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初探台灣2004年公民投票參與

(1)

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

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

？

初探台灣

初探台灣 2004 年公民投票參與

年公民投票參與

蔡佳泓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過去在解釋投票參與時，經常將投不投票視為利益的取捨以及責任的驅使，亦即假設選民參與投票是為了極大化其利益。而在 2004 年舉行的全國性公民投票，雖然是直接民主的實踐，卻籠罩在強烈的政黨之爭下，使得領不領公民票成為選舉的焦點之一。針對影響公民投票領票的因素，有必要從心理層面的角度加以探討。由於過去對於公民投票參與的經驗研究並不多見，而以往的文獻發現，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國家認同與民主價值之間的相互作用甚深。因此，我們嘗試透過路徑分析模型分析民眾對公民投票此一程序的認知、民主價值、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因素對於公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我們初步的發現是，對於公民投票本身的評估具有相當明顯的影響，但是民主價值對於公初稿發表於「公民權：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八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五月二十六日，二○○六年。作者感謝評論人吳重禮及所有與會者的建議。同時，作者感謝「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五次計畫」主持人徐火炎及所有參與人員的資料收集與釋出努力。最後，三位評審的細心審閱對本文內容裨益良多，作者在此謹申謝忱。電子信箱: tsaich@nccu.edu.tw。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109-145，2007 年 6 月出版。

(2)

民投票的影響力並不如預期明顯。認為自己可以影響政治的政治效能感以及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感亦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對於以上的態度及投票均具有高度的影響力。雖然公民投票本身的評估具有影響，但是此次的公民投票仍然具有相當的政黨色彩，因此民主深化並未完全實現。關鍵詞：路徑分析模型、公民投票、民主價值、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政黨認同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古典的民主理論強調自由主義，個人的自然權利應被保障。晚近的民主理論強調參與，惟有積極參與決策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公民投票此一制度代表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直接參與，是代議民主之外的參與管道。當公民的偏好遭到民意代表扭曲時，公民投票可確保人民表達意見，以修改議會的決定，或者提出新的政策（Butler and Ranney 1994; Setålå 1999）。

理念上，公民投票適用的對象，不僅包括一般政策，最高可到憲法，包含國家主權、領土的變更。許多新興國家例如東帝汶，即在聯合國協助下辦理獨立公投。實務上，大多數的公民投票的內容為公共政策的創制複決，少數公民投票才是憲法層次的投票。有些國家如西班牙、瑞士、瑞典、丹麥、奧地利規定全部或部份修憲後必須交付公民投票（Bogdanor 1994, 24-25）。多數的公民投票受到議會或行政機關的審理。在有的國家例如瑞士，議會可以提出相對的法案，交付公民投票（Kobach 1994, 104）。歐美民主國家的經驗顯示，公民投票與代議政治並未發生衝突，而且促進民眾的政治參與。

(3)

做為亞太地區少數的民主國家，以及位於不穩定的台海關係的核心，台灣在 2004 年所舉行的總統選舉以及全國性公民投票，受到國際的注目。更由於是第一次的公民投票，社會上有許多法律程序以及民主價值的爭議，使得領或不領公民票成為選舉的焦點。由於這是第一次全國有法源的公民投票，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極力將其宣傳為「民主深化」，呼籲選民不分黨派支持此一制度。但是反對黨認為這一次的公民投票實為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目的是操縱選民投票，根本不符合實踐直接民主的目的，所以呼籲選民抵制。因此，領不領公投票有兩重意義，第一是對於公投這個制度的肯定，第二個是公投背後代表的政治立場。本文試圖評估政黨認同、統獨立場、民主價值、以及公民投票的制度評價對於參與此次公民投票的影響力，並且控制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總統選舉的投票選擇，藉以說明此次公民投票所反映的意義。如果民主價值與公民投票評價確實影響領票與否的決定，那麼公民投票的確反應民眾的民主信念，也就是公民投票的實施代表「民主深化」。反過來說，如果領票與否取決於政黨認同或是統獨立場，反映的是政治立場而非民主信念，那麼此次公民投票只是政黨角力的延伸。不同於常見的二元對數分布模型，本研究以路徑模型探討上述變項之間的作用。對照於附錄中的二元對數分布模型，雖然結果相似，但是路徑模型呈現更完整的變項之間的影響力，是未來研究者可以考慮的方法。以下先檢閱台灣民主化與公民投票的背景，然後是選舉參

(4)

與及民主化的相關文獻，形成理論假設後，進行資料分析，最後是結論。貳貳貳貳、、、台灣民主化與公民投票、台灣民主化與公民投票台灣民主化與公民投票 台灣民主化與公民投票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基本的政治安排是一個沿著省籍分歧切割的兩元結構，一方面凍結中央級的民意機關改選，只開放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及鄉鎮長等選舉，實行地方自治，讓地方精英有參與地方政治的管道。許多在日本統治時代已經開始參與地方政府的精英，投入到地方選舉。選舉過程中，全島性的地方派系漸漸出現，甚至與中央的國民黨內派系互相連結，結果遭到國民黨的剷除，僅留下小型派系（陳明通、林繼文 1998）。但是選舉的機制本身已經帶動本土政治精英參選的風氣，選舉的參與越來越高，地方派系大量參加省議員、縣市及鄉鎮層級的選舉（林佳龍 1998; 趙永茂 2002）。自 1987 年七月解嚴以來，民主化的進展非常快速。1986 年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成立，並在縣市長、國民大會代表及立委選舉中獲得可觀席次，使得台灣正式進入政黨政治的時代。而在憲政改革方面，1992 年立法院全面改選，資深立委退出全國最高民意機關，使得台灣的代議政治逐漸成熟。1994 年的憲改將國民大會從原本的選舉總統副總統權力限制為罷免彈劾總統副總統，使得 1996 年的總統民選，將台灣民主政治推向一個新的里程碑。而 1997 年及 2000 年的憲改，確定了立法院為最高民意機關。

(5)

在解嚴以前，國民黨的組織深入各個社會部門，刻意壓制階級分歧，使得黨外運動訴求省籍分歧與民主改革（王振寰 1989; 林佳龍 1989）。在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中，雖然「美麗島」雜誌本身並無強烈主張民族自決，但是「台獨」被用做為起訴的理由之一。之後，黨外雜誌更有系統地建立民族自決的理論基礎（王甫昌 1996; 黃德福 1992）。1983 年，黨外的「中央選舉後援會」便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的住民共同決定」。而在民進黨成立後，民進黨的黨綱列入「台灣前途自決條款」，象徵其強烈主張台灣為一獨立國家的立場。換句話說，實行公民投票一開始即與台灣獨立的主張結合在一起。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在前任黨主席林義雄的壓力下，於 2003 年允諾舉行核四公民投票。國民黨為了爭奪公民投票的正當性，在立法院快速通過公民投票法，但是設下過半的同意門檻以及立法院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等，並且限制行政機關不得提出公投法案，但是公投法第十七條規定總統可以在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使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時就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投。而陳水扁總統即引用公投法第十七條，又為了避免被外界解讀成「統獨公投」，而稱為「防禦性公投」。但是此舉含有兩岸對抗意識以及宣示國家主權之意，馬上引來國際注目（徐永明 2004, 15-16; 陳志瑋 2004, 48-49; 陳英鈐 2004, 85-86）。在開始考慮公投案的文字時，各國的壓力接踵而來，例如日本、美國等。而在提出兩個公投的題目後，雖然美國方面表示可以接受，但是法國仍然公開表示公投是一項重大錯誤。在此同時，國內的反對黨激烈地批評公民投票與總統選舉

(6)

同時進行，認為民進黨政府企圖以「公投綁大選」，質疑民進黨濫用公民投票以挑釁中國。連宋陣營公開呼籲民眾不要領取公投票，使得藍綠雙方在公投議題上的位置越趨兩極化（Tsai, Hsu, and Huang 2005）。在選前兩週，民進黨與國民黨分別於周

末舉行大型遊行，民進黨遊行的主題是「二二八牽手護台灣」，

國民黨遊行的主題則是「換總統、救台灣」。兩個陣營雖然都以「台灣」為主題的一部份，但是民進黨強調台灣人認同，而國民黨則是訴求總統換人擔任。根據 Tsai, Cheng, & Huang （2005）的研究，在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之後，支持公民投票的民眾更加支持陳水扁，但是對於連戰的支持度下降，轉變成未決定。可見得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以及統獨議題隨著選舉的逼近而越加強化與公民投票之關聯性。台灣的民主化以及政黨競爭雖然逐步解決政府結構與正當性的問題，統獨問題卻一直存在，而公民投票又自始與獨立自決及台灣人認同互相糾葛，使得第一次公民投票充滿政治爭議，因此本研究試圖釐清公民投票究竟為直接民主的實踐還是政黨競爭的產物。參參參參、、、選舉參與研究、選舉參與研究選舉參與研究 選舉參與研究過去在解釋投票參與時，學者將投不投票視為利益的取捨，亦即假設選民極大化其利益在參與投票，經由 random utility model 得出投票的函數，例如 Downs（1957）。後來 Riker & Ordeshook（1968）根據 Downs 提到的「為民主而投票」，提出公民責任這個變項。投票成本、公民責任與投票的預期利益

(7)

的總和越高，投票的可能性也隨之升高。1

同一時期有學者提出選民心理以及社會背景對於決定投不投票的影響，例如 Berelson, Lazarsfeld, & McPhee（1954）強調個人職業與宗教信仰的影響。《美國選民》一書的作者則指出，政黨認同的程度影響投票參與（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 1960）。Abramson & Aldrich（1982）亦觀察到投票降低與政黨認同下降有關。另一方面，Verba & Nie （1972）認為選民越想要影響政府時便越會去投票，也就是效能感越高則越可能去投票。Ashenfelter & Kelly（1975）則發現教育程度、投票的責任感、政治效能感越高者，投票的機率越高。國內的研究也發現政治功效感影響投票的機率（黃信豪 2006），但亦有學者發現其他的心理因素較政治功效感重要（黃秀端 1995; Tsai 2001）。

公民投票也是選民政治參與的一種，然而較少著作研究公民投票參與的行為。Nadeau, Martin, & Blais（1999）探討魁北克民眾如何在 1995 年的主權公投中選擇。他們的主要發現是對於較不願冒險的選民而言，公投可能發生的最壞結果是他們所關心的。而對於願意冒險的選民，在此次主權公投中投下贊成票的機率大大提高。Denver（2002）分析舉行於 1997 年的蘇格蘭及威爾斯中央權力下放公投中的政黨與媒體影響力。他 1

有關 Riker ＆ Ordeshook 模型的檢驗與修正，尚可見 Aldrich 1976; 1993; Blais 2000; Ferejohn & Fiorina 1974; Foster 1984 等。而 Black（1978）、Cain （1978）、McKelvey & Ordeshook（1972）、Ordeshook & Zeng（1997）、Tsai & Hsu（2005）等則是應用 Riker & Ordeshook 的模型分析兩黨或多黨的投票決定。

(8)

發現除了政黨偏好外，民眾支持權力下放的態度也具有顯著影響力。2

Aimer & Miller（2002）則是研究紐西蘭在 1993 年所辦的改變選制公投，發現政黨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民主價值亦是支持新選制的重要考慮因素。蔡佳泓（2004）分析跨國資料發現，在瑞士此一經常使用公民投票的國家，人民對政黨的信任度低，但是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度高。對於台灣在 2004 年所舉行的公民投票，徐永明（2004）觀察到政黨認同與省籍對於公民投票的認知及支持均有關鍵性的影響；吳俊德、陳永福（2005）以理性選擇理論分析 2004 年公民投票與總統選舉，發現動員與政黨認同顯著影響參與的可能性。另一項研究則指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感，影響選民注意公民投票的程度以及參與的意願（徐永明、蔡佳泓、黃琇庭 2005）。綜上所述，傳統投票研究所強調的政黨認同、公民責任感、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似乎可予以考慮，檢證公民投票的參與是否與「選人」的投票參與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由於此次的公民投票所帶有的政治色彩，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總統投票選擇都可能是影響選民是否領票的因素。相對的，民主價值以及對於公民投票的制度評估，則可能是選民同時考慮的因素，亦即是否因為贊成公投代表的直接民主意涵而前往投票。 2 對於該公投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Bogdanor 1994（42-45）。

(9)

肆肆肆肆、、、民主化研究、民主化研究民主化研究 民主化研究早期的民主研究集中在兩大方面，第一是選舉過程，第二是菁英的行為（Bollen 1980, 371-73）。前者例如 Dahl（1956）及 Lipset（1963），他們強調定期選舉以及選舉公平對民主的重要性。後者如 Mosca（1939）及 Michels（1962），他們強調菁英在各個社會掌有一定的政治權力，而權力越下放到非菁英的社會越民主。早期美國政治學界對於民主的經驗性研究亦強調共識的重要性，例如 Prothro & Grigg（1960）以及 McClosky（1964）。他們的研究動機大多溯自 Tocqueville 的《美國民主》一書中所強調：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在不具有任何共通的信念之下，可以興盛繁榮，尤其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Tocqueville 1969, 433-34）。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一般包括：多數決、政治平等、支持民主政體是最好政體等等，以及對於一些程序上自由權，例如人民的言論自由表達權以及集會與結社自由權的支持。Prothro & Grigg（1960, 281-85）發現民眾對於較抽象的民主原則較有共識，但是對於民主原則的應用較無共識。 McClosky（1964, 364-67）檢驗有影響的人跟一般民眾在一些態度上的同意程度，結果發現兩者內部與兩者之間的共識並不高。 Dahl（1971）強調民主的兩大面向：競爭與參與。政黨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且不濫用權力壓迫人民是民主的標準之一。隨後許多學者發展出標準化的民主指標以比較各國的民主程度。例如 Bollen（1980, 372）定義民主為菁英的政治權力極

(10)

小化而非菁英的極大化。他的指標包括言論自由、選舉公平、行政首長及立法者是否為民選等指標。Munck & Verkuilen （2002, 27-28）則認為在參與及競爭兩大指標下所發展的概念，其選擇、測量尺度及運算都有一些問題；每個概念可能分出一個以上的指標，這些指標之間的關係並不容易確定。國內已有一些學者進行個人民主取向的研究，例如胡佛所領導的研究團隊（胡佛 1998）。他們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是他們除了自由權、平等權及參與權外，強調權威機構之間的制衡及多元的社會團體，而這兩者比較是民主社會的文化而非個人的民主價值。不過他們所發展出來的量表，仍然為許多研究所沿用。陳義彥（1993）採用四個題目來測量選民的民主觀，分別是「有人說：政治的事情太複雜，應該由較有知識的人來管」、「有人說：不管一個人在政治上的意見如何，都可以公開發表，也有人認為有些政治上的意見應該不可以公開發表」、「有人說：強有力的領袖比較重要；也有人說：有好的法律比較重要」、「有人認為我們需要很強的反對黨來監督政府，也有人認為反對黨只會增加政治的不安」。他的發現是國民黨支持者和民進黨及新黨支持者之間有不同的民主價值觀。陳文俊（1993）則以「近二三年來我國實施民主政治的情況有沒有進步」來測量選民的民主評價，發現統獨立場與民主評價具有高度關連性。可以說，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人民已自由地參與選舉，選出所喜好的人選，集會、結社、遊行等公民權也獲得一定的保障。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民主開放的社會，有些人主張一個較權威式的決策方式反而能夠帶來更大的福祉。研究指

(11)

出，民主化的議題過去是一個重要的分歧（林佳龍 1989; 胡佛、張佑宗、歐陽晟 1994; 徐火炎 1993; 1998）。有些民眾較支持多元、平等、參與程度高的社會，有些民眾較喜歡威權的、具有排他性的、穩定的社會。這種看法的歧異可能來自於教育、年齡、政黨傾向等。而在不同的時代，民眾對於民主的看法可能又有所不同。綜上所述，目前社會重視的民主價值包含平等（例如是否只有有知識的人才能理解政治）、參與（例如自由發表意見）、多元（例如反對黨監督政府）等等。透過問卷調查，我們試圖捕捉這些概念，並且評估對於公民投票參與的影響。伍伍伍伍、、、理論假設、理論假設理論假設 理論假設根據以上的文獻以及此次公投的背景分析，可以得出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民眾的民主價值、特別是對於公民投票的看法，影響他們參與公民投票的意願。雖然此次公民投票涉及統獨立場、候選人策略、國際壓力等等因素，但是公民投票本身代表直接民主的實踐，而且民主價值的其中之一是參與權，所以民主價值應該對於參與有正面的影響。此外，個人對於政治的效能感與政治的信任感越高，代表對於政治體系的信念越高，越會傾向領取公投票。另一個假設是，黨派之爭與國家主權定位才是決定公民投票參與的主因。過去公民投票被視為政治禁忌的原因之一，無非是「民族自決」、「公投獨立」這些民進黨的訴求。雖然在民主化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反過來支持公投，但是在公投的審查及發動的規定上，還是由立法機關及政黨把關。甚至在這一

(12)

次公投的辦理過程中，國民黨籍與民進黨籍的縣市長的配合態度有別，使得兩大陣營在公投問題上壁壘分明，幾無共識可言。對於國民黨與親民黨而言，公民投票一旦成立，則是開啟總統使用公民投票形成政策的濫觴，因此他們呼籲選民杯葛公民投票。民進黨則以「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作為宣傳，鼓勵民眾參與公民投票，也就是以國家認同而非民主價值做為公民投票的訴求。近年來，由於政黨在國家前途議題上嚴重對立，連帶影響到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更影響到對於民主體制的看法，形成民主價值的黨派化。3 政黨偏好、統獨立場不僅影響投票行為，也影響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感等態度。4 也就是說，政黨偏好、統獨立場對於公民投票不僅有直接的影響，還可能有間接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假設如下：假設一：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投票功能評估等影響公民投票的參與。 3 參考吳乃德 1996 的討論。過去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民族主義者經常以自由主義號召民眾，例如以憲改宣示台灣主權，而中國民族主義者則是反對任何可能的國土分離。盛治仁（2003）亦發現政黨輪替後支持民進黨的民眾在自由、多元、參政和制衡等原則的分數下降。 4 陳陸輝（2002）的分析指出民眾的政治效能感在 1992 到 1998 年間逐年下滑，但是在 2000 年選舉之後，民進黨支持者的政治效能感上升，使得整體的效能感上升。盛治仁（2003）發現在政黨輪替前國民黨支持者信任政府的「計畫能力」、「考慮民眾福利」等，但是在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支持者信任政府有這些能力，國民黨支持者則變得不明顯。陳陸輝（2003）則發現政黨輪替後民眾的信任感明顯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民進黨支持者變得信任政治。

(13)

假設二：政黨立場、統獨立場、投票選擇等對於公民投票具有顯著的影響。假設三：政黨立場對於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投票制度評估等變項有顯著作用。陸陸陸陸、、、資料與變項、資料與變項資料與變項 資料與變項本文使用的資料是由中研院執行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五次其中的公民權組。這筆資料為全國性樣本，並依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地區層別等人口變項加權，樣本數為 1781。5 變項的原始題目可見於附錄。依變項是否領公投票。第一個自變項－民主價值來自於六個題目。這六道題目主要來自平等、參與、公民不服從等原則。比較胡佛所設計的題目以及其他學者如盛治仁（2003）所使用的題目，這六道題目的涵蓋面更為廣泛。信度檢驗的結果為 Cronbach’s α 值為 0.692，在可接受範圍內。經過因素分析後，這六道題目萃取出單一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44.59%，固有值為 2.668。因此這六道題目的分數經過相加成為單一分數。

根據 Schaffer（1981）、Abramson & Aldrich（1982）所提出的外在效能感題目，政治效能感由兩道題目相加之後的分數組成，重新編碼為效能感越高則分數越高。政治信任感亦由兩 5 遺漏值包含不知道、沒有投票權、忘記了。由於 AMOS 應用最大概似法填補遺漏值，故觀察值數目不變。但是在附錄的二元對數分布模型則去除遺漏值進行估計。

(14)

道題目的分數構成，重新編碼為信任感越高則分數越高。6 效能感與信任感越高者表示參與政治的意願與對政府的信心越高，自然有助於參與公民投票。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則是測量民眾對於公投之功能的評價。評價越高者，參與的程度應該越高。重新編碼之後，分數越高者同意程度越高。由於此次選舉只有兩組候選人，而且其中一組是國民黨與親民黨共同推出的，所以傳統的政黨偏好的測量似乎不適用。而「泛藍」與「泛綠」分別指涉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以及民進黨與台聯，反映此次選舉過程中的兩大陣營對立情形，因此以「藍綠政黨立場」取代傳統的政黨偏好測量。我們的預期是越傾向泛藍者越不會參與公民投票。統獨立場在此次選舉中亦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尤其因為中國透過許多國家在宣布公民投票題目前後向民進黨政府施壓，使得公民投票與台灣未來前途高度相關。再者，統獨議題不斷出現在各次選舉，而公民投票自然不例外。測量方式為六個選項，重新編碼為從儘快統一到儘快獨立的六分尺度，分數越高者預期越傾向支持公民投票。最後一個變項是總統選舉的投票選擇。雖然這個變項是一個行為，而且跟領或不領公投票可以說同時發生，兩者的相關程度相當高。但是也因為如此，有必要加以控制以探討其他態度變項的效果。為了比較起見，將分別呈現放入及去除這個變 6 陳陸輝（2002, 71）及盛治仁（2003, 120）使用六個題目構成信任感量表，其中與本研究較相近的題目為「有人說：『政府所做的事大多數是正確的』」。

(15)

項的模型。該變項登錄為 0 或 1 的虛擬變項。近年來，「中國人／台灣人認同」已轉變成「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已經低於一成。7 這是因為認同的內涵一直改變，殊難以區分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台灣人認同之間的差異。所以我們只考慮統獨立場與政黨偏向。柒柒柒柒、、、、路徑分析模型估計路徑分析模型估計路徑分析模型估計路徑分析模型估計 不同於單一線性方程式，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同時考慮自變項對依變項以及自變項透過別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作用（Hanushek and Jackson 1977）。當每一個變項只有一個指標，而且研究者已假設因果關係的方向，稱為路徑分析（Kline 2005, 66; Maruyama 1998, 19）。8 理論上，依變項因為某一自變項的改變發生改變的量，其實有部份來自於另一自變項改變，只是隱藏在第一個自變項之中。因此，路徑分析的目的在於找出自變項對於依變項有多少直接作用，又有多少是間接作用。透過已知變項之間的相關矩陣，而且假設變項與誤差項的相關為 0，便可以估計出在控制其它變項之後變項與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在理論指引下測試我們所要研究的模型，不囿於單一方向的因果關係，可以說是路徑分析模型的最 7 例如，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 2004 總統選舉之後的資料顯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是 6.3%。有興趣的讀者可向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申請資料。本文所用的資料則是「台灣人」比例為 50.9%，「中國人」比例為 3.9%，而「都是」的比例為 44.4%。 8 評審之一指出結構方程式與路徑分析模型的差異，尤其是結構方程式探討潛在變數間雙向影響關係，而路徑分析探討變數間單向影響關係。

(16)

大用途。估計出的係數視同迴歸係數，並且可從標準誤得知上下區間以判定是否係數可能為 0。在可觀察變項之間，除了有直接作用外，還可以經由計算變項之間的係數得到間接作用。圖一為表示包含總統投票選擇時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聯的路徑分析模型。基本的假設為態度影響公投參與，但是公投參與並不會影響態度，所以依變項與自變項之間無返復的作用。根據學者的研究，政黨立場與統獨立場之間長久以來互相影響（徐火炎 1994; 1996）。由於兩者之間具有互為因果關係，故以雙箭頭曲線連結這兩個可觀察的變項。而且從文獻檢閱以及研究背景，我們假設政黨立場影響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總統投票選擇、公投制度評價等變項，並且透過這些變項影響公投的參與。而統獨立場亦影響總統投票選擇及公投參與等變項。假設統獨立場與政黨立場為互相影響，而其它變項屬於外生變項（Exogenous variable），亦即其部份的「因」（cause）為未知且不在模型之中，所以帶有誤差項。9 圖中的箭頭表示因果關係的方向。 9 根據 Kline（2005, 67），外生變項指的是其「因」（cause）為未知而且未出現在模型中的變項。相對的，內生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指的是其「因」為已知，而且在模型中。Gujurati（1995, 654）則將外生變項稱為「先決變項」（predetermined），意思是外生變項的值已被外在於模型的因素所決定，而內生變項則是其值被模型中的變項所決定。在結構方程式中，內生變項是外生變項的函數加上隨機的誤差項，故在模型中外生變項帶一個誤差項。

(17)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包含總統投票選擇包含總統投票選擇包含總統投票選擇）包含總統投票選擇）））由於參與公投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選擇為二元變項，所以為了確定估計的結果可信，於附錄附上二元對數分布迴歸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與以下的估計結果比較，變項的顯著性與方向完全一致。圖二為納入總統投票選擇的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圖。單箭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黨立場統獨立場公投參與總統選舉公投評價 d1 d2 d3 d6 d5 d4

(18)

頭直線的數字代表某一變項對另一變項的影響，而雙箭頭曲線代表兩個外生變項之間的未分析關聯性（ Unanalyzed association），在計算變項間的效果時視為對彼此的影響程度。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估計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估計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估計（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估計（（（包含總統投票選擇包含總統投票選擇包含總統投票選擇）包含總統投票選擇）））說明：數字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遺漏值由最大概似法填補。*表示 p 值小   於 0.05，**表示 p 值小於 0.01，***表示 p 值小於 0.001，雙尾測試。   RMSEA：0.091。從圖二可以看出，統獨立場、公投制度評價以及總統投票選擇有顯著影響，係數分別為 0.054、0.055、-0.625。但是民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黨立場 0.249* 0.045 -0.241*** 統獨立場公投參與總統選舉公投評價 -0.404*** -0.099*** 0.317*** 0.054** 0.055*** -0.625**** -0.009 -0.005 0.001 -0.183**

(19)

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並無顯著影響。雖然公投制度評價影響公民投票參與，但是受到政黨立場的影響。所以分析結果初步證實了「民主深化」並非選民參與公民投票的主要依據。統獨立場與政黨偏好之間有負相關-0.183。政黨立場對於民主價值、政治信任感、總統投票選擇、公投方法評估等有顯著的影響，分別是 0.249、-0.241、0.317、-0.404。越偏向藍營的民眾有越強的民主價值、有越低的政治信任感、越傾向投給連宋這一組候選人、越不認為公投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此外，統獨立場對於總統投票有顯著影響；越傾向獨立者越不傾向投給連宋這一組候選人，係數為-0.099。從這些因果關係可以看出，藍營的支持者支持各種民主價值，但是對於政治充滿不信任，而且不認為公民投票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發現與陳陸輝（2003）及盛治仁（2003）大致符合。而中介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方面，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等對於是否參與公民投票皆無影響。而總統選舉的投票選擇對於公民投票則是有顯著的影響。公投方法評估一如預期地對參與公投有正向影響。而統獨立場對於公民投票參與也有正向的直接作用 0.054。綜觀圖二中的模型估計，依據追蹤係數的方式，計算政黨立場的全部作用為（-0.183*-0.099*-0.625）+（-0.183*0.054）+（0.317*-0.625）+ （ -0.241*-0.009 ） + （ 0.045*-0.005 ） + （ 0.249*0.001 ） + （-0.404*0.055）= -0.2396。統獨立場的影響力則為 0.155。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等與選民對於民主的應然面與實然面的感受，似乎對於以民主深化為號召的公民投票的關

(20)

連性不高。而政黨立場與統獨立場對於公投參與有明顯的影響，暗示政黨與統獨分歧才是決定公民投票領不領票的主因，其中政黨立場又比統獨立場來得有影響力。為了進一步確定態度變項與公民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圖三的模型捨棄了總統選舉的投票選擇這個變項，但是保持其他變項不變。圖三圖三圖三圖三：：：：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黨立場統獨立場公投參與公投評價 d3 d4 d5 d2 d1

(21)

圖四的模型估計根據圖三而來。在未經過總統投票選擇的中介作用情況下，政黨立場對於公投參與的影響力為-0.218。而統獨立場對於公投參與的影響則是從 0.054 略微升高為 0.088。計算全部的直接與間接作用發現，政黨立場的影響力是 -0.218+（-0.183*0.088）+（-0.242*-0.002）+（0.047*-0.008）+ （0.248*-0.003）+（-0.404*0.1）= -0.273。而就統獨立場而言，其直接與間接作用為 0.135。圖四圖四圖四圖四：：：：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公民投票參與之路徑模型（（（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說明：數字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遺漏值由最大概似法填補。*表示 p 值小   於 0.05，**表示 p 值小於 0.01，***表示 p 值小於 0.001，雙尾測試。  RMSEA ：0.078。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黨立場 0.248* 0.047 -0.242*** 統獨立場公投參與公投評價 -0.404*** 0.088*** 0.100*** -0.002 -0.008 -0.003 -0.218*** -0.183***

(22)

另一方面，公投是否是一個好的解決問題方法依然影響參與公投的行為，係數為 0.1，但是公投制度評價受到統獨立場及政黨立場的間接與直接作用，分別為 0.073 及-0.404。而民主價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等則沒有明顯的影響，其中只有政治效能感未受到政黨立場的影響。這個結果意味著政治的變動不僅影響直接民主的實踐，還影響基本的民主價值與政治與個人的互動。比較模型一與模型二的適合度，模型一的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為 0.091，模型二則是 0.078。Hu & Bentler（1999）建議用 0.06 為標準，小於 0.06 是一個好模型。Maruyama（1998, 247）則建議用 0.05 為門檻。因此模型二少了一個變項，變項數目與方程式之間的差異變小，產生較佳的模型適合度。然而，這兩個模型的適合度皆未達到理想的標準，故估計結果只能是暫時的發現，尚待日後更多研究證實。總之，係數估計的結果指出政黨立場、統獨立場、公民投票為一個解決問題的好方法是三個最重要的解釋項，民主價值、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則不具有顯著影響力。而政黨立場又影響公投是否為解決問題的好方法。政黨傾向越是偏泛藍的民眾，越容易抵制公民投票，也越不信任公民投票。捌捌捌捌、、、、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本篇論文嘗試透過路徑模型分析民眾對公民投票此一程序的認知、民主價值、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因素對於公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我們初步的發現

(23)

是，公民投票本身的認知具有相當明顯的影響，但是民主價值對於公民投票的影響力並不如預期明顯。認為自己可以影響政治的政治效能感亦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政黨立場及統獨立場對於以上的態度及投票均具有高度的影響力。政黨傾向越是偏泛藍的民眾，越容易抵制公民投票，也越不信任公民投票。兩岸關係越偏獨立的民眾，越支持公民投票。這個發現說明此次的公民投票仍然具有相當政黨色彩及統獨立場的影響，反而弱化了直接民主的意涵。有關路徑分析模型應用在類別變項，本研究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相關的模型檢定以及共變量的設定仍然有待更多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心得是路徑分析模型的結果與單一方程式差別不大，但是路徑分析模型估計出各個變項對依變項的直接與間接作用，讓研究者檢視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路徑分析模型允許研究者有更多的因果關係的證據。不過，本文呈現的兩個模型的適合度未達到門檻，仍有待日後研究加以補強。透過路徑分析模型，我們釐清原本互相影響的基本民主價值與政黨認同、統獨立場之間的關係，並且確定在控制政黨認同、統獨立場之後，影響民眾參與公民投票的變項只有對於公投功能的評估。Aimer & Miller（2002）在 1993 的紐西蘭公投研究中發現，選民了解舊的選舉制度－多數決制－並不合乎得票率與席次率等比例的原則，因此支持新的制度－混合制。然而，政黨的立場仍然影響選民投票行為，使得公投與大選的決定因素相差無幾。同樣的，在台灣第一次的公民投票，選民受到政黨立場的影響。這其中除了選舉策略的考量之外，不同政

(24)

黨對於公民投票的價值存有相當的差距：民進黨長年主張民族自決並且推動公共政策公投，而國民黨則認為公投將引起許多爭議，而遲遲未落實創制複決權。隨著第一次公民投票的舉行，未來公民投票若能夠擺脫政黨對立的束縛，成為社會解決重大爭議的機制，將會有助於台灣社會形成超越政黨之爭的共識。（收稿日期：2006 年 9 月 29 日，最後修改日期：2007 年 1 月 2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07 年 2 月 12 日）

(2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選項選項選項選項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公投參與請問你在總統選舉時有沒有領公投票？ 1. 有 2. 沒有 3. 沒去投 7. 不知道 8. 拒答 9. 沒有投票權有領公投票登錄為「1」，沒有及沒去投登錄為「0」，其他登錄為「-1」民主價值不同的人對於民主社會中人民的權利，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如果 1 表示「一點都不重要」， 7 表示「非常重要」，您認為下面這些權利有多重要？ a. 所有公民都有起碼的生活水準 b. 政府尊重並保障少數弱勢群體的權利 c. 不管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什麼，政府都平等的對待他 d. 政治人物做決策以前，要考慮人民的意見 e. 讓人民有更多參與公共決策機會的權利 f. 公民如果反對政府的施政可以有不服從、不合作的權利 1-7 分加總，分數越高代表越具有民主價值

(26)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續續續）續）））變項變項變項變項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選項選項選項選項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政治效能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這些說法？ a.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 b. 像我這樣的人，我不認為政府在乎我的想法是什麼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8. 無法選擇去掉無法選擇之後重新編碼並相加分數，分數越高代表越具效能感政治信任您同意或不同意下列這些說法？ a. 通常我們可以相信政府官員所做的事是對的 b. 大多數政治人物從政，只是為了個人利益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8. 無法選擇去掉無法選擇之後重新編碼並相加分數，分數越高代表越具信任感公民投票有人認為台灣目前的政治有下面這些情形，您同不同意？公民投票是解決重要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8. 無法選擇去掉無法選擇之後重新編碼，分數越高代表越同意「公民投票是解決重要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投票行為請問您這次（今年三月 20 日）的總統選舉投票給誰？ 1. 陳水扁、呂秀蓮 2. 連戰、宋楚瑜 3. 投廢票 4. 沒去投票 9. 沒有投票權去掉投廢票、沒去投票、沒有投票權，重新編碼為投陳呂為「0」，投連宋為「1」

(27)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變項之問卷題目與選項（（（（續續續）續）））變項變項變項變項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選項選項選項選項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公投參與請問您在（今年三月 20 日）總統選舉時有沒有領公投選票？ 1. 有 2. 沒有 3. 沒去投票去除沒有投票，沒有領票為「0」，領票為「1」統獨立場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您的看法是什麼： 1. 儘快統一 2. 儘快獨立 3.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4.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5.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6. 永遠維持現狀重新編碼，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獨立政黨立場有人認為現在的政治是「泛綠」與「泛藍」兩大陣營的競爭；而人們有時候會認為自己是屬於「泛綠」陣營的，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泛藍」陣營的。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偏向「泛綠」陣營，還是「泛藍」陣營？ 1. 強烈偏向「泛綠」 2. 普通偏向「泛綠」 3. 中立不偏 4. 普通偏向「泛藍」 5. 強烈偏向「泛藍」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泛藍

(28)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公民投票之二元對數分布迴歸模型公民投票之二元對數分布迴歸模型公民投票之二元對數分布迴歸模型公民投票之二元對數分布迴歸模型（（（（領公投票領公投票領公投票領公投票=1））））包含總統投票選擇不包含總統投票選擇統獨立場（偏獨） 0.345 （0.179） 0.570 （0.125）*** 政黨立場（泛藍） -0.826 （0.143）*** -1.353 （0.099）*** 公投制度評估 0.383 （0.096）*** 0.551 （0.070）*** 民主價值 -0.030 （0.023） -0.022 （0.016）政治效能感 -0.013 （0.051） -0.028 （0.036）政治信任感 -0.109 （0.068） -0.006 （0.048）總統選擇（連宋=1） -2.505 （0.239）*** --- 常數 3.951 （1.250）*** 2.058 （0.852）* 觀察值 1112 1440 -2 Log Likelihood 763.406 1414.864 Nagelkerke R2 0.649 0.440 說明：格子內數字為係數，標準誤在括號內。*表示 p 值小於 0.05，***表示  p 值小於 0.001。

(29)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 129-210。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71-116。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1：5-39。吳俊德、陳永福，2005，〈投票與不投票的抉擇：2004 年總統大選與公民投票的探索性研究〉，《台灣民主季刊》，2（4）： 67-98。林佳龍，1989，〈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117-144。林佳龍，1998，〈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1946-94）〉，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與政治社會變遷》：129-260，台北：月旦出版社。胡佛，1998，《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胡佛、張佑宗、歐陽晟，1994，〈台灣價值分歧的結構及對統獨立場與投票選擇的影響〉，「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選舉研究小組。徐火炎，1993，〈選舉競爭與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 37-74。徐火炎，1994，〈認知動員、選舉動員類型與選民的投票行為：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分析〉，《社會科學論叢》，42：

(30)

101-147。徐火炎，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的實證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1：85-128。徐火炎，1998，〈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結構〉，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127-168，台北：月旦出版社。徐永明，2004，〈公投民主與代議民主的關係：以臺灣經驗為例〉，《台灣民主季刊》，1（2）：1-25。蔡佳泓，2004，〈試析公民投票對政治與政黨體系之影響〉，《台灣民主季刊》，1（2）：27-41。徐永明、蔡佳泓、黃綉庭，2005，〈公民投票：臺灣國家認同的新動力〉，《台灣民主季刊》，2（1）：51-74。盛治仁，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選舉研究》，10（1）：115-169。陳文俊，1993，〈國家認同與民主化〉，陳義彥、洪永泰、陳文俊、翁秀琪、孫秀蕙、鄭夙芬主編，《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探討》：82-140，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陳志瑋，2004，〈三二○公投與台灣政治發展分析〉，《台灣民主季刊》，1（2）：43-72。陳英鈐，2004，〈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台灣民主季刊》， 1（2）：73-93。陳明通、林繼文，1998，〈臺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23-70，台北：月旦出版社。陳陸輝，2002，〈政治信任感與台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選

(31)

舉研究》，9（2）：81-112。陳陸輝，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與民眾對台灣民主的展望〉，《台灣政治學刊》，7（2）：149-188。陳義彥，1993，〈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及其投票行為〉，陳義彥、洪永泰、陳文俊、翁秀琪、孫秀蕙、鄭夙芬主編，《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探討》：148-205，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黃秀端，1995，〈1994 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2（1）：51-76。黃信豪，2006，〈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台灣民主季刊》，3（2）：119-158。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趙永茂，2002，《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

Abramson, Paul R., and John H. Aldrich. 1982. “The Decline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3): 502-21.

Aimer, Peter, and Raymond Miller. 2002. “Partisanship and Principle: Voters and the New Zealand Electoral Referend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795-809.

Aldrich, John. 1976. “Some Problems in Testing Two Rational Models of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4): 713-33.

Aldrich, John. 1993.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32)

Ashenfelter, Orley, and Stanley Kelly, Jr. 1975. ‘‘Determinants of Participation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8: 695-733.

Berelson, Bernard R.,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ck, Jerome H. 1978. “The Multicandidate Calculus of Voting: Application to Canadian Federal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609-38.

Blais, André. 2000. To Vote or Not to Vot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ogdanor, Vernon. 1994. “Western Europe.” In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owing Use of Direct Democracy,

eds. David Butler and Austin Ranney.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Bollen, Kenneth A. 1980.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370-90.

Butler, David, and Austin Ranney. 1994. “Theory.” In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owing Use of Direct

Democracy, eds. David Butler and Austin Ranney.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Cain, Bruce E. 1978. “Strategic Voting in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639-55.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nver, David. 2002. “Voting in the 1997 Scottish and Welsh Devolution Referendum: Information, Interests and Opin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827-43.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erejohn, John A., and Morris P. Fiorina. 1974. “The Paradox of Not Voting: A Decision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525-36.

Foster, Carroll B. 1984. “The Performance of Rational Voter Models in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678-90.

Gujurati, Damodar, N. 1995. Basic Econometric. New York: McGraw Hill, Inc.

Hu, Li-Tze, and Peter M. Bentler.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 (1): 1-55.

Hanushek, Eric A., and John E. Jackson. 1977.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Kline, Rex B. 2005.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Kobach, Kris W. 1994. “Switzerland.” In Referendums around the

(34)

Butler and Austin Ranney.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Lipset, Seymour. 1963.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Maruyama, Geoffrey M. 1998. Basic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McKelvey, Richard D., and Peter C. Ordeshook. 1972.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In Mathematical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eds. J. F. Herndon and J. L.

Bern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McClosky, Herbert. 1964.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361-82. Michels, Robert. 1962.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Mosca, G. 1939.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Munck, Gerardo L., and Jay Verkuilen. 2002.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 Evaluating Alternative Indic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 (1): 5-34.

Nadeau, Richard, Pierre Martin, and André Blais. 1999. “Attitude Towards Risk-Taking and Individual Choice in the Quebec Referendum on Sovereign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523-39.

Ordeshook, Peter, and Langche Zeng. 1997. “Rational Voters and Strategic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1968, 1980, and 1992 Elec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9: 167-87.

Prothro, James W., and Charles W. Grigg. 1960.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276-94.

(35)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25-42.

Schaffer, Stephen D. 1981. “A Multivariate Explanation of Decreasing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60-1976.”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68-95.

Setålå, Maija. 1999. Referendums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Normative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9.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Tsai, Chia-Hung. 2001. “Why Do Taiwanese Vote?” Journal of

Election Studies 8 (2): 125-58.

Tsai, Chia-Hung, and Yung-Ming Hsu. 2005. “Expected-Utility Voting in Taiwan’s Legislative Elections: 1995, 1998, and 200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6 (4): 397-412.

Tsai, Chia-Hung, Su-Feng Cheng, and Hsin-Hao Huang. 2005. “Do Campaigns Matter? The Effect of the Campaign in the 2004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Japanes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0: 115-35.

Tsai, Chia-Hug, Yung-Ming Hsu, and Shiu-Ting Huang. 2005. “Polarizing the Political Universe: A Case Study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aipei.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36)

Democracy Deepening or Party Competition?

A Primary Analysis of Taiwan’s 2004

Referendum

Chia-Hung Ts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voting participation used to model individuals’ utilities and duties as the forces driv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t is assumed that people maximize their utilities when they turn out. In the 2004 referendum, there were many controversies as to how to exercise direct democracy as well as fierce partisan battles.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eterminants of voting in the referend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2004 referendum. Because data on party identification, a person’s position on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and democratic values were collected from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we used a path analysis model to isol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erendum. Our preliminary findings were that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ferendum was influential,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beliefs were not as effective as expected. Neither were the political efficacy or political trust as effective as expected. By contrast,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a person’s position on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were found t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urnout in the referendum.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referendum was marred by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and thus the ideal of direct democracy was not achieved.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