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養子的類型及其禮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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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養子的類型及其禮法地位

羅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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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唐代的養子法依古禮而制訂，只許收養同宗昭穆相當者，並例外地聽養三歲以下棄兒；養女因不涉及傳承問題，態度上比較開放。為了維護身分秩序，養子法不准別色相養。由於養子法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與期望，一些非法的、不合禮法的收養形式遂相應而生。大致來說，唐人的收養行為以同宗養子、異姓養子、養女、養賤人為子女四大類型為主，另有收養隨母嫁子女、宦官養子女之特殊形態。禮法與人情之間的落差是很大的。養子涉及身分的改變與家族秩序的重建，也影響其在養家、本生家的地位與關係，故相關規定很嚴格，民間習俗也有慣常作法。養子依親子孫法，異姓者要改姓，譜系上要列於養家，戶籍要析出本生籍。服紀上要尊所後，降本服一等；財產方面，養子一如親子之分額；在政治權力上，養子可以襲封與承蔭。養子是一種擬血緣關係，如本生家無子，或養父母不願留養，養子可歸宗。養子一旦歸宗，收養關係便終止，所有禮法地位與權利義務關係皆回歸如常。關鍵字：唐同宗養子異姓養子別色相養本生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E-mail: thl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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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一般的養子類型

二、特殊的養子類型

三、養子之禮法地位及其變動

結語

前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1其意蓋謂無子則祖先血食斷絕，家族氣脈終止，乃不孝之猶大者，亦古人極不欲發生之憾事。然事有不獲己者，方其當真無子時，為了紹先世、續後嗣，遂發展出一套立子置後的方法，《儀禮．喪服傳》：「以支子後大宗也。」2《禮記．雜記上》：「無子則為之置後。」宗法社會裡強調大宗不絕，重視封建貴族繼嗣，3 但這種置後的想法，未必適用於往後的官僚士大夫或庶民百姓，要發展出養子的概念，似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無子者要如何置後，才能讓祖先祭祀不斷，家族綿延不絕，這其實是個大難題。古人早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說法，4不啻將繼

1 ［漢］趙岐注，［宋］宋孫奭疏，《孟子》，收入［清］阮元審定，盧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館，1965 據清嘉慶二十年［1815］南昌府學刊本；以下簡稱《十三經注疏本》，出版資料不再重複列出），卷7 下，〈離婁章句上〉，頁 137。 2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儀禮》（《十三經注疏本》），卷 30，〈喪服傳〉，頁 358。 3 正義引《公羊》何休注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不絕，重本也。」［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公羊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莊公二十四年〉，頁101。《禮記．雜記上》正義曰：「無子則為之置後者，……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仍然是為封建貴族置後。［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十三經注疏本》），〈雜記上〉，頁 714。 4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十三經注疏本》），卷13，〈僖公十年〉，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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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的空間壓縮到無子者之同族，凡非其族類者，祖先皆不受其祭享。然而，只為了家族傳承而立嗣，能否滿足無子者之心意與目的？如果族中沒有適當人選而外求，是否構成無子者之大忌？換言之，誰能繼絕，立誰為後，甚至要不要立嗣，都是無子者該再三思量，慎重考慮的。由於每個人的想法複雜多變，既有觀念未必有約束力，法制規範也不足以產生威嚇作用，故繼嗣問題常隨著個人需要與意願，有著多樣化的面貌。歷來有關收養的名稱頗多，禮經與秦漢律多名之為人後、後子，5宋代以下則常用繼子、嗣子等稱之。6前者常與嫡子為嗣牽合在一起，不專論無子者要收養何人。後者蘊含立嗣概念，無論在民間習慣與司法實務上，用得都很普遍。唐宋時無子收養的法條名稱分別為「養子捨去」條與「養子」條，7明清法律用語上也仍是「養同宗之人為子」、「乞養異姓義子」等。8養子與是否為嗣，嚴格說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養異姓為子更因情況多變，而有假子、義子（兒）、繼子（與繼父對稱）等稱呼。本文一方面要觀察禮經與秦漢以來「置後」觀念的演變，追溯唐人

5 為人後或後子均以立嗣子為要點，甚至指親生子的嫡庶之辨，與本文在主題與方向上不盡相同。關於秦漢的後子及相關問題，可參考：尹在碩，〈秦漢律所反映的後子制和繼承法〉，《秦漢史論叢》第9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 247-270；劉欣寧，《由張家山漢簡《二年律令》論漢初的繼承制度》（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07），第五章，頁83-92；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年律令》與漢代社會研究》（北京：中華書局，2010），第四章。 6 宋代以下，常將擬制的兒子稱為繼子、嗣子，設定該種關係的行為稱為立繼、立嗣，這從史料上及學者的論著裡，都可看出這種趨勢。如滋賀秀三著，張建國、李力譯，《中國家族法原理》（北京：法律出版社，2002），第三章；邢鐵，《家產繼承史論》（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第四章；程維榮，《中國繼承制度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06），第二、五章。 7 ［唐］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臺北：弘文館出版社，1986），卷 12，〈戶婚律〉，「養子捨去」（總157 條），頁 237；［宋］竇儀等撰，吳翊如點校，《宋刑統》（北京：中華書局，1984），卷 12，〈戶婚律〉，「養子」條，頁 192-194。 8 黃彰健編著，《明代律例彙編》（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 4，〈戶律．戶役〉，「立嫡子違法」條，頁461-462；張榮錚、劉勇強、金懋初點校，《大清律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卷 8，〈戶律．戶役〉，「立嫡子違法」條，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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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立法的根源，另方面擬從唐人實際的收養行為中，去理解無子者要養誰為子，誰具有符合的資格與條件，誰才是無子者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本文著重在唐人的收養概念，至於是否為嗣，能否繼絕，只是衍生之義，並非必要因素，故本文題名用養子，而不用後子、繼子、嗣子等。探討養子問題的著作不算少，張國剛針對這種擬制血親關係，就收養的對象、目的、契約形式、與本生父母關係、解除收養問題、財產繼承條件，做了簡要而具啟發性的討論。9川村康、蔣義斌都從《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宋代的養子及立繼、繼絕問題。10泛論歷代養子問題者，邢鐵、李淑媛在財產權上著墨較深，11程維榮則強調其宗祧繼承意義；12 安．沃特納（Ann Waltner）在收繼的態度與異姓收養的解釋上頗有見地；13仁井田陞於養子的除附手續、改姓與否、系譜載錄上，討論得最深入；14滋賀秀三在嗣子的選定、兼祧習慣、嗣子地位等方面，論述最細緻，資料引證最周全。15然而，各家所論著重在宋代以下的情形，唐代以前的演變難免顧此失彼。在收養概念上，滋賀秀三只選定嗣子來討論，而視恩養性的義子為不正規的家族成員，16如此割裂議題，恐難予

9 張國剛，《中國家庭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時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 169-173。 10 ［日］川村康，〈宋代における養子法—判語を主たる史料として－（上）〉，《早稻田法學》64 卷 1 號（1988，東京），頁 1-55；〈宋代における養子法—判語を主たる史料として－（下）〉，《早稻田法學》64 卷 2 號（1989，東京），頁 1-138。蔣義斌，〈《名公書判清明集》中立繼與繼絕的判例〉，收入宋代官箴研讀會編，《宋代社會與法律──《名公書判清明集》討論》（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1），頁 33-46。 11 邢鐵，《家產繼承史論》，頁 94-103；李淑媛，《爭財競產──唐宋的家產與法律》（臺北：五南圖書公司，2005），頁 112-135。 12 程維榮，《中國繼承制度史》，頁 69-88。 13 安．沃特納（Ann Waltner）著，曹南來譯，《烟火接續：明清的收繼與親族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43-52、64-103。 14 ［日］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 788-808。 15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李力譯，《中國家族法原理》，頁 254-300。 16 滋賀秀三認為養子分兩種，繼承性之養子稱為嗣子，恩養性的養子稱為義子。義子主要有乞養、隨母改嫁二種，滋賀秀三都視為不正規的家族成員。見氏著，張建國、李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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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完整的養子全貌，本文擬做調整。在養子的類型上，學者們只注意同宗養子、異姓養子與養女之別，但鮮少人在意賤人階層的收養情形。再者，異姓養子的特色絕不僅止於收養異姓，而在於什麼身分的異姓被收養，被收養者在養家的名分是什麼。這些問題如果不做仔細分疏，不在類型上清楚標示，則收養概念仍猶在迷霧中。至於養子與養家、本生家的關係，在宗祧繼承與財產權利之外，收養程序、歸宗方式、政治權力等課題，也還有探討的空間。唐代的養子法規完善，唐律〈戶婚律〉的「養子捨去」（總157 條）、「立嫡違法」（總158 條）、「養雜戶等為子孫」（總 159 條），都在處理養子或相關的問題，宋代以下法律且將此三條合併為一條。本文從養子法的各項規定討論起，試圖列出法定的收養類型，並從其與社會現象的比對中，舉出非法的、法外的收養形式。因為養子的類型多變，常隨人情所欲而各行其是，故既非法律專條所能限定，也非禮教的繼絕觀念能夠涵蓋。本文一方面觀察養子問題如何擺盪在禮、法理想與人情現實之間，再方面就其引發的相關議題，如家族傳承地位、家產繼承權利、與養家、本生家的關係等，做進一步的分析。本文所列收養的四大類型是：同宗養子、異姓養子、養女、養賤人為子女。因其皆列於養子法規，是養子之常態，故以一般的養子類型視之。至於收養隨母嫁子女或宦官養子女等形態，則無法令規範，係屬個人好惡之社會現象，另以特殊類型論之。收養對養子本人與兩方家庭的生活與權益，都會產生莫大的影響。這是一個改變家族身分、重建家族秩序的新關係，而不是普通的生活照顧或訓導教育，故凡與身分改變無關的依養親族、恤養孤幼、收養門客等，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至於純粹為了軍政目的而收養義子或假子，文中雖與家族傳承的養子做了比較，但因其不同於一般養子，故不列入養子的類型中。

《中國家族法原理》，頁46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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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的養子類型

（一）同宗養子

在重視子嗣傳延、家族奉祀的傳統時代，無子總是一件令人煩惱的大事。但立誰為後，何人才可為後，早在《儀禮．喪服傳》已立下原則：「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17以同宗支子為後，便成為後代養子的基本立場。然而，周制唯封建貴族是論，大宗不可絕，「小宗無子則絕」，18這樣的觀點可能很難為封建瓦解後的官僚階層或庶民百姓接受。從漢初《二年律令》的〈置後律〉來看，無論是「疾死置後」或「死事置後」的爵位繼承，抑或一般民戶的代戶繼承，都已不再區分大宗、小宗，顯示封建宗法的立後觀念，至此已有轉變。可是〈置後律〉男女交錯、尊卑間雜的傳承方式，既不合於儒家的男系主義、尊卑秩序，19也沒有提及無後養子的相關規定，可見離同宗養子的法制化還有相當一段距離。漢晉南北朝時期，宗室諸王入繼或出養的例子不勝枚舉，大體皆依循同宗養子的原則，罕有例外。深受儒家薰陶的士大夫，如漢、三國的伏恭、諸葛亮，兩晉的羊祜、劉頌等，也無不是以兄弟子為後。20南朝的謝弘微、范曄、江斅，北朝的房彥謙、裴伯茂、崔孝演等，則出繼伯叔族親為子。21庶民情形雖然不易於史料中見到，不過從晉令養子條「於

17 《儀禮》，卷 29，〈喪服傳〉，頁 347。 18 正義引《公羊》何休注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不絕，重本也。」［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公羊注疏》，〈莊公二十四年〉，頁101。 19 羅彤華，〈「諸戶主皆以家長為之」──唐代戶主身分研究〉，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禮、教育與國法》（二）《家內秩序與國法》（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27-39。 20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 新校標點本），卷79 下，〈伏恭傳〉，頁2571；［晉］陳壽，《三國志》（臺北：鼎文書局，1974 新校標點本），〈蜀書〉，卷 35，〈諸葛亮傳〉，頁931。［唐］房玄齡等，《晉書》（臺北：鼎文書局，1979 新校標點本），卷34，〈羊祜傳〉，頁 1024；卷 46，〈劉頌傳〉，頁 1308。 21 ［唐］李延壽，《南史》（臺北：鼎文書局，1981 新校標點本），卷 20，〈謝弘微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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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判斷，22庶民養子應該也不在少數，所以才有關於事役復除的特別規定。由此可見，無子收養不再是封建貴族的專利，也不是宗室諸王的特權，各階層的人士都可能有此需要。至於養誰為子，誰能被收養，是否只如禮經的「同宗則可為之後」那麼簡單，可也未必。北魏蘇淑「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23 這其實是以弟為子。《魏書》用「冒養」一詞，似乎對於該種收養不甚以為然。明確詳定養子之法者，始見於唐律令。《唐律疏議》卷12〈戶婚律〉「養子捨去」疏議引〈戶令〉曰：無子者，聽養同宗於昭穆相當者。24 這裡的養同宗為子，既未對養者的身分階層設限，也不言養子的目的在立後，可以說這個法條自王室至庶民皆普遍適用，但該養子是否為後嗣，似不在本條考慮之列。禮經與秦漢律裡非常重視的後子概念，唐人在〈戶婚律〉「立嫡違法」（總 158 條）另立規範。自此，唐代的養子已與嫡子、嗣子分開，養子可以為嗣，但也可不必為嗣。〈高公（力士）墓誌銘〉曰：「嗣子正議大夫前將少監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承悅，猶子為繼。……養子內給事承信等。」25就顯示養子非必嗣子，而嗣子承悅其實就是同宗養子。唐人在養子概念上的大突破，使其與置後、為嗣脫鈎，可能就源於養子已是平民百姓的常見行為，官僚貴族的立嫡立嗣都與他

549；卷 33，〈范曄傳〉，頁 848；卷 36，〈江夷附曾孫斅傳〉，頁 942。［唐］李延壽，《北史》（臺北：鼎文書局，1981 新校標點本），卷 39，〈房彥謙傳〉，頁 1417；卷 38，〈裴伯茂傳〉，頁1382；卷 32，〈崔孝演傳〉，頁 1182。 22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北京：中華書局，1988），卷 69，〈禮．沿革．嘉禮〉，「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頁1913。 23 ［北齊］魏收，《魏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 新校標點本），卷88，〈蘇淑傳〉，頁1913。 24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12，〈戶婚律〉，「養子捨去」（總157 條），頁237。 25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七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潘炎〈大唐高公（力士）墓誌銘并序〉，頁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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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關，所以唐人專立養子條以約束一般收養行為，而另置立嫡條以為傳襲封爵之用。〈戶令〉列出無子收養的兩個條件，一是同宗，另一是昭穆相當者。養異姓或賤人為子，原則上皆不許。收養同宗子，從實例上看，以伯叔養兄弟子為最多，《舊唐書》、《新唐書》中聞人如虞世南、杜正倫、薛收、戴冑、王凝等皆是。26墓誌中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且遍及於中下層文武官吏與庶民，如京兆少尹李佐、潞城縣令張忱、益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姚遷、殿中省尚藥段文絢、留守兵馬使魏涿、左龍武軍將軍李忠義、鄉貢進士鄭堡、處士張餘等。27古人所謂「兄弟之子，猶子也」，28 無子者最常見的收養來源，就是猶子。同宗之從兄弟子、再從兄弟子、族兄弟子等，亦同樣是可考慮之收養對象。如李逢吉（758-835）無子，以從弟子為嗣；盧邁（739-798）再娶無子，也以從父弟子為後；崔祐甫（725-780）與嬰甫為再從兄弟，嬰甫之子出繼為祐甫之胤；白居易（772-846）無子，終以姪孫阿新為後；崔元亮因從祖弟歿而無後，故命幼子為其繼絕承祧；湖南觀察使崔罕無子，特鍾愛堂猶子紹，遂以之為後。29

26 虞世南繼叔父後，杜正倫以兄子為嗣，薛收出繼從父，戴冑以兄子為後，王凝以弟子為嗣。各見《舊唐書》、《新唐書》本傳。 27 ［清］董誥等輯，《全唐文》（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 784，穆員〈京兆少尹李公墓誌銘〉，頁8205。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天冊萬歲003，頁 879；開元 354，頁 1401。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大中 020，頁 983；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咸通 067，頁2431；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51，頁 617；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大中165，頁 2379；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 161，頁 564。 28 《禮記》，卷 8，〈檀弓〉，頁 143。 29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臺北：鼎文書局，1976 新校標點本），卷174，〈李逢吉傳〉，頁5223；［後晉］劉昫等，《舊唐書》（臺北：鼎文書局，1976 新校標點本），卷 136，〈盧邁傳〉，頁3754；《舊唐書》、《新唐書》之〈崔祐甫傳〉均載嬰甫為祐甫弟，但據《新唐書》卷72 下〈宰相世系二下〉（頁2800-2801），嬰甫應為祐甫之再從弟。［唐］白居易，《白居易集》（臺北：漢京文化公司，1984），卷 71，〈醉吟先生墓誌銘并序〉，頁 1504；卷70，〈唐崔公墓誌銘并序〉，頁1471。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乾符019，頁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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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中的子輩若無合適可收養者，則可考慮以孫輩繼嗣。因無子而立孫輩者，始自晉侍中荀顗（?-274），《晉書》曰：「顗無子，以從孫徽嗣。」30然宋明帝時人議之曰：「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31以孫繼絕的做法，並不因禮之所無，遂斷了人情之想望。在歷經南北朝之醞釀後，唐代終於出現以孫繼絕的法令：「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已上，不得析。」32日本《令集解》穴云：「又唐令云：上條以子孫繼絕者，謂為養子也。」33其實何止是養子，養孫輩（曾、玄）亦已為唐人接受，如前引白居易無子，以姪孫為嗣；泗州長史田侁既無別息，親故又相繼淪謝，只能以姪孫繼副其後。34 同宗養子、養孫為後，皆為〈戶令〉所許可，但當時尚無兼祧之舉，35若是養弟為後，則有昭穆不相當的疑慮。傳統時期為祖先立廟祭祀，非常重視昭穆次序，少有敢亂其倫序者，即使皇位繼承難免因兄弟代立承統，引起祭儀上的問題。如中宗與睿宗就是兄弟相及，孫平子與太常博士陳貞節等人，在孝和是否出置別廟、弟是否先於兄祭祀等方面，見解針鋒相對。但除了這個特例，他們都同意「禮，無兄弟相為後之文」，以及「禮，兄弟相繼，不得稱為嗣子」的經義。36在皇位繼統上，昭穆固然不可亂，但仍然不乏兄弟相及者；在封爵承襲上，只有承嫡子孫方

30 房玄齡等，《晉書》，卷 70，〈荀顗傳〉，頁 1150。 31 李延壽，《南史》，卷 36，〈江夷附曾孫斅傳〉，頁 942。 32 ［日］仁井田陞撰，栗勁等編譯，《唐令拾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卷 9，〈戶令〉十五引開元二十五年令，頁143。 33 ［日］惟宗直本編，《令集解》，收入［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館，1989），卷 9，〈戶令〉，「為戶」條集解引穴云，頁 273。 34 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貞元 067，頁 1885。 35 唐宋時罕有兼祧的例子，至明清時兼祧的情形多起來，相關的立法至乾隆年間才制定。見邢鐵，《家產繼承史論》，頁79-81；滋賀秀三著，張建國、李力譯，《中國家族法原理》，頁260-263。 36 ［宋］王溥，《唐會要》（臺北：世界書局，1974），卷 17，〈廟災變〉開元五年十月議，頁353-355；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200，〈儒學下．陳貞節傳〉，頁 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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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繼絕，37不過礙於現實，同樣只好稍加放寬，開元十五年（727）閏九月敕：「諸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為後，曾經侍養者，聽其承襲，賜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雖不曾侍養，亦聽承襲。」38開元敕特別提及「以兄弟為後」，似反映官人為家族利益而不顧昭穆，政府便也隨順其意地做了妥協。收養養子原因的多樣化，很難從律令的制式語言中反映出來，但擇賢立愛常是選取養子的最根本理由。如少府少監苗稷，少孤，「為從父太師所愛，因命為己子」，其甲籍蔭冑，皆繼太師。左領軍衛翊府郎將曹惠琳（?-779），本望燉煌康氏，未齠齓，舅氏見而奇之，毓為後嗣，遂稱曹氏。39這裡雖有異姓養子的問題，然二例終不脫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此蓋為無子收養之主要原因。收養能夠成立，關鍵在所養家與本生家達成協議，養子本人不過被動地接受安排。唐代史料中提及家長命繼之例甚多，如張漢璋「始生而奉命出嗣諸父之後」；崔元亮從祖弟歿而無後，命幼子聽繼；江南西道都團練副使鄭高（?-805）無胤，「嘗命堂姪小陽為嗣」；殿中省尚藥奉御段文絢（?-849）遺言，以姪承嗣；崔祐甫無子，「遺命猶子植為嗣」；青州戶曹參軍韋挺（590-647）無子，「長兄揆命眾子行宣，可為繼嗣」；右武衛將軍乙速孤（599-660）「素無息允，命昆弟之子令從為嗣」。40

37 仁井田陞撰，栗勁等編譯，《唐令拾遺》，卷 12，〈封爵令〉二乙「王公以下子孫承嫡者傳襲」引開元七年、開元二十五年令，頁219。 38 ［宋］王欽若等編，《冊府元龜》（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72），卷 173，〈帝王部．繼絕〉，頁2088。 39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苗恪〈唐苗公（弘本）墓誌銘〉，頁363；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曆 041，頁 720。 40 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大中 142，頁 2362；白居易，《白居易集》，卷 70，〈唐崔公墓誌銘并序〉，頁1471；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四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崔群〈唐鄭府君（高）合祔墓誌銘并序〉，頁104；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020，頁 983；劉昫等，《舊唐書》，卷119，〈崔祐甫傳〉，頁3441；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寶曆006，頁 874；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234，劉憲〈大唐乙速孤府君碑銘并序〉，頁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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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家命出，所養家命繼，才能結成這個收養關係，而兩家之間的情誼，就不能只從同宗族屬這個角度來理解。至於父命，有可能只是臨終遺言，未必早先就籌劃好的。宋代有條法曰：「立繼者謂夫亡而妻在，其絕則其立也當從其妻。命繼者謂夫妻俱亡，則其命也當惟近親尊長。」41唐代律令未見將立繼、命繼分得如此清楚，史料也很少有夫亡妻作主之立繼，但並不是說孤兒家的近親尊長就真的什麼事都不管。河南府兵曹參軍蕭放夫婦身故，兒女三人無所怙恃，「時保傅家老為政，已為他人所乞丐矣」。42這裡所謂的保傅家老，可能就是蕭氏的近親尊長；所謂「為他人所乞丐」，大概就指孤兒女三人分別為人收養，或依養於親族。唐人的繼絕觀念相當強烈，在作法上也深具彈性化、多元化的特色。正因為養子的實例已多，情勢發展更臻成熟，宋代出現立繼、命繼之條法，可謂水到渠成。《儀禮．喪服傳》：「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43這是說嫡長要承祧繼嗣，所以不得出後，唯支子才得為人後。支子是指第二子以下，含嫡、庶子在內。支子為人後，隨著封建體制的瓦解，也適用於王侯與一般士庶階層。唐人養子之可知行序者，大率亦以支子為人後。《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載明第幾子為嗣的13 例中，11 例為支子，只有 2 例是長子繼。44嗣王旁繼應有法度，少數例外可能有特殊原因，如吳王恪之孫禕當襲封，固讓異母弟祇，唐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囂後。45禕可能就是長子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宋遼金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北京：中華書局，1987），卷 8，〈戶婚門．立繼類〉，「命繼與立繼不同」再判，頁 266。 42 吳鋼編，《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蕭籍〈唐蘭陵蕭公（放）墓誌銘并序〉，頁349。 43 《儀禮．喪服傳》疏云：「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不言庶子，云支子者，若言庶子，妾子之稱，言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子不得後人，是亦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不限妾子而已。」《儀禮》，卷29，〈喪服傳〉，頁 347。 44 此二例是邵國公志直，以南陽郡公綱長子繼；翼國公志廉，以南昌郡公絢長子繼。見歐陽修等，《新唐書》，卷70 下，〈宗室世系下〉，頁 2064。 45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80，〈太宗諸子．鬱林王恪附信安王禕傳〉，頁 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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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繼。官僚士大夫之繼絕，亦秉持支子為人後的原則，如崔元亮命幼子承從祖弟之後；韋挺長兄命眾子為挺之嗣；李佐之弟以第二子主公之後；崔祐甫遺命，以廬江令嬰甫次子主其祀。46依古禮以支子為人後，則行序不亂，名分得正，豈非宗法之原意，親親之精神乎！唐代社會的同宗養子制度，在傳統禮法的制約之外，做了相當大的超越與突破，它應該已是普及於社會各階層的行為。養子的意義在唐代有重要改變，並自此定型，這個法制史上的特色，值得關注。

（二）異姓養子

收養關係中，凡非同宗養子，皆屬異姓養子。異姓養子的原因林林總總，有些與家族或家產傳承相關，有些則未必。後妻攜前夫子，即隨母嫁之子，因情況特殊，法律也不列入「養子捨去」條，故另於其他項再論。宦官養子原因複雜，既有立繼承祧的用意，也有軍政目的，亦置於其他項討論。唐律「養子捨去」言及異姓養子有兩種類別：即養異姓男者，徒一年；與者，笞五十。其遺棄小兒年三歲以下，雖異姓，聽收養，即從其姓。47 一般的異姓養子為法律所不許，唯三歲以下之棄兒，因恐其性命不保，仍聽收養。這兩種異姓養子的情境不同，論處亦異，只能分別探討。異姓收養早為古禮所不許，《公羊傳》襄公六年「莒人滅鄫」，何休注云：「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48古人之所以忌諱異姓祭祀，因為「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異姓所祭非其族類，不

46 白居易，《白居易集》，卷 70，〈唐崔公墓誌銘并序〉，頁 1471；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寶曆006，頁 874；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784，穆員〈京兆少尹李公墓誌銘〉，頁8205；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42，〈崔祐甫附崔植傳〉，頁 4668。 47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12，〈戶婚律〉，「養子捨去」（總157 條），頁237。 48 《公羊》，卷 19，〈襄公六年〉，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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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祖所受，故古人不許以異姓為後。杜佑《通典》有一條「異姓為後議」，列舉漢唐間之諸家說法。由學者之辯難及對服制之熱切討論，可以想見漢唐間已有不少異姓收養的實例，如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49 唐人同樣不避忌養異姓為後，尤其是收養在心理上、關係上都有親近之感的外家之子。武后奏請以其姊子賀蘭敏之（642-671）為其父武士彠之嗣，襲爵周公，並改姓武氏。游擊將軍曹惠琳，本望燉煌康氏，舅氏見而奇之，毓為後嗣，遂稱曹氏。荊南節度監軍使樂輔政（?-824），本趙氏子，出為舅南陽樂氏之嗣。幽州盧龍節度使都押衙周元長（?-838），承家無子，外甥姜氏景異，感念存養之恩，「衣縗絰以嗣之」，應該就是為其後嗣。50這幾個例子都是以甥男承母氏家族之後。從血緣上看，父系與母系其實是無分親疏的，只是傳統時代為父系社會，遂使母系家族為外親，連收養甥男也被視為養異姓，如果必要收養，還要改其宗姓，這大概是為了讓本家祖先能感通氣類，不至失祀吧！民間養異姓甥男為後，同樣無顧忌，敦煌文書S.5647 號〈吳再昌養男契〉，其實就是養外甥：「今生孤獨壹身，更無子息，忽至老頭，無人侍養。所以五親商量，養外甥某專甲，易姓名為如。」從文書之語句與形式來看，這件養男契其實是抄自敦煌文書S.5700 號〈某甲養外甥為男契〉，51只是將卷首之某甲，改為養父之名吳再昌而已。民間既然有專用的養外甥為男文書樣式，即代表這種異姓收養為人接受，有其普遍性。敦煌地區是如此，在中原各地應該也不例外。

49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 69，〈禮．沿革．嘉禮〉，「異姓為後議」，頁 1914。 50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臺北：世界書局，1974），卷 202，頁 6366-6367。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曆041，頁 720；長慶 009，頁 864。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中）（北京：中華書局，2005），卷71，李掖〈汝南周府君墓誌銘〉，頁883。 51 唐耕耦、陸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第二輯（北京：全國圖書館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頁 172、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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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裡有一則看似怪誕的故事，卻正與養異姓男有關：田洪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後自有子，染疾而卒，自言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速令鄭氏子歸本宗。52儘管所養之異姓男與自己有親緣關係，人們也大多認可這樣的收養，可是似乎總有「本非族類」的一道障礙橫亙其間，讓收養者難以合理合法、名正言順地遂其所願。此處被冥司所責，不僅寓有為法律所不許之意，也隱然反映社會大眾雖不排斥養異姓男，仍難免有些疑慮。至於田洪以外孫為兒，不合昭穆，應該也是不符禮法的。以妻族為嗣，最著名的莫過於劉方遇案。劉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妻及二女與舉族合謀，請以妻弟田令遵為嗣，改姓劉，並券書為定，服斬衰居喪。後二女求取無厭，詣府論訴的理由是「冒姓，奪父家財」。53此案因二女賄賂官員，致成冤獄，但「冒姓為嗣」畢竟作為收養無效的藉口。本案以妻弟為嗣，既是異姓，也不合昭穆，族人之所以原無異議，表示人們多不那麼認真看待相關的禮法規範，這或許就是名義上禁養異姓男，而事實上仍各隨所好的原因。禮法理想與人情現實交互衝擊產生的火花，在養異姓男的行為上顯現。異姓養子不易為世人認可，袁采（1140-1190）提出了另一種顧慮，《袁氏世範》「養異姓子有礙」條曰：「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必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至啟爭訟。設若人不之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54由於異姓養子常多來自母族、妻族，人們又習於親族通婚，親上加親，於是難免數世之後，在不知情、不經意的情況下，與同姓、同宗者通婚，犯了禮、律之大忌。異姓養子不僅在原因、對象上很複雜，在名稱上也很紛亂。《毛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取義於「類

52 ［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1），卷 385，〈再生部（二）〉，「崔紹」，頁3072。 53 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72，〈精察部（二）〉，「劉方遇」，頁 1271-1272。 54 ［宋］袁采著，賀恆禎、楊柳注釋，《袁氏世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卷之上，〈睦親〉，「養異姓子有礙」，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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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類我」，久則肖之矣。55螟蛉之子遂成為異姓養子的別稱，多通用於民間。假子、義子是另一種自上古至唐用得更廣泛，與異姓養子易相混淆的名稱。洪邁《容齋隨筆》「人物以義為名」條，其中有一部分與本文相關：「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56 翟灝《通俗編》「義父」條則云：「項羽尊懷王為義帝，猶假帝也。唐人謂假髻曰義髻，彈箏假甲曰義甲，皆以外置而合宜者。故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子、義女。」57由是知假子、義子名義相同，都是自外收養，都非親子。隋唐五代之軍將、宦官多養假子以壯聲勢，如《舊唐書》說「（杜）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唯闞稜、王雄誕知名」，而同傳其前稱闞稜為其養子。58《新唐書》說張亮（?-646）養假子五百，而《舊唐書》謂其畜養「義兒五百」。59唐代宦官喜好養子，《舊唐書》先稱「內官高延福收（高力士）為假子」，稍後則曰「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60五代時郭氏夫婦所養義子不肖，與嫡子訟，張希崇判詞：「雖云假子，辜二十年養育之恩。」61可見義子與義兒、假子可以互通，都是養子的異名或別稱；相對地，義父、假父也可交替使用，其實也就是養父。只不過在收養名目之下，有的為家族侍養與繼嗣，有的則為擴充自己勢力；前者才是本文的主題，後者與本文無關。

55 ［漢］揚雄著，汪榮寶疏，《法言義疏》（新編諸子集成本），卷 1，〈學行篇〉，頁 9。 56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8，「人物以義為名」，頁 105-106。 57 ［清］翟灝撰，《通俗編》（清乾隆十六年翟氏無不宜齋刻本），卷 4，〈倫常〉，「義父」，頁42。 58 劉昫等，《舊唐書》，卷 56，〈輔公袥傳〉，頁 2269、2270。 59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94，〈張亮傳〉，頁 3829；劉昫等，《舊唐書》，卷 69，〈張亮傳〉，頁2516。 60 劉昫等，《舊唐書》，卷 184，〈宦官．高力士傳〉，頁 4757、4758。 61 ［宋］鄭克編撰，楊奉琨校釋，《折獄龜鑑校釋》（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88），卷8，〈嚴明〉，「張希崇」，頁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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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早有假子，假父之名，但未必皆指收養關係。《史記．呂不韋傳》集解引《說苑》嫪毐醉言：「吾乃皇帝假父也。」62翟灝《通俗編》曰：「若史遷呂不韋傳所云，假父乃與後世義父不同。」63這裡的假父，應該不是指養父，可能較接近於繼父。漢初《二年律令》有所謂「叚（假）大母」，64顏師古注《漢書．衡山王賜傳》「假母」為：「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65《史記．衡山王傳》集解引《漢書音義》則釋為「傅母屬」，即傅母、養母、乳母之類。66看來假子、假父、假母的意義紛雜糾結，在古代尚未明確分化，各種不同的身分關係混淆在一起，而泛稱為「假」，其實都是指非親生的、沒有血緣關係的。隨著時代的演變，各種身分關係已有明確化的傾向。唐代禮、律已出現三父八母的類型，三父皆指隨母嫁之子對繼父，八母即嫡母、繼母、慈母、養母、出母、嫁母、庶母、乳母。67有養母，即有養父，是專為收養關係設計的特定稱呼，而與其他親生或非親生、有血緣或無血緣的各式身分，做了區隔。雖然唐代的養子有時仍與義子、假子混用，但似乎有特殊軍政目的的養子較常用假子、義子（義兒）表示，以家族傳續為目的者則多通用養子。名詞意義與用法的精確化，從三父八母概念的出現，可視為一指標。

62 ［漢］司馬遷，《史記》（臺北：鼎文書局，1981 新校標點本），卷 85，〈呂不韋傳〉，頁 2512。 63 ［清］翟灝撰，《通俗編》，卷 4，〈倫常〉，「義父」，頁 42。 64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理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3），〈賊律〉，簡 35，頁 139。 65 ［漢］班固，《漢書》（臺北：鼎文書局，1986 新校標點本），卷 44，〈衡山王賜傳〉，頁 2154。 66 假母或假大母的意義，可參考王子今、范培松，〈張家山漢簡〈賊律〉「叚大母」釋義〉，《考古與文物》2003 年第 5 期（2003，西安），頁 52-55；朱紅林，《張家山漢簡《二年律令》集釋》（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39-40。 67 三父八母的名稱在唐代尚未出現，但其類型已存在，相關討論見：黃玫茵，〈唐代三父八母的法律地位〉，收入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律名例律為中心》（臺北：五南圖書公司，2003），頁 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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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異姓男有家族傳續與軍政目的兩種不同原因，前者可以為嗣，在宋以後稱繼子、嗣子比用養子更普遍；後者非為立嗣，逐漸通稱義子、義男、義兒。68至於唐代為擴充勢力而令義子改姓，其意並不在立繼，乃是為了增加彼此的認同感；而收養外親、姻親之異姓子，通常為傳家，又改姓。與禮儀、法度相較，人們顯然自有主張，別有想法，不是既定規範所能約束的。唐人在異姓養子的名與義上，做了關鍵性的分疏，也為不同需求的人收養異姓養子，找到各自可依循的方向。唐律於異姓男，不問為嗣與否，原則上全面禁養，但基於人道考量，唐律於三歲以下的遺棄小兒，還是例外地許可收養，「養子捨去」疏議曰：其小兒年三歲以下，本生父母遺棄，若不聽收養，即性命將絕，故雖異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如是父母遺失，於後來識認，合還本生；失兒之家，量酬乳哺之直。69 遺棄小兒的恤養，早就是古代國政之要務，只是唐人明確地將之入律，並做了詳盡的處理。《管子．入國篇》論國政有所謂恤孤者：「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70這是擬將孤幼託諸鄰里親知來照養，似尚無收養為子嗣的概念。曹魏時有所謂的四孤論，即：「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71無論何故，這些都是遭遺棄之小兒，若無人收養，恐為必死之人。唐人之恤孤，〈戶令〉曰：「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

68 滋賀秀三將養子分為兩類，一是繼承性的養子，一是恩養性的養子。稱前者為嗣子，稱後者為義子，兩者且放在不同章節來討論。見氏著，張建國、李力譯，《中國家族法原理》，頁254-286、463-475。 69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12，〈戶婚律〉，「養子捨去」（總157 條），頁237。 70 李勉註譯，《管子今註今譯》（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0），〈入國第五十四〉，頁870。 71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 69，〈禮．沿革．嘉禮〉，「異姓為後議」，頁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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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恤。」72無父母之孤幼，應當也屬於這類人，國家既少有積極的安庇措施，則主要還是借重親族扶養與村落共同體的互相扶助。對於遺棄小兒的處置，由四孤論的猶疑、批駁，到唐律的許可、斷定，數百年間人們對如何收養遺棄小兒已達成初步共識，不再迴避異姓問題，即使從養家之姓亦無不可。唐律中關於遺棄小兒之處置，雖然允許改從異姓，但仍然衝撞了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易言之，他可否為養家之嗣，能否祭祀非其族類之鬼神，唐律未做任何宣示。清律於本條做了補註：「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為嗣。」73唐人未盡之意，至此雖有了法制化的依據，但並不表示未做此補註之前，唐人就允許遺棄小兒為嗣，壞了禁養異姓男的基本立場。筆記小說中有一則西晉時期的故事：有諶氏，眾號為嬰母者，見一童子年可十四五，欲拜為母，母曰：「既非其類，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餘，又於市中逢三歲孩子，悲啼呼叫，母「哀而收育之」，逾於所生。74 前例乃一般之異姓男，禮律皆不許養；後例正是遺棄小兒，故哀而收育之。諶母之不同處理方式，實代表早在唐以前，禁養異姓與許養棄兒的觀念已普遍為人接受，諶母既是「哀」而養之，又有「所生」，想必不以為嗣。以是推想，唐律雖未言明不得以棄兒為嗣，但相信人們不待清律之補註，便已早有此體認。棄兒是因父母亡故或無力、不願撫養而遭遺棄，與父母之失於注意，或於不經意間遺失小兒有所不同。唐律認為，如是父母遺失小兒，經人拾獲後才又被父母識認尋得，則小兒該當歸還本生父母，拾獲者沒有理由拒絕，頂多只可請求乳哺價值以為抵償。這裡的問題是，拾獲小兒者就算願意收養，也終因本生父母識認，而使這個收養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讓有意者卻步。宋人葉夢得（1077-1148）曾詢問無子者何不收畜遺棄小

72 仁井田陞撰，栗勁等編譯，《唐令拾遺》卷 9，〈戶令〉三七引開元二十五年令，頁 165。 73 張榮錚、劉勇強、金懋初點校，《大清律例》卷 8，〈戶律．戶役〉，「立嫡子違法」，頁 195。 74 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62，〈女仙部（七）〉，「諶母」，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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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答以：「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75棄兒與失兒要截然區別，有時並不容易，葉夢得為之定籍記之法，以安收養者之心，但卻可能牴觸法律對棄兒、失兒兩者不同的處置態度。唐律既要求收養者歸還遺失小兒，即表示該種異姓收養關係就此終止。

（三）養女

養子因涉及家族傳承與奉祀祖先，所以禮律規定上格外嚴格，可是養女只除了別色相養之外，就沒什麼限制，同宗也好，異姓也罷，一切在所不問。唐律於養異姓男屬違法收養後，附帶論曰：「養女者不坐。」76 即知時人於養女採開放的心態與寬鬆的方式。唐代養女普及於各階層，上自宮內已多有之，如代宗憐僕固懷恩之功，置其女於宮中，養以為女，並冊為公主，嫁回紇可汗。唐休璟（627- 712）依附賀蘭尚宮，為子娶其義女，故復起為宰相。這個義女也就是養女。高力士（684-762）養女嫠居東京，能言宮中事，甚至被誤認為是沈太后。77自皇帝至女官、宦官皆養女，蓋以養女無同宗之限，只要養者憐愛之，被養者討人喜歡，願意侍養，自然一拍即合，成就收養關係。養女不比養男，養男條件限制多，又要維護家聲，對養家而言是件大事，可是養女就不用背負那麼沉重的包袱，養家看中的多是其乖巧伶俐與善解人意。《太平廣記》言及有一個五、六歲孤女，鄉縣以其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為己女。78廉使初育孤女，似是看其可憐，在相處一二年後育為己女，應是為其聰慧體貼而深深愛憐之。在〈定婚店〉這則出名的傳奇故事裡，刺史王泰將

75 ［宋］葉夢得，《避暑錄話》（合肥：黃山書社，2008 據明刻津逮秘書本），卷上，頁52。 76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12，〈戶婚律〉，「養子捨去」（總157 條），頁237。 77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24，頁 7208；劉昫等，《舊唐書》，卷 93，〈唐休璟傳〉，頁 2980；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11，〈唐休璟傳〉，頁 4151；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226，頁 7296。 78 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60，〈定數部．婚姻〉，「灌園嬰女」，頁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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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嫁給韋固，固妻言：「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79這是收養侄女以為女，而嫁與韋固。墓誌裡也有一些養女的例子，如魏王府長史段璲夫人嚴氏，有二男，無女，「以仲氏外甥繼之」。80則是收養外甥女，彌補其無女承歡膝下之遺憾。唐人養女的例子似乎沒有養男多，養女無關乎香火傳延，也不為喪葬祭祀，多因偶然交會下觸動愛憐之心，或因膝下空虛而意欲收養。養女所表現的人間溫情與家庭溫暖，豈是養子之時所能體會的。

（四）養賤人為子女

中古時期重視身分等級觀念，良賤制度成形，81既表現在唐代法典裡，也體現在收養制度中。唐律〈戶婚律〉「養雜戶等為子孫」（總159 條）禁止百姓養雜戶、官戶男為子孫，亦禁養官賤為女。犯者除了要受刑責處罰，該收養亦無效。雜戶、官戶之下還有官奴婢階層，82唐律雖未明言禁百姓養官奴婢為子孫，但依舉輕以明重之意，應是當然不得養。本條另有「別色準法不得相養」的規定，雜戶、官戶當色可相養，可是其於官奴婢就是別色，準法不得相養。在百姓養子法中，禁養異姓男，但養女皆不坐，然良賤身分不相當者，不唯養男不可，養女亦不可，只是養男從重處，養女從輕論。若是私賤養官賤男女，則同百姓犯養子法科罪。良人養私賤為子孫，同樣觸犯別色不得相養的規制，刑責之外，各還正之。比較特別的是，如所養私賤無本主，或所養為當家賤人，則賤

79 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59，〈定數部．婚姻〉，「定婚店」，頁 1143。 80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顏諲〈唐嚴氏玄堂銘并序〉，頁 256。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026 作「燕女」，疑誤。 81 中古時期良賤制度的成形，及其對隋唐法制的影響，可參考李天石，《中國中古良賤身份制度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三～六章。 82 ［唐］李林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六典》（北京：中華書局，1992），卷 6，〈刑部都官郎中員外郎〉條：「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良人。」番戶亦即官戶，可見官賤是有等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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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分改從良，為其經作子孫，不可充賤故也。83這其實就為良人養無主賤人，或家主養家賤，開了一道取巧的門徑。一旦該私賤曾經被收養，身分便可改從良，而良人或家主自可名正言順的收養之，不再有良賤之別，也不再是異色相養。至於養私賤為女，其刑責雖較養男為輕，各應還正之，但唐律的處置仍同前述的養子法，聽從良後，即可如願收養之。養私賤或官賤為子女，唐律原則都不准，可是二者仍有不同。官賤因附於戶貫，或隸於諸司，除非官府放免，否則不易改變身分從良。故養私賤或官賤，因放免權之不同，法律的最終效果也就大不相同。84良人養官賤或私賤，與一般養子法不同，唐律另設專條科之，除了擔心其紊亂養家血統，也憂慮其破壞良賤等級制度。85 唐律明確禁養賤人為子女，可是游走在禁令邊緣，甚至真切違法者，也有一些事例。壽春人李彥威幼為朱全忠（朱溫，852-912）家僮，全忠養為子，並改名朱友恭。86王珂為重簡子，出繼重榮，與重盈子珙、瑤爭為蒲帥，珙、瑤上言：「珂非王氏子」，與朱全忠書曰：「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為嗣。」87看來王珂可能原為重簡之家奴，重簡改其姓，提升為養子，才能在其後爭為蒲帥，並立為王氏之嗣。白居易為元稹（779- 831）所寫墓誌中曰：「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88飛龍使養有主之賤人為子，顯然違犯法禁。可是飛龍使隱匿養奴為子的事實，奴之家主懼於飛龍使之威勢，不敢言告，終而為監察御史元稹所奏劾。唐代社會身分等級制嚴明，這些異色相養的實例，與其說是明知故犯，不如說因愛憐之、疼惜之，所以才收養之。當法律不合於人情時，

83 有關主養當家部曲及奴為子孫之過程與方式，可參考羅彤華，〈唐律的家主與主賤關係〉，《法制史研究》第19 期（2011，臺北），頁 54-55。 84 劉俊文，《唐律疏議箋解》（北京：中華書局，1996），頁 948。 85 劉俊文，《唐律疏議箋解》，頁 948。 86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9，頁 8440。 87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60，頁 8465；劉昫等，《舊唐書》，卷 182，〈王重榮附子珂傳〉，頁4697；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87，〈王重榮附珙．附珂傳〉，頁 5437-5438。 88 白居易，《白居易集》，卷 70，〈河南元公墓誌銘〉，頁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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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難免在衝撞法律之際，受到它的反擊或制約，王珂是如此，元稹之舉正又何嘗不如此！墓誌銘中有一件主養當家奴婢，放從良後，收為養子、養女的案例。太原王公有三男一女，長男昌銳，仲男昌鉥，季男昌鉷，女劉氏十三娘。夫人郭氏早逝，繼婚賈氏。公因染疾，放家人從良。漢婢淨德，任取本姓張。男春子，乞姓王，名昌鉉，與男昌鉷為弟。契丹婢乞姓王，行第十五，與賈氏夫人為女。王公並設齋，對僧士並與手書，用印為證，如他年失墜，或子孫等妄為抑壓充賤，任阿張等啟檢誌銘，官司申訴。89王公放為良的二婢一奴，一婢取本姓張，另一婢一奴俱乞同主家姓王，並隨即賜名，入行第，為王公之養子、養女。由於王公先放良再收養，並未違反主養當家奴婢為子女之禁令。反倒令人好奇的是，王公既有親生子女，何必再養放良後之奴婢為子女？這只是特殊個案，抑或民間不乏類似之情事？難道是主人與奴婢近身接觸，了解其秉性如何，在不妨繼嗣之狀況下，多認養子女相依相伴，也是不錯的考量。王公為了取信於人，也為了避免子孫往後壓良為賤，故予手書，仍付印，並任啟檢誌銘，顯示這是何等的慎重其事，何等的看重放良收養之舉！放良攸關主賤雙方的權益與法律地位，唐政府要求「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連署」，90回應王公擔心子孫等妄為抑壓充賤，則長子以下連署確有其必要性。

二、特殊的養子類型

（一）隨母嫁之養子女

改醮之婦攜子適人，子謂母後嫁之夫為繼父，子相對稱為繼子。91繼

89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七輯，潘逢〈唐太原郡王公逆修墓誌銘并序〉，頁 98。 90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12，〈戶婚律〉，「放部曲奴婢還壓」（總 160 條）疏議引〈戶令〉，頁 239。 91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23，〈鬥訟律〉，「毆妻前夫子」（總 333 條）疏議曰：「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繼子之妻，雖不從服，若有犯夫之繼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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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與繼子的關係則視名分而定，有同居、異居（不同居）、未嘗同居（元不同居）三種，其與繼子的恩情輕重不同，服制也有差。92從繼父、子的三種情況來看，同居繼父既為子築家廟，使其歲祀親父，就顯然不為繼父之後嗣，其服也止於齊衰期，不同親父之斬衰三年，故一旦成為同居繼父、子，無異於阻斷收養的可能性。敦煌文書S.1725 號唐前期書儀，在「繼父同居」下注云：「謂假父、假子。各（無）大功以上親。」93既是假父、假子，就表明假子不為繼父之後，二人只有恩養之情分。不同居繼父是「先同今異」，94亦即曾為子築家廟，後因自己有子及大功親，故雖同住，亦異居。如做合理的推測，不同居繼父寧可收養同宗之大功親為養子，也不會收養為他人之後的繼子。至於元不同居之繼父、子，上述諸條件皆不存在，看似同凡人例，卻也正因彼此關係最單純，反而可能在某種情境下，成立收養關係，轉為養父、子。史料中，隨母嫁之子被繼父收養之例並不罕見。如王世充（?-621）本西域胡人，其父幼孤，隨母嫁王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來俊臣（651-697）之父納負債者蔡本之妻，其妻先已姙，而生俊臣，冒其姓，是另種形式的隨母嫁子。安祿山（703-757）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乃冒姓安。元載（?-777）家本寒微，載母攜之適景昇，冒姓元氏。洛陽尉王琚孽姪四郎，其母他適，因隨去，王氏不復錄其名矣。莫孝肅公（宣卿，834-?）之母改適，公隨母往，繼父亦莫氏，乃開建籍也，95即納入

從下條減夫犯一等。」可見隨母嫁之子相對於繼父，稱為繼子。 92 繼父類別與服制，唐禮與唐律都有詳細疏解，見［唐］蕭嵩著，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禮》（東京：古典研究會，1972），卷 132，〈凶禮．五服制度〉為繼父同居條、為繼父不同居條，及原註，頁622、623。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23，〈鬥訟律〉，「毆妻前夫子」（總333 條）疏議，頁 419。 93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頁 404。原注為「各大功以上親」，疑漏「無」字。 94 蕭嵩著，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禮》，卷 132，〈凶禮．五服制度〉，頁 623。 95 李延壽，《北史》，卷 79，〈王世充傳〉，頁 2660；劉昫等，《舊唐書》，卷 54，〈王世充傳〉，頁2227。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209，〈酷吏．來俊臣傳〉，頁 5905；卷 225，〈逆臣上．安祿山傳〉，頁6411。劉昫等，《舊唐書》，卷 118，〈元載傳〉，頁 3409；李昉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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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父家的譜牒。這些隨母嫁子的共同特色是皆改繼父之姓，按理他們原只能是未嘗同居之繼父、子，在改姓後，似乎多了一層收養名分。其與異姓養子的差別，不過就在是否隨母嫁而已。《太平廣記》裡有兩則謀財害命的故事，都與隨母嫁之養子有關。一則是舟人覬覦崔尉囊橐，害之，抑納其妻，其妻方娠，後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之。另一則是陳義郎二歲時，其父與友周茂方偕行，周茂方殺友，占其妻，愛義郎甚於骨肉。這兩個隨母嫁之子，好像都因繼父隱匿身分，而以養子，甚至親子之名分相處。前者史料云：「舟人養為己子」，「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後者則母謂義郎曰：「此非汝父。」96唐律謂「若養者，與親同」，97禮法上，養父母如親父母，與未嘗同居之繼父、子同凡人例，大不相同。隨母嫁之子為繼父收養，其實也就是異姓養子的一種形態，所不同者，繼父要考慮同居、異居、未嘗同居等各種情況；再者，隨母嫁之子與繼父無血緣關係，至繼父家後，繼父要正式收養，還是只撫養他，深刻影響雙方的身分、權益與互動形態。但唐人收養自有多方面的考量，為寵愛其母，為親愛其子，為家庭圓滿，為生前侍養，哪會只顧忌一個虛無空泛的「神不歆非類」呢？史料中隨母嫁子不改姓、不為嗣的例子還是不少，他們與母之後夫就只是單純的繼父、子關係，不涉及收養之名分。如楊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98趙節大概就是隨母嫁子，既未改姓，自然不是楊氏之後，楊師道（?-647）不過撫養他而已。朱溫少孤貧，與兄隨母依劉崇家，

《太平廣記》，卷35，〈神仙部〉，「王四郎」，頁 223；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816，白鴻儒〈莫孝肅公詩集序〉，頁8590。 96 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21，〈報應部．冤報〉，「崔尉子」，頁 856-857；卷 122，〈報應部．冤報〉，「陳義郎」，頁858-859。 97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卷 6，〈名例律〉，「稱期親祖父母等」（總 52 條），頁136。 98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00，〈楊恭仁附師道傳〉，頁 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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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數笞辱之。99同樣是以異姓子的身分寄居在繼父家，有一篇范陽盧氏的墓誌：「夫人始笄，適於尉氏令衡公，公則夫人後母之子也。」100夫人所嫁為後母子，換言之，衡公極可能是隨母依於盧家，他既未改姓，也不為盧氏之嗣，所以才能與夫人結為連理。像這類隨母嫁之異姓子與繼父家共同生活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可能相當常見，從好的方面說，隨母嫁子有人照顧，不再孤苦無依，但另方面，隨母嫁子因為不為繼父之後，不能承繼其家產，有時竟不免產生圖謀繼父家業的私心。南宋《名公書判清明集》裡頗見相關案例，101說明這類異姓子的尷尬處境，及繼父不讓其改姓，不使其繼嗣所潛藏之風險。母親改嫁，不見得前夫子都跟隨過去，有志者可獨立生活，自謀發展，幼小時則難免依於父族、母族，或曾為繼父所養。彭城劉氏夫人，笄年適南陽張公，一子曰勍。張公先世，「孤且提孩，家復食貧」，父兄遂命其母再行樂安孫公。墓誌說：「南陽之嗣」，「年甫弱冠，惕然有游藝依仕之志」，及登第，「拜迎（夫人）以歸，□其就養」。102顯然張氏子不曾為繼父收養，只不知其孩提時由何人撫育，而一旦年事稍長便離母親而壯遊，登第後又有迎其就養之志。雖然母親最終仍與後夫合祔，卻可見母改嫁而前夫子之去處非一成不變，其與繼父的關係也因人而異。隨母嫁者不盡都是兒子，有時也有女兒。武后聖曆年間（698-700），王方慶（?-702）曾書問徐堅（659-729），隨母嫁女為繼父之服。徐堅答以：「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笄總之儀，無不殫備，與築宮立廟，實無異焉。」故「女子適人者，為

99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4，頁 8242。 100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上），卷 36，元份〈大唐故汴州尉氏縣令衡公前夫人范陽盧氏墓誌并序〉，頁445。 101 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宋遼金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卷 4，〈戶婚門．爭業上〉，「隨母嫁之子圖謀親子之業」，頁124-126；卷 9，〈戶婚門．違法交易〉，「鼓誘寡婦盜賣夫家業」，頁304。 102 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會昌 035，頁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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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父服齊衰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為服齊衰三月，竊為折衷」。103 隨母嫁女之服制，比照隨母嫁子與繼父的關係。縱然吾人在史料中極少見到這樣的例子，想來王方慶與徐堅的議論並非無的放矢，社會上隨母嫁女養於繼父家之例可能不在少數。

（二）宦官養子女

隋唐五代時期，愈是政情不穩、皇權低落的時期，軍將養假子、義兒的風氣就愈盛。同樣地，在宦官勢力坐大的中唐以後，宦官為擴大政治勢力，發展宦官隊伍，養外臣、武將，或收養小宦官的情形，更是所在多有，104其中尤以楊復恭（?-894）最為囂張：「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105宦官養子人數之多，規模之大，顯然已超出一般家庭的生活常態與子嗣繼承的意義。106換言之，宦官養子的目的是複雜的，家庭需求之外，軍政意圖也包含在內。不過本文所論之宦官養子，偏重家庭方面，以幼小曾養在家中，或列名墓誌子嗣者為主。宦官養子早在東漢已頗為流行，於時宦官專權擅政，流毒遍天下，賢良方正劉瑜上書陳事曰：「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成家之義。」107宦官養子的來源，一則為有血緣關係的疏屬，可能指同宗族人或外親異姓子；再

103 王溥，《唐會要》，卷 37，〈服紀上〉，頁 678-679。 104 討論宦官養子問題的文章不少，如：趙沛，〈漢唐時期的宦官養子與宦官世家〉，《東岳論叢》第26 卷第 4 期（2005，濟南），頁 116-117；胡如雷，〈略談唐代宦官濫收假子的現象〉，《河北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年第 2 期（石家莊），頁 31-32；張文斌，〈唐代宦官養子制度探略〉，《雲夢學刊》2002 年第 4 期（岳陽），頁42-43；陶新華，〈觀念與制度：宦官的異姓嗣子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 年第 6 期（成都），頁130-132。 105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8，頁 8419。 106 趙沛，〈漢唐時期的宦官養子與宦官世家〉，《東岳論叢》第 26 卷第 4 期，頁 117。 107 范曄，《後漢書》，卷 57，〈劉瑜傳〉，頁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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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市買而來，無血緣關係的異姓人，除了市井小兒之外，有時竟「買蒼頭為子」。108東漢的宦官競相養子，不只是享受家的感覺，且希望有胤嗣傳香火，另外還有傳國襲封、光耀門楣、厚植實力的用意，順帝陽嘉四年（135）﹕「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109就說明宦官養子的目的並不單純。在往後的各朝代，宦官依然養子，而到了宦官權勢極盛的唐朝，相關問題更突顯其特色。宦官乃刑餘之人，通常在年幼、不及人道之前便已淨身，此所以無子望，如其想望傳家繼嗣，就只能靠養子。宦官普遍養子，除了權宦別有軍政目的外，主要還是因為自身無法彌補的缺憾，而有辱及祖先、愧對家族的憂懼。宦官由生理缺陷帶來的心理失衡、情感失落，使其更渴望得到親情的慰藉與家庭的溫暖，故其照樣娶妻，收養子女侍其終老，以享受其所認為的圓滿人生。110 一般人養子，總先考慮同宗或外親，宦官也不例外。高力士本姓馮，曾祖馮盎嶺嶠為雄，則天時其父因人構禍，家遂籍沒，高力士因而入侍宮禁。高力士的養子似乎有兩個來源，「嗣子正議大夫、前將作少監、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承悅，猶子為繼」，「養子內給事承信等」。111猶子為嗣，傳承高力士的封爵，其他諸養子的地位不如嗣子，來自疏屬或異姓子都有可能。高力士收養他們，與其說為傳宗接代，厚植實力，不如說也希望享受天倫之樂，兼帶體會為父之尊嚴。宦官之子通常為宦，易發展為宦官世家，112可是諸子中若有人為正常之身，任士人之官，為

108 范曄，《後漢書》，卷 78，〈宦者．單超傳〉，頁 2521。 109 范曄，《後漢書》，卷 6，〈順帝紀〉，頁 264。 110 宦官養子的原因、心情及反應，可參考趙沛，〈漢唐時期的宦官養子與宦官世家〉，《東岳論叢》第26 卷第 4 期，頁 118-119；陶新華，〈觀念與制度：宦官的異姓養子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 年第 6 期，頁 132。 111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七輯，潘炎〈大唐高公（力士）墓誌銘并序〉，頁 59-60。 112 陳仲安，〈唐代後期的宦官世家〉，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論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195-224；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 卷第 2 期（1998，西安），頁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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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禮之家，豈不更光宗耀祖？高力士之嗣子承悅，後為恆王府長史，顯然脫離了宦者家系。而內給事承信等養子，則依然輪迴在宦官系統中，至五世之後，宣宗時期的行內侍省掖庭局令高克從，都還不能脫離這個身分。113從高力士養子的不同來源，及為嗣、不為嗣，為宦、不為宦之不同安排，可以看出宦官其實不只在意把持權勢，他們還有很深的家庭責任感。唐朝宦官不乏世代傳承，發展出如世族般的家系。雖然這樣的家系有虛構成分，宦官未能完全遂行正常的生活，但仍深具文化與心理意涵，幾乎每個宦官家庭都有配偶與養子，發揮如正常家庭般的功能。114宦官家庭的內聚力是強大的，不僅養子多為宦者，而且代代延續，形成宦官世家。如高力士的家族，自其開始為宦，七、八代子孫中，至少可知六代曾為宦者。115楊志廉（745-807）家族也有六代連續把持宦職高位，116 仇士良（781-843）家族有五代，117劉遵禮（?-868）家族少說有四代。118

113 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 006，頁 972-973。 114 宦官家庭的特色與意涵，可參考陳弱水，〈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論其與軍人的關係〉，《唐研究》第15 卷（2009，北京），頁 172-173。 115 自高力士為宦，除了本人的神道碑之外，還有其五代孫高克從之墓誌，與高克從之子高可方之墓誌。諸墓誌有些世代與姓名有疑，但大概有七、八代。確定有宦者之世代為高力士、其子承信、五代孫克從、及克從之父與祖。見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韓炎〈唐高公（力士）神道碑并序〉，頁36。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陳毅〈渤海高公（克從）墓誌銘并序〉，頁 220-221；同書，盛邁〈高公（可方）墓誌銘并序〉，頁225。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 006，頁 972-973；大中 026，頁 988。 116 楊志廉家族，自其父楊延祚始為宦者，至其子楊欽義等，孫輩楊玄翼等，曾孫輩楊復恭等，玄孫輩以守為名之數十人，連續六代把持宦職或相關高位。見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元和002，頁 800；咸通 020，頁 1048-1049。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楊府君（玄略）墓誌銘〉，頁253。劉昫等，《舊唐書》，卷 184，〈宦官．楊復光傳〉，頁4772、4774；卷 184，〈宦官．楊復恭傳〉，頁 4774-4775。歐陽修等，《新唐書》，卷208，〈宦者下．楊復恭傳〉，頁 5889-5892。 117 仇士良自曾祖至其子，皆為宦官或任相關職務，見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790，鄭薰〈內侍者監楚國公仇士良神道碑〉，頁8271。 118 劉遵禮之祖、父、子也都任宦職。見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747，劉瞻〈唐劉公墓誌銘〉，頁7742-7744；卷 710，李德裕〈唐劉公神道碑銘〉，頁 7294。周紹良等編，《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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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勢力自唐德宗時（779-805）日益坐大，朝廷乃在唐律「養子捨去」條之外，專門制定宦官養子制度，貞元七年（791）三月十三日敕：「內侍省五品已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119此制限定五品以上宦官才許養子，而且以同宗、同姓之一子為度，不是所有宦官都可養子，也不允許其養異姓子。不過從前述諸例印證，貞元敕只是一紙不切實際的空文，根本無力約束宦官如何養子。有學者觀察到宦官家庭與軍職關係密切，其父祖不乏出自府兵系統與禁軍系統者，120類似狀況也大體複製到其養子身上，如雷彥芬二子為左、右驍衛將軍、左龍武軍宿衛，仇文義之子為右神策軍兵馬使，孟秀榮之子為振武等州節度同正兵馬使，假延信之子為左神策軍行營歸化崇城等鎮監軍使。121比起宦官的父祖輩，其養子如果任軍職，好像有更集中於禁軍系統或宿衛之職的趨勢，再不然也時而派往諸道去監軍。任軍職的宦官養子，未必不是閹人，楊欽義次子楊復璪就以「白身充左神策軍副使小使」；122扈從監右銀臺門進奏使張明進（?-803），平日「傳絲綸之詔，職在禁扃」，而一旦京城有變，則「隨駕環衛，控挾弓矢」。123 可見宦官養子的軍職與宦職是可以互相轉換的，二者俱為近密天子、侍從君王之職，保護好皇帝，與侍奉好皇帝同樣重要。而更關鍵的則是，如果宦官集團不能掌控整個宮禁，其賴以生存的棲身之所可能就會被人整個刨去，連根拔起，到時集團勢力便會土崩瓦解，不復存在。宮廷宿衛既如此重要，宦官自然不能隨意假手他人，養子可說是自己培植的親

墓誌彙編》，咸通072，頁 2435-2436；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 005，頁883。 119 王溥，《唐會要》，卷 65，〈內侍省〉，頁 1133。 120 陳弱水，〈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論其與軍人的關係〉，《唐研究》第 15 期，頁 180- 188。 121 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貞元 001，頁 735；大中 024，頁 986；大中 035，頁994；元和 004，頁 802。 122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楊魏沛〈唐楊府君（玄略）墓誌銘〉，頁 254。 123 周紹良等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貞元 072，頁 786。

唐代養子的類型及其禮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