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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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

治發展（1889-1902）

張曉威

*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吉隆坡華人甲必丹從1861 至 1889 年，皆由惠州客家人所包辦，顯見惠州客家人在當時除了是吉隆坡客家幫的領導，同時也掌控了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的領導權。然而，自赤溪人葉觀盛在1889 年接任甲必丹之後，惠州人主導吉隆坡客家幫以及華人幫權政治的情景已不再。雖然在地緣上赤溪屬廣肇府，但是在方言上赤溪人則講客家話。因此，來自廣肇幫的葉觀盛接任甲必丹之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客家幫在吉隆坡的相關利益。當葉觀盛在1902 年去世後，客家幫擔任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更明顯减退，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廣肇幫。客家幫影響力消减，早在葉德來去世之後就有迹可尋，主要是當時的客家幫面臨了一連串的內外衝擊所致。關鍵詞：葉觀盛、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葉德來、甲必丹 * E-mail: chongsw@utar.edu.my 投稿日期：2016 年 4 月 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7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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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17, 9: 15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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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n Politics in Kuala Lumpur Hakka

Dialect Group in the Time of Capitan Yap

Kwan Seng (1889-1902)

Siou Wei Chong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The years between 1861 and 1889, the post of Kuala Lumpur Capitan was hold exclusively by the Huizhou ( 惠州 ) Hakka people. The Huizhou Hakka not only provided the leadership for the Hakka group but also dominated the clan politics among the various Chinese groups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phenomenon was broken when Yap Kwan Seng took over the Capitan post in 1889. Although Capitan Yap Kwan Seng belongs to the Hakka dialect group but he came from Chixi ( 赤溪 ) Hakka, and Chixi belongs to the GuangZhao ( 廣肇 ) prefectures. Nevertheless, the Hakka dialect group still retaine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in Kuala Lumpur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Capitan Yap Kwan Seng. When Capitan Yap Kwan Seng passed away in 1902, the Hakka clan’s dominance in local leadership was slowly diminishing, and replaced by the emerging GuangZhao group. In fact, signs of Hakka’s diminishing dominance surfaced as early as during the death * Date of Submission: April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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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pitan Yap Ah Loy, mainly as a result of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ashes and dilemmas.

Keywords: Yap Kwan Seng, Kuala Lumpur, Hakka Clan politics, Yap Ah Loy, Cap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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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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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吉隆坡為馬來西亞首都，位於馬來半島西海岸雪蘭莪州的巴生河（_{Sungai Klang）及鵝麥河（Sungai Gombak）的交匯處。雪蘭莪內戰} （1866-1874）結束後，在葉德來1領導重建下，吉隆坡恢復戰前的生機。由於其繁華與成功之處得到英國殖民官員的注意與肯定，以致在₁₈₈₀ 年將參政司常駐之地從巴生遷至吉隆坡。1896 年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成立後，吉隆坡以其蓬勃的商業發展、完善的交通網絡系統，加上位於馬來半島中心之優勢，成為該聯邦的首府，奠下1957 年馬來亞獨立時成為一國之都的基礎。2 相對於現在大廈林立的繁華都會情況，19 世紀中葉以前的吉隆坡，其實是一片人煙稀少的熱带叢林。自_{1859 年左右發現了豐富錫苗之後，} 歷經五任華人甲必丹3領導華工開發，吉隆坡遂發展起來，華人人口也 1 葉德來即葉亞來，亦稱葉茂蘭（1837-1885）。從中文的文獻或相關記載來看，包括葉德來的官印、匾額署名等，都以葉德來署名，而葉亞來應該與英文 Yap Ah Loy 有關，因為自英文的檔案到一般的書寫都冠以Yap Ah Loy，導致中文的書寫也跟著書寫成葉亞來。不過，本文概以葉德來書之。 2　吉隆坡地名之由來，有幾種說法，包括（一）係指馬來語河口 Kuala 和沼澤 Lumpur 的合稱，意思為「泥濘的河口」（陳亞才 2006：2）；（二）馬來語渡口 Pengalan，因華人發音不準，念成Kelan，而後再演變成 Kuala，最後更與客家話「濫芭」合起來，

遂成Kuala Lumpur（陳亞才 2006：3）；（三）指馬來語 Kuala（河口）和客家話「濫芭」

的組成（陳亞才2006：3）；（四）按照許雲樵的解釋，認為當時葉德來帶著一群客

家礦工在這一帶開採錫礦，那時他們稱吉隆坡為Klang，客家人寫起來，便作「吉隆」

兩字。當這一帶發展成為小鎮後，他們便在「吉隆」兩字後加上一個「坡」字，其實就是「埠」字的訛音（許雲樵1962：20）；（五）Kuala Lumpur 處於 Sungai Lumpoor 與Sungai Klang 之交匯處，因此 Kuala Lumpur 意即 Sungai Lumpur 的河口之意（陳劍虹1997：153、173）。

3　此五任華人甲必丹的任期，依序為丘秀（1861-1862），劉壬光（1862-1868），葉德來（亞來、茂蘭，1868-1885），葉石（亞石、致英、志英，1885-1889）及葉觀盛（ 1889-1902）。（劉崇漢 1998：149；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KL438/1902 1902）。｢

甲必丹｣（Capitan），係源自西方殖民統治者在統治東南亞時，為了有效管理各族群事務，而遴選殷實有聲望的各族領袖，以協助管理各族事務時所授予的職銜。以目前資料觀之，至少在葡萄牙統治馬六甲時，就已出現此職務。葡萄牙人於1511 年佔領馬六甲之後，因要處理諸多繁雜的港貿事務，出現「甲必丹末（capitao-Mor）」這個職位，多由葡萄牙本國貴族充當的地方官銜，此亦為甲必丹的原型。此後，荷蘭、英國殖民者等也相繼沿用這一官銜（Wong 1963：1-39；沈燕清 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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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增加，4並且以來自廣東惠州的客家人居多（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 2002：19），或許因為這緣故，以致惠州會館（前身為惠州公司）成為第一間創辦的地緣性組織。5 從1861 年至 1902 年，吉隆坡華人甲必丹皆由客家人出任，可見客家人當時在吉隆坡的勢力雄厚。其中_{1861 至 1889 年的甲必丹皆由惠州} 客家人擔任，可見惠州客家人當時不僅是吉隆坡客家幫的領導，同時也掌控了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的領導權。然而，自赤溪人葉觀盛在₁₈₈₉ 年接任甲必丹之後，長期由惠州人領導吉隆坡客家幫及華人幫權政治的情況已起變化。雖然在地緣上赤溪屬廣肇府，但是在方言上赤溪人則講客家話。因此，來自廣肇幫的葉觀盛接任甲必丹之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續客家幫在吉隆坡的利益。不過，當葉觀盛在_{1902 年去世後，由} 客家幫領導人擔任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明顯减退，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廣肇幫。6 無可否認，吉隆坡歷任華人甲必丹當中，葉德來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與關鍵。尤其在雪蘭莪內戰後，不僅重建吉隆坡功不可沒，亦為吉隆坡今日的大都會面貌奠下基礎。或許這緣故，長期以來在研究吉隆坡華人甲必丹時，關注的人物往往集中在這位被譽為吉隆坡之父的葉德來身上。然而，吉隆坡歷任華人甲必丹當中，末任的葉觀盛對吉隆坡的發 4　吉隆坡在 1860 年代中期，已有華人礦工 5 千至 1 萬人之眾，其後雖然經過 8 年的雪蘭莪內戰，但是在1875 年底時，僅僅葉德來本身即擁有 6 千名礦工。至於 1884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吉隆坡華人人口更佔據總人口的82%（23,827 人）。1891 年時，雖然華人在總人口數的比例下降至78%（34,469 人），但是整體上依然是吉隆坡最大的族群（Gullick 1960：53；陳劍虹 1997：56）。 5　地緣性會館比血緣性會館成立得較早且多。這可能是基於操同一種方言的群體比同宗的人口較多，加上溝通無障礙，之間能找到許多共同的生活經驗，同時在異鄉聚集一起尋找娛樂或是相互援助，產生一種特殊的安全感。因此，當有領導能力的人出現時，便自然會先組織屬于同一方言群的地緣性會館（黃文斌 2008：112）。 6　關於客家幫勢力的消退，其實在葉德來去世之後就有跡象，主要是當時的客家幫面臨了一連串的內外衝擊所致（張曉威2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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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展亦貢獻良多，尤其在他任期內的十餘年（_{1889-1902）當中，吉隆坡} 的基本建設與醫療設備等的發展，皆可說與他息息相關。可惜，至今對葉觀盛在此方面的學術論述並不多，7即使是相關的傳記，亦只有局部的論述而已，尚有不足。8換言之，在研究吉隆坡華人甲必丹或討論華人先賢對吉隆坡的貢獻與建設時，葉觀盛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人物。本文嘗試對葉觀盛的生平、擔任吉隆坡華人甲必丹的經過及其與吉隆坡華人社會的關係等，提出一些論點，以為將來作深入研究之基礎。

二、甲必丹葉觀盛的生平與崛起

葉觀盛，原名為傑良，觀盛是其字，生於道光_{26 年（1846），歿} 於光緒27 年 12 月 8 日（1902 年 1 月 17 日），祖籍廣東赤溪，而赤溪原屬臺山縣，同治_{6 年（1867）設立府治，1911 年以縣取代府。有關葉} 觀盛的卒年，坊間的文獻紀載有1901 年和 1902 年兩種說法。9其中以 1901 年的說法為多，這可能都是受到其墓碑影響所致，因按照其墓碑的記錄確為1901 年（古燕秋 2014：24）。不過，按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的檔案資料觀之，應該是_{1902 年方正確（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KL} 438/1902 1902; KL1460/1902 1902）。10 7　大致就只有張竹彤的〈華人生意和領導網絡：葉亞來和葉觀盛個案研究〉（2009：3- 25）和李業霖的〈吉隆坡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葉觀盛〉（2010：182-186）二文。 8　目前坊間有關葉觀盛的生平記載，大致為一般的簡傳，例如會館或寺廟等的紀念特刊，為了紀念先賢而撰的相關傳略，例如葉觀盛的傳略就分別收錄在孫浩鑫主編的《古今惠州名人》（2015：37）、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所編的《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1993：296-297）、吉隆坡仙四師爺廟編的《吉隆坡仙四師爺廟慶祝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1989：90-91）等，又或者是一些人物傳記中所編纂的傳略，例如劉崇漢（2014：1410-1413）等。 9　持 1901 年說法者包括孫浩鑫（2015：37）、古燕秋（2014：2）、張竹彤（2007：7）、陳亞才（2006：17）、劉崇漢（1998：149）、李業霖（1993：296）、吉隆坡仙四師爺廟（1989：90）等；至於持 1902 年說法者，則有劉崇漢（2014：1413）、李業霖（ 2010：183）等。 10 至於會有這樣的落差，依筆者的瞭解，應該是陰曆與陽曆的換算問題所致。因為根據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中有關葉觀盛的檔案，葉氏去世的確實日期為1902 年 1 月 17 日若換算成陰曆的話則是光緒27 年 12 月 8 日。因此，若只注意到陰曆年份的話，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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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觀盛是吉隆坡最後一任華人甲必丹，11曾任雪蘭莪官委議員、吉隆坡首任華人衛生局委員、吉隆坡同善醫院的創辦人、吉隆坡廣東義山的主要創辦人之一，亦曾獨資創立赤溪公館（李業霖_{1993：296）。} 廣東赤溪的地理環境面海環山，幅員狹小且山多田少，以致謀生不易。因而出身農家子弟的葉觀盛，遂在_{18 歲左右辭別雙親下南洋。起} 初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落腳，稍後到芙蓉某一錫礦場做礦工，因潔身自愛又克勤克儉，所以將工資積蓄數年後，除還清南來的旅費，亦將餘款當資本，做起小買賣，並在芙蓉結識了葉致英（李業霖 2010：183；吉隆坡仙四師爺廟_{1989：90）。由於他精明能幹，所以在其事業發韌之初，} 深獲葉致英的賞識與提拔，甚至在1869 年左右隨葉致英到雪蘭莪發展，隨後更在內戰中協助葉德來。內戰結束後，受聘到葉致英礦場當管工，自此獲得經營礦場的經驗，這樣的際遇對他日後的發展影響頗大（張竹彤_{2007：7）。} 葉觀盛以經營錫礦業起家，因經營有道，累積了雄厚的資本，礦場分佈在雪蘭莪的間征（_{Kanching）、士拉央（Selayang）、安邦（Ampang）} 和沙登（Serdang）等地，所雇用的勞工多達七千餘人（顏清湟 1991： 158），而其錫産亦凌駕葉致英礦場的産量，儼然是雪蘭莪當時最大的礦主之一（李業霖 1993：296；吉隆坡仙四師爺廟 1989：90）。此外，葉觀盛亦在_{1892 年至 1894 年間，利用其華人甲必丹的名銜，獲得承} 包烟酒餉碼（張竹彤 2007：8），並在 1893 年至 1895 年間，陸續開設緒27 年是沒錯，只是一般上會將光緒 27 年直接換算成 1901 年，因而造成長期以來的誤會。 11 據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的檔案資料，葉觀盛所擔任的應該是「雪蘭莪甲必丹（Captain China of Selangor）」，因為在檔案中並未提及他擔任「吉隆坡甲必丹」。不過，可能他的活動範圍集中在吉隆坡，以致大家都認定他是吉隆坡甲必丹。（Selangor Secretar- iat File, KL438/1902 1902; KL1460/1902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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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賭館和當舖，皆獲得豐厚利潤（李業霖_{2010：184；吉隆坡仙四師爺廟} 1989：90）。 19 世紀末葉，吉隆坡開始進行城市的重建計畫，目的是將市中心的亞答屋改建爲磚瓦店屋。葉觀盛獨具慧眼，斥巨資在現今吉隆坡的十五碑處開設磚窟，生産大量的磚塊以供建屋所需。十五碑的英文名即稱 Brick fields，就是因當年為燒磚窟之地而命名。另外，擅於經營之道的葉觀盛，其業務亦擴展到新加坡，並在當地開設了一間叫「新興泰」的商行。至於葉觀盛在吉隆坡的商號則叫「新就記」，是吉隆坡當時最響亮的商號之一，與陸佑的「東興隆」齊名（李業霖_{1993：296；吉隆坡} 仙四師爺廟1989：90）。葉觀盛於甲必丹任內，也極力推廣慈善事業，因對生老病死感觸良深，所以在1881 年創建「培善堂」，提供贈藥及免費門診服務，爲病黎解脫痛苦。葉觀盛獨資維持「培善堂」達_{13 年之後，由於吉隆坡人} 口增加，求診者日益眾多，因此與陸佑商議後，決定將「培善堂」改為公共慈善機構，同時擴大其規模，遂於_{1894 年改名為「同善醫院」，} 同時捐出一間店屋以充作該院的不動產（張竹彤2007：18）。此外，鑒于許多年邁無依的同胞，既無衣食以禦寒溫飽，又無居室以避風雨，流離失所，露宿街頭，逐與幾位華人領袖創建大華樓于平民醫院12，以收容離鄉背井，淪落天涯的不幸者，並施於醫藥和生活照顧。爲了維持大華樓（大華是葉觀盛第十兒子的名字）的正常開銷，遂設立大華樓基金委員會，葉觀盛擔任主席（李業霖_{2010：185）。1900 年 3 月印度發} 生嚴重飢荒，海峽殖民地和馬來土邦華人紛紛捐款救濟，葉觀盛亦慨捐 12 平民醫院（Pauper Hospital）創建於 1883 年，1890 年被新建的中央醫院所取代（吉隆坡仙四師爺廟19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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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元（李業霖_{1993：297）。} 葉觀盛對於吉隆坡的教育發展，亦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維多利亞書院（_{Victoria Institution）的創建上，葉氏可說是功不可沒。} 葉觀盛先在1893 年創立維多利亞基金會，次年方創辦維多利亞書院，並出任維多利亞書院基金會早期的信託人（張竹彤_{2007：20）。葉觀} 盛在擔任甲必丹期間，爲謀求同鄉福利以及聯絡情誼，因而獨資創立赤溪公館。華人甲必丹的職責，主要是照顧華人利益，排解華人糾紛，維持地方安寧。葉觀盛出任華人甲必丹期間，所要處理的華人問題，包括爲新客安排工作，爲失業的同胞安頓生活，保護婦女少女等。_{1890 年} 英國殖民政府爲了登記和安置華人，特成立了工作站，葉觀盛被委爲該站的委員會主席職（李業霖_{1993：297）。} 葉觀盛在擔任甲必丹的十多年當中，努力不懈，成就非凡，其實是有賴於其所屬的方言群組織。甲必丹不能依靠秘密會社後，只能依靠方言群組織。葉觀盛在這種情況下，憑著自己的地緣及方言的優勢成功突圍。葉觀盛祖籍赤溪，地理位置歸廣州府管理，但赤溪人講的卻是客家話。換言之，葉觀盛可以屬於客家人（方言）又或者廣府人（地緣）。這種使他擁有超越地域和方言群的優勢，在需要依靠方言群組織的情況下，此優勢是他被委為甲必丹的重要原因。葉觀盛雖然無法像以前的甲必丹利用秘密會社力量，可是他在方言群組織的基礎上，建立起和以往甲必丹不分伯仲的成就。葉觀盛以自己在方言群組織的便利，加上甲必丹的身份，迅速發展自己的商業，建立起自己龐大的商業網絡。目前的吉隆坡路名中，有紀念他的貢獻而命名的「葉觀盛路（Jalan Yap Kwan Seng）」。此外，尚有一條以他早期的商號命名的「新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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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_{Jalan Sin Chew Kee）」。以商店寶號來命名的街道，新就記應是} 絕無僅有，顯見葉觀盛在吉隆坡的發展史上，確實是一位值得關注的人物。

葉觀盛在1902 年逝世，與此同時英國殖民政府在吉隆坡亦廢除了甲必丹制度，使此制度正式畫上句點。英國官方對於葉觀盛的逝世表示十分的痛心，亦在官員之間互通的信件中肯定葉觀盛的努力與貢獻（_{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KL 438/1902 1902, ; KL 1460/1902 1902）。} 雪蘭莪參政司甚至發函要求各部門主管在葉觀盛出殯之日參與出殯送喪（徐威雄_{2013：25）。}

三、葉觀盛繼任甲必丹前的吉隆坡幫權政治發展

在論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早期的華人社會結構與型態時，必須注意到華人係由一群離開中國故鄉，並在海外生聚繁殖且結集成社者。這種結集成社的結果就是所謂「幫」的雛型，而「幫」的形成則是華人社會結構中，一個不可被忽略的重要環節。13就幫的特色而言，即由移民群體中，從說不同方言而造成隔閡的情形下所演變成的，而各幫本身在幫內或幫外集團之間的活動、聯繫或競爭，即構成所謂的幫權政治（林孝勝_{1995：30；黃賢強 2000：401-402）。是故，學者們亦較常運用幫的} 解釋架構，以作為分析海外華人社會的運作方式或結構型態的方法。事實上，關於「幫」形成的歷史背景，除與中國移民社會的方言群特色有關聯，神祠寺廟的出現亦是一個關鍵的指標。神祠寺廟除了滿足 13 據林孝勝的研究指出，所謂「幫」是指一個帶有濃厚地緣、業緣與部分血緣性質的方言社群（林孝勝1995：29），而楊進發則認為幫是「一個集團、一個群體、或一個亞社會」（Yong 1977：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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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宗教生活和對神祇崇拜的原有功能，由它所引發出來的副作用，往往亦會有超過原本功能的作用。因為一間神祠寺廟，往往亦是社群團結和社區結合的主要原動力，所以當它與公眾事務或公眾活動結合起來時，則對華人社會的運作起了一定的影響力。例如，透過神祠寺廟所舉辦的善舉或是開設學堂辦教育等，皆對提高華人社會的運作機能發揮影響。至於最顯著的情況，即神祠寺廟逐漸成為社群聚合的軸心，這連帶的作用就是鞏固了「幫」的結集，進一步加強了血緣和地緣的吸引，成為「幫」的主要成份（張曉威2009：27-28）。由於神祠寺廟的軸心係以「幫」為主，以致身為「幫」的領導者，往往又得藉助於神祠寺廟的原本機能，建立起一個穩固的「神權」，接著下來再憑藉著此「神權」，進一步建立另一個所謂的「紳權」，最後又透過「神權」和「紳權」的影響力，鞏固了其領導一幫，甚至是跨幫力量的來源，而此即為「幫權」力量得以推展的證明（張曉威_2009： 28）。14 目前以葉觀盛作為人物主題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有關他得以控制吉隆坡華人社會的論著更是鳳毛麟角，例如葉觀盛為何會被選為甲必丹，又如何成為幫的領導者等課題皆少有探討。15換言之，他到底是透過了怎麼樣的方式而被任命為甲必丹，甚至是掌控幫權的基礎呢？因此，為了進一步了解當時吉隆坡華人社會的幫權政治，就必須先從客家人與吉 14 提出以「神權」、「紳權」和「幫權」作為研究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解釋架構者，陳育崧有極精闢的論述，他以新加坡福建和廣客兩幫社群關係的演化為例證，把地緣、血緣和業緣的概念，引入華人幫群社會結構的研究中，認為「幫」形成的原因，是由於移民群中的方言差異所致（陳育崧1972：1-29）。此外，將上述解釋架構落實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方面，林孝勝（1995：28-62）、黃建淳（ 1999：435-441）和黃賢強（2000：401-426）等諸位學者頗具代表。 15 以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觀之，大概只有拙著〈方言群的消長與幫權政治的發展：以 19 世紀末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為探討中心〉（2009：23-38）一文有作過初步的探討。由於該篇拙著尚有疏漏與不足之處，所以接下來有關葉觀盛與吉隆坡幫權政治的相關論述，雖然會延續之前拙著的看法與論點，但是亦會根據新的檔案文獻資料而藉此更正之前的疏漏或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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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隆坡的關係著手，進而一窺葉觀盛如何藉由掌握客家幫的優勢，使他邁向成功之路。吉隆坡的開發，客家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僅是最早大批到這裡開發的幫群，而且吉隆坡開發期的五位華人領袖（甲必丹）都是客家人。自雪蘭莪內戰結束後，葉德來即已成為吉隆坡實質的領導人（Gullick 1956：19）。葉德來從內戰結束到 1885 年辭世為止，將吉隆坡從戰後的數間茅屋，擴建到四百多間店屋，可見其付出的努力。其實，戰後的吉隆坡是一片廢墟，許多人都勸請葉德來放棄吉隆坡，但是葉氏堅持留下接受重建的工作，最後終渡過難關。在重建期間，葉德來不僅從馬來半島的蘆骨、芙蓉等地，甚至亦從中國的原鄉召募了數千名華工，以助其在吉隆坡從事礦產及開發工作。由此觀之，從開礦場，闢馬路，到恢復生產，繁榮經濟等，葉德來皆扮演了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角色（李業霖_{1997：146）。以上種種的措施，無形中亦帶動了吉隆坡華} 人人口的增長，同時一個以客家幫群為主的華人社會儼然成形。16 由葉德來主導的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在他去世之後起了重大變化。換言之，葉德來的去世，代表著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原本標榜著葉德來「一統天下」的強人領導，轉變成幫權分立的局勢。此外，顯赫一時的葉德來家族，在葉德來身故後，亦逐步退出幫權領導，這可從葉德來一手創辦的惠州會館領導棒子及甲必丹職務皆係由下屬葉石接任，而葉德來的兒子不僅沒能當上甲必丹，甚至亦沒獲得本籍人士的垂青接任領導惠州會館當中看出（陳劍虹_{1997：166；雪隆} 惠州會館第118 屆執委會 nd：151）。 16 雖然在雪蘭莪內戰期間，吉隆坡的客家人分成兩股勢力，但是戰後經過葉德來的努力及供奉仙師爺與四師爺的過程，對客家人的團結起了一定的作用，以至葉德來掌控了客家幫（張曉威20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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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來逝世後，由好友兼得力助手葉石接任甲必丹空缺。不過，葉石在位不及五年（1885 年至 1889 年）就辭世，英國人委任了葉觀盛出任新任甲必丹。事實上，當時葉德來家族及葉德來生前另一位得力助手趙煜皆有意角逐該職，希望能繼葉石之後出任吉隆坡華人甲必丹，以維繫他們在吉隆坡的利益。可是，英國人則另有盤算，主要是吉隆坡華人的幫權勢力在葉德來領導時代，除了客家幫在人數上占優勢，其實人數居次的廣肇幫，其勢力亦不可忽略，甚至也有表現出色的領袖，如趙煜、葉觀盛等。不過，由於此批廣肇幫領袖皆與葉德來一起共事過，加上葉德來的領導受到肯定，乃至他雖是客家幫的領袖，卻能得到廣肇人的推崇而成為跨幫的領導（張曉威2009：33-34）。17 至於葉德來去世之後，有望接任甲必丹的人選，無疑還是以葉德來的得力助手為主，即客家幫的葉石和廣肇幫的趙煜。最後，英方還是基於華人方言群結構及行政工作上的考量，委任了客家幫的葉石繼任甲必丹，同時亦委任廣肇幫的趙煜出任華人之長（一項新職），以處理普通司法事務（_{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KL 937/85 1885；陳劍虹，} 1997:166）。至此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遂轉變到幫權分立的相互制衡運作方式，替代了葉德來時代的強人領導模式（陳劍虹_{1997：166）。在} 英國人的上述安排下，華人社會開始出現相互牽制的局勢，有利英國人的統治。值得注意的是，在葉德來領導時期，廣肇幫的領袖並未建立起自己的會館或廟宇。這或許和三方面有關，其一，當時廣肇人及其他方言群的人口並不多，時機亦未成熟；其二，葉德來的領導受到廣肇領袖的支 17 據資料記載，葉德來的得力助手皆是才識出眾者，卻死心塌地跟隨他左右，不生取而代之的野心，可見葉德來確實具備過人之處（程道中19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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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持，被擁護為「共主」；其三，吉隆坡仙四師爺宮亦能夠提供其他幫成員的所需。18然而，上述局面在葉德來去世之後，開始起了變化，因為葉德來逝世後，「共主」光環已不在，所以原本追隨葉德來的部眾當中，就有另立門戶的情況出現，例如屬廣肇的趙煜等人，創設了廣肇會館和關帝廟。19由此觀之，其實廣肇人早已具備了獨立的經濟能力和基礎，加上廣肇領袖在1885 年爭取出任甲必丹敗於客家幫，以及英國人的制衡策略奏效，廣肇與客家兩幫的關係儼然出現微妙的變化。因此，廣肇領袖為了不再有寄人籬下的情況出現，遂有建立本幫的會館和廟宇的需求，不僅藉此而展現本幫的勢力，甚至亦有與他幫一決高下的意圖（張曉威2009：34-35）。

四、葉觀盛繼任甲必丹與吉隆坡幫權政治的轉型

當年甲必丹葉石去世後，若依據資歷而接班者，應該是輪到趙煜，況且趙氏亦獲得吉隆坡廣肇人的鼎力支持。可是，以當時的華人人口結構來看，客家幫仍佔優勢，加上葉觀盛亦獲得馬來及印度族群的支持（徐威雄_{2013：24），導致英國人最終委任了葉觀盛出任吉隆坡新任} 甲必丹。20英國人當時選擇葉觀盛，應該還有其他的考量，包括為了平衡及緩和吉隆坡客家人與廣肇人之間的角力。是故，在葉石去世之後， 18 據吉隆坡仙四師爺宮的〈四公紀念碑〉之記載，當年創建該廟，是因為「當日尚未有所謂社團之組織，除尋常會館外，而欲成立一無界限之公共集會場所，則廟堂尚矣」。由此觀之，仙四師爺宮即是早期吉隆坡華人可以依賴的重要社會組織（吉隆坡仙四師爺廟 1989：98）。 19 另一方面，除了廣肇會館創建於 1887 年，其實在葉德來去世之後，吉隆坡各方言群皆陸續建立起自己的會館或寺廟，例如福建幫的福建會館在1885 年創立，海南幫的瓊州會館在1889 年創立，而潮州幫的八邑公所則在 1891 年創立（陳劍虹 1997：168）。 20 另外，據陳劍虹的分析，英國人選擇葉觀盛的原因，是基於葉氏比趙煜更具備領導能力，和更有作為（199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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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決定捨趙煜，而委葉觀盛擔任吉隆坡甲必丹，主要還是從幫群的考量出發。因為葉觀盛是廣東赤溪的客家人，所以能夠被吉隆坡的客家幫和廣肇幫所接受。這是英國人捨趙煜，而挑選葉觀盛為甲必丹的不可忽略因素（張曉威2009：35）。另一方面，就當時客家幫的權力繼承而言，葉德來去世後，客家幫的領導棒子自然落入該幫次號人物葉石手中。不過，當葉石去世時，客家幫顯然產生了一次內部的權力角力，而涉及的人物分別為葉石一手提攜的葉觀盛和葉德來哲嗣葉韓進。該次的角力，顯然與爭取出任吉隆坡華人甲必丹有關。因為英國人對於人選的考量，仍以幫群的因素作為遴選的標準，所以誰能獲得客家幫內部的支持，則出任該職的機會就大大的提高。就當時的局勢觀之，由葉石在世時一手提攜扶助的葉觀盛，顯然就是葉石心目中的最佳接班人，甚至亦獲得幫內大部分勢力的認同（張曉威_{2009：35）。}21 然而，這種安排卻不被葉德來哲嗣葉韓進所接受，原因是當時吉隆坡的客家人口，係以惠州客的比例最大，按理應該係由惠州人繼承甲必丹，而不是赤溪人。更重要的是，葉韓進還獲得其他幫群，包括粵、潮與閩的支持（陳劍虹_{1997：167；徐威雄 2013：23），無疑加強了他與} 葉觀盛一決高下的信心。可惜，葉韓進最終還是功虧一簣，他這次依然沒有獲得惠州同鄉的支持，甚至由他父親葉德來一手主導創辦的惠州會館的領導權，亦一併落入葉觀盛的手中，因為葉觀盛不僅繼承葉石的甲必丹職務，同時也接過葉石在惠州會館的領導權（雪隆惠州會館第₁₁₈ 屆執委會 nd：151）。22葉觀盛當時儼然已成為吉隆坡新一代的客家幫 21 葉觀盛的發跡，主要就是獲得葉石的賞識和提攜（吉隆坡仙四師爺廟 1989：90）。 22 在雪隆惠州會館的記載中，葉觀盛是繼葉石之後出任該會館的會長（雪隆惠州會館第 118 屆執委會 nd：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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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領導人物。由上觀之，當時的葉觀盛無疑已躍身為客家幫的主導人物，同時奠下出任甲必丹的基礎。從另一角度觀之，一個原本以惠州人為主的客家幫，其幫權領導卻落入赤溪人手中，不僅凸顯出惠州人在吉隆坡幫權勢力的消減，亦代表著客家幫內部幫權政治勢力的交替。至於葉觀盛出任惠州會館的領導，似乎也點出當時惠州人缺乏類似葉德來及葉石等的領袖才能和魅力，同時又為了希望能保住惠州人，甚至客家人在吉隆坡的利益，最終接受了籍貫屬赤溪的葉觀盛，即一位不同籍貫（惠州）卻同是客家幫群的領袖來領導惠州會館（張曉威_{2009：36）。}23 當然，葉觀盛似乎亦了解到該場客家幫內部的角力，免不了會帶來一些裂痕。為了維護客家幫的團結與和諧，葉觀盛亦希望能早日化解和葉韓進之間的芥蒂。因此，葉觀盛於1892 年亦積極參與建立吉隆坡葉氏宗祠，不僅是要妥善照顧葉氏宗親，24亦是為了藉此拉進和葉韓進的關係，誠如該葉氏宗祠的成立就包含了調停紛爭的宗旨在內（毓光_{1993：84）。因此，葉觀盛和葉韓進} 雖非同一籍貫，但卻是同姓氏的客家人，無疑係希望透過血緣宗親的關係，藉而釋出善意的一種表現（張曉威_{2009：36）。} 就當時的吉隆坡幫權政治而言，由赤溪客家人葉觀盛出任甲必丹，固然可以為客家人維護他們在吉隆坡的利益。25然而，不可忽略的一個 23 按麥留芳的研究發現方言群的認同在馬來亞及新加坡一帶，其實是比祖籍群認同來得更強（1985：183）。 24 由於葉德來在世時，葉氏宗親皆獲得他良好照顧和安排就業，所以當時並沒有成立宗祠的需要。直至葉德來去世之后，家族事業不復盛況，加上當時的另一企業家葉連，也因為資金週轉不靈，無法妥善照顧葉氏宗親，遂有成立葉氏宗祠之意。最後在葉城（葉連之弟）的努力下，葉氏宗祠終在1892 年正式成立。時任吉隆坡甲必丹的葉觀盛，雖在成立時未直接參與策劃，但亦鼎力支持，除捐資千元，亦送西洋名貴六角宮燈一盞（毓光1993：83-84）。 25 有錢有勢的華人領袖被委擔任甲必丹來管理華社，而甲必丹通常會利用其權勢來保護本身及其所屬方言群的利益（顏清湟1991：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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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即葉氏亦為廣肇幫的領袖。是故，葉觀盛的上任對於廣肇幫在吉隆坡勢力的崛起，應該亦扮演著重要及關鍵的角色，為廣肇幫的發展掀開新的一頁。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廣肇會館和關帝廟的地位及功能逐步獲得提升，甚至替代了惠州會館和仙四師爺宮，進而成為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新的權力中心（張曉威_{2009：37）。在葉德來和葉石的} 時代，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的權力中心，無疑是以惠州會館和仙四師爺宮為主。26華人甲必丹為殖民政府的下級官吏，主要職務為傳達命令、維持社會秩序、徵收稅務、解決華人內部民事糾紛等，在司法和民事問題方面擁有一定的權力，包括有權處理一些刑罰較輕的案件（李業霖 2010：183）。雖然所能掌控的刑罰有限，但是其權威性卻是毋庸置疑地。27 自葉觀盛出任甲必丹之後，在處理華人之間的糾紛或斷案的地方，就明顯移至廣肇會館。這種改變，無疑代表著一個權力中心轉移的最佳例證。就相關資料顯示，甲必丹葉觀盛及華人之長趙煜所處理的糾紛案件，其所牽涉的人物除了來自廣肇兩府，亦涉及其他府的人物，這當中包括遇有生意轇轕、債務糾紛、家庭不睦，或爭鬥事件等，均是到廣肇會館來尋求解決之道（吉隆坡廣肇會館_{1957：42）。值得注意的一點，} 廣肇會館開始擔負起上述責任，就是始於光緒16 年（1890），也就是葉觀盛上任甲必丹之後的事情。此一轉變，無疑宣告了廣肇會館已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同時也點出了吉隆坡華人幫群勢力開始消長的最佳明證（張曉威_{2009：37）。} 26 雖然目前尚未能確實他們處理審判事件的地方，但是以當時的情況來看，甲必丹要斷案及執行刑罰的最佳地點，應該還是廟宇，因為廟宇供奉神祇，有公正的象徵，亦有讓人信服和畏懼的成分。因此，筆者推斷在其他廟宇尚未建立以前，仙四師爺宮應該就是解決糾紛和斷案的最佳地方之一。 27 關於馬來亞華人甲必丹的職權和制度演變的論述，詳閱 Wong（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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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雖然當時吉隆坡甲必丹是英殖民政府官吏，但是政府對甲必丹履行職責並不提供財力及人力的保證（顏清湟1991：116）。這無疑是當時甲必丹的弱點，在這種情況下，甲必丹為了擁有維護法律與秩序的能力，早期是需要依賴秘密會社的力量來輔助，況且在1889 年之前的秘密會社是英國殖民政府所容忍的，甲必丹與他們有牽連亦不會受到任何的約束（顏清湟1991：116）。在英國殖民政府沒有提供人力、財力的情況下，甲必丹必須依靠他在秘密會社的力量來執行他的職務。同時，秘密會社也借助了甲必丹在政府方面的便利，剷除敵對的會社，並且壟斷賭博、鴉片、妓女的經營權，漸漸壯大。在這情況下，雖然秘密會社仍然是「秘密」，但是卻受到英國殖民政府所默認，並沒有施予打壓。不過，_{1889 年，葉觀盛接} 任甲必丹時，秘密會社的功能便不如之前，主要原因是華人社會已逐漸穩定，秘密會社存在的價值已薄弱，再加上英國殖民政府也於_{1889 年} 開始查禁秘密會社所致（顏清湟1991：119）。秘密會社的存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條件與背景。吉隆坡經過葉德來等甲必丹的努力之後，華人社會基本上已處於一種穩定的局面。當然，這種穩定，並不相等於今天的穩定，而是相較於_{19 世紀中葉，即丘秀} 剛上任甲必丹時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甲必丹對於秘密會社的需要便漸漸減弱。葉觀盛上任的同一年，英國殖民政府已經不像之前默默承認秘密會社。因為當一個社會漸漸步入平穩狀態後，有暴力色彩的秘密會社將變成沒有存在的必要。自秘密會社被宣佈為非法和危險的社團後，凡是與它有牽連的人士將面臨著嚴厲的挑戰（顏清湟_{1991：119）。若是甲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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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繼續與秘密會社有聯繫，他們會失去英國殖民政府的信任，甚至會受到指控或監禁。因此，華人秘密會社的權勢日漸衰弱，同時甲必丹為了加強和英國殖民政府的關係，逐漸選擇斷絕與秘密會社的聯繫（顏清湟 1991：119）。就葉觀盛的案例而言，葉觀盛應該是其中一位選擇與英國殖民政府加強關係的甲必丹。葉觀盛擔任超過十年的甲必丹，而當時剛好是雪蘭莪參政司開始推行殖民地化行政的時期，吉隆坡社會處於轉型中。倘若葉觀盛還是依靠著秘密會社的力量，相信會與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有所違背。因此，英國殖民政府在查禁了秘密會社後，其實在其他方面則是協助葉觀盛，尤其在經濟方面。由於葉觀盛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信任，以至在任期間所提出的要求，例如錫礦地、土地、金錢等，英國殖民政府都給予支持。 1890 年英國殖民政府在吉隆坡設立「華民護衛司」公署，逐漸以新的行政體系取代甲必丹制度。葉觀盛在形式比人弱的情況下，仍力爭上游，展現能屈能伸的精神，終建立了自己的商業王國。其實，這當中的一個因素是不能被忽視的，那便是幫群組織。華人甲必丹與秘密會社斷絕聯繫後，便是加強與幫群組織的關係，以增加他的勢力（顏清湟 1991：116）。葉觀盛透過其跨越幫群的優勢，不僅成為甲必丹，甚至在兩大幫群的擁護下，有效地執行其身為甲必丹的職務。

五、結語

甲必丹制度在吉隆坡始於_{19 世紀中葉，結束於 20 世紀初，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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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五任甲必丹，達_{40 餘年之久。由於吉隆坡的開發與客家人關係密切，} 加上人口比例的優勢，導致客家人長期主導著吉隆坡的幫權政治。不過，這在葉觀盛於_{1889 年繼任甲必丹之後開始慢慢轉變，雖然葉觀盛} 也是來自客家幫，對保持客家幫在吉隆坡的相關利益還能兼顧到，但是當他在_{1902 年去世後，客家幫的勢力就開始減退，取而代之的是新興} 的廣肇幫。至於廣肇幫的崛起，除了是因為趙煜的領導有方，不可忽略的一個事實，即葉觀盛亦屬廣肇幫的領袖，尤其是趙煜於_{1892 年去世} 之後，葉觀盛的角色就更為重要。因此，葉觀盛擔任甲必丹其實對廣肇幫在吉隆坡勢力的崛起，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當然廣肇幫的經濟勢力開始取代客家幫，以及客家幫在權力繼承上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等因素，亦是吉隆坡幫權政治勢力消長的關鍵。另一方面，在提及甲必丹對吉隆坡發展的貢獻時，葉德來的功績都一直被提及或被注意到，其實個人亦認為，甲必丹葉觀盛是深值注意的另一位人物。吉隆坡在19 世紀末的基本建設與醫療設備等的發展，不僅與葉觀盛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葉觀盛繼任甲必丹之後，英國殖民政府亦開始查禁秘密會社，秘密會社原是之前甲必丹所依賴的勢力，而葉觀盛在這種如同「無爪老虎」的情況下，仍能闖出一片天，實屬難能可貴。葉觀盛的成功，主要是秘密會社勢力雖被打壓，但是幫群組織的勢力卻慢慢強大。葉觀盛剛好在這方面有著他的特殊性，即能夠跨越在當時勢力強大的兩大幫權組織下，並以甲必丹的身份，從中協助華人社會，同時創立了自己的商業勢力。甲必丹葉觀盛以上的種種表現，理應在吉隆坡的發展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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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然文中若有任何疏漏與未臻之處，概由筆者自負，尚祈諸位先進、方家不吝指正。

參考文獻

古燕秋，_{2014，《生死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文輯要》。吉隆} 坡：吉隆坡廣東義山& 華社研究中心。吉隆坡仙四師爺廟編，_{1989，《吉隆坡仙四師爺廟慶祝一百二十五週年} 紀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吉隆坡廣肇會館編，_{1957，《吉隆坡廣肇會館七十週年紀念特刊》。吉} 隆坡：吉隆坡廣肇會館。李業霖，_{1993，〈葉觀盛傳略〉。頁 296-297，收錄於雪蘭莪葉氏宗祠} 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葉氏宗祠。 ______，1997，〈葉亞來和仙四師爺宮〉。頁 148-152，收錄於李業霖主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______，2010，〈吉隆坡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葉觀盛〉。頁 182-186，收錄於李業霖，《讀史與學文》。吉隆坡：紅蜻蜓出版有限公司。李豐楙，2009，〈整合與跨越：仙師爺信仰在大馬社會的在地性神話〉。頁_{327-383，收錄於李豐楙等著《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

(22)

180 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沈燕清，_{2008，〈巴達維亞甲必丹制度與華僑包稅關係探析：以瑪腰陳} 永元為個案〉。《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64。林孝勝，_{1995，〈十九世紀新華社會的幫權政治〉。頁 28-62，收錄於}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孫浩鑫主編，_{2015，《古今惠州名人》。吉隆坡：雪隆惠州會館。} 徐威雄主編，2013，《移山圖鑒：雪隆華族歷史圖片集》（下冊）。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編，2002，《馬來西亞華人錫礦工業的發展與沒落》。怡保：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張竹彤，2007，〈華人生意和領導網絡：葉亞來和葉觀盛個案研究〉。收錄於謝愛萍主編《馬來西亞廣東人研究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雪隆廣東會館。頁3-25。張曉威，_{2009，〈方言群的消長與幫權政治的發展：以十九世紀末的吉} 隆坡華人社會為探討中心〉。頁23-38，收錄於鄭文泉、傅向紅編《黏合與張力：當代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內關係》。加影：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族群研究中心。許雲樵，_{1962，《馬來亞叢談》。新加坡：青年書局。} 陳育崧，1972，〈緒言〉。頁 1-29，收錄於陳荊和、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陳亞才主編，2006，《與葉亞來相遇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管理委員會。

(23)

陳劍虹，_{1997，〈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頁 153-184，收錄} 於李業霖主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雪隆惠州會館第118 屆執委會編，nd，《雪隆惠州會館館史》。吉隆坡：雪隆惠州會館。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程道中編譯，1997，〈葉亞來傳略〉。頁 24-142，收錄於李業霖主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黃文斌， 2008，〈論析吉隆坡華人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1859-1920）〉。《亞洲文化》32：103-126。黃賢強，_{2000，〈客籍領事梁碧如與檳城華人社會的幫權政治〉。頁} 401-426，收錄於徐正光主編《歷史與社會經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毓光，1993，〈雪蘭莪葉氏宗祠史略〉。頁 83-84，收錄於《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葉氏宗祠。劉崇漢，_{1998，《吉隆坡甲必丹：葉亞來》。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 會堂總會。 ______，2014，〈葉觀盛〉。頁 1410-1413，收錄於何啟良主編，《馬來西亞華人人物志》（第四卷）。八打靈再也：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

(24)

182

顏清湟，_{1991，《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Gullick, John Michael, 1956,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Singapore:

Donald Moore fo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______, 1960, A History of Selangor, 1742-1957. Singapore: Donald Moore fo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Selangor Secretariat File, KL 937/85, 1885, “Proclamation re the appointment of Yap Shak as Capitan China and Chow Yok as Chinese Magistrate, 19 June 1885.”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57/ 0004273.

______, KL 438/1902, 1902a, “Death of Towkay Yap Kwan Seng Cap-tain China, Selangor.”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57/0100412.

______, KL 1460/1902, 1902b, “Funeral of Towkay Yap Kwan Seng, late Captain China of Selangor.”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57/0100962.

Wong, Choon San, 1963,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Yong, Ching Fatt, 1977, “Pang, Pang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Journal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