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基進意義：基進側翼與318太陽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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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基進意義：基進側翼與 318 太陽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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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dical Significance of Resistance:

Radical Wings Party and the March 18 Movement

(Sunflower Movement)

沈清楷

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protected]

一、導言

2014年 3 月 17 日 14 時 39 分，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中，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以 30 秒時間宣布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群情譁然，成為後來 318占領立院的導火線，眾多公民團體聯名一起於 3 月 18 日 18 時在立法院外舉行「守護民主之夜」晚會，抗議輕率的審查程序；之後多名學生與公民進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並於晚間 21 時突破警方的封鎖線，占領立法院議場。這個占領立院的活動從 3 月 18 日，中間歷經 323 行政院事件以及 330 五十萬人大遊行，一直持續到 4 月 7 日（鄭南榕逝世紀念日）宣布退場，4 月 10 日正式退場，歷時 23 天。 2014 年台灣發生的 318 太陽花運動1顯示出一種「公民不服從」的反抗精神，儘管 ∗ _{這篇文章之初稿為 2015 年 3 月 14-15 日台灣教授協會所舉辦 318 太陽花運動一週年學術研討會：「重構台} 灣──太陽花的振幅與縱深」所發表之會議論文。 1 _{台灣媒體習慣稱此運動為「太陽花學運」，而事實上並非只有「學生」參與，還有四成以上非學生的公民，} 因此稱之為「太陽花運動」或「318 運動」，以「運動」而不以「學運」較可以涵蓋這場運動的「公民參與」面向，可以參考陳婉琪的調查（2014.06.30）。另外參考林秀幸、吳叡人主編（2016）。如吳介民、廖美共同撰文所提到的：「參與者的成分與背景則高度多元而複雜：有來自各種公民社運團體，其成員不乏各類社運幹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工運組織、媒體改革組織等等，以及教師與積極公民。這些人當中，許多在過去幾十年民主化運動過程都曾是積極分子，例如傳統台獨運動世代、一九八○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世代』、一九九○年代『社運黃金年代』的幹部、二○○○年代的『反樂生療養院迫遷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二○○ 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世代』；加上許多難以使用『既定語彙』給予稱謂的參與者，比如自發在立法院周邊擔任糾察工作、但在組織上不屬於『糾察隊』的計程車司機與『兄弟們』，以及許許多多『沒有臉孔的人』。」（吳介民、廖美，2016：135）筆者同意吳介民、廖美的看法：「稱之為『太陽花運動』更為適切」（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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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它不是獨一無二的事件，卻與過去反抗運動精神相同，背後帶有一種基本價值的堅持。這也是我們思考反抗不可迴避基本價值的原因。反抗是面對不公時，挺身而出，就如卡繆對於反抗的區分，反抗不是一種「革命」，因此不會不擇手段，而是對基本價值不容妥協的堅持；它又不同於個人的「義憤」，義憤被視為停留在個人的憤怒、不滿多過於尋求制度的改變，儘管義憤是不可或缺的。「反抗」尋求他人的合作，共同為了制度改革而努力。這也就是為什麼卡繆認為：「並非所有的價值都會引發反抗行動，但所有的反抗行動都默默援引自某種價值。」（Camus 著、嚴慧瑩譯，1951/2014：31）反抗所援引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一種基進性的。所謂的基進（radical）尋找並固守基本與進步的價值的過程，而非指「方法或手段」意義上的「激進」。「基進」也相對於「保守」與「因循」的不圖改變，需要注意的是，將「基進」視為「激進」，很可能是保守主義下的修辭，主流社會企圖將主張改變的聲音，貼上「不理性」的標籤，讓保守更加保守。如何能夠在尋求社會認同之際，於可能走向手段折衷的過程中，還保持著並拓展運動目標，並且不受困於相對進步的保守，而讓運動失去能量。反抗不會只停留在理論，它必須進入到具體的情境與脈絡中，這些反抗才不會流於空談。基進則是帶著價值，不一定反抗，當基進發揮其精神時，會從倡議的言說「層次」帶向「行動」層次，朝向價值設定的目標實現前進。（一）不只是服貿這場運動或許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卻非無跡可尋，而是一連串 318 之前的社會運動所累積的焦慮以及對政府不滿的最終破口：樂生、反核、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洪仲丘、反美麗灣、大埔等事件，不斷地蓄積一種要求公平正義的能量，當然還有晚近 2013 年「馬王政爭」的身影相伴，作為這場運動的景深。服貿以 318「反黑箱」為起點，到 410「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為出關播種尋求退場的正當性，它背後首先涉及許多學者和社運團體長期對於「自由貿易」、「資本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質疑與憂心。對於經濟問題，讓他們可以在服貿議題上集結，儘管不一定走向「反自由貿易」，但是對「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之間差異的反省，在運動現場上不絕於耳。隨著自由發表的短講、街頭公民論壇，重新爬梳這波「新自由主義」浪潮衝擊下，所帶來的「財富集中化、分配不均」，同時各個產業受薪階級具體地感受到「工資停滯不前、低薪化」對生活造成的困難。而企業以經濟不景氣為名，雇用一般以廖美，2016：130），當然也有如黃丞儀、彭仁郁以「318 運動」稱這場運動（林秀幸、吳叡人主編，2016： 5）。筆者在行文中，將也 318 太陽花運動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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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K 起薪，也有不少企業壓得更低──19K、17K 時有所聞，這也凸顯了首次就業的青年生存不易，而產生了「崩世代」（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等， 2011）──「青年貧窮化、世代不正義」的問題。2014 年，30-39 歲的平均薪資退回到 17年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中國因素」2_{再度浮上檯面。當中國從未放棄宣稱「台灣是中} 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與中國簽署的服貿協議，同時也觸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主權衝突。台灣、中國之間往來頻繁，除了 318 運動抗議的黑箱服貿協議之外，馬政府毫無設限、迴避監督的各項兩岸協議，早已在 318 運動之前，不聲不響地進行，至 2014 年 7 月止，兩岸已經簽署 21 項協議（〈兩岸協議執行成效〉，2014）。服貿協議可能進一步透過自由貿易區，讓台灣更加被中國資本控制。因此，憂心中國以商逼政，並試圖藉由服貿擴大對台灣的政經控制，台灣將失去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延續 2013 年「反媒體壟斷」的「中國因素」，尤其是，更多資料顯示中國崛起挾帶大量資本以商逼政，迫使台灣不得不走向「被統一」的政治部署（dispositif de pouvoir），台灣主權的自主性則受到看不見的威脅。因而去脈絡化的「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等「迴避政治的政治修辭」，低估了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無法消除台灣被中國併吞的隱憂。在 318 的運動從「反黑箱」服貿協議開始，漸漸思考服貿協議本身所隱含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災難，一直到中、後期帶入到拒絕中國帝國霸權的併吞，而台灣長期被忽視的「台灣民族主義」理論、或是「去殖民化」，要求台灣獨立的聲音，從悠遠的過去，在這場運動中重新被帶出來，並成為政治運動中不可忽視的聲音。我們也看到，在這場運動之後，「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中，2014 年台灣人認同（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達到歷年最高點 60.6％（〈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1992 年 06 月-2016 年 12 月）〉，2016.08.24）。（二）「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相較台灣過去議題性的公民運動，318 太陽花運動，不僅是因為占領行動本身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而且其歷經的時間長，議題擴散力大之外，它還從批判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粗糙與濫權，到將國家主權的問題，帶進這場運動之中。過去幾年媒體的政治操作，以標榜「中立客觀」、「不要談政治」等「去政治化」的政治修辭。在政治被汙名化之際， 2 _{吳介民對「中國因素」進行了許多的觀察與研究，他將中國因素定義為「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 放在兩岸政經關係脈絡中，指涉的是：中國政府以其龐大財政，給予某些台商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其改變政黨傾向，或使之成為『中共代言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或其他白手套組織，在台灣進行企業購併、『恩寵交易』，並進而影響台灣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或政治秩序。」（吳介民，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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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運動為了能夠順利倡議，標榜和操作「超越藍綠」、「藍綠惡鬥」3_{、「藍綠共業」的} 「政治正確」語言，企圖與政黨政治切割，以保持自身的純潔性，而提升自身的正當性，所以任何的倡議行動都要標榜「不是政治」。不管是策略上或是認真地認為「藍綠皆爛」，他們呼籲的公民覺醒，對代議政治或一黨獨大的批判，就效果上來說，是一種重新返回政治原初的公共事務參與的熱情。因而就提升公民意識而言，政治參與門檻低的公民參與，捨棄複雜的黨派意識形態有其優點，能增加更高的參與率，讓從未參與公民活動的人，可以介入公共的議題。不過，其缺點則是會忽略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迴避了政黨價值的差異，而失去比例性的批判。在某個程度假戲真做的情況下，也可能陷入枝節性的技術問題，更高的專業化的要求，反而讓倡議力量無法拓展，原本想達到的政治改革，可能因為自身的「去政治化」，未能與議題友善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合縱連橫時，而降低倡議效果。相較政黨掌握更多資源的情況下，公民運動如果僅是藉由倡議、曝光量少的媒體發聲、記者會或連署施壓等方法，想達到代議政治中藉由立法達成政策制定與改革的效果，實有其難度。 318前後有一種政治覺醒的氛圍，「去政治化」4或是「厭惡政治」、「不談政治」5慢慢地得到某一種澄清，因為不談政治本身很可能就是政治化的效果。除了普遍造成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之外，不談政治可能就會讓代議政治下握有權力的人迴避監督。這種對代議政治的失望，也導致一種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所說的「反國會主義」，他說到：「反國會主義，其實一種對國家作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Bourdieu 著、孫智綺譯，1998/2016：13；Bourdieu, 1981: 3-24）筆者認為，我們在此停下來思考，「去政治化」隱含的一種弔詭，如果政治是惡臭且髒，而當政治無所不在、也控制我們的生活時，「去政治化」可能是甘於被一種邪惡骯髒政治所控制而不自知。當我們無感且冷漠時，這難道不正是那些企圖迴避監督的政客或政黨，所意欲形塑的「政治」氛圍？去政治化看似清高，但不介入政治的後果，也可能淪為對政治之惡的不作為，最後弔詭地成為保守的旁觀者。 3₂₀₁₄_{年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也以藍綠惡鬥來自我標榜超越意識形態（〈藍綠惡鬥嚴重柯文哲：當選後} 不加入政黨〉，2014.11.07），實為一種勝選的訴求。 4 _{王顥中將「政治化」視為一種概念分析，而認為「當我們主張要把某 X 政治化，意思就是說，必須用『壓} 迫、剝削、歧視、管制、支配……平等、自由、正義、解放……』等概念，來談論 X 的權力關係。」（王顥中，2014.01.06）而我們這裡談的政治化，從了公民參與到社會倡議與抗爭活動之外，還包括進一步政黨化的政治化。同時也提供我們當時看待 318 占領運動前，由林義雄發起，林豐正、黃國昌等人籌組「公民組合」醞釀新政黨的出現，開始了「政黨－政治化」。 5 _{這篇《蘋果日報》的評論〈去政治化的政治〉}_{（王昌漪，2013.01.17）提供我們從社會氛圍來看待作者對「去} 政治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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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318 前後，公民運動的蓬勃漸漸改變了「去政治化」的面貌。提倡有別於「代議政治」對時政的監督，自稱代表「公民」塑改革的、進步的社會力量，試圖集結在現實中對政黨代議監督功能失靈不滿的聲音，從而主張一種由下而上的倡議，透過審議式、進一步提出的參與式民主，企圖深化人民主權的意義。但是，隨著運動的零星化、制度上改革的牛步化，公民團體或是被集結而出的公民自覺：為何不能透過代議政治這個方式，進一步的擴散公民倡議的力量？ 318 占領行動之後，台灣人無法再迴避政治的問題，而是應進一步意識到「去政治化」、「去政黨化」所內藏的弔詭，從而「再政治化」、「政黨化」。除了綠黨從未放棄入政之外，這個現象在 2014 年的九合一選舉中，我們即可看到新興政黨（如基進側翼）的入政，以及 2015 年的時代力量、社民黨、自由台灣黨等新興政黨的第三勢力。這是從公民運動或社會運動開始之後，積極介入政治，以組黨達到再政治化的現象。當前的政黨政治常以勝選為目的，常以現實為藉口而服膺於功利主義，缺乏價值面的堅持，從而不自覺地走向「保守化」。因此，公民意識抬頭後的「再政治化」，展現更強的政治理想性；「再政治化」對原本既得權力者可以在公共政策施壓，更徹底地要求政府在內政、外交治理上的透明度；「再政治化」後，公民團體不再自外於代議政治，不再排斥代議民主作為議題倡議的手段，不會認為公民運動走向參政是別有用心，而是一種願意承擔，藉由參政達到改革的目的。因而，這樣的「再政治化」也進一步將台灣公民力量「政黨化」，形成一股「第三勢力」（從公民組合的籌組到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民黨，加上基進側翼與原本的綠黨以及自由台灣黨），為代議政治中可能淪為政治利益算計或為陷入泥沼、停滯不前的政黨競爭，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二、基進側翼在 318 扮演的角色

318 太陽花運動的論述中，有許多值得被書寫，在這些論述之中，筆者認為，基進側翼的存在並未曾被仔細書寫。筆者不惴淺陋，在此僅以「基進側翼」（2012 年成立， 318後介入 2014 九合一選舉而成為「政團」，2016 後改組為「政黨」：基進黨），並輔以「超克藍綠共筆部落格」為例，說明這場 318 運動論述中可能被忽略的聲音。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基進側翼並非作為 318 占領運動的代表，而基進側翼之所以可以被記述，是因為它除了和其他眾多社運團體強調公民性，除了有必要紀錄「邊緣」的團體，另外筆者想指出的是，基進側翼突出了「獨左」（台獨左派）6_{作為價值思考以及運動路線的政} 6 _{如基進側翼官網（http://flancradical.blogspot.tw/p/blog-page.html）所宣稱的：「這三項主張［筆者按：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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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運動團體，「獨左」後來也被蔡丁貴所成立的「自由台灣黨」作為成立政黨的運動路線。值得一提的是，由陳奕齊（新一）撰寫的「基進側翼」理論〈破中立台：組建基進政治側翼之政治戰略思考（Draft）〉（新一，2014.04.17），透過王曉波教授轉寄給謝大寧教授，在 2014 年 6 月號《海峽評論》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其理解，或是簡化、誤解為這幾年「幾件運動所呈現的軌跡」、「付諸行動的一個綱領性的指導文件」（謝大寧， 2014）。它辨識出 318 占領運動未被好好討論的台獨意識，儘管，謝大寧將基進側翼視為新興與青年獨派意識與勢力並非謬誤。但是，如果只提獨派觀點，很可能「化約」了一連串台灣公民運動乃至到 318 太陽花運動中對人權基本價值倡議與堅持。這樣的化約為統獨意識形態的差異，從而「轉移」了台灣「為何」出現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的探討，並迴避了當時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在治理上的重大缺失。回到基進側翼，在 318 爆發之後，雖然議場外從鎮江街到青島東路已經坐滿了群眾，濟南路也由台權會主導，以輪流短講的方式，不斷告訴群眾為何要占領立法院。而在最緊張的時刻，不時有黑道混入，鞭炮或是機車成群呼嘯而過的干擾不絕於耳，青島東路與中山南路可能成為位於青島東路立法院議場的缺口，因此，「基進側翼」7_{結合台獨聯} 盟與台聯的力量，當時基進側翼在北部的成員包括妖西（劉敬文）、王奕凱、陳子瑜等人，8_{於 319 架起了舞台，與公投盟連成一線，後來著名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即是在此刻由基進側翼總召新一（陳奕齊）口中說出。9_{之後為了減輕內部的壓力，「基} 進側翼」配合議場內提出島內遍地開花（林朝億，2014.03.21），轉進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而分別在 322 當天有台南（〈遍地開太陽花！群眾到台南國民黨部抗議〉，2014.03.22）及高雄（〈反服貿遍地開花國民黨高市昨晚被圍〉，2014.03.21）的國民黨黨部被包圍，後來各自轉進到台南成大以及高雄中央公園。10_{在 330 當天也由超克藍綠共筆部落格與} 基進側翼共同在現場發放〈我控訴〉11_{一文，可惜當天因為「誤會」而被現場糾察沒收} 自主化、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的另一種具備左翼色彩語言即是：反殖（反國民黨殖民遺留問題）、反帝（反中華帝國）、與反剝削。」 7 _{基進側翼始於：2005 年之後，連戰訪中，連胡會確立連戰為主的中國國民黨的在台灣的「中國」政經利} 益的代理人資格。此後，「中國因素」堂而皇之成為台灣選舉政治中不可忽視的一個親中側翼因素。基於此，台灣必須有另一支基進保台的側翼政治力量，與之抗衡──論述上的、街頭上的抗衡。 8 _{妖西和王奕凱於 2014 年 6 月先後離開基進側翼。} 9 _{〈基進側翼：反服貿 2014.03.19〉這個歷史影片，提出了基進側翼在青島東路以及中山南路的轉角短講演} 說，提出了其基本主張，也開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08’10”）的口號（〈基進側翼：反服貿 2014.03.19〉，2014.03.19）。 10 _{根據晏山農在《這不是太陽花學運》所表示，「總體而言，包圍各縣市國民黨黨部的行動南熱北冷，並未} 遍地開花。」（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48） 11 _{「我控訴」（J’accuse）一詞 1898 年法國作家左拉在名為《曙光》（L’Aurore）的報紙上發表的公開信，向} 當時法國總統發表的文章標題，抗議政府反猶太政策，以及對猶太裔軍官德福雷斯（Alfred Dreyfus）案件的不公平審判。報紙頁面如圖：https://goo.gl/8ft0A3；全文詳見：http://www.lapres.net/zola.pdf（J’accuse…!, 2017）。在 318 由超克藍綠共筆部落格與基進側翼以「我控訴」（J’accuse）為題發表的摺頁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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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丟置現場附近的垃圾桶，但在澄清之後，在立院抗議現場持續發放。12 318 運動的初期，反對民主程序的「黑箱」要求「透明」的「反黑箱服貿」是不同團體（有團體反對中國因素，也有團體反對自由貿易）集結在一起的最大共識，因此不碰觸政黨、不碰服貿、不碰中國、不碰自由貿易，而只談「黑箱」。就擴大參與度的運動策略上來說，可以理解的是：這場公民運動的參與者有許多人是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任何「反中」、「反自由貿易」言論，對許多僅是「反黑箱」的公民參與者，可能會失去號召力的。因而，一開始尚有「反對黑箱服貿、不反中」、「反對黑箱服貿、不反自由貿易」的聲音。隨著運動時間的拉長，以及不同的公民團體以及個人的短講與討論，讓人民透過現場轉播，對中國協議以片面行政主導迴避國會監督的不透明的談判，更加深了人民對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的不信任，許多人更加意識到「自由貿易不等於公平貿易」、「全球化不等於中國化」、懷疑「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政治語言。2014 年的 318 運動也是促成了再次反省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的時刻：國民黨在形式民主的政黨輪替中，並未轉型為民主政黨，挾其黨國資本結合恩庇侍從體制的法西斯的威權幽靈，仍揮之不去，如國民黨的「黨產」仍是號稱「民主」台灣政治中尚未清除的毒瘤，進而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從反服貿所引發台灣中國之間談判不透明，使更多人懷疑這個背後，除了執政黨片面違背民主制度所要求的透明監督機制精神之外，是否包含了國共之間不為人知的共謀？當基進側翼將「基進」定義為倡議著「基本又進步」的價值時，我們發現這並非是理論上的創見。因為公民議題對社會改革的要求本身就要證成自身的基進性──基本價值的固守、制度化方案的相對進步這些基進的價值不是不可討論的，也正因它可被討論，不斷的深化，才能表明其基進性，而不至於在行動中，失去了對價值反思。「反服貿」如果迴避了自由貿易、中國因素，只以黑箱的程序問題作為這個運動的解釋，可能就會因為運動策略的考量而迴避價值思考。也因此，在 318 運動中，除了社會公平正義的熱情與制度性反省之外，「台灣認同」、「中國因素」、「自由貿易」的釐清與批判，也因運動熱情的催化下，在議場外各式不同公民短講中，得到了更多的討論與擴散。在 318 之前，除了獨派社團長期以台獨理念做為行動號召，新生代的基進側翼更高舉「獨左」路線。13_{基進側翼結合了過去超克藍綠共筆部落格（主要是佛國喬與格瓦推} 兩位）對於解殖、公民民族主義、反全球化論述，試圖去扣緊台灣未來政治改革的可能，重新喚醒或去整合大家關心卻被忽略的三個方向「政治、主權、社會」的「獨左」理論 12 _{關於沒收文宣事件，可見〈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聲明稿〉（2014.04.02）；另見新一（2014.04.03）。} 13 _{以下這篇出於 2008 年的文章，面對中間選民的迷思，導致討好以及價值妥協的策略，基進側翼以本土觀} 點試圖拉出一條既獨又左的政治光譜，透過承擔所謂「暴民」的惡名，鞏固基本價值（Shinichi, 20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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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政治民主化、主權自主化、社會自由化」同時相應地配合「反殖（反國民黨殖民遺留問題）、反帝（反中華帝國）、與反剝削。」14 進入之前基進側翼的基本主張之前，上述三點只點到基進側翼的「基進」價值的脈絡，但是，為何要有「側翼」？「側翼」是一個簡單的戰略概念，台灣長期在民進黨與國民黨競爭過程中，由於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還牢固地在制度當中，因此反國民黨勢力，常常會為了「階段性」推進目標，而不得不在價值上妥協。「側翼」則是透過價值立場的基進化，一方面鞏固價值面的基本盤；另一方面，承擔主流媒體可以冠上激進或暴民的惡名，促成價值相近的更大政黨（如民進黨），可以使用相對靈活的策略，擴大中間，增加接受度，使政黨斡旋有更大的空間，讓訴求最大化，最終促成理念相近的盟友成為最大政黨為目的。某個程度，看起來類似傳統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15_{筆者認為，所不同的是，上述} 的敵我關係設定，只建立在擴大自己的利益之上，反之，側翼基於價值，只會選擇朋友合作，而不會選擇敵人合作，必須建立在立場與價值相近的夥伴，才有意義。不過，即使價值相近也避免不了衝突，只是這樣的衝突是「內部矛盾」的關係而不是「敵我矛盾」。其次，「側翼」並非臣屬或附庸的概念，雖然「基進側翼」認為自己透過基進化，承擔暴民的責任，然後可以在藍綠的光譜，幫助階段性的友軍民進黨推向中間，但是否真能達到側翼的效果，則無法一廂情願，因為「側翼」是「客觀效果」的問題，而非單憑「主觀意願」。但是筆者認為，即使是側翼，也必須完全保有其自主性，因為側翼是一種方法、手段、戰略，而非自身就是存在的目的。使用「側翼」進行操作，必須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才不會造成合作政黨本身在現實主義下，模糊化其立場與價值；或是側翼甚至必須以「反對」之名，讓立場合作者師出有名，促成理念實踐效果最大化。不過，同意與反對合作者的策略運用，都必須基於「公共性最大化」的價值主軸，來設定階段性任務。不過，一旦這個合作夥伴「獨大」後，側翼效果就會改變，最大政黨必然進入保守化的邏輯，因此，勢必在共同敵人瓦解後，完成階段性任務結束時，不可避免地跟夥伴政黨在價值上與政黨競爭上正面對決。理想的側翼的角色，則是在可能合作的政黨因為效能不彰或是權力腐化後，提供人民在政黨選擇上的另一個選項。這也說明了基進側翼在 2016 年選舉後，從政團改為政黨的原因。 14 _{作為基進側翼的思想彈藥庫，超克藍綠共筆部落格在其〈解殖式台獨的超克大補帖〉}_{（格瓦推，2014.07.08）} 收錄許多解殖與民族主義的討論可見到基進側翼對其政治論述的承繼。 15 _{〈破中立台：組建基進政治側翼之政治戰略思考〉一文中設定了基進側翼與民進黨之間的關係，基進側} 翼論道：「我們營造一個舞台給民進黨收割，不怕他們收割，歡迎他們收割，因為我們定性民進黨是次要敵人、是爛蘋果、是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國民黨（加共產黨）是主要敵人、是毒蘋果、是敵我矛盾，因此藉由民進黨這個爛蘋果上台，淘汰掉毒蘋果是我們的階段性的政治與歷史責任。」（新一，2014.0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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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個角度上來說，公民社會的不服從或反抗，本身就會在政治運動上發揮一種側翼的效果，即使公民運動本身並不自覺，它會讓被它批判的對象（常常是執政黨），間接轉移為增加在野黨聲勢的客觀效果。舉例來說，318 太陽花運動常被視為是民進黨煽動主導，熟悉的人都知道民進黨的許多檯面上的政治專業從政者在立院門口輪流值班，從旁協助，並無法主導局勢發展。不過，在 2014 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民進黨在 22 縣市拿下 13 席（2010 年只有 6 席），也促使了 2016 年第三次的政黨輪替，民進黨拿下總統以及國會多數，而進入「完全執政」。如果不是 318 運動，我們很難解釋在野的民進黨是什麼樣的具體作為，造成這麼大的改變？也就是，公民運動在台灣政治板塊挪移的政治效果上，的確扮演了側翼的角色，不過，這是從政治結果來「回推」何為側翼。但是這樣的政治策略分析，無法解釋公民運動所帶有的自主性及其倡議價值的感染力。因為，這一場場的「公民運動」即是政黨代議競爭下對議題倡議無能後，才必須扮演著基進化的角色。公民運動雖然可以造成一種側翼的聲勢，這個基進化的角色卻是有限制的。原因在於，若是在代議民主政黨競爭中，以選舉勝選為目的，競逐討好的政策時，整個政治氛圍將會因為協商妥協而保守化，加上媒體操作與反對黨擴大自身政治生存空間的必要，一旦人民對支持政黨失望，不是轉向敵對政黨，就是冷漠以對不投票，或是不斷地質疑原來所屬政黨的正當性，而讓衝突內部化，在內耗中不斷地流失廣大影響力，對價值的倡議也會逐漸失去力量。人民在選舉時，若是缺乏選擇的情況下，這就是為什麼作為倡議者或是公民運動者，必須不排斥進入代議政治，才能展現為更具積極性、改革性的第三勢力作為槓桿。一方面，它將扮演著側翼的角色，可以將夥伴政黨無法容納的聲音，引流至可以宣洩的出口，並且進行價值批判後，尋找策略後再度集結，最後形成一股勢力；另一方面，小黨與大黨之間，除了競合之外，也需要準備在夥伴政黨無法踐行其基本價值時，取而代之。

三、反服貿議題的台灣認同背景

上面已經提及反服貿本身不僅到台、中兩國如何進行協議以及談判透明度的問題，更涉及到台灣、中國長期以來曖昧又緊張的關係，以及自由貿易所帶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問題。基進側翼的「獨左」主張，則是在這個交錯的脈絡中，進入到 318 運動。過去幾年透過不同民間社團的努力，我們可以看到左的言論在台灣公民社會常常被提到。「左、右」的路線之爭，若是停留在理論層次，缺乏制度面深化與配套，雖然都用「左」一詞，但其意義指涉是不同的。舉例來說，法國的右派，可以說在現實條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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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台灣的左派來得左，因為法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上本身就是左傾的；反觀台灣，我們如果談左的，卻在一個右派的「資本主義」上談左。一樣都是談論左派，立論的基礎點差距甚大。關於台灣主權的問題，過去的「愛台灣」的口號，反而掩蓋了「如何」的問題。而以「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雖然在黃昭堂16_{或者史明（2014）} 的著作中常提到，但是這些主張台灣民族主義或是解殖理論，常常停留在少數獨派團體或是學院中，或僅是在政治運動中的一種口號式的點綴，很少進入到公民運動。獨派團體，如台獨聯盟在運動策略上在遷台之後，更常使用的是「正名、制憲、國家正常化、入聯」等主張，原因在於台灣民族主義不僅因為引用「民族主義」一詞，而被標籤化或汙名化為右派法西斯，更可能由於不熟悉或者無法仔細深思主權國家作為國際參與的基本條件，以至於這些早已存在於 318 之前的理論反省，不是被視為陳腔濫調的口號，就是被貶抑過於激烈不理性的話語，或許現今對某些人依然是無稽之談？不是這些話語沒有道理或脈絡，在諸多保守與反對者夾擊下，以及在淪為口號化後，失去與現實結合的力量，而讓理論對過去現實的洞察，被視為不合時宜、不夠謀略、不夠溫和等等。在 318 占領運動前期，議場占領者的論述策略是讓反黑箱服貿以及集中在社會分配不均，從公共政策上對具體有感的制度性缺失進行批判，結合世代不正義，以獲得更多的共鳴，主導者因為要固守運動成果，選擇相對溫和、聚焦的方式，而不選擇基進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占領立法院已經是一個打倒國民黨的準政變行動，除了運動主導團體沒有這樣的企圖，社會大眾不見得準備好了，因為整個台灣社會還是處於一種被溫情主義以及小確幸所包圍的環境中，從媒體、大眾設定「學生是純潔的」（〈陳菊評譴責白狼干擾純潔學生運動〉，2014.04.02），顯示出一種保護心態而將學生作為自主的公民幼體化17_{。而在這個時候，任何主流媒體不會青睞如基進側翼提出「獨左」立場。} 這些獨左的話語，在中國因素的進逼下，加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議題，隨著時間的拉長，卻有發揮的空間。原本被迴避或視而不見的問題隱隱地在整個反服貿運動醞釀著， 16 _{黃昭堂在《台灣那想那利斯文》書中第 4 章〈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中，從台獨運} 動的角度，說明了台灣民族主義意涵的發展：「整個獨立運動的目標在於台灣的獨立建國。台灣民族主義是其武器之一。獨立運動的每一位成員都有強烈的台灣人意識，而這意識強烈到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程度，但是對於台灣民族的觀點可分為三種：1. 台灣民族已經成立。2. 台灣民族正在形成中。3. 獨立建國不須強調台灣民族的存在，只要台灣人有獨立建國意願即可。」（黃昭堂，1998：94） 17 _{「幼體化」一詞，並非學術專門用語。在媒體強調學生運動中，在運動的推展中，會凸顯學生的「純潔} 性」，間接說明一種理想的正當性。運用「純潔」容易得到廣泛的同情，不過，「純潔」可能也會連結上「天真、無知」，進而被貶抑為「缺乏自主性、無法自己負責」，而讓學生運動被引導為「被有心人士所煽惑」，簡言之，這種不將學生當作「大人」，不認為學生行動具有自主性，即是幼體化的操作。我們暫不討論，萬一，學生「自稱」自己是「純潔」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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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行政院事件、330 五十萬人大遊行，使得各種基進的主張，有更多的討論與理解。就整體來看，基進論述儘管不由議場來主導，外圍卻可藉由基進的議題，分進合擊，承擔議場內可能被抹黑為暴民的責任，而議場外不管是批評或是更基進的論述，都可以形塑議場內論述的相對理性、和平。不過，正當許多人憂心 330 之後占領立院的動能不足時，卻偶然地在 4 月 1 日黑道份子白狼張安樂對占領行動議場外靜坐的青年世代的群眾提出「你們都是中國人幹出來的」、「你們不配做中國人」等。「是不是中國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問題，透過媒體浮上了檯面。筆者當時在議場外擔任主持（〈狼來了！靜坐女學生一身勁裝求自保〉，2014.04.01），好奇地也刻意地詢問：「白狼說你們不配做中國人，大家可以告訴白狼我們是什麼人嗎？」現場群眾熱情激昂、毫不猶豫地喊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大聲地回應在忠孝東路鎮江街口的白狼張安樂。反服貿議題除了從反黑箱，拓展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主張，也伴隨著「台灣 V.S.中國」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別。當時接近 4 月 7 日鄭南榕冥誕，其所著名的口號「我是 XXX，我主張台灣獨立」也開始發酵。從「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到「我主張台灣獨立」的立場表態的聲音從小到大，「反服貿」引出「反中」（反中共政權對台灣壓迫）的問題。始料未及的是，基進側翼或公投盟在議場周邊或是在外圍鼓吹的倡議，在占領立院行動的後期被聽見了。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出現，不會是 318 占領運動的產物，18_{而是在這次的運動，台灣認} 同透過年輕世代的聲音在公民運動中被檯面化。但是也因為反服貿對中國因素的檢討，從而使得「反服貿的立院占領運動」擴大了原本設定的議題，促使我們再次思考台灣現實處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而讓台灣內部政治處境或是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被重新思考。筆者以下略述基進側翼提出了三大危機，可以說明台灣有待解決的問題，並提供大家作為反思當下的參考。

四、「反服貿」前後的台灣三大危機及其解決

台灣社會面臨的三大危機即是：中國國民黨威權殘餘的復辟產生的民主倒退問題、中國崛起背後下的中華帝國主義對台灣主權的侵奪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台灣各種社會正義、環境生態與勞動剝削之問題。此三者可謂相互夾纏，並 18 _{這個問題可以參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 1992 年起，每年 6 月公布其所作民調的「重要政治態度分布} 趨勢圖」的其中一項：「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2016.08.24）。從該趨勢分析，台灣人認同（不包括是台灣人也中國人）維持的 50-60％，可以得知，並不是 2014 的 318 占領立院行動突然讓許多人成為台灣人。不過，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不等於「統獨立場」，也必須參考該中心的另一項統計「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布」（2016.08.24）相互參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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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呼應加乘。（〈關於〉，2014）其實在 318 運動爆發之前，基進側翼就對台灣所面對的上述三大危機中，表達自己論述立場，而這個危機尚未解除。基進側翼從獨派觀點「破中立台」的前提下，提出了三個綱領式的主張。政治民主化、主權自主化、社會自由化（新一，2014.04.17）。（一）何謂「政治民主化」首先檢視國民黨在台灣威權殘餘的事實，黨國體制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透過政黨政治的競爭中，並未將國民黨改造民主政黨，弔詭的是它很可能轉化為透過民主制度保護下的法西斯黨。由於台灣缺乏《政黨法》的立法，也因為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國會的一黨獨大而阻撓其通過，也使得國民黨在黨國分家之際，僅僅被「社團法人」規範，解嚴之後或是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仍然挾帶大量的黨產，除部分過去附屬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婦聯會」、「救國團」轉為表面獨立，實際服從國民黨指揮。更嚴重的是，國民黨黨營企業「中央投資公司」涉及了 119 家相關企業（〈黨營事業知多少〉，2014.08.09）。問題在於：政黨是否可以經營企業？掌握行政與立法的公器時，經營事業將會違背基本政治倫理的問題：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不僅如此，蓄積大量財產的政黨，導致了政黨競爭不公平、政黨可以利用金錢收買地方派系，而讓沒有錢、資源不足的政黨無法存活，讓一黨可以繼續獨大。由於資本決定選舉造勢、媒體宣傳等費用，從威權法西斯結合了黨國資本主義，操縱了中央與地方政治，也妨礙了政治的改革。在這個前提下，基進側翼認為：2008 年的政黨輪替不意味民主改革，而是走向了「選舉式或競爭式的威權政體模式」（新一，2014.04.17：4；Diamond, 2002；Levitsky & Way, 2002）。基進側翼引進「政治民主化」或公平合理的政黨競爭基礎，並且引用德國「防衛民主機制」的概念，更基進地認為：國民黨「在其威權法西斯本質未洗滌之前，應不具參與民主選舉的資格」（新一，2014.04.17：4）。19 19 _{基進側翼在 2015-2016 年間也推廣總統與國會投票之外的「第三張選票──黨產公投」，作為一種 2016} 年總統及國會選舉時的一種側翼的策略。這樣的主張，在 2016 政黨輪替之後所成立的「不當黨產委員會」，逐步收回國民黨不當從國家、人民取得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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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主權自主化」20 首先面對國共兩黨共同鬆動台灣主權的危機，或許不見得走向格瓦推所說的「台獨作為解殖式的公民國族主義」（格瓦推，2014.01.18）。基進側翼訴求台灣主權之自我確立，首先明確區分「台灣不是中國」，進而訴求「台灣不是中華民國」（格瓦推， 2014.07.08）。21 基進側翼的看法，有別於蔡英文在 2012 年總統大選所提出「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因為選舉考量的權宜之計，也不同於利用國民黨的語言而在 2016 年總統大選之際提出帶有創造性模糊的「維持現狀」。其次，「台灣主權必須由台灣人來決定。然而，必須指出台灣是一個國家，欠缺的是國際核發的身分證。」（新一，2014.04.17）拒絕統獨議題作為公投選項（新一，2013.06.23），反對 1999 年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前途決議文，2017）。筆者淺見，如果認為台灣是事實上獨立的國家，統獨無須公投，一個已經事實上獨立的國家，只有可能進行統一公投而不是獨立公投。但是台灣缺乏國際承認，完成法理台獨。因此，透過國際承認的策略切入，一方面就已經確立台灣為一個「不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實體，並採取「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策略，產生人民主權共識，為要求國際承認，提供正當性，反過來確定台灣獨立的完善化，從事實存在（de facto）導向法理存在（de jure），並間接處理台灣懸而未決的正名、制憲。

（三）何謂「社會自由化」基進側翼所提出的「社會自由化」與「經濟自由化」對立，後者強調市場機制並排斥國家介入市場，導致了國家全面退卻，美其名為全球化、國際觀，實際上只有資本才能全球化，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讓位給市場自由競爭，而在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情況下，拉大貧富差距。加上台灣對資本利得不予課稅的情況下，無法透過稅收作為手段，進行長遠規劃的公共政策改革，更遑論是否能達到調節貧富差距的效果，台灣就是在這個資 20 _{筆者經匿名審查人的提點：「主權自主化為同義反覆」}_{（tautology），筆者甚為同意，但是也提筆者去思考，} 「主權自主化」凸顯面對台灣最為一個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法理上不被國際承認，其「主權」並非完整；另外一方面，我們亦可延伸主權的積極意義，以人民主權概念，積極檢視主權是否屬於人民，才不至於讓主權觀念變成形式意義，並透過自主去檢視主權的真正意涵。 21 _{格瓦推認為：「台獨意指解殖建國，這是基本又進步的定義。這種基進，始於黨外時期民主先行者的振聾} 發聵；而後不幸隱微於李扁時期，由「台灣＝ROC≠PRC」的便宜說帖大行其道，遮掩了台灣仍是被殖民社會的事實；幸亦不幸，以中華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為終極關懷的馬英九政權，對內化獨漸統，對外附和中國，ROC＋PRC 共構了新的中國殖民體制，點醒了新一代台灣人：台灣仍是被殖民社會。」（格瓦推，201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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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球化的脈絡中，更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環境中。除了不同職業別的退休年齡與年金差異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之外，一般的勞動人口而且青年世代處境更加困難，陷入了「低薪、高工時」被勞動剝削的惡劣處境。加上房屋稅和地價稅過低，間接放任資本在房市進行投機，青年世代除了階級無法流動、奮鬥一輩子也無法買房，低薪、高工時、責任制等，也在結構上支配個人空間，讓個人從事工作以外的休閒、自我成長或是公共事務不可能。筆者延伸「經濟自由化」不僅強調自由競爭，它還配合了一些難以突破的集體意識或成見：一個高唱個人「努力」的必要，忽略了結構因素，而將社會成因所造成個人生活的困苦，歸諸於個別人的不努力；或是用「競爭力」的思考美化市場邏輯，以成功和失敗來評價個人；對於過度競爭所造成的不幸，以私人的慈善之名，用過多不必要的憐憫，來迴避整體的制度性思考。社會自由化則主張社會經濟成果回歸給大眾，進而從血汗勞動中脫離出來，而成為自由的人。藉由「社會自由化」，基進側翼則認為「凡是台灣人民，都應該公平與正義地共享台灣經濟成果。經濟發展必須讓台灣人民逐漸從勞動中釋放出來，逐漸有更多時間追逐自己生命的夢想的自由人。」（新一，2014.04.17：4）

五、台灣公民民族主義與解殖的疑難

在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分類中，有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或稱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與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雖然都被稱之為民族主義，其共同點是強調凝聚、共融、團結在一個共同體之下，但是這幾者各自有不同的內涵，本文只提及台灣最常談論的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族裔民族主義，以種族血緣關係為基礎，所建立的共同體，這樣的族裔民族主義，常是一種政治上的虛構。民族（nation）或稱國族、國家，一詞常常在國家與民族之間擺盪，因而必須區分出不以種族為基礎的公民民族主義的定義，最著名的回溯到法國歷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在〈何謂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定義為「每日的公投」22_{而標明了民族是有別於「族裔」}

（ethnie）或是「宗教」為基礎，近代英國政治理論家大衛．米勒（David Miller）也說：公民身分並不需要建立在族裔上，但卻不能化約為純然政治的「憲政愛國主義」（Miller,

22 _{如勒南所說的：「國家的存在是（原諒我使用這個隱喻）每天的公投，就如同個體的存在是對生命持續的}

肯定」（L’existence d’une nation est (pardonnez-moi cette métaphore) un plé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 comme l’existence de l’individu est une affirmation perpétuelle de vie）（Renan, 188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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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3 以台灣為主體或現實台灣的政治處境來看，筆者認為基進側義所主張的價值批判與方向並沒有太大的疑義。有待商榷之處，是「台灣公民民族主義與解殖的合流」是否有其策略的必要性。就解殖的觀點來看，不僅台灣沒有經歷轉型正義對過去的歷史清楚地澄清，當時尚在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仍然企圖以虛構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殖民台灣。如 2015年國民黨仍然企圖以罔顧歷史專業以及程序正義的黑箱課綱，塑造台灣學子為中國人，後來全國高中生出來反對黑箱課綱，甚至有人因此自焚，以死明志，教育部迫於壓力，只好出來溝通，教育部表面強調開放、多元的「理性溝通」（〈7 月 22 日課綱陳情期能理性溝通〉，2015.07.22），實則重申官方說法，除了迴避黑箱問題，且「獨斷」決定「新舊課綱並行」（〈回應高中學生團體所提有關課綱微調之訴求持續透過多元管道溝通〉， 2015.06.13）。試想，非法與合法並行，竟宣稱「黑箱課綱與合法課綱」並行是「多元、理性、尊重、包容」（〈教育部譴責反課綱民眾及學生違法行為忍痛依法提告〉， 2015.07.24）？當國民黨執政下的教育部，利用空洞的道德修辭卻沒有直接處理程序正義的問題，也讓背後隱含的爭議懸而未決，以歷史課綱為例，依然沒有處理是何種史觀指導著課綱制定的邏輯，是以台灣主體或是中國主體？還是一種世界史觀？即如之前所說的，台灣雖然已經政黨輪替過了，轉型正義尚未完成時，這個以中國為主體，看不見的被殖民狀態不會因而改變。解殖最後面對的不是脫離某個種族統治的問題，它所帶來最終的反省，還是階級問題，並去思考我們是否還活在「不平等的壓迫」，是否仍活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並以少數統治者價值為主。反殖民或是解殖的關懷，最終指向從被壓迫中、從不自主中解放出來，它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基進價值，而這是追求自由之人，必須要時時刻刻自我提醒是否活在看不見的枷鎖當中，是否妄想自己是主人？這是解殖所帶給我們的啟發。它需要每一個人畢生的奮鬥。而民族主義目的透過意識形態的形塑達到共同體的凝聚，在集體意識的空缺，中國以商逼政的既定政策下，台灣民族主義曾經是黃昭堂提出作為一種抵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也是史明從共產國際的觀點以解放弱小民族為初衷，以及近年來吳叡人對不同殖民形態的學術探討（吳叡人，2006），這幾人同樣基於解殖觀點，而倡議台灣民族主義。這些提倡台灣民族主義的共通點，初衷都是試圖從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以及從被殖民的不自由狀態掙脫出來。我們不能因為他們都使用了民族主義，而將兩者的差異抹滅，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在國民黨的黨國制度，藉由權力的行使，透過文化、教育等政治手 23 _{如米勒所說：}_{「我明確否認公民身分必須具有排他性的族裔基礎，似乎我捍衛其他人所說的公民民族主義」}

（Miller, 1995: 188），但是他也反對回到「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只將公民民族主義化約為純粹政治性而忽略了「共享的歷史與共通的文化」（Miller, 199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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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虛構著中國夢；台灣民族主義則是一直屬於倡議階段，作為反抗殖民體制，卻不具政權力量而只有在意識形態進行的反抗手段（格瓦推，2013.10.11）。但是筆者也想引用黃昭堂的提醒：「在漢字文化圈，將 nation 譯作『民族』，將 nationalism譯作『民族主義』，引起了概念上的混淆，帶有濃厚的血統主義。」（黃昭堂， 1998：98）另外筆者認為，台灣當下若是要以台灣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策略手段」，即使宣稱為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卻不無疑義。一、民族主義在西方世界容易與種族主義或是極右派的排外主義產生誤解；二、當我們使用公民民族主義一詞時，一旦公民價值與民族主義產生衝突時，要以誰為主？是否可以改為「公民主義」？三、許多人將民族主義作為族群動員與共同體凝聚的工具，民族主義是作為工具性存在還是目的性？如果目的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且被承認的國家，而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工具，我們需要自問：難道沒有更好的工具？還是必須依靠它完成階段性任務？四、民族主義一詞在漢文充滿血統脈絡，勢必造成誤解，而認為必須要有民族作為支撐有具體的人民，這在戰後弱小民族的解放有其脈絡，在當下充滿外來移民內部又具有多族群的情況下，公民民族主義果真可以讓人理解到，這是一種包含過去、現在、未來、包含所有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五、如果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虛構，台灣民族主義即使加上公民，是否可以達到凝聚內部團結的效果，同時避免虛構？筆者認為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提出，儘管在學界多方的澄清，轉化為在台灣追求國際承認成為一個完整主權國家治理下所要求的憲政與民主價值，並經由自省後而形成多元包容關懷，充實並豐富了台灣民族主義的理論論述，早已經脫離傳統民族主義的排他內涵，而成為一個未來國家想像的理論試驗場。但是作為工具性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很容易陷入理論上的解釋與爭議，或是因為策略性的運用在運動中，而讓公民民族主義本質化，從而妨礙行動的擴大與集結。而形塑台灣的國家認同不一定借助民族主義一詞而誤解為一種集體意識形態虛構，而是強調一個國家與人民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的鞏固。筆者淺見，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可以與解殖脫鉤，首先以沒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台灣國家認同」一詞取代「台灣民族主義」，以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其次，解殖作為一種集體或個人自由的要求，為脫離被奴役狀態而努力。

六、結語

基進側翼並非基進價值的唯一代表。我們透過基進側翼為例，企圖凸顯「基進性」的重要。反抗絕對不會屬於主流，反抗只能從非主流開始，也從少數的集結開始，反抗的基進意義是拒絕基本價值的妥協，也是反抗的正當性所在。基進不會永遠是邊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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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進議題主流化，它朝向了兩個發展，一、某些主張將進入由公民意識覺醒轉向憲政制度的落實，而所形成所謂的「共和共識」，如基本人權的落實；二、它必須轉向其他的基進議題，避免在現代民主代議制度的多數決結構中，忽略弱勢、差異，而變成功利化與保守化，而喪失理想性。反抗的基進意義在於反抗中對價值的堅持，依據且為捍衛這個價值而行動，並對所有破壞基本價值進行抗爭，從而使得反抗的發生有了正當性。另一方面，反抗的精神會隨著倡議的成功慢慢消失，基進的價值則是持續對基本價值可能被侵襲，保持應有的警覺。反抗帶著基進，基進則醞釀著反抗。 318 太陽花運動，雖然被視為學生運動，但實際上，它卻是台灣公民團體、學生團體以及許多自發的公民與學生，透過反服貿黑箱的倡議以及尋求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標舉著基進的民主價值「透明、監督機制」透過 23 天占領行動，反抗當權者的專擅及其對民主價值的危害。短暫的散場，或許很多人不以為然，然而 318 所喚起的公民覺醒，提出反抗的基進意義，對基本價值的捍衛，反抗當權者的濫權，重拾政治改革企圖，卻帶來世代共同奮鬥的希望，也提醒當下台灣人民面對共同未來的未竟之業。（責任校對：邱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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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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