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之社會與文化地理學
(1)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Southeast Asia
Tim Bunnell
*Lily Kong
**Lisa Law
***吳幸玲
****
林潤華
*****譯
Abstract
The paper is an overview of English language publications that discuss what might be considered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 in Southeast As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e have strategically chosen two major themes that help us shape the mass of material into digestible strands: (1) the politic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2)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The former addresses various 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nationhoo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it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local. The latter add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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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為英文發表文章，詳見於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Volume 6, Number 1, Pages 135-149 (2005 年 2 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是該期刊國家報告 (Country reports) 專題所 發表的文章，原作者們希望能譯成中文以增進本文在華文地理學界的流傳，及促進亞洲地理學 界的交流、反省與刺激，作者們的想法詳見本文結論。經雙方編輯委員會同意下，同時以中文 譯文方式刊登。
* 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地理暨地球科學學院講師
Lecturer,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Geo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UK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生
issues of women, mobility and difference.
Keywords: social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y, politic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outheast Asia.
摘 要
本文概觀英文期刊中過去二十年來關於何為東南亞之「社會」與「文化」地 理學的討論。我們策略性地選擇了兩大主題，以協助我們統整大量的資料。兩大 主題分別是：(1) 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政治；(2) 建構認同。前者強調不同的政治， 包括：國家發展的政治、文化場所的政治、都市變遷的政治以及全球－地方的政 治。後者強調女性、流動與差異的議題。 關鍵字：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社會文化變遷之政治、認同建構、東南亞引言：知識的處境性與鑲嵌性
去談一個東南亞區域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其實沒有多大意義，這一類的概括性處理，必需面對 以下兩項質疑和限制。首先，區域研究中的批判分析，一直以來強調凸顯殖民歷史與冷戰的地緣政治 學，將東南亞建構為西方學術界與政策決策者的知識客體 (詳見如 Emerson, 1984; Anderson, 1998)。任 何以東南亞作為研究對象的探研方案，都必須認真考慮到分析過程中所包含的地區知識生產，以及這 種知識的偏頗性與處境性。其次，指向「區域」差異的地理學，簡化了區域「內部」的多樣性與複雜 性；這裡同時指存在於國家之間，和存在於個別國家內部的差異。如果以上東南亞研究的發生，大部 份繫於北美的權力與利益關係，而少催生自本土所認定和經驗的區域主義 (Anderson, 1998)，那麼，我 們如何能夠跨越這些不同的國家背景，進行整體概括化？此外，我們也質疑當以單一國家作為研究範 疇時，侷限了不同空間樣態 (configurations) 的構想格局－諸如「相互交錯 (cross-cutting)、國境之間 的蜂巢式邊界 (the worldwide honeycomb of borderlands)，或是組成東南亞社會文化生活的跨國流動地 理過程」(van Schendel, 2002)。但這些卻可能是社會與文化地理學領域中，知識生產相當豐富的部分。 儘管考慮到以上的質疑，儘管期刊的主編原意是希望我們探討個別國家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我們仍 堅持現在的處理方法。我們衷心期盼這篇文章所提出的看法，能夠引發東南亞及以外地區對於地理學 的討論。更精確地說，希望藉此探研方案，凸顯知識的的處境性、偏頗性，複雜性與鑲嵌性。 這份報告是站在東南亞的優越位置來談地區性知識 (area knowledge)，因此在這裏必先釐清我們的 觀點，闡述這些視點與新加坡地緣政治與制度位置的相關性。新加坡境內設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屬下之 「亞洲研究院」(Asia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具備專攻東南亞研究的大學與研究所課程，並以此自我 定位為區域內的「知識生產」中心。雖然如此，在這裡我們無意以東南亞的代言人自居，更無企圖表 述區域之內的複雜性；這篇文章也不可能涵蓋整個領域的全部研究著作。舉例來說，在接觸區域中不 同國家對於的社會與文化地理的定義內容時，我們碰到多種歧義變項。同時，我們也自我質疑在界定這個次領域過程中的權力關係。另外，東南亞國家中許多有趣的社會與文化課題，都通過政府與非政 府部門的合作而完成。這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個別國家的文獻著作，這些都在這份報告所提供的 資料範圍之外。另一方面，我們也深信新加坡這個「居中」(inbetween) 位置 (Simonsen, 2003)，讓我 們看到建立批判策略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從而超越以北美學術馬首是瞻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新加坡 國立大學提供我們組織上的聯結、研究經費資源，訂閱北美與亞洲的尖端學術期刊，並且提供參與地 區與國際性會議的經費支援。在這些前提下，促使我們更積極地參與響應這份期刊。我們謹此希盼這 篇報告，能夠幫助學者們了解他們在該研究領域所處的位置，以及他們曾經所作出的貢獻。 下面我們將綜合論述近二十年東南亞研究領域裏面，被視為與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相關的英文著 作。資料來源主要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的地理和區域研究期刊。毋庸置疑，以上資料庫無法籠括 所有方面的研究著作。例如，並未包括英語以外的文章，也排除了發表在非學術性地理刊物的文獻 (例 如政策相關文件、或政府報告書等)。當面對這些主要條件限制，我們盡量向各地大學機構索取授課大 綱與參考書目，希望藉此窺探東南亞地區在組織建制上，如何理解與實踐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我們發 現，這種操作方式也無法獲取存在於「社會」或「文化」地理學標簽以外，或甚至地理學以外的研究 成果。因此，另外一組問題的出現，就和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本身作為一種次學科或跨學科的模糊定位 有關。 實際上，這個看起來相當審慎的研究工作，還是會引發一連串的問題關注。正如上文帶出，這些 關注點和下面的基本問題相關：在東南亞地區，哪些方面被視作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的議題？單單依靠 英文文獻來綜述東南亞地區的探研地理學方式，會忽略了哪些方面？怎樣確保根據這些英語文獻所歸 納出來的研究趨勢，不會光就是我們所接受的西方學術訓練，或鑲嵌在北美學術傳統下的知識產物？ 反思了這些關注與潛在限制之後，我們選定可以貫串眾多資料文獻的兩大主題 (以及一系列的次主 題)，以此框架出我們對於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的討論。
論述架構：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政治與認同的建構
在踏入分析上述兩大特徵主題之前，我們已經清楚察覺到這個研究操作，打從最初階段的挑選檢 視文獻開始，已經自置於一種特定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建構。文獻選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定 義的過程，而這個操作過程，和我們所認定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內容緊密連扣，也被我們自己所設定 的立場所左右。不過，我們對於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抱持相當開放的定義，發展出一個涵蓋面盡量廣泛 的研究書目，包括過去二十年來地理學與東南亞研究的期刊文章。也因此將搜尋網擴大。第一步我們 先以「社會 (social)」、「文化 (cultural)」與東南亞個別的國名作為關鍵字進行搜尋。第二步則在第一 步搜尋結果的基礎上，再針對下面的關鍵字，作進一步檢視：「空間 地方 (space/place)」、「地景(landscapes)」、「都市化 (urbanisation)」、「宗教 (religion)」、「種族 (ethnicity)」、「國家 (nation)」、「觀 光 (tourism)」、「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性別 (gender)」、「移民 (migration)」、「人口 (population)」 與「社會群體 (social groups)」(例如老人、青少年、幼童)。然後根據最後挑選出的文本，策略性地鎖 定兩大主題，以協助我們整合大量的資料，包括： (1) 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政治； (2) 認同的建構。
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政治
東南亞快速的社會與文化變遷，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間，已經促使許多學者著手檢視這等變遷背 後的本質與含意。而貫穿這個研究範疇的重要脈絡，就是支撐著社會文化變遷的政治。雖然，長久以 來東南亞地理學者對於文化實物 (artifact) 以及「生活方式」(ways of life) 存有高度興趣，但是過去二 十年，較多的注意力都投放在體現文化群體和社會的建構、運作與轉型中的權力關係。少數值得關注 的例外，則有研究動物獻祭 (Brooke, 1987) 和馬來西亞印度火舞儀式 (Prorok, 1998)。文章均發表於《文 化地理學期刊》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另外，還有兩篇文章關於文化實物的研究 (Jett, 1991; Krim and Jett, 1992)，討論吹管擴散到東南亞的歷史過程。
撇開上述例外，不同次領域的地理學者都全情投進「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抗爭性研究。這個 焦點接合了各種不同政治的檢視方向，包括：獨立國家的政治；國家發展的政治；文化場所的政治； 都市變遷的政治；全球－地方的政治。
國家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nationhood)
和當前世界大多數地區相似，相當多的研究心力都從外部界定的政治領域 (political territories)， 轉而投向「國家的」(national) 空間與「社會」(society) (例如 Jerndal and Rigg, 1998)。即使像東南亞一 些沒有被殖民過的民族國家，在他們既成的國界之內，也包含有政治紛擾的文化多樣性。泰國南部的 回教社群 (Bajunid, 1999; Knodel et al., 1999) 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然而，所謂的「民族國家」的政治 「容器」(containers)，與日常生活中社會文化認同之間的不契合，已經不單只是一種邊界區域 (border regions) 的政治問題。社會與文化地理學者已經提出以下的課題：因殖民接合的多元性所衍生的襲產 管理 (Korff, 2001)；在官方的主流國家認同構想下，特定社會族群的建構，以及其相關文化形式與實 踐的形成；上述政治霸權導致國家歸屬感出現社會差異及其意義；以及，特別是被邊緣化群體的糾結 文化與政治反應 (Mikesell and Murphy, 1991; Willford, 2002)。在上列研究關注的基礎下，還發展出一 個關於無國家的少數群體 (stateless minority groups) 之錯置 (displacement) 與邊緣化的研究議題 (例 如 Grundy-Warr and Wong, 2002; Dean, 2003)。
國家政治的分析，也透過新近所建立的地景政治傳統來進行。這些研究聚焦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 「真實」(有時是「再現」) 地景的角色，其注意力不只在奇觀性或紀念性地景，也同樣地關注日常與 一般生活。這些著作的中心議題包括：權力關係、地景的意識形態霸權角色、抗爭的手法與策略，或 對無權作出定義的一群的再詮釋。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地景被用來具現「國家」(nation) 的意識型態 價值，以及合法化特定「國家的」(national) 意識型態與論述的方式。它們受到特別注視，或許反映了 後殖民情境下焦慮與宏願。因此，無論是如 Bunnell (1999) 將吉隆坡石油雙子星大廈解讀為馬來西亞 國家發展願景的體現，同時是馬來西亞身為「世界級」(world class) 玩家與吉隆坡作為「世界城市」 的象徵表現，或是他對於建構多媒體超級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作為烏托邦想象與馬來西 亞民族主義國家論述的指認 (Bunnell, 2002a; 2002b)，都強調民族主義者對於在世界舞台佔一地位的渴 望，與具現這些象徵意義中地景的角色。另外，從具現政治統一、國家認同與顯耀國家獨立的抽象概 念觀點來看，印尼雅加達市中心 Medan Merdeka (獨立廣場 (Independence Square)) 的象徵表現也有類
似的主張 (MacDonald, 1995)。在新加坡，民族主義的論述，以及在物質和象徵上朝向全球城市地位發 展的意識型態，也同樣刻印在地景上。這類研究包括：Ooi (1994) 與 Goh (2001) 的公共房屋研究， Kong (1995, 1996a) 對流行音樂中地景再現之研究，Kong 與 Yeoh (1997; 2003) 對於壯觀的場面與儀式 (例 如國慶遊行與盛大藝術表演空間)，以至如街道名稱、公墓等日常生活地景。以上研究的主要分析焦點， 集中在以服務於意識型態為目標的地景，以及針對這些意識形態行動的各種抗爭上面。這類抗爭分析， 往往是從 Scott (1985) 「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的概念化中獲得啟示，並且揭示鑲嵌在政 治立場中的藝術作品，以及文化行動背後的政治意義。
國家發展的政治 (Politic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國家建設的實質研究－無論是基礎建設的發展或經濟的轉型－在競爭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中已 經是相當豐富。正如其他地區，東南亞的國家發展計畫經常是以達至區域一致性作為理想目標。促進 一個更「均衡的」區域分配，並且將發展較「落後」的地方 (與人民)，併納入國家的「主流」當中。 然而，所謂「發展」－ (也就是相對於文化與經濟「落後」的概念) 的文化特定性，意味著這些發展 計畫縱然是立意良好，卻同時有可能被視為一種內部「殖民」。特別當發展是與種族及文化上被認可的 之 群 體 相 結 合 時 ， 更 是 如 此 。 Rebecca Elmhirst 的 著 作 中 ， 便 觀 察 到 印 尼 因 為 跨 界 移 民 計 畫 (transmigration programme) 所帶來的衝突。在此一計畫中，來自爪哇以及其他人口較密集島嶼的人民， 都被安置在表面上較未開發的區域 (Elmhirst, 2000)。然而，這樣的區域當中已經遍佈著一些「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s)，而他們就常常必須為發展做出讓步 (例如，Nicholas, 1996)。「本土的」(indigenous) 一詞，在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愈來愈強調政治的發展趨勢下，具有特別意義。首先，這個術語指
陳一種土地與環境的關係形式，一直以來都用作界定「傳統」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原住民」作為
全球相互連結之土地權論述的一部份，已被公認為一種強而有力的合法性與政治文化符徵 (Bunnell and Nah, 2004)。因此，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的研究，現在不僅僅是將「自然」(nature) 的不同概念以及
或關係拿來定義「文化」(cultures)，而且也愈來愈關懷資源利用、管理與分配的政治 (Delang, 2002)。 類似的社會與文化抗爭和土地與資源保存相關，並且應用在「發展」的計畫當中 (Bryant, 2000)。
關於民族主義或國家發展的論述和物質體現，都是一種有關進步的論述。Bunnell (2002a; 2002b) 研究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 (Malaysia’s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指出其被國家操作成為進步與 發展的象徵意義，就是一例。Yeoh and Kong (1994) 則探討新加坡的中國城所具現的公共房屋和地景 保存，如何被國家推崇為現代化與進步象徵，更成為國家歷史與襲產的陳列館。Bryant (1996) 則把焦 點集中在緬甸英國殖民政府時期「林業代表著進步」論述的表述方式。這些驟看起來各自不同的經驗 背景，擁有其共通點：這些國家 (或是英緬時期的殖民者) 都強調地景的象徵意義，又突出在國家發 展與國族建構的整體目標中，進步論述所扮演之角色。另一方面，以上個案無一例外地考究了針對象 徵建構的不同抗爭。它們強調不論是過去被殖民者，或是當前的被統治者，永遠都不會被完全征服或 是控制。霸權絕非所有的一切。
都市變遷的政治 (Politics of urban change)
體現東南亞多數地區在過去二十年的急速社會經濟變遷的符號卻是－城市。隨著愈來愈多的區域人口 移居城市，也有更多的研究探討城市內部或是城市本身的議題。不少國家的資料文獻，已經載錄說明 因工業化而造成的城鄉移民現象。但同時也有重要的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地理研究，不同意「都市」與 「鄉村」二元的對立 (McGee, 1991; Thompson, 2002)。城市的成長與都市區域的擴張已經釀成新型態 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從通勤 (Punpuing and Ross, 2001) 到愈來愈嚴重的高空擲物 (killer littering) (Bunnell, 2002c)，以及老年化社會的問題 (Teo, 1997)。同時，都市生活也使嶄新的差異「文化」(cultures) 得以實現：從對「良家婦女」該呈現怎樣的形象 (womanhood) (Ledgerwood, 1996) 與性生活方式 (Ford and Kittisukathit, 1996)，到消費的空間－不論是購物中心或是 BMW 專用道 (roads for the BMW) (Leaf, 1996)。而廣受誇揚的新興中產階級，已經和新的政治期待與形式結合。此外，擁有新科技發展的城市， 能夠締造密集的社會互動網絡，在地或跨國領域的市民社會運動因而激增 (Clammer, 2003)。當然，這 些網絡的運作是否包含了都市中窮人或是非市民等特殊族群，仍是一個尚待討論的爭議點 (見 Ong, 1999)。不過，對於新加坡外籍家務幫傭的研究，倒說明了市民社會聯盟的發展，已經逐漸擴展到「邊 緣空間」(Yeoh and Huang, 1999)；而印尼的非政府組織也開始關注到，街童以次文化的方式來對抗社 會對童年與家庭觀念的一般規範 (Beazley, 1998)。當然，城市當中也不乏著名的歷史抗爭場所與遺跡 (Missingham, 2002; Philp and Mercer, 2002)，儘管這些地標遺址已經被轉化為新的消費地景。馬來西亞 改革抗爭者，利用在購物中心逛櫥窗 (window shopping) 作為逃避警方盤問的手段 (Khoo, 2004)，暗 示著這個區域內的許多城市展現出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複雜「全球」地理。
文化場所的政治 (Politics of cultural sites)
社會中宰制者與從屬者的權力協商，在現實 (reality) 與實踐 (practice) 方面都各自有一套方式。 這種協商往往表達體現於文化場所的鬥爭之中。擁有權力的一方 (本身是駁雜的，非單一的組合，由 諸如規劃師、建築師、房地產所有人、發展商、行政官員、政客等組合而成)，建構此類多重而往往分 歧的文化場所，蓄意推廣國家意識型態或是消費資本主義，抹滅活生生的個體與社會經驗，形成明顯 的文化場所的生產、維護與消費衝突。 襲產場所的鬥爭正是一個文化場所政治的例子。或許是所有東南亞國家 (除了泰國) 的後殖民狀 況，給予他們反省歷史、襲產與傳統，以及紀念與保存政治的理由。當這些東南亞國家向前展望，並 且尋求確立國家獨立與全球地位的時候，很多學者提醒我們，這些後殖民國家並沒有忘記他們的過去。 事實上，他們有時候是不被允許忘記。因此，Blackburn and Lim (1999) 告訴我們，必須去認識新加坡 境內紀念抗日遺跡的象徵意義。他們相信這些紀念遺址的存在目的，是在提醒民眾關於日本統治的大 眾記憶。歷史學者 Peleggi (1996) 提出一個社會與文化地理學者應該共同思考的問題：私有襲產地景 怎樣挑戰泰國國家所認可的國家歷史與認同定義。同樣地，Cartier (1993; 1997) 的研究分析了地方致 力於保存 Bukit China (一個位於馬來西亞 Melaka 的傳統中國墓地)。保存這塊墓地，是有違國家發展的 需祈 (imperatives)。Cartier 提醒我們絕不能夠輕忽歷史及其所留下的襲產，而必須將它視為具現 (embodying) 當代國家主義的地景，閱讀其象徵意義。處理「再現」(re-presented) (相對於「真實」) 地 景的例子不多，其中 Kong and Tay (1998) 探索新加坡當地兒童文學，及其緬懷舊日時光與地方的特別 情懷。她們認為這類文學作品的懷舊特徵，與發展國家都市計畫與經濟變遷所強調的進步性與現代性，
形成強烈對比。通過對照再現與現實，她們指出這種懷舊情懷超越了文學創作範疇。實際上反映出一 個更廣闊的情景：更多的成年人渴望跳脫當前時間與地方所帶來的壓迫感；這是對於新加坡變遷的一 種回應。 過去與當下相互碰撞，地景具現了張力與對立的象徵價值。神聖與世俗之間亦莫非如此。集中討 論神聖性與世俗性地景的著作，展示出現代、世俗與功能如何和神聖與傳統相對立，以及這些神聖地 景面對現代主義計劃的驚人毀滅力量時，如何試圖確立自身的存在，或是最終還是被國家意識型態或 商業目的所挪用 (見 Kong, 1992; 1993a; 1993b; 1996b; 2002, 關於新加坡宗教建築研究；Yeoh and Tan, 1995a; 1995b, 關於新加坡墳場研究； Philp and Mercer, 1999; 2002, 關於緬甸佛教殿堂研究； Prorok, 1998, 關於位於馬來西亞 Pulau Pinang 的印度廟研究)。
學者們回溯過去 (包括過去的傳統與襲產) 以及回顧神聖地景 (包括它的起始與精神) 時，經常洞 察到當代東南亞社會中象徵性地景的商品化與消費性。真確性與合法性是這一類的研究的主導議題。 舉 例 來 說 ， Cartier (1998) 研 究 馬 來 西 亞 Melaka 從 襲 產 轉 型 而 來 的 「 人 造 休 閒 地 景 」 (ersatz leisurescapes)；Erb (1998) 探索印尼 Flores 的原住民傳統住屋，以及這一類住屋作為觀光用途的全新建 構；McGregor (2000) 則討論印尼 Tana Toraja 的旅遊手冊，如何營造商品化的經驗，並且鼓勵觀光客 凝視「異國的他者」(exotic Other)；Chang (1997) 則是把重點放在新加坡的都市形象策略上，推出「即 時亞洲」(Instant Asia) 以及「驚奇新加坡」(Surprising Singapore) 這一類的象徵意象，以此觸發國際 觀光客的想像力，並賦予新加坡人國家認同感和自我肯定的感覺。
全球－地方的政治 (Politics of the global-local)
在一個全球相互連結的時代中，所謂的「在地文化」(local culture) 議題形成地理學在轉型政治研 究上的最後一個面向。當對於文化全球化的「抗爭」在馬尼拉和曼谷這一類的城市成為普遍的政治訴 求時 (Erhard and Korff, 1995)，地理學者也在其中以「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 的概念，來抵抗全球 「外部」(outside) 與地方「內部」(inside) 的簡化對立 (Kong, 1996c)。並且透過國家、人口與全球資 本之間的連結分析後，揭露出更為複雜的文化變遷地理 (Ong, 1999)。東南亞的政治當局長期以來刻意 突出國家的「文化」特徵，作為吸引流動資本的工具，最廣泛認同的包括：想像中的順從、溫和與年 輕女性勞工的靈活手藝 (Jamilah, 1994)。當然，這種表面上的再現文化「是」什麼 (the way cultures ‘are’)，模糊了－但同時促成了－這些地區慣常的促銷；定義著人們應該具備的條件特徵，才可以供跨 國資本獲取利益。如果這種 Wee 所稱「文化管理」(cultural management) 的方式 (Wee, 2002) 侵犯到 「全球」勞工、人權或環境意識，那麼，它的合法性就常常是透過地方或區域差異的觀點來建構的。
然而，「亞洲」價值的論述與實踐，是達致全球經濟中「成功」最重要的文化策略。不只是要以和全球
適稱的方式存在，而且更要全球廣為周知。這已經成為一個和文化、經濟面向相互糾葛的政治需祈 (imperatives)。另一方面，特別是注重自我形象的城市 (image-conscious cities)－因為能夠反映國家所具 備的可投資性－，某些逾越全球道德地理的人和實踐，更加愈來愈被認為不恰當 (out of place) (Bunnell,
2002c)。另一方面，受到國際觀光業的影響，某些過去被排斥的「多元文化」，現在卻開始受到積極贊
許 (Chang, 1997)。文化差異明顯提升，使得更為寰宇主義觀點的國家含括 (national inclusion) 概念成 為可能。然而，這當中明顯地存在一種選擇和推廣的政治：具備全球吸引力的文化實物與生活方式，
就幸運地身價百倍，另一方未受青睞的則被邊緣化或是默默無聞。
建構認同
另一個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地理的討論主流是區域內的認同建構。這一類的研究致力於多種社會群 體的生活地理 (lived geographies)，例如家務傭工、觀光導遊、街童、性工作者、移民客工、HIV/AIDS 帶原者、外籍員工等等，這說明了東南亞國家社會已經捲入急速的經濟轉型過程。多項研究的探究重 點都在於：社會群體如何擺脫因全球化、遷移與觀光等過程所造成的不均政治與經濟安排，以及探討 社會和政治組織 (如家庭、就業和非政府組織) 如何形塑這些群體的日常生活與政治。正如上述，在 這裡強調「真實」認同，反映出迫切的社會經濟關懷，而且通常是一種對國家意識型態與政策的策略 性回應。部分研究者已經開始轉向「後結構」的方式，來尋求更多政治空間上的全新與灰色地帶。 部分研究探索的主要議題在於分析女性的認同，如何在 (及透過) 國家意識型態與經濟發展軌跡 中形成，並在東南亞地區「奇蹟」與「老虎」經濟的冒起扮演一定角色。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儘管 這些傳統定位正受到不同方式的協商與抵抗，女性經常被定位於支援性的「主內」角色 (例如妻子與 母親)。女性的空間流動 (mobility) 通常是研究傳統性別認同如何被顛覆的核心議題，無論是透過「公 共」空間的佔位，或更多是透過較為流動的勞力形式。流動造就出矛盾與弔詭的定位，並引發關於東 南亞地區經濟變遷與性別制度之特定糾結格局。舉例來說，在印尼，新秩序 (New Order) 意識型態下 的女性「家庭化」(domestification)，反常地導致女性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女性勞工遷往外資所 擁有之出口加工區工作的現象 (Silvey, 2000a; 2000b; 也見於 Chant and McIlwaine, 1995a; 1995b, 關於 菲律賓的研究)。另一個例子是，Rachel Silvey (2000b) 研究尋求獨立自主的年輕未婚女性，如何開始 前往新的地方，以協商出有別於傳統性別規範的全新定位。然而她們的流動移居，也轉化成女性不道 德與逾越的轉喻，這顯示出性別 (gender) 如何成為印尼遷移研究中的核心張力 (也見於 Elmhirst, 2000)。Harriet Beazley (2002) 的研究更上層樓。他研究性別流動，探索一群拒絕接受家庭與正規就業 等主流制度的 Yogyakarta 街頭少女，發現她們在公共空間的出現時，卻受到街頭少年的譴責，這群少 年認為街頭空間是不屬於女性身份。因此，當遷移流動顛覆了性別意識型態，但卻帶有經濟企圖的同 時，這些認同經常會面對傳統反對力量，要她們回歸“正當”的女性定位角色。 當境內人口遷移往加工出口區等問題，成為討論性別流動的重點議題的同時，研究者當然也不能 夠忽略東南亞與泛東亞之間的國際遷移問題。在香港與新加坡等較為富裕的地區，「當地」婦女已經透 過參與正式勞動力的方式，策略性地整合進入國家的發展道路，此時家務的缺口就由東南亞籍移民家 務幫傭來補足 (Huang and Yeoh, 1996; 1998; 2003; Yeoh and Huang, 1999; Law, 2001; 2002a; 2002b; Tyner, 1999)。然而，我們看到的是：當受到抗拒的傳統家庭勞務角色，移植再生於外國時，產生出更 多的弔詭。舉例來說，Yeoh and Huang (1999) 關於新加坡的移民家傭研究中，探討政府計劃將婦女整 合進入正規的就業市場，促成了性別意識型態的轉型。但是，這只能侷限於部分的婦女。家傭被斥於 國家建設的參與之外，受限於家庭領域的角色當中，同時他們在政治性組織中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香港的情況則不相同。在香港，東南亞籍家傭擁有許多網絡組織。這些組織能夠直接關注和針對她們 的利益問題，更把他們的利益整合在更為廣泛的政治運動與意識型態裏面 (見 Law, 2002b; 2003;Gibson et al., 2001)。但是在新加坡，這些女性卻明顯被排除於市民社會之外。這些例子說明了階級與 種族，如何和當地的性別問題脈絡相互糾纏，對理解跨國遷移的性別政治有所幫助 (也見於 Tyner, 1996; 1997, 關於移民藝人的相關討論)。
在東南亞地區，性別的形象與意識型態，也和女性的性道德交織在一起。多項研究說明，超越社 會規範的女性 (諸如移民、藝人與從事性產業的婦女)，可以利用的隱喻相當有限 (Silvey, 2000b; Tyner, 1996; Law, 2000)。Rachel Silvey 討論到 1997 到 1999 年的金融危機，加深了在加工出口區居住與工作 之女性的污名化。這些加工出口區都因為賣淫業而聲名狼籍，是以在此區工作的女性員工，也因此被 看成是從事性產業工作。令致女僱員的家人，對她們在這等地區工作持負面態度，深怕因此影響她們 婚前的清白無暇 (雖然這種限制不太適用於年輕男性)。相似的情況，也見於日本的外來菲律賓藝人。 James Tyner 指出，這些外籍藝人，不能不面對「菲律賓－貧窮－娼妓」的扣連身分建構。這些符號上 的連結性，指出必須進一步細緻分析經濟以外的遷移動機。特別是性別、人種和民族性相互交織出他 們在海外生活與工作的方式。最後，Lisa Law 超越出女性道德本土建構的範疇，指出如果要更清楚認 識性勞工的身份，必須透過相互連結的地理尺度來瞭解。正是這些相互連結的地理尺度，支配性地將 性觀光業工作者，建構為政治經濟、旅遊發展策略與外國男性的「犧牲品」(也見於 Askew, 1998; Del Casino and Hannah, 2003)。Lisa Law 分析菲律賓 HIV/AIDS 的預防方案，指出非政府組織、國家機構 以及全球衛生機構，如何再生產了一個兩性 (與其他) 的雙元概念：西方男性支配與亞洲女性順從。 因為性勞工的聲音通常不被列入對話的考慮當中，所以她規劃一個「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裏面，性 勞工可以就他們在性產業中的工作感受暢所欲言。揭示出他們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就業機會、家庭責任 及更好生活的夢想等問題所框架出來。一般人常常會從浪漫與良性的觀點，來理解他們和外國男性的 關係，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性交易會幫助她們脫離性行業。 以上的婦女研究發展迅速，但有部分研究是處於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地理的邊緣位置 (margins)。舉 例來說，Drummond (2000) 和 Yasmeen (1996) 就質疑經常用來描述西方脈絡下社會生活的公 私建 構，是否適用於他們在越南與泰國的研究。Lisa Drummond 主張越南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界線經常被僭 越。相對於西方所慨嘆的公共空間衰敗，越南的公共空間確實正在復甦 (也見於 Thomas, 2002)。Gisele Yasmeen 也透過曼谷市內普遍的外間膳食，質疑公 私領域的區分。高度的勞動參與率，加上便宜廣 佈的外間熟食，曼谷婦女可以免除眾多國家女性必須負上的炊事家務。都市中只有極少數人會親自動 手炊煮。就算在家中用膳，情況也一樣。因為這些「塑膠袋家庭主婦」(plastic bag housewives) 可以穿 梭公共食肆地區，購買現成熟食為家人準備晚餐。Yasmeen 對於性別與飲食方式之間的互動的分析， 說明了跨文化脈絡的性別建構，揭示種族中心主義預設性別空間運用模式的限制。類似的研究還有關 於弱勢文化地理的批判性分析。Inge Komardjaja (2001) 就質疑發展國家所推廣的「無障礙空間」，對 於印尼城市的有效性。她認為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印尼集產主義與獨立的建構、弱勢面臨的階級 不平等問題 (在印尼只有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有可供他們倚賴的女佣和司機)，以及將坐與蹲在地上看成 是社會生活重要部份的文化傳統。這種種都讓我們清楚看到都市空間的種族中心主義模式，並顯示出 批判性理論化的重要性。 以上關於女性、流動與差異的研究，都帶出「遷移」(movement) 替東南亞國家認同建構所帶來的 核心張力 (而且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基於習俗因素或經濟需祈，個體與社群可能會不適應地被投進一
個已經極度緊密扣連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當中。不過，脫離高度受限之主體定位與認同 (於是產 生抵抗) 的可能性持續不斷，突顯出他們身處環境的不穩定性。然而，移動並不一定意味著從霸權的 建構中解放開來；移動所具有的弔詭定位能夠產出新的道德地理學。對於想像東南亞地區認同之新社 會與文化地理來說，批判性地關注這些脈絡的差異性是相當重要的。
結 論
我們所提出的兩大概括主題，雖然統攝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所藏的英文著述。但這篇報告，未能照 顧到東南亞區域或關於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地理的多樣性。排除了其他學術討論或是非英文著作，本文 所提出的區域性「綜述」，只是加強了我們對自己所持的特定建制位置與研究觀點的敏感程度。大抵來 說，一份國家報告的目的，是要推動探究各種不同的鑲嵌建制背景。在這些不同的建制脈絡裏面，社 會與文化地理作為一個學科，會在不同的學術圈、國家需限，與社會關聯之中，呈現出不同的定位。 我們盼望拙作能夠激發出進一步的審視 (觀點)，探索地理學一直以來 (也將往後繼續) 在這個區域內 的不同建制化方式。我們也期盼這一篇報告，能夠在歐美 (與新加坡) 社會與文化地理學出版平台範 圍之外，引發出後續和持續的具有能見度之學術實踐。在東南亞「做」(do) 社會與文化地理學代表什 麼意思？「適切性」的議題在很多「區域」產生迴響，上述問題是和這個議題有關的眾多問題之一。 一方面，東南亞的社會科學家們一直慨嘆學術實踐與利益被國家特權與政治議程所引導 (Syed Husin, 1997; Manan, 1999)，而另一方面，對於部分焦慮其他區域的政策適切性與「淪為論述」的地理學者來 說，或許正是與國家貼近，才能夠有積極的發展性貢獻 (例如，見 Blomley, 1999; Philo, 2000; Cloke et al., 2003)。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位置「問題」，並不會簡單直接的把報告的幅度範圍縮小到個別國家而獲 得解決。按理一份國家報告 (country report)，理應能夠提供更為詳盡或是更具深度的報導。但事實上 它 們 仍 不 得 不 是 從 某 處 (somewhere) 著眼的審視 (觀點)。有鑑及此，我們回歸到「中間性」 (inbetweenness) 的概念作為一種未來報告的可能方式。當然，我們並沒有忽略之前提到的其他限制。 當我們的研究位置，是介於英美社會與文化地理和「這個區域」(the region) 兩者「中間」(inbetween)， 則更能引發重要而具挑戰性之政治與認識論問題。其他中間的觀點與介入也許可以透過許多不同形式 的合作調查與寫作來產生。跨越空間、制度與 或 (次) 學科疆界的例子可以包括：研究東南亞國家 的學者與在東南亞的學者彼此之間的合作；在不同建制學者的合作，特別是那些不同「學派」或研究 取徑的學者，或是那些和國家議程關係定位不同的學者 (比如私人相對公部門支持的組織)；或是跨領 域標籤的合作，最明顯的是「社會」地理學相對於「文化」地理學，或許還需引入其他其他學術領域， 曾經引用或參與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的學者。我們認為，就是這一類居中 (inbetween) 的合作方式，會 為界定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或許也包括「這個區域」(the region) －提供新的視野和角度。 在思考未來報告的可能面向時，驅使我們考量最後一個問題：這份報告的讀者。我們提出另一類 －而不只是更加詳盡的－國家報告 (country reports) 的可能取徑，當然希望這篇區域性綜述報告，能 夠激起引發讀者的批評回應。但要做到這一點，恐怕力有不逮，尤其是考慮到誰可能 (以及在哪裡) 讀 到這一篇報告。使我們感到不安的部分原因，在於訂閱《社會與文化地理學》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的地理分佈狀況。深覺我們這篇文章，只不過是一份朝返 (英美) 「中心」的回報報告。《社 會與文化地理學》承諾以各國不同的語言，發表國家報告，這是將 (次) 領域論辯推廣到新讀者的重 要一步。不過，阻限新讀者 (與潛在聲音) 加入行列的關鍵性因素，是這類報告如何廣泛流通 (或是無 法流通)，而不是它們是用什麼語言書寫。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資源有限，機構訂閱學術期刊捉襟見肘。 除了合作著述與報告策略，我們也許是到了一個考慮合作共同出版的時候了。
謝 辭
非常感謝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容世誠副教授花費相當多時間，細心修改本譯文。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A/P Yung Sai-Shing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who spent many hours polishing an initial translation that this journal offered. He handled the work with care and seriou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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