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

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I)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6-2414-H-004-021- 執 行 期 間 ： 96 年 08 月 01 日至 98 年 07 月 28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 畫 主 持 人 ： 張雅君 報 告 附 件 ： 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0 日

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 擇（I）精簡版報告 壹 前言：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上個世紀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冷戰塑造了亞洲地區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結構，所謂安全困境就是各方（主要是國家）都把對方基於防禦性動 機的任何安全行為視為自身安全利益的損失，各方也因此為確保自身安全而強化 實力，從而使得各方不自覺陷入安全困境結構中。冷戰結束後，亞洲地區安全困 境主要存在於中共和日本、印度兩個大國之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由於 1996 年後 美日安保同盟重新界定而呈現關係緊張，主要在於中國認為美日安保同盟新發展 係以中國為假想敵，新世紀，雙方在東海大陸棚的領土與能源爭執更加深了雙方 在安全上的緊張。至於在中印關係層面，，中印雖然在九○年代加速改善關係， 1996 年江澤民訪問印度，與印度簽署了「關於在邊境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 信任措施」等四個文件，但印度旋即在 1998 年進行核武試爆，導致雙方關係再 度陷入緊張。雖然進入 21 世紀，雙方關係日趨緩和，不過由於邊界問題一直拖 延未決，以至印度一直高度憂心來自於中國之安全威脅。 上述也顯示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安全困境主要呈現是大國崛起的安全困 境。然則，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對以國家為中心的傳統安全概念逐漸產生新 的認知。安全的行為主體被認為不只是國家，更包含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 國組織，甚至個人。其次，安全內涵日益多樣化，不僅包括傳統的軍事安全與政 治安全，更涵蓋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環境安全、文化安全，這也意味軍事安全 不再居於核心安全因素。安全問題也呈現了全球化、社會化和人道化趨勢。此種 安全思維的變化，也使國家普遍省思在相互依賴日漸深化的世界中，安全是相互 的，一國安全不應以他國的不安全為犧牲，而武力使用、軍備競賽，以及軍事結 盟也並不是實踐自我安全的最佳方式。 國際社會這種新安全思維內涵的成形基本上有利於冷戰結束後國家之間安 全困境的緩解。中國也基於為成功與周邊國家實踐睦鄰友好，而在九○年代末提 出在超越意識形態基礎上，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主要內涵，以實踐共同 利益與共同安全為目標的新安全觀。中國也明顯希望以新安全觀作為降低周邊國 家中國威脅論，從而緩和與周邊國家安全困境，並建構相對穩定安全關係的依據 與框架。 基於上述，本文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探討中國從新安全觀出發的外交與安全政 策在緩解中日與中印安全困境上的效用與侷限。由於中日與中印安全困境背景因 素並不完全相同，本計劃也將探討新安全觀戰略實踐之所以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 與形成因素。目的之二在於藉由探討中國新安全觀在實踐中日與中印安全困境緩 和上的效用與侷限，進一步探索傳統安全觀與新安全觀在作為理論典範上的解釋 力及其限制。 在研究方法上，安全困境形成主要是因為國家必須通過權力，尤其是軍事力

量確保安全所致，本文因此不可避免將從新現實主義角度指出中國、日本、印度 三個大國在權力上的追求與競爭，從而探索中印，中日安全困境形成原因，以及 緩解可能。 然而，中日、中印與兩岸在安全困境上除國際體系結構與歷史宏觀背景外， 更主要源於微觀層次的國家利益衝突，國家利益的微觀屬性是因為每個國家利益 認知不同，換言之，中日與中印及兩岸安全困境形成的利益衝突因素不同，這也 使得新安全觀實踐的緩解效果不同，基於此，本文將從國家利益研究途徑來分析 中、日、印與台灣的利益認知與評估，從而探索新安全觀在緩解安全困境的|成 效與實踐。按建構主義視角，共有觀念與文化決定身份，身份決定利益，本文因 此也將試圖從建構主義視角探索中印、中日身份認同的難題，以及對導致安全困 境的利益認知之影響。 其次，本文也將以重要文獻，如政策報告、聯合宣言，或是領導人重要談話 作為檢證假設之輔助。其三，為進一步探索中國、印度、與日本三方在安全上的 觀念、文化、價值與利益，以及 21 世紀這三個大國在亞太安全與發展中的角色 與作用，有必要從事現地研究，並且與相關從事安全研究的人員或官員進行訪 談。本人已於 98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前往東京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以及華 人教授協會訪談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心得報告另附），99 年也將前往印度新德

里國防研析中心（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IDSA）從事現 地研究。 貳 文獻探討 國外學者 Helga Haftendorn 對三種安全模式─國家安全、國際安全與世界 安全理論的探討基本上是可以用以觀察安全困境形成及可能緩解的重要分析架 構，國家普遍以國家安全作為遵循模式是導致安全困境緣由，而國家對國際安全 與世界安全模式的認同是又是安全困境得以改良或緩解基礎，更引導冷戰結束後 安全概念的變化。在安全困境探討上，體系結構導致安全困境不易消弭的觀點可 見 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 在「The Security Dilemma」，以及 Barry Buzan 在「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中的探討，Robert Jervis 在「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論著中提供了從政治心理學 途徑觀察安全困境形成原因，Alan Collins 則在「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一書中從冷戰結束前後美俄安全互動論證為何冷戰結束 無法導致安全困境。至於安全困境可以通過安全合作改良可能性則見 Robert Jervis 在「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一文探討。國內學者 袁易在「多邊主義與安全困境下之合作」一文也從中美關係發展佐證大國致力於 安全困境的緩解。

低核武提出的「共同安全」，Richard Smoke 提出的「相互安全」，以及冷戰結束 Ashton B. Carter, John D. Steinbruner 等人提出的「合作安全」概念與文獻 可以提供本項計劃的新安全思維探討的概念基礎。在新安全思維實踐上，Judth Goldstein 和 Robert O. Keohane 的「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lexander Wendt 的「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 Barry Buzan, Ole Waever, Jaap De Wilde 共同撰寫的「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提供了本文從建構主義的文化與觀念視角作為思考新安全思維實踐指標的重要 文獻。 就中日與中印之間安全困境而言，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文獻探討汗牛充棟， 基本上有助於本文探索影響中日與中印安全關係的微觀視角之分析。問題是中國 大陸這些文獻過於重視自身國家利益考量，雖然近年來在睦鄰合作，新安全觀， 以及和平發展論述下，不少學者如時殷弘、馬立誠在有關中日關係，孫士海、鄭 瑞祥、唐世平在有關中印關係的改善上，主張以新思維看待，此也對中共當局對 日本及印度外交與安全政策形成影響。不過，總體看來，中國大陸文獻仍缺乏從 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角度來看待彼此安全關係，如在中日安全關係 層面，過度強調歷史爭議與靖國神社，在中印關係層面，則過度凸顯印度繼承英 國殖民時期前進政策，或是印度地區霸權戰略。 相對的，國內學者在中國與日本，中國與印度安全關係上的深入研究顯然不 足。基本上，國內在安全研究上主要是依據現實主義( Realism)理論典範。在這 種現實主義主流典範與現實政治的相互影響情況下，國內在安全研究上較少從冷 戰結束後新型安全思維來思考，另外也造成了中日與中印安全關係研究上的零星 與依附特點。然而，早期學者沈鈞傳在中印關係，印巴關係，以及邊界問題上的 傳統研究提供了本計劃重要文獻和史料，楊永明在美日安保同盟方面研究、以及 其他學者如許介麟、黃自進、何思慎、蔡增加、劉冠效、方天賜在國內許多相關 研討會中就中日與中印關係的附帶性的探討文獻，則對本項計劃的體系層面的視 角觀察，以及觀念深入提供重要參考。 至於在國外研究方面，同中日安全關係的相關研究有 Gerald Segal, Camilla T. N. Soerensen, Denny Roy, Wu Xinbo 同樣側重從國際體系層面觀 察中日關係，而 Akira Iriye, Toshio Saito，Minkyu Park and Taeho Kim 的 研究中，除體系因素外，更重視雙邊互動層面，Akira Iriye 的分析更提供了本 項計劃的歷史視角觀察。同中印安全關係的研究主要有 John W. Garver 從中國 對西藏的控制，中共在南亞及印度洋周邊國家的海上活動及海軍力量成長，以及 印度在軍事戰略上的反應來分析中印安全困境的形成，此主要側重於新現實主義 探討，印度 Mohan Guruswamy 則特別強調外在因素如美國新保守主義政策對中印 未來安全關係的關鍵影響；但對照的，印度學者 Kurt Radtke 從綜合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之視角探討中印安全關係緩解之前景與障礙，Nimmi Kurian 則從中印在經濟上共同利益研究印度的安全政策選擇。

參 結果與討論 從中國與日本和印度安全關係可以佐證，新安全觀對緩解體系與國家利益安 全困境具有助益，但有其侷限性。這也佐證了國際關係學者指出安全困境無法完 全消除，僅僅可以改良的假設。同時，作為安全理論典範，新安全理念雖然具有 解釋力，但尚無法完全取代傳統安全的理論典範。換言之，強大可以作為具有以 來亞太安全 一、中國與日本、印度安全困境的緩解 從 90 年代迄今，中國與日本和印度關係固然因為美日安保同盟再修正，以 及印度試爆核武而導致安全關係惡化，但新安全理念明顯使得中國與這兩個大國 的緊張未呈現螺旋式上升，而且進入 21 世紀彼此安全關係還明顯得到改善。 就中日安全關係而言，自從小泉首相在 2006 年下台後，雙方關係迅速改善， 高層互訪頻繁，同意建立「戰略互惠夥伴關係」，雙方確認，兩國互為合作夥伴， 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援對方的和平發展，並就地區與全球性課題加強協調與合 作，最重要的是，彼此同意加強防務交流與對話，軍事官員與艦艇互訪。2009 年民主黨贏得執政，民主黨對於美日同盟的依賴顯然較自民黨，雖然重視與美國 維持既有關係，但顯然更重視與中國拓展關係。 在中印關係方面亦然，2003 年 6 月胡錦濤訪問印度，雙方簽署「中印關係 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綱領文件在內的十一項合作文件後，彼此關係迅速升溫。 就安全領域而言，雙方自 2000 年起逐漸強化了安全交流與戰略對話，2000 年 3 月，中印兩國外交部官員在北京舉行首輪安全對話。2003 年 11 月中印海軍在上 海東部深海舉行海上搜救聯合演習。為強化雙方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印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元月，分別在新德里和北京舉行兩輪戰略對話，此也標誌中印安全 與戰略對話將走向制度化，2006 年 5 月 29 日，應邀訪問中國大陸的印度國防部 長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與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簽署了「中印國防部防務 領域交流與合作諒解備忘錄」，目的在於進一步發展雙方戰略夥伴關係，同時提 高彼此軍事領域互信，同時推動雙方軍事訓練和演習交流合作的制度化。 新安全理念之所以對中國與日本、印度安全困境緩解之因素有三： （一）冷戰結束，國際兩極對峙緊張體系大幅緩和，儘管亞洲地區仍舊呈現 中美新冷戰陰影，但國際大氣候已走向緩和，亞洲地區體系緊張力道明顯被削弱。 （二）冷戰結束，各國都把重心致力於經濟發展，中國更是加速改革與開放， 而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也帶動亞洲周邊國家經濟發展，此有利於中國睦鄰友好戰 略落實。基本上，新自由主義強調的相互依賴有利於新安全理念之落實，冷戰結 束後全球化加速更深化國與國之間相互依賴，使得軍事不再是國家唯一考量之因 素，中國在冷戰結束後因應全球化，走向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及周邊國家加強經 濟合作，中國與日本及印度經濟額更是不斷成長，此種相互依賴強化也因此降低 亞洲安全結構的緊張，從而使得新安全觀能夠在安全困境緩解上發揮作用。 （三）中國和日本及印度認同新安全理念。日本早在八○年代就提出具有新 安全理念意涵的綜合安全觀念，中國在 1996 年更提出新安全觀，主張摒棄冷戰

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他國內政，強化共同利益， 以謀求共同安全。中國也在國防白皮書中把新安全觀列入，同時強調必須通過國 際合作、對話、談判來解決爭議性問題，此外，中國積極致力與相關國家建立軍 事互信機制。至於在印度方面，雖然在九○年代不斷強化軍事力量以應付外在威 脅，不過在新安全思維與古杰拉爾主義影響下，印度防務專家也強調國家安全不 能僅僅依賴強大軍事實力，而是依賴強大經濟保障，更有專家指出由於印度社會 存在宗教、階級對立與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問題與恐怖主義，安全真正保證因此 在於政治穩定性、經濟優勢和社會凝聚力。1 此外，在安全手段上，印度防務專 家也指出印度必須從更外向性視角，廣泛參加國際事務，通過建立新的合作平衡 來尋求安全，同時，全球化相互依賴深化也使得印度基於經濟、技術和戰略需要 而必須轉向與對手尋求合作。2 印度也應基於地區政治經濟發展的考量，強化地 區安全合作，以尋求持久和平的建立，使南亞地區擺脫近幾個世紀的競爭與衝 突。3 二、中國與日本、印度安全困境緩解的限制 然則，中國與日本、印度安全關係中存在多種制約因素，新安全理念在緩解 中國與日、印安全困境上顯然有其限制。 首先，按照華爾滋的觀點，國際體系是大國權力分配，大國之間權力競爭是 不可避免的，在冷戰紀元，亞洲地區安全困境結構是以中國與周邊國家對峙為軸 心，美國對此種安全困境構成發揮了決定性影響力。冷戰結束後，中國崛起明顯 使得此種來自於體系之安全困境不易根除，主要在於日本自八○年代後即不滿單 獨作為經濟大國之角色，而希望進一步向政治大國邁進，此無疑引發中國恐懼， 擔憂日本可能進一步修憲武裝化，並聯合美國干涉台海，而日本也同樣憂心中國 軍事能力與意圖，日本學者松田康博就告知筆者中共軍事能力已大幅增強，但意 圖不明，尤其是中共信息不透明。此也佐證 Nicholas Wheeler 和 Ken Booth 則 具體指出安全困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對對方意圖的無可解決的不確定性 （unresolvable uncertainty）同樣，印度也具有作為大國思維，從印度試爆各 種新式武器，並一直不放棄以中國為假想敵就可以瞭解。Richard Smoke 則指出 安全困境無法避免是因為國家通常難以在安全上以不作為方式來因應。 其次，中國和日本和印度之間具有太多國家利益紛爭，Alan Collins 指出由 體系緊張導致的安全困境可以緩解，但國家利益導致的安全困境不易緩解。中日 之間可能導致安全困境持續存在的主要因素在於東海能源之爭，日本學者雖然樂 見當前中日關係的加速改善，但普遍憂心東海紛爭，日本認為中日東海協議一直 未落實，主要是中國內部鷹派人士不滿此一協議，認為是日方得利。至於在中印 之間，當前最大的爭議仍是邊界領土紛爭，雖然中印雙方已提升解決邊界問題的 1

Ratish kumar, Evolv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dia’s Foreign Policy: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Paradigms ( Delhi: Kalinga Publications,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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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ran Singh, “Post-Cold War World Order and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Analysis, July 1995, Vol. XVIII, No. 4, pp. 52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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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層次，並訂出指導原則，但歷經多輪談判，仍無法就邊界領土問題的「一攬 子解決」取得實質性進展。近來，印度媒體更稱援引官方消息稱，中國軍隊進入 了蓋亞山（Mount Gya）附近印度領土約 1.5 公里處，引發印度不滿，而中國外 交部也對印度總理辛格近日訪問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即中國藏南地區），中 國外交部表示了強烈不滿，中國認為印度一直在迫使中國在劃界上做出種種讓 步，來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此也導致雙方衝突加劇。 三、雖然中國與日本和印度都具有以新安全觀來制訂安全戰略，以及緩和相 互威脅的認知，但三者之新安全理念之落實主要是為因應全球化下新自由主義導 向，而此一導向仍不脫現實主義典範，因此在緩解安全困境上有其限制。從建構 主義觀點，安全困境最終消除要國家行為體都將彼此視為朋友，同時都具有建立 安全共同體之認知，但這明顯是一個長期進程，非一蹴可幾。國際政治學者溫特 指出體系結構要從權力轉向共同觀念，有賴於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以 及自我約束四個變量，而中國與日本和印度在安全困境緩解上的正面影響因素充 其量只有相互依存，因此新安全理念對其安全困境緩解上有其限制。 三、綜上可知，作為安全理論典範，新安全理念是一個有效觀察國家之間安 全關係發展的途徑，但其解釋力是部分性，尚無法完全取代傳統安全的理論典範。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 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1997 年 5 月 9 日，中國人大網，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id=3756&lmfl=%B9%AB%D4%BC%A1%A2%C C%F5%D4%BC%BC%B0%CB%AB%B1%DF%D0%AD%B6%A8&label=WXZLK&pdmc=01 0608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3 年 6 月 24 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6/24/content_93535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2006 年 11 月 9 日， 三好崇一，2003/2。〈21 世紀的中日關係：為振興亞洲齊心協力作貢獻〉，《國際 政治研究》，第 2 期，頁 180-116。 李莽闖，2004。「印度核政策的演變及其對中印關係的影響」，pp.34-38。 袁易，民國 87 年 6 月。「多邊主義與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問題與研究（台北）， 35 卷 6 期，頁 1-17。 楊永明，2003。「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台北），9 期，頁 275-304。 時殷弘，2003。「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北京），2 期，頁 71-75。 任飛，2006。「中印國家利益之比較」，南亞研究季刊，3 期，pp.81-84。 馬立誠，2002。「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北京），頁 41-47。 林正義，民國 78 年。台海安全三角習題：中國與美國的影響，台北：桂冠出版 社。 林正義，民國 93 年。「亞太地區安全保障」，世界和平研究所、中華歐亞基金會 主編，世界新秩序與亞洲，台北：致良出版社，頁 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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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國科會計劃－赴日本進行短期研究計劃心得報告 撰寫人：張雅君 壹、赴日進行一個星期行程 為瞭解日本學界對與本計劃相關議題的觀點，本人於 7 月 20 日至 25 日前往日本 從事短期訪問研究，主要內容包括：拜訪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觀點交換、資料蒐 五天主要行程如下： 7 月 20 日：啟程前往日本 7 月 21 日：拜訪日本華人教授協會，並與會長朱建榮就日本綜合國力、日中關 係前景，美日同盟，以及在日本中國師生認知等議題與之進行觀點交換。 7 月 22 日：拜訪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國際政治科天兒慧教授，青山瑠 妙教授，並與青山瑠妙師生就日本綜合國力，權力平衡策略、中國外交、研究視 角，以及論文報告撰寫方法等議題進行觀點交換 7 月 23 日：拜訪日本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並就日本憲法第 9 條 修正，日本軍事力量發展，日本核武政策，日中台安全關係議題進行觀點交換。 7 月 24 日：前往日本慶應大學圖書館蒐集資料。 7 月 25 日：回程 貳、訪談觀察與研究心得 一、深究日本學者在安全與外交政策上認知，可以瞭解日本在與安全與外交 政策相關議題上的取向是矛盾的： （一）就和平憲法的修正而言，自九○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國內一直倡議修 改非戰憲法，波灣戰爭以來，日本更向海外派兵，以至引起中國不滿與恐懼，也 進而導致日中關係不斷惡化，一般也認為日本遲早將修改非戰憲法，尤其是憲法 第九條。青山教授也指出日本支持修改非戰憲法的聲浪愈來愈強，但主要是政治 家在支持，而自民黨和民主黨在此一議題上的認知差別不大，新上台的民主黨支 持憲法修改的比例一度高達 80％，然而，青山教授指出一般民眾對此一議題實 則漠不關心，主要是日本經濟衰退，民眾生活受到影響，某種程度而言，日本政 治家是企圖以修憲凝聚國民意識，從而轉移焦點，因此日本修憲是否實踐，還有 很遠路要走；而松田教授則認為日本放棄專守防衛一直僅限於輿論討論，但外界 卻將此討論視為日本已決定改變，這是不對的。松田認為由於二次大戰戰敗，日 本國內左派勢力一直具有影響力，日本在安全上也呈現過度和平主義的理想，此 也展現於日本雖有高科技武器，但只是防衛性性質，日本沒有長程轟炸機、沒有 彈道導彈、武器技術又不出口，其次日本國防預算雖高，但 60％係用於人事費 用，此外，日本雖具有核武發展能力，但日本原子能專家長期以來始終保持不與 日本自衛隊接觸政策，從 IAEA 從不對日本進行核查就可以證實。因此，不能把 日本修憲之事視為日本安全政策的改變，青山教授也認為，即便日本要落實修

憲，日本也絕不會發展核武，總之，日本堅持自己將維持作為和平國家的角色。 這也說明日本一方面希望確保自身戰後以來的和平主義思想和和平國家角色，但 另方面又因外在威脅而認為自己必須修正過度制約的和平主義政策，這種矛盾也 導致日本在安全思維上的矛盾，以及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 （二）就回歸亞洲外交而言，日本自戰後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理念有二，第 一是日本將堅持民主自由的外交路線，第二是日本是一亞洲國家，將致力與亞洲 國家發展密切關係，然而受限於外在環境與安全威脅，日本始終維持一邊倒政 策，雖然日本在九○年代以來一度要改變過度傾向美國的政策，但小泉上台後日 本對外政策又再度走回一邊倒政策，青山教授和天兒慧教授認為理論上日本應在 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平衡，但在實踐上日本一直不擅於操作權力平衡的戰略。而 日本華人教授協會會長朱建榮認為日本外交模式一旦形成就不易改變，戰後以後 日本的傳統外交運作始終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中美對抗，二是日美安保， 雖然日本想要調整，但由於對中國威脅的誇大，因此調整始終未成功。 （三）就日中關係與中國威脅論影響而言，日本學者毋庸置疑都盼望日中關 係能進一步改善，也樂見中國提出和諧世界，青山教授認為中國現已改變對日本 的刻板認知，不再把日本以人道為目標的海外派兵，或是對修憲討論一概視為軍 國主義，同時承認日本是一政治大國，此無疑有助於日中關係進一步改善。然則， 這並不意味日本不再視中國為威脅，固然日本必須認同中國崛起的現實，而日本 企業界也期望與崛起中國建立密切關係，然而就安全層面，松田教授認為中國軍 事能力已大幅提升，而且意圖不明，最重要的是中國軍事不透明，同時，中國不 但報導外界軍事威脅，卻無視於日本對於中國潛艦頻繁闖入日本海域的憂慮。青 山教授更指出雖然日本民主黨沒有自民黨的歷史包袱，而願意與中國進一步發展 密切關係，但一方面民主黨較重視人權，未來可能人權和中國西藏政策上與中國 發生分歧，最重要的是民主黨高度重視日本在東海的利益，日本對於中國未持續 實踐 2008 年 6 月簽署的日中東海協議相當憂心與不滿，因而未來海洋利益將成 為未來日中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 （四）就兩岸關係發展而言，朱建榮觀察日本主流學者以及企業界人士都支持兩 岸關係改善，松田教授也認為兩岸關係改善毋庸置疑有利於亞太地區和平，但松 田認為由於馬政府未走本土化路線，因此憂慮馬政府的親中政策可能會為兩岸統 一創造有利條件，朱建榮也認為日本雖然基於和平發展而樂見兩岸交流，但前提 是兩岸不能統一，這也說明日本對於兩岸關係改善的矛盾心態。 二、基於上述矛盾，日本和中國確實存在由國家利益導致的安全困境，不易 完全化解。事實上，日本早在八○年代就提出具有新安全理念意涵的綜合安全 觀，但基於對中國崛起，以及中國軍事力量壯大意圖不明的恐懼，加以日本期望 通過美日安保同盟提升國際地位，其綜合安全的落實未把中國納入，以至日中關 係自九○年代末不斷惡化。然則，隨著中國崛起已成為現實，兩岸關係走向改善， 歐巴馬上台後中美合作範疇擴大，日本外交模式勢必正如朱建榮指出非做調整不 可，事實上，從去年對日本具有影響力的學者田中明彥與北港伸一對於中美日正

方安全對話從不支持轉向支持，已顯示日本一邊倒向美國安全政策的變化，民主 黨上台後對中國重視的作為更可以看出此種取向與變化，此也為新安全化理念對 於日中安全困境的緩解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在日本圖書館內，歐美國際關係理論的原典著作也不是相當多。從訪談 日本學者可以瞭解，日本學者在中國研究上相當務實，資料蒐集詳細，研究細致， 但並不特別重視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比較過去數年前往北京智庫，感覺中國學者 對於西方國際理論瞭若指掌，而且樂於談論。一般認為，當前胡錦濤外交政策， 以及和諧世界理論顯然是受到了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影響，基本上，這對日中關 係的持續改善是有利的。相對的，日本對於建構主義似乎不較熟悉，顯示在實際 運作上，日本仍較傾向新現實主義與聯盟理論。然而，從對朱建榮教授的訪談可 以瞭解，在日本工作與求學的中國學者顯然較理解日本的認知與情感，也能正確 評估日本綜合國力，這對制約中國境內盲目反日民族主義顯然具有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