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家訓內涵及其對宋代家族教育的影響
周愚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摘 要
本文試圖探討宋代家族教育興起後，儒家的政治理念如何在官學及書院之外，透 過家族的管道傳播給士庶子弟。本文以影響宋代家族教育內容的主要人物之一司馬光 為例，分析他所編撰的《書儀》、《居家雜儀》及《家範》等三種家訓書的成書原因、 內涵及影響。此三書不僅是提出種種行為倫理規範，以供當時臣民士庶遵行，其背後 更含有司馬光「以禮治國、以禮治家」，家齊則國治的政治理念。雖然在北宋其書流 通有限，且未能真正落實，但是對於南宋朱熹及後世影響甚巨，故不可忽視。 關鍵字：司馬光，家族教育，家範壹、前言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諸帝雖重道崇儒， 均多次臨幸國子監（周愚文，1985，pp. 8-10）， 但是官學教育卻要到仁宗朝，中央的太學或州 縣學，才有較大的發展（周愚文，1996）。不過 官學教育的容量畢竟有限，因此在官方形式之 外，其他傳播儒家教育理念的管道漸興，以往 學者多注意到的是書院，事實上還有另一管道 值得注意，即是家族教育（或稱宗族教育）。本 文在探討家族教育的內涵前，需先說明宋以降 新家族制度的興起與特色。貳、新家族制度的興起與特色
關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徐揚傑（1995， pp. 2-10）將其分為三類，一是周以前的宗法制 度，二是魏晉唐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三是 自宋以後形成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 原本魏晉南北朝的門第，歷經唐五代，逐 漸消融。不過仍有少數一般的大家族零星存在 著，它們累世同居、共財、同爨合食（徐揚傑， 1995，p. 34）。而此新產生的家族制度，一般特 色有三：一是祠堂，二是家譜，三是族田。如 馮爾康、常建華、朱鳳瀚、閻愛民、劉敏（1994， p. 209）指出：宋元時期宗族社會的特徵之一， 即是以祠堂、族譜及族田為收族手段的宗族形 態。徐揚傑（1995，p. 20）說：立祠堂與編家 譜用以尊祖敬宗，強調血緣關係，規定家法家 規，以維繫家族制度。而設族田，則是提供物 質誘因，以達收族效果。而李文治、江太新 （2000，p. 40）則說：官僚士大夫之家，通過 建立祠堂，制訂家約法規、置祭田等活動，以加強精神上的聯繫。亦即以宗祠、族譜、記產 為內容的宗族制，從宋代開始形成。朱瑞熙 （1986，pp. 116-128）指出其特色有六：一是 行小宗之法，二是以宗子（族長）為勢力核心， 三是族產，四是祠堂，五是族譜，六是族規。 與前兩種說法不同處是行小宗之法。 這三項主要特色是分別出現，而逐步形成 地。首先，就祠堂而言，祠堂由家廟演變而來。 司馬光（宋/1929，pp. 571-572）〈文潞公家廟 碑〉載到：先王之制，自天子以至官師，皆有 廟。秦時，天子以外，無敢營宗廟。漢代公親 貴人多於墓所在建祠堂。魏晉以降，漸復廟制。 後遂著於令，以官品決定祭祀祖先世數。唐世 貴冑皆有廟。五代蕩析，士民求生不及，禮頹 教壞，廟制遂絕。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允 許文武官員依舊式立家廟，令下莫之舉，而士 大夫也不知可立家廟，故未能實行。皇祐二年 （1050），命禮官議定制度，唯對象限於高官。 最初建立家廟的是平章事文彥博，他在洛陽仿 唐制於嘉祐初開始營建。然而官員與庶人在獲 允許立家廟前，已有例子以家祠堂或祭堂祭祖 （馮爾康、常建華、朱鳳瀚、閻愛民、劉敏， 1994，pp. 170-172）。所謂「影堂」，是指庶人 在家中的正寢（正廳）懸掛祖先的遺像，並在 遺像前舉行祭祀儀式，故此正寢便被稱為影堂 （費成康，2003，p. 6）。北宋司馬光（宋/1986a， p. 10）《書儀》卷十列「影堂雜儀」，主張在家 中設影堂，祭祖考。南宋時朱熹（宋/1986，p. 1-5）《家禮》卷一〈通禮〉特將「祠堂」列於 章首，以凸顯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 其制是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 主牌位，並置祭田、具祭器，定謁見祭祀之儀。 主要是鑑於家廟之制不見於經，而士庶人之 賤，亦有所不得而為者，所以特以「祠堂」稱 之，而所擬制度多用俗禮。朱子立祠堂之制對 元有一定的影響，有人按其設計修建本族祠 堂。只是部分所祀不限四世祖先，而祀始祖馮 爾康、常建華、朱鳳瀚、閻愛民、劉敏（1994， p. 173）。明初群臣家廟未有定制，權仿朱子祠 堂之制。洪武六年（1373）定諸侯以下家廟禮 儀，祀四世祖先（張廷玉，清/1975，p. 552）， 仍以《家禮》為準。至於士庶到嘉靖時，始得 祀四世祖，但不能立祠堂（馮爾康，1996，pp. 43-44），因事實上民間有許多家族違制建祠 堂，官方不得已遂同意庶民之家建置宗祠家廟 及追祭始祖（李文治、江太新，2000，pp. 65-67）。 其次，就家譜言，徐建華（2002，pp. 20-27） 指出，中國譜牒史上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 南北朝時期，由於門閥制度除了左右政治選官 外，也影響門第婚姻。第二次高潮是在隋唐時 期。第三次則是從宋朝開始。此期是中國譜牒 史發生根本變革的時代。唐末五代戰亂，不但 徹底摧毀門閥制度，歷代所存各類譜牒也大都 蕩然無存。此種狀況至仁宗皇祐至和間，才得 到改善。由於歐陽修及蘇洵分別重新纂修家 譜，而形成歐、蘇兩種體例（費成康，1998， p. 15），其內容有譜序、譜例、世系圖、世系錄、 先世考辨及類似傳記或記文（馮爾康、常建華、 朱鳳瀚、閻愛民、劉敏，1994，pp. 190-193）。 他們均採「小宗之法」，以五世祖為始祖。由於 政府提倡及歐蘇之例，民間修家譜之風極勝， 很多士大夫都熱心推動修譜。家譜的功能，也 由過去以選舉及婚姻為目的的政治功能，轉向 尊祖、敬宗與收族的教化功能（徐建華，2002， p. 28）。其例而為後世所遵循（陶晉生，2001， p. 83）。 最後，就族田而言，族田起於范仲淹設義 莊義田。仁宗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 知杭州府（王雲五，1978，p. 17）。次年吳中大 饑，殍饉枕路，錢公輔〈義田記〉載：氏於家 鄉蘇州里中買負郭常稔田千畝，號稱義田，以
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 皆有贍養（李勇先、王貴蓉點校，2002，p. 1168； 脫脫，元/1975，p. 10276）。他創地建立族田義 莊後產生很大的影響，許多士大夫爭相仿效， 置田建莊贍族（李文治、江太新，2000，p. 40）。 這些家族除了關注族人的一般生活外，也 注意子弟教育。因此他們開始以宗族的力量， 對文教投入心力，主要方式有三種：一是以宗 族的力量辦學，以教育族內子弟，此種學校稱 為族學、義學或家塾。二是透過種種方式對族 人實施教化，以使民風純樸。三是無力自行辦 學的家族，則以家族財力送子弟出外就學，或 贊助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周愚文，2001，pp. 317-327）。以上種種措施，都是屬於形式上的， 真正要移風易俗，提升家族的素質，則要靠家 禮與家法的制訂與實行，提供實質的教育內 容。關於此點在宋代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北 宋的司馬光，二是南宋的朱熹。因司馬光對朱 熹有相當的影響，又因篇幅所限，故本文將以 探討司馬光的貢獻為主。歷來研究司馬光，或 集中於他的在哲宗朝「元祐更化」時罷神宗熙 豐新法的政治作為，或探討其編撰《資治通鑑》 的史學影響，但較少注意到他在家族教育上的 重要性，直到近來家族制度研究漸興，才開始 注意到他編撰《家範》及《居家雜儀》（李昌憲， 1998；周愚文，2001；徐少錦、陳延斌，2002； 徐梓，1998）。不過對於他所編《書儀》以及「以 禮治國」及「以禮治家」的理念，仍少加以重 視。事實上，這些都是家族教育的重要內涵。 以下先探討他的三部主要著作，再分析其影響。
參、司馬光的家訓
1：北宋家族教育的內涵舉隅
宋代家族教育的內涵為何，是個值得注意 的問題。特別是當隋唐以後科舉漸興，部分家 族鼓勵子弟應科舉，取功名做官，以維護家族 利益，在此種情形下，家族教育是否完全以讀 書準備科舉為主？還是保持傳統上注重人倫道 德？徐少錦、陳延斌（2003，pp. 383-384）指 出：宋代以前（含宋代）仕宦之家家訓的主要 內容是道德教化，謀生方面很少。宋元時期家 訓中加強愛國主義及崇尚氣節教育，是重要變 化。另外讀書求仕的內容增多，以及治生及制 用內容的湧現，亦是主要變化。上述的歸納包 括 宋 元 兩 朝 ， 而 身 處 北 宋 中 期 的 司 馬 光 （1019-1086），用來教育家族的內容顯然與前 述特徵有別，他選擇了一條較不實用功利的路。 司馬光曾編撰過三種與家族教育有關的家 訓書，分別《書儀》、《居家雜儀》及《家範》。 其中《居家雜儀》又是《書儀》的一部份，有 些版本則是單獨列出，故本文視為一種。關於 這三本家訓書的成書時間，其中《書儀》（含《居 家雜儀》）李昌憲（1998，pp. 437-438）及包弼 德（Bol）（劉寧譯，2001，p. 246）均說是成於 神宗元豐四年（1081），是年溫公六十三歲，任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家範》時間則不詳，但籠統推斷當是神 宗熙寧四年（1071）司馬光被貶至西京留守御 史台後，至元豐九年（1086）神宗歿、哲宗即 位奉召還朝前，在洛陽十五年期間所做。2但是 先後順序則不易可考。不過就成書的邏輯順序 1 歷代家庭教育的作品甚多，且名稱亦多，徐梓（1998，p. 5）研究達數十種，如家訓、家誡、家範、家規、家法、 家儀…等，而徐氏將之統稱為「家範」，本文暫不從其說，而稱家訓，以免與《溫公家範》相混。 2 此段期間，他主要工作之一是進行《資治通鑑》的編撰工作，理應無暇他顧，但是考察其生平及年譜，推測最有 可能撰書的空檔即是此段時間。年譜參見李昌憲（1998，pp. 420-441）。而言，當是《書儀》及《居家雜儀》在先，《家 範》在後。因為前者是規範所有臣民之家，後 者原本是針對自己一家。 關於成書的動機，三本書都未直接交代。 不過推測有三件事情，可能促使司馬光亟欲重 振社會的禮法。 一是君不尊禮。當英宗初立，治平二年 （1065）欲追隆生父濮王，司馬光引漢代宣帝 及光武帝史例，不追尊生父，為萬世法。帝詔 兩制集議崇奉濮王典禮，諸學士相視不敢先， 光獨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主張 稱其皇伯，非皇考（脫脫，元/1975，p. 257， p. 10760）。最後議成，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 封濮安懿王如前代故事。尊濮安懿王為皇，夫 人為后（脫脫，元/1975，p. 258）。此即宋史上 有名的「濮議」3。此事凸顯司馬光對禮法的堅 持。李昌憲（1998，p. 279）指出，他治國思想 的核心是禮治思想。在《易說》卷一「履卦」 條即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禮者，人所 履之常也。」因為人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 厭，不以禮節之，則貪淫侈益而無窮。所以先 王作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內外 有別、親疏有序，然後上下各安其份，而無覬 覦之心。因此以禮治國，是先王制世御民之方 （司馬光，宋/1986b，p. 28）。另《資治通鑑》 卷一「威烈王」條亦說：「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而禮是指綱紀， 分是指君臣之分，而名是指公侯卿大夫之名 位。天子以禮為綱紀，統三公，三公率諸侯制 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及庶人。貴以臨賤，賤以 成貴。如此才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司馬 光，宋/1986c，pp. 2-3）。如果皇帝可以違禮以 尊生父，則又如何讓臣民百姓也遵守禮法？ 二是士不習禮。原本宋初科舉諸科目中， 有開元禮一科。太祖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 通禮。但是神宗熙寧初變法，罷諸科，開元禮 在其中。直至哲宗元祐六年（1091）詔復通禮 科（脫脫，元/1975，p. 3604）。然此時司馬光 已過世。其影響所致，是士不習禮。南宋時朱 熹數度指責王安石變科舉之失。如《朱子語類》 卷八十四〈禮〉言，祖宗時有開寶通禮、學究， 試墨義，需念熟禮，方得為禮官。王安石一切 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論什麼人 皆可做（黎靖德，宋/1980，p. 866）。又說：《儀 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安石始 罷去。其後雖恢復《春秋》，而《儀禮》終廢。 今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 末。科場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因為當時 流行的《禮記》解，多屬熙豐士人所作（黎靖 德，宋/1980，p. 868）。又如其〈乞修三禮劄子〉 亦言：三禮之書，《周官》為禮之綱領，《儀禮》 則其本經，規定儀法度數，《禮記》等篇乃其義 說。在神宗以前科舉考試中猶有三禮、通禮、 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是猶得以誦習而知其 說。但自神宗熙寧以後，王安石變亂舊制《開 元禮》，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 棄經任傳，遺本宗末，過失已甚。而博士諸生 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其間雖有為文討論 者，但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其學臆斷而 已（朱熹，宋/1980，p. 150）。由此可知，王安 石變法科舉，廢考《儀禮》但存《禮記》，捨本 逐末，使得士子不再研究禮法 三是民不知禮。當司馬氏出掌地方時，發 現民間許多習俗不按禮法而行，風俗大壞。是 否因此才激發他要重修冠婚喪祭四禮，以導正 社會風俗。如《傳家集》卷六九「序賻禮」條 載：喪禮廢壞已久，民間所為甚至有初喪親之 家，各具酒肉，聚於喪家，與主人同醉飽者。 又有以鼓樂引道喪車者，尚有因喪納新婦者。 相習為常，恬不知其怪。神宗元豐六年（1083） 3 此事詳細原委可參見陳邦瞻（明/1981）。《宋史紀事本末》（台北：里仁），卷三十六〈濮議〉，此不詳述。
時，醫助教劉太喪父時喪親，三年之內，獨不 飲酒食肉，溫公以為難能可貴。他與兄弟同致 送奠儀千錢。他認為凡有喪，他人應應相助， 所贈物雖薄，但卻可以持續。當時鄉人不知有 賻禮，但自劉太舉行父喪後，鄉人才稍稍行之。 劉太希望能廣其傳，由其鄉至臨縣，由臨縣達 四方，使民間皆去俗弊，而入於禮（司馬光， 宋/1986d，pp. 11-13）。至於為何民不知冠婚喪 祭四禮，其來有自。蓋五代以來，禮禮法漸廢。 雖然宋太祖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帝 命朝臣本唐《開元禮》損益而成《開寶通禮》 二百卷，成為民臣的規範。之後，歷朝迭有編 修。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五禮新儀》成， 凡二百二十卷，頒行天下（脫脫，元/1975，pp. 2423-2424）。當社會缺乏通曉禮法的士人，一 般百姓更難知禮。而司馬光所遇到的狀況，正 是反映百姓不知婚喪禮而恣意忘行，可能因此 他才有編《書儀》之舉。事實上，書成之後狀 況並未好轉。如朱熹（宋/1980，p. 241）高宗 紹興任同安縣主簿，其〈申嚴婚禮狀〉即描述 當地，自舊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 或至奔誘，竟稱為「引伴為妻」，習以成風，而 士子富室也有為之者，無復忌憚。其弊不僅是 違禮典，亂國章，至於妒婿相形，稔成禍釁， 或因此殺身而不悔。之後〈跋三家禮範〉中也 感嘆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 長無以行於家，進而無以議於朝，施於郡縣； 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於子孫（朱熹，宋/1980， p. 1435）。由此觀之，士民不知禮的問題，南宋 時依舊嚴重。 至於各書內容要點，分述如後。
一、《書儀》
《書儀》共十卷，內容除第一卷介紹各種 公文書格式範例外，主要介紹冠、婚、喪、祭 四儀。冠儀一卷，其中規定，男十二至二十皆 可冠，女子許嫁笄。昏儀兩卷，其中規定男十 六至三十可取，女十四至二十可嫁。程序分為 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及親迎六步驟。 婚後有婦見舅姑及婿見婦之父母。至於喪儀共 六卷（含祭儀），所佔比重最大。從初終、復、 易服、訃告、沐浴、飯含、襲、銘旌、魂帛、 弔酹賻襚、小斂、棺槨、大斂殯、聞喪、奔喪、 飲食喪次、五服制度、成服、夕奠、卜宅兆葬 日、穿壙、碑誌、明器、下帳、苞筲、祠版、 起殯、朝祖、親殯奠、賻贈、陳器，祖奠、遣 奠、在塗、及墓、下棺、祭后土、題虞主、反 哭、虞祭、卒哭、祔、小祥、大祥、禫祭、到 居喪雜儀，對於整個程序及相關事務都有詳細 的規範。至於祭儀一卷，規定祭用仲月，主人 及子孫皆盛服親臨（司馬光，宋/1986d）。《欽 定四庫全書‧書儀提要》云：該書大體本《儀 禮》，再參今之可行者（司馬光，宋/1986a，提 1）。雖然書中未提及撰書動機，但以禮治家， 應是其核心觀念。同書卷四〈居家雜儀〉，開頭 即揭示：「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 及家眾。分之以事，授之以職，而責其成功。」 （司馬光，宋/1986a，p. 3）從表面上，每一項 儀式似乎都規定詳細，每位參與者的角色及舉 止都有所規定，形式色彩重，過程繁複，但是 細思其背後規劃的原則，應是要體現長幼尊 卑、遠近親疏。換言之，上古明人倫的理念， 儒家三綱五常的理想都是透過這些儀式來表 現。庶民百姓於日常行四禮的過程中，具體的 學習到儒家的教育理念。人倫明，則家族立； 家族立，則國本固。 按《儀禮》的內容不限冠婚喪祭，但是《書 儀》卻只談此四禮，依《禮記‧昏義》曰：禮之 大體是，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 於朝聘，和於鄉射（孔潁達等，唐/1982，pp. 1000-1001）。而此六者，原是諸侯之禮，如要 行於宋代士庶之家，則只需留冠昏喪祭四禮即可，至於朝聘與鄉射則非家族或家庭所為，故 略。為何四禮中自冠禮始，《禮記‧冠義》即謂： 凡人之所以為人，在於禮義；而禮義之始，在 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 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 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 順。故說：「冠者，禮之始也。」（孔潁達等， 唐/1982，p. 998）由此可知，從表面上看，加 冠只不過是個士人備服的小事，但是其背後卻 隱含「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理念。至 於次昏儀，《禮記‧昏義》則說：婚禮將和二姓 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所以君子重 之（孔潁達等，唐/1982，p. 999）。蓋《禮記‧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孔潁達等，唐/1982，p. 882）由 此可知，夫婦之道，不只是兩人情感上的小事， 更關乎天地之道的大事。而男女要結成夫婦， 必須合於禮，而不可如上古群婚野合，因此婚 禮亦是重要。至於喪祭，《禮記‧祭統》曰：凡 治人之道，莫急於禮，而禮分吉、凶、軍、賓、 嘉，然莫重於祭，故知祭祀的重要性。又祭祀 的目的，是為了「追養繼孝」。而孝子事親有三 道，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 喪則觀其哀，祭則觀其敬而時。能進此三道者， 就具備孝子之行（孔潁達等，唐/1982，pp. 830-831）。由此可知，行喪祭，主要是盡孝道。 而在四禮中，無論《禮記》或《書儀》，討論喪 禮所用的篇幅最多，故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二、《居家雜儀》
《居家雜儀》，或稱《涑水家儀》。其內容 採條列方式，首先規定：家長治家必須謹守禮 法，而家內諸卑幼，事無大小不得專行，必須 咨秉稟家長，由家長發落。由此可知其主張建 立家長制。之後，雜述大家庭內，為子、為子 婦、為子弟如何事親長；為父母、姑舅如何待 晚輩。基本原則是晚輩事親長以敬孝，而長輩 待後輩以慈愛。另外規範出外遇尊長及族人應 如何應對，在家中兄弟姊妹應如何相待。另外， 也規範如何差遣僕役。其中較特別的是，對於 子女的教育有所規定。他將子弟教育分為幾個 階段，在六歲以前，男女皆同。自初生起，就 要慎選良家婦人為乳母。子能飲食就教以右 手，子能言語，就教之自名、唱喏、萬福。稍 有知，則教之恭敬尊長。對不識長幼尊卑者， 則嚴訶禁之。六歲起，教之數及方位之名。然 後男女教育開始有分別，男子始習書字，女子 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起，男女不同席，不共 食。開始誦《孝經》、《論語》，女子也宜誦習。 七歲以下的孩子，早睡晚起，飲食無時。但八 歲以後，出入門戶及飲食，必須在長者之後， 開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 門。九歲男子讀《春秋》及諸史，並開始為其 講解，以使其通曉義理；女子則為其講解《論 語》、《孝經》及《列女傳》、《女誡》，使略曉大 意。十歲以後，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 詩、禮、傳，並為之講解，使其知仁義禮智信 五常。且自此以後，可以讀孟子、荀子、揚子。 讀書時，要博觀群書，凡所讀之書，必擇其精 要而誦讀。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師傅宜禁之， 勿使觀望以惑亂其志。當書皆通，始可以學文 辭。至於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 者。未冠笄者，天正明而起，總角洗面，拜見 長者，協助長者供養。祭祀時協助長者執酒食。 如已冠笄，則則責以成人之禮，不再以幼童待 之（司馬光，宋/1986a，pp. 7-9）。觀其計畫， 大體是本諸《禮記‧內則》，其年齡點，基本未 變，但是學習內容則有所增加。男子方面，七 歲起習字，並陸續讀書。先誦《孝經》、《論語》 是漢唐成例，但《五經》中先讀《尚書》、《春 秋》及諸史，卻與眾不同，可以看出溫公重史。之後才讀詩禮傳，再及諸子書。有餘力，才及 文學。此與時尚詩賦不同。可見其讀書不是為 應科舉作準備。此外，其主張禁讀異端非聖賢 之書，此當指佛教禪宗之書，而不包括道家， 因其思想實曾受道家影響（蕭公權，1982，p. 518）。至於教育女子，較特別的是，他雖主張 男女有別，男尊女卑，但卻支持女子識字讀書， 除女教書《列女傳》及《女誡》外，尚可讀《孝 經》、《論語》，並為之講解。此種觀點，較時人 開明。 此書已從過去家訓的形式，而轉為家規。 而這些家規，不只是同族內彼此的行為道德規 範，逐漸具有國法補充的性質（費成康，1998， p. 190）。
三、《家範》
《家範》成書時間不詳，編撰的目的，在 卷一中，司馬光本於《大學》所言，治國在齊 其家之理，採集經史兼及子書中，聖人正家以 正天下之法，及後世卿士以至匹夫，家行隆美 可為人法者，編成《家範》，以示家人（夏家善， 1995，p. 5）。由此可知，本書只要是提供子孫 一套治家的辦法。而治家的基本原則，仍在於 禮。卷一〈治家〉中即言：「夫治家莫如禮」。 而男女有別，是禮之大節，治家者必以此為先 務（夏家善，1995，p. 8）。由此可知，以禮治 國，以禮治家，是溫公一貫的思想。全書內容 依倫理關係細分為治家、祖、父母、子、女、 孫、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妹、夫、妻、 舅甥、舅姑、婦、妾、乳母等，共十卷（夏家 善，1995）。另在〈治家〉中，揭示：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的 道理（夏家善，1995，p. 8），以建立五倫的關 係。又引唐張公藝一門九世同居，能夠和睦相 處，其關鍵在忍（夏家善，1995，p. 15），以明 睦族之道。卷三〈父母〉中，主要揭示為父母 者應善盡教子女之責。為父者，教子以嚴，教 之以義方。己正子正（夏家善，1995，p. 33）。 為母者，他明白指出：「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 不知教也。」並點出「慈母敗子」之例，提醒 母親，愛而不教，使子淪於不肖，陷於大惡， 入於刑辟，非他人敗之，是母敗之（夏家善， 1995，p. 43）。因此希望為母者善教子之責。卷 四五〈子〉中，揭示為人子者，事親以孝，是 天經地義之理。應對進退，養生送死，喪葬祭 祀，均本諸禮。卷六中，對於為女者，司馬光 引曹大家之說，認為家長教男也應教女，教以 四德，使知禮義、識善惡。另不可不讀《孝經》、 《論語》及《詩》、《論禮》，略通大義（夏家善， 1995，pp. 107-108）。對為孫者，溫公要求要念 其祖，不可忘（夏家善，1995，p. 115）。對於 伯叔父姪，均為親人，當視諸父如父（夏家善 主編，1995，p. 121）。卷七對於兄弟，本屬至 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故要求兄友弟恭， 並且要團結一致，不可相爭（夏家善，1995， pp. 126-136）。當論及夫婦關係時，他說夫婦之 道，是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夫婦相處， 以敬為美（夏家善，1995，pp. 155-156）。夫婦 關係，人道之大倫。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 柔順，二、清潔，三、不妒，四、儉約，五、 恭謹，六、勤勞。夫為天、為日、為陽、為尊， 而妻為地、為月、為陰、為卑（夏家善，1995， p. 164）。由上所述可知，溫公是希望給複雜的 家族關係，建立一套合宜的倫理行為規範。肆、司馬光三書的影響
關於司馬光三書的影響，可從實踐及理論 兩層面來分析，就實踐而言，其在北宋當時的 直接影響有限，其書並未廣泛流通與落實。如 朱熹（宋/1980，p. 1435）〈跋三家禮範〉曾指 出司馬氏《書儀》缺憾是：讀者見其節文度數 之詳，而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有 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 儀物之盛，而私自患其力之不足。以致其書雖 已刊布，但只是傳者藏於書篋，而未有人能真 正實行。至南宋時，才漸有實踐之例。如《宋 史‧儒林傳》江西陸家祖曾為唐相，五代避居撫 州金溪，慎重家教，陸賀因學行為里人所宗， 曾採司馬光所定冠婚喪祭儀行於家（脫脫，元 /1975，p. 12877）。 就理論而言，主要是影響到南宋的朱熹。 首先，就《書儀》而言，朱熹曾編《家禮》 4，全書分內容包括通禮、冠禮、婚禮、喪禮與 祭禮。例如冠禮規定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 冠。女子許嫁笄。婚禮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 十年四至二十可婚配。婚配前需先有媒妁之 言，再經納采、納幣、親迎等步驟，已較溫公 簡化。婚後有婦有見姑舅、廟見之禮。喪禮對 治棺、服制、治葬均有規範。祭禮則規定，四 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 祭禰，三月上擇日祭墓（朱熹，宋/1986）。另 今人李昌憲（1998，p. 324）分析，《家禮》是 以《書儀》為藍本，參考諸家之書，裁訂增損 而成。其中，冠禮部分直接採用《書儀》，《居 家雜儀》則是直接搬用，祭儀稍有增損，婚喪 參用不一。並引他人說法，謂《家禮》一半以 上的文字是出於《書儀》。所立影堂制度，是直 接啟發《家禮》設立祠堂制度。因此李氏論斷： 《書儀》是《家禮》的雛形，而《家禮》以《書 儀》為基礎，才使士庶通禮在形式與內容兩方 面臻於完善。又如《宋史‧道學傳》記載，朱熹 子弟黃灝於光宗時，曾請命有司取政和冠婚喪 祭儀及司馬光《書儀》及高閌等書，參訂冠婚 喪祭諸儀（脫脫，元/1975，p. 12791）。總之， 由於《書儀》影響《家禮》，而《家禮》成為日 後許多家族家規的典範及行禮的依據，因此《書 儀》的貢獻，不可忽略。 其次，就《居家雜儀》而言，如前所述， 朱子《家禮》是完全照抄。今人費成康（1998， p. 15）言：該書實際已成家規，成為家法族規 的一大源頭。明代所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乙集「家法」項下即收錄全文（不著撰人，明 /1988）。 至於《家範》，南宋初趙鼎（宋/1986，p. 1） 《忠正德文集》卷十〈家訓筆錄〉言，告誡子 孫，可錄司馬溫公《家範》，時時一覽，足以為 法。清人朱軾謂《家範》所載內容皆謹言慎行， 日用切要之事。溫公一生得力於是，其有利於 世道人心非淺，故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重 刻（夏家善，1995，p. 200）。今人徐梓（1998， p. 185）認為：《家範》是中國歷史上家範的第 一次集結，不僅較有系統總結宋以前家範的資 料，也為日後此類文獻的編纂，創一新體例， 其稱為「家範的集結」。 4 關於此書是否為朱子所撰，歷來爭論不止，本文不擬深究，只就其內容分析與司馬光的關係。伍、結語
總之，傳統儒家的政治理想傳至宋朝，除 了透過日漸發展的官學教育來傳播外，也因為 新家族制度逐漸建立，而開始透過家族的管道 來宣揚。就在新家族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司馬 光對於如何重建家族制度及教化家族成員，做 出了貢獻，本文探討此先導者，試圖說明溫公 的家訓內涵及其影響，簡言之，司馬光是希望 透過家族教育的管道，來傳遞傳統儒家的政治 理想。 今人薩孟武（1987，p. 410）及蕭公權 （1982，p. 156）研究司馬光的政治思想，均指 出其極度尊君。但未提及其對禮的看重。任繼 愈（1964，p. 201）則指出，禮治的理論，在司 馬光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是大地主階級的統 治理論。他批評在北宋階級矛盾逐漸激化，撼 搖封建統治基礎時，司馬光鼓吹一套古先帝王 統治人民的法寶：禮。此舉不只是思想上的復 古，更是在政治上企圖藉禮來維持鞏固大地主 大商人集團的封建統治。雖然他的解釋充滿馬 列思想色彩，但是也認為禮治對溫公而言是十 分重要。《資治通鑑》卷十一〈漢紀〉說：禮之 為物大矣，用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用 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用於鄉，則長幼 有倫而俗化美；用於國，則君臣有序而政治成： 用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綱紀正（司馬光，宋 /1986c，p. 30）。由此可知，溫公認為國君治國 當「以禮治國」，禮指的是綱紀，如果三綱立， 則君尊。而《大學》所倡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的理念，若君王能以禮貫之，以禮治國， 而百姓「以禮治家」，如此家可齊、國可治。這 些政治理念除出現在《資治通鑑》外，更具體 是藉由他所編撰的《書儀》等三種家訓書來傳 達。《書儀》中試圖重新制訂士庶通用的冠婚喪 祭四禮，以補官方之不足，藉此讓百姓日常生 活行為有所依循；更進一層，透過行禮，能夠 凸顯長幼尊卑、強化人倫綱紀，穩固家族制度， 進而化民成俗，民風趨於善良。《居家雜儀》則 具有家規的性質，而家規具有維護本家族生存 與發展的作用。雖以條列方式呈現，但是清楚 的揭示家長「以禮治家」的理念。至於《家範》， 則是依禮具體規範家族內各成員本身的角色及 彼此間的關係，以使家族之內能夠和睦相處。 當個人身修之後，透過實施家禮與家規，達到 尊祖、敬宗、收族之功；三綱立，人倫明，則 家可齊；唯有家齊，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 想才有實現的可能。雖然司馬氏三書，在北宋 當時流通有限，對社會直接的影響也小，但是 對朱熹及後世的啟發之功卻不可忽視。 由此可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 治理想，不只是透過官學與科舉促使士子研讀 經書後去實現，更重要的是，宋代以後有人更 希望透過家族教育的力量，藉由家規的制訂、 家禮的實施，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參考文獻
不著撰人（1988）。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朝鮮刻本及明 刻本）。北京：書目文獻。 王雲五（主編）（1978）。宋范文正公（仲淹）年譜（附 補遺及言行拾遺）。台北：台灣商務。 孔潁達等（唐/1982）。禮記正義（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 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任繼愈（主編）（1964）。中國哲學史（第三冊）。北 京：人民。 司馬光（宋/1929）。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四部叢刊本， 初編集部）。上海：商務。 司馬光（宋/1986a）。書儀（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 經部）。台北：台灣商務。 司馬光（宋/1986b）。易說（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 經部）。台北：台灣商務。 司馬光（宋/1986c）。資治通鑑（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 書本，史部）。台北：台灣商務。 司馬光（宋/1986d）。傳家集（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本，集部）。台北：台灣商務。 司馬光（宋/1986e）。家範（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 台北：台灣商務。 夏家善（主編）（1995）。司馬光（宋），溫公家範（康 熙刻本）。天津：天津古籍。 朱瑞熙（1986）。宋代社會研究。台北：弘文館。 朱熹（宋/198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台北：台灣商務。 朱熹（宋/1986）。家禮（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經 部）。台北：台灣商務。 李文治、江太新（2000）。中國宗族宗法制和族田義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李光地（清/1986）。朱子禮纂（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本）。台北：台灣商務。 李昌憲（1998）。司馬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 宋衍申（1995）。司馬光評傳—忠心為資治，鴻篇傳千 古。南寧：廣西教育。 周愚文（1985）。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周愚文（1996）。宋代的州縣學。台北：國立編譯館。 周愚文（2001）。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 徐少錦、陳延斌（2003）。中國家訓史。西安：陝西人 民。 徐梓（1998）。家範志。上海：上海人民。 徐建華（2002）。中國的家譜。天津：百花文藝。 徐揚傑（1995）。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北京：中華。 陳邦瞻（明/1981）。宋史紀事本末。台北：里仁。 張廷玉（清/1975）。明史（斷句本）。台北：新文豐。 陶晉生（2001）。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 樂學。 脫脫（元/1975）。宋史（新校本）。台北：鼎文。 馮爾康（1996）。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北京：商務。 馮爾康、常建華、朱鳳瀚、閻愛民、劉敏（1994）。中 國宗族社會。杭州：浙江人民。 費成康（主編）（1998）。中國的家法族規。上海：上 海社科院。 趙鼎（宋/1986）。忠正德文集（欽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本，集部）。台北：台灣商務。 鄭玄注、戴德（漢/1981）。禮記（校相臺岳氏本）。台 北：新興。 黎靖德（宋/1980）。百衲本朱子語類（四部善本新刊）。 台北：漢京。 劉寧（譯）（2001）。P. K. Bol 著，斯文：唐宋思想的 轉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錢公輔（宋）。〈義田記〉。收於李勇先、王貴蓉（點 校）（2002），范仲淹全集（中）（pp. 1168-1170）。 成都：四川大學。 薩孟武（1987）。中國政治思想史（增五版）。台北： 三民。 蕭公權（1982）。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聯經。
作者簡介
周愚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Yu-Wen Chou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93.08.19 修正日期：94.03.14 接受日期：94.04.13
Ssu-ma Kuang’s Three Books on “Clan
Education” and their Influence
Yu-Wen Cho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eginning from the Sung Dynasty, a new clan system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 This provided another way of educating both the gentry and commoners, an educational system separate from the state schools and academies.
Ssu-ma Kuang, an important statesman and historian in the Northern Su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radition of clan education. He edited three books about clan education: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es (Shu-I), Manners and Customs for
Daily Life (Chu-Chia-Tsa-I) and Family Model (Chia-Fan). Those books not only taught the
gentry and peasant families how to behave themselves politely, but also transmitted Kuang’s idea of “governing the state through propriety (Li)” and “managing the clan(s) through decorum,” where Li-decorum (or Li-propriety) is of course a crucial principle from classical Confucianism. Although these books had no direct and immediate influence on the people’s daily life at that time, they di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Master Chu-His’s Neo-Confucianism and on people’s thinking and behavior in later times.
Keywords: Ssu-ma Kuang, clan education, family instruction, Li-decorum, Neo-Confuci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