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語音韻學的「接受」轉向
─以龍為霖《本韻一得》接受史為例
王松木
＊摘 要
文本（text）意涵並非自足、封閉的體系，今人對於傳統音韻文獻的解讀， 理應涉及「撰者」、「文本」、「音系」、「讀者」等基本要素。自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以來，漢語音韻學者大多依循著「語音史」的主流路徑，逕將韻書、 韻圖預設為某種現實方音之客觀記錄，使得觀看焦點大多固著在「文本」與「音 系」的對應上，從而漠視「文本」與「撰者」、「讀者」之間的聯繫。雖說「語 音史」研究具有鮮明的客觀主義色彩，表面看似十分科學，但實際上卻已窄化 了觀看的視野，同時也割裂了漢語音韻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連結。 魯國堯教授在〈語言學和接受學〉（2011 年）一文中，懇切地呼籲語言學 界應接受「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將目光轉移到讀者的反應上。本文 響應魯國堯教授的呼籲，並試著進一步思考：如何能將「接受理論」運用在漢 語音韻學史的建構上，因而選擇以「龍為霖《本韻一得》的接受史」作為研究 案例，一方面從歷時角度觀看，考察二百六十餘年間（從1750 年至 2012 年）， 不同讀者對於《本韻一得》有何不同理解與評價；一方面則站在音韻思想史的 高度，試著發掘造成讀者不同反應的可能因素。冀望藉由《本韻一得》接受史 之個案研究，申論「接受轉向」對於漢語音韻學有何意義與價值。 關鍵字：接受理論、接受史、《本韻一得》、音韻學史、等韻2013/06/14 收稿，2013/12/17 審查通過，2013/12/24 修訂稿收件。 ＊ 王松木現職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Reception Theory and Chinese Phonology: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Ben Yun Yi De
by Wei-lin Long
Wang Song-mu
∗Abstract
The signification of text is not a self-sufficient or closed system. Scholar nowadays should address the basic factors such as author, text, phoneme, and reader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phon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Bernhard Karlgren onwards, the Chinese phonologists mostly follow the mainstream of the history of phonology, regarding rhyme books and rhyme tables as objective records of dialects. This approach assumes the equivalents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phoneme, and fails to show the relations among text, author and reader. While seemingly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it actually narrows the horizon of viewing and isolates Chinese phonology from other disciplines of humanities. Professor Guo-yao Lu in his “Linguistics and Reception Theory” calls for the attention to reception theory among linguistics scholars, asking for more emphasis on the reader’s responses in the studies of linguistics. The present paper, a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Lu’s article, goes further to conceptualize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reception theor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Wei-Lin Long’s Ben Yun Yi De is used as the case study of the paper. Firstly, there would be a diachronic survey o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evaluations made by readers of Ben Yun Yi De from 1750 to 2012. Secondly, I will probe into the possible factors which cause different responses in different rea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ical history. By so doing, I argue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reception theory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phonology.
Keywords: reception theory, reception history, Ben Yun Yi De, history of phonology, deng-yun
一、前言
文本意涵的解讀，嵌合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且隨著讀者認知結構的改換 而有所不同。依照非客觀主義（non-objectivism）的觀點，1文本意涵並非自足 封閉的體系，是以今人對於傳統音韻學文獻之詮解，也應考量語言系統外部的 因素，將文本置於更寬廣的交際情境中，同時關注「作者」、「文本」、「音系」、 「讀者」四個基本要素及其互動關係。然而，觀察當前漢語音韻學的發展現況， 多數學者採行「語音史」路徑，抱持著客觀主義（objectivism）的哲學觀，將 傳世的韻書、韻圖預設為「客觀反映某種現實方音之調查記錄」，使得目光焦 點多固著在「文本」與「音系」的客觀對應上，無形中忽略了「文本」與「作 者」、「文本」與「讀者」之間的聯繫。（如圖1 所示） 讀者 文本 作者 音系 【圖1】 韻圖詮釋的相關環節 「語音史」研究路徑，立足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上，專注文本形式 的分析，力求理性、客觀，盡可能地剔除「玄虛」、「含混」、「附會」、「武斷」…… 等，2來自作者或讀者的主觀因素干擾。此種研究取向表面看似十分科學，但實 際上卻已窄化了觀看的視野，同時也割裂了音韻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連結。1 雷可夫 George Lakoff、詹森 Mark Johnson：《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Women laiyi shengcun
de piyu（臺北[Taipei]：聯經[Lianjing]，2006 年），將西方哲學中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歸
結為「客觀主義」，並對客觀主義過度強調語言系統的自主性、自足性與任意性提出質疑，
轉而關注人們的肉體經驗與認知方式，及其對於意義生成的重要性，因其學說出自對「客
觀主義」的挑戰，故稱之為「非客觀主義」或「體驗哲學」（Embodiment Philosophy）。
2 羅常培 Luo Changpei：《漢語音韻學導論》Hanyu yinyunxue daolun（臺北[Taipei]：里仁
近年來，魯國堯教授積極思索如何拓展語言學的研究路徑，除了高聲倡議 建立「語言學思想史」之外，更在〈語言學和接受學〉（2011 年）一文中，懇 切呼籲語言學界應與「接受學」結合。本文乃響應魯國堯教授的呼籲，並試著 進一步思考：如何能將「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以下稱「接受理論」） 運用在漢語音韻學史的建構上，因而選擇「龍為霖《本韻一得》的接受史」作 為研究案例，一方面從歷時角度觀看，考察二百六十餘年間（從1750 年至 2012 年），不同讀者對於《本韻一得》有何不同理解與評價；一方面則站在音韻思 想史的高度，試著發掘造成讀者不同反應的可能因素。冀望藉由《本韻一得》 接受史之個案研究，申論「接受轉向」對於漢語音韻學有何意義與價值。
二、走向讀者─接受理論與音韻學史的整合
何謂「接受理論」？「接受理論」能否適用於音韻學研究？若能適用，為 何罕見學者論及呢？阻礙「接受理論」與音韻學相融的因素為何？針對上列問 題，試分述如下： （一）接受理論的主張、貢獻與隱憂 「 接 受 理 論 」 是 1960 年代末期崛起的文學理論，以德國康斯坦茨 （Konstanz）大學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 年）、伊瑟爾（Wolfgang Iser, 1926-2007 年）為代表。「接受理論」既不以文學作品（文本）與現實世界 的對應為研究重點，也不再只拘限於文本形式結構的分析，而改以「讀者」為 中心，強調：文學作品並非獨立自足的封閉系統，而是由作者所提供的多層次 語言結構；文本中存有許多空白與不確定之處，留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以自 身既有的概念框架主動地予以發掘、填補。因此，若依照「接受理論」的看法， 文學作品不應是一座「紀念碑」─對每位讀者都提供同樣圖像的客體，反而 比較像是一本「管弦樂譜」。換言之，文本的意涵必須經由讀者創造性的參與， 方能從文本形式中解放出來，且能激發後世讀者不斷產生新的迴響。經歷「接 受理論」的洗禮之後，文學審美意識開始產生格式塔（Gestalt）轉換，無論是 在文本性質的體認上，或是對讀者角色與地位的界定上，均與以往的實證主 義、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有所不同，突現出嶄新的思路與格局。3音、明變、旁徵），祛茲四妄（按：玄虛、含混、附會、武斷），則音韻學庶可廁諸科學 之林矣。」，頁7。
3 朱立元 Zhu Liyuan《接受美學》Jieshou meixue（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Shanghai
然則，文本意義的建構歷程為何？讀者如何主動地參與意義的建構呢？就 讀者個人的心理認知而言，姚斯吸納德國詮釋哲學的觀點，借用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年）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與伽達莫 爾（H.Gadamer, 1900-2002 年）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提出「期 待視野」（horizons of expectation）4的概念，認為：讀者與外在環境互動過程中， 不免受到文化傳統、社會環境、學術風尚……等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從而形成 特定的閱讀體驗與審美意識。正因如此，在閱讀作品之前，讀者早已透過先前 的閱讀經驗，在腦海中存有某種預先理解與閱讀期待，而此種讀者既存的概念 框架，將決定閱讀時的取捨標準與觀看重點。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根據自身的期待視野來審視歷史文本，提取腦中過往 所積存的閱讀體驗（讀者視域），與眼前的歷史文本（文本視域）相互對映。 由於兩種不同視域之間，不免存有若干衝突與落差，故在視域整合的過程中， 自然形成一股相互拉扯的張力。讀者腦中既有的概念框架，便是在這股拉扯的 張力中不斷進行著修正與調整；而文本意義即是在視域融合的過程中得以湧現。 百科知識 社會文化 心理認知 文本 讀者 1 讀者 2 讀者 3………讀者 n 時間 【圖2】 「視域融合」示意圖
品意義客觀地包容於本文之中』的立足點，使讀者參與作品意義的創造和實現，這樣就 引起了整個文學觀念的巨大改變革：文學作品不再只是獨立於讀者的客觀存在，而是在 閱讀中成為文學作品的。」，頁49-50。
4 根據朱立元 Zhu Liyuan《接受美學》Jieshou meixue（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Shanghai
renmin]，1989 年）的解釋：「所謂『期待視界』是指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原先各種經 驗、趣味、素養、理想等綜合而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和欣賞水平，在具體閱
倘若進一步考慮時間的變數（如圖 2 所示），將不同時期讀者對文學接受 活動放置在歷時軸線上，便呈現出一條由不同讀者反應相繼接續所串起的歷史 長鍊，從而衍生出一種新形態的文學史─文學接受史。 「文學史」是接受理論挑戰西方傳統文學理論的突破口。傳統文學史的編 寫方式奠基於客觀主義哲學觀，編史者或依照作品類型繫年排比，或選擇某些 偉大的文學家，依年代先後羅列其代表作品。此種編史方式，忽視「讀者」在 文學史演進過程中應有的角色與地位，容易使文學史淪為重要作家之生平概述 或經典作品之登錄清冊。姚斯在〈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挑戰〉（1969 年）這 篇宣言性的文章中，直指傳統文學史觀的弊病，5指出：「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 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 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頁24）因此，任何一本完整 的文學史，都不應該輕忽讀者對文學作品的反應，姚斯強調「文學史應是文學 作品的接受史」，無疑為文學史的編寫與研究指引了新的發展方向。 儘管在文本意義的解讀或文學史理論的建構上，「接受理論」均有其不容 抹煞的卓越貢獻，但接受理論的發展趨向，亦有值得憂慮之處：一則因過度凸 顯「讀者」的重要性，而容易輕忽作者本身的創造力；一則因強調文本意義的 不確定性及讀者詮釋的多元性，在判定不同詮釋之優劣時，常因失去客觀的判 定標準，而流於唯心、主觀。面對讀者多元的反應，一旦失去了客觀評判的依 據，「接受理論」可能在奮力掙脫「客觀主義」的窠臼之後，又不小心滑落到 「相對主義」的泥淖裡。 總結以上所論，「接受理論」將焦點從文本形式轉移到讀者反應上，標誌 著從科學主義向人文精神回歸，拓展文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再者，該理論強 調文學作品的開放性、未完成性，更能彰顯理論本身的強大包容性。此種新形 態的文學解釋理論，不僅重新界定了文學作品的分析模式，同時也為文學史的 編寫與研究開拓新的路徑，值得音韻學史研究者借鏡。
5 姚斯 Hans Robert Jauss：〈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挑戰〉“Wenxueshi zuowei xiang wenxuelilun
tiaozhan”，云：「遵循已經認可的概念，簡單地按編年序列排列作家生平與作品的這種文 學描述『不是歷史，僅僅是歷史的斷片』……這種方法不僅顯得疏而無實，而且幾乎禁 止了文學史對過去年代的作品質量進行判斷，而採用這種方法的歷史撰寫者卻標榜歷史
學的客觀性觀念。這樣做至多不過是描述『事實究竟』，為他的審美節制找個好藉口而已。」
見於《走向接受美學》Zouxiang jieshoumeixue，收錄於周寧 Zhou ning 編譯的《接受美學
與接受理論》Jieshoumeixue yu jieshoulilun（瀋陽[Shenyang]：遼寧人民[Liaoning renmin]，
（二）「接受理論」能否與「音韻學史」相整合？ 「接受理論」走向讀者，在文學、美學、社會與歷史之間架起聯繫的橋樑。 近四十餘年來，該理論已從文學領域漸次擴散到其他人文學科之中，但反觀音 韻學領域，似乎仍未受到明顯的影響，6原因何在？魯國堯（2011 年）對此亦 曾感到疑惑： 我總感到，語言學比較閉塞，不肯逾越雷池，不肯走下山頭，且 看兄弟學科文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藝術學、政治學，甚 至解剖學，引進接受史都已多年，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而語言學 仍舊對接受學熟視無睹，不禁令人納悶，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頁9） 魯國堯（2011 年）的困惑，啟發我們深入思考「音韻學」與「接受理論」 能否相容的問題。如上文所述，文本意義的詮解必然受到讀者期待視野的影 響，即使是科學性的文本，也會因「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使得讀者 的期待視野有所更動，從而對歷史文本的意涵產生不同解讀。7科學性的文本 如此，音韻學文本的解讀，又豈能自立於其他文本之外？詮釋傳統韻書、韻圖 的意涵時，又焉能不考慮到不同的期待視野所可能造成的偏差？ 倘若「接受理論」也能適用於音韻學研究範疇，為何在當前漢語音韻學研 究領域中，卻難以覓得「接受理論」的蹤跡呢？阻礙「接受理論」輸入的因素
6 如同魯國堯 Lu Guoyao：〈語言學和接受學〉“Yuyanxue han jieshouxue”（《漢語學報》Hanyu
xuebao 2011 年第 04 期，頁 2-10）所言，漢語語言學論著鮮見以「接受史」為篇名者，
但不可否認，若干學者實已觸及到音韻學接受史的課題，以拙文〈清初士人對《西儒耳 目資》的理解與反應〉“Qingchu shìren dui ‘Xiru ermu zi’ de lijie yu fanying”為例，即以金
尼閣《西儒耳目資》Ｘiru ermu zi 為個案，分別評述方以智 Fang Yizhi、劉獻廷 Liu Xianting、
楊選杞Yang Xuanqi、熊士伯 Xiong Shibo 等人對於《西儒耳目資》的理解與評價，並從
音韻思想史角度，解釋造成各家反應殊異的原因。
7 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 年）回憶初次閱讀亞理斯多得《物理學》Wulixue 的經驗，
提及曾因「自身閱讀方式」與「歷史文本」之間，存在著視域的衝突與矛盾，致使難以 順當地理解文本的意涵。孔恩從閱讀歷史文本的挫敗經驗中，總結出兩個教訓：「第一， 讀一個文本有許多方式，拿現在最易於理解的方式用到過去，往往不合適。第二，文本 的可塑性使各種讀法都不一樣，因為有一些（人們卻總是希望只有一種）」比別的更合理、 更為前後一貫。為了使學生們也能吸取這些教訓，我提出一條原則：在閱讀重要思想家 的著作時，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顯荒謬之處，再問問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麼會 寫出這樣的東西來。」《必要的張力‧序言》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Beijing daxue]，2004 年），頁 IV。
為何？竊意以為，「科學主義」（scientism）正是橫阻在音韻學與人文學科之間 的攔路虎、絆腳石，8由於當代音韻學者過度崇信「科學至上」的觀念，不僅 抑制了「音韻思想史」的萌生，9同時也阻絕了「接受理論」與「音韻學」之 間的融合。 若依照斯諾（C. P. Snow, 1905-1980 年）的「兩種文化」來劃分知識，「科 學」、「藝術」常被定位在知識光譜上截然對立的兩極，前者理性客觀、有序可 循；後者感性主觀、混沌模糊。近百年來，漢語音韻學的發展以自然科學作為 取法對象，10在不斷科學化的過程中，音韻學者傾向以客觀主義觀點來解讀音 韻學文獻，一方面將傳統韻書、韻圖預設為獨立自足的科學性文本，能客觀地 反映實際語音，故文本中並沒有留下空白或不確定之處，可讓後世讀者主動填 補，11與「文學作品」的性質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則又假定作者與讀者均是 理性、客觀的—作者以客觀的態度紀錄實際語音，讀者同樣也秉持著理性的態 度來解讀文本信息。若是如此，則對於文本意涵的詮釋，只需留意「文本形式」 與「現實世界」的對應，既不必深入探究「作者」的哲學思想，也無需特意考 慮不同「讀者」的多元反應，甚至保持語料的客觀與純淨，更應積極地將「作 者」、「讀者」的非理性因素盡悉汰除。
8 關於科學主義迷信對二十世紀漢語研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請參閱潘文國 Pan Wenguo：
〈漢語研究：世紀之交的思考〉“Hanyu yanjiu：shiji zhi jiao de sikao”，《語言研究》Yuyan
yanjiu 2000 年第 01 期，頁 18-24 的相關論述。 9 當前許多成熟的學科多有「思想史」的相關研究，如：「地理學思想史」、「史學思想史」…… 等，但為何漢語音韻學領域至今仍欠缺「音韻思想史」呢？對此問題，拙著（2012）有 較為詳細論述。 10 余英時 Yu Yingshi〈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Shilun zhongguorenwenyanjiu de zaichufa”云：「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曾奉 自然科學為典範。這顯然是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所創獲的知識不但具有普遍性、準確性、 穩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嚴格。人文研究見賢思齊，毋寧是很自然的。儘管這一效 顰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失敗遠多於成功，但整體來看，二十世紀的人文研 究一直在科學典範的引誘之下游移徘徊，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收錄於《余英時學
術思想文選》Yuyingshi xueshu sixiang wenxuan（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Shanghai guji]，
2010 年），頁 415。
11 語音史研究者，大多假定：韻書或韻圖是客觀反映音韻系統的語料，其中對應的語音系
統並不隨著後世讀者而有所更易。以某方言調查字表，結構主義語言學必須假定字表所 記錄的音系是獨立自足的，無論何時何地之人閱讀，均不能妄自摻入個人主觀意念，亦 無法更動其中的信息內涵。
不同學科領域的理論與方法能否相互連通，端賴研究者能否意識到不同學 科之間具有跨域的相似性。由於「語音史」研究者，大多仍存有客觀主義的迷 思（myth），很難自覺地從「科學」此端跨界到「文學」彼端，既無法意識到 「讀者」在文本詮釋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也就難以借鏡原屬文藝美學領域的「接 受 理 論 」。 然 而 ，「 科 學 主 義 」 的 阻 隔 並 非 不 可 撼 動 ， 隨 著 後 現 代 主 義 （postmodernism）思潮興起，許多人文學科已不再以「科學」馬首是瞻，漢語 音韻學適度往人文主義方向修正，應是未來可以期待的趨勢。 三、龍為霖《本韻一得》接受史 在閱讀過程中，「作者—文本—讀者」是彼此緊密相扣的基本環節，讀者 對於文本意義的解讀不能天馬行空、任意蔓衍，必須受到作者創作意圖的制 約。因此，作者的編撰韻圖的初始動機與預設目的為何？韻圖形制呈現出何種 設計理念？不僅對於文本意義的解讀至為重要，同時也可作為評判不同讀者反 應優劣良窳之客觀依據。下文中，首先論述《本韻一得》的創作意圖與設計理 念；其次，觀察不同時期讀者對《本韻一得》的理解與評價，從心理認知角度 分析造成各家不同反應的原因，並試著判斷其優劣得失。 （一）《本韻一得》的創作意圖與設計理念 龍為霖，字雨蒼，號鶴坪，四川巴郡人（今重慶市），康熙 45 年（1706 年）進士，歷任雲南太和知縣、石屏知州與廣東潮州知府等官職；辭官後，返 居故里，奉母家居 20 年，與同邑文人結詩社於東川，極詩酒酬唱之樂，著有 《本韻一得》、《蔭松堂詩集》、《蘭谷草堂稿》、《讀詩管見》、《橐駝集》等。 龍為霖雅好詩文創作，編撰《本韻一得》（1751 年）一書，前後歷時約 40 年，其創作意圖在於：推溯聲音之本源，試著建構出融貫古韻、今韻的理想音 系，一則可用以解決歷來諸家分韻多寡不一、聚訟紛紜的弊病；一則可據此解 釋古人造字之音韻所由，並有助於今人創作吟詠古代詩賦。龍為霖在〈答趙中 丞論韻書〉中，表明編撰《本韻一得》的動機與目的，云： 人生固有之元聲，各有自然不易之定理，非可以纖毫私意增損去 取於其間者……上古之時，婦人、女子、樵夫、牧豎悉能為詩， 而後世老師、宿儒猶惴惴於聲韻，出入之間，豈今人誠不古若？ 古之人，因其自然，天也；後之人，參以己見，人也。人事起而 天真亂，反切歸母、射標傳響之法，愈出愈新，而卒昧其本，則 豈特劉淵輩為不識韻，博洽如鄭漁仲、吳才老、楊升庵之徒，窮
搜遠引，尚不能窺見至原，準百之世，豈不難哉！某賦性愚魯， 每讀一字，不解其音韻之所由，輒煩懣累日，以故生平讀書不多， 乃殫思冥悟，久而若有所得，頗會六書源流，嗣此讀秦漢以上之 書，韻隨口得，不煩考校，嘗以質諸當世論韻之士，亦多極口稱 快，亟欲勒成一書，公諸同好者。（〈答趙中丞論韻書〉，頁2-3） 然而，上古語音早已杳然難知，後世讀者如何能在吟哦諷讀之間，以時音 重現上古詩歌原有的韻律美感呢？面對此一亙古難題，自南北朝以來，語文學 家先後提出三種解決方案：「叶音說」、「通轉說」、「古本音說」。明末之際，「古 今音變」的觀念覺醒，焦竑（1540-1620 年）、陳第（1541-1617 年）強烈批判 「叶音說」之缺失，自此之後，「叶音說」的影響力逐漸式微；降至清代初期， 古韻學分裂成兩大陣營：一為考據家之古韻學，主張「古本音說」，以顧炎武 （1613-1682 年）為代表；一是詞章家之古韻學，主張「通轉說」，以毛奇齡 （1623-1716 年）為代表。雖然考據派古韻學的研究方法較為縝密、科學，但 卻難以切合詩人詞客作詩檢韻之用。12清代初期，「通轉說」仍居於韻學主流地 位，而當時韻書亦以實用為尚，多冠以「古今韻」之名。13 《本韻一得》表面上遵循著「通轉說」的老路，但實際上卻是在因襲守舊 之中別開新局。龍為霖居於詞章家的立場，延續明代以來講求古韻通轉的風 尚，並試圖將等韻學的審音概念，運用在上古韻部的歸併上，另闢「聲律同源」 的古音通轉新說，試著建構融貫古今的理想音系，藉以釐清古韻部之限界及其 通轉關係，冀望能以此糾正諸家分韻之謬誤，使後世讀者得以「隨口成韻，不 煩考校」。
12 據平田昌司 Shoji Hirata：〈音起八代之衰─復古詩論與元明清古音學〉“Yin qi badai zhi
shuai: fugushilun yu Yuan Ming Qing guyinxue”的觀察：「雖則顧炎武的古音分部縝密，《唐
韻正》、《古音表》都不適用於檢韻作詩，《詩本音》作為讀本不如《詩集傳》方便。康熙
28 年（1689 年）成書的李因篤《古今韻考》4 卷是依據顧氏古音學編纂的古今詩韻實用 手冊，處處表現出了考據學面對詩學界「古音、叶音」觀念的牢固傳統的焦慮。」收錄
於《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 85 輯（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Shanghai
guji]，2007 年），頁 199-200。
13 張民權 Zhang Minquan：《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Qingdaiqianqi guyinxueyanjiu：「明代人研
究古韻，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以實用為目的，將古韻與今韻結合起來研究。許多韻
書的編纂，一方面列出詩韻字（平水韻），另一方面又列出古通古叶之字，以便做古詩取
韻的參考。在明人現存的韻書中，潘恩《詩音輯略》為早期代表……此風一直影響到清
代，毛奇齡《古今通韻》、邵長蘅《古音韻略》、李因篤《古今韻考》等，也都是如此。」
然而，古今音韻不同，如何能夠貫通古今，闡明古韻通轉之理呢？龍為霖 不依循考據學家的「考古」路徑，腳踏實地對相關古音材料—古詩韻腳、文字 諧聲、異文假借、漢語方言等—進行全面、系統地分析與歸納，反而乞靈於抽 象玄虛的「天地元聲」，轉向形上學層面尋找解釋古韻通轉關係的依據，將「聲 韻」比附於「樂律」，從而建構起極具個人特色的通轉新說，並且繪製各式韻 圖以闡發其獨特的音學思想。 關於《本韻一得》的音類劃分與設計理據，筆者在〈墜入魔道的古音學家 ─論龍為霖《本韻一得》及其音學思想〉一文中，已有較多論述，故下文僅 從聲母歸類、韻部劃分、入聲分派、韻部通轉4 個方面，予以簡要介紹，藉以 觀其梗概。 1.聲母─24 字母 龍為霖以現實語音為基礎，對比明清等韻家對於中古 36 字母的刪併情 形，並取邵雍〈聲音唱和圖〉與華嚴字母相印證，冀望能藉由不同字母系統的 相互參照，建構囊括宇宙各類聲音之理想音系。龍為霖將聲母分成 24 字母， 並繪成「字母新圖」，聲母的類別與數量均與林本裕《聲位》頗為相似，14若與 「早梅詩」所代表的官話音系20 聲母相比，《本韻一得》則多出了「疑母」及 3 個虛位字母，如下圖所示：
14 林本裕 Lin Benyu：《聲位》Shengwei 將聲母分成 24 類，除「早梅詩」Zaomeishi 之 20 類
聲母外，又加上四母：方以智Fang Yizhi：《切韻聲原》Qieyunshengyuan 之 、華嚴字母
【圖3】 《本韻一得》「字母新圖」 參照明末清初各式通語性質的韻圖，可知當時官話語音應當僅存20 或 21 聲類（包含零聲母）。龍為霖之所以特意增設3 個虛位，硬是將字母湊成 24 之 數，主要是基於形上層面的考量，目的在於使聲母數量能契合天地自然之數— 象徵24 節氣，以此證明音理分析能應合天道，非人為所恣意妄作。 2.平聲十二韻、入聲七韻 《本韻一得》分出平聲十二韻、入聲七韻，配以陰陽、七音、十二律。平 聲十二韻之配伍關係，如下圖所列：
【圖4】 《本韻一得》「十二韻配十二律五音正變分合方圖」 3.入聲七韻配五正二變 龍為霖強調每韻均有入聲，並將12 個平聲韻總歸於 7 個入聲韻，以應合 七音之數。入聲之分派，為理解古韻通轉的重要關鍵，龍氏認為：「論韻並先 論入聲，然後諸韻得所借」，又云：「執平求入，孰辨螟蛉；由入所平，斯明譜 牒」（卷1，頁 24）。為說明各韻如何透過入聲聯繫而得以通轉，龍為霖繪製「入 聲七韻統十二律通合全圖」，並本諸樂律，說明各音相通、不相通之理。
【圖5】 《本韻一得》「入聲七韻統十二韻通合全圖」 4.古韻通轉之理 為了能以時音吟詠出上古詩歌的韻律美感，龍為霖基於樂律原理，以變通 方式讓鄰近的韻部得以通轉叶音，再經由「瓜」（變徵）、「昆」（變宮）二韻之 中介，幾乎達到無所不轉的地步（如圖 6 所示），如此無疑模糊了古韻之間應 有的界限，顯然背離「古本音」的科學路線，而朝「通轉說」方向偏移。
【圖6】 《本韻一得》「十二韻兩界分合圖」、十二韻部通轉示意圖 總括言之，龍為霖以等韻原理推溯古韻分部，於顧炎武「古本音說」與毛 奇齡「通轉說」之外，另闢一條古韻研究的新路徑。然則，「審音之功多，考 古之功淺」，由於欠缺紮實的考據工夫與正確的音變觀念，一則未能全面、系 統地依照時代先後考校上古詩韻，不僅對於古詩韻例判別不清，在論證韻部通 轉關係時，亦顯實證不足，而多有主觀、隨意之病；一則遷就時音、比附樂律， 知就今韻以求其合，不知就今韻以求其分，致使其分韻頗多謬誤，尤其在韻部 通轉關係的解釋上，更是糾葛繚繞、無所不通。龍為霖所建構的古韻體系，或 許能夠迎合文人創作、吟誦古詩之實用需求，但無法切合古音的真實面貌。 （二）歷來讀者對《本韻一得》的理解與評價 《本韻一得》成書距今約二百六十餘年。自清初迄於今日，不同讀者閱讀 此書各有不同的期待視野，無論在理解或評價上均有所不同，甚至出現褒貶兩 極的情形。本文依照年代知先後，將不同時期的讀者分成五種類型，觀察讀者 期待視野之變化，勾勒出音韻思想變遷的軌跡。
1.親朋故舊 書籍流傳自近而遠，可以預見：《本韻一得》的首批讀者，應是龍為霖周 遭的親朋故舊。這些曾與龍為霖交遊往來的讀者，對於《本韻一得》的理解與 評價，便直接呈現在《本韻一得》的序文中。如下所示： （1）蔡時田（？-1752 年）〈《本韻一得》序〉 唐以聲韻試士，創為拘限之說，懸《四聲切韻》一書，為取士之 的，雖第用於律詩、律賦，而古音從茲蕩然矣。今之存者，惟《廣 韻》《集韻》其傳最舊，所云獨用、通用，合於唐，不合於古。 元明以來，遞有增述，互相訾謷。近世好學深思如顧亭林、毛西 河，各有成書。顧言本音而聲有未諳；毛為「五部三聲兩界兩合」 之說，亦泛而無歸。非韻之難，不知樂之難。渝州龍雨蒼先生， 學殖有根柢，早契六書精薀，直溯元聲，洞曉陰陽，五音透達， 七均融徹，以通其郵。於變宮、變徵，而十二律、閏律，循環相 生，相通、不相通之處，繪圖立說，分別入微，使三代以上之音 粲然復明。其於此事，不徒見其所以然，而實能言其所以然，洵 闇室一燈也。 （2）彭端淑（1699-1779 年）15〈《本韻一得》韻敘〉 今年（乾隆十六年）夏，扁舟南下，訪先生於渝州，欣然出所著 韻書示余。分宮別商，釐譌證偽，上探《風》《雅》，旁及《書》 《易》，下採屈宋以來千餘年文人學士分合異同，原原本本，抉 六書之淵微，會五音之奧妙。……蓋天地之元音流於天地，而合 於人心，莫不有自然之節，未可以意為揣測也。昔考亭（朱熹） 註詩，自謂叶韻本諸吳才老（吳棫），彼其精神命脈俱竭，他書 未暇深攷，不能不以所疑俟後人。世之作者，自度不及考亭，方 且以無稽之說號召天下，不亦誣乎！如先生是書，殫心冥悟，窮 源溯流，一空依傍，能使天地之元音不墜，其功於天下後世，豈 小哉！
15 彭端淑，字儀一，號樂齋，清代眉州丹稜人。雍正 11 年（1733 年）進士，授吏部主事， 後曾任吏部郎中；乾隆26 年（1761 年）辭官歸蜀，主講錦江書院。彭端淑工詩善文，與 李調元、張問陶並稱「清代四川三大才子」，著有《白鶴堂文稿》Baihetang wengao、《白
（3）胡天游（1696-1758 年）16〈龍使君《本韻》敘〉 凡今以韻為學始，由齊梁後尤惑者，為「某叶」「某通」「某不叶 通」云云。名說繁出，強別妄區，淵源昧荒，無所足訓。近世顧 炎武稍悟其陋，起砭釐之，識者以稱。龍公後出，患俗韻之蔽也， 刻精勤神幾四十年，窮音聲根株，旁援上考，矯擏眾非，雖釋氏 所說，太元皇極所著，靡不悉探。公既常推顧氏，又審其所未至。 其剖是非、定然疑，猶據約而平質劑，聽獄直於皋陶，其要推原 六書而宗歸在詩，將以解膠蕩惑也。其博而篤，庶幾復古者也。 此外，龍為霖表兄周開豐（字梅崖），在〈龍鶴坪《蔭松堂詩集》序〉亦 對《本韻一得》有所評述： 鶴坪天質夙異，好學不倦，尤能以無邊慧發前人所未發，如所著 《本韻》一書，洞律呂之本原，抉六書之精蘊，是正從來舛謬， 數千百年塵翳，一旦豁然。夫豈人云亦云，如世之所稱韻書者。 是以不知者，未免河漢其言；知之者，莫不服膺首肯。竟有海內 名宿素未謀面而自都門寄序者，一且再焉。 彭端淑、胡天游與周開豐等人，既與龍為霖時代相同，且均以詩文見長， 可說是龍為霖心中預設的潛在讀者。首批讀者與龍為霖多有直接或間接接觸， 對於龍為霖的音韻學素養頗為敬佩，故抱持著孺慕仰望的姿態閱讀《本韻一 得》，或讚美龍為霖能「直溯元聲，洞曉陰陽」，或稱譽此書「能使天地之元音 不墜」，不僅體認到《本韻一得》所設定的工具價值，更切中龍為霖內心希望 企及的理想目標—窮盡聲音本源，此類讀者的期待視野與《本韻一得》文本最
16 根據《乾隆紹興府志》Qianlong Shaoxing fuzhi 卷之 54（上海[Shanghai]：上海書店[Shanghai
shudian]，1993 年，頁 289）記載，胡天游，字稚威，一字雲持，山陰人（浙江紹興），
雍正13 年詔舉博學鴻詞科。其學以駢文與詩歌見長，著有《石笥山房文集》Shisishanfang
wenji、《雲持居士集》Yunchijushi ji 等。胡天游曾於彭端淑寓所，閱得《本韻一得》Benyun
yide，在〈龍使君《本韻》敘〉Longshijun Benyun xu（《本韻一得》Benyun yide，《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經部小學類》Sikuquanshu cunmu congshu: Jingbu Xiaoxuelei，臺南[Tainan]：
莊嚴文化[Zhuangyan wenhua]，1997 年）交代觀書之始末，云：「蜀人太守龍公作《本韻》
書二十卷，故侍御史蔡侯、今吏部彭大夫為之敘。大夫又自蜀以其書來，得從讀之。」周
開豐Zhou Kaifeng〈龍鶴坪《蔭松堂詩集》序〉“Longheping Yinsongtang shiji xu”（見《蔭
松堂詩集》Yinsongtang Shiji，收錄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 bian 第 1087
種，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shanghai guji]，2011 年）提及：「竟有海內名宿素未謀面
為契合，在視域融合過程中，心理的阻力最小，對於《本韻一得》的評價多為 褒獎溢美之詞。 2.漢宋兼採的詞章家 顧鎮，字備九，號虞東，江蘇常熟人，乾隆19 年（1754 年）進士，著有 《虞東學詩》12 卷。顧鎮研治《詩經》兼採漢學與宋學，《四庫全書提要》評 曰：「《集傳》主於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數端皆精心 考證，具有根柢，不徒以空談說經，在漢學與宋學之間，可謂能持平者矣。書 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為無裨也。」 然則，音韻之學本非顧鎮所長，曾自述其古音學觀點乃援用同邑學者嚴虞 惇（1650-1713 年）《讀詩質疑》而來。17大抵而言，顧鎮清楚意識到「叶音說」 犯了以今韻上律古韻之謬誤，18因而傾向於採納「通轉說」。在《虞東學詩》卷 1「韻說」中，顧鎮闡述「古韻通轉」的觀點，云：「韻非古也，古有音而已。 而動於喉齒牙舌唇之間，吐納有輕重，其勢不能無轉，而非所謂叶也。」 如何闡明古韻通轉之理？如何詮釋《詩經》的韻律美感？這無疑也是顧鎮 註解《詩經》音義時，必須解決的棘手問題。顧氏曾於友人處借閱《本韻一得》， 對於龍為霖以「二變通五音」闡釋古韻通轉之理，尤能有會於心，評論曰： 本朝顧炎武復為四聲一貫之說，而三百篇之詰屈可通，叶韻之說 真成疣贅矣。近日，東川龍為霖著《本韻一得》，謂六書諧聲、 轉注即言韻之祖，諧聲即《虞書》所謂和聲，轉注即《樂記》所 謂旋宮，發揮蔡氏五音二變之旨，於詩樂得其通貫。蓋字有四聲，
17 《虞東學詩‧凡例》Yudongxueshi fanli 云：「音韻之學，本非所習，今用嚴氏《質疑》Zhiyi，
本以通韻為主，其不可通者，則以轉通之。蓋五音得二變以為之旋轉，而無不可通之音
矣。」（《虞東學詩》Yudongxuesh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臺北[Taipei]：臺灣商務[Taiwan
shangwu]，1972 年）關於嚴虞惇 Yan Yudun：《讀詩質疑》Dushi zhiyi 之古音學說，張民
權Zhang Minquan《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Qingdai qianqi guyinxue yanjiu 第 5 編第 8 章（北
京[Beijing]：北京廣播學院[Beijing guangbo xueyuan]，2002 年），有較為詳細的介紹，請 參閱。 18 顧鎮 Gu Zhen 指出「叶音說」謬誤在於以今韻上律古韻，《虞東學詩》Yudongxueshi（《虞 東學詩》Yudongxuesh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臺北[Taipei]：臺灣商務[Taiwan shangwu]，1972 年）卷一「韻說」：「夫詩者商周之作也，韻者齊梁之學也。以齊梁人所 定之韻，上律商周時所作之詩，雖淺夫小儒知其不可，而高賢碩士乃信之不疑者，今韻 熟復於口，而古韻不聞於耳，不出於叶，將舌撟不可下，以為是不可以讀詩也。而於古 人聲應生變以成其音者，不能悉究之，以盡其理，於是有不可叶、不必叶、不當叶者， 而一一叶之。」
古相通用。惟四聲之中，各有遠近，相隔過遠，皆須轉讀以和之。 大抵通者皆可轉，而轉者不必皆通，不可通而轉，即二變和五音 之妙也。後世錮於韻書，謂古音已不可求，而輾轉拂矯，違其自 然，豈「生變成方」19之義哉？ 龍雨蒼《本韻一得》曾於友人處借閱一過，其書分平聲十二韻， 以合十二律；分入聲七韻，以合七音，而以七音收納十二律，準 古七均之法，以明四聲一貫之理。毷氉者或斥為臆撰，不知其本 於橫渠張子，20及蔡氏《新書》、黃氏《樂典》，而加務善之。（《虞 東學詩》卷1「韻說」） 在治學門徑上，顧鎮兼採漢、宋而不獨守一家，不僅注意到文字、聲音之 考證，同時也留意到心性、義理之闡釋。對於《詩經》韻字讀音之註解，大抵 上偏向於文學闡釋的立場，其目的不在於如實復原上古之本音，而在於如何使 今人能體會古詩之韻律美感，故再三強調《樂記》所述：「聲相應，故生變； 變成方，謂之音」之美學原理。《本韻一得》將韻學附會於樂律，創造「二變 通五音」之通轉新說，恰與顧鎮的期待視野頗能契合，在視域融合過程中，心 理衝突與矛盾相對較小，故亦能給予《本韻一得》較為正面的評價。 3.獨尊漢學的考據家 康雍時期，宋學、漢學猶能並駕齊驅；降至乾嘉時期，宋學趨於衰微，漢 學佔有明顯優勢而躍居學術主流。《四庫提要》撰成於乾隆46 年（1781 年）， 該書由當時各領域的知名學者參與撰寫，其中透顯出追求客觀理性、復古實證 的態度，堪為乾嘉時期漢學鼎盛的鮮明標誌。21
19 《禮記‧樂記》Liji: leji：「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20 據個人觀察，龍為霖深受邵雍易數思想的影響，《本韻一得》之「字母新圖」，即直接以 《皇極經世》作為參照（見圖3），而與張載的氣學思想似無直接關聯。顧鎮卻認為《本 韻一得》的音學思想本於張載，這或許是顧鎮回憶《本韻一得》的閱讀體驗時，因記憶 錯接所產生的誤解。
21 梁啟超 Liang Qichao：《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guo jinsanbainian xueshushi 記述清初
學術風尚的轉變，云：「自康、雍以來，皇帝都提倡宋學—程朱學派，但民間—以江浙為 中心，『反宋學』的氣勢日盛，標出『漢學』名目與之抵抗。到了乾隆朝，漢學派殆占全 勝。……《四庫提要》這部書，卻是以公的形式表現時代思潮，為向來著述未曾有。當 時四庫館中所網羅的學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門學問的專家。露骨的說，四庫館就是漢學 家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聯[Shanghai sanlian]，2006 年），頁 19。
《四庫提要》秉持著考據學家的理性精神，以客觀實證作為評判各家優劣 良窳之標準，對於《本韻一得》涉及形而上學的論述，予以嚴厲的批判，評曰： 「其（龍為霖）自命甚高，故歷代相傳之舊法，無一不遭詆斥，亦無一不遭變 亂。」觀察《四庫提要》對《本韻一得》的批評及其論據，約可歸納出以下幾 項： （1）前提有誤—樂律與韻學本不相合 《四庫提要》檢視樂律與聲音之本源，否定《本韻一得》所謂「聲律同源」 的主觀論斷，指出聲音與樂律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關聯，云： 驟而觀之，以樂律定聲音，以聲音定部分，端緒井然，言之成理， 似乎得聲氣之自然，其附會不能遽見，亦不能遽攻。然探其本而 論之，律之作也，應陰陽之氣，而寫之以音，此出乎天者也；至 於文字之作，其始用以記載，別而為形，因而宣諸語言，別而為 聲，其聲由點畫而起，不由律呂而起，此定於人者也。故古人律 呂之妙，窮析豪芒，而音則並無平仄，此韻不與律俱生之明證矣。 此外，《四庫提要》更爬梳各種古代文獻資料，追溯學術發展之源流，翻 查分韻、平仄、字母、等韻之初始記載，藉以申論：「韻」、「律」原本並不相 叶配；宋代以後，以律配韻之說方才逐漸興起。據此，判定《本韻一得》以十 二律為框架，將古韻歸併成十二韻部，實乃出於個人主觀臆測，不足為信。 （2）難以施用─不符合經世致用的需求 《四庫提要》以「州國」與「星野」之對應關係作為類比，一則反證語音 紛紜複雜，無法依照律數將語音簡單地歸併成十二韻部；一則斥責龍為霖主觀 臆測的歸韻方式，斷難以施行於天下，云： 聲韻之始，隨呼取讀，亦猶分州建國也。及其配以音律，亦猶列 宿分野也。其理不必不相通，而勢不能以彼改此。今以韻通於律， 遂併為一十二部以應律，亦將以地理通於星野，而合併天下之千 百郡縣，割裂天下之疆界合為十二州以應天乎？……自漢以來， 有韻之書不一，有韻之文亦不一，一旦盡舉而廢之，獨標一為霖 之書，為千古韻學之聖，即其說果通，亦斷斷難行於天下。
（3）以入聲併十二韻為七─不知「聲生於字」之理 至於上古聲調的讀法，龍為霖贊同顧炎武的「四聲一貫說」，認為：吟誦 古詩時，韻字之聲調可以隨口轉讀，所謂「一呼皆備四聲」。因此，便主觀認 定上古各個韻部必當有其相應之入聲。在《本韻一得》中，龍為霖遂將入聲分 成七部，與七音之數相合，並以入聲統合十二韻部，作為韻部通轉之樞紐。 然則，現實的音韻系統並非整齊勻稱，倘若實際查驗現今的漢語音節拼合 字表，必然發現音韻系統中存在著許多「有音無字」的空缺。《四庫提要》即 從現實層面加以檢核，以《廣韻》分韻為例，指出並非每個韻系都有「平上去 入」四聲相承的韻字，以此質疑《本韻一得》之入聲分派不切合實際，並批評 龍為霖不知「聲生於字」之理，云： 至於入聲併十二為七，尤為乖理。聲生於口，一呼皆備四聲；字 生於六書，非有所取義，則無其字。故二百六部之中，無入聲者 二十七，此二十七部無平、上二聲者又四，非無其聲，無其字也。 為霖必一一配合，使無入者皆有入，亦誤以字生於聲，而不知聲 生於字，復倒置其本末也。 對清初學者而言，《詩經》文本具有雙重性質：既是道德教化的經學典籍， 亦是具有韻律美感的文學作品。如前所述，清初學者對於《詩經》用韻之研究， 約略分成「通轉說」、「古本音說」兩條主要支派：前者以毛奇齡《古今通韻》 為代表，偏重於追求《詩經》諷誦時之韻律美感；後者則以顧炎武《詩本音》 為代表，強調以考據方法回復《詩經》之原本語音。兩者雖有不同偏向，但尚 能相互借鑑、彼此融通。然而，隨著考據風氣日盛，「古本音說」之精密性、 客觀性，獲得多數學者的肯定，逐漸超越「通轉說」，而成為古音學的主流， 這也使得「詩學」與「樸學」之間裂痕加劇，開始產生顯著的視域落差。22直 至今日，當代音韻學者回顧清代三百年間的古韻學成就，大多只知有顧炎武—
22 平田昌司 Shoji Hirata：〈音起八代之衰─復古詩論與元明清古音學〉“Yin qi badai zhi
shuai: fugushilun yu Yuan Ming Qing guyinxue”，指出清代詩學與韻學逐漸乖離的現象，云： 「顧炎武古音學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詩學、韻學、經學共存的格局。顧氏以『六經 之文乃可讀』為主要目標，嚴格追求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不再允許
韻學寄生於詩學的狀態。施潤章把顧炎武《音學五書》譽為『詩家不朽之書』，顧氏申明
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從此可以讀出詩人的期待視野和樸學的學術走向之間出
現了距離，兩者開始遙遙相對。」收錄於《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 85
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等考據派的學者，卻鮮少提及毛奇 齡、邵長蘅、龍為霖……等詞章派古音學家。23 《四庫提要》體現乾嘉考據學派的理性思維，以復古、實證為思想核心， 傾向於將《詩經》定位為具教化功能的儒學經典，而淡化其本有的文學審美色 彩。正因如此，四庫館臣以考據家的期待視野來閱讀《本韻一得》，在視域融 合過程中，必將產生明顯的理解阻礙而心生困頓，不僅難以認同《本韻一得》 在重現古詩韻律美感上所體現的工具價值，更進一步以客觀實證考據方法，斬 斷「聲律同源」的形而上連結，徹底否定龍為霖追求「窮竟聲音本源」的理想 目標。在兩者視域難以有效融合的情況下，《本韻一得》自然也就難以得到正 面的評價。 4.語音史研究者 「科學」是近代西方文明進步的動力與表徵。自清末以來，中國知識份子 處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困境中，「科學」逐漸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幻化成學 者頂禮膜拜的對象。五四運動以後，科學在中國儼然已代表著絕對的真理、普 適的方法，且具有可無限延展的價值，成為人文、社會學科共同效法的典範。 此種科學主義的風潮，鋪天蓋地而來，向社會、人文學科領域不斷蔓延，漢語 音韻學自然也受到了感染。 20 世紀初期，高本漢引進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並以精細的標 音符號描寫漢語方言，引領漢語音韻學逐步走向科學化境地，音韻學自此脫胎 換骨，從通讀經典而服務的「語文學」（philology），蛻變成以建構重建古代音 系、探究歷時音變規律為目標的「語言學」（liguistics）。在此一典範轉移過程 中，研究者的期待視野亦隨之改變，那些以往為通讀經典、創作詩文而編撰的 韻書與韻圖，為被重新定位為「能客觀反映某地實際語音的書面紀錄」，成為 「語音史」研究的客觀材料。以等韻圖研究為例，趙蔭棠《等韻源流》論述「新 聲韻學家」在等韻研究上的轉變：
23 江有誥 Jiang Yougao（？-1851 年）：《古韻凡例》Guyun fanli（收錄於《詩經韻讀》Shijin
yundu，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72 年）概述古韻學的發展脈絡，
云：「取而譬之，吳才老，古韻之先導也；陳季立，得其門而入也；顧氏、江氏則升堂矣；
段氏則入室矣。」不難看出，江有誥所描述的古音學史是以「考據派古音學」為宗，王
力Wang Li：《清代古音學》Qingdai guyinxue（北京[Beijing]：中華[Zhonghua]，1992 年）
亦復如此。毛奇齡、邵長蘅、龍為霖等「詞章派古韻學」被摒除於古音學主流之外，故 漸漸不為後人所熟知。
等韻圖的編製，至勞乃宣已走到窮途；宋元等韻的解釋，至黃季 剛亦陷入於絕境。設若沒有新的血液灌輸進來，恐怕我們中國的 音韻學永永遠遠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階段裡。幸而我們藉著創製 注音符號和羅馬字的機會，激起來新的趣味，於是近代語音學的 知識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以及國際音標的好工具，都從歐美介 紹到我們中國。這種介紹，自然對中國音韻全體都有大的幫助， 而等韻學的研究亦因此而開闢新的紀元。（頁315） 趙蔭棠（1957 年）遵循著高本漢的研究典範，以「語音史」研究者的期 待視野閱讀韻圖文本，對於傳統等韻圖的編製原理與解釋模式深感不滿，不僅 亟欲與之劃清界限，更指責某些韻圖是出於「魔瘴先生」之妄作。24 「語音史」研究者往往戴上「科學主義」的有色眼鏡，手持著「客觀」、「理 性」之規矩，以此審度韻圖文本的意涵、評判其研究價值。韻圖能否客觀反映 實際語音？反映何地語音？這些問題，不僅是關注的焦點所在，亦是判定韻圖 價值的標準、區分韻圖類型的主要依據。在《等韻源流》一書中，趙蔭棠根據 韻圖之聲母數量與類型，將明清韻圖音系分成「存濁系統」（南派）與「化濁 入清」（北派）兩大支派，並特別強調韻圖的語料價值，云：「這兩派都是時代 產物，對於當時的語音狀況，及聲韻學上之發音原理，實在有不少的貢獻。」 比照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 年）的認知發展理論，「視域融合」可 說是讀者視域與文本視域經由「同化」（assimilation）、「適應」（accomodation） 從而達到「平衡」（equilibrium）的互動協調過程。由於《本韻一得》將「音韻」 比附於「樂律」，其中摻雜了許多形而上成分，此類韻圖文本之視域，原本就 與「語音史」研究者的期待視野有著較大落差，故當讀者欲以既有的概念結構 同化文本所提供的框架時，有如圓鑿方枘，扞格難入；再者，基於對科學主義 的盲目崇信，強化了讀者對本身既有概念框架之執著，如此更增添阻礙融合的 困難度。因此，不難預料，「語音史」研究者與《本韻一得》文本的視域融合
24 趙蔭棠 Zhao Yintang：《等韻源流‧新序》Dengyunyuanliu:xinxu 說明為何將《等韻學》 Dengyunxue 改名為《等韻源流》，並表述個人的研究觀點，云：「我覺得《等韻學》這個 名稱，很容易使人起殭化的感覺，所以最後在輔仁大學講課時，即把牠定為《等韻源流》。 因為我與等韻一發生關係，就把牠當作聲韻學史上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並沒有把牠 當作金科玉律。所以我並不想學那冬烘先生任拿一部韻圖死啃，更不想學那魔瘴先生自 憑唇吻妄作新圖。那麼，我要講什麼呢？無非是講音標運動以前所謂等韻者，裡邊所包 括的都是什麼東西，時人研究到什麼地步。」（臺北[Taipei]：文史哲[Wenshizhe]，1957 年）， 頁1。
過程中，必將遭遇重重的認知阻礙，降低認知流暢度（cognitive fluency），內 心的抗拒不免油然而生，故通常給予此類韻圖極為負面的評價，如趙蔭棠 （1957：259）即貶斥《本韻一得》，云：「至巴郡之龍為霖，寧國之周贇，乃 墜入魔道者也。」 然而，十分弔詭的是，儘管對《本韻一得》嚴詞批判，趙蔭棠（1957 年） 卻仍將其歸入「明清等韻之北音系統」，且不忘提醒學者留心文本中可能隱含 著某種現實語音，仍存有可供利用的語料價值，云：「全書以今音與古韻糅合， 未免有籠統之弊。然我們若除去其夾雜，未嘗不可作當時當地的音韻的借鏡。」 （1957：243）此種「直言貶斥，委婉肯定」的矛盾心態，頗值得玩味。 直至今日，音韻學者閱讀《本韻一得》文本，仍大多順隨著趙蔭棠的「語 音史」路徑往前推進，諸如：應裕康（1972 年）、李新魁（1983 年）、竺家寧 （1992 年）、耿振生（1992 年）等，各家對於《本韻一得》的定位與詮釋，非 但因襲著趙蔭棠（1957 年）的概念框架，且又更加強調文本的客觀性、細密 性，25如此反倒加劇了讀者視域與文本視域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更加顯示出語 音史研究者陷入了「強人就我」、「以今律古」的認知謬誤。 5.音韻學史研究者 「語音史」以釐清語音演變規律為目標，大多強調文本的客觀獨立，往往 割裂了「文本」與「讀者」、「作者」之間的聯繫。「音韻學史」因側重於學術 整體發展脈絡，故在文本詮釋過程中，得全盤關照「作者」、「文本」、「讀者」、 「音系」各個環節。盱衡當前音韻學發展現況，「語音史」路徑無疑是學術主 流，「音韻學史」領域則顯得相對冷清。在此種不均衡的發展態勢中，張民權 《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一書，採行「音韻學史」研究路徑，深入探索清代前 期（1644-1755 年）古音學發展的整體脈絡，26關注到文本閱讀中的各個環節， 顯現出與「語音史」研究者不同的閱讀視域，更顯得難能可貴。
25 語音史研究者對於《本韻一得》音系性質判定日趨精細。李新魁 Li Xinkui《漢語等韻學》
Hanyu dengyunxue，（北京[Beijing]：中華[Zhonghua]，1983 年）將之歸入「表現口語標準
音的等韻圖」，與樊騰鳳Fan Tengfen《五方元音》Wufang yuanyin 同屬一脈；耿振生 Geng
Zhensheng《明清等韻學通論》Ming Qing dengyunxue tonglun，（北京[Beijing]：語文[Yuwen]，
1992 年）則是將《本韻一得》歸屬於北方官話方言，但因無法進一步確切指出是哪個方 音區塊，故權且將之歸入「普通音」一類。
26 張民權 Zhang Minquan《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Qingdaiqianqi guyinxueyanjiu 說明其取材
的對象，云：「本書的編寫原則是，古韻學家無論是大家名流還是無名小輩，也不論其古
張民權（2002 年）將《本韻一得》放在清代古音學的總體情境中解讀， 不僅關注作者的時代背景、編撰目的、文本內容，更留意到讀者的反應。試觀 張民權（2002 年）對《本韻一得》的定位： 龍氏著《本韻一得》，稍稍在江永《古韻標準》之前，龍氏也認 識到了顧炎武古音說的正確性和毛奇齡等人古音說的錯誤，但龍 氏不是像江永那樣，踏踏實實地從考古出發，沿著顧炎武研究的 路子走下去，而是從形而上學出發，以五行陰陽說和樂律原理等 來解釋古韻，試圖“獨闢蹊徑”，創龍氏新說。（頁 274） 相較於「語音史」研究者堅持以自身概念結構同化文本的視域，將《本韻 一得》視為反映某地方言的客觀材料；張民權則是試著調整自身的期待視野， 力求將韻圖文本置回舊時的社會情境中，描述龍氏學說的特點，並與毛奇齡「通 轉說」、顧炎武與江永「古本音說」相比較，進而在清初古韻學發展脈絡中， 確定其相應的歷史地位—處在通轉說邁向古本音說的過渡階段。正因「音韻學 史」研究者的期待視野更為全面、更具彈性，故讀者能靈活調整自身概念結構， 以與文本視域相契合，27從而能對文本意涵做出較為合理的解讀與評價。 總結以上所論，《本韻一得》寓含著追求天地元音之理想、重現古韻韻律 美感之企求，或能引起親朋故舊及同時代文學家的認同，但因龍為霖欠缺科學 實證精神與正確音變的觀念，使得後來的讀者閱讀《本韻一得》文本，非但無 法看清古韻的真貌，反而讓容易誤入歧途、迷失方向。隨著乾嘉考據學興起， 顧炎武「古本音說」逐漸取得主流地位，龍為霖的另類韻學觀點，便逐漸為清 儒所遺棄。民國以後，科學主義風潮興起，「語音史」研究成為學術主流，《本 韻一得》摻雜易數思想而流於玄虛、迷亂，讀者對於此書的評價自然也就江河 日下。近來，音韻學史研究者—如張民權，稍稍擺脫客觀實證眼光的拘限，全 盤關注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各種音韻文獻，縱使看似玄虛迷亂、荒誕不經之作，
京[Beijing]：北京廣播學院[Beijing guangbo xueyuan]，2002 年），頁 6-7。
27 何九盈 He Jiuying：《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序》Qingdaiqianqi guyinxue yanjiu:xu 讚譽此
書的學術成就，並以幽默的口吻分析成功的原因：「當某些人忙著自創體系、忙著與國際
接軌、忙著大玩音標遊戲時，他能腳踏實地、勤於考索、向文海進軍。……如果他要是
跟著歪嘴和尚念經（即使是遠來的洋歪嘴和尚），根本瞧不起文獻資料的考索，他這本書
就肯定寫不出來了。」收在《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Qingdaiqianqi guyinxueyanjiu，（北京
亦考述其文本內容與發展源流，隨著科學主義的鋒芒漸斂，《本韻一得》才又 再次受到注意，並被賦予較為合理的歷史評價。 將「接受理論」引入音韻學史研究中，可以窺見不同時期的讀者，以各自 不同的期待視野來閱讀文本，因讀者視域與文本視域存在或大落小落差，從而 產生各種不同的解讀與評價。茲將歷來讀者對《本韻一得》的認知與評價表列 如下： 讀者身份 觀點 期待視野 評價 作者的親朋故舊 理想 窮盡聲音本源 使天地之元音不墜 漢宋兼採的詞章家 美感 重現古詩韻律 詩樂得其通貫 獨尊漢學的考據家 實用 切合實際要用 變亂舊法 語音史研究者 科學 反映真實方音 墜入魔道 音韻學史研究者 史學 古韻學發展史料 徘徊於古本音與通轉說之間 【圖7】 不同讀者對《本韻一得》的認知與評價 從上表中，亦可以隱約看見音韻思想史的演化軌跡，即：詞章家古韻學→ 考據家古韻學→語音史→音韻學史。
四、
「接受理論」對於漢語音韻學的意義與價值
魯國堯（2011：6-7）曾思考過語言學與「接受史」結合所可能帶來的學 術效益。28統合魯國堯的看法，以下分別從消極、積極兩層面，論述「接受理 論」對漢語音韻學的意義與價值。 （一）消極─降低誤讀文本的風險 「接受理論」凸顯讀者的反應，強調文本意義詮釋的多種可能性。儘管不 同讀者對於文本的解讀互有差異，但絕非漫無標準、可恣意滋衍，應關注「作 者」、「讀者」在「文本」詮釋過程中的制約作用，並試著從文本中發掘出穩固 的、不變的意義，避免因讀者對文本的片面曲解而產生過度詮釋的謬誤。就《本 韻一得》而言，如何判定各家的詮釋是否合理、有效？「是否合乎作者的創作28 魯國堯 Lu Guoyao：〈語言學和接受學〉“Yuyanxue han jieshouxue”認為「接受學」與語言
學結合，能帶來以下幾項效益：1.可以推動「學術史」、「學派史」和「學術交流史」。2. 研究語言本身的接受史。3.對解決歷史上存在的著作權問題不無裨益。4.可促進語言學研 究的繁榮。
意圖與設計理念」可做為衡量的標準。若持此審度標準，衡量不同讀者詮釋《本 韻一得》之效度，不難發現：在本文所列舉的五種讀者類型中，當以「語音史」 研究者的詮釋最值得商榷。 就《本韻一得》的創作意圖觀之，龍為霖的意圖在於設計出一套貫通古音 與今音的通轉理論，使讀者在吟誦古代詩歌時，能達到「隨口成韻，不煩考校」 的實用目的。就韻圖設計理念而言，《本韻一得》的各類圖式大多體現出「樂 律」、「音韻」兼融的獨特創新。因此，龍為霖的典型身份是「詞章學家」、「古 音學家」、「韻圖設計家」，雖然在貫通古音、設計韻圖時必得參照時音，但並 不等同於客觀紀錄方音的「方言調查者」。語音史研究者以客觀實證的觀點詮 釋韻圖，忘卻龍為霖的創作意圖與設計理念，因而悖離作者原意甚遠，且在文 本意義詮釋過程中，不免遭遇某些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例如：《本韻一得》 的韻圖倘若只為客觀反映實際語音，那麼將難以解釋「字母新圖」之 24 類聲 母中，為何龍為霖刻意設置3 個無字的虛位？（參見圖 3）為何龍為霖特意將 現實語音中的「開齊合撮」四呼，放入「宮商角徵羽」的五音框架中？對於這 些看似矛盾的舉措，讀者不能單憑個人直覺而主觀貼上「墜入魔道」的標籤， 應該想想孔恩（Thomas Kuhn, 1977 年）的提醒：「在閱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時， 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顯荒謬之處，再問問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麼會寫 出這樣的東西來。」 解讀歷史文本，必須懷抱「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語），並適度發揮「歷史 的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29力求回到文本創製的語境中。在閱讀文本 過程中，當讀者視野必須與文本視野有所衝突時，不能一味地以今律古，而應 當反求諸己，適度調整腦中既有的概念框架。將「接受理論」導入音韻學研究 中，當有助於語音史研究者克服心理盲點，藉以降低誤讀文本的風險。
29 柯靈烏 R. G. Collingwood（1889-1943 年）：《歷史之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 認為歷史學
是對種種具體而又變動不居的對象全幅地加以推理的知識。因此，史學家必須運用「歷
史的想像」，將片段的證據黏合成整體的畫面。但「歷史的想像」必須受到制約，與一般
文學藝術的想像不同，余英時Yu Yingshi：〈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介紹柯靈烏的歷
史哲學〉“Yige renwen zhuyi de lishiguan:jieshao kelingwu de lishi zhexue”歸納出三項限制 條件：（1）歷史想像必須有特定的時間與地點；（2）所有的歷史都必須自相統貫，不能 前後矛盾；（3）歷史家所構成的歷史景象必須獲得證據的支持。《歷史與思想》Lishi yu
（二）積極─加強音韻學史研究的深度 總體音韻學史至少應包含三個分支：「語音史」（文本→音系）、「音韻學文 獻史」（文本 1→文本 2），「音韻思想史」（文本→作者、讀者，前者為「創作 史」、後者為「接受史」）三大部分，學者多將後二者統言為「音韻學史」（狹 義），以便與「語音史」相對比。 「語音史」、「音韻學史」猶如人之雙足，必須相互搭配、互為支柱，方能 步伐平穩而行之久遠。漢語音韻學若想要蛻變為更成熟的學科，必得兩者兼 顧、平衡發展。然而，觀察當前音韻學的發展態勢，卻出「語音史強大、音韻 學史萎縮」的跛足局面。姑且就論著的數量觀之，「語音史」的論著數量遠遠 高過「音韻學史」，且出現極為明顯的落差。30有少數音韻學者已察覺此一發展 失衡的現象，並且提出強化音韻學史研究的呼籲，如李新魁（1993：307）指 出：「音韻學史的研究和出版也稍感不足。……50 年代以前，有張世祿的《中 國音韻學史》行世，而這40 年來，卻還未有類似的或更詳贍的「史」書出現， 這是有待於我們音韻學界共同努力的。」 除了論著數量稀少之外，漢語音韻學史的研究質量亦值得憂慮。完整的「音 韻學史」，必須能夠展現學術思想演化的脈絡，不能只是音韻文獻的登錄清冊， 也不該只是音韻學家研究成果的彙編。換言之，音韻學史研究者必須留意到歷 代不同讀者對於音韻文獻的解讀與評價，從而分析音韻文獻的效果與影響。然 則，實證主義觀的史觀卻將「讀者」排除在外，姚斯對此曾提出強烈批判，指 出：「文學史採實用主義範型，把文學經驗簡化為作品與作品、作者與作者間 的因果關係，於是乎，作者、作品和讀者間的歷史交流就銷匿於徒有歷史之名 的專題論述的連續系列中。」（1987：65） 反觀漢語音韻學史的現況，同樣也多依循著實證主義史觀，忽略「讀者」 的地位與重要性，若能取法「文學史」的發展趨向，積極引入「接受理論」， 對音韻學史研究的質量提升，應有正面的助益。
30 筆者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994 年-2012 年 9 月）所收錄之期刊論文，以「音韻 學史」為關鍵字，檢索到28 筆；以「語音史」為關鍵字，檢索到 202 筆。此一檢索數據， 雖然不夠全面、客觀，但從數字的懸殊差距中，可隱約透露出「音韻學史」、「語音史」 冷熱不一的現況。
五、結語
百年來的音韻學史，是一部不斷「科學化」的歷史。在傳統小學分科中， 相較於文字學（漢字）、訓詁學（語義），音韻學以「語音」為研究對象，具有 較強的物質性，尤能與西方經驗科學接軌。20 世紀以來，漢語音韻學得益於 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因而取得十分耀眼的成果。然而，「福兮禍之所伏」，音 韻學走向科學化雖然獲得卓越的成果，但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撕裂了與人文學科 的連結，窄化了研究者的觀看視野。當漢語音韻學不斷快步邁向「科學」時， 我們是否也應該停下腳步，想想音韻學是否也正逐漸離棄「人文」呢？ 觀察當代音韻學發展趨向，儘管高本漢的學說已受到若干修正，但其客觀 主義的理論內核並沒有被撼動，對語音史研究者仍持續地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力。延續高本漢典範的路徑前進，學者們仍直覺地認為唯有仿效「自然科學」 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卻隱沒了音韻學的人文特質。因此，在解讀音韻學文獻 時，總是自動將焦點放在「文本→音系」上，忽略了「文本」與「作者」、「讀 者」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導致漢語音韻學呈現畸形的發展—偏重「語音史」、 忽略「音韻學史」。 20 世紀中葉之後，隨著客觀主義的流弊日益浮現，西方世界掀起一股「後 現代主義」思潮，轉而關注多元性、非理性的異質因素。此種極具顛覆性、破 壞力的論點，正面挑戰科學主義的權威，逐漸在文學、史學、建築……等不同 學科領域掀起反動浪潮。以史學理論為例，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年）學派為代表的「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受到強烈質疑，31 史學家開始深度反思：史學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人文）？杜維運 （2006 年）總結了當代史學家思考後所凝聚的共識，云： 一直到今天，西方史學界所共認的，歷史研究在技術上是科學 的，在解釋上是藝術的；在分析上是客觀的，在理解（perception） 上是主觀的；在結構（structure）上是邏輯性的、系統化的，在 外觀（outlook）上是直覺的、想像的。科學與藝術在歷史研究31 余英時 Yu Yingshi：《歷史與思想‧自序》Lishi yu sixiang: zixu 論述蘭克史學末流的負面
影響，指出：「近代中國的史學，從清代訓詁考證的基礎上出發，一度湊泊而匯入蘭克 （Leopold von Ranke）歷史主義的末流，真是一個值得惋惜的發展。……其代價則是將 思想的因素完全排除於歷史之外；不但史家個人的主觀思想不許混入史學研究之內，而 且歷史上已經客觀存在過的抽象東西如精神也要一律劃出史學範圍之外。」（臺北 [Taipei]：聯經[Lianjing]，1976 年），頁 9。
上 融 合 在 一 起 ， 科 學 方 法 與 藝 術 方 法 變 成 朋 友 一 樣 的 方 法 （friendly methods），相容而並存，這應是史學所到達的偉大 （greatness）境界，長達兩百年的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遂真 正有了收穫。（頁57） 當史學家逐漸從「科學主義」往「人文主義」方向歸復之際，漢語音韻學 並未能跟上史學發展的腳步，仍舊是一座捍衛客觀主義的堅強堡壘。究竟「語 音史」、「音韻學史」有何關聯？能否相輔相成？「音韻學史」的學科性質是「科 學」？還是「人文」？這類具有哲學深度的問題，音韻學者似乎甚少自覺地深 入思考。因此，造成「語音史」、「音韻學史」強弱不均、涇渭分明，兩者之間 漸漸遠行，無法有效地融合貫通，這將是漢語音韻學未來發展的一大隱憂。 個人以為：「沒有語音史的音韻學史是空洞的；沒有音韻學史的語音史是 盲目的」，為了追求音韻學的未來繁榮，「語音史」、「音韻學史」必須相輔而行、 攜手共進。「接受理論」凸顯讀者的反應，體現音韻思想的歷時變異，對於「音 韻學史」之建構，絕對有其不可輕忽的重要性，任何有心鑽研「音韻學史」的 研究者，都不應該忽視「接受理論」所潛藏的巨大效用。 【責任編校：張月芳、蔡佩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