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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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 1-20 頁 2007 年 5 月 19、20 日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李威熊∗. 摘要劉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第一部評論史的著作；書成後各家的批評不一，呂思勉說它「長於精覈」，（〈史通評〉），柳璨說它「妄誣聖哲」（《史通析微》），章學誠說它「得史法，而不得史意」，近人的評述更多，但大多持論偏頗，不得其要。本文以《史通》為其本素材，先探討其史觀：源經入史、秉筆直書、史有三才三項，是他的主要論點，然後分析他在新史學典範下的經論，基本上他是尊經尊孔；但史學是需講究史料的真實，所以他從史料真假，懷疑經書，而有〈疑古〉、〈惑經〉等篇，本文應用傅偉勳〈新詮釋學〉的詮釋層次，來檢驗《史通》的說法，發現有許多的可議處，如他忽略了經文背後大義所在，那才是真實的歷史；劉氏不能以經學的準則去討論史學，反而以史學的典範去論經，難免會產生偏差。不過他把經學視為史料，建立史學的獨立地位，這一點貢獻，是可以肯定的。關鍵詞：劉知幾、史通、典範、以史論經、可議性.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2) 2.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前言唐劉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論的著作，很受後世學者的重視，如梁啟超曾說：「自有史學以來，千年間得三人焉，在唐為劉知幾，其學說在《史通》。」（《中國歷史研究法》）一般人都認為劉氏是以史學的角度出發，把經書的內容當史料看待。1又因《史通》有〈疑古〉、〈惑經〉篇，而指出經書內容不夠客觀，不合事實，這些都是由於孔子歪曲事實，或由孔子的愛憎所造成。2如此論點是否有對《史通》做過度詮釋之嫌，則有待進一步的澄清。又劉知幾《史通》一些論史的觀點，有無掌握到古代經、史關係，以及經學常理、常道的典範原則，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如果沒有，他所提出對經學的批評和觀點，看似新見，但是就未必合乎古代社會歷史的真相。本文以《史通》為基本素材，並參考清代浦起龍之《史通通釋》，和後人論《史通》的相關著作。以經、史的典範理論為依據，採用傅偉勳「新詮釋學」對史料的解析層次，3來辨析劉氏以「以史論經」的真正貢獻和偏差。並對一些學者認為《史通》與正統儒學的觀點，是判若雲泥的，而視孔子《春秋》為菁華久謝的陳籍。4這些說法都未必是《史通》的原旨，本文亦特別提出辨正。. 1. 2. 3. 4. 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歷史文獻學》在第六章第五節〈劉知幾對歷史文獻學的貢獻〉說：「劉知幾從史學的角度出發，把經書作為史料看待。《尚書》、《春秋》、《左傳》等儒家經典或經注，在劉知幾看來都是歷史書。……同樣，《易》、《詩》、《禮》亦可將它們看成是史籍。」（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年），頁 90-91。楊、高二位的書又說：「劉知幾提倡考辨，自己也取得了很大的成績，如他對經書提出質疑，在〈惑經〉篇中指出孔子修撰的《春秋》……認為孔子歪曲歷史。在〈疑古〉篇中，指出古人由于史料缺乏或出自偏見而對史事有所歪曲，包括孔子刪訂的六經也不例外『觀夫孔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荑不存；觀夫子之定禮也，隱閔非命，惡視不終，而奮筆昌言云：『魯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刺，在于魯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論語》也，君娶于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禮。』這一切，都是由孔子的愛憎所造成。」（見同上，頁 91）。傅偉勳：〈創造詮釋學〉提出五個辨證層次：1.實謂：原思想家實際上說了什麼。2.意謂：原思想家想要表達什麼？或他說的意思到底是什麼。3.蘊謂：原思想家可能要說些什麼？4.當謂：原思想家本來應當說出什麼？5.必謂：原思想家現在必須說些什麼？（《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北：東大出版社，1990 年），頁 9-44。倪金榮：〈劉知幾及其《史通》述論〉：「《史通》立論鮮明，論據充實，論證叢密，與正統儒學觀點是判若雲泥的。〈惑經〉篇批評《春秋》，巨細不均，繁省失中，以及真偽莫分，是非相亂，指出《春秋》不過是一部「菁華久謝」的陳籍。」《江南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3 期， 2000 年 9 月），頁 53-55。.

(3)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3. 二、走出經學典範的史觀劉知幾，原名子玄，因避玄宗諱，以字行。他生於唐高宗龍朔元年（661 年），卒於玄宗開元九年（721 年），享年六十一歲。是徐州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叢亭里人。劉家歷代為士族。知幾年十二即由父親藏器授《古文尚書》及《左傳》，又讀《史》、《漢》、《三國志》及漢中興已降到當時之皇家實錄。弱冠即登進士；曾三為史臣在史館三十餘年，預修唐史和《則天大聖皇后實錄》，但卻與當時監修貴臣，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感到美志不遂，才退而私撰《史通》。他在〈自敘〉篇說：若《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不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倫，總括萬殊，包吞千有。5 所以史通的寫作，是劉氏讀書（含讀史）、修史的體驗，所蘊育出史書著述的心得和理想，其史觀重要有下列三項：. （一）源經入史史書雖然自古已有之，但直到劉向、劉歆父子為圖書分類，尚未為史書立類，班固撰《漢書‧藝文志》乃刪簡向、歆《七略》而成，把史書置於〈六藝略〉《春秋》目中。直到荀勖（？-289 年）著《中經新簿》，將群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所蒐的即是史籍著作。《隋書‧經籍志》說：（荀勖）因《中經》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六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諸子家、近世子家、兵家術數。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太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6 荀勖將史書從六藝略中獨立出來，除史書增多的因素外，經、史的性質有別，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以後《隋書》等官修或私修圖書志，大多延續《中經新簿》 5. 6. 見劉知幾：《史通‧自敘》。該篇又敘述其著作《史通》之原委，他說：「當時同作諸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沈，而美志不遂。鬱快抓憤，無以寄懷。必寢而不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見其志。」（清浦起龍，《史通通釋》，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頁 288-293。見魏徵《隋書‧經籍志》，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頁 903~1104。.

(4) 4.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的分法，另立史籍之目。但最初之所以列史於經，應寓有經史同源之義。劉知幾《史通》首篇〈六家〉提出「諸史之作」，「其流有六」，分別為：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其中《尚書》、《春秋》、《左傳》三家都是經書。再就歷史的敘述來說，不外記言與記事，記言為《尚書》，記事為《春秋》，所以經書為歷史敘述之源頭。又《史通》次篇為《二體》，一為編年，一為紀傳，編年始於《春秋》，紀傳始於《左傳》、《史記》，所以史體亦始於經書。另就史料來說，劉知幾對經書雖有異議，但他並不否認群經為古史之所本。（容後有討論）. （二）秉筆直書《史通》最令人所稱道的，是指出歷史寫作的態度，必須「秉筆直書」，以實錄為貴，反對曲筆阿時。劉氏認為史家如能彰顯直道，就能讓為惡者有所戒懼。他在〈直書〉篇說：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立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亂主，茍直書其事，不掩其瑕，則穢迹彰於一朝，惡名被於千載。言之若是，吁可畏乎。7 他特別指出董狐、南史氏、韋昭、崔浩能秉筆直書，而受到後人稱讚8。劉知幾之所以提倡實錄直書，不僅在記功錄過，彰善懲惡；更重要的是把史學作為治理國家的準則要道，使賊臣逆子、淫君亂主，有所警惕；這種想法和孔子做《春秋》的精神完全一致。劉知幾在擔任史官期間，即主張要實錄國史，因此預寫「唐史」、「武皇后實錄」不為武則天歌功頌德，而與史臣武三思等意見不一9，所以對史家歪曲歷史、隱惡揚善的曲筆態度，深不以為然。他在〈曲筆〉篇特別指出當時史學著作「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惡，持報己仇。」10這種「曲筆阿時」，不直之史，代有其書。所以劉氏在〈曲筆〉篇感嘆的說：. 7. 同註 5，頁 192-193。《史通‧直書》云：「若南、董之仗氣直書，不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不足，而遺著餘烈，人到於今稱之。」（見同上。頁 193-194）。 9 宋祁、甌陽修等：《新唐書‧劉知幾傳》：「始，子玄修《武宗實錄》，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不聽。自以為見用於時而志不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頁 4516-4521。 10 見《史通‧曲筆》（同註 8），頁。 8.

(5)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5. 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若使南、董有靈，必切齒於九泉之下矣。11 而史家為什麼難遵循實錄，而直筆為書呢？因「古來惟聞以直筆見誅，不聞以曲筆獲罪。」12所以他期待一位好的史臣，應「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不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13如此欲求實錄，也就沒有困難了。這種典範，本來也是經書的精神，但他卻有〈惑經〉、〈疑古〉等篇，指出孔子亦有曲筆迴護現象，這可能是劉氏只見其表象，而未視聖人之心的偏差。因此有人將這種曲筆的惡例，認為孔子是首開其端者14，都是蔽於一偏，未能真正了解經義所致。. （三）史有三才實錄、秉筆直書，不曲筆阿時，目的是在能反映歷史的真相，而不只是在知道歷史的表象而已。而如何才能見到真相？且如實的記下真相，那就要看史家的學養。《新唐書‧劉知幾傳》：子玄領國史且三十年，官雖徙，職常如舊。禮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識，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賈操金，不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惡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論。15 在《史通》沒有直接論及史才、史學的篇章，只有在內篇〈覈才〉提到：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令》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茍非其才，則不可叨居史任。16 11. 同上，頁 198。同上，頁 198。 13 同上，頁 199。 14 王銀春：〈劉知幾史學中三個重要命題〉，提到：「良史以實錄直書為貴。」指出史家曲筆現象有三個根源：「第一儒家隱諱思想的影響。劉知幾認為曲筆惡例，孔子首開其端。他批評孔子所作《春秋》『有未諭者十二，有虛美者五』案魯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然何止《春秋》，在於《六經》亦皆如此。」《寧夏大學學報》第 79 期，頁 30-31。 15 歐陽修、宋祈等撰：《新唐書》（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頁 4519-4521。 16 浦起龍：《史通通釋》（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頁 249。 12.

(6) 6.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從本傳和〈覈才〉篇的文字，大概可以看出，所謂史才是指編撰史籍時文字的表達能力和技巧，但文與史，「較然異轍」（覈才篇）所以文才不等於史才。《史通》中的〈言語〉、〈浮詞〉〈敘事〉、〈品藻〉等篇，應多與史才有關。至於「史學」，應指對於史事、材料、文獻的腹涵，與《史通》中的〈采撰〉、〈載文〉、〈補注〉、〈因習〉、〈邑里〉、〈書事〉、〈人物〉諸篇有關，沒有深厚學養，就不可能掌握周全的歷史材料，反映社會的真實。談到「史識」，從字面看，應指史觀，即本著史家的才能，對史料能做正確的判斷，而使「驕君賊臣知懼」。《史通‧鑒識》篇說：夫人識有通塞，神有晦明，毀譽以之不同，愛憎由其各異。蓋三王之受謗也，值魯連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見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識，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茍不能探賾索隱，致遠鈎深，烏足以辯其利害，明其善惡？17 「探賾索隱，致遠鈎深」，是另外的一種史識，如果史家缺乏此識，恐流於孤陋，難免遺誤後學。〈探賾〉篇又說：古之述者，豈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亂。由是《書》編典誥，宣父難辨其流；《詩》列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來是觀，茍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不亦甚乎！18 作史者常寓有深旨，即來自於其史識。讀史亦然，須有見識，對作者撰史本意，方能了然於心。史家修史，需要博聞，兼覽眾說，以廣見聞；且能辨別真偽，擇善而從，還要有好的史筆技巧，能確切的表達，所以史學、史識、史才缺一則不可。. 三、劉氏新史學典範下的經論劉氏《史通》源經入史，所以不但尊經，非常尊崇孔子，然後再以史論經，因從史學的角度看經書，所以對經書難免也有一些的懷疑。 17 18. 同註 16，頁 204-205。同上，頁 209。.

(7)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7. （一）尊孔尊經劉知幾對孔子非常尊崇，他在〈惑經〉篇開頭說：「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來，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不及，請益無倦。19」，他對孔子、經學的尊重，可從下列幾點看出：. 1.六經為孔子所刪定六經雖為周公一代之典，今文家認為經孔子刪述後，才稱之為曰。〈六家篇〉說：「《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書》定於孔子。該篇又說：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禮之舊法，遵魯史之遺文；據行事，仍人道；……，藉朝聘而正禮樂；微婉其說，志晦其文；為不刊之言，著將來之法，故能彌歷千載，而其書獨行。20 說明《春秋》孔子所修，至於《禮》、《樂》與孔子有關。《詩》、《易》亦經孔子所刪述和贊定。. 2.史料、史體來自諸經前節所述六家二體與六經有關外，像《書志》之體例亦是出於群經。〈書志〉篇說：「夫刑法、禮樂、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禮。反班、馬著史，别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禮經。21」《史記》、《漢書》以後正史的書、志即源於三禮。又《史記》有「太史公曰」、《漢書》有「贊曰」、荀悅《漢紀》有「論曰」等，亦受「《春秋》、《左傳》每有發論，假君子以稱之」的影響。22又史書常有常例，亦沿續《尚書序》、《詩序》之舊例，《史通‧序例篇》說：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例典、謨，《詩》含比興，若不先敘其意，難以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降 19. 見《史通‧惑經》，頁 397。見《史通‧六家》，頁 7。 21 見《史通‧書志》，頁 56-57。 22 《史通‧論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論，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梁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論，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便於時者，則總歸論贊焉。」同上，頁 81。 20.

(8) 8.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逮史、漢，以紀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復立序。文兼史體，狀若子書，然可與誥誓相參，風雅齊列矣。23 可知史序來自經書，史例亦是如此，該篇又說：夫史之有例，猶國之有法。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例，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例；左氏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若沈宋之志序，蕭齊之序錄，雖皆以序為名，其實例也。 24. 史書六家中尚書、春秋、左傳三家，編年、紀傳二體，書志、論贊、序等序例，都是五經所本有。. 3.引孔子之言論做為撰史的原則今所見劉氏《史通》四十九篇，引孔子的話，做為寫史之準則，不在少數。如《書志》篇提到：子曰：蓋有所不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不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不知為不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25 劉氏引孔子話在強調歷史的敘述，必須以真知寫真實的事。也就是〈直筆〉篇秉筆直書之意，又史書之撰寫，名實必須相符。《史通‧稱謂》云：孔子曰：唯名不可以假人。又曰：名不正則言不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復列之篇籍，傳之不朽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26 劉氏引孔子正名說，作為寫史的楷式，亦同意《春秋》貶吳、楚為子之大義。所以孔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仍是為史而載文的典範。」 23. 同上，頁 87。同上，頁 88。 25 見《史通‧書志》同上，頁 67。 26 見《史通‧稱謂》同上，頁 106-107。 24.

(9)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9 27. 。在〈敘述〉篇又引孔子的話說：「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以文。自五經已降，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劉氏並批評後人史筆練飾太過，雖學五經，但難免流於「刻鵠不成，反類於騖。」28。在〈品藻〉篇又引孔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29」，藉以說明歷史必須以事實做根據，使善惡昭然可見。30. 4.史之闕文當廣採眾說寫史必須以真實的史料為依據，如因時空變遷，造成文獻亡佚或殘缺，應採摭眾言，然後成一家之言，才能傳諸不朽。這種認知來自孔子、經典的遺意，〈內篇〉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來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逸者哉？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鋁握槧之客，何嘗不徵求異說，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諸不朽。觀夫丘明受經立傳，廣包諸國，〈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錄向使專憑魯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見洽聞，若斯之博也。31 經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準則，並非時空現象的全部紀錄，經只是部份之史，孔子已知史有闕，《春秋》據魯史述其綱目，左丘明受經立傳，兼採眾說，才能成其博。準經演□成史，經史分途，關鍵在此。. 5.五經是古史的主要依據史料的蒐集要廣博多元，縱使「道聽塗說之違理，街談巷語之損實。」32但謂其可觀之處，不過與五經相比，當然比較不容易取信於人。33劉氏又稱「觀乎. 27. 〈載文〉，頁 127。〈敘事〉，頁 180。 29 見《論語》。 30 見《史通‧品藻》（同上），頁 187。 31 見同上，頁 115。 32 〈採撰〉，頁 118。 33 《史通‧採撰》：「夫以芻蕘鄙說，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見同上，頁 118）。 28.

(10) 10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風以察興亡。」指「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34又史之說事、說理源自《尚書》、《春秋》。在〈敘事〉篇說：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至堯典、下終獲麟，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論事也，昭昭然若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說事者莫辨乎《書》，說理者莫辨乎《春秋》。」…… 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35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著《漢書》，都是以五經為依據的繼聖之著作。但經、史分途，也是由史、漢開始。劉氏又說：「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果日流景，則列星寢耀；桑榆既夕，而辰象粲然。」36史書從《史記》、《漢書》以後，便離經而獨立，而成顯學。又史書敘事之體有四，即直紀其才行、書其事迹、因言語而可知、假讚論而自見，其中三體，劉知幾都引經書的例子37，可知史書的敘事方式，也是以五經為依據。再有五經的內容，是後世史家取證的依據。〈敘事〉篇說：昔《禮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來取證。是以漢初立箛，子長所書；魯史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笈，伯支（劉芳）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38 《史記》、《漢書》的內容，很多取自經書，論贊斷語，亦是如此。其他各種史學著作，凡涉及古史內容，也大多以五經做為立論的準則。. 34. 〈載文〉，頁 123。見同上，頁 165。 36 〈敘事〉，頁 165。 37 《史通‧敘事》：「蓋敘述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行者，有唯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論而自見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狀，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更無他說，所謂直紀其才行者。又如《左傳》載申生為驪姬所譖，自縊而亡；……此則不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迹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炙忠良，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論楚也，「華輅蓋縷，以啟山林。」此則才行事迹，莫不闕如，而言有關涉事便顯露，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見同上，頁 168-169）至於假讚論而自見者，劉氏雖舉《史記‧衛青傳》和《漢書‧孝文紀》的例子，其實與《左傳》「君子曰」之體，有密切關係。 38 見同上，頁 179。 35.

(11)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11. 6.推崇左傳劉知幾把《左傳》列為史家六體之一，又稱《左傳》是敘事之最佳代表，自晉已降，景慕者多。39在〈申左〉篇特別稱《左傳》有三長40：一傳孔子教，故能成不刊之書，著將來之法。二其傳廣包它國，每事必詳。三凡所採摭，實廣見聞。劉知幾特別指出《春秋》與《左傳》實為一體，缺一則不可。〈申左〉云：至於實錄，付之丘明，用是善惡畢彰，真偽盡露。向使孔經獨用，《左傳》不作，則當代行事，安得而詳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左傳》所錄，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不可，相須而成。41 經由《左傳》，可瞭解春秋二百四十二年魯國和楚、鄭、齊……等國之史事。劉知幾之所以如此推重《左傳》，認為該書是左丘明真的能傳《春秋》之意的著作，〈申左〉篇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行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論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刺譏褒諱之文，不可以書見也。魯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異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論其語，成《左氏春秋》。42 《春秋》寓有孔子之志，而左丘明能以史實闡發其意，較之《公羊》、《穀梁》二傳，要具體真實得多。所以劉氏特別尊崇《左傳》。. 39. 〈模擬〉，頁 222。《史通‧申左》：「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年：韓宣子來聘，觀書於太史氏，見《魯春秋》，曰：「周禮盡在魯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之作，始於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例，皆得周典，……其長一也。……其傳廣包他國，每事必詳，其長二也。……凡所採摭，實廣聞見，其長三也。」（見同上），頁 418。 41 見同上，頁 421。 42 見同上，頁 423。 40.

(12) 12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從史料懷疑經籍劉知幾雖然尊經尊孔，但就史學的角度，必須求史料的真實。所以對經傳的作者、內容、體例等，亦提出他的懷疑之處。43. 1.指《尚書》、《論語》重言輕事《史通‧疑古》稱《尚書》、《論語》重言輕事，而造成唐虞以下，帝王得事迹未明。〈疑古〉云：孔門之著錄也，《論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論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帝秦穆，其書所錄，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行事，萬不紀一。語其缺略，可勝道哉！故令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易明也。44 《尚書》、《論語》因記言而略事，於是造成一些史實未能明確的傳達於後世。. 2.六經多隱晦、美善而諱惡劉知幾在〈疑古〉篇特別引用《論語》的話：「君子成人之美，不成人之惡」（〈顏淵〉）「成事不說，遂事不諫，既往不咎。」（〈八佾〉）、「民可使由之，不可使知之。」（〈泰伯〉）認為「聖人之教，其言若是。」其對史籍的影響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惡，不加毀也；惡者因其惡而惡之，雖有其美，不加譽也。」並引《孟子》「堯舜不勝其美，桀紂不勝其惡。」45來說明與事實的偏差。劉氏又以《春秋》為例，指其「事靡洪纖，動皆隱諱。」六經亦皆如此。他說：魯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六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 43. 《史通‧惑經》：「孔氏之立言行事，刪《詩》贊《易》，其義既廣，難以具論。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見同上，頁 387）。 44 見同上，頁 379-380。 45 見《史通‧疑古》（同上），頁 380。.

(13)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13. 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荑不存。觀夫子之定禮也，隱閔非命，惡視不終，奮筆昌言，云「魯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諸國風，皆有怨刺。在於魯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論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禮」。斯驗世人之飾智矜惡，愛憎由己多矣。46 劉知幾舉《尚書》、《禮》、《詩》、《論語》例子說明經書有隱諱缺漏不全之處。. 3.懷疑經書內容之真實性《史通‧疑古》指出經書可懷者有十項：（1）《尚書‧堯典》成文，廣造奇說，過分稱美堯舜。（2）懷疑堯舜禪讓之可信性。因《汲冢瑣語》有「舜放堯於平陽」之記載，與〈堯典〉序：「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說不同。所以劉氏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3）《尚書‧舜典》稱舜「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劉氏疑舜何以垂歿之年，而踐此不毛之地？」（4）有關堯、舜、益、啟、太甲、伊尹、文丁、季歷等之事迹，《尚書》所言，與《汲冢書》所記不同。（5）《尚書‧湯誓序》：「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慚德。」與《周書‧殷祝》：「桀讓陽王位」之說不同，劉氏疑〈湯誓〉有增桀之惡之嫌。（6）五經之言，有前後相乖者，如稱周之盛，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又稱紂有臣億萬人，其亡流血漂杵；前後矛盾，所以劉氏懷疑〈泰誓〉篇武王數紂過失，恐有厚誣者。（7）《尚書‧微子之命》序云：「殺武庚」，武庚即紂之子，劉氏懷疑父王被殺之後，沒有侯服事周的道理。（8）《論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商書‧ 序》云：「西伯勘黎，殷始咎周。」當時文王為諸侯，而受命稱王，於理不合，所以《論語》、《尚書》必稱周德之大，難免給人誇大其說之疑。（9）《論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劉氏懷疑夫子稱太伯「可謂至德」，似有謬譽。. 46. 見同上，頁 380-381。.

(14) 14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0）《尚書‧金滕》：「管、蔡流言，公將不利於孺子。」《左傳》云：「周公殺管叔而放蔡叔。夫豈不愛，王室故也。」劉氏引〈君奭〉篇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不說。」因此，懷疑周公有挾震主之威，行不臣之禮，指《尚書》有美化周公之嫌。總此十疑，孟子說：「盡信《書》，不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所以劉知幾說：「遠古之書，其妄甚矣。」47他所說的遠古之書，主要是指經書而言。. 4.對《春秋》之疑惑孔子修《春秋》，重在微言大義，而劉知幾對《春秋》之義，提出十二項未諭者：48 （1）《春秋》貶退弒君曰卒未合實情如趙孟以無辭代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禮來朝，降爵稱子，……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列。……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曰卒等。（2）弒君事大，春秋為何不書弒如哀公六年：齊陽生（悼公）入於齊，齊、陳令殺其君荼之事。（3）夫子修《春秋》多為賢者諱如狄實滅衛，因桓恥而不書。（4）非所諱而仍諱，當恥而無恥如哀八年及十三年，公再與吳盟而皆不書，桓二年，公及戎盟則書之等。（5）略大而存小，理乖而懲勸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6）不守「既未成君，不避其諱」的《春秋》之例。如惡，視之殂，直云子卒。（7）不合《春秋》弒、殺之例《春秋》人倫不得其死者，邦君以上皆謂之弒，卿士以上通謂之殺。但桓二年，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大夫孔父就不應該稱弒。. 47 48. 見《史通‧疑古》（同上）頁 394。見同上，頁 398-409.

(15)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15. （8）不當之諱如《晉春秋》、《紀年》記重耳出奔，惠公見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魯春秋》記其國則不然。（9）記褒貶沿革無定體如昭十二年，齊納北燕伯于陽。夫子一褒一貶，有所不同。（10）書法未明，經、傳不書如哀元年「許男與楚圍蔡」，許已滅亡，之國，又何能重列諸侯，經既不書，傳又闕載。（11）《春秋》書異國事，皆取來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如宋飛六鷁，小事也，以其有告而書之。晉滅之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12）《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來者之辭，而來者所言，多非其實。如兵敗而不以敗告，君弒而不以弒稱。. 5.指《春秋》有虛美之處〈惑經〉篇指《春秋》「審形者少，隨聲者多」，名實不符，虛美者有五項： 49. （1）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不能贊一辭。」（2）左丘明論《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不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3）孟子云：「孔子成《春秋》，亂臣賊子懼。」指其「無乃烏有之談?」（4）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5）班固：「仲尼歿而微言絕。」劉氏云「觀微言之作，豈獨宣父者邪?」劉知幾引用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贊美孔子修《春秋》的偉大貢獻，他認為就事論事，對夫子作《春秋》的贊美言論，難免誇大其辭。. 49. 見《史通‧惑經》（同上），頁 410-414。.

(16) 16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6.指責《公羊》、《穀梁》的短處孔子修《春秋》，而最能弘揚《春秋》微言大義的，便是《公羊》、《穀梁》二傳，但就史學講求實錄的原則，義理的闡發，難免失之主觀，缺乏實證，所以劉知幾指出其有五短50：（1）得之於傳聞，不如目睹之可靠。《公羊》、《穀梁》生於異國，長在後世，就地域來說與魯國不同，就時間來說，與孔子相去甚遠，所以不如《左傳》來得可靠。（2）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公》、《穀》二傳，只是記錄相傳之言，是流俗之口說，非事實之紀錄。（3）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取諸胸臆，無所準繩。因《公》、《穀》二傳是記相傳言語，尋源探本，只是內心的想法，是傳述者自作之主張，缺乏準則，言多鄙野，理多迂僻，與《左傳》相比，不可同年而語。（4）對《春秋》經文，無所發明。《公羊》、《穀梁》以問答釋經，無事實根據，缺漏甚多，只是隨經文演譯而已，無所發明。（5）失聖人之旨，獎進惡徒，遺誤後學。如衛輒父子爭國，理法不容，孔子深不以為然，《公羊》卻以魏輒為賢，如此有違夫子之教。傳《春秋》有《公羊》、《穀梁》、《左傳》和鄒氏、夾氏二家，因鄒無師，夾氏沒書，後來失傳。《左傳》以事實傳經，合乎史實需要，所以最為劉知幾所稱讚；《公羊》、《穀梁》以義傳經，是漢初顯學，也是經今文學家所樂道，劉氏卻指責其有五短，經學、史學典範不同，所見自然有別。. 四、劉氏以史論經之可議性經書在中國古代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書，它所記載的修身治國、經世濟民的常理、常道，是人民生活的典範。也是史部、子部、集部諸書的總源頭，所以有人. 50. 見同上，頁 418-421。.

(17)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17. 稱經書是中國的「書中之書」。劉知幾作《史通》想為史籍另立門戶，樹立史學典範，但又拋不開經學典範的糾葛，所以他的立論，就不無可議之處。. （一）列經為史問題班固《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行，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不同之。 51 」史官之職，古已有之，但他們記的卻成了經書，可見經史自古不可分。一般人都說周公、孔子是集中國古代文化之大成的人物，他們所記集的代表作便是《六經》，所以《六經》也是中國古代歷史文化的記錄。歷來視經為史的文獻很多，如王通《文中子》說：聖人述三史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古索焉而皆獲；其制《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不可雜也，故聖人分焉。52 《文中子》已將《書》、《詩》、《春秋》直稱其為史。劉知幾《史通‧六家》：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來，質文遞變，諸史之作，不恒厥體。榷而為論，其流有六：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六曰漢書家。53 《尚書》、《春秋》、《左傳》視為史之三家，他雖未直接言明經即史，其實已視經作史，以後如宋代王應麟，清代全祖望、袁枚等，都已提到經史一也，或經即史之論。而章學誠《文史通義》在內篇〈易教上〉更明確指出「六經皆史」 54. 。其意義大概有下列五種：一指六經為周公一代之典，也是中國古史的源頭。二指六經為古史的主要材料。三指史官所記資料，即經書的內涵。四指經書的體例，即史書之所本。五指經書的道理即寫史的準則，所以六經即是史，但史書不能全都稱為經，因經必須經聖人刪述，或闡揚五經的傳記，才可稱為經，它具有 51. 班固：《漢書‧藝文志》，（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頁 1715）。《文中子‧王道》，掃葉山房版，頁 129。 53 《史通‧六家》，（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頁 1-2）。 54 章學誠：《文史通義》，〈易教上〉云：「六經皆史也。古人不著書；古人未嘗離事而言理，六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台北：國史研究室，1972 年，頁 1）。 52.

(18) 18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生典範的意義在。劉知幾《史通》基本上是尊經尊孔，這一點是合乎經學精神；他也主張史學必須要能「獎善懲惡」，這和經學義理也相一致。《史通》繼承了部份經學典範，而試圖建立他的史學典範，但他卻倒過來以史學典範去論經書，而發生倒本為末的錯亂。「疑古」、「惑經」的說法，即是以史論經下的產物。. （二）經籍史料的詮釋問題既然六經皆史，所以經書內容當然是古代史重要的文獻素材，但如何去詮釋它，以求得經書文字背後的事實真相，是研治古史的關鍵所在。劉知幾的史學典範，特別重視秉筆直書，不能絲毫加以掩飾，這種原則，應該人人都懂。但直書其事，談何容易，除受史家個人背景影響除外，真相常人見人殊，又語言文字常有弦外音，言外意，真相往往是在事件和語言文字背後。依傅偉勳〈創造詮釋學〉對文獻辨證所區分的五個層次來看經書：經典的資料只是一實際文獻，而這一文獻真想要表達的是什麼？這些都是在處理史料時，應該思考的問題。如果依它想要表達的可能說些什麼？因此本來應怎麼說？但因事隔境遷，如在現時該說些什麼？55所以劉氏的秉筆直書，有時看到的並不是歷史的真實，而是歷史的假相，反而曲筆處，正是大義所在，孔子修《春秋》，有微言、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微言大義處，才是真正的歷史的重心。例如〈惑經〉篇提到「夫子修春秋，多為賢者諱。狄實滅魏，因桓恥而不書。」此事見於《春秋》桓公二年，經云「狄人入衛」，事實上是狄人滅了衛國，但《春秋》卻不書滅，而言「入」，《穀梁》范《注》云：「不言滅而言入，《春秋》為賢者諱。」齊桓不能攘夷狄，也是事實，所以經雖只言「入」，而不用「滅」，不但滅義不失，還有責齊桓公不能攘夷的大義在，不是更合乎歷史的真實嗎？因此史筆該直書則直書，該曲筆則曲筆，要視實際情況而定。傅偉勳的「五謂」，往往「蘊謂」才是真正的歷史，史家要能體會出它的「當謂」和「必謂」。才算做到了劉知幾自己所說的史家要有史識。. （三）經權與史籍撰述問題群經有不可改變的人生常理、常道，才稱之為經；但為了實現此常理、常道，必須隨時空特殊情況，變以求通，如此知道變通稱之為權，守經需要達變，而權變也是為了實現常道，來建設建康正常的人生。歷史源自經書，也是社會人生是否實現經學常道的紀錄，所以經書紀錄內容主要是表達人生道理，它的事件可能發生過，也可能誇大其辭，甚至有可能是虛構，這都不是那麼重要，只要能說清 55. 見本文註 3。.

(19)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19. 楚它的道理，就算達到目的。如〈疑古〉篇提到堯、舜讓位，劉知幾根據《汲冢瑣語》等書，認為「堯放舜於平陽」56，堯未必讓舜，舜也未必讓禹，與《尚書》、《孟子》等經書的說法不同。除《汲冢瑣語》的資料是否比《尚書》等的文獻可靠，尚有待考證外，「堯舜禪讓」的歷史意義是反映當時百姓對天下為公的政治企盼，國君必須是位賢德的人，是為民服務的，當然要讓賢者在位，堯舜是社會人心共同仰慕的典型人物，堯舜的確長久真實的存在人間，難道不是歷史？劉知幾要用不一定可靠的《汲冢瑣語》去追求原始真相，來否定自古以來存在人心真實，反而展現他所見之淺。又如在〈疑古〉篇提出《論語》曰：「君子成人之美，不成人之惡」依此聖人所立之言，難免「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惡，不加毀也；惡者因其惡而惡之，雖有其美，不加譽也。」所以對「堯舜就不勝其美」，對「桀紂就不勝其惡」57，道理也是一樣。就經義而論，堯舜是聖君的典範，目的是要給後代君王有所取法，桀紂言行的惡形惡狀，則是要給後人做警戒，都是歷史活生生存在的事實。經權之道理，史家不能不知。. （四）經、史主從關係與史學獨立的問題《中經新簿》以前的目錄學，史籍在圖書分類並未獨立成部，而是被附在經類，而經又是史官記言、記事的著作，所以經史本是同根共源。但《易》、《書》、《詩》、《禮》、《樂》、《春秋》六經，所記錄的主要內容是國君治國理民的典則，和諸侯國間相互關係的大事，並非普通的在反映社會整體的活動，與今天所謂史的定義，尚有一定距離，簡單的說，經的內容所能陳現的只是古代治理階層部份的史實，雖不夠全面，然而它很重要，也具有代表性，所以才視經為史，甚至章學誠提出「六經皆史」之說。又因經學所記，所謂的是人生常理、常道的待人處事的原理、原則，日人本田成之把它稱為人生的教育學58，經學的價值觀，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中國歷史文化、學術思想也是以經學為骨幹。所以在古代的經史關係是經學為主，史為從，經書不但是古史的材料，經的道理也是古史撰述的原則，劉知幾源經入史，是很有見地的做法，甚至欲以史視經，而建立他的史學典範，這一點在史學發展史上是有他的貢獻和應有的地位，不過，他忘了早期經、史的主從關係，他的《史通》卻反過來以史為主體，去評論經書，而有疑古、惑經的說法。因此如果以經學的特質和主體性來看，劉知幾的這些說法，當然就有其可批評之處。. 56. 《史通‧疑古》（同上）頁 384。見同上，頁 379-395。 58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將今日的學問、宗教、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治於一爐的，廣義人生教育學就是經學。」（台北：廣文書局，1979 年），頁 1。 57.

(20) 20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結語劉知幾出身士人世家，自幼飽讀經史百家之書；後又久在史館擔任史官，看到魏晉以來官修史書，曲筆迴護，不得其實，極思加變革，又無能為力，於是私撰《史通》，以見其志，他在〈自序〉篇說：「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倫，總括萬殊，包吞千有。」59他評論經書和以前歷史著作的得失，也提出史家的任務和寫史的原則，是中國史學史上很重要的代表作。他源經入史，主張史籍貴在實錄，必須秉筆直書，不虛美、不隱惡，所以史才、史學、史識是史家必備的條件。這些觀點都是史學的金科玉律。劉氏為史學立下一些典範後，進而以史論經，從史料上他懷疑經書，如懷疑經傳的作者，指《尚書》、《論語》等重言輕事，又說《六經》多隱晦，喜美善而諱惡，也懷疑經書內容的真實性，如疑惑《春秋》，指論述《春秋》者有虛美孔子之嫌，也指責《公羊》、《穀梁》以義傳經的短處。但如果以這些說法，就誇大劉知幾的批判精神，或說《史通》與傳統儒學觀點，判若雲泥，或視《春秋》為菁華久謝的陳籍，恐怕都不是劉知幾寫《史通》的本旨。劉氏基本上他是尊孔尊經的，他認六經是孔子所刪述，史料、史體是來自經書，《史通》各篇常引孔子的言論以做為撰史的準則，他也推崇《左傳》，認為五經的內容是古史的主要依據，可知《史通》精神與儒家經典是相一致的，只不過劉氏他是以史為主體去論經，並從史料的角度去解析經籍，又忽略史料詮釋的多層意義，以及經書的原理、原則在史學撰述上的意義，也忘了經、史原有的主從關係，因此所提出對經書和孔子的一些批評，就不是那麼正確、客觀。但他為史學建立的典範和地位，應是他最大的貢獻。. 59. 《史通通釋》，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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