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全文

(1)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1.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甘. 逸. 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歐洲統合於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為政策實踐與學術研究提供建構歐洲特殊身份認同的機會。在尋求一個適合其身份認同的全球性角色的過程當中，歐體／歐盟已在對外政策的合作進程中，展現與傳統強權不同的特質，並呈現出具關鍵影響力的規範性力量。隨著在政策領域當中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對外與安全政策整合的機制，學界也提出「公民強權」的概念，藉以指稱在聯盟的層次上，以集體性的非軍事措施解決國際衝突的方式，在經過不斷實踐形成行為體間互動慣例模式後，所建構出具特殊性的歐盟國際身份認同。然而，當歐盟開始試探軍事政策合作與軍力提升的可能性，使得歐盟在傳統上強調的非軍事解決方式，有可能被軍事面向的發展予以平衡，如此的「軍事化」發展是否將弱化了歐盟具「公民」特質的國際身份認同？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探討當歐盟強化安全與軍事政策的整合，「公民強權」是否仍為一個得以彰顯歐盟在國際社會特殊性的身份認同？本文首先將討論學界對於歐洲「公民強權」的爭辯，藉以瞭解此一概念的演進與不同的意涵；其次，當「軍事」面向加入歐洲統合的進程，歐盟的「公民強權」身份是否受到威脅？之後，本文探討對於歐盟「公民」面向在政策實務與理論研究兩方面發展的批判，以釐清「公民強權」概念在理論層次的適用性，以及歐盟身份認同的可能其他選項。在結論部分，本文提出對「公民」與「軍事」面向對立面的檢討，試圖將「公民」擴大為具世界主義精神的廣義概念；同時，本文主張界定「權力」的意涵，必須更為重視非軍事的因素。綜合而言，由於歐盟所著重在社會經濟層面的應對方式，以及在全球推廣具普世價值的規範，再配合其所發展軍事化的政策以達成非傳統軍事的目的，因此，一個更為廣義的「公民強權」概念，應可彰顯歐盟具特殊身份認同的全球角色特質。關鍵詞：公民強權、歐洲聯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歐洲統合、世界. 主義 *. *. *.

(2) 2.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壹、前.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言. 歐洲統合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已經為國際體系的轉型、區域主義、整合發展等面向在政策層面與學術研究，樹立了新的典範。在統合的進程中，為了凝聚歐洲內部對於不斷合作所需的動力，因此需要一套建構本身身份認同的元素；而對於研究歐洲統合的學界，則試圖將歐洲統合與其他強權興起的經驗或整合的模式予以區分，藉此將歐洲予以特殊化，使得歐洲統合的模式得以成為一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對象。由於政策與學術兩個領域均尋求歐洲模式的特殊性，使得具有規範性的歐盟「平民（ civilian ）」面向因而被強化，連帶地其他如「文明化（ civilizing ）」、「規範的（normative）」、「道德的（ethical）」等概念，也被經常使用來形容歐盟的特殊權力形式。這些具有高度價值判斷的規範性用語，一方面提供政策實踐者意欲彰顯的歐盟國際角色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賦予學界相當具發展性的研究空間。做為一個全球性的角色，歐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貿易實體，同時也是全球最主要的對外援助與發展計畫捐贈者，但更重要的是歐洲統合發展所呈現出歐盟集體的規範性力量，歐盟已在對外政策的諸多領域上展現與傳統強權不同的特質。歐盟持續擴張以期將其價值與規範傳播給潛在會員國；歐盟試圖提供周邊區域與國家的安定力量；歐盟對於開發中國家倡導民主政治的推動；對於充滿潛在衝突的地區，歐盟則強調區域合作對維護安定的重要；對於其他區域整合，歐盟主張區域間主義，使得歐盟成為區域合作的範例；在全球層次上歐盟倡議多邊主義，因此國際建制成為歐盟拓展全球影響力的平台。泝歐盟充分運用不同形式的對外行為，在後冷戰時期逐漸演變成為重要的全球角色，這些都印證了歐盟確實具有前述規範性概念的特質，並且將歐盟與其他強權區隔開來，特別彰顯出歐盟的柔性面向。歐洲「柔性強權」沴概念在學術研究上的討論，與歐洲對外政策合作的實踐，兩者具有密切的關連性。當此一規範性的概念由學術界在 1970 年代初提出時，正值歐洲試圖建立「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以做為各國外交與安全政策整合的平台。由於當時歐洲統合仍缺乏在軍事層面協調與軍力整合的條件，所以此時「柔性強權」的意涵主要指稱在共同體的層次上，以集體性的非軍事措施解決國際衝突的方式。然而，學界對於歐盟「柔性強權」興起另一股討論熱潮則必須等到本世紀開始前後，此時歐盟開始探索軍事政策合作與軍力提升的可能性，亦即歐盟經由. 註泝. 參看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Civilian Power or Soft Imperialism?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0, No. 4（Winter 2005）, pp. 535~552.. 註沴. 本人在論述有關歐盟對外政策與行為的學術論文與學術會議論文中（例如「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軍事層面：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6 年 9/10 月），頁 111~136），對於 civilian power 的中文翻譯，習慣使用「公民強權」一詞。唯在問題與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建議下，本篇論文改為「柔性強權」一詞。.

(3)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3. 維和與衝突預防等非傳統軍事任務以獲致集體軍事實力提升的目的，如此將使得歐盟在傳統上強調的非軍事解決方式，有可能被軍事面向的發展予以平衡。因此，學界將注意力轉移至以下問題：強制性的對外政策是否仍可具有「柔性」的意涵？是否非軍事方式才是規範性強權最重要的特質？歐盟與現存其他強權或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強權之間權力運作模式的差異是否正逐漸模糊當中？綜合而言，是否如同 Jan Zielonka 所言，歐盟朝「軍事化」的發展已經弱化了其「柔性」特質的國際身份認同？沊學界對於歐盟「柔性強權」概念的探討，至少有兩項重要的意涵，一是相關方面的研究，已從早期較聚焦於是否存有一歐盟外交政策的辯論，沝轉化為接受有此一政策，並進一步探討歐盟外交政策的本質；二是相關研究已超越純粹以政策為導向的探討，進入到理論的系統性討論，包括對於機制安排的優劣比較與政策有效性的探究。討論歐盟國際角色本質已超越政策導向的這一項意涵尤其重要，因為主張歐盟已成為「柔性強權」的學者，容易被批評為具價值判斷，缺乏對此一概念加以批判的能力。沀因此是否以實證的方式檢驗歐盟政策，便成為相關討論是否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基礎。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歐洲藉由統合所衍生出「柔性」面向的身份認同，是否具有足以與其他強權的對外行為模式加以區隔的特殊性？換言之，「柔性強權」是否為一個得以彰顯歐盟在國際社會特殊性的身份認同？本文首先將討論學界對於歐洲「柔性強權」的爭辯，藉以瞭解此一概念的演進與不同的意涵；其次，當「軍事」面向加入歐洲統合的進程，歐盟的「柔性強權」身份是否受到威脅？之後，本文探討對於歐盟「柔性」面向在政策實務與理論研究兩方面發展的批判，以釐清「柔性強權」概念在理論層次的適用性，以及歐盟身份認同的可能其他選項；本文在結論部分提出，討論歐盟「柔性強權」是否具特殊性的問題，必須重新檢視不同時代對權力運作模式是否亦具有其特殊性，由於後冷戰時期國際安全的多元化，因此也應具有迥異於傳統的對應措施，從此一角度視之，歐盟在「柔性」面向的發展，的確具有與其他強權行為模式不同的特殊性。. 貳、「柔性強權」概念的演進早在 1970 年代初，François Duchêne 即首度提出「柔性強權」的概念，他認為歐洲做為一個國際角色的特殊性，是在於其政策的特質。憑藉經濟與政治的力量，而非. 註沊. Jan Zielonka, Explaining Euro-Paralysis: Why Europe Is Unable to A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p. 229.. 註沝. 例如 Hedley Bull, “Civilian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21, No. 2（September 1982）, pp. 149~164.. 註沀. Helene Sjursen, “What Kind of Power?”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March 2006）, p. 170..

(4) 4.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軍力，歐體／歐盟在國際社會上得以延伸其發展的模型，藉此強化國際的安定與安全，這是歐洲的實力與創新性。泞 Duchêne 的概念具有相當程度的規範性，有別於傳統重視權力平衡的國際政治，他認為以往較不具集體影響力的行為模式，例如文化範例、社會運動、壓力團體、經濟能量等，已逐漸內化成歐洲集體認同的元素，並將社會平等、正義、寬容與開放等觀念轉化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泀這種強調歐洲「柔性」面向的論點，普遍反映了歐洲思想家們對於歐洲傳統權力政治的反思，洰正如同 Jürgen Habermas 所主張的，歐洲應透過非帝國主義式的過程，尋找本身的新角色與新認同。泍在歐洲嚴重受創於兩次大戰後，戰後重建的過程中歐洲內部亟需藉由公民行動主義（civil activism）與集體行動，以彰顯公共領域價值與政治和解的重要性，其具體的表現則為歐洲普遍的民主化與歐洲統合。由 François Duchêne 所提出的「柔性強權」概念，吸引學術界與政策實踐者廣泛的討論與引用。此一概念的建構過程適時配合了歐洲所逐漸興起的國際地位，以及對於美國獨霸合法性的質疑。同時，「柔性強權」概念實質內涵的模糊性也提供了不同解釋的空間，賦予從不同角度切入的學者與不同目的的政治人物，一個學理探討與政策實踐的灰色地帶，這對於不斷建構的歐洲統合進程來說，實具有非常深遠的意涵。泇例如 Duchêne 的「柔性強權」觀念是否意味著排除任何具軍事意義的政策合作，抑或並未否定軍事整合手段得以達成真正具實力的「柔性強權」之目的。沰然而，「柔性強權」的概念必須等到 1990 年代，才逐漸形成一種主流的討論，因而建構出有關歐盟成為全球角色的論述。一般而言，對於歐盟「柔性強權」規範性的探討，具有三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著重在歐盟的本質，依照 Ian Manners 的論點，形塑歐盟國際角色特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歐洲做什麼」，而是「歐盟是什麼」，亦即歐洲與以往或現存強權相比的特殊性。泹歐洲傳統強權特別著重在理性的層面上，追求狹義的權力與利益，以及講求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相對地，歐盟提倡規範與價. 註泞. François Duchêne, “Europe’s Role in World Peace,” in R. Mayne（ ed.） , Europe Tomorrow: Sixteen. 註泀. François Duchên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 in M. Kohnstamm. Europeans Look Ahead（London: Fontana, 1972）, pp. 32~47.. and W. Hager（eds.）, A Nation Writ Large? Foreign-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Community（London: Macmillan, 1973）, pp. 1~21. 註洰註泍.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1990）. 引自 Michael J. Heffernan, The Meaning of Europ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London: Arnold, 1998）, p. 242.. 註泇. Jan Orbie, “Civilian Power Europe: Review of the Original and Current Debat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註沰. Henrik Larsen, “The EU: A Global Military Acto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7, No. 3（September. 註泹.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1, No. 1（March 2006）, pp. 123~128.. 2002）, pp. 283~302.. Vol. 40, No. 2（June 2002）, p. 252; and Richard Young, “Normative Dynamic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EU’s External Identit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2, No. 2（June 2004）, p. 415..

(5)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5. 值，利益並非其對外行動的唯一目的。Björn Hettne 與 Fredrik Söderbaum 提出歐盟的「柔性」面向必須與「柔性帝國主義（soft imperialism）」劃分清楚，後者指的是以「硬性」的方式推動「柔性」的訴求，亦即採取一種不對稱的交往方式，將規範以強迫的手段施於其他角色，以獲致自私的目的。泏以歐盟會員擴張政策為例，無法完全以純粹利益的角度加以解釋，因為歐盟向周遭的國家擴張，是以歐盟的基本價值將準會員國予以社會化做為其主要的目的。泩此種解釋與傳統的現實主義重視「理性（rational）」決策的主張大相逕庭，根據理性主義的論述，國家依照本身利益形成偏好並依照偏好而行動，但是理性主義忽略了國家也有正義與公平的「合理（reasonable）」判斷能力。泑唯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瞭解為何國際角色得以遵守規範準則，以及依照相互合作原則而行為。第二種解釋強調歐盟對外政策的實踐，歐盟所追求的是規範與價值的散播，使用的手段是非軍事的力量，主張以說服與協商而非壓迫，尊重區域合作、民主與人權的原則，以獲致所欲達成的目標。此解釋衍生出另一個爭論，亦即歐洲傳統上在集體軍事的弱勢（與美國相比）是否即為形成其「柔性強權」的必要條件？如果歐盟逐漸具備一完整的軍事政策與力量，歐盟權力中「柔性」的面向是否即被削弱？或者，歐盟能否同時具備「柔性強權」與「軍事強權」的形象？從 François Duchêne 的角度來看，歐洲軍事力量的相對弱勢是形成其「柔性」面向的基礎。歐洲在全球事務上的責任，是結合多邊主義、外交手段優先、代議民主、法治、社會正義、人權等觀念，以做為其對外政策的價值。炔 Karen Smith 也強調歐盟明顯地偏重以非軍事方式解決衝突，是其國際角色的特質。炘歐盟強調在具有「柔性」性質工具的使用，清楚地區隔出歐盟與其他機制（例如北約）與國家（如美國）的不同，尤其是在處理衝突預防與戰後重建的任務。第三種解釋則從歐盟內部的機制來看，歐盟被視為具有「後西發利亞（ postWestphalia）」特質的實體，歐盟的組織同時具有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與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ism）的特色。炅傳統主權觀以國界為範圍來界定國內與國際領域，但在歐洲統合的實踐上，如此的界線已逐漸模糊，以往的「國際」安全也被「全球」的概念所取代，同時「安全」概念本身與國家、邊界與領土的關連性不若以往緊. 註泏註泩. Hettne and Söderbaum, “Civilian Power or Soft Imperialism?” p. 539. 在 1992 年 6 月里斯本高峰會上，執委會提交有關會員資格要求的報告，規範有意加入的國家必須具備民主憲法、遵守法治精神與人權原則等條件。. 註泑.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9.. 註炔.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pp. 235~258.. 註炘. Karen E. Smith,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 111.. 註炅. 在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討論方面，見盧倩儀，「審議式超國家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6 期（2004 年 11/12 月），頁 53~71；及盧倩儀，「從歐盟移民政策決策過程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19~32。.

(6) 6.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密，非國家角色成為新時代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正因為全球安全本質的變遷，連帶使得人權價值取代國家安全，成為安全政策的關切核心。構成歐洲傳統主權觀的「西發利亞」體系受到挑戰，尤其是對外主權與領土的原則；相對地，在會員國層次之上，以人民權利與民主為中心的共同法律架構成為核心原則。上述三種不同的解釋試圖探討歐洲「柔性強權」特質形成的不同面向，但歐盟統合的發展是否即形成與其他強權本質不同的獨特國際身份認同，則需要更進一步的論證。依照 Charlotte Bretherton 與 John Vogler 的看法，在國際社會的不同領域範疇，歐盟藉由展現實力以顯示其「存在（presence）」，並以對外政策的集體力量，特別彰顯出歐盟「角色特質（actorness）」的建構過程與能力。炓角色必須主觀的認知到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存在」，並隨時準備以本身的國際「角色特質」採取行動以達成目標，因此，越明顯的「存在」表示此一角色必須具備越大的能力。與 Bretherton 及 Vogler 看法不同，Jennifer Mitzen 認為決定身份認同的並非能力，而是行為習慣（habits）。炆一個行為體與其他角色間的互動慣例模式，賦予這個行為體一種重要的安全形式，使得行為體習於採取一定的行為習慣，因而逐漸形成其身份認同。相對地，當決策者無法確信行為的可能結果或策略與結果之間的關連，則這種行為中的不確定因素將客觀地降低行為者理性行為的能力。依照 Mitzen 的看法，為了做為一個角色或能動體，行為體重視選擇與尋求有利結果的能力，並以此強化其身份認同。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這個行為體藉由穩定的慣例模式，逐漸認知到其與他者的差異，以及適合且具有特殊性的行為模式。有別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所主張，國家追求自然法則中的物質安全（領土與治理結構），Mitzen 認為國際行為體同時尋求「本體論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炄亦即經由與其主要戰略夥伴間慣例關係的建立，行為體需要確保做為一具有角色特質的身份認同。將上述「本體論安全」的概念應用到歐盟，Mitzen 認為歐洲對於「柔性」與「文明化」的認同建構具有集體的共識，因為歐洲內部多元化的安全合作已經形成慣例模式，並將此模式擴張至集體的對外行為。歐盟對於更大軍事能力的追求或是在全球議題上選擇性的使用武力，並不必然減損歐盟做為一「文明化」的認同，因為此一集體認同建立在歐洲內部對外政策的慣例。歐盟成員國之間已習慣以合作的方式進行互動，使得個別的利益與歐盟整體的利益具有高度的重疊性。歐盟成員之間的合作不但發生在行為產出的層次，也發生在政策討論與成形的過程當中。歐盟在對外政策上的合作「慣例」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建構過程，在「歐洲政治合作」之前，1950 年代「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EDC）」的倡議. 註炓. Charlotte Bretherton and John Vogler, Europe as a Global Actor（London: Routledge, 1999）, p. 5.. 註炆. 參見 Jennifer Mitzen, “Anchoring Europe’s Civilizing Identity: Habits, Capabilitie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March 2006）, pp. 270~285.. 註炄. 有關「本體論安全」，參考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7)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7. 缺乏發展的條件；1962 年法國提出 Fouchet Proposals，以降低歐洲對於大西洋聯盟所提供安全保證的過度依賴，但在其他歐洲統合創始會員國的反對下亦告失敗；然而，在 1970 年之前，歐洲國家已逐漸產生共識，必須對於全球議題集體地尋求共同的利益。「歐洲政治合作」的誕生至少提供成員集中與交換決策資訊的平台，以從中尋求共識並進而建立共同對外政策的互信基礎。「歐洲政治合作」剛開始時只具論壇的性質，但在實踐的過程中，各成員瞭解到相互的立場與理由，因而逐漸形成固定的行為習慣。炑從「歐洲政治合作」開始，歐洲國家在對外事務上的合作形成一種慣例模式，會員國在外交政策的各領域進行對話，逐漸演變成去中心化卻又具權威性的溝通網絡。在歐體／歐盟對外政策的實踐運作上，各會員國在其他成員對重要議題尚未表達意見之前，都會盡量自我約束避免先行形成各自的政策。各成員國決策者認知到，他們不只是狹隘地代表各自的國家利益，更試圖將其他成員國利益與立場予以內化，使得各自的政策得以與共同的立場加以配合。炖然而，如果純粹只從主觀的角度檢視「柔性」面向，而忽略了達成良善目標所使用工具的本質，則美國應亦可被視為另一個「柔性強權」。美國特別強調在規範、價值與信念的傳播，但是傳統的權力政治考量並未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消失，因而理想主義與武力相互緊密結合。良善的動機不應是判斷「柔性」面向的唯一標準，因為這種動機本身是相當主觀與武斷的，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可能因為忽略其他角色的利益與價值，而盡失其「柔性」的特質。在辭令上倡導規範性面向的價值，不排除成為偽善（ hypocrisy ）的可能。為了確實分辨規範與偽善，一個可行的方式是將文本脈絡（context）或特殊情境做為檢驗的背景，為了瞭解規範的普遍性（universalization），所有相關的角色對於其他角色作為的觀點都會被納入考量。在歐盟的對外行為是否符合「柔性」原則的問題上，可以探詢那些受到影響的角色在一個自由與開放的環境中，是否表達其認同的意願。因此，一項行為是否符合正義的原則並非不證自明的，所謂普世適用的價值也必須經過檢驗後，才能確認是否具普遍性。綜合而言，是否符合「柔性」面向的原則，必須視不同的對象與不同的情境，而美國與歐盟兩者的不同，是美國通常堅持價值與規範的普世適用性，較少將個案之間的差異性納入考量，歐盟則會在不違背價值的大原則下，適當地配合不同的文本脈絡。炂依照特殊情境與文本脈絡以衡量對外政策的規範性，提供我們評估歐盟宣稱行使規範性對外行為時的標準，以及歐盟內部與對外行為的規範標準是否一致，亦即歐盟對外政策在「柔性」面向的合法性。註炑. 有關歐洲國家在對外政策上的合作，參考 Michael E. Smith, Europe’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註炖. Ben Tonra, “Constructing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Utility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1, No. 4（September 2003）, p. 740. 註炂. Helene Sjursen, “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How Can This B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March 2006）, pp. 243~244..

(8) 8.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接下來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哪些基本規範是「柔性」面向必備的要素？有些學者認為，在對外政策的實踐上，一項檢驗歐盟對外政策「柔性」面向的標準，是歐盟所倡議的「永續和平（sustainable peace）」概念。歐盟強調對於國際衝突的防制應深入瞭解衝突的原始成因，而非表象的「病因」。Connie Peck 將永續和平界定為藉由人類安全關注的整合與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提倡，提供對於衝突預防的長期「結構性」解決方案。炚此處特別強調解決方式的「結構性」，因為唯有經過不斷實踐的過程所建構出的行為習慣模式，方能產生解決緊張情勢的內化能量，形成長期性和平的強化作用，以避免未來導引至暴力的衝突。不同於人道救援與干預的方式，永續和平的內化能量強調衝突各方自發性的力量，而非外部（包括歐盟）「慈善的」協助。炃歐盟「柔性」面向特別彰顯在與傳統權力運作模式的差異。在重要的國際條約與宣言，以及實際的對外政策上，歐盟清楚表達反對傳統權力政治的立場，其「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即揭櫫捍衛共同價值是歐盟的主要目標；牪歐盟的對外援助佔全球比例超過 55%；歐盟同時也是全球提昇其他地區民主化最重要的角色；歐盟在阿富汗、哥倫比亞、東南歐、非洲與波士尼亞的衝突問題上，提出永續和平的衝突預防措施做為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s），在這些立場中，歐盟執委會特別強調婦女參與對於和平製造過程的重要。除了在內部形成共識外，歐盟也將永續和平的理念提至聯合國的層次，例如運用在馬其頓與波士尼亞的衝突管理問題上。由於歐盟的提倡與實踐，永續和平的概念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 2001 年 6 月的「武裝衝突的預防（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報告中，誓言聯合國將反應的文化（a culture of reaction），轉化為預防的文化（a culture of prevention），並將永續和平的內涵，包括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良善治理、民主化、法治精神、對人權的尊重等，納入傳統安全的概念之中。狖歐盟的「柔性」面向亦顯現在推動國際合作時，特別強調民主與人權的承諾。歐盟堅持將少數族群權益的保障與提升，做為對其他國家進行援助或簽訂貿易協定的前提，從 1995 年開始，歐盟將人權條款融入所有對外合作的協約之中，更在 1998 年起，展開國際間反死刑與反酷刑的倡議。由於歐盟以雙邊、多邊與聯合國等機制不斷積極提倡廢除死刑，使得國際社會基本上已普遍將廢除死刑視為具進步精神的議題，受到歐盟影響而將死刑視為違犯人權並進一步廢除死刑的國家數目不斷增加。狋歐盟也. 註炚. Connie Peck, Sustainable Peace: The Role of the UN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Preventing Conflict. 註炃. David Chandler, “Rhetoric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Attraction of ‘Ethical’ Foreign Policy,” British. 註牪. 對於歐洲在對外政策整合的討論，參見張惠玲，「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pp. 15~16..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August 2003）, p. 307. 展」，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2000 年 11 月），頁 49~70。註狖. 參考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ed: Beyond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European. 註狋.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pp. 249~250..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March 2006）, p. 186..

(9)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9. 因為某些國家嚴重違反人權而採取制裁的行動，例如減少或切斷對辛巴威、象牙海岸、海地與賴比瑞亞的援助，以及暫緩與俄羅斯、克羅埃西亞、巴基斯坦與阿爾及利亞等國家雙邊關係的強化。狘歐盟也特別在區域主義展現其「柔性」的特色，包括數個雙邊區域的合作架構，並且與其他重要國家發展定期的雙邊高峰會議以及強化戰略夥伴關係。如同 Jean B. Grugel 所言，歐盟的新區域主義政策是一個在認同與規範上，最能展現與美國不同的相對安全空間，因為歐盟得以樹立其所認為最符合人道精神的認同標誌與治理模式，以做為開發中國家的典範，而同時也不會因此與美國發生利益上的衝突。狉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是另一個形成歐盟「柔性」面向的規範，歐盟強調有效率地參與國際多邊機制與遵守國際法，其目標為建構一個更和平的國際社會、運作良好的國際建制與以法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區域組織則被視為強化全球治理的重要機制，這些多邊機制必須被賦予更大的責任以便更有效的執行其任務。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對外作為，尤其在美國受到恐怖攻擊且採取全球反恐行動後，歐盟的多邊主義色彩，在兩相比較的情況下，更容易為其他角色所認知到。然而，是否致力於多邊主義就足以界定歐盟為一不同於他者的「柔性強權」？多邊主義與「柔性」面向具有衝突的可能，因為多邊主義是建立在主權原則之上，各參與成員國具有平等的基礎，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但是規範性價值卻超越國界，其核心價值是人權，對於人權的追求經常與不侵犯他國主權的原則，有所背道而馳。狜為了彌補多邊主義做為界定歐盟「柔性」特質的不足，「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提出同時兼顧了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力。世界主義提供一個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之上的人類社區之可能性，唯有當各角色受支配於更高層級的法律規範，例如人權與正義，才符合做為一個「柔性」角色的要求。因為民主政治的擴散，以及公民社會在國際事務所扮演的角色逐漸重要，使得傳統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道德關係特質隨之改變，決策過程更具透明度，獲得資訊的管道更加暢通。狒但是，在國家層次上的民主與人權可能存有衝突，因為民主政治指稱的是在一個主權社區內的法律連結，以此制訂具有約束力的集體決策，但是由於民主的運行只限定在主權國家範圍之. 註狘. Erik Oddvar Eriksen, “The EU: A Cosmopolitan Pol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 （March 2006）, p. 261.. 註狉. Jean B. Grugel, “New Regionalism and Modes of Governance: Comparing US and EU Strategies for Governance in the Latin Ame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December 2004）, p. 621.. 註狜註狒. Eriksen, “The EU: A Cosmopolitan Polity?” pp. 252~269. 有關世界主義的論述，參見 Axel Honneth, “Is Universalism a Moral Trap? The Presuppositions and Limits of a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in James Bohman and Matthias Lutz-Bachmann（eds.）, Perpetual Peace: Essays on Kant’s Cosmopolitan Ideal（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pp. 155~178; Joseph Masciulli and Richard B. Day, “Govern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Risks,”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Vol. 4, No. 3-4（2005）, pp. 681~706; and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10.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內，經常容易忽略範圍之外個人的利益與權力，從這個觀點來看，民主有可能是非自由主義的。為了突破這種困境，可以藉由人權等規範，以及轉化國際法成為屬於全球公民的法律，將目前存在於國家之間的關係本質予以「歸化（domesticate）」。因此，雖然不同的文化仍存有不同的價值，但是更高秩序的規範卻可能是具有普世特性的，這些規範包括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等概念。歐盟的「柔性」特質應建立在如何將權力政治的特徵轉化為國際法律體系，而非在現存國際體系中講求多邊主義。歐盟發展出一套標準、機制與政策工具，以符合其價值目標，這些規範不但可做為其他角色的共同法律原則，歐盟本身更需嚴格遵守。狔世界主義與多邊主義的區別可以說明構成「柔性」面向的最核心規範。藉由解構傳統權力政治並建構世界主義，彰顯個人的權力，再擴展規範至其他角色時，歐盟也必須同時遵守這套規範。事實上，世界主義的某些面向已經在全球層次上獲得一定程度的確認，有關權利法律執行的發展已超越國界，所有個人的權利在法律層面上都受到保障，人權不再只是國際宣言的內容，而成為在權力行使體系內的實際行為，以及政策的實踐。國際社會的實際作為包括國際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成立，倡議通過與執行處理氣候變遷問題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以及違犯人道主義的定罪等，都是歐盟發揮「柔性」面向的明證。狚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歐盟的「柔性」規範性角色不斷經過在相關學術研究領域的論述，以及在對外政策面向的實踐，業已強化了此一特殊的國際身份認同，「柔性強權」清楚標示出歐盟做為一個國際角色的特質，以做為與他者（尤其是其他強權）以及歷史（帝國主義強權）的區別，並試圖提供國際社會中其他角色的範例選項。然而，歐盟的「柔性」特質是否已成為結構性的身份認同，是一個動態性的問題，除了本身與他者的認知外，仍有賴實際政策實踐的案例加以檢驗，其中最重要的即為歐盟「軍事」面向的強化。. 參、軍事力量與「柔性」面向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學界開始爭辯歐體如果要成為一個具有關鍵影響力的國際角色，是否必須具備集體的軍事力量。狌由於歐洲缺乏軍事政策的整合，導致必須依賴美國軍事能力的提供與美國的主導地位，如果歐盟得以獲致集體的軍事力量，則歐盟可以具有強制區域衝突的交戰雙方展開停火或協商永久政治解決方案的能力，長期而言可以強化歐盟處理國際衝突的可信度。有鑑於 1990 年代歐洲內部不安定時，歐盟缺乏有效的強制力量，因而顯現對危機處理的無力感，同時歐洲國家也疑慮美國對歐洲事務投入意願的降低，因此有些會員國領袖們開始主張歐盟應在安全與防衛相關的政. 註狔. Sjursen, “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pp. 247~248.. 註狚. Sibylle Scheipers and Daniela Sicurelli,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redible Utopia?” Journal of Common. 註狌. 例如 Hedley Bull，見 Bull, “Civilian Power Europe.”. Market Studies, Vol. 45, No. 2（June 2007）, pp. 435~457..

(11)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11. 策上加以整合，法國表現尤為積極，強調歐洲必須負起防衛本身安全利益的責任，並且形成獨立於美國之外的歐洲自主軍事能力，狑其他會員國也逐漸形成歐盟應強化軍事政策合作的共識。玤歐盟在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設立對外事務的機制，並將「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的彼得堡任務（Petersburg Tasks），亦即危機管理、衝突預防與人道救援等納入歐盟之中。在其後的高峰會中，歐盟決議強化歐盟防衛機制的建立與軍事政策的整合，並實際在數個區域衝突中執行彼得堡任務。歐盟會員國在軍事政策所衍生出的機制與政策合作，以及從 2003 年開始展開在歐洲「近鄰（near abroad）」與非洲的維和任務，同時並將彼得堡任務完全納入「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的機制之中，使得歐盟成為一個具有以從事和平任務為目的的軍事力量，歐盟的軍事面向因而受到強化。玡歐盟在軍事能力方面的整合將「柔性強權」的辯論予以複雜化，其主要爭辯的焦點是軍事力量是否成為影響歐盟身份認同的變數，如果答案為肯定的，則軍事力量的集體化是否削弱了歐盟權力的「柔性」面向？在主張歐盟「柔性」權力面向受到影響者當中，有些從歐盟此一機制本質的轉變來探討，認為歐洲國家在具高度主權意涵的安全與防衛政策的合作，很容易被視為朝向一個類似主權國家的方向發展，因而削弱了「柔性強權」的特色；另外，Karen Smith 則從權力轉變的角度，強調在整合的軍事力量不斷提升之際，歐盟未來在全球事務上可能逐漸習於以軍事或軍事威脅做為達成目標的手段，甚至成為一個軍事的強權；玭除此之外，有關歐盟「柔性」面向建立在內部「慣例」的論點，忽略了歐盟這套慣例未必能夠「輸出」，行為體內部運作可能具有「柔性」的特質，但與他者的關係可能反而形成霸權，例如美國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歐盟將軍事武力的干預優先於非軍事手段的使用，以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則歐盟的「柔性」面向將受到衝擊。Ian Manners 認為原本歐盟對於永續和平的主張，例如尋求在短期問題解決與長期結構性解決方式間的平衡，在過去數年間已經失衡，歐盟已傾向於軍事任務的使用來解決衝突，這種趨勢將為歐盟已建構的身份認同帶來嚴重的問題。當歐盟不斷提升在軍事政策與能力的整合，歐盟將易於偏好使用武力以達成立即的目標，因而缺乏耐心進行其傳統較具優勢的長期結構性方式，例如衝註狑. Adrian Treacher, “Europe as a Power Multiplier for French Security Policy: Strategic Consistency, Tactical Adaptation,” European Security, Vol. 10, No. 1（Autumn 2001）, pp. 23~29.. 註玤. 英國在工黨於 1997 年上台後，展現對歐政策的新作法；德國憲法法庭決議德國軍隊可以參與國際多邊維和任務；芬蘭與瑞典積極主張歐盟必須具備執行彼得堡任務的能力。見 Adrian Treacher, “From Civilian Power to Military Actor: The EU’s Resistable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9, No. 1（Spring 2004）, pp. 61~62.. 註玡. 有關歐盟在軍事政策整合、彼得堡任務的實踐與歐盟軍事機制的建立，參看 Antonio Missiroli, “The European Union: Just a Regional Peacekeeper?”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8, No. 4（December 2003）, pp. 493~503.. 註玭 Karen E. Smith, “Still ‘Civilian Power EU’?”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Unit Working Paper, 2005/1（2005）, <http://www.lse.ac.uk/Depts/intrel/pdfs/EFPU%20Working%20Paper%202005-1.pdf>..

(12) 12.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突預防與和平轉型。另外，由於執行和平「維護（keeping）」的軍事人員在執行軍事行動時容易將任務性質轉化成和平「製造（ making ）」，甚至是和平的「強制執行（enforcing）」，尤其是對象使用的手法是游擊戰或恐怖行動時，更容易使得類此的任務形式產生轉變，亦即歐盟對於軍事手段將更為倚賴。除此之外，歐盟以往對國際衝突解決的參與，多注重由非軍事人員所主導的人道任務，但現在的戰後國家重建工作，則綜合了軍事、政治與人道的任務，因此歐盟傾向更為快速與有效的軍事手段，如此勢將侵蝕歐盟的「柔性」形象。因此，Manners 以歐盟對外政策的實踐，亦即解決國際衝突的任務，做為判斷歐盟「柔性」面向是否受到影響的標準，如果歐盟堅持具有永續和平的規範性任務，如共同裁武行動、人道救援、軍事諮詢、衝突預防與維和任務，則歐盟尚得以維持其「柔性強權」的身份；反之，如果歐盟積極進行具軍事意涵的任務，包括危機管理的戰鬥任務、和平製造與戰後的平定動亂工作，則歐盟將失去其規範性的特質。玦綜合而言，歐盟開始著重以軍事力量做為對外政策時使用的工具選項之一，為了使得其武力的威嚇具有可信度，以及實際武力的使用具有有效性，歐盟勢必強化軍事政策的整合與軍力的提升，如此也將增加歐盟對外使用武力的機會，因而提高歐盟強加自身利益與意志於其他角色的可能性。但是，持不同意見者認為，歐盟在軍事政策的整合並不意味著歐洲「柔性強權」的特質有所減損，相對地，協同的安全與防衛政策有助於歐盟在全球領域上擔任「柔性強權」，成為對外推動民主原則的力量。例如 Stelios Stavridis 即強調，歐盟的「柔性強權」著重於所欲達成的目的，而非工具，因此如果軍事手段得以協助歐盟，在國際層次上獲致所追求擴大在人權與民主化的影響力，則軍事政策的整合反而強化了歐盟的「柔性」面向，而非弱化。玢從另一個角度檢視軍事力量與「柔性」面向的關係，做為一個規範性的角色，歐盟如果因缺乏軍事力量以致無法獲致具「柔性」性質的目的，如此並未增添且反而有損其「柔性」的形象。玠單純的強調「柔性」手段與工具為構成「柔性強權」的必要條件，忽略了這些手段與工具並不必然為良善與非強制的。Helene Sjursen 舉了經濟制裁的例子，說明非軍事手段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因為類此的工具所造成的影響是普遍的，經濟制裁對於平民，尤其是孩童，所產生的傷害最大。玬因此，將此種非軍事手段視為具規範性質的說法，很難被合法化。歐盟第一部具軍事戰略意涵的「歐洲安全戰略（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SS）」，可以做為歐盟是否維持「柔性」面向的檢驗對象。主張從這份戰略報告可以看註玦.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ed,” pp. 194~195.. 註玢. Stelios Stavridis, “‘Militarising’ the EU: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Power Europe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註玠. 參看 Adrian Hyde-Pric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Realist Critiqu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註玬. Sjursen, “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p. 239.. Spectator, Vol. 36, No. 4（December 2001）, pp. 43~50.. Policy, Vol. 13, No. 2（March 2006）, pp. 217~234..

(13)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13. 出歐盟並未改變其「柔性」本質的學者認為，歐盟所界定的新安全威脅，基本上多不具軍事面向，因此軍事手段自然不是解決這些衝突的主要對應方式。具「柔性」性質的方式，如經濟措施仍被歐盟視為危機管理或衝突後重建工作的最重要工具，貿易互動與發展政策是提倡改革與確保安定的最強大工具。這些手段都被「歐洲安全戰略」視作「先發制人的交往（preemptive engagement）」之方式，藉以建立一個所有人都同享正義與機會的世界。因此，歐盟並未放棄以「柔性」的工具獲致其傳統的目的。玝綜觀對於「軍事」面向與「柔性」面向具衝突性或具互補性的爭議，主張歐盟在集體軍事力量的強化將侵蝕「柔性」身份者認為，所謂的「柔性」特質本身就意味著非軍事的意涵，因此任何軍事面向滲透至此一身份認同，均將破壞「柔性」的本質，而且軍事力量的使用必定將歐盟的對外政策行為，導引至傳統的權力政治運作模式，威脅歐盟在過去半個世紀所建構的身份認同；相對地，主張歐盟「柔性」權力模式並不會受到「軍事」面向影響者強調，歐盟建立在其內化的基本價值與規範之上的行為習慣，將因為集體軍事能力的提升，提供其更為有效的對外政策工具，歐盟具世界主義特質的「柔性」身份，不會因為獲得強制性工具而開始改變成為「帝國主義」式的對外政策，歐盟反而因為同時具有非利益考量的道德目標與達成目標的有效方式，更加強化了歐盟做為全球良善強權的形象。然而，「軍事」面向與「柔性」面向互動爭議的主要問題，在於兩者皆從發生在相當短時間範圍內的行為加以檢驗，忽略了對於歐盟身份認同建構的研究，必須放在一個較為總體的時間與空間範圍來衡量，歐盟在軍事政策的整合與集體軍力的提升，僅發生在過去數年當中的少數案例，且未來仍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是歐盟的「柔性」身份卻是由長時間的累積作用所形成。因此，做為對歐盟「柔性」規範性角色有所關注的學界，應持續觀察歐盟集體軍事政策的未來發展，以做為檢驗歐盟身份認同的範例。. 肆、對歐盟「柔性強權」的批判冷戰的結束給予歐洲統合「柔性」面向更為有利的發展，以及提供一個在政策實踐與理論研究具有濃厚自由主義與理想主義色彩的廣大空間，但也正因為此高度規範性的意涵，成為被批判的主要焦點。首先，有關歐盟規範角色的主張被歸類為簡化主義（reductionism），以試圖從位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的元素，解釋國際行為的結果；其次，自由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最大缺點是對於權力的刻意忽略，Hedley Bull 早已提出「柔性強權」是一個矛盾的概念，「柔性」角色依賴一個由其他強權（美國）提供軍事力量藉以維持安定的戰略環境，歐洲才得以發揮其影響力，因此類似的「柔性」角色不應被稱為強權；瓝再者，因為自由主義與理想主義所持的高度規範色彩，所以他們將. 註玝. Sjursen, “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p. 238.. 註瓝. Hedley Bull, “Civilian Power Europe,” p. 151..

(14) 14.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柔性強權」賦予正面的價值，壓縮了辯論與批判的空間。瓨主張歐盟「柔性」面向的論點認為歐洲統合的發展跳脫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這自然引起（新）現實主義者的反擊。現實主義重視結構性的權力分配，而人類本性、政權型態或意識型態等並非其考量的因素，現實主義者認為歐盟在對外政策與安全政策的發展，基本上仍可以傳統的權力關係去解釋。依照現實主義的理論，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分配藉由獎勵與懲罰的方式，限制國家對外行為的空間，亦即 Kenneth Waltz 所說的，國際架構對國家所施以的壓力，但現實主義並不處理國家如何回應壓力的問題。甿現實主義並非決定論，結構壓縮了國家對外決策的空間，但在此空間之中，國家仍然依照其內部的因素，例如決策能力、意識型態、特別偏好、熟練的外交手腕等，施展國家對外的影響力。現實主義對歐盟的探討首重會員國在歐盟架構中的對外政策，在一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中，對於歐盟所發展在共同外交政策與安全政策的整合，會員國具有三個可能的政策選項。第一是權力平衡，現實主義視平衡是國際體系最穩定的因素，歐盟會員國在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中，可能以集體力量強化與中國或俄羅斯的關係，以做為相對於美國的權力平衡；第二是「推卸責任（buck-passing）」，歐盟會員國在美國獨霸的架構下，只專注於本身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而將容易引發大規模衝突的安全威脅，留給美國處理；第三是扈從（bandwagoning），歐盟藉由與美國此唯一超強的結合以獲致本身最大的影響力、利益與價值。畀為了對應於理想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點，對於歐洲統合在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發展的成功，現實主義分別從國際的雙極體系與單極體系加以解釋。在冷戰期間的美蘇對峙雙極體系中，西歐在美國與北約的安全保護傘下，歐洲內部主要強權間的權力競爭獲得紓解，美國鼓勵歐洲國家之間進行合作，歐洲各國逐漸尋求出對於「周邊環境目標（milieu goals）」的共識，甾歐洲已從原本區域內部多極體系的權力競爭與國家主義的盛行，轉變到全球雙極體系中的相互合作。Kenneth Waltz 指出，由於區域體系性質的改變，歐洲政治的面貌也因而不同，雖然歐洲國家之間仍存有利益衝突，但解決衝突的方式已排除武力使用的可能性，因而促成歐洲國家在經濟上的合作與發展。疌然而，現實主義者強調，在雙極國際體系中，歐洲政治運作的改變並不意味著歐洲統. 註瓨. Hyde-Pric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p. 218.. 註甿.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Summer. 註畀. Hyde-Pric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pp. 223~224.. 註甾. Arnold Wolfers 早已於 1960 年代初提出「周邊環境目標」的概念，指稱的是歐洲藉由區域合作、對外. 2000）, p. 27.. 援助、衝突預防等非軍事措施，以確保周邊地區的穩定與發展。與此一概念相對應的是「佔有目標（ possession goals）」，意指以強制的軍事手段脅迫和控制鄰國，以獲致本身的安全與利益。參見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註疌.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71..

(15)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15. 合形成「新」的權力模式，充其量歐洲統合只是歐洲主要大國間在次級秩序議題上，所進行有限度的合作，冷戰時期的歐洲並未形成一個新國際權力形式的「柔性強權」，歐洲在全球政治上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冷戰的結束提供另一個檢驗歐洲「柔性」身份的機會。歐體／歐盟在冷戰剛結束時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面對前共黨集團中東歐國家的安全安排，歐洲逐漸形成的共識是將「硬性安全」與「柔性安全」分開處理，由歐盟提供中東歐國家有關經濟、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合作，而美國與北約則負擔軍事的安全保證。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歐盟主要大國的考量仍是基於其本身的戰略利益，目的在塑造一個有利於原有會員國的周邊環境，這些大國意圖將歐盟形塑為行使霸權的工具，以鼓勵或懲罰的方式將本身的價值強加於後共產時代的中東歐國家，因此歐盟並非如同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者所宣稱是一個規範性的角色，歐盟的對外行為並未跳脫現實主義的權力運作。疘有關歐盟在國際單極體系中所強調的合作行為，現實主義者試圖將國際層次與區域層次分開，亦即視歐洲的權力體系為一個平衡狀態的多極體系，這個區域體系由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與德國所主導。依據 John Mearsheimer 的說法，由於無任何單一強權具有足以侵犯其他強權安全的意願，因此就強權之間的恐懼或相互猜疑程度而言，歐洲的「平衡」多極體系高於一般的雙極體系，但低於「不平衡的」多極體系。皯處在多極區域體系與缺乏外在威脅的狀況下，各強權較為重視安全而非權力的極大化，對於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的追求較不迫切，在軍事政策上採取廢除義務兵役與裁武等措施，歐洲的軍事結構因而產生重大變化，歐洲軍力的重心從傳統高強度的全面戰爭，轉為對於軍事危機管理、維和任務與人道干預的低強度準備。依照支持歐盟「柔性」面向的看法，歐洲統合的進程提供歐盟規範性角色形成的基礎，歐盟以往在不同政策領域整合的成果，建構成會員國相互妥協與尋求共識的行為習慣，並逐漸延伸至軍事政策的合作。然而，從現實主義者的角度，歐盟在後冷戰時期所發展出的安全與軍事政策整合只是對於現實的反應，包括巴爾幹半島危機之後歐洲決定強化本身的軍事能力，以及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歐盟發展出「歐洲安全戰略」。歐盟著眼於美國對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投入程度降低的高度不確定因素，因此歐盟希望發展出能夠支持本身外交政策的強制性力量，然而其針對的目標並不在於一個能夠集體地防衛歐洲領土的「歐盟部隊」之產生。因此，歐盟在軍事層面的合作主要是對特殊環境與事件的反應，此一發展過程的產生主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歐盟在軍事面向的合作具有特殊性，所以歐盟在其他領域的整合並不能充分解釋軍事政策的. 註疘. 有關歐盟對於中東歐地區的擴大以及其「睦鄰政策（Neighbourhood Policy）」，見吳東野，「後冷戰時期歐盟對中亞地區之戰略作為：強權政策的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2006 年 7/8 月），頁 1~30；楊三億，「冷戰結束後波蘭外交政策走向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2006 年 7/8 月），頁 91~122；及卓忠宏，「歐盟地中海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4 期（2004 年 7/8 月），頁 95~113。. 註皯.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1）, pp. 44~45..

(16) 16.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合作。盳同時，歐盟於後冷戰時期在軍事政策的合作，就如同在「歐洲政治合作」時期一樣，仍建立在避免「共同體化（communitarization）」的政府間主義之基礎上，盱尤其是三大強權（Big Three）之間的合作意願上，歐盟建立了一個有限的安全合作機制與程序架構，以集體的力量意圖形塑有利於歐盟發展的內部與外部環境。綜合而言，現實主義者對於歐盟在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整合，認為主導歐盟安全政策的強權仍將固守各自的主權，並持續發展各自在相關領域的優先政策，歐洲在對外與軍事政策的合作也是建立在各自對於自身利益的基礎之上，並且將合作限制在次級秩序的政策。現實主義雖然承認目前歐洲因為在區域層次形成平衡的多極體系，而得以降低安全競爭，但長期而言，可能由於權力關係形式的改變，使得彼此的競爭甚至是衝突因而升高。同時，當歐盟在全球層次的安全角色逐漸提升，在面對具有軍事意涵的對外政策存有爭議時，歐盟必須仰賴較強的領導力，否則將因歐洲強權間態度的分歧而造成政策的分裂，2003 年歐盟內部對美國攻打伊拉克政策所呈現的裂痕，即是最好的例證。類此歐盟三強相互間的競爭，符合現實主義對於多極體系中權力均衡的論述。更重要的是，歐盟會員國對於目前單極國際體系的態度不一，在如此具有高度戰略意涵的議題上無法獲致共識，勢必將影響未來歐盟軍事政策與能力的合作走向。除了現實主義者的批判，在歐盟對外政策的實踐上，批評者認為歐盟的對外政策經常只是廉價的口頭宣示（cheap talk），歐盟對其他角色的對外政策缺乏一致性，歐盟對不同國家的態度有時具有雙重標準，例如對俄羅斯的民主問題與對車臣分離主義的態度，歐盟雖然曾經威脅對俄實施制裁，但都未付諸行動；歐盟亦宣稱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進行制裁，也並未實施；再如烏茲別克充斥酷刑且政治改革不力，歐盟一樣未予以制裁。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歐盟對中國的政策，近年來歐盟討論是否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令，也被認為只注重商業利益而犧牲對於公民權利的關切。盰更深一層的爭辯集中在歐盟「柔性」面向的限制性。冷戰剛結束時，歐盟內外角色認為軍事層面在新環境中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因此歐盟的「柔性」力量適合擔任國際社會領導者的角色，盵但是過於強調「柔性」面向並未為區域的衝突帶來更為有效的解決方式。巴爾幹半島的衝突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當南斯拉夫引發區域性的衝突，歐盟領袖們認為由於南斯拉夫對外貿易倚賴歐盟的程度超過五成，因此歐盟可以使用非軍事手段予以解決，剛開始時歐盟的確成功地說服南斯拉夫簽訂停火協定，之後也以停止就南斯拉夫與歐盟的特殊協定談判做為威嚇，但後來的發展說明了單純倚賴非軍事手段的制裁並未遏止巴爾幹危機，南斯拉夫軍事衝突的解決仍有賴美國所領. 註盳. Treacher, “From Civilian Power to Military Actor,” pp. 49~50.. 註盱. Michael E. Smith, “Diplomacy by Decree: The Legalization of EU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註盰. Eriksen, “The EU: A Cosmopolitan Polity?” pp. 261~262.. 註盵. Christopher Hill, “Closing the Capabilities-Expectations Gap,”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en（eds.）, A. Market Studies, Vol. 39, No. 1（March 2001）, p. 86..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1..

(17)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17. 導的軍事干預措施。矸在上述對歐盟「柔性」身份認同的理論與實踐批判論述中，（新）現實主義對於歐盟「柔性」規範性角色進行了有力的批評，現實主義者試圖從不同的國際體系型態，強調歐洲國家集體的對外行為與政策，並未跳脫現實主義所強調的結構性因素，歐盟對外政策的思維仍維持在傳統權力運作的模式當中。從歐盟內部與會員國的角度視之，在歐洲的區域層次上，各主要大國的對外行為，雖然因為體系層次的轉變而具有不同程度的運作空間，但成員之間的權力互動模式，依然建立在理性的利益與權力擴大化的考量。至於在政策實務的批判上，似乎也符合理論的批評，認為歐盟在後冷戰時期的對外行為，並未擺脫私利的追求，對於具正當性目的但卻需高成本的行為，歐盟基本上並未實踐其「柔性」面向的政策。另外，歐盟對於必須以強制力以達成具規範性質的行為，由於缺乏實踐的能力與意願，因此也未能履行其「柔性」身份的義務。對於這些批判，主張歐盟「柔性」國際身份認同的學者必須嚴正視之，一方面現實主義具有國際政治理論的「霸權（hegemonic）」地位，對於現實主義的論述，「柔性強權」論者無迴避的空間；另一方面，唯有透過與現實主義者及其他批判者的不斷對話，並輔以歐洲統合的實踐個案加以檢驗，歐盟「柔性」論才得以成為跨越不同理論與地理界線的理論基礎。. 伍、結. 論. 歐盟「柔性強權」國際身份認同的提出與發展具有政策實踐與學術理論的雙重意義。在國際體系變遷的過程當中，面對美國因獨霸所採取的單邊主義，國際社會形成新的國際權力分配，以及因而興起的各區域強權，歐盟「柔性」面向所重視的規範、價值以及強調非軍事手段在區域衝突上的優先性等特質，似乎成為相對於國際體系回歸傳統權力政治的另一選項；在理論方面，冷戰的驟然結束使得現實主義受到其他理論的批判，此一特別的時機提供了「另類」理論發展的基礎，包括建構主義、英國學派等皆在此一時期呈現大幅的發展，而歐盟「柔性強權」概念的討論也於同時獲得較多的注意。未來歐盟「柔性」面向必須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柔性」與「軍事」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否將影響到歐盟規範性角色的「純度」？對此一問題的解決首先有必要解除兩者的對立面，從廣義的「柔性」角度來看，無論是國際社會或角色內部，法律的合法性本來就來自於義務性與強迫性，對於違反規範的制裁行為本身就具有正當性，一個民主國家有效執行法律並不傷害其民主的程度，同樣地，在國際社會為了促使法律的遵守，武力使用的威脅仍是制裁違背法律時的合法性工具，並且必須適用於所有的角色。只要法律的制訂具有民主的合法性，且武力的行使或威脅同樣依照合法的程. 註矸. Brian White, Understanding European Foreign Policy（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 108..

(18) 18.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序，則武力並未違背「柔性」的精神。做為一個超越主權國家的建制，歐盟逐漸被內部與外部角色賦予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其使用武力的方式自然也需受到民主機制的制約。因此軍事力量是否會成為「柔性」面向的障礙，主要視武力的使用是否受到約束與透過民主的規範。由於人權的普世性已被合法化並為廣泛地實踐，也被結構性地確立為必須遵守的價值，因此以人權為目的的對外政策應具有國際合法性。歐盟做為一個世界主義的角色，是因為其遵守更高階層的法律，而非歐盟意欲成為一個世界組織。因此，未來歐盟「柔性」面向的全球身份認同是否受到安全與軍事政策整合的挑戰，主要的決定因素並非歐盟是否朝向更為緊密合作的軍事政策，亦非歐盟逐漸具有高強度的集體軍事能力，而是歐盟能否持續傳統對於優先使用非軍事手段以解決國際衝突的堅持，以及積極投入全球和平維護的價值。為了符合歐盟「柔性」的身份認同，未來歐盟的軍事政策與任務，必須在多邊機制的架構下運作，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下，任何由歐盟單邊主導的軍事任務將可能危及其「柔性」面向；歐盟的軍事行動亦需具備合法性，包括由聯合國的授權任務；另外，在軍事任務的性質方面，更具強度的軍事力量或可做為歐盟非軍事制裁的後盾，但歐盟仍應集中在戰後的和平任務，任何牽涉攻擊戰鬥任務的參與，無論任務的目的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都可能影響歐盟做為「柔性強權」的形象。另外，在爭論歐盟「柔性」面向是否受到威脅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邏輯是對於「權力」的界定，傳統的權力概念試圖清楚區分「軍事」與「平民」權力，並且認為「軍事」權力較「柔性」權力更能有效地處理國際上的爭端。這樣的一個邏輯忽略了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變化，亦即安全的威脅來源多元化與複雜化，非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傷害可能更為嚴重，解決的方式也無法單純的依靠軍事手段。歐盟著重在社會經濟層面的應對方式，以及在全球所推廣的民主與經濟改革，並且藉由會員國間在軍事政策與力量的合作以提升執行低強度軍事任務的能力，因此，歐盟所發揮的「柔性」特質力量，是歐盟對於全球安定的主要貢獻，「柔性」能力或許更勝於軍事能力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Andrew Moravcsik 指出，歐盟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檢查、衝突的預防與協商、戰後國家重建、維和任務、人道援助等領域所累積的經驗與實質的貢獻，遠超過美國，他並認為歐盟在軍事採購與部署方面的進一步整合，反而得以強化歐盟「柔性」面向的特質，他甚至稱呼歐盟為「柔性超強（civilian superpower）」。矼後冷戰時代的新權力觀念應如同 Simon Duke 所說，「權力」本身的界定已經改變，新的權力內涵更重視非軍事的因素，歐盟肩負了一個向全球宣揚非軍事安全的重要任務。矹. 註矼.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July/August. 註矹. Simon Duke, 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 Disorder（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p. 228.. 2003）, pp. 74~89..

(19)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19. 做為一個超越西發利亞國際體系的「後現代主義」政治實體，矻歐盟有意提供一個迥異於傳統權力政治的範例，成為其他區域模仿的對象，除了成功的整合模式外，歐盟在「柔性」面向所發展出的世界主義規範，更是歐盟擴大其全球角色特質，發揮全球影響力的主要因素。在理論的應用上，「柔性強權」的概念也被延伸至其他的案例， Hanns Maull 試圖從歐盟的作為，歸結出形成「柔性強權」的元素：追求國際目標所需的合作、以非軍事手段獲致目的、發展超國家機制以解決爭端的意願。矺然而，歐洲統合進程中有關對外政策整合所形成集體的規範力量，以及所追求的「柔性強權」身份認同，主要是對應於傳統與當代國際政治權力分配下的「軍事強權」，尤其是美國，因此在理想與政策實踐上的差距，矷仍有待學界在現有研究基礎與實際政策個案上，持續發展有關「柔性強權」的學術探討。至目前為止，學界已經就對外政策的形式（合作而非衝突）、功能（提供誘因而非強迫）、機制（國際關係架構的轉變）等得以操作的標準，來檢驗其他角色，例如德國與日本，祂類似的努力將可使得歐盟「柔性」規範的理論得以經由其他例證的檢驗而獲得更大的學術價值。. *. *. *. （收件：96 年 6 月 26 日，接受：96 年 11 月 28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矻. 有關後現代主義政治實體的定義，Robert Cooper 認為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會員集合體，如果將傳統講求秘密性與軍事力量最大化的安全觀，由重視透明與有限武力的新安全觀所取代，則可視為後現代主義的政治實體，此種性質的實體將武力的使用視為重大的政治挫敗而非政治手段的延續。見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註矺. Hanns W. Maull, “Germany and Japan: The New Civilian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5（Winter 1990/91）, pp. 91~106.. 註矷. 例如 Nicolaïdis 與 Howse 認為歐盟刻意在國際場域中凸顯自身的「柔性」色彩，並非表示歐盟「是什麼」，而是意欲達成一個「理想」中的歐洲。見 Kalypso Nicolaïdis and Robert Howse, “‘This Is My EUtopia…’: Narrative as Pow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4（November 2002）, pp. 767~792; 另外， Stavridis 也認為歐盟在口頭宣示與實際政策之間存有很大的差距，參看 Stelios Stavridis, “Failing to Act Like a ‘Civilian Power’: The European Union’s Policy Towards Cyprus and Turkey, 1974-2000,” Studia Diplomatica, Vol. 54, No. 3（2001）, p. 98.. 註祂. 例如 Hanns W. Maull,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Still a ‘Civilian Power’?” Survival, Vol. 42, No. 2 （Summer 2000）, pp. 56~80; Fabian Breuer, “Between Amb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Reform of the German Armed Forces,” German Politics, Vol. 15, No. 2（June 2006）, pp. 206~220; and Masayuki Tadokoro, “The End of Japan’s ‘Non-Decision’ Politics,” Asian Survey, Vol. 34, No. 11（November 1994）, pp. 1002~1025..

(20) 20.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Civilian Power” as the EU’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Francis K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irst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 half centu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a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both polic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pursu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Europe’s identity as a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finding an appropriate role based on its constructing identity, the EC/EU has shaped a distinct foreign policy and developed decisive normative power in world affairs. Along with the formation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ooperation among EU member state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proposed the “civilian power” concept, referr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EU based upon the routine behavior model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actors at the union level solv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by non-military means. However, the problem has arisen as to whether the “civilian” nature of the EU’s identity has been undermined by its attempt to strengthen collective military power, by balancing its conventional non-military solu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means.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civilian power” concept can represent Europ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identity when considering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EU’s security and military policy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by discussing the academic debates on “civilian power”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the varieties of the meanings of this concept. It is followed by a study into EU 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ts internation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also brings in critiques of the EU’s “civilian” natur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ivilian power” concept at the.

(21) 歐盟「柔性強權」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批判. theoretic level as well as to identify alternatives, if any, to such an identity.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reviewing the contrasts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dimensions and of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power” by involving the theory of the cosmopolitanism. Also, it advocates that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power,” we should further look into non-military factors. As a result, a broadened sense of “civilian power” can better define the global actorness of the EU based on its distinctive identity given the facts that the EU has spread the universal values and norms throug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means of its foreign policy, along with its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military policy to solve those nonconventional problems. Keywords: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Union（EU）;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 European integration; cosmopolitan. 21.

(22) 22. 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 第4期. 民國 96 年 10、11、12 月. 參考文獻甘逸驊，「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軍事層面：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6 年 9/10 月），頁 111~136。吳東野，「後冷戰時期歐盟對中亞地區之戰略作為：強權政策的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2006 年 7/8 月），頁 1~30。卓忠宏，「歐盟地中海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4 期（2004 年 7/8 月），頁 95~113。張惠玲，「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2000 年 11 月），頁 49~70。楊三億，「冷戰結束後波蘭外交政策走向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2006 年 7/8 月），頁 91~122。盧倩儀，「審議式超國家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6 期（2004 年 11/12 月），頁 53~71。盧倩儀，「從歐盟移民政策決策過程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19~32。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1990）. Bretherton, Charlotte and John Vogler, Europe as a Global Actor（London: Routledge, 1999）. Breuer, Fabian, “Between Amb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Reform of the German Armed Forces,” German Politics, Vol. 15, No. 2（June 2006）, pp. 206~220. Bull, Hedley, “Civilian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21, No. 2（September 1982）, pp. 149~164. Chandler, David, “Rhetoric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Attraction of ‘Ethical’ Foreign Poli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August 2003）, pp. 295~316. Cooper, Robert,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Duchêne, François, “Europe’s Role in World Peace,” R. Mayne（ed.）, Europe Tomorrow: Sixteen Europeans Look Ahead（London: Fontana, 1972）, pp. 32~47. Duchêne, Françoi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 M. Kohnstamm and W. Hager（eds.）, A Nation Writ Large? Foreign-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Community（London: Macmillan, 1973）, pp. 1~21. Duke, Simon, 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 Disorder（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Eriksen, Erik Oddvar, “The EU: A Cosmopolitan Pol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March 2006）, pp. 252~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