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訊作戰」的類型分析--呂爾浩、魏澤民Update:201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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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訊作戰」的類型分析

呂爾浩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魏澤民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以降，中國成為東亞新興強權，而有所謂「中國威脅論」論調產生，其中「資訊戰」和「資訊作戰」能力是評估共軍軍事力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旨在對「資訊戰」和「資訊作戰」進行系統化認識，作為了解中國「資訊戰」和「資訊作戰」能力的知識基礎。經過文獻分析，本文認為「資訊作戰」可區分為「常規／非常規」、「攻擊／防衛」兩組概念，這兩組概念交織成「攻擊常規資訊作戰」、「防衛常規資訊作戰」、「攻擊非常規資訊作戰」和「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等四種「類型學」。本文以此作為理論分析架構，並據以檢視共軍發展「資訊作戰」的思維。本文研究發現，經由上述類型分析，「攻擊常規資訊作戰」、「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由於累積相當多先進國家政府與軍隊的實際經驗，因而受到中國官方的實際支持；而「防衛常規資訊作戰」和「攻擊非常規資訊作戰」則僅具高度實驗性，故其理論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關鍵詞：中國、資訊作戰、資訊戰、常規／非常規資訊戰、資訊作戰類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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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和「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自波灣戰爭後，成為學界和大眾熟知卻又是各說各話的兩個概念，這是由於全球研究者對於「資訊戰」概念的定義、要素和是否可以測量缺乏共識之故。上述概念的混亂現象，使得研究者在使用此一詞彙分析逐漸崛起的中國軍事力量時產生許多問題：部分學者主張中國已經是「資訊戰」強權，會威脅到美國霸權地位或是侵犯鄰國；1 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中國資訊科技相當落後，所謂發展「資訊戰」不過是紙上談兵；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和西方研究者間所指涉的「資訊戰」（中國稱之為「信息戰」）一詞，內容更是南轅北轍。2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是透過既有的資料分析，重新釐清「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的定義，作為重新描述和解釋中國「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的理論依據。如此一來，才能對於中國「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的發展進行系統化認識，也才能與社會科學相關研究學群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在本文第一部分，回顧和整理既有「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的文獻，嘗試給予系統化定義；第二部分，根據既有文獻整理，重新建構「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的類型學；第三部分，對中國目前有關「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理論與實際進行類型分析。

代表性研究是美國國會的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Christopher Cox,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U.S. Natur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 Commercial Concerts with PRC,”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99, <http://www.house. gov/coxreport/ch-3>。

James Mulvenon, “The PLA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in James Mulvenon & Richard Yang,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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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從資訊戰到資訊作戰

「資訊戰」和「資訊作戰」一詞是伴隨著 1970 年代末以降的「資訊革命時代」(Information Revolution Age)而誕生，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資訊革命不僅造成社會變遷和影響國家競爭力，也帶動全新的戰爭型態出現，如 1990 年代的波灣戰爭美軍獲致驚人的勝利，就是運用先進的資訊科技作為戰爭用途的成果。因此，「資訊革命」使得人類戰爭型態起了「第三波」的革命性變化。3_{但自此之後，無論是} 軍方或是學界對於如何詮釋此一現象卻成了各說各話的現象，對於名詞定義上也有「資訊戰」和「資訊作戰」兩種說法，這成為一個容易被了解卻難以界定的概念。

一、狹義觀點：資訊戰

以美國軍事單位為例，曾經主管美國指管通情電腦業務的國防部助理部長沛吉(Emmet Paige)認為，資訊戰定義：為獲得支持國家軍事戰略所需之資訊優勢，美國在藉諸般手段以癱瘓對方的資訊系統與情報作業能力之外，更應妥採防衛與反制措施，以鞏固其情報作業能力與資訊系統之安全。4 馬格席格(Daniel E. Magsig)認為，僅從國家安全和軍隊觀點定義資訊戰，缺乏資訊戰如何傷害民間資訊基礎建設，因而他認為美國陸軍的定義除了攻擊和防衛資訊戰，也應該包含民間和軍方資訊系統。5 Alvin Toffler 著，傅淩譯，《新戰爭論》（臺北：時報文化，1994 年），頁 82-106。 Daniel E. Magsig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資訊時代的資訊戰〉，《資訊作戰譯文彙集 I》（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250-251。同註 4，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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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述定義都顯現了 1990 年代中期前美國軍方對於「資訊戰」的定義還是缺乏完整和一貫性，多半侷限在軍隊戰時的「戰術」或是「作戰」上，以資訊環境和工具進行攻擊和防衛。而隨著資訊科技影響軍隊層面加深，另一個名詞遂出現，開始取代「資訊戰」。

二、廣義定義：資訊作戰

1990 年代中期以降的美軍也使用另一個名詞－－「資訊作戰」來取代「資訊戰」，並逐漸釐清兩者定義和關係。6_{美國國防部參謀聯席會}

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在 1998 年給予「資訊作戰」非常完整和清晰的定義：包括戰時和平時任何用來影響敵方資訊系統、資訊作戰應用在所有作戰步驟、所有軍事行動範圍和每一層級戰爭。7 資訊作戰是聯合軍種作戰指揮司令官達成和維持資訊優勢所需決定性聯合作戰的關鍵因素。8 而「資訊戰」乃是危機和衝突時期針對敵方達成「資訊作戰」的特定目的，因而「資訊戰」是「資訊作戰」的一部分。因此，「資訊作戰」與資訊戰相比，前者在時間限制上跨越平時和戰時，戰略思想上則包含：戰略層面(Strategic)的嚇阻戰爭、搗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MD)、維和行動(Peace)和保護全球指揮管制系統(GCCS)；戰術層面(Tactic)的摧毀敵方指揮管制系統和防空系統；作戰層面(Operation) 的發現敵方欺騙、孤立敵方政府和軍隊指揮官與其他部隊聯繫9_（請見圖 1）。曹邦全，《中共信息戰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48-50。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 3-13: Joint Doctrine for Information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98), 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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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軍資訊作戰的目標

資料來源：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 3-13: Joint Doctrine for Information

Operations, p.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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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戰」操作性定義

前述我們分析了美國官方如何定義「資訊戰」和「資訊作戰」的應然面，而實然面的分析則是，學者從資訊戰使用的工具操作性定義和各國軍事軍務革命實際經驗中，發現資訊戰有其發展程度的差異。李比奇(Martin C. Libicki)六項定義美國學者李比奇認為，根據「資訊戰」的手段可以區分為：一為「指管戰」(Control Command and Warfare, C2W)，強調指揮中心利用先進電子通訊系統整合三軍作戰，而打擊目標亦為對方指揮中心，企圖透過癱瘓指揮中心瓦解敵軍；二為「情報偵蒐戰」(Intelli-gence-based Warfare, IBW)，其中「攻擊的情報戰」為蒐集、偵測、分發與運用情報，在作戰中對敵方目標進行實體破壞；而「防衛的情報戰」在於加強或保持在戰場上的隱蔽性，以避免被敵方偵測發現；三為「電子戰」(Electronic War, EW)，以各種電子反制裝備干擾敵軍雷達和通訊；四為「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 PSYW)，使用資訊對付敵方國家社會意志、部隊、指揮官，如運用電子媒體傳送有利於己方的資訊，以影響敵方意志；五為「駭客戰」和「網路戰」 (Hacker War and Cyber-war)，網路入侵和資訊恐怖活動；六為「經濟資訊戰」(Economic Information Warfare)，透過資訊誤導破壞敵國經濟。10

「資訊化武器」

「資訊戰」主要使用的硬體武器是「資訊化武器」(Information Weapon)，包括「資訊化武器平臺」、「精確導引武器」和「指揮管制

系統」。11_{而美軍更進一步地建立全球指揮與管制系統計畫，將各軍種}

Martin C. Libicki, What Is Information Warfar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dvanced Concepts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5), pp.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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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揮、管制、通訊、情報、電腦、監控和偵查的指揮系統」(Com-mand, Communication, Control,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C4ISR)12_{完全綜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全球統一}

的資訊管理和控制體系。「戰略資訊戰」理論與實踐莫蘭德(Roger C. Molander)提出的「戰略資訊戰」(Strategic Information Warfare)概念也與「資訊作戰」相近，莫蘭德認為未來敵國將對美國發動「戰略資訊戰」，且攻擊目標將不分軍事或民間設施，也無戰時和平時之別，因而美國防衛也將不侷限於軍事訊息系統，「戰略資訊戰」可分為兩種類型：「攻勢戰略資訊戰」威脅美國國家經濟安全：敵國用網際網路開放性的弱點，入侵或以病毒攻擊美國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使得民眾喪失對此類設施的信心。威脅美國軍事戰略：敵國用網際網路開放性的弱點，入侵或病毒攻擊，企圖瓦解美軍軍力投射的重要資訊設施。「守勢戰略資訊戰」資訊安全基礎建設：基於網際網路開放性的弱點，一國強化

「資訊化武器」和「精確制導武器」的定義，請見 Yu-Lin G. Whitehead, “In-formation as a Weapon Reality Versus Promises,” Aerospace Power Journal, Vol. 11, No. 3, Fall 1997, pp. 40-54；Adam J Hebert, “Smaller Bombs for Stealthy Aircraft,” Air Force Magazine, Vol. 84, No. 7, July 2001, pp. 42-44。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02,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The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Website, 2001,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doddict/index.

html>; Richard Alberts & E. Hayes, Power to the Edge: Command and

Control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ashington, DC: the Comm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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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基礎設施的預警、防備入侵或病毒攻擊能力，保護美國軍事指揮中心和經濟基礎設施。資訊安全評估：評估資訊基礎設施弱點、威脅可能性，評估可能發動「攻擊戰略資訊戰」的競爭對手。13 美國於 2001 年「911 恐怖攻擊」後成立了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並提出「確保安全網路空間的國家戰略」 (The National Strategy Secure Cyberspace)，此份計畫已明白指出國土安全部整合了包括軍方在內的 22 各個部會資源，建立包括「國家網路空間安全反應系統」在內五個不同層級的防衛體系。14 此外，美國也啟動大規模建設「資訊安全」基礎建設，國土安全部和國防部在 2002 年開始將大量資源用以增強美國「資訊安全能力」，其中包括以下六種作法：第一，資訊安全預警：2004 年美國國土安全計畫中就有 9.2 億美元用於資訊安全科技，其中約九千八百萬美元用於弱點偵測和評估，再其中又有 1,100 萬美元是用於網路研發。國土安全部所屬的「國家網路安全局」，專司發布電腦病毒的資訊。第二，建立單一化聯邦政府資訊系統：自 2003 年起，美國國土安全部開始將所有聯邦機構，包括 22 個機構，十七多萬人，原本互不相容的電腦資料儲存系統加以整合，而其他如無線電通信使用的頻率的整合，各個部門監視的恐怖份子名單彙整等。至 2005 年 8 月為止，國土安全部已經有能力彙整 795 個聯邦單位資訊網路系統，並且建立初步的部門間共通「安全認證」(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工具。第三，組建政府專用的封閉網路網「GovNet」：基於現有網路

R. C. Molander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戰略性資訊作戰的崛起》（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頁 4-6、96-102。

The White House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確保安全網路空間的國家戰略》（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3 年），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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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開放性弱點，「911」之後國會即於當年十月研商要花費數十億美元，以高級防火牆和入侵檢測技術組建與網際網路分離的政府專用保密 IP 網，以保證電子政務的安全。15 第四，強化邊防安全中的「資訊安全」：自 2003 年 12 月 31 日開始，在美國機場和海港港口都開始對進入美國並持有合法「持簽證旅客」（包含觀光旅客）進行指紋檢查和盤查。這項計畫稱為「美國訪客和移民身分顯示技術」（United States Visitor and Immigrant Status Indicator Technology，簡稱 US-VISIT），這是國土安全部改善入境管理的新法令，為了掌握並分類儲存和管理所有以簽證進入美國的旅客的出入境資料，這項計畫需要建立一套龐大的資料庫系統。16 第五，強化「梯陣」(Echelon)系統：「梯陣」原來是美國全球電子間諜網，在冷戰的最後幾年中得到迅速發展，最終成為一個覆蓋全球的竊聽監視網絡，它有能力在一小時內處理幾百萬筆的聲音和電子郵件。這個網絡原先的任務是蒐集軍事情報，在「後 911 時期」，「梯陣」得到國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支持用以「反恐」。因此，「梯陣」成為截獲、監聽和分析全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電信形式的秘密武器。17

第六，「全體資訊意識專案」(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gram)：前述美國幾個強化資訊安全與資訊蒐集能力的投資，都沒有此一計畫引起爭議多。因為此一耗費二億多美元的專案目的在於建立一

鍾卓新，〈「911」之後的美國資訊安全措施〉，《計算機安全雜誌》，第 9 期（總第 19 期），2002 年 9 月，《計算機安全網》，<http://www.nsc. org.cn/disp_article.asp? AE_ACID=422>;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valuation of DHS’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gram for Fiscal Year 2005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05), pp. 1-3。何珮琪，〈國土安全計劃帶來的資安效應〉，《資安人科技網》，2004 年， <http://www.isecutech.com.tw/feature/view.asp? fid=172>。

〈美國反恐資料交換系統引爭議可跟蹤電子郵件〉，《千龍網》，2004 年，<http://tech.qianlong.com/28/2004/06/14/71105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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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公共和私人資訊的資料庫，蒐集所有有關教育、旅行、買賣、通訊和醫療的記錄，以便記錄所有可疑行為，而能更有效地識別恐怖份子，此舉在美國產生很多爭議，被認為是侵犯個人的隱私權。18

四、網路戰

「資訊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式，則是由阿爾吉拉(John Arqu-illa)和朗斐德(David Ronfeldt)所提出的「網路戰」(Netwar)，他們在 1993 年提出「網路戰」的第一個版本是一種意識形態鬥爭，發生在民族與民族之間、社會與社會間，也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竭力去破壞和混淆敵對社會的視聽。它將重點放在普通大或社會精英的身上，有時兩者兼顧。其方法有外交手段、新聞傳播、心理戰、政治顛覆、文化殖民、對電腦網路和資料庫的滲透，甚至通過電腦網路去策畫反政府活動。19_{第二個版本的「網路戰」是在恐怖攻擊大行其道的 2001 年} 提出的，他們認為「網路戰」係指恐怖份子、游擊隊以電腦網際網路為通信、協調和遂行戰役、恐怖攻擊和犯罪的工具。20 本文認為上述討論可以用「常規資訊戰」(Conventional Information Warfare)和「非常規資訊戰」(Unconventional Information Warfare)

的概念予以重新分類為：21_{「常規資訊戰」是指揮管制系統為作戰體系}

Julian Bajkowski, “Big Brother IT budget,” Computerworld, 2004, <http:/ /www.arnnet.com.au/index.php? id=598549222>.

John Arquilla & David Ronfeldt, “Cyberwar Is Coming,”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2, No. 2, Summer 1993, pp. 141-165.

John Arquilla & David Ronfeldt, “The Advent of Netwar,” in John Arquilla & David Ronfeldt, eds.,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CA: Rand, 2001), pp. 1-25.

「常規資訊戰」(Conventional Information Warfare)，也被稱做「對稱資訊戰」(Symmetric Warfare)；「非常規資訊戰」(Unconventional Information Warfare)也被稱做「不對稱資訊戰」(Asymmetric Warfare)。請見 John 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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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三軍接受此一統一資訊作戰指揮體系作戰，武器設備為「資訊化武器」；「非常規資訊戰」是指針對「資訊科技」的弱點，進而對軍事和民間資訊基礎設施加以破壞、利用資訊科技作為發動恐怖攻擊工具和破壞及混淆敵對社會的視聽，如「心理戰」、「經濟資訊戰」、「駭客戰」和「網路戰」。

五、資訊戰的「制度主義學派」觀點：軍事組織改革

「制度主義學派」(Institutionist)認為人類在歷史過程中的制度，包括政府組織、法律體系、社會型態和經濟組織，其演化因素都與科技進步有關。22_{韓德烈(Richard O. Hundley)分析軍事組織變革與資訊} 科技之間的關係，也與「制度主義學派」觀點相近。他認為迄今三波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Militancy Affairs, RMA)是可以被外界觀察和預期的制度性變化，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突破階段(Break phase)，非預期的(Serendipitous)科技創新也許不易觀察，但卻使得新武器裝備和作戰概念意外產生；開發和宣傳階段(Exploitation and Selling Phase)，待新武器裝備和作戰概念產生後，對於新準則(Doctrine) 和新指揮體系(Force Structure)的開發和辯論，使得此一階段易於被外界觀察23_{（請見圖 2）。因而，一國軍隊是否進行「軍事事務革命」可}

“Asymmetric Warfare,” Military & Aerospace Electronics, Vol. 12, Issue 1, January 2001, pp. 6-9 ; John Miler, “Information Warfare: Issues and Perceptions,” in R. Neilson, ed., Sun Tzu Art of War in Information

Warfare (Washington, DC: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6), <http://www.ndu.edu/inss/siws/ch7.html>。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February 1999, pp. 369-404.

Richard O. Hundley, Past Revolutions, Future Transformations: What Ca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Tell Us About Transforming the U.S. Militar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9), pp.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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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是否接受新科技、新概念和新準則作為判準。24

圖 2 可被觀察和預期的軍事軍務革命

資料來源：Richard O. Hundley, Past Revolutions, Future Transformations: What Ca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Tell Us About Transforming the U.S. Military, p. 25。

而被認為率先使用「資訊化武器」的美軍，自 1980 年代中期以降進行了一系列新準則和新指揮體系變革。

1982 年的「空地一體戰」

「空地一體戰」(Airland Battle)可以歸類為信息戰的「開發和宣傳階段」(Exploitation and Selling Phase)產物。1982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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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托夫勒第三波戰爭理論長期影響的美軍訓練指揮部頒布了新版 〈作戰綱要〉(Operations FM100-5)，首次提出「空地一體戰」理論。 該理論認為，未來戰鬥沒有明確的戰線，強調火力和機動打擊敵人的全縱深，所有可以動用的軍事力量須協調一致地行動，以求達成統一的目標。25 1986 年的「改組法」「改組法」的出現代表了「軍事事務革命」已經深化到指揮體制改革。「改組法」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打破軍種藩籬的聯合軍種作戰指揮體制。在「改組法」制度基礎下發展出來一系列三軍聯合作戰統一準則包括：統一軍事術語；統一訓練程式；聯合軍種和兵種作戰法規。在此統一指揮系統和軍事準則下，地面部隊透過 C3I 系統可即時協調空軍火力支援，阻絕敵人陸軍之後援部隊，使得己方地面部隊快速挺進。26 「2020 聯合作戰構想」試圖透過組織改造強化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包括：「聯合指揮控制系統」(Joint Command and Control)，加強國防部與國家其他有關部門、非政府組織、私人志願團體、地區及國際組織之間的協調與配合，這對美軍完成非作戰行動，實現美國的國家戰略具有重大的意義。實現這種聯合的關鍵在於資訊共用和資訊的綜合利用，以及在於聯合指揮與控制系統的完善；「精確打擊」(Precision Engagement)，三軍統一的攻擊準則，使得整個作戰過程中對目標實施有控制的精確打擊；「聚焦式後勤」(Focused Logistics)，三軍統一的後勤系統，可互相通用，即 C4ISR 系統將美軍的偵察、監視和情報處理系統有機 Alvin Toffler 著，傅淩譯，《新戰爭論》，頁 54-71。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Transforming the Arm TRADOC’s First

Thirty Years 1973-2003 (Virginia: Military History Offic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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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結合起來，隨時戰場作戰和政策制定提供情報保障。27 本文認為，上述作戰指揮體制朝向聯合軍種作戰變革，均為因應「資訊化武器」（「指揮管制系統」）的出現，因而將其視作「常規資訊戰」作戰能力的重要一環。

六、小結：「資訊戰」與「資訊作戰」

「資訊作戰」乃是完整軍事思想，包含軍事組織變革、戰略、戰術和作戰層面，顯然比「資訊戰」更能描述當代軍事資訊科技的運用層面，不僅已超越軍事和非軍事目標，也不侷限於平時和戰時之特性，故本文以「資訊作戰」作為界定資訊科技戰爭名詞。其次，在「資訊作戰」包含「攻擊」與「防衛」面向上，「資訊作戰」是「攻擊」（攻擊行為）與「防衛」（防衛行為）兼備的戰爭形式，因而在概念上也必須加以區別才能進行分析。因此，在「資訊作戰」戰術上可區分為「常規」與「非常規」。即「資訊作戰」可區分以「資訊化武器」和聯合軍種指揮體制的「常規資訊戰」；針對「資訊科技」的弱點對軍事和民間資訊設施和心理加以破壞的「非常規資訊戰」。

參、理論架構：資訊作戰的類型分析

如上所述，資訊作戰可以區分為兩組概念，「攻擊」與「防衛」、「常規」與「非常規」，在此兩組概念交互作用下，建構出資訊作戰四種類型的類型學（請見表 1）。

Director for Strategic Plans and Policy, J5 Strategy Division, Join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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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訊作戰的類型學

攻擊防衛

常規類型 I：攻擊常規資訊作戰類型 II：防衛常規資訊作戰非常規類 III：攻擊非常規資訊作戰」類型 IV：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 資料來源：作者參酌 Guy Peters,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and Method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 14-17, 86-87, 93-97 整理而成。

一、類型 I：攻擊常規資訊作戰

這個類型比較接近前述托夫勒所提出的「第三波」戰爭概念，攻擊方擁有先進指揮管制系統（C3I 和 C4I）和「資訊化武器」，並且改造其軍事組織以適應聯合作戰，這也是先進國家「軍事事務革命」的主要經驗。相對而言，「攻擊常規資訊作戰」相較於其他類型，是較容易觀察和分析概念。

二、類型 II：防衛常規資訊作戰

此一類型是因應「攻擊常規資訊作戰」而產生，當防衛方面臨攻擊方擁有先進指揮管制系統和資訊化武器條件下，必須在人民支持情形下利用地利和戰術反擊。湯瑪斯(Timothy Thomas)認為對抗成功防衛先進軍事資訊科技武器有下列前提：第一，武器限制(Performance Parameter)：能利用高科技資訊戰武器盲點進行破解，如科索沃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方有效利用煙霧掩護，防止北約軍機精確導引武器攻擊，甚至利用改良電子裝備成功擊落隱形戰機；第二，適合戰場(Situational Context)：特定的歷史人文和地理環境有利於「非常規資訊戰」遂行防衛，如低科技軍隊在城市進行巷戰，在居民支持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對抗高科技軍隊入侵。28

Timothy L. Thomas, “Deciphering as Asymmetry’s Word Gam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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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型 III：攻擊非常規資訊作戰

這個類型比較接近前述「駭客戰」和「網路戰」概念。攻擊一方利用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開放性的弱點，作為發動恐怖攻擊工具及混淆敵對社會的視聽。但迄今並沒有真正利用「駭客戰」造成大規模軍事和民間基礎設施破壞的個案，因此很難準確而有效地測量「駭客戰」是否真有能力進行破壞軍事和民間基礎設施，只能評估發動「駭客戰」之潛力。「網路戰」在「測量有效性」上亦復如前述之「駭客戰」。第一個版本的「網路戰」是指混淆敵對社會的視聽，通常先進國家（如美國）國民的社會心理遠比落後國家（如伊拉克）為穩定，因而「網路戰」形式通常是先進國家發動優勢意識型態宣傳（民主政治）以動搖落後國家。因此，中國若要實施「網路戰」，那麼它是否有能力藉由「網路戰」干擾先進國家社會的視聽，這是相當令人存疑的。29_第二個版本的「網路戰」是指恐怖份子（國家行為者）以資訊科技為工具發動恐怖攻擊，但擁有強大常備武力的國家是否有必要發動恐怖攻擊，也令人存疑。

四、類型 IV：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

此一類型也就是以「資訊安全體系」和「資訊安全」基礎建設，防止恐怖份子透過網際網路發動攻擊。從而確保資訊與資訊系統的可用性、完整性、可驗證性、保密性和認可性。而「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就是綜合資訊系統的保護、檢測和反應能力，用於恢復受攻擊資訊系統的性能。以此觀之，「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可以在進一步劃臺灣應該是一個例外，臺灣自 1995 年以降不斷受到中國以宣傳或演習方式恐嚇。請見李英明，《中國發展高科技「信息戰」及對我國建立安全稽核制度影響之研究》（臺北：行政院研考會，2000 年），頁 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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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資訊基礎設施保護和資訊基礎設施防禦兩大類，前者任務是阻止非授權訪問和資訊攻擊，而後者任務是檢測、抵禦和反擊資訊攻擊。兩者皆須包括以下特性及能力：30 第一，可用性(Availability)：確保授用戶能夠獲得和使用所需要的信息、服務和資源。第二，完整性(Integrity)：利用加密、數位簽名和滲透檢查等方法，保證資訊的傳遞是安全的，沒有受到竄改（例如數據的插入、刪除、破壞或重放）。第三，可驗證性(Authentication)：保證只有授權用戶才能通過以下控制方式訪問資訊或獲得服務：授權：即授與和撤銷用戶訪問權；委託：即用戶的部分訪問權轉讓給其他用戶；用戶驗證：即確認用戶和數據來源的可信性，用戶雙方都可以用它來驗證對方。第四，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即保證連接、通訊業務和資訊內容的安全，防止洩露給非授權用戶。第五，認可性(Nonrepudiation)：通過提供可信證據，來防止錯誤地拒絕接收或發送訊息。第六，可還原性(Restoration)：即保證資訊和系統能承受資訊攻擊造成影響，並能恢復其可用性。以美國為例，在「防禦非常規資訊作戰」方面，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定義：就政策層面而言，資訊安全是按照其美國總統頒布的〈資訊 保護權威標準〉(Executive Order 12958,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建立起來的，由政策、程序和需求組成的系統，如果資訊

被非授權洩露，可以肯定美國國家安全將受到損害；31_{就技術層面而}

Edward Waltz 著，吳漢平等譯，《信息戰原理與實踐》（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4 年），頁 317-318。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12958,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White House Website, 2003, <http://www.whitehous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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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依美國國家計算機安全中心(National Computer Security Center, NCSC)的定義，資訊安全包括資訊基礎設施和控制，它們用來防止拒絕服務、未授權的資訊洩露、修改或破壞資訊基礎設施部件。然而，資訊安全的內容還須考慮包括所有硬體與軟體的功能與特性、中央計算機、遠程計算機和終端設備中的操作程序、可追究性作業和訪問控制、人員和通信控制，以確保資訊基礎設施及其所包含的數據和資訊處在可接受的風險級別。32 按照資訊安全所面臨的威脅，「防衛非常規資訊作戰」以資訊攻擊能力的有組織程度和所採用的取信手段（及資訊訪問方法），可分為四種類型（請見表 2）。對於不同類型的威脅，需要採取針對性的防禦措施，才能保證資訊安全。基本上對付內部威脅的辦法是威攝，而對付外部威脅的辦法則須靠防禦。 news/releases/2003/03/20030325-11.html>.

NCSC, “Department of Defense Trusted Computer System Evaluation Criteria” (DoD 5200.28-STD), NCSC Website, 1985, <http://www.radium. ncsc.mil/tpep/library/rainbow/5200.28-ST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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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資訊安全面臨威脅種類與防禦重點威脅構成威脅來源無組織的攻擊者是個人或駭客小組，主要依靠別人開發的工具和已公布的網路漏洞。有組織的攻擊者擁有被攻擊目標網路的背景知識，可以利用多種複雜的資訊戰戰術和技術，完成協同攻擊。外部的攻擊者不是目標組織內得到信任的成員；安全重點為防禦。內部的攻擊者是目標組織內得到信任的成員，或是有一定訪問權的、受信任程度較低的工作人員；安全重點為威攝。威脅傳統的駭客；攻擊有機可乘的目標；難以持久攻擊防禦能力強的網路目標。防禦手段控制訪問的清單；一次性口令；遠程用戶驗證；防火牆。威脅有組織的進攻小組；更高層次的訪問動機（金融、犯罪、工業間諜或破壞行為；由國家發起的政治性資訊戰行為）。防禦手段控制訪問的清單；一次性口令；遠程用戶驗證；防火牆；入侵檢測/反應。威脅傳統的網路技術愛好者；缺乏持久性。威攝用戶受教育的背景；正規的安全意識；出版物。威脅更高的動機、技術能力和訪問知識；攻擊目標和漏洞方面的知識。威攝和防禦高度可視化監視；經常性活動審計；高水平的物理安全和內部作戰安全。

資料來源：T. Doty, “Internet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Threats and Mitig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C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minar, (ML: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November 10, 1997), p. 1-23。

肆、中國「資訊作戰」與其類型分析

中國學者對於「信息戰」定義的討論，基本上與「資訊作戰」概念相同，33_{均強調「信息戰」不分平時與戰時，不分民間目標與軍事目} 中國將「資訊」譯為「信息」，「資訊戰」稱為「信息戰」。兩者只存在字面上差異。請見沈偉光，《新戰爭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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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然而，實踐「資訊戰」的仍然是美軍，波灣戰爭讓中國了解到自身軍事體制與資訊化的「第三波軍隊」之差距，也激起了全面改革軍隊體制的決心。「信息化」被視為軍隊現代化的重心，34_{但相關研究缺} 乏對於「信息戰」學理上清晰一致的定義，本文嘗試從一般性定義與「資訊作戰」的類型進行分析。

一、中國對於「信息戰」一般性定義：「資訊作戰」

首先提出「資訊戰」的軍事意義並不是資訊科技產業最發達的美國，而是相對落後的中國，有「信息戰之父」之稱的沈偉光比未來學研究大師托夫勒更早關切此一命題，沈偉光在 1987 年出版的《解放軍報》中就提出「資訊戰」的概念，而美軍到 1990 年代初期才提出。35 不過，中國將領與研究者對於共軍未來「信息戰」的發展重點卻有相當大歧異，36_{本文試圖以類型來分析其論點與差異。}

二、中國「資訊戰」的類型分析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從共軍領導階層對未來戰爭的假定、建軍方向和主要戰術分為三種派別：第一派是「人民戰爭派」，其假定是中國可能再度遭強國入侵，因此後備部隊訓練就非常重要；第二派是「局部戰爭派」，認為中國不需準備全國總體戰，但小規模邊界衝突則不可免，因此必須建立小規模快速反應部隊；第三派是「軍事事王保存認為「軍事軍務革命」兩個要件是：資訊技術革命和作戰體制改革，而信息戰（資訊戰）是其中核心。請見王保存，〈直面軍事變革－－競逐資訊戰「高地」〉，《新浪網》，2003 年 7 月 2 日，<http://www.jczs.sina. com.cn/2003-07-25/139280.html>。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國戰略武力》（臺北：學生書局，1999 年），頁 13。沈偉光，《新戰爭論》，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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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革命派」，認為未來共軍戰場將不侷限於國土和大氣層內，因此高科技資訊武器應是發展重心。37_{學者們相關研究體現了共軍內部路線之} 爭，和面對「資訊戰」的矛盾心態，但也都強調學習美軍經驗的重要性，以下依四種類型來分析其間歧異。類型 I：「攻擊常規資訊戰」觀點「攻擊常規資訊戰」的主張者多為共軍智庫和科學研究單位人員，如「信息戰之父」沈偉光、前軍事科學院主任王普豐少將，後者對「信息（資訊）戰」定義為：「信息戰包含了戰爭或作戰條件下的電子戰、網路戰、導彈戰、情報戰和心理戰等，其核心內容是指揮控制戰。也可以說，在戰爭和作戰條件下，凡使用資訊技術及其物化的資訊化武器裝備，為奪取信息優勢和制信息權而進行的作戰，可統稱為信息戰。」38 此派支持者之具體主張為：第一，以 C4ISR 系統為核心聯合作戰，此派擁護者認為 C4ISR 系統是共軍未來最重要的軍事硬體建設，透過 C4ISR 系統將所有戰場上對部隊的指揮、管制、通訊和命令全部資訊化、電腦編碼化，以各種衛星、光纖等聯絡管道由指揮中心即時下達給作戰單位或由各單位即時回報。再者，平級單位間的通訊聯絡、即時傳遞資訊能力的重要性等同於垂直聯絡體系，並且作為海陸、空陸聯合作戰重要條件。39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9-288. 王普豐，〈現代資訊戰研究中若干問題之我見〉，《戰略家網站》，2002 年，<http://www.laocanmou.com/ShowArticle.asp? ArticleID=775>；美國軍事學者對王普豐在共軍思想界地位評價，請見 James Mulvenon, “The PLA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in James Mulvenon & Richard Yang,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 Rand, 1999), pp. 175-186。

主張 C4I 系統為共軍未來最重要軍事硬體建設者有王普豐、沈偉光、張召忠和王保存，請見王普豐，《信息戰爭與信息革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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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質量建軍，這包含了裝備與人員兩個部分予以討論。就裝備而言，武器平臺的「電子戰」和武器的精確制導能力，取代了以往單純由黃色炸藥投擲能力作為攻擊能力之判準。因此，戰機、船艦的雷達偵蒐和指揮能力、各種武器平臺的電子反制和反反制能力，以及陸、海、空射擊武器的精確制導能力，遠比單純的裝備數量來得重要。就人員訓練而言，由於軍人受高等教育程度決定了新一代武器的發揮程度，因此，全面提昇軍人教育素質，實施軍中「再教育」，並以教育程度決定升遷和職位。除此之外，小規模的精英部隊和快速反應部隊獲得較其他部隊較多資源和訓練。40 第三，首戰即決戰。由以往的「持久戰」、「陣地戰」、「游擊戰」模式轉變為「外科手術式」戰爭。即以優勢電子戰裝置、大量精確制導武器，在第一時間迅速摧毀敵軍機場、戰機、防空武器系統、船隻和碼頭等重要防衛武器設施，使敵軍在遭入侵初期即喪失反抗能力。41 一如各國發展「資訊戰」經驗，本文認為中國官方對於「攻擊常規資訊戰」較為重視。這有兩個觀察指標可以說明：第一，「資訊化武器」：近年來共軍投資大量國防經費購置 Su-27、基羅級潛艦和 A-50 預警機等先進武器；42_{第二，「軍種地位提升」：2004 年共軍的海、} 社，1995 年），頁 127-137；張召忠，《打贏信息化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193-210；沈偉光，《新戰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214-227；王保存，《世界新軍事革命新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頁 203-221。周碧松、於巧華，〈新軍事革命的基本目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共「新軍事革命問題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頁 181-182；解大軍，〈淺談知識經濟及其對軍事革命的影響與挑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共「新軍事革命問題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頁 440-449。平可夫，《僵局：兩岸情事》（臺北：新新聞，1995 年），頁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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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和二炮等非陸軍軍種司令員，首次加入一向由陸軍所壟斷的中央軍委會中，這代表了共軍制度面開始重視聯合作戰。43 類型 II 和類型 III：「防衛常規資訊戰」和「攻擊非常規資訊戰」觀點本文認為中國學者所稱「信息人民戰爭」，等同於本文類型學中的「防衛常規資訊戰」和「攻擊非常規資訊戰」。44_{「人民戰爭」起源} 於中國 1940 年代由毛澤東所倡導的「游擊戰」，在戰略上由物資占弱勢的游擊隊利用廣闊的戰場和人力，長時間消耗優勢敵人的物資、士氣；在組織演訓上，強調利用非軍事專業－－民眾力量，因此不重視軍事科技和專業軍事訓練；在戰術上，透過遊擊戰而非大規模遭遇戰，累積多次小型戰役勝利，逐步取勝。因而自中國建政以降直至 1990 年代之前，「人民戰爭」一直是共軍建軍思想藍本。45_{此派擁護者認為，} 即使進入「資訊時代」後，共軍不但不能放棄「人民戰爭」思想，反而應該將其發揚光大。其論點又可分為下列三點：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ed States), “FY04 Report to Congress onPRC Military Power: Pursuant to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Annu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ial Website, 2004, <http://www. defenselink.mil/pubs/d20040528PRC.pdf>.

〈海空軍二炮司令進入中央軍委〉，《文匯報》（香港），2004 年 4 月 30 日，版 5。

Timothy L. Thomas, “China’s Electronic Strategies,” Military Review, Vol. 81, No. 3, May/June 2001, pp. 47-54.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Mark Burles & Abram Shulsky 著，吳惠民等譯，《中國動武方式》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頁 38-44；Alivin Toffler 著，傅淩譯，《新戰爭論》，頁 23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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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國經濟力不足以全面建立「信息化部隊」。此派共軍理論家認為所謂「第三波戰爭」中建立起來的「信息化部隊」，如 C4ISR 系統、精確制導武器等，這些裝備少則需要數百萬美金多則數十億。以中國每年國防預算及龐大軍區估計，根本無力全面更新其老舊裝備。因此，全面建立「信息化部隊」不僅不切實際也是不可能。因此，中國官方是以先改善拳頭部隊（快速反應部隊）的現代化裝備為優先。46 第二，「邊生產，邊訓練」的思想指導原則。如同第一個觀點的假設，相當多共軍內部學者認為，共軍建軍路線若欲全面效法美軍建軍規格，以中國國力必然無法支撐。因此，應效法「人民戰爭」所提倡的「邊生產，邊訓練」的思想指導原則，將「信息化部隊」建設所需的科技、裝備交由民間科研單位研發、生產和操作。戰時便可利用這些中國特有的龐大後備力量，來對抗敵軍。47 第三，「非常規信息戰」－－「超限戰」。雖然，「非常規資訊戰」概念並非中國學者所創，但共軍軍官喬良和王湘穗卻是全世界首先鼓勵自己國家軍隊發動「非常規資訊戰」的軍官，並且是首先挑戰「常規資訊戰」的學者。他們指出未來戰爭趨勢是「非戰爭軍事行動」，也就是在不見軍隊、武器出場的情形下，以電腦入侵敵方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和媒體網路，竊取機密、破壞經濟秩序、散布虛假消息，進而擾亂整個社會秩序，而這些手段都是「非常規信息戰」，以非軍事甚至是非殺傷方法，它們超越以往暴力戰爭的界限，因而稱做「超限戰」。48 喬良、王湘穗著，《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年），頁 19-22。劉鴻基，〈試論有中國特色的新軍事革命〉，《國防大學學報》，第 104 期，1998 年 2 月，頁 301-308。同註 46，頁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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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資訊）人民戰爭」派又可分為攻擊和防衛面向：「防衛常規信息作戰」和「攻擊非常規信息作戰」，兩者有其概念上差異：其一，「防衛常規信息戰」是利用中國國土的地理特性，即主要是指近年來共軍發展的「新三打三防」。中國軍事專家認為，所有高科技資訊戰武器都有「盲點」可以進行破解，且從美軍在巴爾幹半島的經驗，中國龐大且複雜的國土環境更將不利於美軍精確制導武器使用。因此，共軍在此方面的演訓，主要是從科索沃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對抗美軍來吸取經驗，在 2000 年發展所謂「新三打三防」意圖防範美軍使用優勢「資訊戰」武器攻擊共軍。「三打」指「打隱形飛機」、「打巡弋飛彈」、「打直升機」；「三防」指「防精密打擊」（精確制導）、「防電子作戰」、「防敵方偵察」。其中「打隱形飛機」是共軍最津津樂道的，從科索沃戰爭經驗得知，美軍隱形飛機在雷達的特定低功率搜索下會「原形畢露」，因此，在戰時可以設置特定低功率雷達專司搜索隱形飛機，便可加以攻擊。49 其二，「攻擊非常規信息戰」如「駭客戰」和「信息心理戰」。「駭客戰」(Hacker Warfare)：「駭客戰」是指利用網際網路開放性弱點，對敵國設備進行入侵和破壞，其方法有：電腦病毒攻擊：以一種人為破壞性程式潛伏在對方網路，等到特定時間才會突然起破壞作用，例如中國可對某國的網路植入此種病毒，該病毒會在共軍入侵前一刻才對敵國 C4I 系統發動共軍在 1970 年代末曾經提出「三打三防」的作戰訓練，主要是「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學、防生化武器」，在吸取科索沃戰爭經驗，之後又在 2000 年提出「新三打三防」。請見滕建華，〈讓新「三打三防」進入陣地〉，《解放軍報》， 2000 年 8 月 1 日，版 6；石寶華，〈伊拉克戰爭引發的思考：加強信息化條件下人民戰爭戰法研究〉，《解放軍報軍事沙龍》，2000 年 9 月 7 日，<http://www.pladaily.com.cn/item/saloon/ lunyuan/6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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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癱瘓對方作戰指揮體系，以配合常規作戰。電腦滲透：以應用密碼破解技術，突破防火牆和電子安全措施，而後可自由竊取機密信息。控制對方主機網路，此種滲透難度較高，不過一旦控制對方電腦設備，形同將網路指揮下的武器、措施拱手送人。攻擊目標：可分為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軍事目標即 C4I 系統指揮下軍種及偵察預警設備；非軍事目標即竊取民間和政府網站機密、破壞交通運輸控制系統（SCADAS）和電子金融交易系統，引發人為災害和社會秩序動亂。

「信息心理戰」(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信息心理戰」與前述「網路戰」定義相近。中國軍事研究專家認為未來世界傳媒發展趨勢將整合成「網路化」，電視、廣播、報紙等信息將皆由網際網路輸送，因為全盤控制網路將可擁有整個傳媒世界，因而信息戰戰略目標就不可不放在掌控日趨一體化的傳播媒體，藉此手段威嚇、擾亂敵國社會，使已方能「不戰而屈人之兵」。50 上述概念均打著「人民戰爭」的口號，代表此派的高階軍官和研究者，在中國官方傳播媒體宣傳上有著很強的「正當性」，但實際上「非常規信息戰」獲得中國真正重視程度卻不易了解。51 樓海強，〈威懾理論與理論威懾〉，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共軍「信息戰」研究專輯》（臺北：共軍「信息戰」研究專輯，1997 年），頁 254-256。有幾個問題有待後續研究，例如有多少人員和預算投資被用在攻擊和防衛「非常規資訊戰」的發展上？中國領導人如何看待「非常規資訊戰」？攻擊和防衛「非常規資訊戰」究竟是口號，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資訊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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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IV：「防衛非常規信息戰」觀點這一類型的觀點是以強化資訊安全作為「防衛非常規信息戰」的重點。由於 21 世紀地緣政治的特點，已從過去傳統的地理空間，轉折至資訊空間，以資訊空間作為經濟、政治、社會和政治的運行環境，並以新的面貌出現；數字融合使資訊能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進行組合、改變和再利用。全球透過資訊網路系統的聯繫，人們對資訊所建置的社會基礎設施的依賴也日益加深。對於中國來說，資訊與資訊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增強國家內聚力，鞏固國家的力量，同時也是分化國家內聚力，威嚇國家的武器。而中國學者張新華指出，中國在分析資訊安全問題時，往往將關注的焦點放在資訊設備和系統相關的領域，具有濃厚的技術導向。儘管也有部分學者在某些程度上關注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後果，但都只是作為補遺問題來考慮，沒有從總體層面來觀察資訊安全的問題。52_基本上，欲將資訊安全問題進行界定及演繹，結合微觀、操作層面的具體表現，資訊安全概念應包含下列範圍的動態內容：資訊基礎設施的可能攻擊、破壞、干擾和影響，以及在這種情勢下響應、維持、恢復和發揮功能的狀態和能力；各種系統、網絡和結構在無意地或人為地影響下所引起的功能破壞、中止、削弱等情事，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後果和可能的影響與狀態。從這個向度來說，資訊安全實際上就是一個涉及多領域、多角度的概念。沈偉光認為對中國而言，成為資訊主權國家並避免成為資訊殖民國家是當前的首要任務，而要避免成為資訊被殖民國家就必須意識到資訊安全風險對其國家利益可能帶來的威嚇。53_{因此，中國必須建立起} 「信息邊疆」，防衛敵國發動「駭客戰」入侵或進行「信息殖民」，張新華，《信息安全：威嚇與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59。沈偉光，《解密信息安全》（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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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邊疆」建設應包含以下兩個層面：第一，確立信息（資訊）安全作為「信息國防」的戰略目標。「信息國防」，是指為保證國家主權、國民經濟基礎設施的資訊安全，對有關國家、地區、集團可能對中國實施「資訊（信息）戰」進行建設和鬥爭，以保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第二，加強國家資訊安全機構及職能。成立具有高度權威的國家資訊安全委員會，研究確定國家資訊安全的重大決策，發布國家資訊安全政策、批准國家資訊安全規畫，對國家面臨重大資訊安全緊急事件作出決斷。54 所謂「資訊安全」可以區分為「資訊安全」體系，和「資訊安全」硬體基礎建設兩個部分。前者是指政府是否將政府機構、軍方、民間企業和社會的電腦網路設備整合為一資訊防衛體系和「資訊安全」相關法規；後者是指國家投資相關資訊設備，監控、蒐集網路資訊以防備潛在敵人發動「非常規信息戰」、「網路戰」。本文認為，有幾個面向可用來討論中國在「防衛非常規信息戰」上有關「資訊安全」的能力：「資訊安全」構想：體系整合能力中國政府開始認識「資訊安全」是肇始於 2000 年信息產業部出爐的《國家資訊安全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指出「網路信息安全」問題若不解決，將全方位地危及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安全，使國家處於「資訊戰」與經濟金融風險的威嚇之中。55_這個問題也就是沈偉光等學者自 1990 年代中期以降就不斷提出的警告，中國「資訊安全」首要防衛的最大威脅並不是「駭客戰」，而是意識形態周榮廷主編，《信息國防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61-87。張春江、倪健民主編，《國家信息安全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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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資訊安全」，即外國勢力和媒體穿透中國政府網路資訊管制，即突破「資訊邊疆」(Information Boundary)，對中國網民發送反

政府、「顛覆性」的宣傳以進行「信息殖民」。56_{也就是前述阿爾吉拉}

(John Arquilla)和朗斐德(David Ronfeldt)所提出的第一個版本的「網路戰」。即使學者不斷警告中國政府，應仿效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所建立的「國家網路空間安全反應系統」，本文從中國政府的《國家信息安全報告》中發現，中國官方仍將「信息與網路安全體系」視為資訊科技層面事務（密碼學、晶片控制）。57_{中國官方也承認，雖然已經} 開始意識到敵國和境外團體可能發動「信息殖民」，但始終沒有提出辦法解決目前中國資訊安全體系「政出多門」的局面。58 目前中國主管「資訊安全」的執行機關分為，主管密碼的國家保密局，和資訊安全產品規格的公安部計算機安全監察局，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則主管網路資訊內容。59_{其中中央政府的公安部計算機安全} 監察局和全國分支機構是目前中國「網路警察」主力。而國安部也有三萬多名的國安人員專職監控，主要工作即是專責監視網路的內容與封殺網頁，以阻止所謂的「有害信息」傳播與散布，並同時對目前各地流行的網吧，施以不定期突擊檢查。60_{但這些「資訊安全」單位間並} 沈偉光，《新戰爭論》，頁 105-118、260-268。張春江、倪健民主編，《國家信息安全報告》，頁 173-237。此外，2003 年溫家寶在「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中所提出的〈關於加強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見〉，也未提及整合「信息（資訊）安全」體系。請見溫家寶，〈大力推進信息化做好四個方面五個結合〉，《新華網》，2003 年 7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7/23/content_988800. htm>。毛江華、胡英，〈中國信息安全元年〉，《計算機世界報》，第 41 期，2000 年 10 月，<http://www2.ccw.com.cn/03/0341/e/0341e16_1.asp>。同註 55，頁 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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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情報共享機制，這顯示了中國「資訊安全」體系「政出多門」的混亂情勢，這與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資訊安全」戰術：相關法規中國政府建立「資訊安全」體系比較有進展的是立法。在法規部分有〈計算機信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互聯網信息管理服務辦法〉，這些法規主要宗旨是防範境外「不當」信息入侵和違法上網。61_{中國自 1994 年 2 月 18 日訂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 統安全保護條例》起，至 2006 年 5 月 10 日訂定《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訂定了一連串有關網際網路的管制法規與條文、命令，其主要之目的就在於欲透過以法律禁制的方式和手段，來規範與限制網際網路。而其法令公布的時間密集與數量之多，可說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資訊安全」工具：硬體建設根據英國簡氏戰略報告和其他網路組織，對世界各國資訊防護能力的評估，中國被列入防護能力最弱的國家之一，其防護能力不僅大大低於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資訊安全強國，而且還在日本、韓國，甚至臺灣、印度之下。62_{而 2000 年中國公布的《國家信息安全報} 告》也顯示，在信息安全程度的 9 個級別中，中國僅為 5.5 級，處於相對安全與輕度不安全之間。造成中國在資訊安全領域出現極大落差的原因，可歸納成幾點：第一，資訊網路安全缺乏完善防護能力；第二，對所引進資訊技術及設備，缺乏有效管理及技術改造；第三，中〈中國網路警察與「老大媽」是現代錦衣衛〉，《大紀元網站》，2003 年 8 月 23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8/23/n363925.htm>。寇健文，〈中國對網路資訊傳播的政治控制〉，《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2 期，2001 年 4 月，頁 33-54。何德全、吳世忠，〈2000 年國內外信息安全概況〉，《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1 年，<http://www.cnni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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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礎資訊產業薄弱，嚴重依賴國外技術。就「資訊安全」技術層面問題，中國面臨的資訊安全威脅來自三方面。63_{第一，資訊基礎設施缺乏自主技術，導致資訊系統安全狀態脆} 弱，這主要是因為中國資訊化建設尚未脫離大量依賴非專利技術狀態，整個網絡系統缺乏自主技術支撐，從而出現網域不設防的嚴重局面。對中國而言，中國的計算機網絡所使用的資訊管理設備（晶片、操作系統）和軟體（協議、標準、密碼技術）基本上都是美國的產品，因此，資訊網路系統實際上處於非常脆弱的狀態。第二，意識和管理落後造成資訊安全防範的瓶頸。資訊網路經營者和機構使用者注重的是資訊網路的效益，對於資訊安全的投入、管理和研發遠遠落後於處理安全威脅之外。64_{第三，中國的資訊網路安全較成功的部分，是} 在於以防火牆等技術來阻擋和過濾境外異議團體的不當信息（如法輪功和民運團體）。不過，由於中國「資訊安全」硬體建設與美國相比仍相當落後，駭客仍可以突破這些防衛設施。以 2005 年為例，中國各級政府網站被駭客竄改網頁達 202 次，65_{這代表駭客還是可以輕易發動} 第一個版本的「網路戰」。

伍、結論

當今資訊社會的核心是電腦及有限或無限方式交換資料的電腦作業系統，幾乎所有種類的現代民用及軍用基礎設施都依賴網路系統作 資訊的交流。美國蘭德(Rand)公司出版《戰略資訊戰》(Strategy

Infor-關於中國資訊安全技術評價，請見 Bernard Cole & Paul Godwin，〈先進軍事科技與中國人民解放軍〉，L. Wortezl 編，吳奇達等譯，《二十一世紀臺海兩岸軍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頁 228-230。有關中國資訊安全的科技問題，請見沈偉光，《解密信息安全》，頁 68-123﹔張新華，《信息安全：威嚇與戰略》，頁 56-77。中新社，〈黑客攻擊政府網站倍增〉，《X-Kizz 論壇》，2006 年，<http:/ /bbs.zkiz.com/viewthread.php? tid: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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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Warfare)一書，便是在說明資訊戰的發展，不能單純地從軍事 層面解讀，而應是將資訊戰置於後冷戰時期「戰略作戰」兩種觀念之結合，以便創造出資訊優勢的「戰略資訊戰」，降低資訊作戰時攻擊與防衛的風險。66_{面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資訊網路的興起對中國} 而言是一把雙刃劍，資訊網路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是中國改革開放深化過程中，不可迴避的新興潮流，但另一方面又深怕資訊網路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利器。因此，中國在面對西方資訊科技，一直存在又愛又恨的情結。從前述所觸及中國資訊戰類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乃是希望整合「攻擊常規資訊戰」、「防衛常規資訊戰」、「攻擊非常規資訊戰」和「防衛非常規資訊戰」，成為中國特色的「戰略資訊戰」體系。對「資訊戰」與「資訊作戰」這個總體概念的釐清之後，誠如國防分析家李比奇所言，「資訊戰」此一名詞已經是「一種全包式的詮釋」。67_{這亦即是說，「資訊戰」不應只是將之定位在軍事層面，隨著} 資訊科技的發展，如果「資訊戰」要發揮概念上的作用，它就必須含括以往一些名詞未涵蓋的層面。準此，我們以概念性網路連線結構來區分「資訊戰」之意涵，就可得出「資訊戰」乃是專注於「軍事連線網路」和「社會連線網路」形式的戰爭；因此，按照「攻／守（防）」和「常規／非常規」亦可以建構為「2*2 類型學」：「攻擊常規資訊戰」、「防衛常規資訊戰」、「攻擊非常規資訊戰」和「防衛非常規資訊戰」。其中「攻擊常規資訊戰」，是以 C4I 為核心軍事資訊科技；「防衛非常規資訊戰」，則以資訊安全體系和其基礎建設防

Roger C. Molander, Andrew Riddile & Peter A. Wilson, eds., Strategic

Information Warfare: A New Face of Wa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6), p. 1.

Richard J. Harknett,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Defense (Parameter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1996), pp.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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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為主，乃是各國投注資源最多的「資訊戰」類型，也是理論發展的主流趨勢（請見表 3）。表 3 中國資訊作戰類型的主要論點類型項目類型 I 攻擊常規資訊戰類型 II 防衛常規資訊戰類型 III 攻擊非常規資訊戰類型 IV 防衛非常規資訊戰未來發展目標戰略構想資訊戰（戰術與工具）建立三軍聯合作戰軍事指揮機制和配備大量資訊化武器。不跟隨美軍購置大量「資訊化武器」 ﹔ 重視後備動員和民間力量。建立完整國家資訊安全體系（信息邊疆、信息國防）。第一時間內打擊消滅敵人反擊能力。以中國人文、地理特性抵銷敵先進軍事資訊科技優勢。有效阻擋境外「不當」信息入侵或信息殖民。以 C4ISR 系統為核心聯合作戰；高素質軍隊和資訊化武器。駭客戰、心理戰、「新三打三防」、「超限戰」；動員和訓練民間資訊科技人員（網路民兵、網路警察）和應用網路入侵科技。網路資訊管制體制；網路資訊管制硬體與軟體科技。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其次，在「類型分析」上的貢獻，本文指出中國雖然在「資訊戰」理論中不斷強調「防衛常規資訊戰」，強調防空戰術與「攻擊非常規資訊戰」，強調「駭客戰」和「網路戰」的重要性，然而實際上中國政府與軍方發展方向與世界各國並無太大差異，尚且更重視意識型態入侵的「網路戰」，這與中國仍是全球少數極權主義國家有關。最後，就理論論述貢獻來說，本文揭櫫的「資訊戰類型學」提供了學界對話的空間，可解決當前相關研究各說各話的情形；不過「資訊戰」之觀念較「資訊作戰」觀念更廣泛，在「資訊作戰類型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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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衛常規資訊戰」和「攻擊非常規資訊戰」上就可以看出較為具體的可操作性。

（收件：2005 年 8 月 14 日，修正：2006 年 6 月 9 日，採用：2006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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