 12. 武內義雄：〈老子篇〉，《武內義雄全集》，卷 5，頁 87-88. 伊藤仁齋於《論語古義》一書中主張以〈鄉黨篇〉為界，包括〈鄉黨篇〉在內的前十為上論，後十篇則猶如補遺的形式，稱為下論。清儒崔東壁於《論語馀說》一書中主張《論語》的〈季氏篇〉、〈陽貨篇〉、〈微子篇〉、〈子張篇〉、〈堯曰篇〉的五篇為後學的附加，應該從《論語》中刪去。武內義雄：〈論語篇〉，《武內義雄全集》，卷 1，頁 43.

(9)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81. 《漢書・藝文志》所著錄的有關於道家之文獻共有三十七種，大都亡佚，殘存至今者僅為《老子道德經上下篇》、《列子八篇》、《管子七十六篇》和《莊子三十三篇》的四種。而此四種文獻亦絕非老子、列子等人之自著，乃為後人編纂之物，故以其全文並不能正確的考究老子、列子等人之思想。但大體來說，《老子道德經》中存有最為古老之道家言，以此可觀興起於宋的原始道家之面貌；《列子》之內容雖頗為駁雜，然其中最古之部份存有出自楚國道家文獻的引用文，故以此可觀由宋波及至楚的道家思想之實態；《管子》乃為成書於稷下學士之手的書物，故以此書可觀於齊的稷下道家向法家轉化之趨勢；最後的《莊子》成書於稷下學士分散之後，其中某些部份甚至成立於秦漢之後，故以此書可觀自稷下學士分散以後至漢初的道家思想之推移。 13 （原文日文，筆者譯）如上所示，武內義雄通過批判現存道家文獻的方法，勾勒出「興起於宋的原始道家之面貌」、「由宋波及至楚的道家思想之實態」、「於齊的稷下道家向法家轉化之趨勢」以及「自稷下學士分散以後至漢初的道家思想之推移」這樣的一幅周末至漢初的道家思想的展開史。又如，於《易與中庸之研究》一書中，武內義雄通過批判《禮記》中的《中庸》、《表記》、《緇衣》和《坊記》四篇的內容來探究其間的相互影響，確定其於歷史上的先後關係，從而辨析了子思學派的思想由「中」的道德說向「誠」的哲學所展開的歷史經緯。如以上兩例所示，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特別是其原典批判的方法總是與思想史學的研究相關聯。在訓詁校勘的基礎之上，加以原典批判的方法來考究思想間的關聯性，以確定其於歷史上的先後關係，從而究明中國思想所展開的歷史軌跡，這一方法就是武內所樹立的中國思想史學的研究法。所以，武內義雄不僅僅是文獻考證派的大師，同時也是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的創始者。其《中國思想史》一書便是極具代表性的著作。（三）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的特色 1、關於同時代論著的考察明治維新以後，無論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以通史的形式去概說有關於中國思想或中國哲學之發展歷程的著書為數不少。其中除武內的《中國思想史》之外，狩野直喜的《中國哲學史》、小島祐馬的《中國思想史》和馮友蘭 13. 武內義雄：〈諸子篇一〉，頁 31-32.

(10) 182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的《中國哲學史》這三部著作亦可堪稱代表。此三人中，狩野為武內的授業恩師，小島為武內於京都大學的同期生，馮友蘭則為與武內同一時代的國學大師，在當時來說，此三人的著作無論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學界都被予以了相當高的評價。故而，爲了突出武內《中國思想史》一書之特色，很有必要去回顧一下此三人的研究成果，通過比較同時代關於相同領域的論著來明確武內《中國思想史》一書的特色所在。（1）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狩野直喜的《中國哲學史》為明治 39（1906）年至昭和 3 年（1928）狩野於京大哲學科的普通講義為基礎編纂而成的，並於昭和 28 年（1953）由岩波書店出版發行。這部著作被金谷治先生稱為「考證學和教義史的研究」。 14 （原文日文，筆者譯）所謂考證學的研究是指關於漢唐注疏學和清朝考證學的研究（將清朝考證學作為中國哲學史的內容之一來加以詳述，是此書的特色之一）；而教義史的研究是指有關於古典，特別是儒教經典是如何被解釋、演繹、以及經典的內容所發生變化的研究，其研究重點在於宋明理學。換而言之，狩野的《中國哲學史》之最主要的內容是以儒教經典為中心的古典研究史。在今天看來，古典研究史即為哲學史這一觀點，無疑有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這部書採用了中國傳統的學案式（紀傳體、選錄式）的體裁，有關於學者的傳記和著書的解題被詳細的加以說明。但是由於缺乏對思想之間所存在的關聯性的分析，故而不易使讀者把握思想展開變化的過程。（2）小島祐馬《中國思想史》小島祐馬的《中國思想史》為小島自昭和 6 年（1931）開始的京大哲學科的講義為基礎編纂而成的，並於昭和 43 年（1968）由創文社出版發行。小島祐馬認為中國社會思想史即中國哲學史。換而言之，他把中國思想作為社會思想來研究，這是社會思想史的觀點。所以，他的《中國思想史》非常注重分析思想和思想形成時的社會背景之間的關係，並通過探尋思想和社會的關聯性來明晰中國思想展開的軌跡。譬如，書中的「中國古來社會狀況之變遷」、「東漢以後的社會和士人階級」、「魏晉南北朝時代無政府主義之高漲」（原文日文，筆者譯）等部分中，思想和思想形成時的政治、經濟、法律、道德、文化等社會狀況之間所存在的關聯性被予以詳盡的說明。這是此書最大的特色所在，也為以後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指明了新的方向。. 14. 金谷治、赤塚忠、福永光司、山井湧：《中國文化叢書》3（思想史）（東京：大修館書店， 1967 年），頁 9。.

(11)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83. 但是，小島僅注重考察思想和社會的關係，而忽略了關於思想和思想之間本所存在的關聯性的分析，故而他所敘述的中國思想的發展過程缺乏思想本身所應具有的流動性。（3）馮友蘭《中國哲學史》馮友蘭的《中國哲學史》於民國 23 年（1934）出版，於中國被譽為中國哲學研究的權威性著作。首先，關於哲學史的形式馮友蘭認為，如採用西洋的敘述式哲學史的形式，哲學家可以儘量敘述其所見之史實，但其弊則在於讀者不能接觸原始史料，故易為哲學家的見解所蒙蔽；另一方面，如採用中國傳統的選錄式（學案式）哲學史的形式，哲學史家可以選錄各哲學家的原來著作，故讀者可以直接與原來的史料相接觸，容易獲得較為明確的知識，但哲學史家的見解不易被系統的表現，亦不易為讀者所洞悉。 15 鑒於此點，馮友蘭兼用了中國傳統的選錄式和西洋的敘述式的兩種形式來撰述《中國哲學史》。這是此書於形式上的一大特色，它表明了著者既沒有單純的去模仿西洋哲學史的形式，亦沒有固守中國傳統哲學書的舊形，而是兼取兩者之長。另一方面，馮友蘭於這部書的序言中強調歷史是進步的，哲學史亦是進步的。他的《中國哲學史》正是構築在這樣的一種進步史觀的基礎之上。當時無論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研究思想史的「史觀」這一問題是馮友蘭首先提出的。但是在馮友蘭看來，只有具有濃厚哲學色彩的思想才能充當中國哲學史的內容。故而馮友蘭僅將中國思想中具有濃厚哲學色彩的思想選別出來加以詳細的解說。譬如，馮友蘭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佛教思想被詳盡的解說，佛教思想在中國的展開經緯亦被明晰，但是同作為中國兩大宗教的道教卻被忽略了。這一點實為此書的一大缺憾。再者，中國三千年的思想史只被馮友蘭畫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的兩大時期，這一點無疑也有很大的問題。 2、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的特色武內義雄的《中國思想史》由岩波書店於昭和 11 年（1936）出版，此書是以武內於東北大學的講義《中國思想史筆錄》為基礎，經過無數次的修改補正而完成的，以方便讀者全面把握中國思想變遷推移的歷史軌跡而著稱。. 15.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4-15。.

(12) 184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表 1）著者. 特色. 內容. 考察重點. 學案式的哲學書. 以儒學為中心的. 考証學與教義史. 書名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 古典研究史. 小島祐馬. 社會思想史的観. 中國社會思想. 思想和社會的関係. 《中國思想史》. 點史観的確立. 哲學色彩濃厚的. 哲學義理. 《中國哲學史》. （歴史進歩論）. 中國思想. 武內義雄. 思想流変. 中國思想全體. 《中國思想史》. 三教交渉的観點. （儒仏道）. 馮. 友蘭. 思想和思想的関係. 如表 1 所示，與同一時代的關於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其他著書相比較，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一書之特點首先體現於其被分為上世、中世、近世的篇次目錄上。譬如，上世的「孔門的兩學派」、「墨子及其後學」、「老子及其後學」、「稷下之學」、「莊周及其後學」，中世的「自儒教而老莊」、「自老莊而佛教」、「道教的成立」，近世的「儒學之新傾向」、「佛學之新傾向」、「宋學之勃興」、「明學」、「清學的推移」（原文日文，筆者譯）等等，思想流變和三教交涉的觀點貫穿於其中。所謂思想流變是指，中國思想的主流由儒家到道家，又由道家至佛教，而佛教的勃興又刺激了傳統儒家，從而促使作為新儒學的宋學得以確立，並一躍成為中國思想主流的這一變遷。而所謂三教交涉，主要指中世和近世儒家、道家、佛教之間的相互抗爭和相互影響，而三教交涉的結果便是，道教的成立和宋學的崛起。因此，武內義雄的思想流變和三教交涉的兩個觀點是相輔相成的，離開了思想流變的觀點，便不能找到三教之所以能交涉的原因；而拋開三教交涉的觀點，關於中世以後所發生的主流思想的變遷則不能被給與合理的解釋。這一點在現在看來似乎已是學界之常識，而在當時不但是前所未有的觀點，對以後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亦造成了強烈的影響。因此，思想流變和三教交涉的觀點確為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一書所具有的最為顯著且最應該被予以強調的特點。其次，武內義雄之所以能夠確立上述的思想流變和三教交涉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很注重對思想和思想之間所存在的關聯性進行考察，而不是一味的專注于思想內容、哲學義理的解說。這一點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論著，也有別於傳統的學案式哲學史。譬如，他在講述宋學自勃興至大成的發展過程之時，並沒有逐一對諸道學家的思想作十分詳細的解說，而是通過分析周茂叔、程伊川和朱熹三位學者的思想與老莊學和佛教思想所存在的關聯，從而.

(13)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85. 得出了傳統儒家鑒於老莊學和佛學思想而進行改革之後又對佛學思想進行選擇取捨，最後得以完全脫離佛學而掀起宋學獨立旗幟的這一結論。這樣，不僅講述了宋學的展開史，同時亦實證性的說明了宋學如何取代佛教而成為中國主流思想的這一過程。武內對於宋學成立過程的研究方法，在當時的學界是極具新意的，且對以後的宋學研究起著指導性的作用，現在的不少學者在武內的啟示下，於宋學研究領域中取得了輝煌的成就，如荒木見悟的《宋學與佛教》。另一方面，武內義雄關於思想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性的檢討是建立在其嚴密的文獻考證的基礎之上的，倘若離開了以訓詁、校勘、原典批判為方法的文獻學操作，便無法準確的洞悉思想間所存在的不為顯現於表面的關聯之處，故而武內的《中國思想史》可以說是訓詁學和思想史學完美結合而成的結晶。關於武內《中國思想史》一書的特色，最後要強調的是思想史的視座這一問題。所謂「視座」一詞本為日本語，意為思想史研究者將其視點置於研究對象的位置。研究思想史的視座不同，其所著的思想史之內容亦不相同。譬如，狩野直喜認為中國哲學史的主要內容為古典的研究史，換而言之，他在考察中國思想的發展變化時，把研究的視座置於以儒教為中心的古典研究史之上。以這樣的視座為前提所著的《中國哲學史》自然會忽略關於佛教和道教的記述。與此相對，武內卻將研究的視座置於中國思想全體之上，將包括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在內的中國思想之全體作為《中國思想史》的內容來加以考察，從而能夠綜觀三千年來中國思想主流變遷之全貌。這樣，武內便擴大了從來意義上的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範圍，將佛、道兩教思想有機的併入了中國思想的發展史之中。所謂「有機的併入」是指並非單純一味的羅列佛、道兩教的代表人物及思想內容，而是將其置於中國主流思想變遷的過程中，並實證性的解析其在這種思想流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作用。譬如，在講到關於佛教時，武內將佛學思想放到了中世主流思想變遷的大背景之下，圍繞著佛教和老莊學的交涉這一問題來論述佛教在中國是如何展開的，並強調在中國思想的發展史上，佛教起著「催化劑」的作用，推動著中世以後中國思想的發展。要之，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一書的特色在於從置於中國思想全體之上的研究視座，採取訓詁考證的方法來解析思想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性，將中國各種思想在歷史上進行準確的定位，從而使中國思想主流的變遷經緯得以明晰化，且思想流變和三教交涉的觀點始終貫穿於其中。武內的《中國思想史》的問世，不但為當時的學界帶來新風氣，也為以後的中國思想史學的研究提供了方法上和方向上的啟示。.

(14) 186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四、武內學的學術意義從今日的中國思想史學的研究狀況來看，武內義雄所樹立的以訓詁考證為基礎的中國思想史學的研究方法當然不是完美無缺的。特別是隨著民俗學、考古學等思想史研究的輔助學問的進步，隨著以唯物史觀、比較思想論、馬克思・韋伯社會學等為理論依託的思想史學研究的發展，單純以文獻學作為基礎的中國思想史學的研究方法確是有所不足的。然而，無論今後研究的走向和研究理論，文獻的研究始終是最為基礎之操作。畢竟中國思想史學作為一門科學而成立，必須要具備實證性，而唯一能獲得可靠的、確鑿的實證依據的手段便是對文獻資料的考察。所以說，通過訓詁、校勘和原典批判等文獻學的操作，對中國思想作內在的解析，從而使思想展開的經緯得以明晰化，這樣一種建立在文獻考證學基礎之上的中國思想史學的研究方法，依然是為今日乃至今後所應該繼承和發揚的。. 五、參考書目（一）中文書目 1. 2. 3..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上、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年。連清吉：《日本江戸時代的考証學家及其學問》，臺北：臺灣學生書局， 1998 年。：〈日本現代中國思想史學的創始者：武內義雄〉，《鵝湖雑誌》393 期（2008 年 3 月）。. （二）日文書目 1..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東京：岩波書店，1953 年。. 2.. 赤塚忠、金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湧：《中国文化叢書》3（思想史），東京：大修館書店，1967 年。. 3.. ：《中国文化叢書》2（思想概論），東京：大修館書店，1968 年。. 4.. 清水茂：《中国目録学》，東京：築摩書房，1991 年。. 5.. 金谷治：〈武内義雄〉，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年。. 6.. ：〈武內義雄〉，《中国思想論集下卷》，東京：平川出版社，1997 年。. 7. 8.. 武内義雄：〈学究生活の思出〉，《思想》375（1955 年 9 月）。：《老子原始》，《武內義雄全集》卷 5（老子篇），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5) 吳鵬：〈武內義雄的學問方法論〉187. 9.. ：《老子の研究》，《武內義雄全集》卷 5（老子篇），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0.. ：《論語の研究》，《武內義雄全集》卷 1（論語篇），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1.. ：《老子と荘子》，《武內義雄全集》卷 6（諸子篇一），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2.. ：《三教交渉史》，《武內義雄全集》卷 8（思想史篇一），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3.. ：《易と中庸の研究》，《武內義雄全集》卷 3（儒教篇二），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4.. ：：《支那学研究法》《武內義雄全集》卷 9（思想史篇二），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5.. ：《中国思想史ノート》，《武內義雄全集》卷 9（思想史篇二），東京：角川書店，1978 年。. 16.. ：《中国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2005 年。. 17. 町田三郎：〈道家思想研究史の覚書〉，《中国古代の思想家たち》，東京：研文出版社，2002 年。 18. 阪出祥伸：〈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哲学研究の諸相〉，《東西シノロジー事情》，東京：東方書店，1994 年。 19. 小島祐馬：《中国思想史》，東京：創文社，1968 年。.

(16) 188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