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
──從朱子到姚際恒、崔述、方玉潤
黃忠慎
*摘 要
在《詩經》學史上，朱子最重要之指標性在於他反對《詩序》的強烈色彩，也因此 他往往被歸為宋代反《序》派的代表人物。考朱子所擬訂的詩旨相較於《詩序》，大約包 含四個方面的解放：對某人某事、對教化說、對美刺說及對衍生之說的解放等。對清代 以獨立治《詩》著稱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三人來說，朱子對詩旨的解放態度是值得 稱許的，但檢視《詩集傳》對詩旨的訂定，三人依然不能滿意，於是，三人又進一步解 放詩旨，將《詩序》及朱子之說諸多不合理之處重新詮釋，就這樣，從朱子到清代獨立 治《詩》三大家，漢唐以來被鎖定的詩旨陸續被解放，此種情況確實為《詩經》研究史 增添了不少繽紛的色彩。只是，解《詩》者若以全盤推倒傳統為職志，無疑也是另類的 保守心態，既然沒有開放的、多元的詮釋概念，以此而想評價文本的內在且永久的價值， 將侷限在自己的預設立場上，後世的接受者面對翻新的詩篇解讀，當然需要嚴謹面對。 關鍵詞：《詩序》、詩旨、朱子、姚際恒、崔述、方玉潤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O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Classical Meaning of
Shijing by Song and Qing Confucian
Scholars—From Zhuzi to Yuan Jiheng, Chui Shu
and Fang Yurun
Huang Zhong-Shen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 of Shijing, Zhu Xi’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lies in his strong flavor for opposing the Preface of Shijing. Therefore, he is usually classifi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pposition school in the Song Dynasty. Comparing Zhu Xi’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 of Shijing with that of the Great Preface, there witnessed four aspects of emancipation in Zhu’s work. They are the emancipation from certain people and events, the teaching of education, the teaching of eulogy and satire and those derived teaching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eachings. For those Qing scholars like Yao Jiheng, Chui Shu and Fang Yurun who are famous for their independent study of Shijing, Zhu Xi’s attitude of emancipation is praiseworthy. Howev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 Shijing reveals that these three scholar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Zhu. Therefore, they made more efforts toward emancipating the Great Preface. They reinterpreted many unreasonable parts in both Zhu Xi’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Great Preface. From Zhu Xi to the three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found a process of graduate emancipation from the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Shijing rigidly fixed since the era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is situation added new flavors to the learning of Shijing. However, if interpreters of Shijing take the complete refutation of the Great Preface as their only noble goal, this is another kind of conservative mentality. If one does not have the concept of open-minded and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till wants to evaluate the inner and permanent value of text, they will certainly limit themselves to an unexamined presupposition. It is a must for receivers of later generations to be serious in facing new understanding of Shijing.
Key words: Great Preface, meaning of Shijing, Zhu Xi, Yao jiheng, Chui Shu, Fang Yurun
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
──從朱子到姚際恒、崔述、方玉潤
黃忠慎
一、前言
在中國學術史上，朱子擁有極為崇高的名聲。《宋史》朱熹（1130－1200）本傳曾引 述黃榦之言，謂：「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黃榦為朱熹高足，但其推尊朱子洵非虛 言，乃是代表了當代多數士人之意見，此所以《宋史》在引述黃氏之語後，立刻表示「識 者以為知言」。1 在近代儒者心目中，朱子更是集新儒學或近代思想，乃至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 的人物，縱使亦有學者不認為朱子可以得到如此崇高的名聲，2但朱子身為中國學術史上 的一位大儒自當可以肯定。 在《詩經》學史上，朱子的《詩集傳》與《詩序辨說》都是名著，著作等身的朱子， 對於《詩集傳》的用心經營是終其一生的，主要是他對於《詩經》的觀點歷經三次變化， 《詩集傳》的解《詩》觀點也不得不隨之作調整，因而形成三種不同的版本，試看下面 的文字即可知朱子對於《詩序》態度的轉折過程：「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 1 《宋史》，《正史全文標校讀本》（台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 429，列傳第 188，道學 3， 朱熹本傳，頁3429－3430。 2 近代學者最為推尊朱子的或許是錢穆，其云：「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 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 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 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 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此兩人，先後矗立，皆能匯納群流，歸之一趨。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 下之儒學，乃重覆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今。」錢穆：《朱子新學案》（台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94 年），第 1 冊，頁 1－2。不過，勞思光的想法並非如此：「朱熹之學，以其綜合 系統為特色；此即後世推崇者所謂『集大成』之意。但若取嚴格理論標準及客觀歷史標準衡度 之，則朱氏此一綜合工作究竟有何種正面成就，則大為可疑，蓋就理論說，朱氏之說不代表儒 學真實之進展；就歷史說，則朱氏只是揉合古今資料，造出一『道統』，亦非真能承孔孟之學。」 《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9 年），第 3 冊上，頁 35。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從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 是不見詩人本意。后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3「盡去〈小序〉」、「盡滌舊說」之語容易讓人以為朱子是強烈的反傳統、廢《詩序》者， 事實不盡然如此，他跟傳統的儒者一樣以《詩》說教，只是讓《詩經》沾上一些理學化 的色彩，對於《詩序》之說，他也依然保有相當程度的尊重（詳下文），當然，相較於說 全面擁護《詩序》的保守型說《詩》者如范處義、呂祖謙（1137—1181）、段昌武……等， 朱子的反《序》色彩顯得相當濃厚，對比之下，自然就成為形象鮮明的宋代新派說《詩》 大將。 較諸宋代，元明兩代《詩經》學的重量級著作極少，清代則又是另一個嶄新的局面。 在這個兩百六十多年的朝代中，姚際恒、崔述、方玉潤三人的特立獨行早已被近代學者 發現。首先是梁啟超（1873－1929）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整理清代學者治理《詩 經》的成績，於正統派之外舉出姚際恒（1647－1715）《詩經通論》、崔述（1740－1816） 《讀風偶識》、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三書，以為此三人之書不同於傳統學 者固守《毛序》、《毛傳》的說法，能獨抒己見。之後又有鄭振鐸（1898－1958）於《中 國文學研究新編》中以「極為重要」、「極重要」、「極重要」分別置於姚、崔、方三人《詩 經》學著作之下。鄭氏所謂的「極重要」源於他特重此三書有許多獨特的新解，能超出 毛、朱之外，力攻《毛序》之非。後來學者或以「懷疑派」、「超然派」、「獨立派」分別 稱呼此三本著作，直至夏傳才（1924－）通論清代《詩經》研究的學術時，才以「獨立 思考派」之語統稱姚、崔、方三人。4 所謂獨立、超然之肯定性評語其實都是具有相對性 的，而其參照的對象自然是傳統的《詩經》學。因此，「傳統」成了考察姚際恒等三人時 不可或缺的對照組。筆者在〈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的說《詩》取向及其在學術史上的 意義〉之拙文中，一方面強調姚際恒等三家之《詩》教觀依然源自、篤守傳統，一方面 也檢視了三人對於舊有注疏的質疑，而拙文所舉出的舊有注疏包含了漢代的《毛詩》學 傳統代表成績：《詩序》、《毛傳》與《鄭箋》。5不過，當我們認為朱子說《詩》勇於衝破 傳統桎梏時，所謂傳統自然是指從漢到唐的解《詩》格局，但我們在檢點清儒中的新派 《詩經》學者的成績時，朱子《詩經》學也必須置於傳統之列，這是無庸置疑的。透過 3 黎靖德編、王興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80，第 6 冊，頁 2085。 4 梁啟超之說見〈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 1995 年），頁 260。鄭振鐸之說見《中國文學研究新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5 年），頁 34 －37。夏傳才之說見〈論清代詩經研究的繼承和革新〉，《天津師院學報》1982 年第 4 期，頁 72 －73。夏氏稱三人為「超出各派鬥爭的獨立思考派」。另有陳柱稱姚際恒為「懷疑派」，見〈姚 際恒詩經通論述評〉，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恒研究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籌備處，1996 年）《姚際恒研究論集》，中冊，頁 345。何定生則稱姚際恒為「各派混戰中的 超然的一派」，詳《姚際恒研究論集》，中冊，頁363。 5 詳拙文〈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的說《詩》取向及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林明德、黃文吉策 劃：《台灣學術新視野‧經學之部》（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71－194。
觀察朱子解放詩旨的動作，與姚際恒、崔述、方玉潤面對朱子《詩經》學所採取的態度， 對於吾人理解宋代與清代新派說《詩》者的特色與其在經學史上的定位，是有一定程度 的幫助的。
二、朱子的反《序》與解放詩旨
在《詩經》學史上，朱子《詩集傳》以理學說《詩》的特色並未得到太多人的重視， 6其最重要之指標性在於他反對《詩序》的強烈色彩，也因此他往往被歸為宋代反《序》 派的代表人物。但朱子雖然在言論上對於《詩序》有頗多不留顏面的批判，其《詩集傳》 在實際解詩時並未出現太多與《序》說立異的見解，以是，「朱子反《序》」的刻板印象 在現代學者對其論《詩》的相關著作作了較全面性的整理歸納後，終於開始受到質疑。7 筆者也曾比對朱子解說二〈南〉與《詩序》之意見，發現朱子對《詩序》的態度基本上 還是尊重的，此中原因和他完全認同傳統《詩》教的基本立場有關。拙文的結論是朱子 只是希望修正《序》說，絕無打倒《詩序》之意。8通過幾位學者的考察，也許我們不再 6 所謂以理說《詩》或以《詩》為理學的輔助教材之類的評論，並不是說書中充滿心、性、理、 氣之論（事實上這類型的解詩文字大約不到三十條），而是指部分詩句的解釋因為與理學作了結 合，而有了時代性的意義。以朱子而論，他接受了漢儒以《詩》說教的傳統，漢儒說《詩》，常 將詩歌主題指向政治與歷史，朱子說《詩》亦然。此外，朱子雖是典型的道學家，但誠如余英 時所言，「推明治道」乃是道學的中心關懷，道學雖以「內聖」顯其特色，但宋代儒學的整體動 向是秩序重建，而「治道」－政治秩序乃是其始點。朱子（陸九淵亦然）的儒學的不朽貢獻固 然是在「內聖」方面，但是其在茲念茲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實現。詳余英時：《朱熹的歷史 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年），上篇，頁 22、170。以 此知朱子解《詩》如同漢儒般的以歷史、政治、教育說詩，合乎其一貫理想。 7 李家樹拿朱子說《詩》的意見與《詩序》作全面性的比較，他以十五國〈風〉為例，統計朱說 與《詩序》的異同，結論是《詩集傳》及《詩序辨說》和《詩序》說法相同、相近的達百分之 七十，所以朱子解說詩篇大致上是遵從《詩序》的。詳李家樹：《詩經的歷史公案》（台北：大 安出版社，1990 年），頁 39－61。後有楊晉龍在研究《詩序辨說》的大文中指出朱子《詩集傳》 從《詩序》之說的「高達百分之二十七」。見楊晉龍：〈朱熹《詩序辨說》述義〉，《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1998 年 3 月，第 12 期，頁 348。雖然李氏僅針對〈國風〉來比較朱說與《序》說之 異同，但〈國風〉篇數多達160 篇，已超過全《詩》的一半，且〈雅〉、〈頌〉之作理論上〈序〉 說所引起的非議不如〈風〉詩之多，即此可見李、楊二氏提出的數據報告差距太大，不過此一 數據上的差異是有理由可說的，即李氏用的說詞是朱說與《序》說「相同、相近」，楊說是「朱 子『從』《序》說」。此外，根據莫礪鋒的統計，《詩集傳》採用《詩序》說的有29 篇，不提《詩 序》而全襲其說的有53 篇，與《序》說大同小異的有 89 篇，見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16。若是，則《詩集傳》採用《序》說的高達 26.88％， 與《序》說相近的則高達 29.18％，兩者合計則是 56％。若據筆者最新的統計，則朱子《詩集 傳》對《詩序》所定詩旨的解放多達143 篇，其中〈國風〉有 85 篇，〈小雅〉有 46 篇，〈大雅〉 有10 篇，〈頌〉詩有 2 篇，亦即《詩集傳》修正或反對《序》說的達 46.88％。《詩序辨說》對 於《序》說提出異議的全部共104 篇，反對比率達 34％。詳本文附表一、二。 8 詳拙文〈朱子《詩序辨說》新論－以二〈南〉二十五篇為中心的考察〉，《朱子詩經學新探》（台認為朱子真的有企圖打倒《序》說的想法。只是這個歷史的事實並不符合當時士子對朱 子的印象，且僅是統計、比較朱子《詩》說與《序》說的異同，得出的結論似乎也只能 證明朱子雖在言論上強烈反對《詩序》，實際解經操作卻又呈現出反《序》不夠徹底的現 象。這樣的統計工作頂多只能提出這樣的發現，無助於讓我們對當時的學術空氣有進一 步的瞭解。現在，筆者轉從不同的維度著手，試著釐清圍繞在朱子身上的對《詩序》認 同感的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朱子反對《詩序》」的標誌確實是根深蒂固的。此一標誌之 得以豎立來自當時學人士子及後來的儒者與研究者對於朱子《詩經》學的瞭解。9從學術 史的角度而言，朱子反《序》的立場幾乎已成定局，但從朱子的《詩經》學著作來觀察 卻又並非如此，如眾所知，傳統邏輯基本規律中有所謂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 矛盾律又稱不矛盾律，作為思維規律的不矛盾律，是任一命題不能既真又不真，「有不能 同時是非有」。10矛盾律也被當作一種關於認識活動的規範性規律，根據此一規律，朱子 北：五南圖書公司，2003 年），頁 3－58。 9 這一點我們從朱子與呂祖謙的爭論內容以及後來研究《詩經》學史或朱子《詩》學的著作中可 以獲知大概。相關資料可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338－340、 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台北：學生書局，1983 年），頁 127－147、拙著《南宋三家詩經學》 （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65－289、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頁 166－178、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362－378。檀作文：《朱熹詩經學研究》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22－57。 10 按：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384BC－322BC）是矛盾律的首創者，他說明此一定律，最常用 的公式是：「有不能同時是非有」（It is impossible for a thing to be and not to be at the same time）、 「一物不能同時又不是該物」（A thing cannot be and not be something at the same time），更詳細 的說法是：「同一物從同一觀點看，不能是該物同時又不是該物」（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same thing to be and not to be the same thing and from the same point of view）。多瑪斯（Thomas Aquinas，約 1225－1274）關於此定律所採用的公式與此大同小異：「不能同時肯定或否定同一 樣物」（non est simul affirmare et negare）（按：在本文中，直接套用此一公式，那就是「不能 同時肯定《詩序》又否定《詩序》）。「同時」不僅是指「時間」而已，其真正含意是「從同一 觀點」、「在同時及同一地方」、「在同一條件下」、「在同一情況下」，否則此定律就缺乏絕對有 效性。詳曾仰如：《形上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50－54。不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其哲學巨著《純粹理性批判》中則認為矛盾律「某某不能同時既是又不 是」的形式雖然抽離了所有的內容，而且僅僅是一種形式原則，但是它卻包含了一個綜合 （synthesis）。他認為這個語句透過時間而為吾人所感受，矛盾律僅僅作為一個純然理論的原 則，其所論述出來的內容根本不受時間條件的限制，也就是同時性根本是多餘的。在矛盾律的 運用上，我們根本不需要加上任何時間條件的限制。康德揚棄矛盾律的同時性的假定，主要是 因為他在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區分裡，藉著主賓詞的形式，進行概念分析的工作，然而柏拉 圖（Plato,427BC－347BC）和亞里斯多德的談論，從來不是概念分析，而是存有分析。詳彭文 林：〈康德論矛盾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13 期，2005 年 1 月，頁 119－147。在檢 視朱子言行方面的矛盾時，我們不能接受康德進行概念分析工作而揚棄矛盾律的同時性假定的 論述，相反的，我們評論朱子面對《詩序》的態度是否矛盾時，絕對要考慮到同時性的假定， 如果他早前全面守《序》，晚年卻又徹底反《序》，那就是「覺今是而昨非」的說《詩》路線的
面對《詩序》的說法與作法既然相互矛盾，則其中必有一為真、一為假。11這就是何以 研究者要指出朱子其實是「大致上是遵《序》」或「其實還是尊重《詩序》」的，當朱子 的言論與行動並不一致時，我們寧可相信後者才是真實的。不過，檢視朱子言行的是否 具有一致性，並不能讓我們瞭解朱子反《序》的重要意義。朱子在《語類》及《詩序辨 說》中不時對《詩序》展開攻擊，落實在解經的過程中，確實有轉趨保守的態勢，而其 對後人所產生的引導作用正是在前者。朱子對《詩序》提出質疑，甚至直言不諱地指責 《詩序》欺誑後人，其罪不可掩；顛倒順逆，亂倫悖理。12類此激烈的言論不勝枚舉， 不僅直接衝擊到時人，也導致他反《序》的巨人形象長期牢固地矗立在一般士子心中， 對其門下弟子以及後來的儒生讀《詩》必然產生指引的效果。不唯如此，朱子反《序》 的另一個意義還在於其解《詩》方法所影響了後來的研《詩》之士。所謂方法上的影響， 簡單地說，即是朱子經常不再接受《詩序》慣用的美刺之論，《詩序》直指為讚美、諷刺 轉向問題，不能稱之為矛盾。又按：關心朱陸異同的人大概都已發現朱子治學或言論上確實出 現了一些矛盾之處，王陽明甚至有朱子晚年定論之作，謂「朱子晚歲，固已大悟舊作之非，痛 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此論一出，聞者譁然，競斥王說之誣，但也反映 出朱子立論矛盾已被對手拿來大做文章。筆者以為，錢穆所言中肯：「讀朱子書，當知須注意 兩事。一須注意其立言先後，乃可明白其思想之轉變。一須注意其立言異同，乃可明白其言之 或彼或此，各有所指，與其融合會通知所在。」錢穆：《朱子學提綱》（台北：藍臺出版社，2001 年），頁107。 11 戴維：「朱熹是攻《序》廢《序》最成功者，但在《詩集傳》中，仍有很多地方是借用《詩序》 或暗用《詩序》的。這主要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個原因是朱熹對《序》表現出矛盾、複 雜的心理，……第二個原因是《詩集傳》是在朱熹前二次解《詩》的文字定本上刪改過來的， 原本上一些用《序》的地方未能刪改，這樣就造成了《詩集傳》套用《詩序》的現象。」戴維： 《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363。戴氏之說可參，但何以朱子改定 後的《詩集傳》於「原本上一些用《序》的地方未能刪改」，依然啟人疑竇。按：本文於2007 年12 月 7 日在中興大學所主辦之「2007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上公開發表，特約討論 人江乾益先生針對此條註解表示：「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以為，朱 子作《詩集傳》之前，已先作《詩集解》。《朱子語類》卷80，朱子自敘其解《詩》經過，云： 『熹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 者，雖存〈小序〉，間為說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呂祖謙作《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朱 氏說』，即是引朱熹主《毛序》之《詩集解》之說。其後朱子於淳熙四年第三度修訂《詩集解》 並為作〈序〉，是為《詩集解》定本。今本《詩經傳‧序》題『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朱 子之孫朱鑑編《詩傳遺說》卷2，於此序下注云：『《詩傳》舊序，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 解經時所做。』《詩傳遺說》中凡引此序，下亦注『舊序』，可見此序乃是朱子早年所作主〈小 序〉之《詩集解》之序，而非其後黜《毛序》之《詩集傳》之序。朱子應是在淳熙四年序定《詩 集解》之後，始著手寫作《詩集傳》，其有刪改不盡之處出於自然，戴氏之說似非無見。」對 於江先生的說明，筆者至為感激，但其語依舊不能解人之疑，讓我們想想這個問題：朱子在七 十一歲那年三月死前的前三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的解釋，臨終前，遺書於其子與門 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修正遺書為言，由此可見朱子對於知識、文字的工夫是持續一生的， 《詩集傳》定本的依然有不少地方採用《詩序》之見，這還能解釋為朱子是因某種緣故而尚未 能或來不及刪改嗎？ 12 朱熹：《詩序辨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7－8；23。
某公某君之作的詩篇，在朱子手中幾乎獲得了徹底的解放：直接就詩文本身探索，以詩 文為據，透過涵泳體會的方法，以理解詩意。以此方法，朱子在《詩集傳》中提出許多 與舊說截然異趣的解題。因此，從解《詩》的方法這一層面來考察，我們會發現朱子反 對《詩序》的態度之強烈，其實符合一般學人士子對他的印象：反《序》陣營中的的大 將，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13 由於朱子撰寫《詩集傳》不論是否同意《詩序》之見，他都不列出《序》說，這更 突顯出他的徹底反《序》形象。同時，這也使得我們要比較其與《序》說的異同，得另 備其他讀本才能逐篇比對出所以然，比較簡易的方法當然就是直接檢視朱子的《詩序辨 說》。從《辨說》的反《序》言論中，我們可以整理出朱子反對《詩序》的幾個理由：不 合事理、不合文理、詩文中未見此意、《序》說某人某事無可考、生說以及附會穿鑿等。 這些反對的理由都是朱子細讀詩文而得來的印象。亦即，所謂生說、穿鑿、衍說，不合 文理、未見此意等，其批評的標準就是三百篇文本自身。本文附上了幾張統計表，透過 附表一，我們發現朱子反對《序》說最力的項目分別為：《序》說某人某事未必可信、《序》 說之意於詩文中未見、《序》說與詩文之意不合，以及《序》說不合事理。由是可知朱子 對《詩序》常用的讚美、諷刺某人某事，或者為了遷就《詩》教的觀點，逸出詩文本身 而添加的雜蕪內容視若芒刺。因此，在〈邶風•柏舟〉之下，朱子對這一類明訂時事、 人物的《詩序》之說提出了批判：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 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驗證的確，見 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絕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詩 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 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主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 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14 13 朱子對《詩序》之信心之所以逐漸動搖，他自承是受到鄭樵的影響。如言：「舊曾有一老儒鄭 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 見。」《朱子語類》（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卷 80，第 6 冊，頁 2068。「《詩序》實不 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 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頁2076。 「某自二十歲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 其他繆戾，辨之頗詳。」頁2078。不過，鄭樵《詩經》學在當世並未引起特別的重視，其《詩 辨妄》又已亡逸，若非靠著朱子的自白，其反《序》緣起，恐怕又要引起爭議。饒是如此，明 儒朱升還是以為《朱傳》之盡去《序》文係本歐陽修之旨，詳朱彝尊：《經義考》（台北：台灣 中華書局，1979 年），第 4 冊，卷 108，頁 3。 14 《詩序辨說》，頁 7。
雖然朱子也善於以史說《詩》，但在此朱子強調《詩》與史畢竟有所區別。三百篇原非專 門為記載歷史上的人物事蹟而存在，詩篇的內容大意通常可以透過思考而得知，但各詩 具體所指的人事則有時無法掌握，除非詩文內容就已明白說出，或者可以史籍驗證。有 很多詩篇其實只能大略瞭解其描述的事情，至其所指何時何人卻不可知。《詩序》作者毫 無拘限地將某公某事套入詩中，此一解詩方式超出了朱子所能忍受的範圍。不過由於朱 子本身可以接受以史說《詩》的傳統，是以只要《序》說能得詩意之大概，即使詩文「不 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詩序》所言時事未必然，朱子還是盡可能尊重《序》說。如〈齊 風•雞鳴〉、〈唐風•鴇羽〉、〈秦風•小戎〉、〈小雅•南有嘉魚〉、〈漸漸之石〉……都是 屬於這一類的例子。15 至於因「《序》說之意於詩文中未見、《序》說與詩文之意不合及《序》說不合事理」 而反對的十幾篇《序》說，顯然朱子是以詩文為據，透過他自己的瞭解，以本意、本指、 詩意為由，一一駁斥之。例如〈衛風•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 賢者退而窮處。」朱子不能接受此說的理由是，〈考槃〉本「美賢者窮處而能安樂之詩， 文意甚明。然詩文未見有見棄於君之意。」16又如〈鄭風〉的〈風雨〉與〈子衿〉兩篇， 依《詩序》之意，一為思君子，一為刺學校，但兩詩之文「輕佻狎暱」、「辭意儇薄」，非 思賢之意，施之學校亦不類。17仔細檢閱這一類型的文字，我們自然會懷疑朱子所說的 本指、本意、詩意究竟是指詩人的本義（創作的真實動機與目的）或是詩文的本意（語言 15 《詩序》：「〈雞鳴〉，思賢妃也。（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詩序辨說》：「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得之歟？」（頁19）《詩集傳》 以爲是直接讚美賢妃：「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 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 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 美之也。」《詩集傳》（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頁 58。《詩序》：「〈鴇羽〉，刺時也。昭公 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辨說》：「《序》意得之，但其 時世則未可知耳。」（頁23）《詩集傳》：「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頁71）《詩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 婦人能閔其君子焉。」《詩序辨說》：「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頁24）《詩 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 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 所怨矣。」（頁75）。按：《辨說》謂《序》所言時世未必然，但朱子實際解詩時無異在推銷《詩 序》，是以張學波評朱子解此詩「泥《序》之說」。《詩經篇旨通考》（台北：廣東出版社，1976 年），頁 153。《詩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詩 序辨說》：「《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 皆失之矣。」（頁30）《詩集傳》簡釋此詩為「燕饗通用之樂」。（頁110）《詩序》：「〈漸漸之石〉， 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辨說》：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頁37）《詩集傳》：「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 而作此詩也。」（頁173） 16 《詩序辨說》，頁 13。 17 《詩序辨說》，頁 19。
文字的意義）？朱子始終未曾明確地區分詩人本義與詩文本意的異同，可能是視二者為 同義詞，因此其對於經典意義的認知也引起後人的爭議。18無論朱子本人所謂的本義偏 重於詩人或作品之義，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朱子對三百篇的意旨趨向充滿了自信， 通過自己理解、體會得出的「本意」、「本指」來掃除解經途中《詩序》所形成的荊棘障 礙，而這種態度與方法也影響了清代以獨立治《詩》著稱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三人。 如果將《詩序辨說》與《詩集傳》兩者拿來相比較，會發現作於後來的《辨說》，19 其攻擊《詩序》的火力絕對更勝於之前的《詩集傳》。當然這和兩書寫作的性質或宗旨有 關，《集傳》主於解析三百篇詩旨大意，是一種重新甄定的「立」的工作，而《辨說》則 主於「辨證」《序》說，是一種「破」的工作，亦即兩書的寫作動機與目標不同。但雖為 從事「立」的工作，《集傳》同時也具有濃厚的「破」的性質，亦即朱子對《詩序》的解 放。筆者在「前言」中所引朱子自述讀《詩》「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 說，《詩》意方活」之語，正是他讀《詩》的經驗之談。 從信《序》到疑《序》再到最後去《序》言詩，朱子在這一過程中體會到追求詩意 的最好方法便是直接讀詩，忘記《序》文的存在。在《語類》中有許多類似的言論出現， 甚至他感嘆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實大失詩人本意。20因此， 透過直接閱讀詩文的方式，解除舊說、《詩序》的束縛，朱子重新為三百篇的意旨作了近 乎全面的解釋，這可由《集傳》所甄訂的詩旨即使與《序》說大致相同，文字也有出入， 而得到確認。附表二為比較《詩序》與《集傳》二者對詩旨的詮釋意見，朱子所擬訂的 詩旨相較於《詩序》，大約包含四個方面的解放，包括：對某人某事、對教化說、對美刺 說及衍生之說的解放等。表中特別將朱子反對《詩序》直指某人某事之說分為全部與部 分，所謂「部分」是指朱子只去除了美刺某公或時世之說，但對於《詩序》的解說詩意， 仍然有所保留甚或全部採用。至於完全不同的則是他認為《序》說不僅穿鑿附會某人某 18 關於朱子對於經典的意義的認知，後來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朱子肯定了經典有一種 絕對的客觀意義，其意義不受解經者主觀意願的影響。參見邵東方：〈朱子讀書解經之詮釋學 分析——與伽達默爾之比較〉，收入鍾彩鈞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台北：漢學研究 中心編印，2002 年），頁 72－73。但也有學者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分析朱子的解經觀點，認為 朱子在釋經的過程中，已經強調了解經者個人體驗的重要性，經典的意義不再是固定客觀的， 而是讀者與作品之間交流的結果，經典的意義在作品、讀者與作者三重視域的融合中生成。參 見猶家仲：《詩經的解釋學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5 年），頁 194－197。 19 朱子曾云：「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朱子語類》， 第6 冊，卷 80，頁 2079。 20 朱子云：「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語類》，卷 80，詩一，綱 領，頁2068；「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 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語類》，卷80，詩一，綱領，頁 2092； 《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語類》卷81，詩二，江有汜，頁 2101； 「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今不若且置〈小序〉 于後，熟讀正文。」《語類》，卷117，訓門人五，頁 2813。
事，且不得詩意，因此透過自己的理解，作出全新的的解釋。在〈國風〉160 篇中，朱 子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意見與《詩序》不同，最多的仍屬套用某公時世之類，全部否定的 有26 篇，部分否定的有 15 篇，二者合計 41 篇，已經超過〈國風〉篇數的四分之一，可 見朱子對這一類型說詩的意見。其他解放美刺、教化、衍說之篇數，分別為：28、5、11 篇，與前者合計共85 篇，占了〈國風〉的 53.12％，由此得出朱子為反《序》派之大將 的印象實不為過。在〈小雅〉74 篇中，甚至有高達 46 篇是朱子解放詩旨的對象，其不 滿意《序》說的幅度已經高達62％。其餘〈大雅〉31 篇、三〈頌〉40 篇中各有 10 篇、 2 篇的詩旨改造。此一數據讓人直覺以為朱子反《序》最力的部分在〈小雅〉，而非〈國 風〉，然而這可能只是一種錯覺，真正的情況未必如此。附表二所欲表現的是朱子對《序》 說部分或全部的改造解放，強調的是其對《詩序》負面性的否定程度，在正面性的接受 程度方面則無法在此表中見出。而且就實質面而言，朱子全面接受《序》說以及與《序》 說相近的程度也必須考慮進去，是以此中變數仍多，尚不宜因此而逕自認為朱子反對最 力的《序》說在〈小雅〉之單元。
三、姚際恒、崔述、方玉潤對朱子《詩經》學的態度
如果說《詩序》是《詩經》學史上第一個說《詩》權威的代表，那麼朱子《詩集傳》 則屬第二個具代表性的說《詩》權威。21清代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三人對朱子說《詩》 的意見主要集矢於他所寫的《詩集傳》，雖偶亦言及《詩序辨說》，但終究為少數。從三 人對《詩序》的批評中，我們瞭解了他們對傳統的取捨，那就是懷疑《序》說的正確性， 但懷疑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堅信自己能充分理解聖人的《詩》教觀。22現在，我們可以 從其對朱子說《詩》的意見中，對相關問題進行更具廣度的理解。朱子《詩經》學至元 代盛極一時，延祐二年（1315 年）始行科舉，《詩集傳》成了官方指定的標準本。到了 明代初期，朱子學說的影響力仍維持不墜，雖然中、晚期朱說不再被看中，但其具代表 性的地位仍無人可以替代。所以分別處於清代初、中、晚期的姚、崔、方三人，在論述 詩旨時，仍視朱說為傳統的權威代表。不同於《詩序》的傳統權威，朱子的形象在三人 心中是另一個權威，一個反對舊說（《詩序》）的權威。另一方面，姚際恒、崔述卻又不 約而同地說出遵《序》者莫如朱子、朱子遵《序》之說太多之類的話，23其真正的用意 21 此處是針對詩篇的解題而論，夏傳才以為《毛詩傳箋》是《詩經》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毛 詩正義》是《詩經》研究的第二個里程碑，《詩集傳》是《詩經》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這是 指《詩經》的讀本而言。夏說詳《詩經研究史概要》（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01－111、120－124、171－178。 22 詳拙文〈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的說《詩》取向及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林明德、黃文吉策 劃：《台灣學術新視野‧經學之部》，頁178－185。 23 姚際恒對於朱子反《序》不力的言論攻擊甚多，說遵《序》者莫若《集傳》、佞《序》者莫若 朱之類的話，分見〈詩經論旨〉，《詩經通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在於對朱子反《序》說的不夠徹底表示失望，這是無庸辭費的。於是，那些原本用來攻 擊《詩序》的言語，如迂曲難通、謬、穿鑿破碎、附會……等，姚際恒也轉而用來批評 朱子，甚至出現「可恨」、「可笑」等情緒性字眼。24除去這些寬泛性、情緒性的評語， 姚氏對於朱說最不滿的大約有兩部分：其一是淫詩說，其二是以理學解《詩》。姚氏在〈詩 經論旨〉中明白指出「《集傳》思與《序》異，目鄭、衛為淫詩」，故而引起後人的不滿， 轉而向《序》說靠攏，是影響後人解《詩》的關鍵之一。依他之見，朱子的淫詩說根本 是誤讀孔子「鄭聲淫」之句，其將鄭國之詩全部視為淫詩，是不合「思無邪」之教、大 背聖人之訓的。25所以在〈鄭風〉之末，姚氏以感嘆的口吻暗指朱子為陋儒，必以淫詩 曲解詩文，實為名教之罪人，其罪更甚於漢儒。因此才說出，朱子反《序》最顯著的地 方只是「淫詩」之說而已，其他更無勝《序》之處，如此，則《序》當存而《集傳》可 廢矣。26 在反對朱子以理學家說理的方式解《詩》方面，原因之一為朱子所引用的那些具有 理學色彩的書如《中庸》、《大學》根本就是偽書，自不能以之說明三百篇之聖經意旨。 如朱子引《中庸》說〈大雅•皇矣〉「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句；引《中 庸》、《大學》以解釋〈周頌•烈文〉「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之句， 姚氏除了批評朱子引二書斷章取義、與詩旨無涉之外，更用「理障」來形容這種解釋法。 27在姚氏心目中，這種障礙正是宋人說《詩》之大病，28如朱子用「誠」、「理」，用《中 庸》、《大學》解〈小雅•鶴鳴〉首章，便引起姚際恒絕大的反感，說他「腐氣不堪，此 年），第62 冊，頁 11：6b；卷 3，頁 17：3b；卷 2，頁 35：10a；卷 6，頁 95：21a；卷 9，頁 123：7b；卷 10 二，頁 167：12a；卷 10 五，頁 211：23a；卷 10 七，頁 234：20b。崔述云：「余 獨以為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 《讀風偶識》（台北：學海出版社，1992 年），頁 3，〈自序〉。又說：「余於朱子《詩傳》亦有 憾焉，……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卷3，頁 11。 24 如說朱子「迂曲難通」，見卷 2，頁 39：18a；「謬」卷 4，頁 63：16b；卷 6，頁 96：23b；卷 10，頁 135：4a；「穿鑿破碎」，見卷 10，頁 145：25b；「附會」卷 10 五，頁 205：10b。至於 評朱說「可恨」、「可笑」分見卷4，頁 62：13a；卷 5，頁 73：7b；卷 5，頁 80：21a；卷 6， 頁90：11a；卷 6，頁 91：13b；卷 8，頁 117：14a；卷 9，頁 124：8a；卷 9，頁 129：19a； 卷10，頁 136：6b。 25 《詩經通論》，頁 10：5b－11：6a。 26 姚氏云：陋儒誤讀《魯論》『放鄭聲』一語，於是堅執成見，曲解經文，謂之『淫詩』，……直 是失其本心，於以犯大不韙，為名教罪人。此千載以下，人人所共惡者，……予謂〈鄭風〉諸 篇，于漢、宋之儒，不能無三嘆焉。然漢儒之誤也猶正，宋儒之誤也則邪。宋儒之罪，實浮於 漢儒多矣。」卷5，頁 84：29b－85：30a。又〈詩經論旨〉云：「《集傳》只是反《序》中諸詩 為淫詩一著耳，其他更無勝《序》處。夫兩書角立，互有得失，則可並存；今如此，則《詩序》 固當存，《集傳》直可廢耳。」頁11：6b。 27 《詩經通論》，卷 13，頁 183：16a；卷 16，頁 218：9a。 28 《詩經通論》，卷 12，頁 166：10a。
說《詩》之魔也」。29除了對朱子的淫詩說、以理解《詩》大有意見外，姚氏也嘲笑朱子 的格物之學，認為其格物之法在《詩經》中窒礙難通，他不留情面地指出朱子對《詩》 中之蠶食蘩、貉與狐狸、螽斯與莎雞、蟋蟀等物的說解，甚至不如稚子之見，30這些評 論使我們意識到在姚氏心目中，朱子的說《詩》完全不具有典範的身價。31 崔述在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之中，其學術淵源較為後人所知，而朱子便是他治 學上重要的楷模。崔述幼承庭訓，其父便是以朱子學說為教本，教導崔述。若以「尊德 性」與「道問學」來粗分朱子平日用力的的兩條進路，32崔述只接受了其觀書博識、訓 詁講說的研究路數，且崔述的經史考證本身就因涵攝了朱熹的考據方法和辨疑精神而臻 於成熟，相反的，對於朱子性理之學，崔述毫無興致，甚至有所指責（尤其是《四書》之 學）。33崔述能夠認可朱子學說的「道問學」（特別是考據部分）內涵，最重要的應該屬於 方法上的繼承，34所以在〈自序〉中云：「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為必然。 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為妄也。」35〈序〉 又云：「唯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 中，唯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36於是本著體會經文、不存成見的態度與 29 《詩經通論》，卷 10，頁 135：4a－4b。 30 《詩經通論》，卷 8，頁 112：4b－113：6b。 31 某些學者指出，姚氏自己對名物訓詁並不在行，對許多名物的解釋並不比朱子高明，且顯然錯 誤可見。詳林慶彰：〈姚際恒對朱子詩集傳的批評〉，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恒研究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年），中冊，頁 672－677。不過，姚氏本身 是否夠格批評朱子的名物訓詁成績，並非本文的關切要點，姑置不論。 32 陽明時學者普遍認為朱子專以道問學為事，而象山則專主尊德性，但朱子身為理學家，欲窺聖 賢之心，他表示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 推尋，內外參合，如此方能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但他雖不斷強調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 賢之書，卻他也教人靜坐，並謂：「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 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 短集長，庶幾不墮於一邊耳。」詳〈答項平父二〉、〈答項平父五〉、〈答項平父六〉，《朱子文集》 （台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第 6 冊，頁 2550－2555。 33 詳邵東方：〈論崔述與朱熹學術之關係〉，《中國哲學史》，1997 年第 3 期，頁 111－114。按： 朱子以後「道問學」的觀念已狹隘化，而成為講釋經典的同義語，乾嘉以後，經典考證成為風 尚，學者但知有「道問學」，而不知有「尊德性」，就算筆下出現「尊德性」字樣，多數也僅是 空泛的門面語，實際已無所指涉了。詳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經典 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年），頁 405－409。 34 參邵東方：〈崔述學術中幾個問題〉，《中國文化》，1994 年第 9 期，頁 104－116，以及上引〈論 崔述與朱熹學術之關係〉之文，此外，日人藤井良雄著、盧秀滿譯〈崔述讀風偶識的著述意圖〉 亦可參，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 卷第 2 期，頁 95。 35 《讀風偶識》，頁 4，〈自序〉。 36 《讀風偶識》，頁 1，〈又序〉。按：筆者所用台北學海出版社 1992 年版《讀風偶識》卷前計 15 頁，內容含〈讀風偶識自序〉、〈讀風偶識又序〉、〈通論詩序〉，頁碼編定有誤，頁4 之後，又 從頁1 編到頁 11。
方法，崔述面對三百篇時，即使是向所尊崇的朱子之說，只要他以為不合詩旨的地方， 便加以批評，而合理正確的，也毫不吝嗇地給予褒獎。如恭維朱子解說〈周南•葛覃〉 首章、末章等意「深得詩人之旨」、「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37釋〈麟之趾〉「麟性 仁厚，故其趾亦仁厚」之言「深得詩人之旨」。38這些在他看來深得詩人之旨的文字，其 實都和他堅持的《詩》教觀念相符，故而稱許之。可見崔述在解詩的過程中，並非毫無 先見地放空一切，擺脫教化觀念而分析詩旨。崔氏與朱子不同調的另一個差異為對「淫 詩」的看法。若仔細分析崔述對朱子二十三篇淫詩的接受與否，39會發現只有六篇與朱 說相近，不過他並不稱之為「淫詩」，只說是男女「媟洽之詞」，其他七篇則從刺淫、好 德、賢者自隱等不同方向解之，剩下的詩篇則未論詩旨。40由此可知，朱子所謂的淫詩， 其數目在崔述的解讀中已大幅減少，不少作品中男女之情的描寫在他看來往往只是寄託 之用，且即使真是男女約期相會之詩，他也刻意在解題的措辭中避開了「淫詩」的字眼， 以此來凸顯其對於朱子淫詩說的態度。 方玉潤深受姚際恒的影響，對朱子的態度也相當不友善，甚至連駁斥朱說的方式、 理由也往往上承姚氏。比如他用論辯的方式指斥朱說的不合理；41對朱子的淫詩觀加以 駁斥；42以及使用諸如「附會」、「支離」、「鄙」等語批評朱子的詩解。43與姚際恒相較， 就評語觀之，方氏的口氣不如姚際恒那般強烈，情緒性的字眼也稍少，但針對性卻絲毫 不減。朱子的淫詩說尤其無法讓他忍受，當他言及朱子以淫奔之情解詩時，情緒似乎就 顯得激動，直接稱他為「此老」，批評此老「好為刻薄之言」。44以為朱子將一切男女之 詞視為淫詩，忽視了君臣朋友藉此以寄託的可能，如此「遂使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 悉含冤屈於數千載上，而無人昭雪之者」，45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三百篇遇到了晦翁，為 37 《讀風偶識》，卷 1，頁 14－15。 38 《讀風偶識》，卷 1，頁 23。 39 關於朱子淫詩的篇目，由於隨人的判定標準不同，說法也頗有出入。宋儒王柏以為有 32 篇， 元儒馬端臨以為有24 篇，近人何定生以為有 27 篇，趙制陽以為有 28 篇，程元敏則先以為有 3 篇，後又以為有 29 篇。根據筆者的之前的研究，假若我們不要自行對詩中涉及的人物情事 作出過度的道德判斷，《詩經》中合乎朱子所謂淫詩的充其量也不過23 篇：〈邶風‧靜女〉、〈鄘 風‧桑中〉、〈衛風‧有狐〉、〈木瓜〉、〈王風‧采葛〉、〈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將仲子〉、 〈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 〈子衿〉、〈揚之水〉、〈溱洧〉、〈齊風‧東方之日〉〈陳風‧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詳拙文〈貽 誤後學乎？可以養心乎？──朱子「淫詩說」理論的再探〉，《朱子詩經學新探》，頁59－118。 40 崔說與朱說相近的篇目全部集中在〈鄭風〉中：〈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狡童〉、 〈褰裳〉與〈溱洧〉，至於與朱說不同的篇目為：〈鄘風‧桑中〉、〈衛風‧木瓜〉、〈鄭風‧將仲 子〉、〈蘀兮〉、〈東門之墠〉、〈齊風‧東方之日〉與〈陳風‧東門之池〉。 41 《詩經原始》（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頁 414；頁 437－438。 42 《詩經原始》，頁 5，〈自序〉，頁 121－126，〈詩旨〉；頁 416、443、502、631。 43 例如《詩經原始》頁 183、188、312、430、922。 44 《詩經原始》，頁 443。 45 《詩經原始》，頁 502。
「詩人之大不幸也，可嘅也」。46不過，比較方氏與朱子面對此類涉及男女情感之作的解 經策略，會發現兩人處於天平的兩端，分別以淫奔之詩與君臣朋友寄託之詞的公式來套 用，表面的刻度雖有不同，但本質上都是效忠於傳統的《詩》教觀，若謂朱子之說遠離 詩人本義，方氏之說又何嘗見得為原始之義？另一方面，方氏慣用的「夫婦之情以寓君 臣朋友」解釋策略，47除了使我們見著其強烈的《詩》教觀，也由此可以探知其說經的 苦心。當他看到朱子對部分詩篇表示不知其意，而以闕疑之說帶過時，他反而要為詩人 抱屈，因為他從詩中體會出了詩人真正的用意，由是而感歎朱子「必欲疑而闕之，不惟 詩人苦心埋沒無傳，亦將使亂臣賊子得以倖逃公論」。48 如果將姚、崔、方三人的說詩與朱子《詩集傳》參看，則四人之間對於詩旨見解的 異同比率就可得到具體的的結果。以十五〈國風〉為例（見附表三），姚際恒對160 篇詩 旨的詮釋，有將近44％的比率與朱子相同，而方玉潤也接近 40％，唯獨崔述只有 25％。 如果只從文字上的敘述，我們很難接受這個結果，因為批判朱子最多、措辭又最嚴厲的 是姚、方二人，而尊敬、維護朱子的言語，在《讀風偶識》中也屬常見，但落實在解釋 的結果上，與朱子意見相左的程度，崔述竟然超過了姚、方二人。為了避免被數字迷惑， 我們在此要特別指出，崔述將著作名為《讀風偶識》，著一「偶」字，則正表明了他本無 論述全部160 篇風詩的想法。因此，若扣除不表意見的詩篇，再加上他慣用的闕疑態度， 不為詩旨下論斷，則實際上所論述的詩篇只有83 篇（闕疑不知的共 12 篇，未說明的共 65 篇），或許因此才讓所得出的差異比率顯得如此之高。同樣的，如果從反對朱說的比 率來看，方玉潤與姚際恒分別以 56.25％、47.5％分占第一、二名，與崔述的 28.12％相 差幾乎兩倍之多。總之，附表三說出一個事實，即三人之中，對於〈風〉詩主旨看法與 朱說相異的，以方玉潤的最多，姚際恒次之，崔述則較為持平，但仍是反對的比贊同的 多。至於附表四、五、六則說明了另外一個現象，在二〈雅〉的部分，姚、方二人對詩 旨的詮解與朱子之間差異已經縮小。以〈小雅〉而言，姚際恒與朱子相同、相近的比率 從風詩的43.75％提升至 63.51％，方玉潤則從 39.37％提升至 56.75％，分別上升了 17.96 與27.21 個百分點。這樣一來，相異的部分自然也就隨之降低，姚際恒從 47.5％降至 31.08 ％，方玉潤則由56.25％降至 37.83％。至於〈大雅〉的部分增加的同於朱說的比率更高， 姚際恒、方玉潤與《集傳》相同、相近的比率分別為70.96％與 67.74％。與〈國風〉相 比，又各增加了百分之27.21 及 28.37。將二〈雅〉合併統計，則姚、方與朱子相同相近 的比率也高達65.71％與 60％，相異的比率降低為 27.61％與 34.28％。對於三〈頌〉（附 表七），姚際恒也有 65％的比率與朱說相近，方玉潤更是大幅提高至 70％。檢視附表三 至附表七，即從十五〈國風〉至三〈頌〉來看，姚際恒與朱子詩說差異最多的仍在〈國 46 《詩經原始》，頁 631。 47 方玉潤常常提及男女之情與君臣朋友之情可以互通的寄託途徑，見《詩經原始》，頁179、182、 200、222、223、309、485、608、631。 48 《詩經原始》，頁 627－628。
風〉，其次是〈小雅〉，再次是〈大雅〉，最後是三〈頌〉，方玉潤與朱子詩說相差最多的 也是在〈國風〉，其次分別是〈小雅〉、三〈頌〉與〈大雅〉。如果合〈風〉、〈雅〉、〈頌〉 而論（附表八），則方說與朱說相同、相近者有50.49％，相異者有 44.91％。至於姚說與 朱說相同、相近的比率達54.09％，相異的有 35.73％。可見三人中反對朱說最力的仍屬 方玉潤。49 從以上三人對朱子的基本態度中可以得知幾個事實：（一）朱子說《詩》的成績對 於三人而言是另一個不可拋棄的權威，是繼《詩序》之後必須參考的重要學說，在解《詩》 的途徑上，朱說成了繼「《詩經》漢學」之後的另一個傳統，它既是包袱，也是資源。（二） 三人對朱子的「淫詩」說作出了相近的反應，都表示了反對的態度。（三）從他們對朱子 淫詩說的反應中，可以見出三人仍逃不出傳統《詩》教的觀念，只是轉從君臣朋友之思、 忠臣賢士之念來解釋。以上這些結論從基礎的觀察便可以得出，但筆者以為把朱子當作 第二個傳統權威，對於三人而言，還有另一個意義。在清代，「《詩經》宋學」雖漸式微， 但朱子學術的影響力仍不可忽視，姚氏等人治《詩》再怎麼立場超然，也不得不承認《詩 集傳》為世所公認的權威之作。他們一方面得重視權威，一方面又要推倒權威，如是則 朱子對《詩序》的抨擊也就影響到了三人的解經觀念與態度，並且，三人反《序》過程 中所運用的武器其實也是來自對朱子解《詩》方法的繼承。亦即，若謂姚氏等三人的解 經態度是進步的，他們還得感激得自朱子的啟迪。
四、姚、崔、方三人對詩旨的進一步解放
如果說朱子已將被《詩序》固定的篇旨作了初步的解放工作，那麼清代「獨立思考」 派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三人顯然都對朱子的解放動作不夠徹底而有所不滿，因此紛 紛表示不同的意見，以姚際恒為例，朱子雖是他批判舊說的第二個目標（《詩序》為第一 個），但其攻擊的火力並未稍減，這可由前引他用了許多情緒性的字眼批評朱說得知。如 前所言，姚際恒特別對於朱子的淫詩說與以理學解《詩》二方面表示不滿，這除了代表 他反對朱子的許多解詩內容之外，也蘊含了他對朱子解釋方法的反彈，他認為說《詩》 者不應預存先入之見而以己意解詩。姚氏表示，解經者必須「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 見」，50在他看來，朱子將〈鄭風〉全視為淫詩，以此解詩，何異於《詩序》以后妃、夫 人說二〈南〉？所以他指出「〈小序〉謂后妃之所致，每篇必屬后妃，竟成習套」；51「〈小 序〉謂夫人之德，……其謂夫人者，本於〈關雎•序〉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 為諸侯之風，故于〈周南〉言后妃，〈召南〉言夫人，以是為分別，此解二〈南〉之最為 49 以上數據的判讀僅供參考，畢竟崔述並無完整的解《詩》之作，以之與姚、方二人比較反朱的 程度，僅具有協助理解的作用。 50 《詩經通論》，卷 18，頁 243：15b。 51 《詩經通論》，卷 1，頁 25：18a－18b。不通者」。52鄭玄將〈周頌〉全部視為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即位時之作，「以此拘釋詩， 所以多滯」。53可怪的是，後儒竟然沒有察覺，甚至蹈襲《序》說，仍以后妃夫人說二〈南〉， 因此姚氏皆予以直率的批評。54又說： 歷觀〈鄭風〉諸詩，其類淫詩者惟〈將仲子〉及此篇（〈溱洧〉）而已……鄭詩之 善者，亦未嘗少於他國也：〈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德尚矣；〈女曰雞鳴〉大 有脫簪之風、〈出其東門〉亦類〈漢廣〉之義……特以陋儒誤讀《魯論》放鄭聲一 語，於是堅執成見，曲解經文，謂之淫詩。且謂之女惑男，直是失其本心，于以 犯大不韙，為名教罪人。此千載以下人人所共惡者。55 他坦直論斷宋儒之說《詩》，其罪更甚於漢儒。姚際恒憤怒的緣故除了和他的《詩》教觀 有關，也涉及到了他一貫的解經態度：反對生搬硬套的僵硬說《詩》法，如《詩序》常 用的以某公某事填入詩文中。在他看來，〈周南•關雎〉不必實指太姒、文王；〈邶風• 柏舟〉未必為衛頃公詩；〈綠衣〉之女本為泛指，不必實之；〈燕燕〉所送之人也非莊姜； 〈泉水〉更非許穆夫人作；〈鄘風•柏舟〉非共伯早死，共姜自誓之詩；〈鄭風•遵大路〉 「只是故舊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詞。今不可考，不得強以事實之」；〈狡童〉有「深于 憂時之意」，「其所指何人何事不可知」。56解《詩》諸家以歷史上各朝代君王、人物填實 〈齊風•東方之日〉、〈唐風•山有樞〉、〈曹風•蜉蝣〉等詩，不過是各逞臆說而已，而 《序》以共公說〈曹風•下泉〉、以宣王說〈小雅•祈父〉、以幽王說〈蓼莪〉等詩，皆 無據不可考。57姚際恒這樣的評論方式其實與朱子相似，乃至於面對這些鑿實附會的說 法，他也和朱子的作法一樣，取其大義而去其人物時世之說，並不會因為冠上某公某事 令人難耐而全部否定諸家之說解。這種對解詩的方式與態度是一種傳統的解放，抽離了 具有爭議性質的時世人物，只掌握詩中所傳達的情意，無形中已經放大了解釋的視角， 甚且已經將解釋的目標慢慢從作者本身轉移至作品。我們可以這樣說，姚氏不再堅持要 追尋詩人本義，而是強調讀者可以從閱讀詩文入手，掌握其中所抒發的意涵。 52 《詩經通論》，卷 2，頁 31：10b。 53 《詩經通論》，卷 16，頁：1b－2a。 54 例如姚氏批評何楷解〈召南‧采蘩〉「阿《序》殊謬，豈可泥〈周南〉為天子后妃，〈召南〉為 諸侯夫人之說？」《詩經通論》，卷2，頁 32：4b；批評朱子說〈周南‧卷耳〉執泥《小序》「后 妃」二字，卷1，頁 22：13b；說「〈召南〉諸篇，皆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凜遵《序》說， 尺寸不移」，卷2，頁 31：1b；〈召南‧甘棠〉「泥《序》，必謂二〈南〉為文王詩」；〈行露〉「執 泥謂被文王之化」，卷2，頁 35：10a；35：10b。 55 《詩經通論》，卷 5，頁 84：29a－29b。 56 分見《詩經通論》卷 1，頁 18：5a；卷 3，頁 42：1b；卷 3，頁 44：5b；卷 3，頁 45：7b；卷 3，頁 53：23a－23b；卷 3，頁 56：2b；卷 5，頁 78：17a；卷 5，頁 80：21b。 57 分見《詩經通論》卷 6，頁 87：5b；卷 6，頁 95：20a；卷 7，頁 109：21a－21b；卷 7，頁 110： 34a；卷 10，頁 135：5b；卷 11，頁 150：6b。
與朱子不同的是，姚際恒詮釋詩旨的過程中，是透過所謂不執泥、不滯固的「活法」 來達到解放的目的。在《通論》中，姚氏常常用「泥」或者「滯」、「固」來批評前輩學 者說《詩》之結果，其批評的火力範圍從漢朝延伸到明朝，而他評論前人說《詩》的主 要關鍵在檢視其說《詩》是否能著重在「活」的一面。就姚際恒本人來說，他正是要透 過「活」、「不泥」的方式以達到解放詩旨的目的，簡言之，即是把《詩》當詩歌作品來 解讀、欣賞，而不是把《詩》當史料來記誦、研究。本著此一識解，姚際恒常常改用創 作者、欣賞者的角度來品《詩》，這樣就會比較注意到詩歌的創作技巧，而他批評前輩學 人解《詩》的拘泥、固執、滯塞不通之處，往往就是從寫作技巧著眼，尤其是前人對比 興的誤解，包括將興釋為比，或者把興、比的作法落實解釋，這些都讓他無法接受。如 《序》將〈魏風•葛屨〉首章二句及毛公、蘇轍誤將〈魏風•十畝之間〉各章首三句誤 以為賦，不知實是興；58《序》與朱子誤將〈小雅•無將大車〉首二句以比、賦解興；59 朱子以賦誤解〈小雅•何草不黃〉第三章之興法。60有時候，姚氏也會從詩文的筆法、 用意等技巧為詩旨解套。如說〈鄭風•狡童〉大抵在鄭之亂朝，其所指何人何事不可知， 但諸家解第二章「不與我食」之意皆未得，因為「詩人之意隨筆轉換，不拘泥繩束」；61 評朱子說〈小雅•甫田〉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之句太泥，因為「詩人語意隨文 各異，豈如制舉之文有一定程式」，62甚至稱讚一千五百年前的鄭玄之說「有味」，因為 他不泥於把〈小雅•都人士〉「綢直如髮」之髮固定於頭髮之解釋上，而能從比喻的角度 連著性情立說。63姚氏解詩甚至於注意到詩歌韻角的變換、想像之詞、方便之文或者起 興之物的隨意等等，64亦即他從創作的各種可能情形來解說詩篇，而不是刻板地將文字 鎖死，要求讀者分毫不差地掌握字意。乃至於對於詩中名物的訓詁，他也採取同樣的態 度，呼籲學者不必過於執泥，得其大義即可。65 58 《詩經通論》，卷 6，頁 90：11b－91：12a；卷 6，頁 93：17b－94：18a。 59 《詩經通論》，卷 11，頁 152：11a－11b。 60 《詩經通論》，卷 12，頁 172：22a－173：23b。 61 《詩經通論》，卷 5，頁 80：21b－81：22b。 62 《詩經通論》，卷 11，頁 158：22a－22b。 63 《詩經通論》，卷 12，頁 168：23a－23b。 64 例如他說〈衛風‧載馳〉本為許穆夫人想像之詞，詩中奔走跋涉等文字不可坐實，如此解釋不 只執泥，簡直可笑，朱子便是。《詩經通論》，卷4，頁 62：13a－13b；〈木瓜〉一詩中之木瓜， 也與後二章木桃、木李只是一般的稱呼，不必過於求實定為哪一種的木瓜。卷4，頁 70：29b； 〈王風‧丘中有麻〉之「子留」、「子嗟」、「子國」等人名，是為了詩中偕韻的關係而有，不必 執泥強解。卷5，頁 75：10b；〈齊風‧雞鳴〉的蒼蠅生不一定是蒼蠅，有可能是別的昆蟲聲， 不必執泥。卷 6，頁 86：2a；〈小雅‧采綠〉中「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的五、六日本為行文 之便，意指過期不見。鄭玄卻死板的將數字落實為五月、六月，實固陋。卷12，頁 168：14b －169：15a；〈小雅‧瓠葉〉之瓠葉、兔首本為詩人隨所見而寫之物，朱子卻執以為薄物，未 免執泥。卷12，頁 171：20a－20b。 65 〈周南‧關雎〉「左右流之」、「左右采之」的「左右」，《鄭箋》解為妾媵著而求之，姚氏以為 太泥。因為詩人只是見物起興，不必求之過深。《詩經通論》，卷1，頁 19：8b－9a；〈邶風‧
由此可見，姚際恒能夠批判前儒執泥、固滯之說，是因為他重視詩篇技法的分析， 以及能欣賞體會詩文的細微之處，然而他批判前儒的內容其實絕大部分與詩旨沒有太多 的關聯，也就是說姚際恒對於前人忽視文章技法（如比興、想像、換韻）而坐實的解釋之 所以不滿，主要是因為這些固滯、呆板的解釋會破壞了讀者對詩意美感的領會。既然如 此，先賢那些固滯、呆板的解說也不會在姚氏瞭解詩旨大意的路途中形成障礙，在此我 們順便要為後人所以為的姚際恒解《詩》之特色進一言。後人常以姚氏能從文學的角度 詮釋《詩經》為《詩經通論》的特色之一，但是所謂的以文學解《詩》，或者以詩解《詩》， 是有其一定範圍限制的。這些以文學角度詮釋詩旨的言論，注重欣賞字詞用語之妙的分 析，未必有助於他對三百篇大意的瞭解。我們並不能從他注重文章之美的欣賞、分析， 進而得出他能還原三百篇的文學面貌的結論，況且經過實際的閱讀，可以得知姚氏的《詩》 教觀完全不亞於漢宋經生。我們只能說從詮釋角度而言，姚際恒這種強調「大抵說《詩》 貴在神會，不必著迹」、「看《詩》全要圓通無滯」的活潑解釋方式，66無疑是一種詩旨 的解放，與清代經學家注重名物訓詁，追求字意精準的詮釋方法大不相同。除此之外， 姚氏也能從歷史考證的角度駁斥《序》說的謬誤，《詩序》所訂某篇刺某公美某人，或者 為誰所作、作於何時等說，被他一一解放。姚氏又以詩文為據，駁斥那些詩文中所無的 意旨，以及附會《左傳》、《周禮》的穿鑿無益之說（參見附表九）。這些觀點和朱子相近， 也同樣達到了解放詩旨的目的。67 與姚際恒不同的是，崔述論《詩》明顯受到朱子的影響，因此在《讀風偶識》中， 對於朱子的態度較為平和。他曾說過自己本著朱子的精神作《偶識》，主於體會經文，不 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為必然，68也提起世人讀《詩》若非滿足於朱子《集傳》對諸篇大意 的略說，便是執著於《詩序》以批評朱說，他個人讀〈國風〉則是「惟知體會經文即詞 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 不合者則違之」，在這種基本的前提之下，崔述自然對於舊說（包括《詩序》與《集傳》） 中不合理的部分會加以評論。69崔述解放《詩》旨的第一步便是反對以己意說詩，讀者 在論詩之前若先橫一必然之念去解說，所得出的結果自然會偏頗而不合原意。所以他說： 燕燕〉「下上其音」《毛傳》釋為：「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姚氏以為毛公泥於上下 字，必從飛論音，實則詩人形容其聲音之高低而已。卷 3，頁 45：7b－8a；〈豳風‧九罭〉之 「九罭」解詩者或以為小網，或以為大網。對於鴻雁是否遵路、遵渚？「于女」之女是東人或 西人？意見紛紛，姚氏並不從這些紛爭中斷定其是非，反而肯定朱子《集傳》只取大意，得之。 卷8，頁 119：18a－18b。 66 二句分見《詩經通論》，卷 1，頁 26：20a、卷 9，頁 125：10a。 67 透過附表九的簡單整理，可以發現姚際恒解放《詩》旨的方式、理由與朱子相近（朱子對《詩》 旨的解放見附表一、二），明顯的不同點是姚氏注重比、興等文章技法對詮釋《詩》旨的影響。 68 〈讀風偶識自序〉，《讀風偶識》，頁 4。 69 〈讀風偶識又序〉，《讀風偶識》，頁 4－1（頁碼之錯編，詳註 34）。按：崔述雖對《詩序》與 《朱傳》同時展開攻擊，然而他自承「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
「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暢而從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 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不必於詩詞之外強尋一意以誣古人」，70他也以〈鄭風〉為 例，舉出《詩序》、朱子在解說的過程中分別用特有的眼光來說解所造成的不必要之過。 《詩序》多以刺時事解之，即使遇男女之事，也迂曲婉轉地當作刺亂之詩。「但橫一必無 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至於朱子則是另一個極端，必以淫詩解之， 但〈風雨〉、〈揚之水〉、〈東門之墠〉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且即令有男女情感之內容， 亦非全為淫者所自作，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為男女相悅之詞，…… 或君臣朋友之間有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者，所以應當「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 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強知其意之所指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71這種反對 先入之見的解詩法，崔述曾用相類近的詞彙來表示，如說：「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求 其「實」而不徇其「名」等。72 崔述既然確立了這樣的解詩前提，下一步自然要將舊說（主要為《詩序》及朱子之說） 諸多不合理之處加以解放，讓詩文有更寬廣的釋意空間。他常用譏諷的口吻說《詩序》 「鍛鍊」，甚至用比喻的方式，暗諷《詩序》如同欲陷人入獄，不惜羅織罪名的賊臣一般， 常常附會穿鑿，乃至憑空捏造，將三百篇打入黑牢之中，不見天日。73〈邶風•綠衣〉、 〈燕燕〉、〈日月〉、〈終風〉等四篇《序》皆牽拘於《左傳》，以為莊姜之詩；〈衛風•有 狐〉、〈木瓜〉一刺時亂，一美齊桓，卻通篇不見《序》說之意，此皆無異於漢庭鍛鍊之 獄。74其他如對三百篇時世人物之說，他同意朱子「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 氏，則不可以強而推」的觀念，以為此可謂善於讀《詩》者。75 所以讀〈周南•樛木〉可 以見其「盛世之風，熙暤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遠」，但不必屬於文王太姒之 詩；76 〈周南•芣苢〉、〈麟之趾〉、〈召南•騶虞〉不必在文王時；77 〈召南•草蟲〉之詩， 朱子《集傳》「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之說近是，但「玩其詞 70 分見《讀風偶識》，卷 2，頁 34、17。 71 《讀風偶識》，卷 3，頁 20－21。 72 《讀風偶識》，頁 11，〈通論詩序〉；卷 1，頁 7。 73 崔述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中周亞夫之子為其準備殉葬之具而下廷尉之事為例：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 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卷 2，頁 38。 74《讀風偶識》，卷2，頁 20－21；37－38。按：上條註解所引崔述文又云；「蓋漢時風氣最尚鍛 鍊，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鍛鍊之獄』獄之鍛鍊，含冤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 鍛鍊，後人何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 朱子亦不以鍛鍊為非矣。」其對穿鑿附會的解詩法之痛恨，可見一斑。 75《讀風偶識》，卷1，頁 18－19。 76《讀風偶識》，卷1，頁 17。 77《讀風偶識》，卷1，頁 20、23；卷 2，頁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