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災變與太平天國興起之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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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緒論國家、朝代的興衰更替，原因甚多，如：施行暴政、內部黨爭、政治改革失敗、外族入侵、諸侯爭權、天災荒害等。以《漢書》 1 、《後漢書》 2 為例觀之，可知災荒頻仍的現象，以及其造成的重大影響：大旱、大水、蝗蟲的侵擾，易造成穀粒無收、人民流離、瘟疫蔓延、盜賊頻起，故兩漢漸趨衰敗。由此可見，災荒發生時，社會經濟結構受到動搖，基層的生產者無法生存，良民常轉為盜匪以求生路。時日一久，倘若政府漠視或處理不當，人民轉為盜匪的情形將成惡性循環，不斷重複。關於太平天國興起的相關研究，許多學者進行不同面向的探討，內容包含太平天國興起的遠因與近因、客家人的遷移史、太平天國與糧價的關聯、太平軍的行進路線、太平軍成員組成與背景、太平軍的戰略問題、兩廣地區的地理環境、太平天國衰敗之因、呼應太平軍的社會事件、太平軍與周圍民族、清政府的衰頹、太平天國起事與傳染病、基督教與拜上帝會、拜上帝會的傳教、太平天國的典制與曆法、太平軍與捻亂、太平軍與外國人、太平天國對清政府的影響等與太平天國有關的課題。歸納上述研究發現洪秀全等人起事緣由包含當時天災頻繁，受災範圍廣大，加上政府無能，處理災荒態度不佳，所以災荒造成社會動盪，人民因而流動與離散，最後人民為求生存，迫不得已起事或是引發社會事件。這些因氣候災變而發生的社會事件在太平軍起事前期曾頻繁發生，至於這些因氣候災變而參與社會事件的民眾對於太平軍態度的表現：是加入、響應，或是不加入、不響應，這些都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太平天國興起於 19 世紀中期的清帝國，由眾多研究可知此事件乃由眾多因素影響而發生，且這些眾多因素其中包含氣候災變。所以本研究為證實太平天國興起受氣候災變影響的相關程度，以下將進一步利用氣候資料進行再考證的工作。. 1. 出自《漢書‧成帝紀》、《漢書‧哀帝紀》、《漢書‧薛宣傳》、《漢書‧孔光傳》、《漢書‧谷永傳》等處。 2 出自《後漢書 ‧ 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後漢書 ‧ 孝桓帝紀》、《後漢書 ‧ 孝獻帝紀》等處。 1.

(2)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太平天國，乃 19 世紀以來歷時多年的重大事件，興起原因受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除上述因素外，根據當時氣候資料發現：道光時期中國各地曾發生水災、旱災、蝗災等災患，且這些氣候災變影響各地農作物收成，因而農產價格也深受影響，導致民眾不易獲得糧食，甚至有人因饑餓或疾病而喪生。所以，由上述，本研究認為氣候災變極有可能是太平天國興起的原因之一，因而將試圖利用氣候資料進行再一次考證，以證實氣候災變與太平天國興起二者之間的關聯度。一、太平天國起事前期的災荒太平天國係一歷時十數年的社會事件，此事件起因眾多，涵蓋時空範圍、影響層面既深且廣。故藉此，觀察此事件的涵蓋空間範圍，結果發現：太平天國起事前期，曾出現各種災荒現象，諸如因氣候帶來的水災、旱災與寒害，以及水災、旱災與寒害連帶產生的瘟疫、蝗災、饑荒等現象。而且這些氣候災變還帶給民眾生活上的改變與困擾，甚至還導致人民的死亡。二、災荒對社會經濟的影響不論是水旱災或蝗災，災荒過後，農作物易受損或無法收成，且糧價會因而上升、提高。此時若有人屯積糧食，將使糧價居高不下，因此出現民眾無力購糧的現象，故動輒有人餓死，棄屍路旁。災後的社會經濟狀況不佳，人民生活艱困，則聚眾滋事將會出現，社會也將動盪不安（黃建華，1974：37）。三、賑災措施與民眾賑災，屬政府業務之一，若國內局勢動盪不安，外侮將無法抵禦，所以政府單位必須想方設法驅散因受災欲引發事端的民眾，同時也必須安撫窮困的人民，才不會使事端擴大。也因此，政府單位會針對災情進行處理，如：皇帝於各地遭逢災荒時，會下令將賑糧快速送往災區（王襄九，1990：19）。但實際上政府官員不一定會確實賑災，這些執行官員可能會採消極的作為，不對災荒進行任何的處理（楊鵬程，2004：53），或是利用多種方法冒領賑. 2.

(3) 災物資。更有甚者，還有官員想離職，欲直接拋棄其身為官員應有的責任（黃建華，1974：36）。所以由這些官員所反映的狀況，可知連政府官員都不想為災民盡心，政府救災應變能力完全失靈，民眾只好群起反抗。所以本文將由以上三點：太平天國起事前期的災荒、災後的社會經濟狀況、賑災措施與民眾切入，試圖藉由以上三者找出太平天國興起與氣候災變的關聯程度。為進行這樣的研究，本文從太平軍金田起事及其活動切入，由先前學者研究加入太平軍的緣由，進一步利用相關氣候資料證實是否有人因氣候災變加入太平軍，而後再藉由因氣候災變加入太平軍的人數多寡，以察覺氣候災變影響太平天國興起的程度，最後再藉由上述討論整理並得出結論。. 第二節研究範圍進行本研究之前，以下必須先針對本研究涵蓋的時間範圍、區域範圍進行相關的界定，如此才能確定本文所要進行的時間範圍與區域範圍。一、研究時間範圍本文的研究時間範圍：由金田起事（1850）前之道光元年（1820）至道光 30 年（1850），當作太平軍起事之前的醞釀期，直至同治三年（1864）清軍攻下天京（今之南京）為止（黃乃隆，1973：157）。至於為何會以 1820-1850 年為起事之前的醞釀期，乃因此時段恰好是太平天國起事之前的時間，且恰為道光帝的統治時間。雖說政策有所謂的延續性，因此一個朝代之政策施行可能是大同小異，但每位皇帝的統治風格仍可能有所不同，故本研究以道光帝的統治時間為起事前的醞釀期。也就是說，研究時間為太平天國起事的醞釀期及太平天國主要活動時間為研究時段，即為 1820-1864 年。二、研究區域範圍因為太平軍起事係從廣西省桂平縣的金田村出發，所以廣西為太平軍最初起事地，而且這些發動起事的民眾則多為兩廣地區之人（王榮川，1977： 252），再加上太平軍起事後不久，活動範圍便由兩廣推進至湖南，並擴展到華中一帶。因此，本文以兩廣地區、湖南地區為主要研究地點。另外，若有其他地方所發生的社會事件與氣候災變有關者，亦納入一併討論，以幫助本研究對氣候災變與社會事件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3.

(4)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流程一、研究方法（一）整理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二）收集整理清代史籍： 1.時人文章：如皇朝文獻通考、賊情彚纂、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2.官方文書：如清史稿、清實錄、東華錄。 3.地方志書：如桂平縣志、英山縣志、儋縣志、安化縣志。（三）收集整理含數字的氣候記錄： 1.古代相關記錄：本文利用臺北故宮博物院內所存的清代宮中檔、軍機處檔內含雨雪、旱澇、收成等記錄進行相關整理與使用。總體而言，這些資料是起於康熙32年（1693），止於宣統3年（1911），範圍包含18個行省中的268個府，內容包含雨雪分寸（每次降雪的厚度或降雨的入土深度，以分、寸為單位）（鄭景云等， 2005：765），但是本研究使用這些資料的範圍主要是以道光、咸豐年間為主，並從中抽取需要的部分，並於收集後整理、分析。 2.西元 1980-2001 年中國地面氣象記錄年報：內容包含 194 個地面測站的氣象記錄，如：氣壓、氣溫、相對濕度、雲量、日照、蒸發量、降水量、降雪深度、風速、天氣現象等。 3.中國近五百年旱澇分布圖集（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1981）：本研究利用此圖集與中國歷史地圖集（譚其驤，1987）、太平天國歷史地圖集（郭毅生，1989）相配合，以藉此將清代社會事件地點與當時氣候相互參照。 4.中國歷史時期氣候編年資料（徐勝一等，1996）：本研究利用此資料，抽取所需氣候災害資料，之後再利用這些資料進行相關統計，主要採時段比例進行比較，此法雖有邏輯缺陷，但利用此法可藉此看出各氣候災變於各時段的趨勢。 4.

(5) 5.利用古代氣候記錄與現今氣象記錄進行相互參照。（四）由當時農作物生產與災荒問題切入： 1.災荒影響農作物生產：道光、咸豐年間災荒影響農作物生產，農作物受到損害，所以農作物無法換成足夠的金錢繳交賦稅。另外，糧價則因農作物的價錢高漲，所以造成民眾無法消費，買不到糧食的民眾只好饑餓度日。 2.政府救荒失敗，饑民無糧可食，只好滋事搶劫。 3.太平軍如何藉災荒、社會因素吸引民眾。（五）綜合討論：氣候災變、社會事件與太平天國興起之矛盾、關聯的再討論。二、研究流程（如圖 1-1）. 圖 1-1 研究流程圖. 5.

(6) 6.

(7) 第二章文獻回顧在進行本文的討論前，本研究得先了解天災與國運之間的關聯、政府的災荒救濟制度以及道光年間各地災荒記錄，如此才能進行更進一步的探究。所以，在此以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建立本研究的初步先備知識，之後再利用這些先備知識為接下來的研究內容進行相關的準備。. 第一節天災與國運「天災」即自然的災害，包含水災、旱災、蝗災、寒害、地震等災害。當天災降臨時，人們會表現出各種行為，以因應天災帶來的影響。以下各例是天災降臨時，人們可能會出現的反應，且國家的各個層面也深受天災所影響，這些國家被影響的層面包含：人民遷徙、軍事、交通、政治、民變、糧價等方面，相關例子如下所示：人民遷移方面：東漢初期因天氣寒冷，造成許多人民凍死（竺可楨， 1979：481），亦使人口大舉內遷，此現象乃因商末周初長期以來的寒冷，使居於邊疆的農耕者須內遷才能繼續工作，因而形成陝北地區農牧文化並存的景象（劉翠萍，2006：86）。到了南宋時，天寒還改變中國南北人口分布比例。而除農業民族外，氣候狀況亦是深切影響到草原游牧民族的行為，因為每當游牧民族南下搶劫中原地區時，常是因草原災荒頻傳所致（陳隆文，2006：32）。除了中國地區外，國外也同樣有因氣候造成人口遷移的現象，如：在地中海地區，曾因5800B.C.的氣候暖化，導致5500B.C.時海平面上升，進而淹沒了近地中海的湖泊及農地，導致周圍農民向內陸高處逃命、移動，因而將他們的人文風貌、農業技術帶往內陸發展（Ryan & Pitman, 1998，引自：Fagan, 1999:95）。軍事方面：明代於北方設置眾多衛所以防禦外族入侵，但是14世紀時天氣變寒，北方環境變差，無法就地種植所需糧食，也因此防護線至15世紀初居然向南遷移徙了一緯度（陳隆文，2006：33）。除了中國在軍事方面受氣候的影響，另外在國外也有相似的例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勒東征俄國時，約於1940年前後，北大西洋振盪帶來大風雪，使處於俄羅斯前線之德國軍人因饑寒而死，故希特勒東征失利，俄國遂得免除戰禍（Fagan, 1999: 66）。交通方面：魏晉南北朝時的西域，由於中原內部政權頻頻更迭，因而西域當地各勢力彼此相爭；再加上氣候變暖，雨水變少，也使得綠洲解體，故原本溝通兩地的絲路遂往南遷移（熊黑鋼、韓春鮮，2006：43）。除了陸運受氣候影響外，元末時，政府多以海運糧為賑糧，後來因江南民變的影響（其中亦有饑民因稻米無收而發動民變），政府無力控制江南地區，使得海運發展衰退，甚至暫停，故元代的經濟命脈遂被斷絕，國家也因而衰敗（楊育鎂，1991：77、7980、83-84）。. 7.

(8) 政治方面：王安石變法前後，天候變寒，災荒頻傳，為了救災，使得政治改革不能有大量財源作為後盾，加上當時氣候無法使農作物產量增加，因此富國強兵的變法目標無法達成，變法宣告失敗，北宋的命運亦無法改變（徐勝一、蕭偉樂，1999：乙五2-7），所以從此可以看出北宋因氣候因素而無法改變其國運。此外，國外曾被氣候影響之地及其內容如下：（1）古埃及南部，於21802160B.C.時發生乾旱，此乾旱帶來饑荒與政治動亂；（2）秘魯於500A.D.後，南方的高地出現長期乾旱，北方則出現強烈聖嬰現象，這樣的氣候狀況引發不同民族、王國搶奪農地與水資源，並因而使得政治版圖重整；（3）英國蘇格蘭地區於1430年代出現長時間的寒冬，且當時夏季乾熱、春秋兩季潮濕，這樣的氣候狀況使英國至阿爾卑斯山之間出現嚴重災情，迫使當地居民以樹皮為食，稍後還引爆戰爭、刺殺國王，最後英國王室被迫遷都（Fagan, 1999: 108, 120, 148149, 219）。糧價方面：氣候變化會影響穀物生產。例如：1638-1911A.D.，上海地區每當發生重大、連續的自然災害時，穀物受氣候影響常會欠收，使糧價隨之提高（王業鍵、黃瑩珏，1999：13）；另外，1768-1769 A.D.時印度當地連續兩年無降雨水，導致物價上漲（Scott,1904: 2-3，引自：Fagan, 1999: 8）。民變產生：天災降臨，受災民眾常因生計而起事，例如：（1）清嘉慶時期，湖北地區經常發生水旱災，產生四處流散的眾多災民。這些災民為求生計，加上想求消災解厄，因此被白蓮教趁機收納成為教徒，並在有心人士的鼓動下，發動川楚教亂（董群廉，1999：16-19）；（2）清代後期，湖南地區因災荒之故，加上政府救災失效，而民變頻傳（楊鵬程，2004：53）；（3）清末民初，江蘇地區發生災荒，災民四處流離。政府為解決流民問題，常將饑民送回故地或是送金錢救濟饑民，但這樣的措施仍無法滿足、解決民眾需求，所以抗租、搶劫之事頻傳（王樹槐，1981：149）。文化方面：間熱帶輻合區（ITCZ）的南北移動和馬雅文化的興盛與消失似乎有十分密切的關係。因為間熱帶輻合區（ITCZ）向北移動，為馬雅當地帶來豐厚的降水，但往南移動則使得當地缺水、乾旱（Haug et al.,2003: 1733-1734）。這樣的乾旱卻使得當地聚落、作物深受影響，政權也開始動搖，最後馬雅城市與文化迅速瓦解（Fagan,1999: 175）。是故，由上述諸例可以得知：當天災發生時，國家內外的各層面，如：政治、經濟、交通、軍事、文化等層面都會受其影響，甚至可危及國家的命脈，使國家逐步衰敗。. 8.

(9) 第二節政府的災荒救濟制度災荒出現時，政府單位處理災荒，各有其不同的政策與方法。故關於這點，以下是各學者的研究成果內容，首先是國外的部分：（1）古埃及時期，因為尼羅河水量會影響農作物收成，所以省長派遣稅官測量河水水位，來推估明年的農產收穫，以便進行糧食的相關準備（Fagan, 1999: 123）。（2）馬雅政府為解決降水問題，在城市中儲蓄、挖掘水資源，並利用運河將水分配至灌溉系統，自高地利用水壓來分配水資源（Haug et al., 2003: 1733）。（3）統治印度的英國殖民政府，歷經多次饑荒後，改採防範政策，如建造鐵路、改善灌溉系統，並利用鐵路將剩餘穀物送往缺乏食物之地，如此便不用賑災（Fagan, 1999: 13-14）。（4）聯合國成立「跨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IPCC 訂定了一些排放溫室氣體的規則，主要是為了控制全球氣溫的升高及海平面上升的程度，期望降低全球暖化帶來異常天氣的情況（柳中明、劉彥蘭，2000：111、113、115）。另外，清代早期，政府單位努力執行防災的工作，不管是皇帝本身或是政府官員，都以十分積極的態度來進行防災工作，因為政府的統治者及官員怕萬一天災肆虐時會措手不及，所以必須事先防範（邱麗娟，1999：31、39-41）。由上可知，古今中外的防災措施各有不同，至於救災措施則由以下各學者的研究成果可知：（1）Fagan（1999: 9-12）整理許多學者的研究資料，得到以下的成果，如：印度於英國殖民時期，殖民政府處理 1899 年因旱而起的饑荒時，並無用心賑災，主要採取少花費政策，期待外界予以錢糧，且對於市場物價不進行干涉，以至於穀價居高不下。當時的旱災還造成每星期有 15000 人死亡，死因多為疾病與饑餓，且死亡人數可能高達 450 萬人。（2）中國於清代後期，皇帝對救荒仍十分重視，因為皇帝知道災荒對於國家是極大負擔，會消耗大量國力，面對外侮會降低抵禦能力（黃建華，1974：37），所以必須解決國家內部不安的狀況，故皇帝極重視救荒（王榮川，1977：257），但政府機關卻無救災的專職機構（孫紹騁，2004：55）。可是除了皇帝態度積極外，有些政府官員的態度並不積極，且弊端甚多。官員的行為如下：災情延遲上報、不想處理災情而想離職（黃建華，1974：36）、掩蓋事實不向上通報、對於災情不予理會（楊鵬程，2004：53）、將豐收假報為災荒（李文海，1988：86），而其中態度最差者為官員冒領賑糧（黃建華，1974：36）。此外，發生災荒時，居然還出現民眾本身也想掩蓋災情的狀況。民眾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官府在勘災、賑災過程中會帶給民眾很大的困擾，甚至還會勒索民眾。若民眾不同意官府的要求，這些官員還會破壞民眾種植的穀物（李文海，1988：86），無怪乎太平軍於「奉天討胡檄」中指控清帝國的統治者，水 9.

(10) 旱災時，人民沒被撫卹，只能饑餓，四處流離，而且還放縱貪官污吏，剝削民脂民膏。也因此，太平軍散布以救民於水火之類的耳語為訴求，才能獲得大量民眾支持（小島晉治，1993：385-387）。同時，太平軍亦針對清廷救災措施失靈之處，提出天朝田畝制度為救荒之法；此制度採取方法乃是以多濟寡，拿豐收之地的糧食救濟受災地區的人們，改善人民生活（蕭一山，1985：7）。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1949A.D.前的中華民國政府有相關部門處理救災之相關事宜，內容包含貧民救濟、防災備荒、糧食管理、地方募捐、遊民教養等事項（孫紹騁，2004：55），後來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台灣地區，台灣省政府針對颱風來襲後的處理訂定了一些處置措施，例如：救濟災民、消毒住家環境、河堤修復、修復道路、災情調查等（臺灣省政府社會處，1960：5、35-41）；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採取各部門分工負責，內容包含緊急救援、安置災民、修復災區、重建家園等措施（孫紹騁，2004：127、130）。. 第三節道光年間各地災荒記錄太平軍自廣西省桂平縣金田起事（道光三十年，西元 1850 年）後，活動至湖南、湖北、江西、安徽、江蘇等地，其中黃建華（1974：22-24）為這些地區製作道光年間災荒狀況統計表、災後米價統計表，對兩廣地區、福建、江蘇、山東、湖北、山西等地若干州縣進行統計，另外還根據《清史稿》製作道光年間災荒種類的統計表。此外，彭澤益（1946：23-25）將廣西省於道光年間所發生的災荒，統計成清道光朝廣西災荒表（附錄十一），其內容是整理廣西各州縣於道光年間所發生的災區及災情；爾後王榮川（1977：259-260）利用此表分析得到以下的成果：道光帝在位的三十年間，廣西地區出現各種災荒，其中包含了水災、旱災、蝗災等災害，且除大饑情況外，甚至還有民眾拿人肉到市場上買賣的景況出現。而且，這些災害還具連鎖性，其中在太平軍起事那年，水旱災、饑荒與瘟疫還一起出現。至於太平軍活動曾行經的江南地區，黃乃隆（1973：161-162）整理出道光、咸豐年間的水災略表，內容顯示道光、咸豐年間江南地區發生水災之地及政府的救濟措施。除了上述各種文字敘述的整理表格外，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1981：321-332）還將中國各地自西元 1470-1979 年的降水情況分成五個等級，並記錄為各地歷年旱澇等級資料表；稍後王業鍵（1996：261）利用此表為西元 1741-1770 年、西元 1821-1850 年間的旱澇分布次數進行相關整理，以比較此二時段內的旱澇分布是否差別甚多。此外，王業鍵、黃瑩珏（1999：1415、17）還利用中國近五百年旱澇分布圖集以及上海地區於西元 1638-1911 年間的旱澇資料，繪成西元 1638-1911 年的長江三角洲自然災害與糧價變動的圖表；並且還製作西元 1638-1890 年長江三角洲冷暖周期與糧價變動趨勢圖、西元 1641-1910 年長江三角洲糧價與旱災、澇災的比較圖，以用來找出自然災害是否 10.

(11) 會影響糧價，或是糧價受其他因素影響。最後，除了上述相關圖表外，道光年間各地的災荒記錄多為文字記載，例如：《東華錄》中記錄道光 29 年水災的災區分布多省，人民哀鴻遍野，流離失所（黃乃隆，1973：162）；而災荒年間的米價更易受各地糧食儲存量多寡影響而價格不一，此時糧米價錢相差大約 2-5 倍。災後人們缺乏糧食成為饑民，他們常為填飽肚子而去吃草根、樹皮、觀音土等物，甚至當草根、樹皮也沒得吃時，這些饑民為生存而吃人肉（黃建華，1974：25、27-28、30-31）。災後除出現上述狀況外，饑民也常會為了生存，聚眾搶劫糧食，進一步起事反抗政府（楊鵬程，2004：53）。所以，黃乃隆（1973：159-160）亦因此為西南各省整理出道光咸豐年間盜匪滋事的概略表，從中可得知當時西南各省盜匪盤據及流竄地區、人數等內容。. 11.

(12) 12.

(13) 第三章太平軍興起與活動中國自邁入歷史時代以來，歷朝歷代多少都曾出現民眾引發造成的社會事件。不過，不同社會事件的規模是有差別的，可能規模小，也有可能規模大。也就是說造成社會事件的原因可能很單純，也可能很複雜。至於活動時間長達十餘年的太平天國，學者們研究認為太平天國起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且由這些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因而使得此事件規模加大，影響地域橫跨華南、華中、華北等地。所以，為使本研究對太平天國有基本的認識，故本章將藉由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整理出太平天國起事源由及活動過程、道光咸豐時期的氣候背景，以及道光咸豐時期的社會與經濟等相關內容，並藉這些內容以試圖了解太平軍究竟是為何而起事。. 第一節起事源由與太平軍活動有清一代曾發生眾多社會事件，其規模大小各有不同。這些社會事件包含白蓮教之亂、太平天國起事、捻亂…等。由於太平天國起事影響清代長達十餘年，加上本研究須對太平天國起事有基礎的了解，所以必須經由各學者的研究成果來進行整理。以下是眾學者們研究太平天國起事原因及其活動的相關內容：一、起事背景與肇因（一）地方政治風氣腐敗滿清入主中原後，因其本身並非漢族，所以為了統治方便，便藉功名吸引士人為其效力，因此也造成唯利是圖的社會風氣（毛應章，1996：4）。關於這樣的現象以和珅為最明顯的例子：乾隆帝一死，和珅被下獄，家產被查抄，抄出的家產已超過八億兩；不過，這並不僅只有和珅一人如此，因為在和珅影響之下的大小官員，上行下效，有不少官員亦成為貪官污吏（蕭一山，2004b：3940）。而當時的政府風氣除了貪污使政府腐敗外，高壓統治所產生的文字獄事件也使官員無法直言（王襄九，1990：19），因此官員間彼此庇護以營建太平盛世的景象（王榮川，1977：267），例如：道光末年廣西巡撫梁章鉅每當遇事，皆以姑息原則處理，不然就是企圖隱瞞，因此廣西全省官吏不是貪劣之士，就是懦弱之徒。後來鄭祖琛任廣西巡撫，其行事風格仍是承襲梁章鉅的為官風格，對事姑息，粉飾太平，當地方有事不喜地方官吏奏報，只求符合朝廷官員之想法（簡又文，1962：119），也因此公權力不張，盜匪無所畏懼，因而廣西各地流民、盜匪叢生（王榮川，1977：267），如：廣西三合會、湘南天地會在此地多為股匪，而且光廣西一省竟有 7 成的範圍曾被盜匪蹂躪過，而且這些盜匪有名者約三十餘股之多（簡又文，1962：177）。 13.

(14) 而廣西一地除了官員姑息怠事外，地方上的士紳亦有互相勾結，魚肉鄉民的狀況，因此眾多受害民眾常無人可替其伸冤，相關案例如下：（1）金田村韋氏被欺壓：韋昌輝辭掉衙役工作後，欲用家中錢財為父捐官銜，想藉此光耀門楣，沒想到就在其父大壽之日，鄰村士紳竟串通縣署差役，前來搗亂。而他們搗亂的理由：韋昌輝為衙役出身，故不可享有功名，搗亂後還向韋昌輝勒索錢財，後來交涉不成，韋昌輝為報復該士紳，便與馮雲山強搶其稻穀（簡又文，1962：176）。（2）梁鳳廷叔祖以朱漆粉刷門楣，武宣縣令卻指控梁氏違例，欲藉此勒索（簡又文，1962：176）。（3）武宣貴鄉覃貴福，因地方士紳誣陷其兄為盜賊，並加以毒打，所以覃貴福因而加入拜上帝會（簡又文，1962：177）。因地方政治如此腐敗，加上民眾覺得拜上帝會可保護他們，所以這樣的地區非常適合太平天國起事（簡又文，1962：120、176）。此外，再加上無法順利晉仕之人在社會上四處流離，因而參與暴亂的行動，此乃因權力分配不平均所致，且這將使社會發生衝突的強度大增（盧瑞鍾，1985：29）。（二）人地問題劇增關於清代的人口以及土地分配的狀況：自清順治 8 年的 1060 萬人至嘉慶 8 年的 3 億人，在這百餘年之間，人口激增將近 20 倍（毛應章，1996：1），甚至道光 13 年時，全中國人口已將近 4 億人3（羅爾綱，1991：18）；而全國已開墾耕地自順治 8 年有 5493576 頃，康熙 24 年有 6078430 頃，雍正 2 年有 6837914 頃，乾隆 31 年有 7414495 頃，嘉慶 17 年有 7915251 頃，一直到道光 13 年有 7375129 頃（附錄六）（李劍農，1957：59），所以至此可以發現自順治帝到道光帝的統治期間，耕地增加不但沒跟上人口激增的速度，甚至還有減少的趨勢（葛全勝、王維強，1995：34）。由表 3-1（葛全勝、王維強，1995：34）可以發現廣東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 8.3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約 5.1 倍；廣西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 4.4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 4 倍；湖南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 7.2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 4.5 倍；湖北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 12.4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約 5.9 倍；江西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約 9.5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 7.3 倍；江蘇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 5.5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約 3.4 倍；安徽地區從乾隆 18 年（1753）一人可分得約 2.7 畝地，是道光 22 年（1842）時一人可分得之地的 3 倍，因此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廣東、廣西、湖北、湖南、江西、安 3. 398942036 人。 14.

(15) 徽、江蘇等地民眾每人可分之地大幅減少中。除了當時民眾每人可分得的土地大幅減少外，土地兼併盛行也是當時很嚴重的問題（毛應章，1996：2-3）。乾隆時期此現象已出現，關於這點可從當時的官員所言及建議得知，如下所示：（1）乾隆 13 年（1747）湖南巡撫楊錫紱：「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六。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收入，難敷一年口食，必須買來接濟」（蕭一山，2004b：38-39）。（2）漕運總督顧琮主張每戶擁有土地不得超過 30 頃，盼藉此減緩土地兼併問題（葛全勝、王維強，1995：34）。此外，再加上當時的旗田、官庄、屯田約占全國總田畝的 1/10，故當時人民只可以靠 3/10 的土地養活自己（蕭一山，2004b：38-39），而富人也因土地兼併而累積更多財富，使貧富不均更加嚴重（王襄九，1990：17）。另外，也因政府無法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所以無所事事之人大增，常一遇天災（毛應章， 1996：1-2），部分富人就會囤積糧食，使米價升高，民不聊生，因此這些民眾常因而聚集並引發民變（盧瑞鍾，1985：21-22）。因此太平軍針對當時人地分配不均問題，提出天朝田畝制度（蕭一山，2004b：39），以試圖解決這種現象。. 表 3-1 太平軍、捻軍活動較激烈的 8 個省份在乾隆、嘉慶、道光三朝的人口與人均田畝省份河南安徽江西江蘇湖北湖南廣西廣東平均. 乾隆 18 年（1753 年）嘉慶 17 年（1812 年）道光 22 年（1842 年）人口（萬）人均田畝人口（萬）人均田畝人口（萬）人均田畝 711.4 10.2 2303.7 3.1 2907 2.5 1243.5 2.7 3416.5 1.2 3660 0.9 505.5 9.5 2304.7 2.1 2651.4 1.3 1261.9 5.5 3784.4 1.9 3964.7 1.6 456.9 12.4 2737 2.2 2858.5 2.1 433.6 7.2 1865.3 1.7 2004.9 1.6 197.6 4.4 731.4 1.2 812.1 1.1 396.9 8.3 1917.4 1.7 2115.3 1.6 7.5 1.9 1.6. 資料來源：蕭一山（2004a：451-454、486-488）；葛全勝、王維強（1995：34）. （三）鴉片戰爭影響鴉片戰爭對兩廣地區造成以下的影響：軍隊騷擾地方4、團練義勇隊的解散將武器帶到民間、以及反清復明思想的再度興起。反清復明思想的再度興起乃是因清軍懼死，無法勇於驅敵，因而引發民眾不滿（李劍農，1957：62-63），再加上歷史記憶中源遠流長的民族仇恨，所以人們在心中又再度燃起「反清復 4. 王均金壼浪墨引羊城日報說：軍隊「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之後，喧呶紛擾，兵將不相見，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尸。」即是指此事。 15.

(16) 明」的意識（王榮川，1977：267）。此外，鴉片戰爭也使得廣東民眾負擔加重，原因是因政府認為廣東民眾引發鴉片戰爭，且廣州的海關是當時唯一對外通商的口岸，再加上政府無法承擔戰敗的事實，所以廣東人民必須承擔戰後的賠款（王榮川，1977：265）。只是關於鴉片戰爭使得廣東民眾負擔加重則另有一說，因天災來臨，國家轉嫁工程費與賑災費在百姓身上，使人民負擔加重，而之所以如此乃因戰後賠款增加，國庫無力支付，治河經費不足，故只好如此為之（盧瑞鍾，1985：21）。而鴉片戰後除了使廣東民眾負擔加重外，鴉片戰後還造成了銀貴錢賤的問題。關於銀貴錢賤方面：因人民喜用洋銀，加上鴉片輸入，造成銀兩大量輸出（王榮川，1977：260），如道光 13 年以前約有 3700 萬兩之紋銀出口，到了道光 18 年時，光這一年就輸出約 1000 餘萬兩，紋銀的大量輸出影響了國內的幣制，使得國家財政困難、銀貴錢賤。再加上民間交易以使用錢為主，因此以錢換銀時，須大量金錢才能換得一些銀兩，如：嘉慶以前每兩約可換成 1000 錢5，道光初年可換成 1200 錢，道光 18 年可換成 1600 錢，道光 25 年可換成 2000-2300 錢（蕭一山，2004b：41）。至於民眾繳納賦稅乃是以銀兩繳稅，當時工資並未增加，且多以錢計，所以民眾若將以錢計算的工資兌換成銀兩大約只剩以前可兌換銀兩的一半，這樣的情況造成人民無力繳納稅款，並成為銀貴錢賤的犧牲者。也因此民眾不得溫飽，加上還得被酷吏迫害，故在這樣朝不保夕的壓力下，人民只好鋌而走險（王榮川，1977：263）。此外，戰後被迫開港，因此產生了外國貨物傾銷的問題，使民間手工產品無法銷售，民眾謀生更加困難（盧瑞鍾，1985：21）。（四）土客之爭所謂的「土」是指世代居於廣西當地的人，而「客」是指清代時從他處移居至廣西的人，亦稱為「來人」。之所以有土客之爭，乃因廣西當地的土民與客民常因土地、水利（朴基水，2005：59、66）、礦物、林產（葛全勝、王維強， 1995：34）、風水、嫁娶等問題發生衝突，因而使「土」、「客」之間形成種種矛盾（朴基水，2005：66），如下所示：（1）道光 30 年夏四月，由嫁娶而起的一事件6，使得土客之間彼此械鬥，再加上後來團練與盜賊的加入，使得械鬥更加嚴重，最後客民便與礦工歸附拜上帝會（王榮川，1977：269-270）。 5. 本文為求單位的統一，以下若有以「文」為錢之單位者，均以「錢」記，如 1000 文為 1000 錢。 6 《桂平縣志‧卷三三》：貴縣土人與來人鬥，勝之，來人合諸鑛徒奔赴桂平金田。狼獞曰「土」，廣東惠潮人曰「來」。「來人」富豪溫阿玉豔「土人」農氏女美，陷夫家退婚，不可強娶之，遂相仇殺。「來人」敗走，附金田。初，「土」「來」既鬥，會陳香晚糾眾三千由賓州入貴縣龍山，出棉村，聲言尋仇。「土人」誤為「來人」勾結，集團練禦之，殺千餘人，乃遁去。北岸「來人」乃約南岸賊黃河左葉阿長各股數千人由瓦塘渡江，屯覃塘。鍾阿春楊撈家徐阿春等率眾萬餘由東津渡江，屯大墟。「土人」殊死抵禦，互殺四十餘日，賊遂飽掠去。「來人」勢孤，急拏家奔南岸。及桂平蒙墟等處，至是，遂合鑛徒赴金田從秀全。 16.

(17) （2）桂平蘇十九侵擾中都木根等地，搶劫馬平羅秀，最後帶領客民依附洪秀全（蕭一山，2004b：46）；但亦有土民被客民壓迫而加入拜上帝會者。所以，在此可以發現只要是被壓迫者，不管是土民或客民，只要是無法在本地生存者，拜上帝會皆願意收留（簡又文，1962：184）。除了上述諸因外，研究太平天國史的相關學者亦提到宗教、災荒的部份。宗教方面指的是教徒與社會的衝突：盧瑞鍾（1985：40-41）指出基督教屬一神教，當時改信此教的華人，具有比一般的基督教徒都要偏執的特性，加上中國傳統社會屬多神教的信仰，所以這些信徒易與當時的社會發生衝突。而關於災荒的相關研究成果則為：自嘉慶、道光之後，國家財政危機逐漸出現，此乃因連年災荒，盜賊叢生，國家的經費只好花於賑災、剿匪上。到了道光帝時，更因種類眾多、具連續性、廣泛性的災荒不斷出現，影響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層面，因而使國家的經濟結構加速瓦解，並促成農民起事（王榮川，1977： 257）。所以由上述討論，可知造成太平天國起事之因眾多，包含地方政治風氣腐敗、人地問題劇增、鴉片戰爭影響、土客之爭、宗教、災荒等因素，各因素間彼此相互影響，當然災荒也是其中一項因素，但是事實上由之前的敘述可知關於災荒的部分，學者們多為一筆帶過，少有更詳實的討論與研究，因此關於這點令人頗為關切。（五）洪秀全與拜上帝會洪秀全是太平軍的首領，洪秀全之所以會帶領這麼多人引發太平天國起事，勢必有其原因使他引發這麼大的一個事件，而大大的影響清帝國。關於洪秀全起事的原因，首先必須先從洪秀全的出身來看。洪秀全，廣東花縣人，生於清嘉慶十八年（1814）十二月初十日，家中主要以務農為生（蕭一山，2004b：47）。洪秀全曾對科舉考試有很大的寄望，希望自己獲得功名以光耀門楣，但一直名落孫山無法實現其心願（李振宗，1999：72）。道光 16 年（1836 年）洪秀全在廣州大街上得到梁發的勸世良言，勸世良言乃一本基督教的宣傳手冊（史景遷，2003：46-47），該書使他產生一些想法。隔年，榜上仍無其名，洪秀全因而鬱悶成疾。病後，洪秀全說他在病中見到了上帝，上帝命他管理世間，但洪秀全並無進一步出現起事或傳教的相關動作（郭廷以，1993： 110）。後來，洪秀全為養家活口，在附近的住家當了村塾的老師，並在因緣際會下又看到勸世良言這本書。自此，洪秀全開始回想病中之夢，爾後自行受洗，並開始宣傳其自身創立的新教（羅爾綱，1936：39-40）。正如西方傳教士為傳其教義，需要多人參與，因此教會派出眾多傳教士前往東方傳教。同理，洪秀全為吸收教徒向其同學馮雲山傳教，馮雲山遂成其新教之中的一分子（羅爾綱，1936：38-39）。後來，洪秀全本欲於廣東傳教，但因花縣當地父老不認同洪秀全破壞神像、孔子牌位的行為，所以洪秀全、馮雲山便離開花縣（簡又文，1962：63-64）。稍後，道光 24 年洪秀全、馮雲山到廣西 17.

(18) 去傳教，但初次少有成果，因此馮雲山到廣西桂平紫荆山活動，而洪秀全則回到廣東花縣（李振宗，1999：85-86）。馮雲山到了紫荆山後，初期以打工為生，後來當地大戶無意間與其交談，知其腹有學識，遂延請至家中教授家人。馮雲山在紫荆山的活動除了教書外，還利用課餘時間對當地民眾傳教。隨著教徒人數的增加，於是馮雲山成立了「拜上帝會」，並為「拜上帝會」進行組織、訓練、建立制度、章程等相關工作（簡又文，1962：72-74）。之後，日漸成長的「拜上帝會」隨著成員的增加，從眾多成員找出具才能的部分人士為幹部，如：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晄8 等人。這些成員的特性如下：馮雲山本身有謀略、有文才、識大體（簡又文，1962：109、131、133）；楊秀清具指揮、領導才能，且有極大的號召力（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0）；蕭朝貴本身勇敢剛猛、擅長戰鬥（李劍農，1969：67）；韋昌輝家境富裕，傾全家之財幫助拜上帝會；石達開家境富裕，為人忠義、仁厚有才能；秦日綱長於戰技，為一方礦工首領；胡以晄家有恆產，性情慷慨；李開芳長於軍事，乃大將之才。至於拜上帝會的經費來源則由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晄等人提供，武器則由韋昌輝一家鑄造（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1）。 7. 另外，加入拜上帝會的民眾則是以下列方法被安置：加入拜上帝會的民眾在金田起事時是以軍事制度進行編列，這些民眾一切生活所需，由總聖庫所支應。關於總聖庫的收入則是由各地信徒變賣自身原有財產，所捐獻出來的，所以總聖庫的錢財使民眾加入拜上帝會後將不再受饑餓之困。此外，這些民眾加入拜上帝會為了不再遭受挨餓的待遇，必須遵守以下一些相關規定，如：遵天條、服命令、要團結、要忠心、勇於戰鬥、財產歸公、戒惡習、禁擾民、遵制度（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3、5995）。二、太平軍活動與呼應起事人士馮雲山於道光 24 年（1844）於廣西省桂平縣紫荆山組織成立拜上帝會（韓山文，1973：12-13），而後馮雲山以客家人為傳教對象，主要針對身份為礦工、炭工、佃農者進行傳教，從而擴展其勢力，主要在桂平、貴縣一帶的山區活動（蕭一山，2004b：57）。該組織以廣西省桂平縣紫荆山為中心，東到平南、藤縣，西到貴縣，南到博白、陸川及廣東信宜，北至武宣、象州的範圍發展（羅爾綱，1991：31）。其中洪秀全等人隨著會眾增加訂定了總聖庫制度，安定會眾們的生活，因. 7. 簡又文（1962：109）稱其為秦日昌，另外於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1）亦稱秦日綱。此處秦日昌本人有二種稱謂，乃是因為秦日昌為避韋昌輝之名，故更改為秦日綱（簡又文， 1962：139）。 8 胡以晄，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1）稱胡以晄，而張習孔、田珏（1994：50）稱胡以晃，係同一人。 18.

(19) 此「李秀成自述原稿」中曾提及：「一人傳十，以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每村或百家，或數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其餘皆是實因食而隨，此是真言也」，加上當時客民與土民不合，土民指稱客民所信仰的拜上帝會是邪教，有企圖反叛的嫌疑，土民中的生員王作新就聚集地方團練，與拜上帝會發生衝突（簡又文，1962：120-123）。拜上帝會與地方團練發生衝突，拜上帝會內的民眾勢必有所活動，以下是拜上帝會民眾活動，進而起事，以及他們的活動內容：（一）金田起事土客之爭持續不斷，因此械鬥失敗的客民，只好逃往金田投靠。之所以金田村的人願意接受這些客民，乃是因為拜上帝會的信徒多是客民，所以拜上帝會的民眾多基於同鄉之誼收留這些械鬥失敗的客民。道光 30 年 10 月 1 日（1850/11/4），拜上帝會召集會眾在金田村團營（羅爾綱，1991：31），這些團營的人馬包含：金田村及附近地區的信徒，其數共千餘人；貴縣地區約百餘人（簡又文，1962：205）。此外，陸川、博白、象州等地信徒亦集中至金田（羅爾綱，1991：104），如：石達開自貴縣奇石墟聚眾千人，且在前往金田途中又加入約 4 千人；蒙得恩、莫仕暌、賴昌水、張善超等人在 9 月中率平南一帶會眾前往金田（簡又文，1962：206）；譚要帶領象州瑤山麓石龍村人前往金田；賴九帶領拜上帝會會眾數千人由鬱林經水車江、龍安墟、蒲塘前往紫荆山（崔之清，2002：72、73）；黃文金、黃啟芳、曾錦謙等人帶領博白教徒數百人，先至鬱林白馬江，後經潯江南岸前往金田；桂平地區的饑民於搶米索錢事件後，其中一部分饑民跟隨蘇十九往金田前進，其中亦有桂平客民合夥同行。而本來並非教徒亦前往金田者，則是先前所提貴縣境內客民因嫁娶原因與土民發生械鬥，最後被土民驅逐，約有 3000 餘人無家可歸，因拜上帝會多為客民，遂投靠金田（簡又文，1962：207-208）。至於金田村的地理環境能容納大量人口聚集之因，乃因金田村位於桂平縣城的東北方 40 公里處，該地農產豐富（羅爾綱，1991：105）、土壤肥沃，盛產稻米、甘蔗、雜糧、瓜果蔬菜等食物（簡又文，1962：201），交通便利，軍資不缺，故可容納眾多會眾（羅爾綱，1991：105）。不過，後來清軍查知平南花洲有教匪聚會，欲前往圍捕，此時洪秀全與馮雲山正在胡以晄家中，加上此時清軍（潯州協副將李殿元）已將要塞防堵，但恰好楊秀清前來救援，所以太平軍將隘口守兵殺掉，並將清軍打敗，後來至山人村迎接洪秀全（簡又文，1962：215-216）。稍後，貴州鎮遠鎮總兵周鳳岐因知清軍敗亡消息，覺得亂事即將發生，因此派兵攻打太平軍，但清軍大敗。後來，周鳳岐亦自行前來攻擊，但還是被太平軍打敗，並退至潯州府城。最後，太平軍於道光 30 年 12 月 10 日（1851/1/11）宣布起事，此稱為「金田起事」（羅爾綱，1991：106）。 19.

(20) 圖3-1 太平軍活動路線圖資料來源：改繪自郭毅生（1989：7-8）。. （二）太平軍活動路線與加入人員自金田起事後，太平軍前往江寧9活動所經過地點為：自廣西桂平出發，途經廣西的平南、永安、桂林、全州等地，稍後於咸豐 2 年 4 月進入湖南，途經永州、郴州、攸縣、長沙、益陽、岳州等地，並於咸豐 2 年 11 月進入湖北，途經武昌、黃州，隨後進入江西、安徽，抵達九江、安慶、池州、蕪湖等地，最後到達江寧（圖 3-1）（郭毅生，1989：7-8）。 1.活動路線與加入人數由於太平軍活動時，加入太平軍的人士不斷的增加，所以形成足以威脅清政府的強大力量，下方將介紹這些加入者、人數及戰爭時所失去人數。（1）大湟江口後加入太平軍者 9. 此處的江寧為江寧城。清代時，據《大清文宗顯皇帝實錄》所記，今之南京稱為江寧。 20.

(21) 金田起事後，太平軍即出大湟江口10，此時有邱二娘11、蘇三娘二人各帶領 2000 人加入，羅大綱12亦率數千人到此加入太平軍，其中邱二娘後來因為與拜上帝會意見不合，遂帶眾人離去，並以土匪為業，最後於咸豐 3 年時被龍山團練砲擊而死。另外，此時亦有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捲嘴狗侯志、大隻鉅關鉅等人加入，以米糧牛羊等物為見面之禮。後來，因拜上帝會與大頭羊眾人接洽者有一人貪瀆，洪秀全將其殺之，大頭羊等人飽受驚嚇之餘，加上覺得拜上帝會的紀律規則過於嚴格，怕入會後亦被誅殺，因此又不加入拜上帝會（簡又文，1962：233、235-239）。（2）牛排嶺戰後兩軍損失人數咸豐元年正月 18 日（1851/2/18），兩軍在牛排嶺大戰，清軍敗戰，陣亡者幾近千人，太平軍僅損失 2、3 百人，所以此時太平軍約有 3 萬人。而清軍敗戰心有不甘，遂遷怒民眾，搶劫財物、放火燒掉店舖住宅，還誣陷良民為匪並殘殺之（簡又文，1962：267-269）。表 3-2 太平天國起事初期加入太平軍人數表太平軍來源金田村附近一帶紫荆山居民石達開率領者金田起事時太平軍人數. 至大湟江口加入者. 桂平、貴縣、平南、武宣、象州等處教徒陸川賴九率領者博白黃文金帶領者貴縣秦日綱帶領龍山銀礦礦徒桂平蘇十九帶領屬饑民之客家人貴縣戰敗之難民蘇三娘率領者13 邱二娘14 羅大綱. 加入太平軍原因傳教招攬而來來自粵東客家人擔任佃農傳教招攬而來其中有楊秀清，原廣東嘉應，先居武宣，後至桂平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為業，孤苦窮困；其中亦有傳教招攬來者。陸川教徒首領博白教徒領袖. 人數 1000 多人 2000-3000 人 4000 人. 數千人 2000-3000 人. 失業而加入拜上帝會. 1000 多人. 因旱災、饑荒加入太平軍. 1000-2000 人. 因嫁娶引起糾紛而致。丈夫在桂被人害，為復仇而為盜。因旱災而成為饑民。為茭塘一帶海盜，官兵急捕之，亡命於潯梧。. 3000 多人 2000 人 2000 人. 2000-3000 人. 數千人. 資料來源：整理自簡又文（1962：236、245-246）。. （3）宣布國號咸豐元年 2 月，太平軍進入武宣，洪秀全於 2 月 21 日（1851/3/23）正式宣布國號為太平天國（蕭一山，2004b：67），4 月時太平軍自武宣移至象州（簡又 10. 乃江口墟，現稱江口鎮，位潯江與大湟江之交滙處。亦為饑民（貴港市志編纂委員會，1993：15）。此外，邱二娘，貴港市志編纂委員會（1993： 15）稱邱二娘，而簡又文（1962：236）稱邱二嫂，係同一人。 12 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從事海盜之業。 13 原為天地會（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7）。 14 原為天地會（清史編纂委員會，1961：5997）。 11. 21.

(22) 文，1962：291），清軍禦之，因而太平軍被阻。但此時太平軍又因缺少鹽糧，故在此招攬象州拜上帝會人馬加入，並於六月時返回紫荆山。此時清軍採行封鎖的策略，欲將太平軍困死在紫荆山中，加上太平軍本身多病傷之人，還缺鹽（羅爾綱，1991：108）、硝、米糧等物。後來太平軍只好行突圍之策，於 8 月 16 日（1851/9/11）的晚上成功地往平南推移（簡又文，1962：299、303），稍後經藤縣往北移動（羅爾綱，1991：109），且在此有拜上帝會教徒加入，如忠王李秀成（簡又文，1962：305）。（4）大封諸王太平軍於咸豐元年閏 8 月 1 日（1851/9/25）到達永安州，後於閏 8 月 7 日（1851/10/1）洪秀全頒布「天王詔令」（羅爾綱，1991：109），「天王詔令」15內提及：「凡一切殺妖取城，所得金寶、綢、帛、寶物等項，不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另外，於 10 月 25 日（1851/12/17）亦在此地大封諸王，以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北王、石達開為翼王（韓山文，1973：28），並建置相關官職，封秦日綱為天官丞相，胡以晄為春官丞相，羅大綱晉封為總制，其餘有功將士 8 百餘人皆封官職，以及追贈相關陣亡人士（簡又文，1962：317）。此時在永安的太平軍的軍需來源主要來自：潮勇及水勇（張釗等）的秘密接濟、就地收割城內外民田、廣西各地（如：武宣、象州、永安等地）老百姓經山中小路與太平軍進行糧食及軍用品等物之買賣、以及太平軍自行到外採買（簡又文，1962：314）。另外，此時前來加入太平軍者如下：胡以晄之弟胡以章帶約 2000 名鵬化山民自大黎前來；貴縣龍山的失業礦工再度有部分人士加入；梁亞介帶 2000 人加入；范連德率隊前來；零星土匪加入。所以，至此太平軍總人數約有 4-5 萬人（簡又文，1962：314）。（5）頒布三道布告待在永安的太平軍後來因為缺乏食糧等物資必須離開永安，並在離開永安不久後於龍寮嶺取得火藥十餘擔16，可是太平軍的後方隊伍於咸豐 2 年 2 月 18 日（1852/4/7）時被清軍趕上，遂有老弱男女及士兵約 2000 人被清軍所殺，此乃自起事以來，太平軍損失最重時（簡又文，1962：326-327）。後來，太平軍向北移動，直至桂林，此時沿途加入太平軍者不少，到此太平軍已有 6、7 萬人。稍後，因桂林久攻不進（簡又文，1962：364-365、371），故於 4 月 1 日（1852/5/19）的晚上，太平軍離開桂林，並向全國發布三項公告（羅爾綱，1991：112）：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救一切天生天養諭（簡又文，1962：398、400、402）。 15 16. 即天命詔旨書。即千餘斤。 22.

(23) （6）蓑衣渡大戰太平軍往北，4 月 6 日（1852/5/24）時太平軍抵全州，本無意攻城，但清軍中有砲兵（簡又文，1962：383-384）擊傷南王馮雲山（蕭一山，2004b：78），太平軍為復仇攻下全州城。後來，太平軍欲趁湘江水漲，於 4 月 18 日（1852/6/5）往湖南長沙移動（簡又文，1962：384、387-388、390），因清軍在蓑衣渡口阻之，並焚燒其船隻（羅爾綱，1991：33），太平軍在此遭遇大敗，且潰不成軍，不但失去船隻 3 百餘艘，甚至還有萬人以上陣亡或流散（簡又文， 1962：389、409），因此太平軍從湘江東岸移至永州17（羅爾綱，1991：33）。（7）道州、郴州擴張軍源咸豐 2 年 4 月 25 日（1852/6/12）時太平軍到達道州，稍後以土匪為嚮導，同時分兵攻擊各州縣，以取得、補充所需物資及軍源，另外，在此稍事停留，徵收全城銅鐵鑄造大砲 3 百餘尊，並造其他兵器。此時道州有眾多天地會人士加入太平軍，使太平軍勢力更為盛大，如：何石苟（何賤苟）18一股。雖然何石苟（何賤苟）加入太平軍沒多久亦脫離遠去，但此時為求增加軍源，所以加入太平軍的入伍條件便不像以前那麼高，也因此這些新加入者並不若先前加入者的嚴守紀律（簡又文，1962：411-412、415）。不過，此時的狀況就如同《清史‧卷五四０》中提及：「一時湘省義民、會黨與土匪紛紛入伍」。後來，太平軍於 6 月 25 日（1852/8/10）離開道州，往東移動；此時太平軍中自廣西而來之人尚存 5 萬人左右19，在道州加入的人民、土匪、會黨共約 2 萬人。後來，太平軍往郴州移動，其因乃因先前劉代偉20起事敗後，有眾多跟從者被當地民眾送往官府，其他剩餘的餘眾為報此仇遂與道州天地會眾勾結，引太平軍往郴州，並於 7 月 3 日（1852/8/17）到達郴州（簡又文，1962：415-416）。此時道州、郴州一帶約有 5 萬人加入太平軍（羅爾綱，1991：33），其中郴州、江華、永明等地共約有 2、3 萬人加入，內含約千餘人的採煤礦工、劉代偉起事被捕後之餘眾。另外，廣東仁化會黨亦有千餘人北上加入太平軍。因此，到達郴州之後的太平軍約有 10 萬人之多（簡又文，1962：417-418）。此外，因郴州是湖南、廣東二省的交通要塞，商業發達，物產豐富，故太平軍在此地進行休息整備，籌措軍資（羅爾綱，1991：113）。（8）蕭朝貴身亡稍後，西王蕭朝貴率太平軍 2000 人，並以郴州劉代偉餘眾數百人為嚮導，依次佔領永興（7 月 12 日，1852/8/26）、安仁（7 月 17 日，1852/8/31）、攸縣（7 月 19 日，1852/9/2）、茶陵（7 月 20 日，1852/9/3）、醴陵（7 月 24 日， 1852/9/7）等地（簡又文，1962：420），然後往長沙移動（羅爾綱，1991：33）。 17 18 19 20. 今之零陵。何賤苟。另外，亦有一稱：何石茍（羅爾綱，1991：180）。簡又文（1962：416）提及「賊情彙纂‧卷十一」有此記錄，但筆者翻閱卻無相關記錄。屬湖南郴州天地會（羅爾綱，1991：179）。 23.

(24) 太平軍在醴陵得數千人加入，此時蕭朝貴所率領軍隊人數約有 5、6 千人。後來，蕭朝貴欲取長沙，於 29 日（1852/9/12）因不辨當地形勢加上服色易辨，在此中砲重傷，稍後傷重21不治身亡（簡又文，1962：420-422）。咸豐 2 年 8 月上旬，洪秀全得知此訊（簡又文，1962：430），率軍離郴州攻長沙。但久攻不下（羅爾綱，1991：113），加上油、鹽缺乏（蕭一山， 2004b：81），故改往湘水西岸，前往益陽（羅爾綱，1991：113）、岳州（11 月 3 日，1852/12/13）。太平軍在岳州境內得到吳三桂以前所埋藏之武器（蕭一山， 2004b：81），內含大砲、火藥、軍械等物，而且太平軍還在此地得到約 5000 多艘的商船，以湖南祈陽唐正財 22 擔任典水匠管理船隻（簡又文，1962：438439），並利用這些船隻順流而下（蕭一山，2004b：81）。（9）武昌居民助太平軍入城太平軍自岳州（11 月 7 日，1852/12/17），兵分水陸二路，直下湖北（羅爾綱，1991：114），先後到達蒲圻（11 月 9 日，1852/12/19）、咸寧（簡又文， 1962：440）、漢陽（11 月 13 日，1852/12/23）（羅爾綱，1991：114）、漢口（11 月 19 日，1852/12/29）等地；其中太平軍在咸寧取得清軍拋下約 5000 艘的船隻（簡又文，1962：440），還在漢陽當地取得沿江眾多大小船隻（簡又文， 1962：442）。稍後，太平軍因先前清軍燒掉武昌周遭居民的店舖房舍，使居民損失慘重，因此這些居民憤而幫助太平軍、提供城內相關情報（簡又文，1962： 445），使得太平軍順利取得武昌（12 月 4 日，1853/1/12）（羅爾綱，1991： 114）。至此，計算太平軍人數共約 10 萬人，含兩廣人士約 2 萬餘人，兩湖人士約 4 萬餘人，廣西婦女 1 萬餘人（簡又文，1962：452），並有鹽船水手數萬人加入太平軍（羅爾綱，1991：114）。另外，太平軍入武昌城後取得大量物資及大量人力。這些加入太平軍的人力多是因被徵而加入的，且不管男女老幼均需進行相關編制及安排。另外，還有 2 百餘名的潮勇加入太平軍（12 月 24 日，1853/2/1），這是因為潮勇原屬清軍，行軍時侵擾民眾，提督向榮處置這些侵擾民眾之徒，故這些餘眾為求活命而改投太平軍。至於物質方面，太平軍至武昌周圍地區─黃州及武昌等地徵收物資以補充太平軍所需糧草，徵收完後太平軍棄黃州府城、武昌縣城，所以並無太平軍守此城（簡又文，1962：454-455、458）。（10）攻入江寧咸豐 3 年正月 2 日（1853/2/9），太平軍棄武昌城分水陸兩路往江南移動（羅爾綱，1991：115），且整體而言太平軍約有 50 萬人23、有 1 萬多隻船，食 21. 左肩受砲傷。原為商人，咸豐 2 年夏至岳州一帶貿易，連人帶船被徵入軍中。另外，唐正財，張德堅（1968：193）稱唐正財，而羅爾綱（1991：239）稱唐正才，係同一人。 23 「賊情彙纂‧卷十一」提及。 22. 24.

(25) 物、金錢、武器、火藥等物品亦不可計數（簡又文，1962：465）。之後，太平軍順長江而下，分別攻下九江（正月 11 日，1853/2/18）、安慶（正月 17 日， 1853/2/24）（羅爾綱，1991：115），並在安慶獲得庫銀 30 萬兩、百餘座大砲，以及無可計數的軍需糧食用品（簡又文，1962：470）。稍後，太平軍連續攻下池州府（正月 22 日，1853/3/1）、蕪湖（正月 25 日，1853/3/4）、太平府24（正月 28 日，1853/3/7）（簡又文，1962：472-474）等地。之後，太平軍於 2 月 10 日（1853/3/19），用地雷攻破江寧城牆，殺死兩江總督陸建瀛，隔天進入江寧（羅爾綱，1991：115）。稍後，太平軍亦將鎮江（2 月 22 日，1853/3/31）、揚州攻下（2 月 23 日，1853/4/1）（簡又文，1962：527、 529），此舉不但阻斷清朝漕運，亦控制中國的心臟地帶（羅爾綱，1991： 115）。洪秀全、楊秀清初入此地，決定以此地為太平天國的首都（簡又文， 1962：513），到了 2 月時，將江寧改名為天京，並頒布天朝田畝制度（羅爾綱，1991：115）。（三）太平軍的成員背景江士鐸曾於「乙丙日記」提及「四民之中，最易作亂者農，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賈又次之，……」，故以下將從太平軍的成員背景試圖察看是否亦有此現象。從太平軍成員的背景（表 3-3）來看：除了少數幾位地主、富豪、儒生是屬社會地位較高外，其中地主（富農）、財主（富商）為經濟菁英（盧瑞鍾，1985：96），其次是教師、訟師、醫生、頗知文義者；較低階層者包含：農夫、保鏢、木工、鄉勇、粗通文墨者、不通文墨者、海盜、商人，而此階層的人士卻是人數最多的，如「李秀成自述原稿」提到「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而且這些人士多是文盲或是半文盲。所以，在這樣的成員背景下潛伏著以下的危機：（1）認為科舉管道不公平、不公正，故不得志之人輕者離群索居，重者聚眾滋事；（2）百姓知識不足，易有迷信之舉，因此很容易被神棍、野心家所利用（盧瑞鍾，1985：97-98）。表 3-3 太平軍主要成員背景姓名 ****洪秀全. 姓名. 職業. 農家子弟，私塾教師。. *曾錦謙. 識字無多。. **楊秀清. 貧苦農民，以打柴燒炭為生。. *曾水源. 頗知文義，為童蒙師。. **蕭朝貴. 以打柴燒炭為生。. *曾釗揚. 頗通文墨，為童蒙師。. *馮雲山. 村塾師。. *羅苾芬. 粗通文墨，自幼販賣煙土（註：即鴉片）。. *韋昌輝. 地主。. *黃再興. 稍知文義。. *石達開. 富農子弟。. *黃啟芳. 稍通文墨，教讀先生。. 礦工。. *何震川. 初為廣西諸生，曾應北闈鄉試。. 富豪。. *周勝坤. 富商。. **秦日綱（秦日昌） *胡以晄（胡以晃） 24. 職業. 即今之當塗。 25.

(26) 不通文墨。. *賴漢英. 頗通文墨，兼知醫理，久在廣西貿易。. 貧農。. *羅大綱. 海盜。. *黃益芸. 不甚識字，醫生。. *賓福壽. 木工。. *黃玉崑. 訟棍。. *林啟容. 商人。. *盧賢拔. 粗通文墨。. *何潮元. 醫生。. *李俊昌. 醫生。. *吳如孝. 稍通文墨，洋商司會計販煙土。. *洪仁發. 不甚識字。. *古隆賢. 不甚識字。. *韋元玠. 地主。. *韋濱. 地主。. *余廷璋. 富商. *韋俊. 不甚識字，地主。. *李壽春. 粗通文墨. *石祥禎. 土豪。. *吳可億. 富商. *石鎮崙. 土豪。. *侯裕寬. 素不識字，廚師. *石鳳魁. 粗通文墨。. **陸順德. 優伶。. *李開芳 ***李秀成. *唐正財米商。（唐正才）. 註：*表示整理自張德堅（1968）；**表示整理自簡又文（1962）；***表示整理自張習孔、田珏（1994）；****表示整理自羅爾綱（1936）。資料來源：整理自張德堅（1968：70、72、74、81、83、85-87、91、101、103-105、107、109、 113、115、117、119、121、125、131、133、135、141、143、151、159、165、177、183、189、 193、199、201、209）；簡又文（1962：135-136、139、152）；張習孔、田珏（1994：100）；羅爾綱（1936：38-39）。. （四）響應太平軍起事之事件羅爾綱（1991：177）認為太平天國興起時，中國各地的會黨及各族民眾爭相響應，其中包含了天地會與捻匪，因此各地陸續傳出響應事件的發生。以下本文整理研究太平天國史相關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列出的響應太平軍起事的相關社會事件表（表 3-4）。表 3-4 自金田起事至太平軍進入江寧之時間內曾呼應太平軍的相關社會事件表西元 1851. 1851 1851 1851 1851 1851 1851. 時間. 事件. 福建漳州會黨數萬人，以廈門人陳罄、同安人王泉為首，準備起義（羅爾綱，1991：178）。咸豐元年 1 月 26 日匪首：陳罄、王泉、王靖、李景、黃允、劉四；時間：咸豐元年；人數：數萬人（黃乃隆，1973：159-160）。河南南陽捻黨聚眾起義，清廷命豫、鄂、皖、蘇等省督撫合力堵咸豐元年 6 月 22 日緝（羅爾綱，1991：179）。四川哥老會、河南捻黨、湖南齋黨、湖北痞黨、魯、皖地方會黨咸豐元年 7 月 6 日起義（羅爾綱，1991：179）。安徽壽州匪犯程六麻與合肥捻匪高四八作亂（清史稿校註編纂小咸豐元年 7 月組，1986：697）。湖南宜章婦人王蕭氏創立沙包會，在宜章思仁坳起義，擊殺清守咸豐元年 8 月備（羅爾綱，1991：179）。浙江鄞縣農民樹旗入城，旋擁張朝清起義（羅爾綱， 1991 ：咸豐元年 11 月 179）。匪首：李三文（天人大王）、徐繼龍；人數：不詳（黃乃隆，咸豐元年 1973：159-165）。 26.

(27) 匪首：土匪、苗匪、游匪；人數：每股數百人（黃乃隆，1973： 159-166）。匪首：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人數：每股數百人至數千人不等（黃乃隆，1973：159-167）。湖南郴州天地會劉代偉起義（羅爾綱，1991：179）。夏四月……辛卯，程矞采奏，郴州匪徒劉代偉作亂，參將積拉明捕誅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1986：700）。. 1851. 咸豐元年. 1851. 咸豐元年. 1852. 咸豐 2 年 3 月. 1852. 咸豐 2 年 5 月. 廣西新寧縣壯民吳凌雲起義（羅爾綱，1991：193）。. 1852. 咸豐 2 年 12 月. 湖南瀏陽徵義堂周國虞25起義（羅爾綱，1991：180）。. 1852. 咸豐 2 年 12 月. 1852. 咸豐 2 年冬. 1853. 天地會周立春在江蘇嘉定起義，克縣城（羅爾綱，1991：181）。青浦周立春聚眾霸糧，以農器與官軍作戰（簡又文， 1962 ： 672）。捻黨十八鋪在安徽蒙城起義，推張洛行為首領（羅爾綱，1991： 180）。 10 月 1 日戊寅，捻黨張樂行起事於安徽亳州（今亳縣）（張習孔、田珏，1994：62）。方太平軍之竊據江南也，同時捻子匪，亦起於淮北。捻亂之起，始於康熙間，嘉慶時已嚴禁之，然不能絕，咸豐三年，洪秀全既得江寧，潁壽蒙亳（安徽北部）各捻，遂乘機鵲起，不饑寒而抗征，公子兄弟，相率劫盜，或數百人為一捻，或數千人為一捻，脅從剽略，眾至數萬，縱橫江皖楚豫，問江北若淮徐海，安徽若潁亳壽，河南若汝光南，山東若沂兗曹濟，湖北若襄棗鍾隨，以各省論，皆屬邊界，易於竄匿，以全部論，則居天下之中，患在心腹，既與太平軍相勾結，為患滋益甚（錢基博，1959：611）。. 咸豐 3 年正月 13 日江西武寧周逢春起義，克縣城（羅爾綱，1991：180）。. 湖南道州天地會何石苟起義，以常寧、桂陽、道州等地為根據地，聚眾四、五千人（羅爾綱，1991：180）。資料來源：羅爾綱（1991），黃乃隆（1973），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1986），簡又文（1962），張習孔、田珏（1994），錢基博（1959）。 1853. 咸豐 3 年春. 至此，由上表可知太平軍活動時，沿途都會有民眾帶隊加入太平軍，或在他處也會出現響應太平軍的人士。另外，從上述整理出來有關太平軍活動路線與加入人員的內容可知：民眾加入太平軍的理由是各有不同的，不論是為復仇加入太平軍，或是害怕被清軍誅殺而加入太平軍，還是想占地為王而響應太平軍，這些民眾的確增強了太平軍的勢力，使太平軍的軍事能力大增，並使洪秀全利用這樣的軍事力量由廣西往各地攻城略地。至於這些加入太平軍的眾多民眾是否亦受氣候災變的影響，或是受其他因素影響較深，關於相關細節的部分，將由下文進行相關的探討。. 第二節道咸時期的自然災害本節將利用學者研究成果了解 1820-1864 年間兩廣與華中地區的氣候，由大尺度切入，再逐步縮小。並將於討論過程中利用中國歷史時期氣候編年資料、雨雪分寸、現代儀器成果進行比對，以得知當時的氣候狀況。 25. 周國愚，羅爾綱（1991）稱周國虞，而《瀏陽縣志》中稱周國愚，係同一人。 27.

(28) 一、氣溫 1820 年代以後，有大量證據顯示中國地區的氣溫趨冷，且當時的最低平均氣溫位於 1840 年前後（葛全勝、王維強，1995：35）。此時期是小冰河期的一部分，此次的小冰河期約是 15 世紀至 19 世紀中葉，形成之因可能與太陽照射強度降低、溫鹽環流週期性震盪、火山爆發等因素是有關的（魏國彥、許晃雄，1997：10-9）。接著由以下眾多研究成果試圖得知 19 世紀中國的氣溫是偏暖亦或是偏寒：（1）葛全勝、王維強（1995：36）利用張丕遠藉由全國 18 個省中選取 100 個站點整理出關於氣候的資料（圖 3-2），筆者藉此得知自 1820-1870 年間其發生雪災的縣分數大於 1470-1949 年間發生雪災縣分數的平均值。. 圖3-2 1470-1949年100個站點雪災10年平均振動曲線圖資料來源：改繪自葛全勝、王維強（1995：36）. （2）葛全勝等（2006：109）利用華北與長江中下游區域不同時段、地點的歷史物候等文獻記載，以及其他相關的溫度變化研究所得出的重建氣溫距平圖（附錄七），筆者藉此得知 1820-1870 年左右冬半年的溫度距平呈現負值，表示此時段中國東部冬半年溫度與中國氣溫有相同變化，且從歷史物候等文獻記載資料觀之，當時溫度距平還有超過-1℃者。（3）鄭景云、張丕遠（1995：102）利用王紹武（1990）的研究成果之冬溫距平序列換算取得中國東部各年代冬溫距平製作出近 500 多年來我國東部及全球平均溫度距平序列圖（附錄八），筆者藉此得知 1820-1864 年中國東部冬季的氣溫距平是負值。（4）王紹武等（1998：59）利用史料重建 1000＇s-1990＇s 華南地區的 10 年平均氣溫距平圖，筆者藉此得知華南地區自 1820-1864 年的氣溫距平屬負值（圖 3-3）。（5）王紹武等（1998：59）利用與葉愈源、趙文蘭通信取得史料重建 1470＇s 以來華中地區 10 年平均氣溫序列（附錄九），筆者透過此資料繪出之圖，發現華中地區於 1820-1864 年的氣溫距平屬負值；（6）周清波等（1994：334）利用 1952-1970 年安徽合肥的年冬季平均氣溫 28.

(29) 及年冬季降雪日數進行相關迴歸統計，結果可知於 1791-1850 年合肥年冬季平均氣溫為 2.4℃，1851-1871 年則為 3.3℃；（ 7 ）邵雪梅、范金梅（ 1999 ： 86 ）採用川西高原川西雲杉（ Picea balfouriana ）的樹輪資料進行分析的研究成果（附錄十），筆者藉此得知約在 1830-1864 年間其溫度距平是屬負值；（8）筆者整理中國歷史時期氣候編年資料（徐勝一等，1996），取出 18201911 年間曾發生雪霜雹寒與暑現象，將雪霜雹寒歸為一類、暑為一類，然後將 1820-1911 年分成 1820-1864、1865-1911 兩個時段。另外，再將 1820-1864 年分成 1820-1840 與 1841-1864 兩個時段。而後，根據各時段中曾發生的雪霜雹寒與暑現象進行相關統計，主要是以該時段中該現象曾發生幾年來計數，雖此法並不十分嚴謹，但藉由此法仍可看出當時這兩類氣候現象所發生的時段比例，得到結果如下（表 3-5）： 1 兩廣與華中地區於 1820-1911 年間雪霜雹寒比暑出現時段比例還高，因為 ○ 1820-1911 年間暑現象出現的時段比例為 0%。 2 兩廣、華中地區的雪霜雹寒現象於 1820-1864 年所出現的時段比例比 ○ 1865-1911 年出現的時段比例還高約 34%、17%。. 另外，再藉由中國歷史時期氣候編年資料（徐勝一等，1996），得知華中地區的暑現象得向前推至嘉慶20年（1815）才有此現象出現。故由上面各史料、樹輪、物候、1952-1970年的年冬季平均氣溫及年冬季降雪日數等資料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清帝國於1820-1874年間氣溫偏寒冷，且偏寒冷之地分布全國各地。. 圖3-3 1000’s-1990’s華南地區的10年平均氣溫距平資料來源：改繪自王紹武等（1998：59）。. 29.

(30) 表 3-5 1820-1864 與 1865-1911 兩廣、華中地區雪霜雹寒與暑之災異統計表 1820-1864 1820-1840. 1841-1864. 1865-1911 總計. 年份. 時段比例. 年份. 時段比例. 年份. 時段比例. 年份. 時段比例. 兩廣. 雪、霜、雹、寒. 11 年. 52.38%. 11 年. 44%. 22 年. 48.89%. 7年. 14.89%. 暑. 0年. 0%. 0年. 0%. 0年. 0%. 0年. 0%. 華中. 雪、霜、雹、寒. 8年. 38.10%. 17 年. 70.83%. 25 年. 55.56%. 18 年. 38.30%. 暑. 0年. 0%. 0年. 0%. 0年. 0%. 0年. 0%.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歷史時期氣候編年資料（徐勝一等，1996）. 二、旱澇情形筆者曾於各地方志中看到道光元年至同治 3 年（1820-1864）中曾出現過各種程度的旱澇現象，所以以下將藉由各項眾多研究成果試圖得知 19 世紀中國的旱澇程度：（一）透過葛全勝、王維強（1995：36）利用張丕遠藉由全國 18 個省中選取 100 個站點整理出有關氣候的資料，得知自 1820-1870 年其發生澇災的縣分數大於 1470-1949 年發生澇災縣分數的平均值（圖 3-4）。. 圖3-4 1470-1949年100個站點澇災10年平均振動曲線圖資料來源：改繪自葛全勝、王維強（1995：36）. （二）鄭景云等（1993：117、119）利用各地方志的旱澇資料整理出中國東、南部 85 個站點的旱澇指數，而其研究成果如下： 1.兩廣地區在 1471-1991 年間，兩廣地區的旱澇狀況是東西差異較明顯，東部多澇，且多大澇，其中旱澇的發生頻率於正常、旱、澇狀況分別為 42％、22 ％、36％；另外，大旱、大澇亦分別占 7％、10％。其中於 1816-1880 年是屬偏澇期。 2.華中地區在 1471-1991 年間，華中地區的旱澇狀況是存在著東西、南北差異，南北差異較明顯，南部多大澇；其中旱澇的發生頻率於正常、旱、澇狀況 30.

(31) 分別為 38％、24％、38％；另外，大旱、大澇亦分別占 8％、11％。其中於 1816-1835 年是屬偏澇期，於 1836-1860 年屬過渡期。（三）鄭景云、趙會霞（2005：674、676）利用了 7820 件的雨雪檔案訂定出江蘇的四季降水等級序列（附錄一），並從研究結果得知江蘇省於 1840 年、 1849 年是極端大澇年。（四）鄭景云、王紹武（2005：25）利用古代文獻資料製作出過去 2000 年中國東部降水變化及其區域差異圖（圖 3-5），筆者從此圖得知：江淮地區在 1800-1900 年間偏屬多澇。所以由上述學者運用史料之研究成果，可以得知 1820-1864 年間，中國各地的旱澇情形各有所不同，就算是距離相近的地區，也會因時間、空間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在探討各地情況時也要針對當地當時的氣候狀況，才能進行討論。. 圖3-5 過去2000年江淮地區旱澇變化圖資料來源：改繪自鄭景云、王紹武（2005：25）。. 三、氣候災異氣候災異，包含：饑、荒年、蝗、河異、瘟疫等現象。以下將介紹道光、咸豐年間的氣候災異現象、農作物收成狀況、以及災荒與雨雪分寸等內容。（一）災異氣候災異包含饑、荒年、蝗、河異、瘟疫等現象，且包羅萬象、各有不同，故以下將由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及本研究所整理的內容試圖了解當時的災異現象： 1.筆者整理中國歷史時期氣候編年資料（徐勝一等，1996）取出 1820-1911 年中曾發生饑、荒年現象，將饑、荒年歸為一類，並將 1820-1911 年分成 18201864 年、1865-1911 年兩個時段。另外，再將 1820-1864 年分成 1820-1840 年與 1841-1864 年兩個時段。而後根據各時段中曾發生的饑、荒年現象進行相關統計，主要是以該時段中曾發生的年數來計數，雖然此法並不十分嚴謹，但藉由此法仍可看出當時發生該氣候現象的比例，以下是整理後的結果（表 3-6）：（1）兩廣與華中地區的饑、荒年現象於 1820-1864 年所出現的時段比例比.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