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母語與外語間接抱怨反應行為之研究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5-2411-H-004-036- 執 行 期 間 ： 95 年 08 月 01 日至 96 年 09 月 15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余明忠 計畫參與人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鄭育萍 報 告 附 件 ： 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6 年 12 月 16 日
「母與與外語間接抱怨反應行為的研究」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L1 and L2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 in naturally occurring contexts
一、研究背景（Introduction）
近年來，語言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研究除了專注於語法 (linguistic and grammatical)方面的知識如語音(phonological)、語意(semantic)、句 法(syntactic)、語句(discourse)等外，愈來愈重視語用(pragmatic)方面的能力。說 話者語用方面的知識與語法、語音等方面的知識是密不可分的，語言使用者需將 語法、語音等方面的知識結合語用知識才有可能適時適當地達成其說話時的目標 (communicative goal) (如 Kasper, 1989)。就在語用知識於語言溝通能力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愈被認可之際，這股趨勢也漸為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與第 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所重視，於是促成了跨文化語用學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與外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研究的興起。此 類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學者極高興趣的原因在於，當語言使用者語用失誤
(pragmatic failure)時，常會有失禮甚或引起嚴重誤解的情形發生，舉例而言，一 位語法、發音等極為精通但卻不熟稔語用知識的外語使用者可能常會使自己的外 語行為表現失當，輕則使聽者（the addressee）覺得其外語能力尚待改善，嚴重 時則會造成跨文化間之誤解（cross-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甚或得罪他人而 不自知 (Rintell & Mitchell, 1989)。
一般而言，跨文化語用學常研究不同文化背景語言表現行為的差異;而外語 語用學研究外語學習者的語用表現行為及此表現與學習者自身母語(native language)和其所學外語(target language)間的關係。這類研究經常以語言行為 (speech acts)為研究對象，本計劃將研究「間接抱怨反應」(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行為，因為它是一個常為人們所用，但卻使用上頗為複雜的語言行 為。目前既存文獻中研究「間接抱怨反應」行為甚少，現有之極少數研究文獻已
顯示「間接抱怨反應」行為與語法、語用、和社會文化與心理語言等方面息息相 關，以至於牽涉到多樣性之策略(strategies)與語言用詞選擇(linguistic options) (Boxer, 1996a, 1993b)。本計劃將以與此行為有關之策略與語言用詞選擇為研究標 的，預計使用自然觀察（natural observation）的資料收集方式來收集研究資料。
本計劃的目的有二:一是以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為主，研究母語為華語人 士（即 native Chinese speakers）與母語為美語人士（即 nativ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語言行為（speech acts）之差異;二是以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為主， 研究台灣在美留學生（即 ESL learners）學習美語的外語表現行為(interlanguage behavior)是否已接近（approach or approximate）nativ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計畫研究對象為 Chinese ESL learners 而非 EFL learners 是因為研究已指出 both active involvement with and positive affect toward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may be the root cause of adult acquisition or non-acquisition (e.g., Brown, 2001)，因 此本計劃想探究 Chinese ESL learners 是否真會較傾向 L2 而非 L1 行為。本計劃 將以語言行為中之「間接抱怨反應」（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行為為研 究對象，探求在自然語境下，native Chinese speakers 和 nativ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的間接抱怨反應行為是否有差異，並探求台灣在美留學生美語間接抱怨 反應行為是否異於 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之語用行為，希冀因此能 找出台灣在美留學生美語語用上的困難，並進而探討其此類困難的原因何在，尤 其著重於探討（a）外語語用困難是否或如何地受到學習者自身母語的干擾以及 （b）L1 語用行為中普遍性（universality）與文化特定性（culture-specificity）之 議題。 迄今，日益增加的跨文化語用學(cross-cultural pragmatics)與外語語用學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的研究已經比較過許多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之外語學習 者，此類研究常以語言行為（speech acts）為研究標的，迄今許多語言行為已有 許多文獻可供參考，如「請求」（requests）、「道歉」（apologies）、「稱讚」 （compliments）、「拒絕」（refusals）等，相對而言，有一些語言行為甚少被研究，
「抱怨」(complaints)行為即是一例，而有關間接抱怨反應（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行為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此外，美中不足的是，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領域甚少研究以母語為華語之外語學習者為受試對象，就筆者所知， 目前文獻中尚無專門研究母語為華語者之英語間接抱怨反應行為(即 L2 之 interlanguage 行為)（其實如前所述，間接抱怨反應行為在 speech acts 的研究本來 就甚少，所以連以母語為華語者之中文間接抱怨反應行為和母語為美語者之英文 間接抱怨反應行為－即 L1 之行為－均甚少有系統地被研究），但是由於：（a）「間 接抱怨反應」是ㄧ很常有機會碰到而明顯會影響說話者和聽者（speaker and addressee）間關係（rapport）的威脅雙方面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 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研究已顯示具此類威脅性質的語言行為對外語學習者 會更加困難（如 Boxer, 1993b; Yu, 2004）；（b）目前現有文獻中有關母語為中文 者之中文語言行為(即中文 L1 行為)的研究已顯示其母語表現行為與母語為美語 者之英語語言行為(即英文 L1 行為)有非常大的差異（如 Yu, 2004, 2005）；（c）研 究已顯示語言行為與語言使用者自身的母語和文化關係十分密切而常會影響到 外語行為表現（如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因此，母語為華語者之 中文 L1 與英語 L2 間接抱怨反應行為是頗為值得深入探究的，因為此尚少被研 究的語言行為因其本身所帶來的強烈威脅性而可能對語言使用者而言特別困 難，加上不同文化背景者很有可能受到自身母語與文化的影響以至於與彼此之 L1 行為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藉著探討目前尚少被研究的語言族群（即中文） 之尚未被研究的語言行為（即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表現，本計劃希望 能使跨文化語用學與外語語用學的研究更加多樣性，如此，這類研究的結果才愈 有可能地概論（generalize）到盡可能多數的外語學習者，並能為 L1 語用研究中 行為普遍性與文化特定性（universality versus culture-specificity）之議題（如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Yu, 1999, 2003, 2005）提供新的證據來探討。
由上述可知，本計畫希冀能補充目前跨文化語用學與外語語用學研究忽略中 文族群與特定常用之語言行為的不足，基於此研究主題目前在語用研究領域甚少
或尚未為學者探究，然而研究成果極可能俾益此領域研究甚或應用至跨文化溝通 與外語教學，所以本計畫應十分值得進行。
二、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有關語言行為的研究
前已述及，語用學的研究大都以語言行為（speech acts），如「請求」 （requests）、「道歉」（apologies）、「稱讚」（compliments）、「拒絕」（refusals）等 為研究對象。就跨文化語用學而論，不同文化背景者的語言行為常有很大的差異 （可參閱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8 之 classic work），本 proposal 文獻探 討將著重於外語語用學領域的研究，因為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研究常與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結合。就外語語用學而論，此類研究已顯示雖然外語學 習者不論其自身母語或所學外語為何，在進行任何的語言行為時，均有可能使用 到像其所學外語之母語人士（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所會使用的策 略（strategies）與用詞（forms），但其使用各種策略與用詞時比例上與 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會有明顯之差異(如 Blum-Kulka, 1983;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Kasper, 1989; Rintell & Mitchell, 1989)。比方說，就策略而 言，有研究顯示外語學習者的請求行為比母語人士還偏好使用比較直接的策略來 傳達語意（如祈使句或命令句，參見 Fukushima, 1990; Koike, 1989; Tanaka, 1988 等），但卻也有研究的結果恰恰相反，而顯示出外語學習者比母語人士還偏好使 用比較閒接的策略（如疑問句或暗示語，參見 Blum-Kulka, 1982, 1991 等）。就用 詞而言，研究已顯示外語學習者在行使語言行為時的用字遣詞比母語人士還要簡 化單純（如不知用問句來表示禮貌或不知使用 modal verbs “could”來代替“can”以 示禮貌，參見 Eisenstein & Bodman, 1993; House & Kasper, 1987; Schmidt, 1983 等），但卻也有研究顯示外語學習者的用詞較說母語者冗長(如用了些贅詞或 circumlocution 的方式，參見 Færch & Kasper, 1989 等)。此外，研究顯示雖然外
語學習者在選擇策略與用詞時，會如母語人士般考慮到可能會影響語言行為的變 數，但前者對此類變數的敏銳度常不及後者(如 Fukushima, 1990; Kasper, 1989)。 比方說，有研究顯示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在提出請 求行為時會針對是否認識對方（familiarity）及與對方社會地位是否對等（social status）而變換策略與用詞，但母語為日語者的英語學習者之請求行為卻不太會 因此等變數而改變其請求之策略與用詞（Tanaka, 1988）。 為了解釋諸如上述外語學習者特有的語言行為，學者已試圖從兩大面向來看 待此問題：一是從語言本身（intralingual）的觀點，例如外語學習者是否對所學 習外語語用規則過分概論（overgeneralization）或簡化（simplification）（如 Blum-Kulka & Levenston, 1987; Kasper, 1982, 1984）；另一方面則是從語言間 （interlingual）的觀點，例如外語學習者是否將自身母語語用規則移轉（transfer） 至外語行為（如 Coulmas, 1981）。就如同任何方面的語言學習一般，在外語語言 行為習得（speech act acquisition）的歷程中很有可能會經歷上述語言本身（即 intralingual）所帶來困擾的學習階段；相對而言，由於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十 分密切，常常外語學習者使用外語時儘管無語法、發音等方面的錯誤，但因忽略 所學習外語之語用規則（pragmatic or sociolinguistic rules）而常造成跨文化溝通 的誤解（cross-cultural miscommunication），因此，若能更進一步從語言間 （interlingual）之跨文化的（cross-cultural）觀點來探討外語學習者的母語與文化 會如何地影響其所學外語之語用行為（即 interlingual transfer），將會是一個非常 重要且值得研究的議題，這也是外語語用學愈加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就前述語言間（interlingual）觀點的研究而言，外語學習者將自身母語 語用規則用至外語行為的移轉情形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語用語言方面的移轉 （pragmalinguistic transfer），此指外語學習者將自身母語中的用字遣詞按字面翻 譯直接轉用至其所學外語行為中；另一是社會語用方面的移轉（sociopragmatic transfer），此指外語學習者忽略所學習外語之社會語用規則，而依據自身母語的 規則，來評估行使某語言行為時正常情況下所應會考慮到的相關情境因素
（contextual factors）（如 Kasper & Blum-Kulka, 1993; Thomas, 1983）。就實證研 究而言，這兩類 interlingual 移轉的情形已在許多研究中證實（如 Garcia, 1989; House, 1988; Kasper, 1982, 1989; Olshtain, 1983），比方說，語用語言方面的移轉 曾在學習英語的日本人（Japanese ESL learners）之外語請求行為上觀察到，他們 在提出請求時常會先說聲 “I’m sorry”，這樣的表現乃是將其母語“sumimasen” 直 接按字面意思翻譯後用到英語行為中（Fukushima, 1990; Kasper & Blum-Kulka, 1993），而正常情況下英語為母語的人士並不會如此;至於社會語用方面的移轉可 以學習英語的華人（Chinese ESL learners）為例，他們在對社會地位比較低的對 話者（addressee）提出英語請求時，常會如同自身使用其母語般使用比較直接的 策略（如使用祈使或命令式的口吻—“(Please) Pass the salt. ”）（Lee-Wong, 1994）， 但美國人在此情況下通常會使用比較間接的請求策略（如問句—“Could you pass the salt?”）（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Kasper 與 Dahl（1991）曾倡議標準嚴謹之外語語用學的研究設計（canonical design）除應包括外語學習者（即 L2 learners）與該外語母語者（即 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的資料外，也需包括外語學習者自身母語者的資料（即兩 組 L1 control data），因為跟沒有 L1 controls 資料的研究比較起來，包括 L1 controls 的研究比較能客觀地使研究者判定學習者的行為是否或是如何地受到 interlingual 抑或 intralingual 因素的影響。因此，本計劃遵循學術慣例，將會把外 語學習者的行為與該外語母語者和其自身母語者的行為互相比較，以探討台灣在 美留學生的美語「譴責」行為是否異於母語為美語者之行為或是該行為表現是否 與中文語用規則移轉甚或其他因素有關。 如前所述，目前文獻對「抱怨」(complaints)行為的研究不多，Boxer (1993a, 1993b)之研究可視為現存甚少 indirect complaints 研究文獻之 classic work。「抱怨」 可分為直接抱怨(direct complaints)與間接抱怨(indirect complaints)兩大類型。 While direct complaints are addressed to complainees who ar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offensive action (e.g., Could you be a little quieter? I’m trying to sleep), indirect
complaints are issued to an addressee who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perceived offense (She never cleans up after her. Isn’t that horrible?)(Boxer, 1993a).研究已顯示直接抱 怨常無可避免地會破壞說話者與聽者（speaker and addressee）之間的和諧關係； 間接抱怨則常做為增進交談雙方彼此關係的一種方式 （open a conversation and establish solidarity or rapport between the speakers）。本計畫以後者為研究對象是希 望研究結果能提供 ESL/EFL learners 在與美語為母語人士往來時，如何能增進彼 此關係的一些建議。
有關語言行為的研究方法
如上述，本計劃資料的收集將透過自然觀察（natural observation－即
ethnographic approach），來達成。事實上，語言行為研究最常使用的資料收集方 式是透過語文完成測驗（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DCT）（Kasper & Dahl, 1991）。就這兩種方式而論，自然觀察法是以質性方式（qualitative approach）為 主的 ethnographic research with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顧名思義是透過自然觀察 的方式，而且是在被觀察者不自覺的情況下來收集資料（Labov, 1972），此方法 常用在母語使用者（即 L1 行為）的語言行為的研究（L1 speech act studies, 如 Holmes, 1988；Wolfson, 1989）；語文完成測驗則是以量的方式（quantitative approach）為主的 experimental research with elicitation data，此方式是在模擬真實 情境（context）下用「書寫」的方式來表達語用行為，常用在外語（即 L2 行為） 語用行為的研究（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research, 如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Kasper & Dahl, 1993）。
理想上，不管是母語還是外語（L1 or L2）語用方面研究的資料應經由此
ethnographic approach 來收集，如此所收集到的語料才算是真實地反應出語言使 用的實際情形（Labov, 1972），可是外語語用行為（interlanguage pragmatics）之 研究常為使用 elicitation techniques 收集資料之 experimental research，因為此類研 究常針對特定的影響語言行為之社會語用變項（sociolinguistic variables）來研
究，為取得有效之統計分析樣本又常需大量的受試者參與；加上如前述，外語語 用研究常需收集 L1 controls 之資料，因此，若要同時收集此 L1 資料，並能與 interlanguage 語料做統計上客觀比較的話，困難就在於研究設計時所針對含有特 定變項之情境（context）未必於自然觀察中容易觀察得到（Kasper & Dahl, 1991）， 或是就算觀察得到也未必有足夠合理之數量以做合理之統計分析，因此許多學者 才會退而使用次好的替代方式，即誘導性的方式（elicitation techniques）如「語 文完成測驗」或「角色扮演」（role play）。語料「被迫」採用非自然觀察的方式 收集乃情非得已，無可避免地有其缺點存在，過去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因為 只要求受試者針對所設計之特定情境（context）回答簡短的話語，性質上非 elaborate discourse 而被學者質疑基於某些因素，如受試者書寫時會因用字或書寫 空間等考量，而選擇較容易或熟悉或簡短的形式回答，因此在某些方面，如說話 的長度、所用的措辭等有時可能並無法反映出語言使用的真實情形（參見 Beebe & Cummings, 1985; Wolfson, Marmor, & Jones, 1989 等），因此有學者倡議用 role play 的方式，但此方式常只是要求受試者針對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之情境做 oral response，因此亦被質疑所收集到的語料亦非 elaborate discourse，而只是針 對情境所牽涉到的一、兩句的話語（此方式被稱為 closed role play），後來 open role play 的資料收集方式（詳見下節敘述）產生即是針對此 closed role play 之缺點， 所收集到之資料可視為 elaborate discourse，因此是 elicitation techniques 中較被認 可可收集到最接近真實語料的方式，所以便有學者主張此方式可視為一個理想之 折衷自然觀察法與語文完成測驗優缺點的資料收集方式（如 Trosborg, 1994）。但 不管採用何種 elicitation techniques 收集資料，所得資料終究非自然語料，對此 Blum-Kulka et al. (1989)曾對此類所收集到的資料提出說明，說這種「非自然」資 料收集的方式目的只是在找出語言使用所謂之 stereotypical pattern，對所觀察現 象仍可因此得到基本之認識。 簡言之，許多研究已顯示自然觀察的資料收集方式有其不易克服的缺點，如曠 日廢時、不易控制研究變數、有些語言行為不易自然觀察得到、以及難以作有
系統之跨文化上的比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等等；誘導性的方式 （elicitation techniques）－即「語文完成測驗」和「角色扮演」則有未能反映出 語言真實使用情形的質疑（參見 e.g., Bardovi-Harlig, 1999; Beebe & Cummings, 1996; Beebe & Takahashi, 1989; Fraser, Rintell, & Walters, 1980; Golato, 2003; Hartford & Bardovi-Harlig, 1992; Hudson, Detmer, & Brown, 1992; Johnston, Kasper, & Ross, 1998; Larsen-Freeman & Long, 1990; Olshtain & Cohen, 1983; Ross, 1994; Sasaki, 1998; Yuan, 2001 等有關 research methods 之 debate）。有學者 （Bodman & Eisenstein, 1988; Ebsworth, Bodman, & Carpenter, 1996; Eisenstein & Bodman, 1993）因此主張既然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的研究需要有 L1 的語料 做 baseline control data，研究者可先透過自然觀察的方式來觀察外語學習者（L2 learners）之母語使用者和標的語之母語使用者（speakers of the native and target languages）的語用行為（此即採取研究 L1 語用行為常用之 ethnographic
approach），然後再將所觀察到的資料作為使用 elicitation technique 所需設計情 境（situational context）的依據（此即採用研究 L2 語用行為常用的 experimental approach）。但此一兼採 ethnographic approach 與 experimental approach 的折衷方 式仍無法克服 elicitation techniques 所收集到語料無法反映語料真實性
（autheticity）的批評(Golato, 2003)。本計畫屬於跨文化語用研究的部分（即 L1 行為）將採正常 ethnographic approach 的方式來收集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而 屬於外語語用研究的部分（即 L2 行為）則將大膽創新地提出一兼採 ethnographic approach 與 experimental approach 精神的折衷方式來收集 naturally occurring 語 料，希望能為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的研究在資料收集方面提供另一可能的選 擇。
三、研究方法(Methodology)
研究問題
一、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及母語為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之「間接抱怨反應」（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行為 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二、母語為中文者之間接抱怨反應行為是否能提供證據探討語用行為中使用普遍 性與文化特定性（universality versus culture-specificity）之議題？
三、台灣在美留學生的美語間接抱怨反應行為（interlanguage indirect complaint behavior）與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及母語為 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之間接抱怨反應行為是否有差異？若有， 差異何在？ 四、若差異真存在，此差異是否與學習者母語語用行為移轉（transfer）有關（即 interlingual factor）或是與英語學習過程自然會經歷的錯誤有關（即 intralingual factor）？ 研究方法 本計劃是一預計進行三年的多年期計畫，大致可區分兩階段，計畫前期（前 兩年）是以前述之計劃目的一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為主，比較兩個 L1 groups 之差異（即研究問題一與二）; 後期（第三年）是以前述之計劃目的二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為主，進行ㄧ外語語用行為之 L2 acquisition 的研究（即研究問題三與 四）。就前者而言，將遵循較多數 L1 研究慣例，以自然觀察（natural observation） 的方式來收集資料;可是就後者而言，資料的收集將不透過外語語用研究最常使 用之 elicitation techniques 來收集資料，而仍將透過 L1 語用行為常見之自然觀察 的方式。筆者決定後者仍使用自然觀察方式的原因乃是由於如上述筆者認知到自 然觀察語料才能反應真實語料的重要性，但為克服前述自然觀察法收集資料的限 制，本研究使用之自然觀察方式來研究外語行為表現時，將是一種融入 experimental research 精神之自行創新之方式。本計畫詳細過程與方法詳述如下。
For research Questions 1 and 2
本計畫前期階段將用自然觀察法的方式來收集資料。自然觀察法的資料將會 由筆者與計畫助理預計花 18 個月的時間在台北和美國波士頓地區收集，如此收 集資料的目的之一是比較中文與英文對間接抱怨之反應（Chinese and Americans’ performances of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 in their mother tongue），因此，中 文與英文的語料將會由各自居住在其母語環境的母語使用者提供（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lish data will be from native speakers of each group living in their respective native area），而資料收集者是所收集語言之母語人士（the data collectors will be native speakers of the relevant language they are observing）。
本計畫此時期資料的收集主要是以人種誌學研究中常使用的田野觀察法為 收集資料的依據（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hat uses field observations to gather data），此方式是 Wolfson and Manes’ (1980) 在研究讚美行為（compliments）時 創新地運用在語言行為的研究中。資料收集時將會由 20 位 field workers 來執行 （中、英兩組每組 10 人），每一位資料收集者在日常生活周遭聽到間接抱怨時需 儘可能正確地立即記錄下他（她）所觀察到的間接抱怨確實的用語及相關情境資 料（the exact indirect complaint exchange and relevant contextual information），詳 言之，所有資料收集者可能的話皆須記錄下間接抱怨、間接抱怨反應、交談雙方 的性別與大概年齡、交談雙方彼此間的關係、間接抱怨發生的情境及其他間接抱 怨發生時的相關言談訊息如 small talk 或 supportive moves。
無可諱言地，資料收集者若需記錄下上述所有訊息負擔是非常重的，因此或 許會遭人質疑是否光憑記憶在短時間內所記錄下來若多的資訊是能正確的反映 出真實語言使用的情形，事實上，文獻曾指出如此收集到的資料是有在質與量方 面的限制（data gathered via field observations may be “limited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Labov, 1984, p. 30），因為資料收集者常需仰賴他們的記憶力與觀察技 巧（memory and observational skills）來記住要觀察的語料，常會因此錯失一些重
要的、有決定性的訊息（important, decisive information），比如說 hedges， modifiers，和 intensifiers（Golato, 2003; Kasper, 2000; Lehrer, 1989）。因此，為彌 補此種資料收集方式可能的弱點，本計畫有個與大多數 ethnographic studies 不同 之處，一般的 ethnographic studies 通常並無使用任何錄音或錄影設備，但本計畫 會使用錄音設備，為不影響所收集到資料的真實性，資料收集者不適合錄音前徵 得對方的同意，因此資料收集者是暗中使用錄音筆錄音的方式來收集資料，但錄 音後資料收集者會跟被錄音者提起錄音的事並解釋研究目的以取得對方同意，如 果有無法取得同意時，該筆資料將放棄。 就資料收集過程而論，資料收集者只有在錄音時才會試著記錄下自然所觀察 到的間接抱怨反應行為與其他相關訊息，每個資料收集者需要每週錄下 5 個小時 的日常對話中的 off-task interactions， off-task interactions 指的是在學校上課學習 時所發生的對話（the verbal behaviors students engage in when doing things
unrelated to the pedagogic work of the day），比如說和家人或朋友閒話家常的聊天 （having a chat or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which mostly occurs in mundane, everyday conversation）。On-task interactions，比如說課堂上的 互動（interactions taking place in the classroom）將會被排除，因為研究已經顯示 此種常在如學校般的 institutional settings 所發生的對話是與 off-task interactions 在 functional 和 sequential 方面非常地不同（Golato, 2003; Levinson, 1992）。為了 避免包括性質上頗為不同的資料以致屆時研究所得結果受到質疑，本計畫將只著 重在日常會話中所能觀察到的間接抱怨反應的行為，亦即 off-task behavior。簡言 之，本計畫會使用錄音方式是要確保資料收集者所小心紀錄下來收集到的是盡可 能的完整與可靠。
此外，另有兩個原因促使本計畫使用錄音設備：第一，資料收集者在資料收 集前有特地訓練過依照一個初步之 coding scheme（此初步之 coding scheme 將會 在計畫前兩個月透過 literature review 而產生，然後會隨著所收集到的語料來決定
是否須 refined）來收集間接抱怨反應行為，以希冀所有資料收集者收集所得資料 可達一致性（standardization），儘管如此，資料收集者所收集到語料的可靠性仍 有可能被質疑，因為研究者似乎很難確保在這 18 個月的資料收集期間資料收集 者會在資料記錄時能保持一致性（亦即是否會有 any coding drift 的發生），換言 之，所收集到資料會受到不同資料收集者對語料不同的感受度（the varying attentiveness by the different coders to the interactions）而影響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但錄音的資料可以降低此顧慮因為錄音性質的資料可以允許我們可以重複地詳 細分析自然生活中所得之語料。第二，雖然有些會影響實驗結果的外在變數 （extraneous variables）不太可能控制住，比如說交談者的身份地位、熟悉度、 年齡等（e.g., interactors’ status, distance, gender, age, etc），但透過錄音的方式，有 些變數如交談互動的時間與類型（the hours of interaction and the types of spoken interactions）可因此控制成一致，就是因為中、英文資料收集情況與程序儘可能 試著控制成一致，錄音這輔助方式因此降低了本計畫所得結果在跨文化比較時有 關有效性的可能問題（e.g., Nunan, 1992; Watson-Gegeo, 1988; Yuan, 2001）。
儘管本計畫上述的嘗試，跨文化比較和所得結果概論的可信度（the credibility of cross-group comparisons and the generalizations beyond the current findings）仍有 可能被質疑，因為現實情況是 ethnographically 情況下所收集資料的方式不太可 能讓不同的比較組別所有情況控制成一致（to have the data collected
ethnographically under the exact, same circumstances for each group, that is, with all possible variables held constant），比如說，同樣數目的被觀察者和觀察語境（equal numbers of observed participants and speech situations），LeCompte 與 Goetz (1982) 兩位學者曾主張說一種可以降低對 ethnographic data 之比較性和概論性威脅（to guard against the threat of comparability and generality）的作法是研究者可確保所 研究調查的 construct 不僅僅是只特別適用某一群體，而是被不同群體所共享（not only is not unique to a particular group, but also is shared across different groups），很
明顯地，本計畫的設計符合此一標準，因此，雖然本計畫是以 general guideline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為研究方式遵循的準則，筆者將會以研究所得結果為基礎， 將結果推演探討至範圍較廣的情境（to employ the current findings as a basis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to the broader context）(Yu, 2005)。
本計畫前兩年進行 2 個 L1 groups 之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的資料收集方 式事實上是改自筆者於 2005 年在 Language and Speech (SSCI)期刊所發表的文章 中所用的資料收集方式，ethnographic study 通常需時較常，本計畫如過去發表在 Language and Speech 的研究之經驗需花近兩年時間研究，需時不短，再加上筆者 在台灣服務，直覺上用自然觀察法的方式收集美語 L1 的資料或許有些難度，但 筆者 2005 所發表之研究克服此困難的經驗是筆者會找對 applied linguistics 學有 專精居住於美國的美國人（為 native speaker of American English）幫忙，擔任本 人之研究助理（此人為筆者於美國哈佛大學唸研究所時認識的同學，所以研究專 業與經驗應無問題），並請其負責招募 10 位 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擔任 field workers 來共同收集美語 L1 的資料。在資料開始收集前會透過書信郵 電等方式與助理詳細討論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等相關細節，然後資料收集初期的 階段筆者會擇期赴美約 10 日親自檢視美國 field workers 所收集到資料，並與助 理舉辦 workshop，目的是與 10 位 field workers 當面深入討論資料收集過程與記 錄資料時有可能遭遇之任何問題，以確認每一位 field worker 所收集之資料皆符 合本研究設計所需。然後在第二年資料收集期間的上半年再赴美約 10 日與助理 舉行 workshop，此第二年 workshop 的原因在於如上述，ethnographic study 歷時 較常，有 it still seems “difficult to ensure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coding drift” (Yu, 2005, p. 96) during the 18 months of fieldwork”的顧慮，因此重點仍在於檢視所收 集到資料，會要求 field workers 整理過去所收集到之資料提出報告，於 workshop 彼此分享經驗，以提醒 field workers 資料收集過程是否須適度修正以確保第二年 資料收集無誤。
舉辦 workshop 另有一重要目的，由於本計劃資料分析與討論牽涉到很多語 言行為背後深層的文化議題（如 universality versus culture-specificity 之議題），筆 者個人學習背景為在台灣養成，僅留學時於美國居留五年，為期能對美語人士之 語言行為是如何反映出其自身文化或是此行為如何影響其自身文化等的文化相 關議題之分析（emic-etic analysis）能有更正確與深入的討論，在 workshop 時將 與助理和 field workers 廣泛討論，以加強個人對語言行為背後之 emic-etic analysis 之認識。
本計畫前兩年之進行將模仿筆者上述 2005 年發表的研究之成功執行經驗， 因此應可順利進行無礙。
For Research Questions 3 and 4
本計畫第三年將進行 interlanguage behavior 之研究，前已述及，就 L2 研究 而論，現存文獻絕大多數是使用 elicitation techniques 的方式收集資料以方便控制 變數進行嚴謹之 experimental study，但終究有所收集資料能否反應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 的問題;反之，若純粹以 ethnographic approach 收集 experimental study 性質之實驗設計的研究，則有 practicality 等的問題（見上述研究方法）。就 本計畫前兩年研究重點方向—L1 比較而言，此跨文化（cross-cultural）之比較雖 有試著控制一些變數（如上述之 the hours of interaction and the types of spoken interactions），但終究有許多變數無法控制（e.g., interactors’ status, distance, gender, age, etc.），可是因為筆者所做跨文化之比較並非以 experimental study 性質之實驗 設計為出發點，而是以 ethnographic study 的角度來收集分析資料，因此仍可做 有效屬於 qualitative study 之比較（詳見 Watson-Gegeo, 1988 有關 ethnography 於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的介紹）。相對而言，就本計畫第二個重點研究方向（即 interlanguage study）而言，筆者打算依循絕大多數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文獻 慣例，將試著控制許多變數以進行較嚴謹之 experimental study 的 cross-linguistic 比較，但本計畫顧及到資料是否能反應真實語言使用問題而將不採用傳統之
elicitation techniques，筆者將使用一種創新方式，該方式是一特殊之融入 experimental research 精神之自然觀察的方式，介紹如下：
就研究問題三與四，本計畫將使用 experimental paradigm 來收集資料，引導 受試者使用出研究觀察標的（即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但資料收集時， 受試者將不會事先知道他們正常的言談互動是研究資料收集的來源（Turnbull, 1992; Turnbull & Saxton, 1997），換言之，計畫所收集到的間接抱怨反應行為的情 境將會是被筆者所控制住的（the contexts that are controlled from the investigator’s perspective），但對受試者而言卻是真實自然的（spontaneous and natural from the observed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即因如此，所收集到的資料可視為能反映出日 常生活情境自然發生的行為（The data gathered, therefore,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ypes of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 that naturally take place in everyday
occurrence），現存文獻中 cross-cultural interlanguage 的研究從未以此種方式收集 資料過，筆者希望如此收集資料的方式可以對此領域研究方法是否能收集到 authentic language use 且能適當比較的顧慮可以略微貢獻一二。
同研究問題一與二，本計畫將會在台北和美國波士頓地區收集資料，資料收 集的詳細過程如下：
首先，筆者將會試著找出 6 個在台灣和美國社會間接抱怨都可視為恰當發 生的自然觀察情境（6 naturally observed situations in which indirect complaints could take place socio-culturally appropriately in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ocieties），由於研究已顯示絕大多數的間接抱怨皆是發生在已彼此認識的同社經 地位的人，而非關係親密者或完全不熟識者（equal-status interlocutors who are already acquaintances, rather than intimates or total strangers）（Boxer, 1993a），為了 要能設計出對中、美兩方的受試者皆屬社會文化上恰當的情境（即 the identified situations 是 best reflect socioculturally appropriate scenarios for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ociety），所設計情境中的交談雙方彼此之關係均屬 equal-status,
mutually acquainted interlocutors (i.e., exclusive of intimates or close friends)。至於 設計情境的方式是筆者會先以之前一年半自然觀察所得到的資料為依據，找出一 些中、美社會間接抱怨皆常會發生的情境，然後設計出 6 個本計畫可適當使用的 情境，這樣的設計方式事實上是改自 Bodman and Eisenstein (1988)，Eisenstein and Bodman (1993)，和 Ebsworth, Bodman, and Carpenter (1996)等學者的建議。此外， 由於研究已顯示大多數的間接抱怨可歸為三大類，即 Self (Oh, I’m so stupid.), Other (John is the worst manager.)，和 Situation (I feel, in a way, boxed in, you know? Why did they have to raise tuition?) (Boxer, 1993a)，這三大類將會設計出相同數目 的情境 equal numbers of situations will be set for each category (即 2 situations for each)。
此外，每一個設計的情境中皆會以先前一年半之自然觀察的資料為依據指出 一個間接抱怨行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研究問題三與四重點在比較外語使用者的間 接抱怨行為反應與其自身母語及所學習外語母語使用者的差異，而重點不在抱怨 行為本身(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of L2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 with those of speakers of learners’ native and target language, rather than of complaints themselves)，無疑地，我們語言所接收到的 input 會影響到我們的 response，因此， 要是 input 沒控制住的話，responses 的比較是不太可靠的。
即使上述所設計出之情境與抱怨行為皆是以自然觀察所得結果為依據，本計 畫仍將採取額外的措施以確保所設計的情境與抱怨是 as culturally plausible and as parallel as possible for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participants，此措施是所有設 計的情境與抱怨皆會各自找 20 位母語為中文者和母語為英文者的大學生來確認 是否他們各自的文化裡日常生活中的確會有機會碰到或用到所設計出的情境和 抱怨。
Dahl (1991)所建議的 interlanguage studies 該有的 canonical methodology，因此將 會比較外語使用者的間接抱怨行為反應與其自身母語及所學習外語母語使用者 的差異，所以總共將會有 3 組的受試者，此外這 3 組受試者的社經地位與男女比 例皆控制成一致，就兩組母語使用者而論，在台灣的母語為中文者會提供中文母 語組的資料，而在美國的母語為英文者會提供英文母語組的資料，至於外學學習 組的資料是來自台灣但在美國念研究所至少已三年的母語為中文之學生，他們的 英文程度為中高級（intermediate-to-advanced level）。至於資料收集者，母語為中 文者那組將由母語為中文者收集，而外語組與母語為英語者的語料將由母語為英 語者收集，此外，當在雇用每位資料收集者時，會詢問他們是否覺得所設計的情 境與報怨在他們的文化裡是真實且日常生活中有可能經歷到的，只有回覆正面的 才會雇用為資料收集者，上述看似重複或繁瑣的做法均是希望所設計出的情境可 以確實引導出適合中、美兩社會的真實間接抱怨反應行為，因為跨文化研究已顯 示若研究情境不是對所比較對象皆是 socioculturally appropriate，那所得結果是不 可靠的（Blum-Kulka, et al., 1989）。 對每一受試組而論，會雇請 10 位資料收集者（男女各半），這些資料收集者 需在他們日常生活中創造出機會可以讓所設計的情境看所事先決定的抱怨能儘 可能自然發生，就 6 個設計情境的每一個情境，資料收集者需要找 6 位與其年齡 相近的朋友或同學（男女各半）在自然交談下觀察他們如何回應間接抱怨，因此 就 3 組受試者來說，每組將會收集到 360 間接抱怨反應行為。 舉例而言，如基於前兩年觀察資料所決定之中、美社會皆 socioculturally appropriate 的間接抱怨情境之一是「學費每年調漲」，再基於前兩年觀察針對此 情境所事先決定適當的抱怨行為，美語是“I feel, in a way, boxed in, you know? Why do they have to raise tuition every year?”;中文則是“我覺得好像被困住了，學費為 什麼每年都調漲”[此為大概之翻譯，屆時 cross-linguistic 翻譯之適切性將透過 cross-cultural studies 常用之 back translation, (Brislin, Lonner & Thorndike, 1973)來 確認]，因此，資料收集者會在和同學或朋友交談時主動抱怨出此事，再看看對
方如何 respond to this indirect complaint。此外，為確保資料可靠性，第三年之 data collectors 將不同於前兩年的 field workers，因為若仍同一人擔任，有可能其周遭 同學或朋友已在前兩年被自然觀察到而得之研究目的（如上述，被觀察者事後會 被告知），若第三年之 data collectors 再與之自然互動觀察其 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可能會喚起被觀察者過去經驗的記憶而造成所收集資料不夠自然。 換言之，上述的資料收集過程從研究者的角度而言，雖然無可諱言地間接抱 怨反應行為是誘導出來的（elicited），但從受試者的角度而言，可算是自然的 （spontaneous and natural），此種創新的資料收集方式在本質上是以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hat uses field observations 為依據，就如同計畫前期費時一 年半的 data collectors working ethnographically，後期此方式的每一位資料收集者 亦可視為一 field worker in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他們會儘可能地記錄下所觀 察到的間接抱怨反應行為及所有相關資訊，並將之錄音下來，事後會尋求受試者 的同意。 簡言之，後期此種創新的資料收集方式是使用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來收 集資料，但同時融入了 experimental study 的精神，這樣做的目的是不但確保自 然觀察所收集到的語料可反映出真時語言使用情形，而且研究者可以以 experimental study 的方式將研究除語言使用差異外所有其他外在變數都控制住 （如 interactants’ status, distance, gender, and age 等)，如此一來，研究者在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的比較時更能確定所得結果的有效性（validity）(e.g., Nunan, 1992; Watson-Gegeo, 1988; Yuan, 2001).
本計畫第三年進行的 2 個需在美國收集資料的 participant groups（即 native speaker of American English 與 Chinese ESL learners），類似前兩年資料收集時所 面臨的情況，即筆者居住在台灣，卻需用自然觀察法的方式來收集美語 L1 和 L2 的資料，這或許有些難度，但筆者將仿上述 2005 年研究之克服困難的經驗，筆 者仍會找居住於美國的研究所同學幫忙，擔任本人之研究助理，並請其負責招募
20 位 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擔任 field workers 來共同收集美語 L1 和 L2 的資料（L1 和 L2 各 10 位）。在資料開始收集前會透過書信郵電等方式與助 理詳細討論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等相關細節，然後資料收集初期的階段筆者會擇 期赴美約 10 日親自檢視 field workers 所收集到資料，並與助理舉行 workshop， 目的是與 20 位 field workers 當面討論確認每一位 field worker 資料收集過程與所 記錄資料皆符合本研究設計需求。
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本計畫預期需進行三年，可分為六大階段漸進施行，其各階段之詳細步驟及 執行進度等主要工作項目與預計達成目標細述如下： 第一階段：第一年之一至二月 本計劃最初階段的重點將集中於文獻探討，先廣泛地整理語言行為研究有關 間接抱怨反應行為與 ethnographic approach 理論性及實證性研究的相關資料，同 時將根據文獻發展出初步之 coding scheme，以期筆者與助理能在自然觀察時能 儘可能收集到有效可用之資料，然後將甄選助理和工讀生將文獻整理所得訊息予 以基礎訓練，以期能儘可能多觀察並收集到可用之語料。至於美語自然語料之收 集將委託筆者於美國的同學擔任助理來進行。 第二階段：第一年之三月至第二年八月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藉由自然觀察方式收集資料，資料收集以大學校園內學生 為主，如上所述，收集資料時會記錄下可知的相關細節，如間接抱怨之情境、交 談者之性別、彼此間的關係、會話所發生之地點等等，有可能時並將主動訪問所 觀察到的行為表現者。此一年半的資料收集時間會隨所收集資料的累積同時著手 整理與分析資料（最後確定之分析於下階段，但本階段隨資料累積即會陸續整理與分析資料，以為下階段奠定良好基礎），特別是將所收集到的資料轉錄（即 transcribe）成書寫文字的形式以便於日後資料分析。至於美國助理所收集到的資 料筆者預計於計畫前兩年會每年赴美約 10 天與助理當面討論所收集之資料（其 他出國目的請見上述），平時則會透過書信郵電等方式來確認資料是否無問題並 能儘早整理。 第三階段：第二年之九月至十二月 此階段之重點除持續整理前一年半所收集資料外，並將著手分析資料，由於 上階段即已對資料陸續進行整理與基本分析，本階段資料分析預期為時四個月希 望能進行總體性分析以回答研究問題。分析重點將試著整理歸納出中、美雙方的 間接抱怨反應行為之策略（strategies）和用詞（linguistic forms）為何？彼此有否 差異或差異何在？並探討是否雙方對於影響間接抱怨反應行為的因素是否有所 差異，同時亦將從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politeness theory 中所提出之 universality 觀點來探討 speech act behavior 研究中 universality versus
culture-specificity 之議題，此部分之分析將以質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為 主。希望可藉此回答研究問題ㄧ與二：
． 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及母語為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之「間接抱怨反應」（respons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行為 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 母語為中文者之間接抱怨反應行為是否能提供證據探討語用行為中使用普遍 性與文化特定性（universality versus culture-specificity）之議題？
第四階段：第三年之一月至二月
本階段將依據上述階段結果找出 6 個在中、美社會 socioculturally appropriate 之情境，並決定每個情境之中、英文之間接抱怨用語，這些情境與間接抱怨用語
將以在中、美社會所共同自然觀察到之情境和語言行為為依據，以確保設計之情 境和間接抱怨用語能真正地可同時反映出中、美社會文化中實際會遭遇的情形， 以免受試者的反應需憑空想像而不夠真實或是因文化差異而不會誘導出間接抱 怨反應行為。此外，為達成上述目標，本階段將進一步地訪談各 20 位台灣與美 國籍大學生，請他們評論前述初步設計之可誘導出間接抱怨反應行為的情境與間 接抱怨用語是否真能各別地反映出他們自身語言文化環境會接觸到的情形。此目 的是透過對母語人士的訪談來做為是否需修正初步設計出的情境和間接抱怨用 語之依據，以確保真能達成本計畫研究的目標，使透過這些情境所收集到的資料 可盡量地真實反映出語言使用的實際情形。 有關美語 L1 資料和 ESL learners 資料的收集，如本階段之訪談或下兩階段 之收集與歸類（coding）亦將委託筆者於美國的同學擔任助理來進行。 第五階段：第三年三月至八月
本階段將用前階段所開發完成之情境來收集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同時本 階段亦會著手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特別是將所收集到的資料轉錄（即 transcribe） 成書寫文字的形式以便於資料分析。
前已述及，如同前二年時為確保資料收集過程順利（特別是第三年多了 Chinese ESL learners 為 participants），同時希望能對所收集到語料 emic-etic analysis 能有更正確與深入的討論和分析，筆者預計赴美短期研究並與助理討論 資料收集與分析相關問題。 第六階段：第三年之九至十二月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分析上階段所收集、整理的資料。分析的重點之一是將以 間接抱怨反應策略（strategies）為主將資料歸類（即 coding），在歸類時，為了 顧及資料分析時之可靠性（reliability）問題，將隨機選取百分之二十的資料另請 他人歸類，Cohen’s kappa（1960）將設定至少需達至百分之八十五。然後將運用
開方檢定（X2）來回答研究問題三：
． 台灣在美留學生的美語間接抱怨反應行為（interlanguage indirect complaint behavior）與母語
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及母語為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之間接抱怨反應行為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另一分析的重點是除了統計分析外，亦將以受試者的用詞選擇（linguistic options）進行質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以更進ㄧ步的來回答研究問題四， 並討論研究問題三與四：
． 若差異真存在，此差異是否與學習者母語語用行為移轉（transfer）有關（即 interlingual factor）或是與英語學習過程自然會經歷的錯誤有關（即 intralingual factor）？
四、結果與討論 (Results and Discussion)
本研究目前為第一年執行階段，由上述可知第一年之重點有二，一是根據文 獻發展初步的 coding scheme，另一重點即是透過自然觀察法在台灣與美國兩地 執行資料收集，就此第一年的預期目標而言，初步之 coding scheme 已完成並用 之於目前的資料收集，如前所述，隨著所收集到的資料會修正根據文獻所暫定之 coding scheme，因為自然觀察的資料收集將預計於明年八月才完成，因此初步擬 定之 coding scheme 也需屆時才能最後確定，所以於此第一年之報告暫不將未 finalized 的 coding scheme 寫出，只簡單地報告計畫基本上如當初規劃般地在進 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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