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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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69.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蔡育岱（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摘要作者曾於 2008 年針對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的關聯性，主張讓和平研究依附在安全研究之下，並界定兩者間為連體嬰關係。 1此次適逢和平研究五十週年，作者提出人類安全在研究上可反映約翰蓋爾敦 (Johan Galtung)建議的五大必要性，透過以人類安全中的國家「保護責任」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概念，試圖連結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聯屬關係，強調國際社會產生了「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ric)的原則。本文想要呈現的是國家「保護責任」可視為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修補，其重新闡釋了和平人道干涉與人類安全的相互關係，足以說明積極和平與維護安全具有一種搭橋合作與對話互助的模式。和平與安全的互賴共存，如同現實世界中存有的自由主義現象，導因於國際規範制約使然，而規範則來自一種普世價值的形塑，並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為了修正不完美的既存狀態。. 關鍵字：和平研究、人類安全、安全研究、國家保護責任、以人為中心. 1. 如此一方面可導正國家在追求安全時可能的自利心態，即強化自我安全但破壞國際整體的和平穩定。另一方面，可以讓國家彈性的就不同客觀情況考慮選擇消極和平的維持，或積極和平的建構。蔡育岱、譚偉恩，「雙胞胎或連體嬰：論證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 年，頁 77-118。.

(2)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0. 壹、前言 1959 年約翰蓋爾敦(Johan Galtung)在挪威的奧斯陸成立了「國際和平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獲得當時國際關係學界之重視與共鳴後，一般就將 1959 年作為和平研究建立的重大關鍵年份。2繼之 1985 年約翰蓋爾敦在《和平研究期刊》(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發表專文「和平研究 25 年：10 個挑戰與一些回應」(Twenty-five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Ten Challenges and some Response)， 3更奠定北歐學派在和平研究的地位。至此，和平研究與約翰蓋爾敦成了不解之緣，不論是從和平、暴力的定義、研究方法，皆受到極大的影響。冷戰結束是和平研究的一大轉捩點。兩強軍備競賽告終，使得國家間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大減，避免衝突或預防戰爭發生的議題重要性下降。 2. 3. 不過對和平研究起源而言，其實作者很難下一定論，因為早至一次大戰結束後，人類開始思索如何延續與維持和平狀態的長久實現，因而展開相關的和平研究。譬如和平研究的問世與一戰後興起的理想主義(idealism)有關，因為兩者的終極目標都是國際社會的「和平」。最初約在 1926 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幾位師生開始從事有關戰爭起因的一系列研究計畫，並分別以畢業論文、學術專論和著作的形式問世。該大學政治系教授懷特(Quincy Wright)將這些分散的項目整理、分類、匯編成冊，最終於 1942 年出版《戰爭研究》(Study of War)一書，當中內容含蓋 15 世紀以來的 200 多次戰爭與 3000 多次戰鬥(役)的案例分析，是國際關係領域早期最為完善的和平研究學術資料。而學者梅森(Gregory H. Mason)則認為和平研究興起於世界大戰的結束與冷戰的開始。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8); William B. Ballis, “Quincy Wright: An Appreci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4, No. 4 (1970), pp. 453-455;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Gregory H. Mason, “Peace Studies in the Next Half-Century,” Peace Review, Vol. 14, No.1 (2002), p. 15; 蔡育岱、譚偉恩，「雙胞胎或連體嬰：論證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 年)，頁 77-118。 Johan Galtung, “Twenty-five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Ten Challenges and some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2, No. 2 (1985), pp. 141- 158. 該文旨在探討從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成立 25 年後，有關「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的十個主要問題。他們分別是對「和平研究的定義」、「暴力定義」、「研究方法」、「和平研究者的社會角色」、「和平行動的基本策略」等。.

(3)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1.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的發生，更使得和平與衝突研究領域對於跨國性議題、非軍事威脅等新穎問題必須投入更多關懷。4先前研究顯示，5冷戰後的和平研究在其內涵與方法上逐漸與安全研究有所重疊。例如在分析層次上，同時向外與向內拓展；前者是觀察範圍的擴大，後者是適用範圍的縮小，此與安全研究在「安全複合體」(security complex)或是人類安全的發展上十分雷同。使得當前的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兩者間顯現出相互重疊與領域交雜的情形，並令研究者較難確切掌握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故，本文藉由和平研究 50 週年之回顧，透過以人類安全中的「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概念，試圖連結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聯屬關係，強調國際社會產生了「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ric) 的原則。文章首先檢視和平研究 50 年，再探討人類安全在和平研究中的角色與功能，強調國家「保護責任」可視為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修補，其重新闡釋了和平研究中人道干涉與安全研究中人類安全的相互關係，足以說明積極和平與維護安全具有搭橋合作與對話互助的模式。. 貳、和平研究五十週年之回顧 2008 年 2 月 8 日，約翰蓋爾敦在哥本哈根接受訪問，針對和平研究 50 週年提出其個人的一些看法與回應，除了強調自己是樂觀主義者外，並期許樂觀主義者秉持以和平手段取得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提出了和平研究目前 5 個必要性(requirement)。6其分別是(1)和平研究應該是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因為沒有任何領域是主宰社會科學，所以和平研究需具有整合觀點 (integrative perspectives) 與相互交流作用 4. 5. 6. Alyson J.K. Bailes, “Peace Research Today: What, Why and Who?” TAPRI 35th Anniversary Seminar, Tampere, 2006, http://www.sipri.org/contents/director/20060503001.html. 蔡育岱、譚偉恩，「雙胞胎或連體嬰：論證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 年)，頁 77-118。相關資料請參考網站：www.Youtube.com/TFFVideo。.

(4)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2. (cross-fertilization)原則；(2)和平研究應該是跨領域(Trans-border)，儘管目前和平研究仍是西方主宰，但需持續朝向非地緣、區域與系統限制；(3) 和平研究應該是跨層次(Trans-level)，甚至可以建立一種探討中觀層次 (meso-level) 、宏觀層次 (macro-level) 和微觀層次 (micro-level) 的衝突學 (conflictology)；(4)和平研究者需持續擁有批判、建構的經驗法則；(5)和平研究者需具有自主性的動力精神，排除單一性、西方性與國家中心性。蓋爾敦同時鼓勵和平研究者持續上述五個必要性，讓和平研究在下一個 50 年保有創新與獨特性。經歷過半世紀的演變，和平研究已成為國際關係學門中系統性的學科。 7目前和平研究所呈現的特色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觀察：首先是新的研究方法，為了解決和平研究在學科建立上的弱點，和平研究學者嘗試採用了新的研究途徑，例如建構主義、性別研究、後現代等，並兼用量化研究與比較研究途徑，企圖提高理論的信度與效度。 8然而亦有學者主張和平研究還是少涉及數理等自然學科工具，應該要更捻熟與其領域較相關之文化、歷史學門、政治科學、社會學等。 9其次，是研究議題的延展，例如學者切斯頓奇如(Christos N. Kyrou)提出了所謂「和平生態學」(Peace Ecology)，10主張和平研究與環境研究的綜合(syntheses)，和平生態學強調一種和平與衝突關聯，譬如環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環境的和平建構(environmental peacebuilding)等等。11再者是持續的跨學科整合，尤其 7. David J. Dunn, 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A Survey and Interpretation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Gregory H. Mason, “Peace Studies in the Next Half-Century,” Peace Review, Vol. 14, No.1 (2002), pp. 15-19; 莫大華，「和平研究的理論研究趨勢與啟示」，復興崗學報，第 86 期 (2006 年)，頁 115-140。 8 James M. Skelly,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Peace Studies,” Peace Review, Vol. 14, No. 1(2002), pp. 57-60; 莫大華，「和平研究的理論研究趨勢與啟示」，復興崗學報，第 86 期 (2006 年)，頁 121。尤其可由和平研究的三大期刊窺出端倪：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9 Gregory H. Mason, “Peace Studies in the Next Half-Century,” Peace Review, Vol. 14, No.1 (2002), p. 15. 10 奇如的和平生態學是採蓋爾敦在和平研究認識論的基礎，再自行延展其理論架構。 Christos N. Kyrou, “Peace Ecology: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Peac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2, No. 1 (2007), pp. 73-92. 11 奇如談到譬如借用學者狄克生(Homer-Dixon)在環境安全所指出的終極安全(Ultimate.

(5)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3. 是有關探究人類意識的學門，強調治本性質上的瞭解暴力根源，以達到解決暴力的方案，與重視政治菁英扮演角色與溝通功能，以確保社會價值。12 最後則是和平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在一些名詞概念上的釐清是否有其必要？ 13或者是在和平研究本質上的強化，還是投入對跨議題的結合較具務實，以避免研究上的曲高和寡？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間相互重疊與領域交雜的問題，才是令研究者較難確切掌握未來研究的方向。職是之故，本文秉持蓋爾敦五個必要性原則，從「整合學科、跨領域、跨層次、建構與去國家中心」探析人類安全在和平研究中的角色與功能，以人為中心的「國家保護責任」為例，說明積極和平與維護安全具有搭橋合作與對話的互動模式。. 參、人類安全在和平研究中的角色與功能自 1990 年以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每年公布的《人類發展報告書》(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HDR)迄今即將滿 20 週年。其所強調人類發展是要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原則，並提出一. 種新思維作為因應全球化時代安全問題的指引，同時促成日後 1994 年人類安全相關研究之興起。然而，後冷戰的國際衝突往往使得安全難以維護、維持和平行動亦力有未逮，國際社會在面對「西伐利亞體系」扞格之下，對一國內戰用兵師出無名，造成無數百姓的死亡。14對此，2000 年 9. 12. 13. 14. Security)，來連結環境資源與區域暴力關係，探討環境議題在跨國關係所扮演的角色，試圖找出衝突解決方式。Christos N. Kyrou, “Peace Ecology: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Peac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2, No. 1 (2007), pp. 74-75. Gregory H. Mason, “Peace Studies in the Next Half-Century,” Peace Review, Vol. 14, No.1 (2002), pp. 16-17. 尤其是探討消極和平與積極和平的依賴關係，往往在區分兩者的矛盾之處時，造成研究力道減弱。回顧 20 世紀，大約有 3 千 5 百萬人死於國際戰爭，但更有 1 億 5 千萬人死於被自己國家殺害的內戰 Catherine Lu, Just and Unjust Interven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nd Privat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6)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4. 月，加拿大政府對宣佈建立獨立的「干涉和國家主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該委員會於 2001 年 12 月提交了一份名為《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報告。 15 一、「保護責任」倡議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保護責任》報告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報告的中心議題 (central theme)是「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俗稱為R2P)，即主張主權國家有責任保護本國公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災難、免遭大規模屠殺與免遭饑餓，若國家無此能力，必須由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此外，英國、日本、加拿大、紐西蘭、南非、歐盟、盧安達以及肯亞都強烈支持此報告，並在 2005 年 9 月聯合國的「高峰會議」(2005 UN Summit)得到 150 多個國家政府首腦的表明支持，將「保護責任」規範在四種罪行：滅絕種族(genocide)、戰爭罪(war crimes)、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以及種族淨化(ethnic cleansing)，強調國家主權有一種保護其所有公民的責任。為此目的，當和平方式證明是不合時宜，以及國家當局明顯無力維護時，願意通過憲章 24 條讓安理會採取及時決定性的集體行動。 16 「保護責任」倡議可視為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修補，17同時以安全研究的角度而言，「保護責任」是一種使人類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連結，18 這是由於傳統國家主權概念下，保護其國民的責任在於主權國家的本身，但冷戰的結束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促使安全的概念有所調整，戰爭的型 15. 相關資料請參考 ICISS 網址：http://www.iciss.ca/menu-en.asp 或 Yu-tai Tsai, “The Study of Diffus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the ‘Human Security’: the Ca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6 No. 2 (2010), pp. 12-20; 蔡育岱，「國際人權的擴散與實踐：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2010 年)，(已接受)。 16 同前註。 17 Laura Neack, Elusicve Security: States First, People Last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pp. 191-218. 18 Ibid., p. 209..

(7)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5. 態或性質在冷戰結束後與過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像是一國內戰(civic war)、叛亂地區(insurgency)、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等，19使得「保護責任」的倡議讓國家有權力去干涉。「保護責任」凸顯了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的聯結關係，尤其在國家主權與人道干涉爭論的議題上引起不小迴響，本文認為，後冷戰的國際局勢，使得人道干涉正進行一場規範性的演化，其中的「保護責任」概念則扮演一個關鍵角色，象徵國際社會中的規範性移轉(normative shift)。 20學者塔吉巴克斯(Shahrbanou Tadjbakhsh)與切諾伊(Anuradha M. Chenoy)就認為「保護責任」機制的設計連結了和平行動人道干預與人類安全關係，並延展了國際社會對人類安全的維護內涵，尤其傳統國際社會對於人道干預的論點主要在於，「干預」是使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致力於關注人們「免於恐懼」(freedom from fear)與人權的維護，而「保護責任」機制則授予合法與正義的要素，一種「正當防衛」(just cause)性的施予，讓國家有義務與責任去保護正處災難的人民，擴大了干涉執行面的法源效力與依據，21 是以《聯合國憲章》第 24 條「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聯繫著。 22. 二、從「義戰」、「為國家而戰」到「為人民而戰」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問題，在國際社會一直具有爭議性，早推至義戰 (just war)，國際社會為了道德與秩序，對違反正義的國家進行制裁，這是. 19. 20. 21. 22. 蔡育岱、譚偉恩，「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 (2008 年 3 月)，頁 151-188。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2001); Nicholas J. Wheeler, Saving Strang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land Dannreu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temporary Agend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p. 46-48. Shahrbanou Tadjbakhsh and Anuradha M. Chenoy,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98-201. Georg Frerks and Berma Klein Goldewijk, Hum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7), pp. 32..

(8)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6. 基於道德與正義的理由，同時兼具了自然法與傳統天主教教義。23繼之為國家而戰，抑或為利益而戰，國家不會單純為了仁慈(mercy)而對他國施以人道干涉，而是藉由干涉之行為取得保護其國家利益的途徑。24鑑於此類干涉行為層出不窮，《聯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4 款明確禁止會員國彼此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只允許有兩個例外：第 51 條的自衛權，以及安全理事會針對「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為」（第 7 章）批准（以及由此類推區域組織根據第 8 章批准）的軍事措施。儘管如此，二戰結束迄今，各會員國使用武力亦多達數百次，第 51 條很少能為之提供令人信服的假定理由。最顯著的例子即是 1999 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行使人道干預的行動，當時空襲南斯拉夫的行動，曾引起全球的矚目，有人質疑攻擊的合法性，認為此項軍事行動應予譴責，因北約未獲安理會授權而逕行以人道救援之名，行使軍事干預主權國家內政之實。換言之，北約這項人道干預行動的法律程序是有嚴重瑕疵、及合法性基礎的問題。然而，就某種程度而言，大多數聯合國會員當下卻接受了NATO不合程序的出兵舉措，原因在於NATO技巧性使用「道德」、「種族大屠殺」的立場獲得會員國們的共識。25以此觀點來看，北約組織空襲南斯拉夫的行動，恰似有「為人民而戰」的意涵，至於法理的落實則是來自國家《保護責任》倡議的產生。冷戰結束，聯合國在維護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上往往顯得心餘力. 23. 24. 25. Virgil Hawkins, The Silen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onflict and Peace Enforcement in the 1990s (Firenze: European Press Academic Publishing, 2004), pp. 98; Anthony Coate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 Conflict of Traditions,” in Terry Nardin and Melissa S. Williams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2-71. Chris Brown,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ven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2002), pp. 134-145. Jun Matsukuma, “Emerging Norm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Seinan Law Reviews, Vol. 38, No. 2 (2005), pp.106-118; Thomas M. Franck, “Interpretation and Change in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J. L. Holzgrefe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26..

(9)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7. 絀，26「保護責任」重新詮釋了「主權與責任」關係，強調國際社會維持和平的決心，要求回應以人民為中心，一國需保護其本國人民福祉的義務，以及向國際社會履行之義務，若國家無此能力，必須由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來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易言之，「保護責任」回應本文在和平與安全的互賴關係，主張國家有責任義務保護其國內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與福祉，進而為國際和平與人民安全而戰。. 肆、結論隨著冷戰的結束與經貿互賴不斷加深的國際社會，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發展情形呈現出疊床架屋現象，然而這並未造成兩者研究力道的減弱。本文透過蓋爾敦針對和平研究五十週年的看法與回應，嘗試以人為中心的「保護責任」機制，強調人類安全在研究上可反應蓋爾敦和平研究的五大必要性：「整合學科、跨領域、跨層次、建構與去國家中心」。其目的在於拋磚引玉，使學界或國人對此相關議題進行超越和平與安全二元論的再思考，提供和平與安全關係另一面向的探究。本文主張「保護責任」可視為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修補，其重新闡釋了積極和平的人道干涉與人類安全的相互關係，此等互賴共存，象徵一種現實世界中的自由主義現象，導因於國際規範制約使然，而規範則來自一種普世價值的形塑，並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為了修正不完美的既存狀態。此外，本文想要展現的是人類安全研究主要是一種「解決問題式」 (problem-solving)面向的研究途徑，這是為了要讓主權國家或政府對其概念接受，進而發揮政策執行的影響力，27例如「保護責任」機制的產生即 26. 27. 自 1948 年至今，聯合國總共採取了 60 個維持和平行動，其中自 1988 年迄今就佔了 47 個，見 United Nations，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list.shtml (last visit on 10 Sept. 2009)。 Edward Newman, “Critical Human Security Studies,”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Vol. 36 (2010), pp. 77-94..

(10)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8. 為一典型案例，以理想性質的和平願景，提供國際社會手段和方法，讓國家有權力去干涉，進而形塑「以人為中心」的國際規範擴散與實踐。28這種以「解決問題式」途徑結合和平研究，如此才能深入主流國際關係的堂奧，喚起典範間建設性對話，達到蓋爾敦的五個必要性，讓和平研究在下一個半世紀保有創新與獨特性。. 28. 另外，在目前的國際社會實踐中，就有著一些努力運用人類安全理念去改變、操作和平、形塑規範的實例。譬如加拿大、日本、挪威等政府，對人類安全概念的強化與重視，促成1997年的《渥太華公約》(Ottawa Convention)，一般稱為《禁雷公約》(Mine Ban Treaty)的批准與「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設立；又如 1999年3月，經日本政府提議與經費挹注下，「聯合國人類安全信託基金」(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在美國紐約設立，繼而1999年5月由加拿大倡議與11國共同成立「人類安全網絡」(Human Security Network)，以及2001年在美國紐約成立的「人類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等。John G. Cockell, “Conceptualising Peacebuilding: Human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Peace,” in Michael Pugh, ed., Regeneration of War-Torn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2000), pp. 21..

(11)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79. 參考文獻. 莫大華，「和平研究的理論研究趨勢與啟示」，復興崗學報，第 86 期 (2006 年)，頁 115-140。蔡育岱，「國際人權的擴散與實踐：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2010 年)，(已接受)。蔡育岱、譚偉恩，「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 (2008 年 3 月)，頁 151-188。蔡育岱、譚偉恩，「雙胞胎或連體嬰：論證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 年)，頁 77-118。 Bailes, Alyson J. K., “Peace Research Today: What, Why and Who?” TAPRI 35th Anniversary Seminar, Tampere, 2006, http://www.sipri.org/contents/director/ 20060503001.html. Ballis, William B., “Quincy Wright: An Appreci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4, No. 4 (1970), pp. 453-455. Brown, Chris,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ven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2002). Dannreuther, Rol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temporary Agend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Dunn, David J., 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A Survey and Interpretation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Frerks, Georg and Berma Klein Goldewijk, Hum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7). Galtung, Johan, “Twenty-five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Ten Challenges and some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2, No. 2 (1985), pp. 141-158. Hawkins, Virgil, The Silen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onflict and Peace.

(12)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80. Enforcement in the 1990s (Firenze: European Press Academic Publishing, 2004). Holzgrefe, J. L.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osti, K.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8). ICISS, http://www.iciss.ca/menu-en.asp.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2001). Kyrou, Christos N., “Peace Ecology: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Peac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2, No. 1 (2007), pp. 73-92. Lu, Catherine, Just and Unjust Interven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nd Privat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Mason, Gregory H., “Peace Studies in the Next Half-Century,” Peace Review, Vol. 14, No.1 (2002), pp. 15-20. Matsukuma, Jun, “Emerging Norm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Seinan Law Reviews, Vol. 38, No. 2 (2005), pp.106-118. Nardin, Terry and Melissa S. Williams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Neack, Laura, Elusicve Security: States First, People Last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Newman, Edward, “Critical Human Security Studies,”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Vol. 36 (2010), pp. 77-94. Pugh, Michael ed., Regeneration of War-Torn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2000)..

(13) 政策分析. 和平研究五十週年與人類安全：和平與安全之間的搭橋與對話 181. Skelly, James M.,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Peace Studies,” Peace Review, Vol. 14, No. 1(2002), pp. 57-60. Tadjbakhsh, Shahrbanou and Anuradha M. Chenoy,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7). Tsai, Yu-tai, “The Study of Diffus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the ‘Human Security’: the Ca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6 No. 2 (2010), pp. 12-20.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list.shtml. Wheeler, Nicholas J., Saving Strang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Wright, Quincy,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Youtube, www. Youtube.com/TFF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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