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文
跨族群政治討論網絡的形成
及其影響因素*
陳東升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陳端容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族群作為一個區隔人群的社會分類原則對台灣民眾的政治活動與國家認同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當族群內部的國家與身分認同和其他族群之間存有相當差異時，跨族群 政治討論會是相當敏感的議題，本文旨在探討台灣跨族群政治討論網絡之組成，以及 影響跨族群政治討論形成之因素，並且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跨族群界限的政治討論 是否存在？2)如果跨族群的政治對話的確存在時，又是什麼因素及在什麼條件下，一 個社會行動者願意進行這樣的政治討論？運用「族群關係基礎調查」研究所收集的全 國代表性樣本(n=1,401)，勾勒台灣族群政治討論關係圖像。資料結果指出台灣跨族群 政治討論相當程度受族群態度與政治對話興趣的影響，同時其作用力因族群而有差異。 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之形成主要仍受到社會關係強度、社會異質性與政治立場一致性 的影響，並反映族群間政治權力地位的差異，人口多數族群較可能透過主動遊說政黨 立場不同的他族朋友，而少數族群的跨族政治互動則偏向強化自己和互動他人相同的 政治見解。族群互動中當被比較的族群產生與「刻板印象」的「地位不一致」現象時， 會抑制跨族群互動。 關鍵詞：政治網絡、族群、社會網絡分析、社會資本When individual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no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dicate strong ethnic differentiation,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that cross ethnic lines can ex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litical-social integration. The authors address three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topic: a) What common tendencie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that cross ethnic lines? b) What respondent variables (e.g., inter-ethnic contact exper-ience, inter-ethnic language fluency, inter-ethnic psychological makeup, inter-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extent of political motiv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discussions that cross ethnic lines? and c) To what extent do such respondent/dyadic variables as degree of relational closeness, heterogeneity of respondent-contact social backgrounds, and homogeneity of respondent-contact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that cross ethnic lines. Data from a stratified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Taiwan indicate that such networks reflect inter-ethnic psychological makeups, intra-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 Thus, the respondent/dyadic variables exert different effects on cross-ethnic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 formation, with majority viewholders making greater effort to persuade friends from other ethnic backgrounds, and minority vi-ewholders reinforcing their own political preferences. An additional factor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ethnic stereotyping.
Keywords: political networks,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cial capital 台灣社會學第四期，頁 119-157，2002 年 12 月出版。
一、 研究問題
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多數民眾在選舉期間都會和他人討論 候選人的條件、政黨政見、或是不同政黨選舉勝負的情況等議題。文 獻對於政治討論的研究多在於探討社會公民透過什麼管道和那些人討 論，討論之後對於政治行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Huckfeldt and Sprague
1995: 167)。對於那些社會關係較易形成政治討論，以及政治討論網絡 之組成是否可以跨越基本的人群分類界限則較少有系統性的研究。 就政治討論與民主社會發展的關係來看，如果一個行動者在進行 政治討論時，可以跨越自己所屬團體的邊界，如族群或是階級的邊 界，他們對於所屬社會團體的教條式政治主張的支持度就不可能太 高，因為跨越行動者團體界限的社會互動有助於增加階級或是族群團 體間的社會溝通。所以政治討論的對象的背景異質性越高，經過社會 互動後，對於階級或族群政治既存的態度越有改變的可能。因此，當 行動者的討論網絡中具有不同階級或是不同族群成員時，特定階級或 是族群的政治主張即較不易受到支持與強化。 進一步而言，一個社會行動者在政治討論對象的選擇上如果完全 受限於個人所屬團體，團體規範的壓力容易影響其成員對於政治訊息 的詮釋，並且左右這些人政治討論對象的選擇和政治意見的交流，那 麼政治訊息跨越社會團體邊界傳遞的可能性不高，社會成員接受不同 訊息的機會就可能變小。同時，團體對於社會成員遵守團體規範或價 值的要求比較高，有限的資訊與順從團體意見的態度，會使得團體成 員的政治偏好或是政治行為比較不容易改變。當外界訊息被有限的對 外接觸管道篩選掉，團體成員解讀部份進入我群團體的訊息主要又是 依據團體的共識，則這些成員較不易經由政治討論與社會溝通形成合 * 有關作者分工說明旨在陳述二位作者主要撰寫的部分，第一位作者主要負責理論文獻與 研究架構的提出和綜合討論，第二位作者負責研究架構討論、提出經驗模式與檢證、資 料分析與分析結果討論，但二位作者對本論文有完全相同的貢獻。
理的政治判斷，對一個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並沒有積極性的意義。 從上述的角度來探究台灣政治互動的議題，其中最重要的切入點 即在探討政治討論與族群屬性的複雜關係。因為，儘管台灣社會不同 族群間的通婚、朋友交往等社會層面的交往非常的頻繁，大多數的民 眾也感受不到因為族群身分的差別而受到不同的待遇，然而在過去幾 次大規模的民主選舉過程中，族群政治的動員一直是不同政黨所操作 的工具。不僅如此，在許多實證研究中亦證明了台灣的客家、閩南和 大陸省籍等三個族群，在國家認同、政黨認同和投票行為有著相當明 顯的差異（王甫昌 1998；吳乃德 1994, 1996；徐火炎 1994；游盈隆 1996），族群作為一個區隔人群的社會分類原則對台灣民眾的政治活 動與國家認同觀念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族群內部 的國家與身分認同和其他族群的差異越大，跨族群的政治討論會是很 敏感的議題，這樣的現象引發我們思考兩個基本的問題：1.跨族群的 政治對話是否不存在，是否在族群間無法經由政治討論而進行相互溝 通與暸解，導致持續的族群政治動員？2.如果跨族群的政治對話的確 存在時，又是什麼因素及在什麼條件下，一個社會行動者願意進行這 樣的政治討論？跨族群政治對話的目的是嘗試說服他族改變政治立 場，或是透過族群間的對話，為自己的政治立場辯護？還是因為尋求 相同政治立場的相互認可，使族群的界限沒有發生阻礙政治討論的作 用。因此，唯有進一步深入討論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形成機制，才可理 解目前台灣族群分類與政治討論的複雜關係，並回答前面兩個重要的 問題。 本文從跨族群的互動關係切入，探討台灣跨族群政治討論網絡之 組成，以及跨族群政治討論形成之機制與影響因素，並且具體回答以 下幾個問題：1.跨族群界限的政治討論是否存在？2.是什麼樣的社會 行動者會在政治討論的領域中，跨越族群間界限，與族群背景相異的 他人進行政治對話？在控制族群接觸機會多寡與族群語言能力等因素 後，是受行動者的教育程度、職業等社經位置的影響，還是受族群意 識1的左右、族群接觸經驗、政治對話的高度興趣的影響？3.探討何種
社會關係的特質影響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形成，是社會關係的親密性、 社會位置的異質性（社會距離）、社會資本變項、政治立場的一致 性、或是交往對象是否擁有政治資源，會影響跨族群政治討論之形 成。本文運用「族群關係基礎調查」的資料，整體性的分析台灣跨族 群政治討論網絡的特質，勾勒出台灣族群政治討論網絡的圖像，具體 回答第一個問題。並在兩個分析層次上，一個是以社會行動者本身為 分析單位，評估社會背景因素與個人社會心理因素對於跨族群政治討 論形成的影響，具體回答第二個問題；另一個是配對關係的層次上， 探討不同社會聯繫機制對於跨族群政治討論形成的作用程度，並比較 政治態度一致性與社會聯繫變項、社會資本變項的相對重要性，具體 回答第三個問題。
二、社會聯繫、政治態度、社會資本
與跨族群的政治討論
社會聯繫與網絡的重要性在於它可做為結構因素、政治態度與行 為 結 果 的 中 介 變 項(Huckfeldt et al. 1995; Straits 1991; Weatherford1982)。在有關鄰里人際網絡對政治行為影響的研究指出，當鄰里人際 網絡的政黨屬性相當清楚，社會成員明顯感受到如果與團體政治取向 態度一致可以得到的獎賞時，人際網絡對於這個成員政治行為的影響 會非常明顯。其次，當人際網絡的成員具有濃厚的政治興趣且政治互 動頻繁時，社會成員比較容易接受人際網絡所傳遞的訊息(Weatherford 1982: 136-137)。第三、具有相同政治意見的網絡成員會因為社會比 較、團體規範順從或是資訊選擇等機制強化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 Alan Zuckerman 等人(1994: 1010) 認為相同的族群或階級背景的行動者 如果沒有社會互動，則相同背景因素不大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政治行 1 在台灣社會族群成員對於他族的主觀想像—特別是在國家認同、身分認同的定位— 對於跨族之間的互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關於不同族群在這些政治主觀面向差異的分 析，請參見吳乃德(2001)。
為。2換言之，對於族群或階級共同政治立場的強化，是需要透過在
社會網絡中的互動來完成(Knoke 1990: 48；Huckfeldt et al. 1995; Straits
1991; Weatherford 1982)。 民眾在選舉期間所進行政治討論的潛在對象，一般來說都是在日 常生活軌跡中有機會碰面的他人，例如家人、鄰居、朋友、同事、同 學等。然而，每位民眾潛在政治討論對象的人數是因人而異，交友越 廣泛、參加各種志願性組織越多，能夠選擇政治討論的對象越多。在 這些眾多潛在的政治討論對象中，會選政治見解相近的朋友來進行討 論，以達到政治理念上的相互認可與強化，或者是會選交情久、感情 好、彼此信賴的朋友來討論，如此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也不必擔心友 誼的破裂？或是選擇社會位置差異較大，也就是社會距離較大的朋友 來討論，因為社會距離愈大的朋友，較少有彼此共享的社會生活領 域，因此較可能對政治訊息有不同的看法，容易引發政治討論的興 趣。或尋求不同政治訊息的相互溝通、理解，或是說服意見不同的他 人，或是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來辯護。也可能是社會行動者參 與志願性團體，依照公民身分與他人建立人際互動關係，得以擺脫自 己族群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立場，和其他族群的人士進行政治討論。 本文並不是直接去探討態度與外在結構如何影響政治行為，而是 先將分析焦點放在社會行動者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選擇的影響因素， 希望進而瞭解台灣不同族群間政治討論網絡形成。討論的重點在於在 控制政治立場一致性變項後社會聯繫關係的強度、社會特徵或異質性 的程度，以及具有社會資本屬性的志願性組織參與等因素，是如何影 響社會行動者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的選擇。 （一）社會關係聯繫強度與跨族群政治討論 關於政治訊息討論與對話的對象如何選擇，文獻討論較為豐富的 2 不過有些文獻指出結構位置、選舉的媒體宣傳與報導、重大公共事件的發生，是不需 要透過社會網絡中的互動，就可以直接影響投票等政治行為，因此那些訊息或是那些 條件下社會網絡是重要的是必須釐清的。
就是關係強弱程度對於訊息的溝通和取得所形成的影響。在強聯繫的 社會關係中，社會成員間情感親密、有高度的相互回報與信任，彼此 間的目標或想法比較少衝突與矛盾，再加上彼此有很高的互動頻率、 互動的時間也很長，所以強聯繫的他人是社會行動者訊息的重要來源
(Granovetter 1973; Rindfleisch and Moorman 2001: 2-3)。另外，Ronald Burt (1987: 1289-1290)引用古典團體動力學的研究，指出在不確定的 狀態下，非正式的初級團體會透過密集的討論（社會化的過程），形 成對於問題的規範性共識，發展出這些成員對於問題解決方式的想 像。換句話說，在強聯繫的社會關係中，社會行動者才有共同的互動 規範、交換意見的意願與能力、以及達成共同見解的機會，這些見解 會成為個別行動者的意見內容，並且影響他們的行為，因此強聯繫的 他人可能是行動者政治對話的對象。Charles Pattie 與 Ron Johnston
(1999: 887)指出，在社會網絡中，屬於家庭成員的討論者比非家庭成 員的討論者對行動者的政治行為有更大的影響作用。Stephen Weather-ford (1982)有關選舉行為的研究發現，團體成員社會互動的頻率對於 個人遵守團體規範意願的高低並沒有影響，而是關係的親密度和情感 投入的時間長短較重要。這些研究基本上是證實緊密的社會關係對行 動者的政治行為有顯著影響。 不過有些社會網絡的文獻指出弱聯繫較具有跨越不同團體或社群 與縮短社會距離的能力(Granovetter 1973: 69)，也就是說弱聯繫的交往 對象較具有多樣性，因此其所傳遞的訊息內容較為異質，且傳遞的廣 度比較大，對於理解不同群體政治意見顯然是較有幫助的。3而在強 聯繫的朋友中則是比較難以達到這樣的目的，主要是因為長久的相互 社會化造成雙方對於資訊的篩選產生同樣的模式，雙方認為有價值、 重要的訊息很相近。此外，這些關係緊密的朋友如果交往的範圍一 致、各種社會關係的重疊性高，彼此之間就很難提供不同的訊息。所
3 目前關於政治行為的研究並沒有注意到 Burt (1992)結構縫隙(Structural Holes)的概念， Burt 相當精闢的指出訊息的多樣性與傳遞的遠近和社會連帶的強弱沒有太大的關聯， 主要是社會連帶為重複的(redundant)，所傳遞的訊息則趨向同質。
以一個選民想要瞭解各個候選人或政黨的政見時，可能就要透過一些 弱聯繫的管道來取得。在對美國一個小城社會網絡與政治行為的研究 中，Robert Huckfeldt 與 John Sprague (1995: 180-183)指出親密朋友對 於行動者政治行為的影響力不如一般朋友，而一般朋友又不如固定互 動的對象（可能不是主要的朋友），所以關係的親密性不見得是影響 政治行為的原因，而是固定的訊息交換，即時的重複強化行動者所接 觸到的政治觀點，從而影響政治行為。4也有研究指出，當社會成員 的政治互動對象超越初級團體的範圍時，外在環境的政治訊息才可能 被接收到。Huckfeldt 等人(1995: 1038)的研究就發現當民眾有非親屬的 討論對象時，比較容易接收到外界的資訊，居住在鄉鎮地區的居民只 有在具有非親屬討論政治對象時，才有較高的機會知覺到當地對特定 政黨總統候選人整體支持度高低的訊息。上述研究說明外在社會的政 治訊息大多是透過弱聯繫或次級性的社會網絡傳遞給社會行動者
(Huckfeldt et al. 1995; Zuckerman et al. 1994)。
強弱聯繫對於資訊傳播和討論對象選擇的影響，必須要注意到討 論的資訊內容和進行討論的目的。5如果資訊傳播或者討論的目的是 透過社會比較的過程強化既有的政治立場和見解，或是企圖同化別人 不同的意見，那麼在強聯繫的人際互動中是比較適合的場域。以台灣 跨族群政治討論來說，族群在國家認同和身分認同上的分歧相當清 楚，如果選擇聯繫緊密的跨族群朋友進行討論，較不可能形成共識， 也無法交流族群間已經根深蒂固的政治見解，反而是會破壞彼此的親 密友誼，所以我們可以預期跨群族的互動發生在緊密的社會關係（強 聯繫）的可能性比較低，6特別是居於人數劣勢的少數族群成員，不
4 Huckfeldt and Sprague (1995: 180-183)指出行動者要很正確的瞭解互動對象的政治觀點， 影響才會發生。另外，他們的研究發現固定互動的對象他人對於行動者影響力比較大， 不過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5 舉例來說，如果傳遞的資訊是比較複雜的，就必須要透過具有共同認知架構、規範基 礎和高度相互依存的強聯繫來完成(Uzzi 1997)。 6 台灣社會不同族群間的通婚、朋友交往等社會層面的交往非常的頻繁，大多數的民眾 也感受不到因為族群身分的差別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所以跨族群間的緊密社會聯繫的 建立是很普遍的。
會去找多數族群的親密朋友進行政治討論。所以社會聯繫強度對於多 數族群的成員和少數族群的跨族群政治互動的影響程度或方向可能不 同。 （二）社會聯繫的異質或同質性與政治討論 在社會網絡的文獻中，與「聯繫強度」息息相關的是「社會同質 性」的概念。Mark Granovetter (1973: 69)指出，強聯繫的交往關係之 所以屬於社會同質性的機率較高，是因為人群交往的基本原則是以 「物以類聚」為原則。社會同質性高的他人，因為所屬的社會生活領 域相近，對社會價值的看法較為一致，較易分享情感與身分認同，因 此較容易發展出情感親密、有高度的相互回報與信任的交往關係，透 過主動的選擇這些社會特質相似的成員容易成為具有強聯繫的朋友 (Marsden 1988; Verbrugge 1997)。當朋友關係建立起來之後，經過緊密 的社會互動，雙方又不斷的同質化彼此的態度、想法與偏好，因而社 會同質性隨之增強。此外，同質性的關係大多是對稱性的關係，在高 頻率相互回報的過程中，互動的雙方也容易發展出強聯繫（傅仰止 2002: 174）。綜合來說，社會特徵同質性越高越容易成為朋友，也越 有機會發展出強聯繫的關係。 一個社會行動者具有許多不同的社會特徵，社會同質性的交往原 則並沒有釐清具有相同性別、職業、教育、婚姻等特徵的人是否會進 行跨族群的交往，畢竟不同社會特徵相似所發揮同質交往的作用力是 不同的。例如，在現代社會中職業地位是大多數社會行動者的主要角 色，職業地位特徵相同，就很有可能促成跨越許多社會分類邊界的互 動。陳東升與陳端容(2001: 489-490)的研究發現，相同社會階層的人 相較於白領階層和藍領階層的配對關係容易發生跨族群工具性的社會 交往，高出 2.62 倍，至於教育地位和性別的同質性則沒有顯著促進跨 族群互動的作用。不過研究同時也發現受訪者是藍領、交往對象是白 領階層時，跨族群交往機會也比白領與藍領的配對關係高。這部份的 研究結果基本上支持林南等人所提出的社會資源論，也就是當社會行
動者要爭取向上流動的資源，他們會積極的與地位比他們高的他人建 立人際關係(Lin 2001)。 引用以上社會同質性原則的討論來分析族群政治互動對象的選擇 說明了社會特徵的同質性或是異質性都有可能會對跨族群政治討論對 象的選擇產生顯著影響，但是我們主要考慮的因素是在於社會行動者 進行非親屬跨族群他人政治討論的主要意圖。大多數人在選舉期間和 不同族群的他人討論選舉人條件、政黨政見與選舉可能的結果，主要 還是希望取得多一點資訊，和進行可能的政治遊說工作，因為我們認 為透過與家人或是親屬的互動可以達到政治意見強化的目的，而與非 親屬的他人進行政治討論則大多是為了資訊取得或擴大政治影響力。 同質性高的跨族配對關係訊息容易重複，而社會異質性愈高的交往對 象，社會位置的差距較明顯，其對政治訊息的解讀亦可能隨其所佔社 會位置不同而有較明顯的差異，可能反倒容易引發政治討論的興趣， 因此資訊的取得和交換比較容易發生在異質性高的配對關係。再加上 台灣不同族群顯著分佈在不同的社會層級（吳乃德 1997），進行政 治遊說以擴大影響力通常發生在異質性高的跨族配對關係中，因此異 質性的配對關係較易促成跨族群政治互動的產生，以達到增加社會行 動者跨族群政治影響力的目的。 如果從增加政治影響力的角度來分析，社會行動者的跨族群政治 討論對象的選擇，還會積極考慮到那些擁有政治人脈關係（或者說擁 有政治資源）的他人。特別是和那些與行政官員或民意代表熟識的他 人進行政治討論，可能可以取得許多政治資訊，同時可以藉由他們來 擴大政治遊說的工作。 （三）社會資本與跨族群政治討論 政治學者的研究認為社會資本的形成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有密切的 關聯，他們將社會資本當成一種公共財(Brehm and Rahn 1997; Paxton
1999; Putnam 1993)，與部份社會學者將社會資本當成增加社會行動者
有豐富社會資本的社區中，可以促使居民間相互回報的規範，以及鼓 勵社會信任的形成；社會網絡的存在有利於溝通與協調，降低個人的 機會主義，而前面成功的合作將促使後來形成的合作文化氛圍；最 後，社會網絡可能擴大個人的自我想像範圍，從自我發展到我群意 識。他認為一個社會成員參與志願性團體的比例和頻率越高，越有利 於促進市民公共事務的參與，社會資本是促進民主政治成熟發展的關 鍵性資產。 其實，一個社會的成員能不能積極的跨越不同社會分類團體進行 政治或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是否參與志願性團體也有密切的關聯性， 這些志願性團體都是開放性的組織，對於團體參與者的各種身分不會 進行任何的限制，而且這些團體成員的投入是基於共同的興趣或是對 公共事務的熱忱，團體成員彼此理性公開的進行各種討論的機會很 多，志願性團體因此成為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地域與不同年齡 層的社會成員進行政治討論的場域。另外，志願性團體的運作本身就 是在訓練團體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和態度，當志願性團體發展得 越成熟，團體成員對於透過充分的討論和合理的程序解決爭議的能 力，以及對這種制度的信任感越高，我們可以預期這樣的志願性團體 成員跨越自己原生性社會分類團體立場，和其他社會分類團體成員進 行政治或公共事務討論的可能性就越高。準此，社會成員參與志願性 團體的比例或人數越高、參與的程度越高，跨族群間政治討論發生的 機會越高。本研究假設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對象，是那些積極參與志願 性團體的民眾，他們與別人互動的立場是以團體成員或公民身分為基 準，而不是考量對方的性別、族群或是社會地位。 相對於社會聯繫的強度與社會異質性等兩個變項，社會資本的變 項展現的主要面向是社會行動者是否能夠藉由志願性公共團體的參與 及互動他人的普遍性身分，跨越一些原生性的社會特徵進行政治議題 的討論，進而瞭解其他社會團體的看法，避免極端擁護自己原生性團 體政治立場的發生。
（四）政治態度與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的選擇 從個人心理或是資訊選擇的層次而言，當一個行動者有很明顯的 政治偏好，他會理性的希望得到和他立場一致的資訊，避免認知上的 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所以社會行動者在選擇討論對象時，傾向 於找和他意見想法一致的人，亦即討論對象政治立場或意見是高度同 質的，行動者認定政治立場是相同的人比較容易進行討論，7這樣的 論點是個人選擇論或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的重要主張(Downs 1957)。 國內關於不同族群投票行為與政治態度的研究指出，社會心理變項如 族群認同，對於投票行為和政治態度的影響遠比人口學變項重要（王 甫昌 1998: 40-41；徐火炎 1994: 122-124；游盈隆 1996: 79）。8 政治態度也會透過社會網絡的互動來強化，前面提到 Weatherford (1982: 136-137)的鄰里網絡之政治行為的研究發現，當鄰里人際網絡 的政黨屬性相當清楚，也就是政治立場明確時，社會成員也接收到網 絡群體共同政治取向的訊息，而人際網絡的成員政治互動很多，她 （他）們比較容易接收到網絡共同的政治態度。如果這些成員又明顯 的感受到與團體態度一致能得到獎賞時，個人的政治態度會趨同於網 絡共同的政治態度。換句話說，當個人所屬社會網絡的政治態度（如 政黨屬性）非常明確時，社會行動者選擇態度相同之網絡成員進行政 治討論的機會是很高的。 根據以上的論點我們可以指出，當不同族群的成員政治偏好或政 治態度相當明確，這些行動者會選擇和他們想法一致的他人進行政治 討論—這些他人在台灣通常就是同族群的人士—以強化自己的政 治觀點，所以政治討論對象在政治態度的相近性是一個影響是否選擇 7 行動者不見得能正確的掌握討論對象或是潛在討論對象的政治意見與立場，他很可能 會傾向於將自己的立場投射到對方，或者為了降低認知的失調刻意誤讀別人的想法， 進而認為別人的想法和自己是一樣的(Huckfeldt and Sprague 1995: 126)。不過在選擇討 論對象時，比較重要的是行動者主觀的想法。
8 徐火炎(1994: 122)提到對於黨派投票行為的重要變項是政黨認同、國家認同與省籍差 異，不過從 1992 年多次不同類型的選舉中，國家認同和政黨認同兩個變項都維持穩定 與顯著的影響。王甫昌(1998)的研究則發現社會心理變項是影響本省族群的族群政治意 識和政黨支持的重要因素。
其為討論對象的重要因素。其次，社會行動者通常無法擁有充份的資 訊以確知他人的政治立場，而只能用一些整體性的參考資訊來判斷， 因此對於不同族群整體的意象對其選擇對象是有影響的，如果對其他 族群存有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很可能會阻礙跨族群政治討論的發 生。 當然社會行動者會不會去進行政治討論，與他關心或參與政治興 趣的高低有密切的關聯性。一位政治事務冷漠的行動者，幾乎不會找 人討論政治問題，更遑論有意願進行跨族群的政治對話。相反的，對 於政治事務有高度興趣的人，談論政治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他會找很 多有見面機會的人討論，當然也包括那些不同族群的他人。同時，這 些具有高度政治興趣的行動者，通常會有明顯的政治立場，當然也會 積極的去找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他人，進行意見交換或政治遊說的 工作，而這些被選擇為資訊交換或是政治遊說的他人，主要來自不同 的族群，因為政治意見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不同族群團體。 要探討不同社會網絡機制對於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選擇所產生的 影響，必須控制政治興趣、政治立場與族群刻板印象的因素。一方 面，我們可以釐清政治興趣、政治與族群態度對於跨族群政治互動關 係的建立，相較於社會網絡的因素存在著何種程度的影響？另一方 面，我們也可以評估社會網絡的因素是否有獨立於這些態度變項的獨 立作用？ （五）小結 社會結構的分析觀點指出行動者所處的結構位置與所具有的社會 背景條件，對於其互動對象的選擇和互動方式會造成一些限制。因 此，當我們探討政治討論對象的選擇時，我們無法忽略受訪者社會經 濟背景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社會背景因素對於政治討論對象選擇的影 響，已經有許多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例如 Straits (1991: 433-434)指出 影響選民政治議題討論的背景因素主要是教育程度和年齡，至於族群 和性別並不明顯；這些背景因素也可能是透過一些政治取向的因素，
例如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政黨認同或其他政治上意識型態的中介而作 用。其他文獻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年齡越輕、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越高 的受訪者有越多的討論對象(Huckfeldt et al. 1995)。 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社會接觸機會的多寡也是影響其政治討論對 象選擇的重要因素，如果行動者所住的地方政治立場具有高度共識， 選擇意見不同的討論對象的機會就比較低，所以英國的選舉研究發現 居住空間環境某一政黨的支持率越高，則該地區居民投票討論對象是 隸屬於此一政黨的比例越高(Pattie and Johnston 1999: 886)，也就是說 社會行動者可能的政治討論對象是受到居住地區政治特徵的影響，這 樣的論點基本上也支持一般人政治討論對象是空間距離很近的社會成 員。進一步的分析指出，一般人是和自己的伴侶或是其他的家庭成員 討論政治事務（比例超過 50%），在家庭之外，最主要的討論對象是 朋友(23.6%)，接著是工作上的同事(15.9%)，鄰居或是志願性團體的 成員幾乎都不是討論的對象。9研究台灣不同族群政治討論對象的選 擇，族群居住空間接觸機會是需要加以考慮的一個重要社會結構因 素，因為台灣不同的族群在空間居住的形態上具有明顯的特徵，會影 響不同族群交往討論的機會（陳端容、陳東升 2001）。 另外兩個與族群接觸機會和族群接觸經驗有關的因素是父母親族 群通婚的狀況和年輕時期的族群接觸經驗，這兩個因素表現出在結構 性限制下，行動者所產生的主觀族群接觸經驗，可以說是結構與心理 變項結合在一起的因素，而相關的研究指出這兩個因素對於族群社會 聯繫的形成是有影響的（陳端容、陳東升 2001），由於行動者無法選 擇家庭上一個世代的通婚狀況和幼時族群交往的環境，所以本研究將 這兩個變項視為結構性變項。最後，影響社會行動者會不會與跨族群 的他人互動，有一大部分是決定於他對於不同族群語言的使用能力。 9 另外的研究指出一般美國民眾主要是和家人（特別是配偶）、工作上的同事、教會的 朋友與鄰居討論政治事務，大約有四分之三的民眾會和別人討論政治事務，而有將近 一半的受訪者和親戚以外的對象討論，顯然許多民眾政治事務的討論不會局限在親族 網絡中(Huckfeldt et al. 1995: 1031-1032)。
不懂得其他族群語言的人，即使遇到他族成員，也無法進行政治討 論，所以不同族群語言使用能力是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項。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要評估社會經濟背景因素及個人的社 會心理變項（包括政治興趣與族群態度）對於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形 成影響的相對重要性，我們必須要控制族群接觸的空間機會、族群接 觸經驗與對不同族群語言使用的能力等三類重要的變項，並且透過兩 種不同分析單位的實證分析來完成。10第一，以受訪者（行動者）為 分析單位，在納入重要的控制變項後，探討跨族群的政治討論是受族 群態度、11政治討論興趣、或是社會經濟背景變項的影響？第二、以 配對關係為分析單位，在控制政治態度相似性的變項後，探討何種社 會關係的特質影響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形成，顯示出社會關係的親密 性、社會位置的異質性（社會距離）、交往對象是否擁有政治資源、 或是社會資本的有無，較易影響跨族群政治討論之形成。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文之資料取自 1999 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問卷 調查。抽樣母體為全台灣 20 至 74 歲成年人，完成的成功樣本為 3,496 人（王甫昌 2000）。政治討論網絡的問卷格式採矩陣式的設計，詢問 受訪者「最常會和那些人談選舉的事情，包括立法委員、（縣）市長 與縣市議員選舉、總統選舉或其他選舉」，請受訪者分別提出一到三 位（20 歲以上）親屬，與一到三位非親屬（如同事、朋友或陌生 10 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分析單位的原因是：1.社會背景變項針對受訪者分析才有意義與可 能性；2.大多數社會網絡變項只有在配對關係中才能測量；3.考慮到變項過多、樣本數 太少造成分析上的負面影響。 11 在台灣社會族群成員對於他族的主觀想像—特別是國家認同、身分認同的定位— 對於跨族之間的互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關於不同族群在這些政治主觀面向差異的分 析，請參見吳乃德(2001)。人）。請受訪者列出其名字或代號，將之填寫在問卷上方的空格，而 後再就左列之各項有關受訪者與個別政治討論對象的問題，逐一回 答。由於此種問卷設計的格式先前曾運用在其他的研究中（陳端容、 黃文鴻 2001），著重於能同時掌握親屬與非親屬的交往對象，12研究 的結果尚稱良好。 本論文的資料分析只針對具有非親屬政治討論對象的受訪者與非 親屬政治討論的配對關係進行分析，主要是因為許多受訪者政治討論 對象是以他們的親屬為主，如果將親屬配對關係放入分析的樣本中， 將會過度彰顯強社會聯繫的作用力。由於有一半的受訪者自述沒有和 任何人討論選舉的事情(1,763; 50.4%)，其中又因為我們僅就非親屬的 交往關係加以分析，有 293 位受訪者(17%)因沒有提及任何非親屬政 治討論對象，而將之排除，同時由於原住民受訪者所佔比例過低 (2.7%)，故暫時不納入分析，所以實際納入分析的受訪者為 1,401 位， 約佔總樣本的 40.1%，這 1,401 位受訪者共提出 3,027 位非親屬政治討 論的對象，然有受訪者無法確認交往對象的族群背景，或是交往對象 屬於原住民者，我們皆暫時將之排除在分析外，總計實際納入分析的 交往關係為 2,838 組配對關係，佔全部非親屬政治網絡的 93.8%。 （二）研究變項說明 1. 受訪者為分析單位的相關變項 以下就受訪者與政治討論配對關係兩個層次來建構研究變項。受 訪者層次的變項包括：1.族群背景；2.社經地位變項，如性別、職業 類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與年齡層；3.族群接觸機會變項，包括父 母跨族通婚、15 歲以前及以後接觸其他族群的經驗； 4.族群態度，包 括族群意象與族群差別意識；135.族群語言流利程度；6.現居住地族群 12 多數未區分親屬與非親屬的社會網絡資料常有親屬佔多數（60%以上）的情況發生（陳 端容、陳東升 2001），以致無法有效掌握非親屬的訊息，因此作者區分親屬與非親屬 的交往對象，希望能避免此項問題。 13 根據吳乃德(1994: 29)的論點，族群意識包括群體認同、群體利益的認識與行動的可能 性等三個面向，我們對於族群意識並沒有採取如此嚴格的定義，而是以受訪者主觀感
接觸機會；7.受訪者對政治討論的興趣。 受訪者族群背景 本文以受訪者回答其父親的籍貫做為其本身的 族群背景指標，而受訪者交往對象的族群背景則來自於受訪者本身的 認知。族群背景分為三大類別：閩南人、客家人與大陸省籍人士。 現居住地區族群接觸機會 此變項的建構參考王甫昌(2000)的台 灣地區鄉鎮市區的「族群接觸可能性」分類標準。14在其中，他按照 鄉鎮地區各族群人口的分佈比例分成五種類別：1.客家人集中地區： 指客家人口比例最高地區；2.閩南人絕對優勢地區：指本省閩南人口 佔 90%人口以上，或其他族群都低於平均數；3.大陸省籍人士較多地 區：指大陸省籍人士人口比例（1990 年)超過 20%以上；4.閩南人、客 家人較多地區：指客家人超過 13%，原住民及大陸省籍人士都低於平 均數的地區；5.閩南人、大陸省籍人士較多地區：指大陸省籍人士人 口比例在 14%到 20%之間，原住民及客家人都低於平均數的地區。在 本研究中，約有 94.8%的受訪者居住在此五種地區類別。在以下的資 料分析中，我們將客家人集中區與閩南人居絕對優勢區重新歸類為 「單一族群區」，其餘則歸類為「族群混合區」，即少數族群的人口 比例高於其平均值的地區。 職業類別變項 將受訪者與父親的職業類別重新編碼為管理 專 業人員、半專業 佐理 事務性 服務人員、勞工 技術勞工、無職 業（包括家庭主婦）等四個層級（請參考「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 調查」執行報告 2000）。 年齡層變項 將受訪者與交往對象的年齡以十歲的間隔重新編碼 為四個類別，分別為 20-29 歲、30-39 歲、40-49 歲與 50 歲以上。 教育程度變項 將受訪者與父親的教育程度重新編碼為三個類 別，為初中以下、高中 高職五專，以及大學 專科以上。 父母跨族群通婚變項 以受訪者自填父母的籍貫類別建構此一變 受不同族群在文化上與政治上的差異為這個概念的內涵。 14 此分類標準附在王甫昌(2000)「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研究計劃執行報告中，有興 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看。
項：父母屬同一籍貫類別者，編碼為"1"，其他則為" 0"。 族群接觸經驗變項 包括兩個變項，詢問受訪者在 15 歲以前及 以後接觸其他族群的經驗，就這些族群個別來詢問，例如，如果受訪 者為客家籍，我們即建構兩個變項，分別為客家人接觸閩南人的經 驗，以及客家人接觸大陸省籍人的經驗，受訪者答以經常、有時候、 很少、幾乎沒有、不知道。我們將此變項重新編碼，並考量不同族群 的人口比例，當受訪者回答接觸客家人、大陸省籍人的經驗是經常、 有時候，將之編碼為 "1"，很少或幾乎沒有者編碼為 "0"。然由於閩南 人為人口優勢族群，當受訪者回答接觸閩南人的經驗是 "經常"，即將 之編碼為 "1"，有時候、很少或幾乎沒有者編碼為"0"。 族群意象變項 包括四個構面，分別詢問受訪者其他個別族群 的：1.貧窮與富有的程度；2.懶惰或勤勞的程度；3.政治上有勢力的程 度；4.愛台灣的程度。例如，受訪者以 1 分代表很貧窮，10 分代表很 富有，5、6 分代表中等來回答此四個構面的問題。 族群差別意識變項 包括兩個構面，分別詢問受訪者本身所屬的 族群與其他個別族群在：1.文化上是否有所不同；2.政治態度上是否 有所不同。受訪者以 1 分代表很相同，10 分代表很不同，5、6 分代 表中等來回答此四個構面的問題。 受訪者政治興趣變項 此變項是詢問受訪者在最近幾年內的各項 選舉，包括立法委員、（縣）市長、縣市議員、總統選舉，大約與多 少人談過選舉的事，受訪者以“都沒有、1-6 人、7-15 人、16-25 人， 以及 25 人以上，或不知道”等六個項目作答。討論的對象越多，表 示受訪者的政治興趣越高。 受訪者是否有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 以受訪者為分析層次之線性 對數迴歸分析的依變項。作者根據受訪者個人網絡中具有跨族群交往 的分佈狀況建構此一虛擬變項。由於一半以上（782 人，55.8%）的受 訪者沒有提及任何跨族群的政治討論關係，而在有提及跨族群交往的 受訪者中，提及僅一位跨族群交往的比例達 59.4%，因此將受訪者有 一個及一個以上的跨族群政治討論交往者，編碼為"1"，沒有任何跨族
群政治討論交往者為" 0"，因此在資料的統計分析上即採取二元式多 變項線性對數迴歸分析，而非採取多項式多變項線性對數迴歸。15 2. 以配對關係為分析單位的相關變項 受訪者與政治討論對象的配對關係相關變項包括：1.關係類型； 2.互動雙方在社會位置異質程度，包括教育程度、職業別、婚姻狀況、 年齡層、性別；3.關係的聯繫強度；4.交往對象的社會資本，也就是 交往的他人是否參與志願性團體；5.交往對象的政治資源，即對象是 否認識具有民意代表身分的朋友或親戚。 政治討論關係是否為跨族群交往 以配對為分析層次之線性對數 迴歸分析中的依變項。作者依據受訪者與個別交往對象籍貫類別的一 致性來編碼，受訪者與交往對象籍貫類別一致，編碼為"1"，不一致則 編碼為"0"。在本文中，由於原住民受訪者所佔比例太少，決定不將其 納入分析，因此所有與原住民的配對組皆不納入分析。 關係類型變項 受訪者被詢問其與個別政治討論對象是什麼關 係？以鄰居、同學、同事、好朋友或普通朋友、或是其他關係來作 答。儘管受訪者與政治討論對象可能有多重的關係，受訪者還是依其 主觀判斷從中選一個主要的關係類型。我們將此變項重新編碼為鄰 居、同學、同事、朋友，以及其他關係，而將其中四位交往對象為陌 生人者排除。 社會異質程度變項 作者所建構的變項，用來代表受訪者與討論 對象在社會位置上的異質程度，即計算受訪者與交往對象在教育程 度、職業別、婚姻狀況、年齡層、性別等五個項目上，不屬於相同類 型的次數，次數愈高，代表異質程度愈高，即二者間的社會距離亦愈 大。 關係聯繫強度變項 作者依據交往關係主觀面的親密程度和客觀 15 作者亦曾進行多項式線性對數迴歸分析，由於一人以上的組別人數過低，如閩南人僅 有八人，因此決定採用二項式多變項線性對數迴歸分析。另外，本文雖然因為排除了 沒有非親屬政治討論的受訪者，僅使用原資料的 40%，然並不代表本研究結果沒有外 推性，而是可以外推至台灣地區有非親屬討論對象的一群人，因為該樣本本身是一個 分層抽樣的代表性樣本，請讀者注意。
面的接觸頻率與認識年數來建構此一變項。親密程度的編碼是從不認 識、非常疏遠到最親近，共計有七個等級。接觸頻率的編碼從不認 識、同住、每天到幾個月一次，共計有七個等級。認識年數的編碼從 不滿 1 年到 30 年以上，共計有十個等級。對此三個變項進行因素分 析(factor analysis)，結果顯示此三變項可以整合成一個因素(factor)以 代表聯繫強度的程度。此三個變項分別的因素負荷量為：親密度 0.68；接觸頻率 0.51；認識年數 0.74。將此因素的負荷量以迴歸方式 儲存成變項，成為本研究所使用之關係聯繫強度變項（參考傅仰止 2002 之作法）。 討論對象的社會資本變項 我們以討論對象是否參加社團來測量 受訪者政治討論對象的社會資本之有無。 政治立場同質性變項 包括兩個變項，即依據受訪者與討論對象 是否支持同一政黨或不支持任何政黨，以及在贊成獨立或統一的立場 上是否一致。 討論對象的政治資源變項 以討論對象是否有擔任民意代表的朋 友或親戚來測量此一變項。 （三）資料分析 本文所運用的資料格式有兩種類型：第一為取自原有「台灣族群 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問卷調查，以受訪者為資料觀察值的資料庫， 其中包括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個別交往對象的資料；第二為作者將 受訪者的最多三位非親屬的政治討論交往對象的資料重新編排，而建 構受訪者與個別交往對象的配對關係為資料觀察值的資料庫。在此資 料庫中，每個觀察值為一對受訪者與單一交往對象的配對交往，因 此，分析的單位為配對關係，而非受訪者本身。由於受訪者的基本資 料會反覆出現在此一資料庫中，為避免觀察值的不獨立性，因此涉及 到受訪者基本資料的變項都不放入以配對為分析單位的線性對數迴歸 分析中。 在以受訪者為分析單位的線性對數迴歸分析中，主要的依變項為
受訪者是否有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在以配對為分析單位的分析中， 主要的依變項為該政治討論的交往關係是否為跨族群的政治討論關 係。在統計方法上，首先利用單變項次數分配、雙變項相關分析等來 描述樣本特性，再利用二元多變項對數線性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 型，來建構解釋模型。 其次，作者進一步利用線性對數分析模型(Log-linear model)中的 流動表(mobility table)的方法來檢證受訪者在選擇政治討論交往對象 時，是否傾向族群內聚(in-group selection)（即流動表中的對 "不流動" 的估計值），即傾向於選擇與自己相同族群背景者做為政治討論的對 象。有關的統計方法與解釋模型的建構請參看陳端容、陳東升(1999) 的論文，在此不再詳述，僅說明最適模型(the best fitted model)的結 果。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族群內聚差異」(differential in-group selection) 模型指的是各社會團體皆傾向於選擇團體內成員為交往對象，然而個 別團體對內聚的傾向不同，且達統計上顯著差異的水準。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社會背景特徵的描述 在所有受訪者中，僅有半數的受訪者與他人討論過選舉的事情 (1,733; 49.6%)，其中有 293 位受訪者(17%)沒有提及任何非親屬政治 討論對象，致使符合本研究分析者為 1,401 位受訪者，約佔總樣本的 40.1%。16這 1,401 位受訪者共提出 3,027 位非親屬政治討論的對象， 排除受訪者無法確認交往對象的族群背景，或是交往對象屬於原住民 者，實際納入分析的交往關係為 2,838 對交往關係，佔全部非親屬政 治討論對象之 93.8%。由於本研究的問卷設計旨在要求受訪者分別就 16 有 54 位的受訪者所提及的受訪者之族群背景不明，致使實際納入以受訪者為分析單位 之多變項線性對數迴歸分析的受訪者為 1,347 位。親屬與非親屬來條列政治討論對象，有 83%的受訪者提及非親屬的政 治討論對象。 在這 1,401 位受訪者中，以男性和已婚者的比例稍高，平均年齡 為 36.9 歲。教育程度的分佈上以大學 專科層級所佔比例最高 (48.1%)，高中 職與五專次之。在職業的分佈上，以半專業 服務業 佔多數，為 34.2%，其次為管理與專業人員(24.2%)，勞動階層的比例 相對較低。約有 15%的受訪者為父母跨族通婚。從此項結果可以看 到，相較於社會網絡的資料，本研究之政治討論網絡所包括的受訪者 的教育程度較高，職業偏向白領階層，年齡層亦稍偏低（陳端容、陳 東升 2001）。同樣地，族群間的差異明顯，達統計水準，大體而言， 與閩南籍受訪者相比，大陸省籍與客家籍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偏向於大 學 專科，年齡相對較高，大陸省籍多集中於白領階層的職業，有較 多比例的客家籍與大陸省籍的受訪者父母是跨族通婚，且本身亦是跨 族通婚。若以受訪者的現居住地族群接觸機會類別來看，多數受訪者 居住在多族群混合區(57.8%)，其次為閩南籍人聚集區(35.8%)，族群 差異明顯，大陸省籍受訪者特別集中於多族群混合區(69.7%)。 若以政治討論網絡的大小來看，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只與 1-6 人討 論過選舉的事情(52.5%)，然而，在三個族群中皆有約 16%的受訪者可 說是相當積極的政治討論者，其政治討論對象高達 25 人以上。分析 結果顯示，對於政治興趣高的人，大約是所有受訪者的六分之一，比 例並不是很高（參看表一）。 （二）跨族群的政治討論關係特質描述 1,401 名受訪者提及 2,838 對（雙方皆有族群背景訊息）的非親屬 政治討論關係，平均每一個受訪者提及約 2 位的非親屬政治討論對 象。在 2,838 對政治討論關係中，僅有 31.6% (N=898)的交往關係為跨 越族群界限的交往，在此 898 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中，由大陸省籍受 訪者所提出的佔較多，約為 42.5%，其次為閩南籍受訪者(34.6%)，客 家籍受訪者所提及的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的比例最低(22.9%)。當我們
表一 受訪者人口特質(N=1,401a) 閩南籍 客家籍 大陸省籍 全部受訪者 (988, 70.5%) (148, 10.6%) (265, 18.9%) N % N % N % N % 性別 男性 826 59.0 589 59.6 90 60.8 147 55.5 教育程度 *** 初中以下 250 17.9 207 21.0 24 16.3 19 7.2 高中 高職五專 476 34.0 348 35.3 48 32.7 80 30.2 大學 專科 672 48.1 431 43.7 75 51.0 166 62.6 年齡 * 20-29 歲 416 29.7 315 31.9 37 25.0 64 24.2 30-39 歲 430 30.7 288 29.2 57 38.5 85 32.1 40-49 歲 389 27.8 271 27.5 34 23.0 84 31.7 50 歲以上 165 11.8 113 11.4 20 13.5 32 12.1 職業 *** 管理 專業人員 338 24.2 218 22.1 35 23.6 85 32.1 半專業 服務 478 34.2 335 34.0 45 30.4 98 37.0 勞工 技術工 285 20.4 222 22.5 30 20.3 33 12.5 家管 無職 297 21.2 210 21.3 38 25.7 49 18.5 婚姻狀況 *** 己婚同族 626 45.2 516 52.7 39 26.5 71 27.5 己婚跨族 276 19.9 117 12.0 58 39.5 101 39.1 未婚單身 459 33.2 333 34.0 47 32.0 79 30.6 離婚 其他 23 1.7 13 1.3 3 2.0 7 2.7 父母跨族通婚 204 14.7 34 3.5 26 17.6 144 56.0*** 政治討論網絡大小 1-6 人 734 52.5 532 53.9 70 47.3 132 50.0 7-15 人 329 23.5 217 22.0 36 24.3 76 28.8 16-25 人 115 8.2 85 8.6 16 10.8 14 5.3 25 人以上 221 15.8 153 15.5 26 17.6 42 15.9 現居住區族群接觸機會 *** 單一族群集中[閩南籍] 495 35.8 413 42.4 23 15.6 59 22.6 單一族群集中[客家籍] 88 6.4 24 2.5 44 29.9 20 7.7 多族群混合區 800 57.8 538 55.2 80 54.4 182 69.7 卡方檢定(2) *p<0.05, **p<0.01, ***p<0.001 a各變項有不等的遺失值，最多 51 個，最少 39 個
進一步利用對數模式來檢證不同族群團體的成員在選擇政治討論對象 時是否傾向團體內聚—即傾向於選擇與自己有相同族群背景的交往 對象—分析結果指出，在控制人口分佈的比例後，最適模型為「族 群內聚差異」模型，指的是各族群團體皆傾向於選擇團體內成員為交 往對象，然而個別族群對內聚的傾向不同。結果顯示，客家籍受訪者 具有最強的內聚偏好，相對於選擇非客家籍對象的勝算比而言，客家 籍選客家籍的勝算比增加 493%（相對比為 5.93），其次為大陸省籍 受訪者的族群內聚傾向亦相當明顯，其相對比為 3.19，閩南人的族群 內聚較低，選擇本族的勝算比相較於他族的勝算比增加 23%（相對比 為 1.23）（參看表二）。 表二 政治討論網絡族群內聚強度(in-group selection) 團體內聚強度
(in-group selection, Odds Ratios)
跨族群交往比例 (n=898, 31.6%) 族群類別* 閩南籍 e0.21 1.23 34.6% 客家籍 e1.78 5.93 22.9% 大陸省籍 e1.16 3.19 42.5%
* 表示族群內聚差異模型(differential in-group bias log-linear model)為最適模型
作者根據下列不同的面向來比較跨族群與同族群的政治討論配對 關係的異同：1.關係類型；2.關係的聯繫強度，包括認識年數、接觸 頻率與緊密性；3.討論雙方在社會位置上的異質性；4.社會資本變項； 5.討論雙方在政治立場上的一致性，包括統獨立場與政黨支持；6.討 論對象是否具有政治資源。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相較於同族群的政 治討論，在跨族群交往關係中有較多的比例屬於同事關係，接觸的頻 率較為頻繁，關係是較為親近的，然而政治立場是較不相同的，也有 比較多是跨越性別界限的配對關係。
表三 跨 同族群政治討論連結特質(N=2,838a) 變項名稱 同族群連結 跨族群連結 顯著檢定 (N=1940, 68.4%) (N=898, 31.6%) 2(df) 族群結識關係 25.6(4)*** 鄰居 7.4% 4.4% 同學 14.6% 13.3% 同事 28.8% 37.3% 朋友 47.2% 43.2% 其他關係 2% 1.9% 關係聯繫強度 認識年數 ns 不到 1 年 4.9% 4.0% 1-5 年 28.3% 30.6% 5-9 年 25.9% 28% 10 年以上 41% 37.4% 接觸頻率 7.7(3)* 同住，每天 兩三天一次 55.1% 58.4% 每星期一次 16.7% 15.3% 每個月一次 17.2% 18.4% 好幾個月一次 10.9% 8% 關係親密性 57.2% 60.9% 3.4(1)# 政治立場同質 統獨立場接近 59.4% 55% 14.3(2)*** 政黨支持接近 37.3% 32.9% 5(1)* 社會異質 教育程度 33% 36.3% ns 職業類別 49% 46.8% ns 性別 14.9% 17.4% 2.9(1)* 婚姻狀況 19.2% 26.9% 20.9(1)*** 年齡層 34.3% 35.9% ns 社會資本 對方參與志願性社團 24.6% 24.7% ns 政治資源 對方認識民意代表 26.9% 24% ns # p<.06, *p<.05, ** p<.01, ***p<.001 a族群背景變項有 271 個遺失值，各項數值以百分比呈現。
（三）二元式多變項線性對數迴歸分析 1. 受訪者為分析單位 以下對線性對數迴歸的分析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探討何種 特性的受訪者較易建立跨族群的政治討論關係，對不同族群而言，是 否有不同的解釋因素？同時分析各族群對其他族群的心理意象與族群 差別意識對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影響。表四的研究結果顯示，就閩南籍 受訪者而言，在控制了居住地族群結識機會變項、族群接觸經驗與族 群語言使用能力後，社經背景變項中的性別與職業類別對跨族群政治 討論的形成都有顯著影響。相較於女性閩南人會建立跨族群討論對象 的勝算比(odds)而言，男性會形成跨族群的政治討論的勝算比會減少 36%，其相對比(odds ratio)為 0.64。其次，相較於無職或家庭主婦者 會建立跨族群討論的勝算比，在職場工作的半專業閩南籍受訪者會建 立跨族群討論的勝算比較高。然而對任職管理 專業人員的閩南受訪 者而言，卻沒有特別促進跨族群政治討論的效應。同樣地，教育程度 沒有明顯提高跨族群政治討論的效果。 對大陸省籍的族群來說，社會背景因素只有婚姻地位對於跨族群 政治討論關係的形成有顯著影響，未婚者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勝算 比較相同族群背景但已婚者增加 277%（其相對比為 3.27）。然而， 對客家籍受訪者而言，職業身分有顯著影響，客家人的白領階層如管 理 專業人員或勞動階層者，建立跨族群討論的勝算比遠較無職業者 或家庭主婦的勝算比減少 88%與 94%。職業類別對建立跨族群討論的 影響呈現族群間差異，閩南族群中，有工作的比沒有工作的人更有機 會建立跨族群的政治討論，但是在客家族群，這個變項的作用方向是 相反的；而在大陸省籍族群，則是沒有顯著的影響力。 與影響跨族群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社會聯繫關係的社會背景因素比 較（陳端容、陳東升 2001），只有教育程度的因素是相同的，其餘 職業和婚姻地位都只在跨族群政治互動有顯著影響，造成這樣的差異 可能是因為社會聯繫關係的性質與功能不同，作用因素就會不一樣。 一般而言，職業地位越高所擁有的政治討論的能力也會越高，這些從
事比較有專業知識的社會行動者，建立跨族政治聯繫的機會應該是會 比無業或其他職業的人大。然而在客家族群，職業變項呈現的反向作 用，在閩南族群則以半專業人傾向建立跨族政治討論，顯示政治討論 較易發生在非專業知識的行動者，其中的機制值得未來的研究進一步 加以釐清。 對閩南人而言，政治討論的興趣愈高，其形成跨族群的政治討論 的勝算比愈大，相較於政治討論人數在 1 至 6 人的閩南人會形成跨族 群政治討論的勝算比，政治討論人數在 16 至 25 人或是 25 人以上的 閩南人，會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勝算比較高，分別會增加 72%與 90%（相對比分別為 1.72 與 1.9）。然而，對客家族群而言，政治興 趣的效應卻是負向的，當政治討論人數在 25 人以上時，其會形成跨 族群政治討論的機會反倒是減少。相較於政治討論人數在 1 至 6 人的 客家人會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勝算比，政治討論人數在 25 人以上 者，會形成跨族群政治關係的勝算比會減少 75%。政治興趣的增加反 而降低跨族群的政治討論，與理論預期不一致，到底是因為客家族群 特殊的居住型態，使得有興趣討論政治問題的客家人，比較容易找到 同族人士交談？或是客家族群的特殊政治地位，造成那些關心政治課 題的客家人，積極的尋找同族人士鞏固自己族群的位置？也是未來值 得研究的課題。 再進一步分析各族群對其他族群的心理意象與族群差別意識對跨 族群政治討論的影響。結果顯示明顯的族群差異：對閩南人而言，評 價客家人愛台灣的程度增加其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的機會，當閩南人 覺得客家人愛台灣，會建立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勝算比較不做如此評價 者的勝算比來得高，會增加 11%（相對比為 1.11）。然而，當大陸省 籍者評價客家人政治優勢程度高，卻會減低其建立跨族群政治討論的 勝算比，達 21%（相對比為 0.79）。 對客家族群而言，沒有任何一個有關他族的心理意象對形成跨族 群政治討論有明顯影響。然而，族群差別意識則僅對客家人有影響， 當客家人覺得其與閩南人在文化上有明顯不同時，其會建立跨族群政
治討論的勝算比會較不做如此評價者的勝算比增加很多，其相對比為 16.04。這樣的分析結果反映客家族群的行動較不受對他族主觀評價的 影響，而較受我族與他族差異評估的影響（此時需對我族與他族共同 評估），我們沒有參考的理論或資料可以說明。 從上述對於族群態度相關變項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族群在選擇 其他族群進行社會比較時，並不是全面的，而是主觀地選擇處境與自 己比較類似的族群來加以比較，因為社會處境相同的族群較易透過所 謂的「擬血親」原則，而被視為「我群」，會被以相同的原則來加以 比較與評價，從而對評價的結果有所反應與對應行為。因此，當閩南 人評估其他族群愛不愛台灣，是以有相同居住歷史與政治集體經驗的 客家族群為比較的參考點，而不是以大陸族群，因此當評價客家人是 不愛台灣時，會約制其建立跨族群的政治討論；同樣地，大陸省籍族 群評判他族的政治優勢，也是以同為人口少數的客家族群做為比較的 參考點，當大陸省籍評價應是同屬於所謂的「弱勢」的客家族群卻享 有政治優勢時，對其跨族群的政治討論同樣產生限制性的效果。這樣 的結果反映出族群的互動受族群社會比較的影響，當被比較的對象產 生與「刻板印象」的「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現象時，對 進行族群評價的一方會產生一定影響，亦對跨族群互動有降低的效 果。 在族群空間接觸機會、族群接觸經驗與族群語言使用能力的三類 控制變項的部份，語言使用能力對於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的形成並沒 有顯著的影響，而族群空間接觸機會與族群接觸經驗的變項以不同的 方式產生顯著影響。首先，對客家籍受訪者而言，受訪者跨族群通婚 經驗對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有較明顯的影響，相較於同族群通婚 會建立跨族群討論的勝算比，跨族群通婚者會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關 係的勝算比較高，會增加 391%（相對比為 4.91）。另外一個顯著的 變項是 15 歲以後接觸大陸省籍朋友的機會，有這種經驗的客家人日 後形成跨族群政治的勝算比相對而言是較沒有這種經驗的人高，會增 加 489%（相對比為 5.89），影響非常大。同時，目前居住在多族群
混合區的客家人形成跨族群政治的勝算比，相對不是居住於多族群混 合區者的勝算比會增加 342%（相對比為 4.42）。 其次，族群接觸經驗對閩南籍受訪者建立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的 影響，主要是透過 15 歲以後接觸大陸省籍者的機會。15 歲以後接觸 大陸省籍機會較多的閩南人在建立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勝算比相對而言 會增加 74%（相對比為 1.74）。最後，早年（15 歲以前）有接觸閩南 人的經驗對大陸省籍者建立跨族群政治互動是重要的，在 15 歲以前 接觸閩南人的機會多，他們日後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的勝算比相 對而言會增加 259%（相對比為 3.59）。 與他族接觸經驗對於三個族群有不同的影響，造成這樣差別的原 因，可能反應的是族群居住的空間聚集型態不同，以及族群地位的差 異。我們推測，客家人的居住地通常都集中在特定的鄉鎮，當他 她 們長大後，有機會接觸到其他族群的人，特別是大陸省籍人士，就有 助於跨族群政治互動的發生。對於人數居多的閩南人來說，成為 15 歲 的青少年之後，與其他族群的人接觸累積了一些經驗，會基於對自己 族群地位的信心，或試圖擴大自己族群的政治影響力，積極的和他族 成員進行政治討論。至於外省族群人士，只有早期族群態度的社會化 對於跨族群政治互動有影響，15 歲以後的跨族群互動經驗則沒有影 響，可能是隨著成長過程逐漸對其他族群的政治地位與政治態度形成 相當明確的看法，再加上如果政治立場明確的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進 行政治討論對於人情關係可能造成的衝擊，更降低跨族群政治互動的 情況（參看表四）。 根據以受訪者為單位的分析結果，我們發現社會背景變項和社會 心理變項都是影響台灣跨族群政治討論行為的重要因素，只是對於不 同族群影響的方式有所差異。而控制變項的部份，不同類型的跨族群 接觸經驗與機會是促進跨族群政治討論的顯著因素，可能是進行跨族 群的政治互動之前，社會行動者要有一些對於其他族群的認知，缺乏 這些文化的重疊性，是不容易產生跨族群的政治討論。 2. 族群配對的分析層次
表四 跨族政治討論網絡形成之對數邏輯分析：以受訪者為分析單位
閩南人 客家人 大陸省籍
Odds Ratio 95% CI Odds Ratio 95% CI Odds Ratio 95% CI 社經背景變項 性別[男/女] 0.64* 0.44, 0.94 1.39 0.32, 6.09 1.6 0.67, 3.81 婚姻狀況[已婚同族]1 已婚跨族 1.31 0.76, 2.24 4.91* 1.02, 23.73 0.88 0.34, 2.24 未婚 1.22 0.82, 1.80 3.51 0.49, 24.88 3.77** 1.23, 11.58 教育程度[初中以下] 高中 高職五專 1.15 0.65, 2.01 1.04 0.15, 7.55 3.12 0.54, 17.93 大學 專科 1.75 0.96, 3.19 1.73 0.17, 17.14 2.69 0.49, 14.69 職業[無職] 管理 專業人員 1.48 0.95, 2.32 0.12* 0.01, 0.99 0.41 0.11, 1.58 半專業 服務 軍人 1.76* 1.1, 3.11 0.59 0.05, 7.08 0.32 0.09, 1.16 勞工 技術工 0.71 0.4, 1.24 0.06* 0.01, 0.77 4.34 0.35, 54.41 他族語言流利程度 國語 1.05 0.96, 1.18 0.66 0.39, 1.12 ─ ─ ─ 客家語 1.06 0.92, 1.19 ─ ─ ─ 1.16 0.88, 1.31 閩南語 ─ ─ ─ 1.15 0.85, 1.57 1.07 0.92, 1.44 他族意象 閩南人看客家人愛台灣程度 1.11* 1.01, 1.24 ─ ─ ─ ─ ─ ─ 閩南人看客家人政治優勢程度 1.06 0.84, 1.05 ─ ─ ─ ─ ─ ─ 客家人看閩南人勤勞程度 ─ ─ ─ 1.25 0.77, 2.05 ─ ─ ─ 外省人看客家人政治優勢程度 ─ ─ ─ ─ ─ ─ 0.79* 0.61, 0.99 族群意識 客家人與閩南人文化不同 ─ ─ ─ 16.04* 1.02, 291.27 ─ ─ ─ 閩南人與客家人政治態度不同 0.76 0.35, 1.68 ─ ─ ─ ─ ─ ─ 族群接觸經驗 父母跨族通婚[有 無] 2.06 0.85, 4.99 ─ ─ ─ 1.02 0.41, 2.48 15 歲前族群接觸經驗 接觸閩南人機會多 ─ ─ ─ 0.88 0.16, 4.62 3.59** 1.26, 10.25 接觸外省人機會多 1.16 0.79, 1.71 1.35 0.35, 5.16 ─ ─ ─ 15 歲後族群接觸經驗 ─ ─ ─ 接觸閩南人機會多 1.44 0.24, 8.64 1.72 0.37, 7.91 接觸外省人機會多 1.74* 1.03, 2.96 5.89** 1.34, 25.89 ─ ─ ─ 現居住區族群接觸機會[單一族群集中區] 多族群混合區 1.26 0.89, 1.79 4.22* 1.18, 15.08 1.11 0.46, 2.65 政治討論網絡大小[1-6 人] 7-15 人 1.19 0.78, 1.82 0.46 0.09, 2.13 1.12 0.44, 2.86 16-25 人 1.72 0.95, 3.08 9.25 0.74, 114.9 2.07 0.32, 13.52 25 人以上 1.90* 1.17, 3.10 0.25* 0.04, 1.45 1.00 0.31, 3.23 Model Chi-Square Improvement over
constant only mode(2) 62.12(20)*** 54.03(20)*** 35.83(18)***
*p<0.05, **p<0.01, ***p<.0001
註 1：─ 表示該變項不適用於該族群的分析模型。
註 2：由於客家族群的樣本數過低，該模型恐有 overfitting 的可能，請讀者注意，同時父母 跨族通婚在客家族群的數量過低，造成估計有偏誤，故不放入分析模型中。
第二部分的多變項線性對數迴歸分析是以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 (dyad)為分析單位。我們考慮五個主要影響跨族群政治討論關係形成 的變項：1.社會關係類型；2.交往雙方的社會異質程度；3.關係聯繫強 度；4.交往對象是否擁有社會資本；5.交往雙方政治立場的同質性；6. 交往對象是否擁有政治資源。表五配對關係的多變項線性對數迴歸分 析的結果顯示，族群政治討論發生的社會場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也 就是說跨族群政治討論發生在鄰居、同學、同事和其他社會場域的機 會大致上是相同的，唯一的例外是，客家及閩南族群同事接觸比較容 易促成跨族群政治討論的發生。 社會異質性變項對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有明顯的正面影響。就閩 南與大陸省籍者而言，社會異質程度愈高，會形成跨族群政治討論的 勝算比相對而言愈大，其相對比分別為 1.25 與 1.61。陳端容、陳東升 (2001)的研究也發現台灣社會的行動者會因為工具性的目的（如職位 升遷）而和社會地位不同的人進行跨族群交往，也就是以異質性原則 進行跨族群互動，這樣的結果是否意謂著具有差異地位經驗的人越容 易進行跨族群的社會關係的形成，則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 對閩南人而言，聯繫強度較大的交往對象較易成為跨族群政治討 論的對象，其勝算比相較而言會增加 21%（相對比 1.21）。然而，對 大陸省籍族群而言，強聯繫的交往對象反而不易成為跨族群政治討論 的對象，其勝算比相較而言會減少 23%（相對比 0.77）。分析的結果 基本上是支持我們的假設，台灣社會族群在國家認同等政治立場上有 相當大的歧異時，多數族群的緊密關係較易促成跨族群政治討論，少 數族群則是避免和交情長久的跨族群朋友進行政治討論，可能是要避 免友情的崩解。在兩個少數族群中，政治意識形態內部一致性高的大 陸省籍人士，又比客家族群更不會和跨族群的老朋友進行政治討論。 很顯然的，社會關係的緊密程度會不會促成資訊的交流和意見的討 論，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雙方所屬的社會團體意識形態上的 差異、團體規模的大小等。 分析結果顯示社會資本變項對於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形成並沒有顯
著的影響，與我們預期的結果並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台灣志願 性組織的發展並不成熟，即便有些民眾參與社團，但是仍然無法在這 種公共場域中，積極促成以普遍性公民身分為基準的公眾討論。同時 也可能因為本研究資料缺乏對受訪者的直接測量，而僅詢問受訪者的 交往對象，而受訪者是否知道交往對象是否參加志願性組織，頗值得 商榷。 政治立場的一致性會增加行動者願意跨越族群界限而就政治議題 進行討論嗎？分析的結果顯示，政治立場一致性的影響是因族群身分 而有所差異的，同時其作用力的方向也不一樣。就閩南人而言，在政 黨支持上意見越不同的朋友會是跨族群交往關係的可能性較大：相較 於政黨支持不一致者會是跨族群討論對象的勝算比，政黨支持意見一 致者形成跨族群討論的勝算比會減少 31%（相對比為 0.69）。但是， 就大陸省籍的受訪者而言，統獨立場的一致性卻是影響其願意跨越族 群界限的重要因素，相較於統獨立場不一致的朋友，交往對象在統獨 立場上一致，而成為跨族群的政治討論對象的勝算比會增加 104%（相 對比為 2.0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大陸省籍族群而言，統獨立 場一致性所形成的促進效果會受社會異質性程度的交互作用影響而減 弱。換言之，儘管統獨立場上一致會使雙方跨越族群的界限而進行政 治討論，然而當交往雙方的社會異質性過大時，仍舊會對跨族群界限 的努力產生限制性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多數族群的閩南受訪者比較有可能和自 己政黨支持立場不同的人進行政治討論，可能是因為多數族群的社會 行動者積極的想要說服不同族群的他人，支持自己所偏好的政黨，這 可能是基於對自己族群政治地位的信心，形成強烈的動機去遊說其他 族群的成員，並能夠承擔這種意見不同政治討論後可能造成朋友情誼 破裂的風險。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多數族群的成員政治立場較為多 元，他們對於不同政治意見包容度比較高，所以有意願和具有不同政 黨支持的其他族群進行討論，這兩種不同的可能性需要後續的研究來 驗證。至於少數族群的大陸省籍人士則會因為國家認同立場一致性而
增加跨族群政治討論的機會，顯示當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存在著政治 意識形態的差距時，少數族群的社會行動者會傾向於尋找和自己統獨 立場一致的跨族群成員進行政治討論，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或者破 壞跨族群間的友誼。 最後，我們評估交往對象的政治資源是否與建立跨越族群政治討 論相關，分析結果指出，對客家人而言，交往對象若認識民意代表會 成為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的勝算比是較沒有認識任何民表代表者的勝 算比來得低，減少 56%（相對比為 0.44）。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客 家族群的受訪者居住空間聚集性高，不容易和擁有政治資源的其他族 群之朋友建立關係，所以一旦部份的客家人建立起這樣的人脈關係可 能會儘量的維繫，並且使用在協助處理工具性的事務上（陳端容、陳 東升 2001: 39），討論政治問題或取得政治資訊可能會因為意見相左 而妨害此類關係的維繫，所以客家族群可能比較不會選擇這些跨族群 的他人為政治意見提供的管道或是討論對象（參看表五）。 綜合來說，台灣跨族群的政治討論主要仍是受到社會關係強度、 社會位置異質性與政治立場一致性的影響，社會資本的作用力對於三 個族群的跨族群政治互動都不顯著。相較於社會關係的變項，政治態 度對於三個族群都有顯著的影響，只是統獨立場一致性是促成少數的 客家與大陸族群進行跨族群政治討論的因素，而政黨支持的差別反而 促成多數的閩南族群進行跨族群政治討論。這樣的差異反應多數與少 數族群權力地位的差異，少數族群選擇跨族群政治討論對象，必須要 考慮到敏感的統獨問題，避免因為這個重要的態度分歧造成與他族互 動對象的人際衝突。此外，少數族群並不會積極的去找那些與自己政 治立場不同的他族朋友進行政治遊說的工作，對於少數族群的成員來 說，能夠鞏固自己族群的團結，並維持與他族朋友的支持，就已經達 到保持自己利益的目的，所以跨族群政治互動偏向強化自己和互動他 人相同的政治見解。對於多數族群來說，則是透過主動遊說政黨立場 不同的他族朋友支持自己的見解，以擴大本身或是自己族群的政治影 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