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1-2410-H-004-130-
執 行 期 間 ： 101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彭明輝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李柄佑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蕭宇辰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徐維里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
中 文 摘 要 ：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曾經歷過一段史料無限擴張卻不讀廿
五史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新派史學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
泉，動手動腳東西」；舊派史學工作者則謹守傳統文獻的藩
籬，呂思勉適巧是這樣一位舊派史學工作者。據資料顯示，
他曾數度讀完廿五史，並據此撰寫其中國通史與斷代史。呂
思勉的主要著作形式為教科書，但此時期之大學教師評等，
係以專論、專題為主，而非以教科書為據。在此種學術風潮
下，呂思勉以通史、斷代史、讀史劄記等形式為主的著作，
顯然是有點不合時宜的。
呂思勉治學嚴謹，注重排比史料，分類劄記，長於綜合研究
和融會貫通，著作甚豐，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
不下千餘萬言。且在經學、文字學、文學等面向，均有獨到
見解。惟與其同時代以專題、專論為尚之學術風氣略不合
拍，縱使其戮力於涉獵古文獻，並廣泛閱讀從西方引進的新
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但似仍不為學界所重。對於這樣
一位著作豐富，但著作形式與時代學術風氣立異的學者，受
學界之忽略，似亦為理中之事。
本研究計畫擬全面探討呂思勉史學的各個面向，包括通史、
斷代史、專書、專論與讀史劄記等。試圖從呂思勉的著作
中，探析、索引其史學意涵，並將呂思勉史學放到其所處時
代的學術背景中討論，探討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以論
析其史學的成就與侷限。
中文關鍵詞： 呂思勉、斷代史、通史、學術風氣、現代中國史學
英 文 摘 要 ： There has been a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scholars looked for a
wide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whereas ignored the
twenty-five (official) histories. While
the ＇newfangled＇ scholars searched for different
sorts of materials, the ＇conservative＇ historians
stayed in the castle of traditional sources.
Nevertheless, Lü； Simian is a conservative.
According to what has been known, he read through the
twenty-five officials histories a few times, and
wrot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based on those
materials. His major writings are textbook-like
works. However, reviews on college teachers＇
academic works required those of monographs or
not fit the requirements.
Lü； is productive. He wrote more than ten
million words in Chines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His had outstanding viewpoi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etymology, and literature.
His approach emphasized analyses and classifying of
materials. He was good at synthesizing, achieving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Compared to his colleagues who focused on special
topics, he did not keep pace with them. Even though
he endeavored to collecting materials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introduc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rom the West,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he was thought little of by contemporaries.
This project will discusses Lü； Simian＇s works,
including his writing on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monographs, papers and study notes. I
shall try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works,
so as to real his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in history.
英文關鍵詞： Lü； Simian, dynastic histories, general
histories, academic trends,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1
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
1/2
摘要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曾歷經一段史料無限擴張卻不讀廿五史的時期， 在這段時期，新派史學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舊派 史學工作者則謹守傳統文獻的藩籬，呂思勉適巧是這樣一位舊派史學工作 者。據資料顯示，他曾數度讀完廿五史，並據此撰寫其中國通史與斷代史。 呂思勉的主要著作形式為教科書，但此時期之大學教師評等，係以專論、專 題為主，而非以教科書為據。在此種學術風潮下，呂思勉以通史、斷代史、 讀史劄記等形式為主的著作，顯然是有點不合時宜的。 呂思勉治學嚴謹，注重排比史料，分類劄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 著作甚豐，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不下千餘萬言。且在經學、文 字學、文學等面向，均有獨到見解。惟與其同時代以專題、專論為尚之學術 風氣略不合拍，縱使其戮力於涉獵古文獻，並廣泛閱讀從西方引進的新文 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但似仍不為學界所重。對於這樣一位著作豐富，但 著作形式與時代學術風氣立異的學者，受學界之忽略，似亦為理中之事。 本文擬全面探討呂思勉史學的各個面向，包括通史、斷代史、專書、專 論與讀史劄記等。試圖從呂思勉的著作中，探析、索引其史學意涵，並將呂 思勉史學放到其所處時代的學術背景中，探討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以 論析其史學的成就與侷限。關鍵詞
呂思勉、斷代史、通史、學術風氣、現代中國史學The Novel and Conservative Aspects of Lü Simian’s
Historiography 1/2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scholars looked for a wide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whereas ignored the twenty-five (official) histories. While the “newfangled” scholars searched for different sorts of materials, the “conservative” historians stayed in the castle of traditional sources. Nevertheless, Lü Simian is a conservative. According to what has been known, he read through the twenty-five officials histories a few times, and wrot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based on those materials. His major writings are textbook-like works. However, reviews on college teachers’ academic works required those of monographs or papers, not textbooks. Consequently, those dynastic and general textbooks and reading notes he wrote did not fit the requirements.
Lü is productive. He wrote more than ten million words in Chines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His had outstanding viewpoi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etymology, and literature. His approach emphasized analyses and classifying of materials. He was good at synthesizing, achieving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Compared to his colleagues who focused on special topics, he did not keep pace with them. Even though he endeavored to collecting materials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introduc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rom the West,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he was thought little of by contemporari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es Lü Simian’s works, including his writing on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monographs, papers and study notes. I shall try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works, so as to real his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in history.
Key Word
一、 引論
每個時代有其學術取向，符合此學術取向者為時代所重，不符合此學術 取向者，不免消逝於天地之間。然而我們很難判斷何者真正具有學術價值， 何者為乘勢而起。 1930 年陳寅恪(1890- 1969)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 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 之未入流」1。惟此新材料需運用得當，方可成為“預流”，否則亦僅徒為“蘇 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2。陳寅恪此處所指新材料、新問題，或謂其與 陳垣(1880- 1971)皆為“預流”者也。 陳寅恪所謂“預流”，很可以為呂思勉的不為世所重做一注腳。身處強調 新材料、新工具與新方法的學術氛圍，呂思勉史學的守舊，似乎已注定其當 時與身後落寞之命運。史學前輩嚴耕望院士(1916- 1996)嘗謂，「論方面廣闊，述 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 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3。雖然吾人毋須奉嚴耕望院士之言 為圭臬，但在現代中國史學人物中，呂思勉之聲名顯然不及其餘三家。而陳 寅恪和陳垣兩人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錢穆當選第七屆院士，呂思勉 則在時代的流轉中，漸次不為世人所知，其故安在？嚴耕望院士認為，除了 呂思勉的個性甘於「埋頭枯守、不求聞達」之外，有兩項因素可能是造成此 結果的緣由：一、近代史學風尚偏於窄而深的專門研究，而呂思勉治學走博 1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 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2)，266。 2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266。 3 嚴耕望，〈序言〉，收入：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5。 相關論述見：嚴耕望，〈史學二陳〉、〈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 169- 181。通周贍之路，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恰為反背，故難免於為學術界所輕忽； 二、近代史學特別注重新史料的運用，包括發掘不常被引用的舊史料，甚至 擴張史料至地下考古4。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即提出材 料和工具的重要性，認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擴張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因 而發展出史料學派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照著材料出貨的精神5，「上窮碧落下黃 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並提出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觀點6。 在史料無限擴張而不讀廿五史的時代風氣下7，如呂思勉這類重要著作大 抵皆取材於正史的學者，並不刻意徵引罕見之冷僻史料，其學術遭逢殆可想 見。無可否認的，呂思勉守舊的這一面，在西學傳入中國後，“新史學”如火 如荼展開之際，其治史途徑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但似亦非完全如此，陳寅恪 中歲以後的著作，史料多出自正史、《資治通鑑》與文集，卻仍享有大名。 1942 年陳寅恪在〈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即自承：「寅恪平生治學，不甘 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 之義，捐棄故技。凡塞外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8其中“自審所 知”句，或為陳寅恪自省於十數年來對域外史地的研究，感其考證文章雖短 小精悍、偏僻入裡，但僅限於點的突破，未能有面的建構。此固非“預流”所 自待，加之頻歲衰病，遂轉入域內之史，捐棄域外史地的舊技。 除卻新工具和新材料的問題，現代中國史學朝兩橛的發展之勢，可能也 影響史學工作者。余英時教授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中指出， 4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78- 179。 5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斯年，《傅斯年全集》，4(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1980)，261- 262。 6 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中說：「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神 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 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傅斯年，《傅斯年全集》，2/5。 7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 究》，4(北京，2000): 151- 167。 8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寒柳堂集》(北京： 三聯書店，2002)，162- 163。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 的則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 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 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 但現代中國史學卻走上分途發展之路。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 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 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 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9。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 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 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基礎 上進行討論。從余英時教授對現代中國史學所做的分析，不難理解現代中國 史學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一部分學者向傅斯年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靠攏，一部分學者倚附馬克思主義史學。因此，遠於史料學派和史觀學 派的學者們，往往在夾縫中難以生存，呂思勉似乎正是這樣一位學者。 呂思勉(1884- 1957)字誠之，出身江蘇常州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884(光緒 10) 年舊曆 2 月 1 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呂氏祖居。少時受教於父母師友，15 歲入縣學。幼年所習一如舊時士子啟蒙，廣泛閱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 等各種文史典籍，23 歲後專治史學。1905(光緒 31)年起從事文史教學和研究， 早年執教於常州溪山小學堂、常州府中學堂，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文史大家的 錢穆、趙元任(1892- 1982)等人。其後在蘇州東吳大學(1907)，常州府中學堂(1907- 1909)，南通國文專修科(1910- 1911)，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1911- 1914)等校任教。 1914- 1919 年間，先後於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其後於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0 年- 1925 年，即現今上海市上海中學)，上海滬江大學(1925- 1926)任教，1926 年後長期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中共建國後於 1952 年進行 9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 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 29；此處所引在2, 4, 27。
院校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亦隨之轉入華東師範大學任 教，1957 年 10 月 9 日辭世。 1923 年，呂思勉出版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自修適用白話本 國史》，顧頡剛評價此書云，中國通史的寫作，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 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呂思勉《白話本中國通史》出，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 的筆調撰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10。 呂思勉一生著作甚豐，讀書廣博，著重綜合研究，講求融會貫通。其治 學方式與時潮所重的專家之學，乃有所異。其弟子錢穆亦重視會通之學，而 與傅斯年所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立異11。嚴耕望所列史學四大 家中，陳寅恪、陳垣為專家之學，錢穆、呂思勉主會通之學，以現代中國史 學的發展態勢而言，專家之學顯然是占上風的。 呂思勉著述宏富，一生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五部專門史， 加上大量讀史劄記，一生著作約得千萬餘字。主要包括：《白話本國史》(1923)、 《呂著中國通史》(1940、1945)、《先秦史》(1942)、《秦漢史》(1947)、《兩晉南北朝 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7)、《歷史研究法》(1945)、《史學四種》、《中國民 族史》(1934)、《經子解題》(1926)、《先秦學術概論》(1933)、《理學綱要》(1931)、 《宋代文學》(1931)、《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劄記》等。 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呂思勉文集》，包括《白話本國史》、《先 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呂思勉讀史劄記》 等六種12。 10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1- 82；《自修適用白話本 國史》1923年出版時以《白話本國史》為名；呂思勉，《白話本國史》，1- 2(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5)，〈前言〉，2；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稱此書為《白話本中國 通史》。 11 錢穆嘗提及：「越有年，《史綱》出版，曉峯一日又告余，彼在重慶晤傅孟真，詢以對 此書之意見。孟真言：『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彼亦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 方雜誌》得來。』」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蘭臺出版社，2000)， 218。 12 張耕華，〈呂思勉：一位被冷落的史學大師──寫在《呂思勉文集》出版之際〉，《光明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初版於 1923 年 9 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 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此書除敍述歷代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 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 的歷史。此類與現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後來通史著作所闕如。《呂 著中國通史》上冊分門別類、系統論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 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歷史順序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其中婚姻、族制、階級、 財産、衣食住行等題，均為昔往史書缺乏系統記載者。 中年以後，呂思勉曾擬訂一長期研究寫作計畫，欲以個人之力完成涵蓋 中國史全程的斷代史系列，擬撰寫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 五代史、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1930 年代，上海開明書店約請錢穆撰寫國史長編。 錢穆認為此國史長編非一般學者所能勝任，而其業師呂思勉乃撰寫國史最合 適之人選。在徵得其業師的允諾後，錢穆向開明書店推薦由呂思勉承擔此一 工作13。其所著《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 部斷代史，共約三百餘萬字，即其斷代史寫作計畫之成果。 呂思勉的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都分上、下冊，上冊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包括王朝的興衰，王朝與少數民族、 鄰國的關係等。下冊則敘述該斷代的社會文化現象，有類廣義的社會文化 史，涉及社會組織、社會等級、農工商業、衣食住行、人民生計、政治制度、 學術宗教方面。其材料大都鉤頣自正史，然其敍述並非泛泛而談或隨意拼 鈔，其中包含許多作者的研究成果與獨特見解。嚴耕望院士對呂思勉的斷代 史極為推崇，認為呂思勉的中國斷代史既周贍，又踏實，徵引繁富，扎實不 苟，章節編排，篇幅有度，且出處分明，易可查核14。這四部書對先秦到隋 唐五代的歷史研究有疏導開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 度史，以及史學方法方面的著作，亦均各具特色。 日報》，2006年2月13日。 1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50- 51。 14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76- 181。
呂思勉的讀史劄記有類乾嘉劄記體著作，其中曾有部分編輯成書。惟已 刊劄記皆有程度不同之刪節。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呂思勉讀史劄記》 增訂本，匯總呂思勉全部已刊和未刊劄記 762 條，百餘萬字，有助於吾人對 呂思勉史學的更全面性了解。 在強調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學術風氣下，呂思勉這 類謹守正史為尚的學者，在現代學人中似不多見15，難免會讓人覺得有不合 時宜之譏。 目前的史學研究中，對陳寅恪、陳垣、錢穆等人比較重視，對呂思勉則 相對冷落，似與其論著之豐富略不相稱。本文嘗試從學術的時代脈絡，重新 審視呂思勉的史學，以釐清呂思勉史學的時代意義。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主流學統無疑較受研究者重視，所謂主 流學統係指新派學者，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 以及以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 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 大國學傳統16，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17；甚或討論現代 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 18，我們發現北方主流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與其對立的南方學統， 相關研究可謂寥若晨星19。非僅與北方學統對立的南方學統受到忽視，部分 15 呂思勉曾兩次通讀二十四史，自云：「我於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 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 遍；其餘都只二遍而已。」見：呂思勉，〈自述學習歷史之經過〉，收入：俞振基(編著)， 《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6)，232。 16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 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17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18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收入：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 北：三民書局，2004)，91- 118；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 《新史學之路》，119- 156。 19 截至2010年為止，筆者所蒐集直接論述南方學派的相關論著，僅得下列兩篇：黎華趙， 〈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不在北方學統，又難畫入南方學統的學者，尤難突破南北對峙的學術夾縫。 葛兆光曾撰文論析沈曾植的學術悲情，指出因時代的影響，類似沈曾植之類 的學者，易為研究者所忽略20，呂思勉似亦可列入此類學者。 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 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 1949 年以 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 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 “新派”名之。“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 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 尤其是德國史學21。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 (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 森教授則以“傳統派”稱之22。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 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 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 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 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 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 1981)；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 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此外，筆者曾撰文討論南方學統的 肇始；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1911-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29(臺北，2008.05): 51-84。 20 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讀書》，9(北京，1995): 64-72。 21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王汎森，《中國 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 的系譜》，379。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 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
主題，美國漢學家 Laurence A. Schneider 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
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23，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 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 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24；彭明輝《疑 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 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 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25；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 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 段的疑古史學26。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 的研究基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 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
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
分析27；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2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 版社，1984)。 2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2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 出版社，1993)。 2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論 析 史 料 學 派 的 形 成 與 發 展28； Axel Schneider 教 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 性的探討29。在史學方面，傅斯年的具體成就有三：(1)揭櫫近代歷史學只是 史料學的宗旨；(2)在方法上發展王國維的二種證據法，力主直接、間接材料 並重，並融合中西歷史語言學(philology)治史的門徑；(3)建立中國第一個具有 規模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亦成為史料學派的大本 營30。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 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 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1933- 2006)《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 變》和《史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 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 框限31；研究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以 Arif Dirlik 教授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為其濫觴32，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 2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 2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30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學，1986)，215。 31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 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32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 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郭沫若(1892- 1978)《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 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與發展33；此外，以陶希聖 (1899- 1988)為首的《食 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 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多可以開展的空間34。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獲得較易，是截至 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35，汪榮祖 教授《史家陳寅恪傳》36，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37， 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 論〉38，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39，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中國近 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40、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41、王信凱先生〈柳詒 33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1)。 34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 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 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教授的討論頗鞭辟入裏， 參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 1991)，25- 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5- 331. 35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36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37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 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1975)。 38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 2(臺北，1972. 06)，其後收入：杜維 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 504。 39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 05): 475- 489。 40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2)。 41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42等。香港區志堅先生〈民國時期的「南 高」史學(1915-1931)：以柳詒徵 (1880- 1956)及其學生為中心〉43，是少數以南 方學派為論題的博士論文，資料翔實，論述肯棨，甚為學界所重。 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國史 學》44，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 1945 年間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45；此外，有類 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將現代中國 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 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為“方 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不及於陶希 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學派”中討 論殷海光(1919- 1969)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46。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無論探討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 之現象，即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的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 深處或其分支。 現代中國史學是現代學術的一環，基本上架構於新學科體制之下。質言 之，即在現代學科體制科系分野之產物。由於現代學科體制來自歐美，故爾 建構於高等教育的大學科系，成為學術的必爭之地。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過程中，這種依附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生態可謂表現得非常明顯。不論一個人 學問如何廣博，設若未能躋身現代大學的學科體制中，其人被時代洪流所湮 沒，甚或難以生存，乃理中之事。 42 王信凱，〈柳詒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宜蘭：佛光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43 區志堅，〈民國時期的「南高」史學(1915- 1931)：以柳詒徵及其學生為中心〉(香港：香 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1)。 44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4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46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對許多史學工作者而言，呂思勉最重要的事跡可能是教出錢穆和趙元任 兩位名滿天下的學生。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提到，他在常州府中學堂念書 時的歷史、地理老師為呂思勉47，這可能是呂思勉為世人所知的一條重要線 索。由於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曾經歷過一段史料無限擴張卻不讀廿五史的 時期，在這段時期，新派史學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舊派史學工作者則謹守傳統文獻之藩籬，而呂思勉適巧是這樣一位舊派史學 工作者。據資料顯示，他曾數度讀完廿五史，並據此撰寫其中國通史與斷代 史。且因呂思勉的主要著作形式為教科書，而此時期之大學教師評等係以專 論、專題為主，而非以教科書為據。在此種學術風潮下，呂思勉以通史、斷 代史、讀史劄記等形式為主的著作，難免有點不合時宜。筆者就讀大學時期， 歷史系學生並沒有太多可資閱讀的通史與斷代史，記得當時即讀過呂思勉的 《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30 年後任教於歷史系的筆者，幾乎已看不到歷史系學生閱讀呂思勉著作。時移 事往，呂思勉似乎已從這一代的歷史系學生中消失。 呂思勉治學嚴謹，注重排比史料，分類劄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 著作甚豐，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不下千餘萬言。惟與其同時代 以專題、專論為尚之學術風氣略不合拍，縱使其戮力於涉獵古文獻，並廣泛 閱讀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但似仍不為學界所重。他在 經學、文字學、文學等面向，均有獨到見解。其全部著作，包括各種斷代史、 通史、專史等，已彙編成《呂思勉史學論著》，另有《誠之詩稿》問世。對 於這樣一位著作豐富，惟因其著作形式與時代學術風氣立異，故爾受學界之 忽略，似亦為理中之事。 截至 2012 年為止，有關呂思勉史學的研究，主要為兩個方向：一、學 人傳記；二、學位論文(主要是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在學人傳記中，較具代表性者 4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47- 51。
為：張耕華教授《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呂思勉：史學大師》48；張耕 華教授與呂思勉弟子李永圻有師生之誼，可視為呂思勉再傳弟子，且其本人 與呂思勉女兒呂翼仁教授相熟，故此二書資料甚為翔實，但因師門之傳承， 對呂思勉難免略有溢美之詞。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亦為傳記之 屬49，用以探頣索引甚便，惟亦非嚴格之學術論析。俞振基 (編著)《蒿廬問學 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50，蒐錄呂思勉弟子之學記，屬懷念師恩之書。 幾本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分析呂思勉史學之各面向，惟均各有其著重 之點，未能全面探討呂思勉的整體史學成就51。在 5 本碩士論文中，有 4 本 出自師範大學，似亦為一頗堪玩味之現象。是否說明呂思勉的史學著作以教 科書為主體，因而吸引師範大學研究生的目光。這方面的討論，尚待進一步 分析。 有關呂思勉史學／學術之研究，臺灣學術界似乎是缺席的。截至 2012 年 12 月止，勉強或可以嚴耕望院士〈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為代表52， 惟此文屬概論式之敘述，而非全面論析呂思勉史學的整體面貌。且嚴耕望院 士為錢穆學生，即呂思勉之再傳弟子，其論述或許客觀，猶難免囿於師門之 傳承。 基於有關呂思勉的研究論著，如非其弟子或再傳弟子所撰述，即為研究 所碩士論文，全面探討呂思勉史學意涵之論著，似尚未之見。本文擬全面探 48 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張耕華，《呂 思勉：史學大師》(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49 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 50 俞振基(編著)，《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6)。 51 相關碩士論文包括：(1)王婷婷，〈呂思勉通史編纂的成就及其價值〉(山東：曲阜師範大 學碩士論文，2009)；(2)何周，〈淺論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合肥：安徽大學碩 士論文，2007)；(3)李波，〈呂思勉與《白話本國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9)；(4)袁振堂，〈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08)；(5)陳輝娟，〈二十世紀20- 40年代中國歷史學家對中國宗族的研究：以呂思 勉、陶希聖的研究為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52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69- 181。
討呂思勉史學的各個面向，包括通史、斷代史、專書、專論與讀史劄記等。 試圖從呂思勉的著作中，探析其史學意涵，並將呂思勉史學放到其所處時代 的學術背景中討論，探討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以論析其史學的成就與 侷限。
二、 現代中國史學的傳統與創新
已閱畢張耕華教授所撰之兩本傳紀：《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呂思 勉：史學大師》53；並整理呂思勉之大事編年初稿，以為未來撰寫研究報告 之用。 文化霸權論 借用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 化霸權」論54。人不止是被暴力，且同樣為概念所宰制55。葛蘭西的主張乃起 源於對「階級鬥爭」狀況的分析，「政權」會透過非武力和政治的方式，藉 由種種社會文化機制，形成市民共識，使全民願意接受既有被宰制的現況。 葛蘭西「霸權」在這樣的意義下，儼然就是社會文化規範和標準的推動者， 它不只是一種柔性的說服手段，更經常透過複製統治階層所彰顯的社會利 益，來使統治的威權暴力合法化和正當化。因此「霸權」不僅深刻織縫在日 常生活紋理當中，且透過教育和宣傳，不只使人們在意識型態的呼籲與召喚 中，將許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也同時超越於所謂 53 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張耕華，《呂 思勉：史學大師》(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4有關葛蘭西與「霸權」論，參考：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6, No. 2 (Apr. - Jun., 1975), 351-366.
55
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6, No. 2, 351.
的政治經濟體制(如國家和市場)之外，在常民生活中形成微妙且無所不包的 力量。但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認為很難用單一的主權權力來想像 國家的存續，政治問題不能限定於「階級鬥爭」的面向。傅柯在《規訓與懲 罰》中指出，綜合各種手段，可以在政治、經濟層面上進行訓練，這種訓練 技巧中有某種特殊的一致性，用以調節個人行為的手段是使之服從某一形式 的理性，相互作用而成為一特殊的層面56。在許多文化的表現形式當中，「霸 權」都居於主導性的位置，它以無形的方式來建構民主國家的文化屬性和認 同，因此「霸權」是無所不在的支配性意識型態。其實許多理論家都認為， 「霸權」其實經常處在某種不穩定和脆弱的狀態下，不過在許多文化傳統的 深層結構當中，「霸權」基本上仍然持續以某種可見的形式恆久存在，「霸權」 也經常在政治經濟的面向之外，如家庭、媒體與教育等分析範疇，形構其主 導性的框架作用57。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能更進一步解釋社會文化與政權 變遷的過程，並且更強調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主動性作用，可以彌補馬克 思過於重視社會經濟結構的不足之處。 葛蘭西在談到知識界與文化組織形成之時，也指出具體實際上知識界許 多階層，並不是在抽象民主基礎上形成的，而是適應最具體的傳統歷史過程 形成的58。城市型的知識界是和工業一起成長的，因而與工業的命運相聯繫； 鄉村型的知識分子則大部分是「傳統性」的，與農民社會環境相聯繫59。但 葛蘭西還是認為問題的中心點還是在於確定任何基本社會集團有機知識界 範疇和傳統知識界範疇之間的差別，而這種差別將可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和新 56 包亞明(主編)，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0-31。 57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130-131。 58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 144;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
(譯)，《獄中札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4。
59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的歷史研究之可能60。中國的特有文字，表示著知識界完全與人民分開。印 度與中國的知識界和人民之間的巨大距離，甚至表現在宗教方面61。傅柯則 認為，知識分子總是努力畫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把象徵著真理和自由的知 識領域與權利運作的領域分隔開來，以此來確立、提高自己的身份62。要研 究權力，就必須研究權力的策略、網絡、機制和所有決策賴以實施並迫使其 得到實施的手段63。
三、 治史的材料與方法
《大家小集—呂思勉集》書摘 書名：《大家小集—呂思勉集》 作者：呂思勉 編者：張耕華 出版地：廣州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 年 8 月 本集選錄呂思勉先生的文章共六十八篇，按內容分成若干組，有論史 的、論文的，也有時論、遊記、回憶、自述等，部分文章則是從講義或演講 稿中節錄出來，由編者另加題目。 第一組至第三組，大都屬於論史的文章。第一組收錄的八篇，都是通論性的 60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149;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札記》，427。
61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161;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札記》，435。
62
包亞明(主編)，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31。
63
史論文章，呂思勉先生很善於對歷史作融會貫通的概括，這得益於他對中國 歷史有全面而通貫的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說中國古代政治的放任 主義特點；《帝制成功—君政廢墜》說大一統帝制建立以後，官僚政治所帶 來的種種弊端；《兵備的廢弛與外族的入侵》說秦漢以後，中原王朝的兵備 廢弛與外族入侵的關係等；都是帶有總結性的概括，對於宏觀地把握中國古 代歷史的特徵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組的八篇，主要是論述歷史人物以及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從題目 上看，幾乎已是題無剩義，但呂思勉先生都能提出不同於他人的看法和評 述。如《論法家》一篇，說法家雖是先秦諸子中最新穎的一派，但仍有它的 落伍之處，那便是不知國家和社會的區別，而將國權擴張得過大，秦的短命 而亡，與此大有關係。《論王莽改革》一篇，說王莽的失敗是先秦以來談社 會改革者的共同失敗，由此顯示出古代歷史的一大轉折點，自此以後「治天 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成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為魏武 帝辨誣》、《為魏延辨誣》兩文，旨在糾正因演義平話而造成的對魏武帝、魏 延等歷史人物的誤謬。《論宋武帝與陳武帝》則討論歷代政治家的度量與其 成敗得失的關係64。 第三組的九篇，部分為近代史的內容部分屬於民族史的內容，《入近世 期以前中國的情形》、《論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兩篇可以與通論性的部分互 相發明，都是對傳統社會整體性的概說。其說傳統社會的三個特徵(本書第 131 頁)65 ，最值得我們細細體味。《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一文，專 論近世學術的變遷、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到呂思勉先生的治學宗 64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2。 65 (一)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並立的局面則不 足。(二)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係是疏闊的，社會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 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致。(三)中國社會的風 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 不得不變。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致，所以其變得遲速， 亦不能一致，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
旨及其為人處世的態度。此外，還收錄了有關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拓殖等 幾篇民族史的文章。呂思勉先生的這些史論文章，雖然論述的是歷史，但其 最終的落腳點都放在現實，試圖在歷史經驗的梳理中為當下社會找到一些可 借鑒的思路和方法。比如《論漢代刺史》一篇，說西漢所設的刺史是專門用 來監督太守一級行政官的，他們官位比太守低，資格比太守淺。這種用小官 去治大官的做法，遂引發當時人「刺史該不該改州牧」的爭論。改為州牧， 就算是太守的上級官，可用資歷較深的人去擔任。歷史上的制度設置和議 論，對於兩千多年後的今人，有何價值和意義呢？呂思勉先生說：「西漢的 刺史設置，仍有相當的價值，而當時人的議論則不足取。因為，行政與監督 本為兩個系統，行政官宜用資格較深的人，監察官宜用資格較淺的人。因為 行政有時候要有相當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當的技術，這是要有經驗然後才 能夠有的，所以要用資格深的人。至於監察官，則重在破除情面。要鋒說， 不要穩重。要有些初出茅廬的呆氣，不要閱歷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遠的 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慣了以為無足為怪。要他到處沒有認得的 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際多了，處處覺得為難。以現在的事情來比喻， 學校裡初畢業的人，文官考試剛錄取的人，宜於做監察官。在官場上辦過若 干年事情的人，宜於做行政官66。」這一番議論，完全是為當下的社會而發， 希望現實政治的設置及施行，能從歷史中獲得某些啟示或借鏡。這與純粹選 取一些歷史上的遺事趣聞，寫成飯後談資式的歷史文章，立意、取經全然不 同。 第四組的六篇，都是談論史學和史學方法的文章。呂思勉先生談史學方 法也有他的特色。《史籍舉要》原是在瀋陽高師為學生做的一次演講，實在 是指導學生閱讀傳統史籍的一份詳盡的書目。提要呂思勉先生對傳統典籍做 過系統而深入的研讀，其對史籍的介紹及閱讀的先後順序，都出於自己的研 讀心得，如說正史雖然重要，但不易先讀，讀史當「以先續編年、記事本末、 66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3。
通考為便」，這就與一般的泛泛而論不同。《史學上的兩條大路》將專業治史 者與一般職業青年乃至民眾讀史受益視為史學上的兩條大路，這在一般的論 學文章中也是很少見的。其實民眾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對社會的影響也大。 該文的目的是鼓勵大多數的職業青年及一般民眾多與歷史接觸，如吳下阿 蒙，多讀史書，開卷有益。《舊時史學的弊病何在》專論傳統史學的弊病， 其中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等，用之太過或 用之不當都有流弊等，都為前賢時人所未有論及。尼采曾在 19 世紀 70 年代 寫過一本《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批評各種對歷史的濫用和誤用。呂思勉 先生的上述論點與尼采在該書中的思想有相通之處。《現代史學的宗旨》一 文，強調現代史學當以「求狀況而非求事實」為格言，當「重常人，重常事」， 唯有知「風化」然後才能知「山崩」。《研究歷史的方法》一文，強調治史學 第一要留意的是社會學的方法，以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學說，對史學的說明也 大有幫助67。 第五組的十篇文章大都屬於文學類。呂思勉說自己：「於文學，天分頗 佳」，且「嗜好頗篤」自稱是古典主義文學的正統派。(本書第 515 頁)本組選 錄的《中國古代文學概說》、《上古秦漢的文學演變》兩文，都是概述中國古 代文學自韻文、散文、駢文以及唐宋以後詩詞、語文體等演變及其原因。《誦 義與作義》、《人工與天籟》是《〈詩經〉與民歌》一文的節錄，因《詩經》 說到「天籟」，因「天籟」說到民歌，從中可見呂思勉先生文學批評上的審 美觀。呂思勉先生早年就注意民歌民謠的研究價值，曾對收集的民謠評析、 圈點，寫成短文，發表在民國初年的報紙上。文中列舉的四首民歌，都出自 他的收集記錄。《評劉向〈諫起昌陵書〉》《評司馬遷〈六國表序〉》原係呂思 勉先生在光華大學講授「基本國文選文」講義中的兩篇，由此可見 20 世紀 30 年代先生講授國文課的大致情況，由老師選擇代表性的文章，印成講義， 授課時則從文體、分段講起，並逐段評述作品的特色，其中又涉及各種文史 67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4。
典故或專門知識的介紹等68。這種國文課程的講法，對現在大學古典文學的 教學仍有相當的價值。《國文教學貢疑》是呂思勉先生對當時一般國文課程 教學方法的一點批評。他認為，除了將來成為專門的文史工作者，大部分學 生是終身得不到舊文學之用的，與其似通非通浪費功力，倒不如將現代語與 古語分開，一般學生當教他如何按現代文字把文章寫好即可。呂思勉先生對 文字學也深有研究，著有《章句論》、《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和《說 文解字文考》等著作。本集選錄的《關於中國文字的問題》寫於 1951 年， 是為指導學生學習文字學而準備的一篇文章。此文篇幅甚小，卻提綱挈領地 簡述了中國文字的演變、文字構造之法、文字增損變遷等內容，還依次開列 了文字學方面的入門書。作者說到文字學習之難易問題，特別指出「依時從 學，任何文字均易。時過後學，任何文字均難。」這實在是語文學習中的規 律性總結。 第六組的九篇文章都是論教育和學習問題。與一般的職業歷史學家不 同，呂思勉先生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教師，任教的學校有小學、中學和大學， 教授過的課目分屬國文、歷史、地理等二十餘種。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 經常思索的不僅是學校學生的教育，更多的是對社會的青年及一般民眾的教 育，不僅是學校課堂上的知識傳授，更多的是道德品行的培養和眼界心智的 開發。如《學校的責任》、《教育當開發人的心思》兩文，都是希望教育能影 響到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改變一般民眾盲目、因襲和無所用心狀態，希望學 校能擔當起這樣的責任來。呂思勉先生認為，中國社會自秦統一之後，官僚 已與民眾形成對立而成為剝削民眾的一個階級69，此後，社會上稍有才力的 人都千方百計要擠進官僚階級，而社會下層漸漸地只剩下愚且弱的一般民 眾，他們除了山窮水盡時會以暴動為反抗，大多數年代都只是坐以待斃。(本 書第 12-13 頁)然而，他環顧 1940 年代當時的社會，民國建立已經三十年了， 68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5。 69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6。
新式教育的推行也有近五十年了，但一般的民眾仍是愚且弱，「要抽丁便抽 丁，要徵實便徵實。人民何嘗能道半個不字？」(本書第 316 頁)對此他痛心 疾首，寫了《論教育改革》一文，呼籲要有教育上的大改革，主張自然科學 與人文教學不可偏廢，而人文教學的重點是公民教育，使人人能明白，生逢 當今世界，我們該怎樣做世界上的一員？該怎樣做國家民族中的一員？他認 為這應該是自小學至大學，以及一切成人教育、社會教育的重心。在《青年 治學當眼光遠大》、《學問在空間不再紙上》和《論青年的修養和教育問題》 等文章裡，他一再強調職業青年或一般學生，眼光要放得遠大，不要滿足於 個人的豐衣足食，而要思考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學術是在空間的，不是在 紙上的。書本的記載要和閱歷所得，合同而化，這才是真正的學問。所以人 人可以就自己的閱歷所及與書本的學問相發明，而不必競競於故紙堆中討生 活。《學術為國家社會興盛的根本》一文，呼籲學界要潛心學術，遁世無悶， 越是時局動盪劇變，越需要我們平心靜氣地研究學問，切不可受環境的影響 而粗心浮氣，結果反而冥行擿塗，招致大禍。他說：「中國近代需要科學甚 極，中國近代學者的精神，其去純科學反越遠。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看 似無關實際，其實此為整個民族趨向轉變的一個大關鍵。」(本書第 335-336 頁)呂思勉先生的這幾句話，與後來成為學界討論熱點的「啟蒙與救亡」、「救 亡壓倒啟蒙」等問題，實有相通之處70。 第七組的七篇，都是呂思勉先生為倡議社會改革而寫的時論性文章。《致 光華大學行政會書》包括於 1927 年、1928 年和 1945 年呂思勉先生所寫的三 份致光華大學校行政委員會書，表達了他對興辦學校及社會改革的一系列建 議。在前兩次致行政會書中，他已預感到時局的危機，說：「以今日中國處 境之窘，遲早總不免與陵我者一戰，故學校的建設和改革都該立足於此。」 他建議：一將本校的學生軍推行校外，二在學校所在的法華鎮倡議建立社 倉，三建議獎勵人民多藏軍械等。關於學校計畫擴建的學生宿舍，建議建築 70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7。
上不必講究，土牆茅屋就可以了，一但發生戰爭，這些建築物，就不會被敵 人利用了。《吃飯的革命》也是針對光華大學新辦食堂而寫的一份建議書。 呂思勉先生一生很關心飲食方面的改革。他一直認為中國人在飲食方面所花 的時間和精力太多，有必要做點改革，主張辦公共食堂，提議多吃雜糧和寒 食。1936 年，光華大學計劃添建一所新飯堂，呂思勉先生便提議新建飯堂應 與公廚性質的改革一起進行，並就公廚的規模、人員安排、衛生標準以及洗 碗、煮飯、炒菜的改進方法等一一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設計，且希望這種改革 由學校開始能漸次普及於社會。《如何根治貪汙》是針對當時官員貪污成風 而寫的一篇時論文章。呂思勉先生認為，治理貪汙的根本之計在於：一是以 多數人民來監督官吏，能使之不能作弊，不敢作弊；二是培育民眾的自治能 力，讓人民自己辦自己的事。凡真正對民眾有益的事，民眾自能了解、自能 樂意，且能切合實際，自行籌畫71。所以政府的責任在於引導、扶助民眾逐 步實現自治，而不能操刀代斫、代其行事；更何況政府官員的操刀代斫往往 只是藉口，實意還是遇與民爭利。呂思勉先生指出，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興 的事業將會越來越多，官員從中貪汙的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多。今後無論誰來 組織政府，對此都要有深切的注意，貪污問題如不能根治，那就無異於縱百 萬虎狼於民間了。(本書第 414 頁)如能由此文再回讀《中國古代政治的特 點》、《帝制成功—君政廢墜》、《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等文，便可對中 國官僚政治的貪污問題有更深切的了解。 第八組的十一篇文章，都屬於遊記、回憶和自述等一類。《義州遊記》 係呂思勉先生早年所寫的一篇遊記，所記遊覽之地的歷史沿革、中朝邊境的 物產貿易，以及風土人情等，全係歷史學家的眼光。呂思勉先生所寫遊記不 多，存者尤罕，且此文如今也成為一份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文中說：「新義 州街市甚寂寥，然布置規劃，亦極整齊。華人聚居處謂之中國街，入之，則 湫隘囂塵，不潔之狀，匪筆能罄……」遊記中附錄了作者途中所作的詩數首， 71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8。
也可見當年先生遊興之豪放和對朝鮮歷史興亡之感嘆。呂思勉先生喜歡貓， 妻子兒女也都喜歡貓，家中養過的貓甚多，其體態相貌、來龍去脈等，呂思 勉先生都一一作了詳細的紀錄。1936，年即抗戰爆發的前一年，在繁重的教 學著述之餘，呂思勉先生也偶有閒情，《貓友紀》一文便是在這時候寫成的。 文末所附的〈隨筆三則〉，其中一則由貓及人，其離別、生死之命運的背後 是時局、人事的變遷，讀之不勝唏噓。《青年時代的回憶》、《新年與青年》 和《窖藏與古物》都是呂思勉先生寫於 1938 年至 1940 年間的回憶文章72。《青 年時代的回憶》回憶青年時在江浦時的生活，文章寫得清新自然，可看作呂 思勉先生白話文上的代表作。《新年與青年》一文，因年節而想到少時的過 年情形，因過年而說到年節的設定，歲首的推演，年節、歲首的由來，帶有 濃濃的史學味道，而目的還是勉勵青年以理智駕馭事物，而不做事物的奴 隸。《窖藏與古物》是由一則有關發現財寶的報導而引發，作者回憶起自己 的外曾祖母不取不勞而獲的故事，又論述古物之不可寶、不足寶，感慨世人 多將有限的時間、精力花費於此，如其為人之本性？豈不哀哉！《兩年詩 話》、《蠹魚自訟》和《連丘病案》都寫於抗戰年代，是當時呂思勉先生一家 生活及其時社會的真情實錄。抗戰爆發後，光華大學停辦，呂思勉先生便回 到常州老家，在城外鄉下游擊區的中學任教。從這時起，呂家的生活進入了 最困難的時期，物價飛漲，供給不足，家人連連患病，在鄉下中學任教，來 回奔波勞累不堪。但盤旋於先生頭腦中的，並不是經濟生活上的困難。環顧 四周，一切也因戰爭而發生了變化，到處都是鳩巢鵲占，墮落的墮落，頹廢 的頹廢，只覺得風俗人心墮落甚速。他想到的是讀書的為利為害，感慨這世 界何以這般多事：「世界上所以有大事，正和我們的屋子，住了一年要大掃 除一次一樣。灰塵、垃圾，都是平時推積下來的。推積了一年，掃除自然費 力了。怎樣才能使它不推積起來呢？天天掃除，使其絕不堆積，或者也並非 辦法，誰又能按著堆積的情形，決定掃除的次數，並把它排列在適當的日期， 72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9。
使掃除也成為生活的節奏呢？屋子住了一年要掃除，是沒人反對的，而且大 多數人認為必要。社會上推積著千萬年的灰塵、垃圾，卻贊成掃除的人少， 反對掃除的人多，甚而至於把灰塵、垃圾，視為寶物，死命地的加以保存。 世界之所以多事，豈不以此？」(本書第 470 頁)《狗吠》一篇寫於上海淪為 孤島時期，其時呂思勉先生用「野貓」、「六庸」等筆名73，寫成《武士的悲 哀》、《眼前的奇跡》等一系列揭露日寇暴行、伸張民族正義的文章，《狗吠》 為其中之一。本組最後一篇《自述》是 1952 年呂思勉先生參加學校三反及 思想改造運動後的學習總結。對於從舊時代過來的老學者、老教授，此類學 習總結不僅是要自我批評，更多的是要能自我矮化、自我抹黑，唯有如此， 方能在運動中過關。但呂思勉先生的這份總結，寫得不亢不卑、坦坦蕩蕩。 上面叫他檢討貪汙行為，他說自己生平未曾經手財物，可劃入貪污行為的， 一是有時缺課不補，照拿工資，二是為稿酬而寫不願寫的文章，這可算是思 想上的貪汙。上面叫他就教學、著述兩方面加以檢討，他說：「教學上高深 之學理，以淺顯之言出之，講授時亦能之。但將所授之內容，減低程度，亦 嫌不足，向持中道而立。說著述多依附學校講義而行，故中多普通材料。現 甚想將其刪去，全留有獨見之處，卷帙可簡什七，即成精湛之作矣。……今 自檢點，於願先生殊愧望塵，於餘家差可肩隨；又說自己對《道藏》還未曾 讀過，今後仍希望能加以研究，予如研究，不敢望大有成就，必能透出一線 曙光，開後人研究之途徑也。」(本書第 533 頁)這份學習總結，幸虧當年呂 思勉先生還存有底稿，遂留下一份呂思勉先生自撰的傳記資料，也是現代史 研究的一份珍貴史料74。 《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章摘 研究生姓名：袁振堂 73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10。 74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11。
學科及專業：歷史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研究方向：中西史學理論與方法 導師姓名與職稱：楊春梅教授 論文完成時間：2008 年 4 月 主要觀點： 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學術淵源來自於深厚的國學基礎，再加上時代的薰陶 沉澱而形成的。 呂思勉歷史觀的主要方面是他的進化史觀，而馬克思史觀的唯物史觀對 其有一定的影響。 呂思勉從研究對象、範圍、內容和任務等幾個方面，對作為一門學問的 歷史，即歷史學作出了定義。現在看來，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他在揭示歷 史進化的原因時，尚停留在它的因果關係，還沒有論及隱藏在因果關係之後 的經濟原因。 呂思勉對歷史學社會功能的理解，呂思勉認為歷史學具有認識現在和預 測未來、借鑒、經世致用等功能。 呂思勉的史學觀認為歷史總是在不斷地重寫之中。 呂思勉針對舊史的弊病提出批評，他認為舊史的弊病，一是偏重政治； 二是偏重軍事，過度崇拜英雄；三是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的心，用 之太過；四是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常常違背了歷史的「真」。這些弊端 都應該去掉，否則不利於史學的建康發展。 呂思勉提出治史者應具備豐富的知識儲備和較高的精神素養，治史過程 要循序漸進，要經過材料的蒐集、考證之後，方能進行歷史書籍的編纂。在 治史方法上，他提出要「重常人，重常事，不知風化，焉知山崩」，講學問 不宜預設成見，要以科學的觀點為指導，要注意學與術之別，要利用中外歷 史比較研究法等等。 本文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淵源。 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別以呂思勉的歷史觀和呂思勉的史學方法論，兩個 方面對呂思勉的史學思想進行闡述和評論。 第四部分，是對呂思勉史學思想的評價。(原文第 2 頁) 學術淵源： 國學基礎 與同時代的史學大師相比，呂思勉不僅沒有胡適、陳寅恪負笈海外的經 歷，甚至連顧頡剛、傅斯年那樣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機遇都沒有過。在他 23 歲立志治史時，所受的教育從內容到方法都是傳統式的。這種教育主要包括 四個方面： 目錄學的知識： 從初能讀書起，呂思勉系統閱讀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經、史、子 三部與集部之半，做過六本筆記。(原文第 10 頁) 小學與經學的基礎： 呂思勉認為，小學經學功夫不僅解決了欲讀古書必先識字的問題，而且 為後來研治古史運用材料，導啟了門徑，培植了初基。 文學的修養： 呂思勉少時先後過錄了前三史的點評本，點讀過《三國志》，閱覽了正 續《古文辭類纂》。他說：「在古代，史學與文學關係較深，必能略知文學的
風味，然後對於作史者的意旨能夠領略75。」對文學的瞭解，包括訓詁、文 法、文章學等內容，他認為自己的古文根基即培植於對《古文辭類纂》的熟 讀。 史學的訓練： 第一層面為史料的累積。呂思勉在 14 歲以前先後點讀完《綱鑒易知錄》 和《御批通鑒輯覽》，16 歲起相繼閱讀了《通鑒》、《通典》、《通考》和《通 志二十略》。到 23 歲立志治史時，已將二十四史通讀一遍。通過對編年、政 書、紀傳三大系列史籍廣泛系統的攻讀，他對前代歷史和史料已了然於胸了。 第二層面是讀史禮記的撰寫。呂思勉在累積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撰寫了 100 多萬字的禮記。這些禮記，有的是對史時的考證，有的是對文獻資料的訂誤， 更多的是對史事的分析研究，由於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禮記都曾一再補充 修改76。 第三層面為方法的領悟。少時，呂思勉跟隨父親讀《日知錄》與《廿二 史劄記》。他說：「前者貫穿群書，並及於身所經驗的事實；後者專就正史之 中提要鈎玄組織之，以發明湮晦的事實的真相，都為現在治史學的好模範77。」 (原文第 11 頁) 時代的薰陶 呂思勉在總結其一生思想變遷歷程時，認為自己曾經歷了三次思想變 遷。 欽佩康梁、嚮往大同： 75 呂思勉，《史學四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7。 76 張耕華，〈呂思勉的史學特色〉，《歷史教學問題》，2003，第6期，21。 77 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