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新教育：試論震旦學院創立的歷史意義
*蔡祝青
**摘要
中國本無「大學」（University）學制，自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 爆發以來，西方列強秉著船堅炮利的勢力大舉入侵，在聲光化電等西 學的刺激下，中國終有學習西學之舉，透過開設新式學堂以教育西學 新知也成為識者積極運用的手段，尤其在 1905 年慈禧太后（1835- 1908）明令廢除傳統科舉制度之後，新式學堂與大學機構的設立更積 極扮演新一代知識份子接受現代教育與獲取學位認證的角色，新式教 育也慢慢成為現代知識生產的重要場域。 本文將以與天主教密切相關的震旦學院於1903 年的開辦過程為 例，一方面梳理創辦人馬相伯（1840-1939）的個人身分認同與天主 教耶穌會教育制度如何對震旦學院產生影響；二方面則就該校的教育 理念與實踐予以發揮討論，盼能標舉出震旦學院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設 立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馬相伯、馬建忠、梁啟超、耶穌會、拉丁文、震旦學院* 本文曾以會議論文的形式發表，分別為蔡祝青，〈創辦「新」教育：試論震旦學院的教育理 念〉，「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東西方對話的初起與開展」（新北市：輔 仁大學主辦，2010 年 4 月 19-22 日）；蔡祝青，〈創辦「新」教育：試論震旦學院設立的歷 史意義〉，「活在現代的『傳統』──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及青年學者國際專題學術研討會」 （北京：北京大學主辦，2010 年 8 月 24-26 日）。感謝與會學者與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 意見，讓本文得以擴充並修正。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中國本無「大學」之制，自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大 舉入侵，大清帝國在船堅炮利、聲光化電等刺激下，而有學習西學之 舉，透過開設新式學堂以傳授西學新知也成為識者積極運用的手段。 若要追溯中國新式教育的發韌，最早必須從教會學校說起。自鴉 片戰爭失利，透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人得以進入廣州、廈門、 福州、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租地建屋、造禮拜堂、醫人院、學房、 墳地等；1 1846 年，道光皇帝明詔弛禁天主教，允許發還被佔用的舊 天主堂，使得天主教得以公開活動。2 傳教士因此有機會在通商口岸 陸續籌辦教會機構（禮拜堂、學房等），一方面得以傳播教法，宣說 天主福音；二方面則有機會施行西式的（包括教會系統的）人才養成教育。至1881 年，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已
為文指出：布道事業最重要的三點工作之一便是「設立教會大學」。 3 此中享有盛名者有徐匯公學（1849 年）、清心書院（1861 年）、 聖方濟學堂（1874 年）、聖約翰書院（1879 年）、中西書院（1881 年）等學校。
1 《望廈條約》（1844 年 7 月 3 日）第十七條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 住，均準［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并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外。必須由 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等官，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合眾國人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 不得抬價掯勒，遠人勿許強租硬占，務須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墳墓或被中國民人毀掘， 中國地方官嚴拿照例治罪。」《黃埔條約》（1844 年 10 月 24 日）第二十二款規定「凡佛蘭 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貯貨，或租地自行 建屋、建行。佛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 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佛蘭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 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詳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86-95、95-105。 2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北：光啟出版社，1992 年），頁 225-226。 3 朱維錚，〈導言〉，收入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1。
另在官方辦學方面，自洋務運動以來，清廷為因應日益險峻困頓 的外交環境，也不得不積極培育翻譯、船械、以及海軍人才，自1862 年起便先後設立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福建船政學堂、南洋 水師、武備等學堂；至1895 年盛宣懷於天津創建北洋大學堂，堪稱 中國第一所大學；1898 年戊戌變法期間，再由光緒皇帝下詔設立京 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身），可惜大學堂於1900 年經八國聯軍肆 虐後毀於一旦，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痛定思痛，於1902 年頒佈由管學 大臣張百熙（1847-1907）所制訂的《欽定學堂章程》（俗稱「壬寅 學制」），此章程未及施行，至1904 年又命張百熙、張之洞（1837- 1909）等重訂學堂章程，名為《奏定學堂章程》（俗稱「癸卯學制」）， 從此，為晚清新式教育奠定了基礎。至1905 年慈禧太后明令廢除傳 統科舉制度之後，新式學堂與大學機構的設立更積極扮演著新一代知 識份子接受現代教育與獲取學位認證的角色，新式教育也慢慢成為現 代知識生產的重要場域。 中國新式教育便是在西方傳教士以布道為宗旨的教會學校，以及 清廷為因應頹危國勢所積極籌辦的新式學堂兩股勢力中成長。本文將 在此歷史脈絡中，專注於與天主教密切相關的震旦學院的開辦過程， 此間的關鍵人物便是馬相伯先生。馬相伯從中學起便在法租界區接受 完整的徐匯公學與耶穌會學院的教育與教師訓練，並獲得神學博士學 位與神父身份，在清末民初的二十餘年間，馬相伯因天主教教會的支 持或反對，曾先後創辦了震旦學院、復旦公學與輔仁大學，其創制新 式大學教育之功勞實不可抹滅。本文因篇幅限制，將在馬相伯先生所 受耶穌會教育的養成基礎上，一方面梳理震旦學院在創辦過程中，馬 相伯與天主教會居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二方面則就震旦學院的教育 理念與實踐予以發揮討論，盼能標舉出該校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設立的 歷史意義。
二、馬相伯所接受的天主教教育
馬相伯（圖1）原名志德，字斯臧，又名欽善，亦名建常，改名 良，字相伯，亦作湘伯、薌伯，別署求在我者，晚號華封老人。清道 光二十年生（1840 年 4 月 7 日），正逢中英鴉片戰爭起。江蘇丹陽 人，寄籍丹徒，為馬端臨（1254-1323）二十世孫。其家庭久奉天主 教，大約在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到中國後，其祖先便成 為教徒。4 受洗時取名曰若瑟（Joesph），故亦名若石。五歲起即入 塾讀書，所學為教中經典、四子書。自幼年起便喜觀天象，富於幻想。 十二歲入法租界徐家匯的徐匯公學肄業，5 並開始了為期十年（1851 年-1860 年）的初等教育。 徐匯公學是一所由法國天主教會所辦理的學校，校長晁德蒞 （Angelo Zottoli, 1826-1902）為義大利籍漢學家，當時學校只有四十 四個學生，6 馬相伯很快就為校長所器重，因國文根柢較好，十四歲 開始在徐匯公學擔任助教，教各班國文經學。7 十五歲開始學習拉丁 文、法文，十六歲並誦讀古文，尤其服膺蘇東坡（1037-1101）之文 章及其風度。十八歲，得公學「文科獎賞」；十九歲，得公學「聖學 獎賞」。所謂「聖學」一科，乃研究天主教教義者，所用課本即晚明4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收入民國叢書編委會編，《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上 海書店，1990 年），冊 97，頁 4。 5 「徐家匯，為的是徐文定公光啟墳墓所在。墳上有看墳的，大家常常要到徐閣老墳上去， 所以這地慢慢兒熱鬧起來，成為今天的徐家匯，至於徐閣老的住宅；還在上海城南門外桑 園地方。」同前註，頁45。「相老人語錄」云：「因為徐文定公墓在此地，子孫守墓，世居 於此，故從明末，始號「徐家」，像別的地方，如潘家艾家，又因肇嘉滨及法華涇二水匯為 合流入黃浦，故又名「匯」，徐文定公的精神遺產，在徐家匯充分保留了好些；上海開教， 文定始倡，徐家匯現為上海天主教會的中心。」同前註，頁45-46。 6 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收入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237。 7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50。
來華教士利瑪竇所著的《天主實義》一書；8 至二十歲，再得公學「聖 學獎賞」，可知馬相伯在天主教義上所下的功夫，尤其《天主實義》 雖從天主教的立場來討論中西文化，卻也「迎合和重新解釋儒家教義 中符合天主教義的成份」，9 使得馬相伯能夠在此學習環境中「養成 了同光時代人特有的對中西文化能所交流的信心」。10 同此之時，太 平軍已節節北上，至1860 年太平忠王李秀成（1823-1864）甚至駐軍 徐家匯天主堂，馬相伯曾親賭李秀成穿龍袍行祈禱禮，公學學生們則 前赴董家渡避難，11 馬相伯也中止了徐匯公學的課業。 圖1：馬相伯 圖像來源： 朱維錚等著，《馬相伯傳略》，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照片頁。
8 同前註，頁 65。 9 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頁 1241。 10 同前註，頁 1238。 11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82。
這一段期間，江南雖屢遭戰亂，但天主教所辦的徐匯公學校務卻 蒸蒸日上，「課重國文，學生中應科舉博得秀才者，屢有之。其天資 聰明者也，則又兼攻法文、音樂、圖畫等科，有志修道者，於是即讀 辣丁文。」12 徐家匯天主教會在徐匯公學的良好基礎上，於 1862 年 5 月 29 日創設耶穌會初學院，並由晁德蒞擔任司鐸院長，當時「初 學士共十一人，專務神工，尤以看護病人或負傷者，為日常事工。」 13 馬相伯既在公學累積了十年的普通科學基礎，更逢初學院新創之 時，因此順利進入初學院成為修士，並開始了為期八年的耶穌會教士 訓練過程。 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創立於 1534 年，創立者為西班牙貴族 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其目標為「在善良的生活 和宗教的智識中促進靈魂的進步；公開宣講以傳播基督的信仰；精神 的鍛鍊；慈善的工作；特別對於教會中的青年和無知的人應施以教 育」，其箴言「一切都為天主更大的榮耀」（Omnia Ad Majorem Dei Gloriam, All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則為教團指示出最高指導原
則。14 該教團乃十六世紀中葉因應宗教改革而起的組織，其嚴密的組
織與嚴格的訓練方法，使得耶穌會士所呈現出來的絕對清貧與篤信天 主、謙恭之德與犧牲奉獻的精神，很快成為天主教反抗新教派的主要
力量。15 此中關鍵即是學校教育，耶穌教會於 1599 年所發表的「學
習方法」（Ratio Studiorum, Method of Studies）是一套包含課程、學
校行政、教學與訓練方法、訓練師資的完整制度，16 堪稱西洋教育史
12 〔法〕史式徽（J. Dela Serviere）編著，金文祺譯，《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上海：聖教 雜誌社，1929 年），頁 40。 13 同前註。 14 劉伯驥，《西洋教育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4 年），頁 200-202。 15 同前註，頁 201。 16 〔美〕埃比（Frederick Eby）著，李正富譯，《西洋近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68
上首次由眾多專家共同長期斟酌擬定，一套近代化有系統的教育制 度。17 此制度百多年來經過各地學者的擴充而愈加完善，直至 1773 年耶穌會解散為止。1814 年耶穌會復興後，於 1832 年重訂此法，新 增了本國語，歷史及自然科學的研究，但其要素與基本原則仍保留未 變。18 耶穌會的學制並不施行初等教育，只辦學院，旨在訓練領袖人 才。學院共分初級與高級兩種：初級學院（Studia Inferiora）兩年， 主要授與人文主義課程，側重拉丁文的修習，並採用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ca. 35-100 A.D.）、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等人的專著 為教材。而為了講述或翻譯拉丁文本，也必須琢磨本國語。19 其次為 文學三年的專修，主要教授希臘文與拉丁文的詩人與歷史家的名著， 由文法至修辭，從詩歌擴及歷史、地理、語言學等等，為學生逐一培 養堅實的基礎，以為哲學研究而準備。 高級學院（Studio Superiora）前三年專攻哲學，包含了精神的、 物理的、倫理的各種面向，舉凡有邏輯、本體論、心理學、自然神學 等理論性哲學，除此還有道德生活的學問，包含倫理、自然權力和社 會權力等。除了哲學外，此階段也要學習物理、化學、高等數學、地 理、天文學等領域。20 其後四年則為神學，並以多馬士（Thomas à Becket, 1118?-1170 ） 為 學 宗 。 主 要 課 程 為 經 院 神 學 （ scholastic theology）、道德神學（moral theology）、聖經（sacred scripture）、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Jesuit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2), pp.
141-155.
17 劉伯驥，《西洋教育史》，頁 202。
18 黎正甫，《天主教教育史》（臺中：光啟出版社，1960 年），頁 220。 19 Thomas Hughes, Loyola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Jesuits, p. 164, 166. 20 Hughes, pp. 173-174.
希伯來與東方語言、教會歷史、教會法規等課程。21 修畢神學課程後， 再訓練兩年，檢討哲學與神學的功課，並撰寫論文，完成公開考試後， 則授與神學博士學位。22 而針對耶穌會教師則另有一套訓練方法，教 士候選人在完成初級學院畢業後，先要花兩年時間跟主任神師學習如 何擔任傳教士，藉由道德與精神的訓練，以培養自我的各種能力。23 見 習完成後，再重入學校，溫習所要教學的科目，訓練初期，候選者可 觀察最優良教師所使用的方法，此時期稱為「初級生」（juniorate）。 之後，見習傳教士進入初級學院任教，經過三、四年後，再進入教區 研究院（house of studies）研究神學四年。訓練完成，該教士才獲准 擔任聖職。24 這套近代最有系統的西方教育制度在施行兩百多年後，也隨著天 主教士的西來與教會的建立而進入了晚清上海的法租界區──徐家 匯。而馬相伯便是「耶穌會初學院」的第一批修士，若我們略加比對 馬相伯的教士訓練歷程，則會看到這套嚴密的教育制度也曾在十九世 紀七○年代上海的耶穌會以較精簡的方式施行（少了文學三年的訓 練），並影響了中國新制學院的設立。 馬相伯於1862 年 5 月 29 日加入耶穌會，同時進入耶穌會初學院 進行兩年的修士訓練，至初學院期滿，則發「神貧，貞潔，聽命三願」，
21 Hughes, p. 194. 22 劉伯驥，《西洋教育史》，頁 202-204。另參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 頁1243。 23 ［美］埃比著，李正富譯，《西洋近代教育史》，頁 148。此過程主要由「主任神師，每天給 他講授一種關於神修功夫，和會史的課程。這初學時期，也是傳授將來怎樣行使職務的時 期，這就是聖依納爵（耶穌會創辦人，按：即羅耀拉）所說的試驗時期。」Jean Dessard：「耶 穌會士怎樣培養訓練成功」，詳徐保和，〈耶穌會士〉，收入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 頁87。聖依納爵曾在會典上開列六種「實驗」：一、按照法則舉行避神工，二、往醫院中去 服事病人，三、不帶路費去朝拜聖堂，四、在卑賤的職務上小心謹慎地操練自己。五、給 兒童並愚魯人講解要理。六、講道理，實地習練傳教工作。同前註。 24 同前註，頁 148。
必須終生遵守「放棄個人財產，不建立家庭，聽從會長調遷，不任會 外教職」的規定。25 在 1864-1866 兩個學年，馬相伯在上海的大修院 研修哲學，並由晁德蒞教習處習得了各種自然科學、以及古今哲學。 26 1866-1870 年起的四個學年，馬相伯在耶穌會學習神學，這是耶穌 會士們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學科，經過四年的學習，馬相伯終於在1870 年5 月 28 日以「特優」的成績通過耶穌會通考，獲得了神學博士學 位，並由耶穌會長老延請進入耶穌會，受職為司鐸。27 除了神學學位， 馬相伯也同時接受耶穌會的教師訓練，1870 年馬相伯曾奉耶穌會長 之命，前往南京聖馬麗住院，學習科學，並參與傳教。1871-1873 年 間則調任上海徐匯公學擔任校長並兼任教務。1874 年又改任初學院 院長兼公學校長。28 此間每逢科舉與童子試，馬相伯必親自送考，在 中西教育體系的過渡時期，這些入西式學堂的學生反而多能獲選，因 此也督促馬相伯的教學同時注重中國經史子集的講習。29 然而就在 1871-1872 年的第三期教士期間，馬相伯的修業導師從意籍神父晁德 蒞換成了法籍神父高若天（Auguste Foucault），從此馬與法人管理的 上海耶穌會屢生衝突，加上馬的兄長馬建勳已於上海充任淮軍糧臺之 職，成為李鴻章（1823-1901）的幕僚，使得馬相伯的心志從服務耶 穌教會慢慢轉向救濟現世中國，終於在1876 年離開了耶穌會，30 投
25 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頁 1242。 26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95。 27 同前註，頁 109。另參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頁 1243。 28 關於馬相伯在耶穌會的事蹟與編年，《馬相伯先生年譜》所記頗有訛誤，今已透過李天綱所
據羅馬耶會檔案（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a Iesu，簡稱 ARSI）事迹編年修正，詳李天 綱，〈耶穌會檔案中有關馬相伯事迹記錄〉，《檔案與史學》1995 年第 3 期，頁 69。李天綱， 〈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頁1243-1244。 29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114。 30 關於馬相伯離會的原因，據李天綱研究，癥結主要根源於教會與馬相伯「對中國社會的責 任感有著分歧。」教會希望馬相伯的科學興趣能繼續為教會服務，馬相伯卻漸漸將心志轉 向了經世濟民；再者，馬氏在公學任校長期間極強調中學，教會則擔心馬氏將學生變成異
入政界發展，直到1899 年，年屆六十才又歸隱回到上海徐家匯。 由此可知，馬相伯自幼年到青年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分從上海徐 家匯的徐匯公學及耶穌會獲得了極完整、循序漸進的西式現代教育， 這是一套天主教耶穌會流傳二百餘年，用以對抗新教派，並宣揚於異 教或天主教國度的優良培訓過程，該系統不僅重視道德、信仰的磨練 與培訓，同時講求由語文、文學、哲學、最終朝向神學發展的問學次 第，早在中國自創的大學發展之前，就有一批士子因緣際會地在中國 本土因租界區的設立，就可以不需透過留學而及早接觸到西方這套有 系統的教育制度。也是因為租界區，這晚清中國無可抹滅的國恥標的 所引介進來的現代性，讓身居其間的馬相伯產生了複雜的認同關係。 馬相伯一方面在長期接受家庭信仰天主教的影響下，對於人生 觀、世界觀、甚至宇宙觀都已能不為當時中國社會傳統的見解和習染 所拘束，不再盲從迷信，蒙昧無知。此外，也將士大夫視為神聖不可 侵犯的天子視作平常，因為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並沒有什麼神奇。 對於黃金、玉帶，更是平常以待。31 另一方面，馬相伯雖成長於天主教家庭，也接受了近二十年的天 主教教育薰陶，但對於中國國難的危機意識及民族認同卻是極為明確 的。他曾在生前常對左右言及：「我是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生 的，自從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中國為禁鴉片煙，和英國打了 敗仗，割了香港，我幼時便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世界上的人 民要算我們的同胞最苦了，我是在國家憂患中生長著。現在我還受他
教徒；加上馬氏的大哥馬建勳已在上海充任淮軍糧臺之職，使得馬家在地方及中央的官場 道路暢通起來，會外有兄馬建勳的召喚，弟馬建忠的離會，會內馬又與耶穌會長衝突，各 種理由終使馬相伯對獻身教會的誓願產生動搖，此時世俗的學問與政治吸引了他，使他選 擇了對中國更直接有益的政治工作。詳細討論可見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 生涯〉，頁1243-1246。另可參李天綱作，〈耶穌會檔案中有關馬相伯事迹記錄〉，頁69、76。 31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我的孩童時代與宇宙觀與家教〉，《一日一談》，收入民國叢書 編委會編，《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冊 97，頁 138。
人欺凌，在國難的祖國中活著！……望可愛的青年們，看見同胞的受 苦，不忍看中國再被宰割，號召青年同志，一致起來救國。」32 而在 個人的經驗上，馬在十八歲時法領事署欲聘其為秘書，馬便回絕道： 「我學法語，為中國用的！」使得該領事署訝然作罷！33 等到取得天 主教最高的神學博士學位後，馬相伯身處中西學問信仰間，對於個人 之出處行藏也提出： 學問社會，世界人類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異也。出處行藏， 私人對於國家民族所獨有，不能稍事通融也。予立於泰西信仰 社會，及各類學術社會，盡彼所長，轉授國人。此世界公共之 學，從吾所好，與世界同此社會，即與世界同盡其能。若因異 國異族社會之因緣，受彼國官祿富貴，或藉彼勢力，攖本國之 官祿富貴，國度既無，何以立身？君子不為。吾國則滔滔皆是。 學雖貫通天人，又何所取？故西人學社名位可受，西國官爵富 貴不可受，諂西人而挾圖本國之富貴，更為可恥。前有洋奴， 今有漢奸。未聞西國有洋奸，滿州有滿奸，蓋漢族有此風尚久 矣！予受天主教神父名位，此關於宗教神學，然經再三思索 矣。34 可知馬相伯在學問、社會、信仰上雖接受西國的名位與世界公共之 學，但對於西國的官祿富貴與勢力卻是一介不取、不攀附依從，馬相 伯尤其鄙棄洋奴、漢奸挾外人勢力以自慢自大者。正是在此心態下， 讓馬相伯得以秉持著救國興學的熱誠，逐一發揮所學，為中國開創出 嶄新的教育機構與學制。
32 張若谷編著，〈苦闘了一百年的馬相伯先生〉，《馬相伯先生年譜》，附錄一，頁 233-234。 33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69。 34 同前註，頁 109-110。
三、震旦學院的開辦（
1903 年）
關於震旦學院的開辦，馬相伯曾如此自述道： 想當年創辦震旦，我因遊歷歐美回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 學，和歐美大學教育並駕齊驅；這是理想，事實上是這樣開始 的，蔡孑民介紹來了二十四名青年，從這第一班學生，逐漸增 加，形成學院。這是仿照歐美大學良好的規模。35 馬相伯從1876 年離開徐家匯，退出耶穌會後，便轉向政界、商 界發展長達二十餘年，直到1897 年已屆五十八歲才又重返教會。正 因馬相伯博通西歐語言，更兼受過西方哲理科學之正規教育，於是很 快成為李鴻章的幕僚，曾先後出使日本、朝鮮、美國等地，外交活動 受挫後，更前往西歐倫敦、巴黎、羅馬、梵諦岡等地考察使得眼界更 形開闊。36 關於返國後開辦的新式大學──震旦學院，還是須從 1896 年起梁啟超（1873-1929）與馬相伯兄弟交遊，後敦請馬相伯創辦譯 學館、1902 年蔡元培（1868-1940）促請馬相伯教授拉丁文，後遂開 成二十四人組成的拉丁文班說起。 （一）1896 年起梁啟超與馬氏兄弟之交遊：學習拉丁文、倡議繙譯 書院、敦請馬相伯主持譯學館 1896 年梁啟超來上海開辦《時務報》期間，因為與馬相伯、馬 建忠（1845-1900）兄弟住處「相隔甚近，晨夕相過從」，當時年齡 可擔任梁啟超師輩的馬氏兄弟因讚賞梁的才華，因此馬建忠自願傳授 拉丁文，任公後與友朋共三人，「每日晚間輒過馬先生處習拉丁文」，35 張若谷編著，〈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馬相伯先生年譜》，附錄二，頁 267。 36 詳參朱維錚，〈近代中國的歷史見證〉，收入朱維錚等著，《馬相伯傳略》，頁 6-11。
每日兩點鐘，自丙申（1896）秋至丁酉（1897）冬約一年多的時間， 任公與馬相伯先生「幾無日不相見」。37 早此，馬建忠有感於道光季 年以來中國屢受外人侵境，以致立約害權之事層出不窮，曾於 1894 年冬寫下〈擬設繙譯書院議〉一文，剴切指出國難癥結乃在於西人「欺 我不知其情偽，不知其虛實」，故擬出「譯書」為當務之急，而「欲 求一精通洋語洋文，兼善華文，而造其堂奧，足當譯書之任者」，又 非從培育譯書之才下手不可，因此建議「中國急宜創設繙譯學院」， 故詳細羅列書院條目與書院課程，以待士大夫有志世道者。38 此議後 為梁啟超吸收並採納，日後成為《變法通議》中的重要論說，可知任 公對於外語學習與譯書之重視、譯才之培養與馬氏兄弟之交遊關係密 切。 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任公指陳清廷自1860 年以來的 洋務運動，只知練兵、開礦與通商，卻不知興學校以變官制才是變法 之根本，所謂「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 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39 因此在《變法通議》 的系列文章中，任公提出徹底廢除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代之以西 方更全面的學校制度，希望能廣泛建立起包括大學、師範、女學、幼 學在內的各級學校，使得孱弱之中國國體得以透過國民教育而從根改 變。 任公進一步指出，雖說同文館、水師學堂等之設立，亦在務求育 才，但這些學堂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上焉者足備總署使館之翻譯，下 焉者可充海關洋行之通事」，40 卻不能養成日後撥亂反正之人才！其
37 詳《時務報時代之梁任公》、任公寫於丙申九月十二《與穗卿仁兄書》。見丁文江、趙豐田 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32。 38 馬建忠，〈擬設繙譯書院議〉，《適可齋記言》（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4，頁 89-94。 39 梁啟超，《變法通議》（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年），頁 24。 40 同前註，頁 130-131。
在設學之始，不過責成學生以譯文傳語，達成國際交涉之目的，所學 乃認字與文法二事，卻無法深入西學之要旨。因此任公建議「無徒重 西文教習而必聘通儒為華文教習，以立其本；無僅學西文而必各持一 專門之西學，以致其用。斯二義者立，夫乃謂之學。」41 這種華文、 西文並重，並要求學生深入一專門西學以求致用的觀點，最終可表現 在翻譯學堂的設計之上。 任公在〈論譯書〉中吸收了馬建忠〈擬設繙譯書院議〉的議論， 指出：「故欲求譯才，必自設翻譯學堂始。」對於譯才的要求則提出， 「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顓門之學，三者具通，斯 為上才。」42 至於要如何造就通具華文、西文、以及譯書中專門之學 的人才，梁氏則採用馬建忠之言曰： 翻譯書院之學生，選分兩班：一選已曉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 而資質在中人以上者十餘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淺深，酌 量補讀，而日譯新事數篇，以為功課；加讀漢文，由唐宋八家， 上溯周秦諸子，日課論說，使辭達理舉，如是一年，即可從事 翻譯。一選長於漢文，年近二十，而天資絕人者亦十餘名，每 日限時讀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臘語言，果能功課不輟， 不過二年洋文即可通曉。43 可知馬、梁二人對於翻譯學堂學生的期待，不論是選擇通曉英、法文 的青年，或是擅長漢文的青年進行訓練，都希望能藉由通曉一種語文 的青年，進而訓練成通曉雙語的翻譯人才。 到了1898 年，德宗信任康有為（1858-1927），因此銳意變法， 頒布國是，不僅開設經濟特科，也開辦了京師大學堂，五月十五日梁
41 同前註，頁 133。 42 同前註，頁 157。 43 此文轉引自馬建忠〈擬設繙譯書院議〉，文字上有略作刪潤。同前註，頁 158。
啟超蒙皇上召見，受命以六品銜辦理「大學堂譯書局事務」，當時總 理衙門的奏章附件便提及「京師大學堂指日開辦，亦應設立譯書局， 以開風氣」，使「譯書一事，與學堂相輔而行」；又慮及「應譯之西 書甚繁，而譯成一書亦頗不易」，為了不讓兩局所譯複出，書中名號 亦得統一，故建議「大學堂繙譯局似實與上海之官書譯局，歸一手辦 理，始能措置得宜。」奏章尤其提及「上海為華洋要衝，一切購買書 籍，延聘譯人等事，皆較便易」，因此建議京局可與上海之官書譯局 聯為一氣，責成梁啟超一手辦理，自行來往京滬，主持其事；44 至七 月間梁再上書，擬就上海設立編譯學堂，「自為培養譯才起見，如果 學業有成，考驗屬實，准其作為學生出身」，此舉堪稱四千年之創舉。 45 可知當時任公欲透過南北編譯局與編譯學堂的設立來實踐培育譯 才以譯西書的理想。我們若參看《馬相伯先生年譜》1898 年的資料， 可知任公曾請駐京法使轉知江南主教茄尼愛，46 令馬相伯主持籌備設 立於北京之譯學館。後經馬相伯上書清廷，請將譯學館設於上海，並 陳請徐家匯耶穌會諸司鐸襄理校務。然而正當所請悉允，即將成事之 際，惜哉慈禧太后又臨朝聽政，戊戌政變起，六君子被殺，康、梁被迫 流亡海外，使得梁、馬擬於上海設立譯學館之議，亦隨之胎死腹中。47
44 詳總理衙門，〈請京師編譯局併歸舉人梁啟超主持片 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五日 （？）〉，收入楊家駱主編，《戊戌變法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冊 2， 頁412-413。 45 詳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58-59。另參《京報》光緒二十 四年七月（1898 年 7 月）所收奏摺，收入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策畫，《京報》（北京：全 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 年），第 120 卷，頁 207-208。 46 轉引自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197-198。該文提及的「江南主教茄尼愛」不知 何許人也？另據史式徽記載，當時管理江南教務者為倪懷綸（Valentin Garnier）主教（任期： 1879 年至 1898 年）、蘇繼章主教 Mgr Simon（任期：1899 年 6 月 25 日至 8 月 10 日），以 在任時間及原文發音判斷，茄尼愛主教即是法籍的倪懷綸主教。詳史式徽編著，金文祺譯， 《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頁58。 47 轉引自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197-198。
（二）1902 年蔡元培促成拉丁文班 經過1900 年八國聯軍的肆虐，慈禧太后與光緒帝意識到問題的 嚴重性，於是在 1902 年回京後，更積極於興學之舉，除派遣張百熙 為管學大臣，重建京師大學堂，並以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嚴復為 編譯局總辦，汪大燮則為日本留學生總監督，京師大學堂一時間頗有 復興氣象。 另一方面，當年馬建忠、梁啟超所倡議的翻譯學堂理念則在上海 有了新的發展。該時，不僅梁任公曾向馬相伯學習拉丁文，48 在上海 南洋公學擔任中文總教習的蔡元培也有積極向學之願，在馬相伯的回 憶裡便談及： 當時蔡孑民先生在南洋公學(即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職，要跟 我學辣丁文，我告訴他：辣丁文在西洋已成為骨董，大學而外， 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孑民先 生執意要學，說拉丁文為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各國語言多源 於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語文，那就無從了 解。孑民的話固然說得正當，然我還以為很難辦到。一來是因 為中年而有煩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要指望牠有 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南洋任職，只 有一大早才有空閑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匯慈母堂前一排 的樓上（樓下就是大門，）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點鐘就來敲門， 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 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
48 如前節所述，梁啟超於 1896-1897 年間，已向馬氏兄弟學過拉丁文。在〈九三老人馬相伯 語錄〉中亦提及：「最先來要求吾教拉丁的是梁任公，任公求教的時候，他已經學過五個月 的拉丁。」同前註，頁208。
更改。因為這兩種理由，我就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 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一點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 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就選派了二十四個學生 來學。49 由此可知，當時已擔任中文教習的蔡元培亦認為「求西學必先通其語 言文字，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為蒙童設法，因襲成 規，經過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50 因此邀約胡敦復、張菊生、 汪康年等人就學於馬相伯，蔡元培在教務繁忙之際，仍思利用清晨以 向學的態度，更是體現出晚清知識份子求知救國的動人姿態。而馬相 伯除了有感於蔡元培等人的熱誠，更有務實而長遠的作法，促請蔡氏 選派二十四位南洋公學優秀的青年學生來就學。 在實際的教法上，馬相伯不畏教會中法國人的譏笑，不僅教學生 拉丁文，而且大膽教拉丁文最著名的文學作品，以及最有名的演說家 西塞羅的演說。此外，又教學生法文和數學，不僅教學生演算的技術， 並且教他們原理，使他們從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數的作用。後來再教學 生們哲學，使得拉丁文的學習「不徒欲探歐語之源流，並欲探希臘辣 丁人震古鑠今之愛知學［按：Philosophy 即哲學］也。」51 從拉丁文 的語文學習逐漸擴展到文學、數學、哲學的領域，馬相伯的拉丁文班 教學已慢慢聯繫起他所受過的耶穌會教育系統了。 經過一段時日之後，除了讓原本看笑話的法國人產生敬佩，52 更 使拉丁文班的聲名遠播，學生逐漸增加，「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雲 南、四川、陜西、山西的皆不遠數千里間關跋涉而來」，值得注意的
49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蔡孑民先生與二十四個學生學拉丁文〉，《一日一談》，頁74-76。 50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10。 51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蔡孑民先生與二十四個學生學拉丁文〉，《一日一談》，頁 76。 52 同前註。
是，「這些來學的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53 在 獲取科舉功名後，更思積極追求進入西學的途徑。因此拉丁文班的實 踐，不僅落實了當年馬、梁編譯學堂的主張，更為震旦學院的開辦奠 定了良好基礎。 （三）1903 年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 1898 年間馬相伯已向清廷申辦譯學館於上海，至 1900 年馬相伯 更將名下分得遺產悉數捐獻給江南司教以助學，54 1902 年經過拉丁 文班的開辦成功，馬相伯更覺得有必要把組織擴大，以收容四方思想 與派別不同的有志青年，於是馬相伯開始經營擘畫，希望能擴辦一所 具有西歐Akademie 性質的學校。55 所謂具有 Academie 性質的學校， 主要指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 427?-347 B. C.）於西元前 387 年在雅 典所創辦的「學院」（Academy），此學院堪稱歐洲第一所大學，至 西元529 年關閉為止，共歷九百年之久。柏拉圖辦學之目的，旨在養 成具有哲學素養的政治家，以為城邦與人民謀求幸福。相較於同時間 其他的教育機構，柏拉圖的學院尤其強調知識的傳遞與研究，並鼓勵 學生客觀求真的精神，使得整個學院充滿著自由的學風。學院中所傳 授的學科則有哲學、數學、幾何學、天文學、音樂，以及生物學、地 理學等其他自然科學，除了哲學以外，又特別強調數學和幾何學。56 馬相伯既有拉丁文班的講授基礎，再與天主教會商議，央請耶穌 會士贊助，並權借徐家匯老天文臺為校舍，將學校定名為「震旦學
53 同前註，頁 78。 54 復旦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復旦大學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卷 1（1905- 1949），頁 35。 55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從震旦到復旦〉，《一日一談》，頁 78。 56 詳劉若韶，《柏拉圖《理想國》導讀》（臺北：臺灣書店，1998 年），頁 11-13。傅佩榮，《柏 拉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年），頁 5-6。
院」。所謂「震旦」（Aurora），原為印度對中國的舊稱，取東方光 明及前途無量之意。震旦學院經此擘劃，終於1903 年 2 月 27 日正式 開學。57 當時《蘇報》（1903 年 3 月 1 日）轉引馬相伯之言，以為 「我國人士譚西學、誦西文數十載矣，然所事皆彼中童幼商工所普 習，而非我士大夫所當及也。」馬相伯心目中理想的「士大夫之學」， 必須「非經典之書不讀，非名家之作不觀」，並樂與好學深思之士， 共相討論者也。58 報導並摘錄馬院長開學當日之演說，強調學問者， 乃世界所最尊貴者也，非富貴功名所能比擬。惜哉我國自秦漢以降， 皆為人之學也，上曰策論則策論，曰詩賦經義則詩賦經義，曰八股則 八股，完全成了盲從的中國奴隸之學。論者強調震旦學院所講，乃為 「格物窮理之學，求之一己，而無與人者也。」故開宗明義，力求「自 主」之精神，以與諸君子相共勉。59 當時避居日本的梁啟超得知震旦學院即將在上海開辦，曾在1903 年2 月 12 日於所辦的《新民叢報》第 26 號「教育時評」專欄上刊登 〈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並附上震旦學院章程及功課預算表二則 （詳附錄）。該文的重點有五：一、教育議興已兩年，至上海震旦學 院設立，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尤其該院總教習為 馬相伯先生，堪稱最精希臘、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二、士生 於今日，不得不通歐洲任一國語言文字，而歐洲各國語學皆導源於拉 丁，故先習拉丁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三、文學一科乃各國 大學所必有之分科，以日本之進步仍未有一學校專以研究文學為目的 者，60 由此可為中國前途賀；四、院中肄業之例，以本國文學優長者
57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11。 58 佚名，〈震旦學院開學記〉，《蘇報》第 3 版（1903 年 3 月 1 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影印初版）。 59 同前註。 60 關於日本文科大學之發展，明治十九年（1886）三月一日，根據日本〈帝國大學令〉，東京 大學成為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文學部也改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下設哲學科、和文學科、
為及格，如此則進步易也，亦可導正國內蔑視國文之惡風；五、青年 諸君若欲遊學歐洲，則可以震旦學院教育為基礎，如此則學有本而成 自易也。61 此文不僅肯定馬相伯的辦學能力、拉丁與歐語之學習、文 學（按：指相對於自然學科的人文學科）之分科，也強調本國文學之 優長為學習西學之基礎。 《新民叢報》對於私校震旦學院之開辦既抱持「吾喜欲狂」、「吾 祝震旦學院萬歲」之殷殷期待；相對而言，該報對於清廷庚子西遷後， 指派管學大臣張百熙規復京師大學堂之舉則感到憂心忡忡。尤其梁啟 超曾參與起草京師大學堂第一份創立章程，62 其觀察值得重視。在第 27 期「教育時評」專欄上刊有〈痛哭中國學務之前途〉一文，以為 此舉乃是「政府欲塞天下之人望」，不僅所派辦學者乃劉坤一、張之 洞、袁世凱等軍機大臣，頗掌文衡而有名聲的張百熙雖有心實辦學 堂，卻不知已引起朝列所忌；經過袁世凱奏對之後，朝廷更加不信漢 人，太后與榮祿決議增派滿員來管理學堂，卻引起學生不滿。諸多官 場惡習、滿漢猜忌、以及太后專溺一寵等弊病，積習難改，無一不在 阻礙朝廷辦學之效，因此該文悲觀地指出：「中國之所謂大學堂固永 無實辦之一日，驟然廢之則無以鈐天下之口，亦何妨備此一格以為朝
博文學科和漢文學科。至明治三十七年（1904），文科大學才調整成由哲學、史學、文學三 個學科構成的新體制。詳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6 期（2011 年 12 月），頁 91。 61 佚名，〈祝震旦學院之前途〉，《新民叢報》第 26 號（光緒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收入新民 叢報社編，《新民叢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影印本），頁 73-78。 62 京師大學堂的創立章程前後共有三個，分別是百日維新期間由梁啟超起草上呈的〈籌議京 師大學堂章程〉（1898 年 7 月）、義和團事變後由張百熙與屬員擬定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 程〉（1902 年 8 月）、及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主持重訂的〈奏定大學堂章程〉（1904 年 1 月）。相關討論詳見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 甲《中國文學史》〉，收入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 （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3-101。
貴兼差之地，亦將徇海內之喁望。」63 透過任公主辦的《新民叢報》前後兩期比較意味濃厚的教育時 評，我們已可看到同時間官學與私學初創時期各自背負的歷史包袱與 使命，這些因素也將反映在日後的教育方針之上，且待下文察考。
四、震旦學院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震旦學院是一所「以廣延通儒培成譯才為宗旨」的學院，所訂「功 課」有四項（參閱附錄）：其一，拉丁文既為任何國文（指英法德意） 之階梯，因此以二年為限，首年學習拉丁文，次年則讀任一國文，並 以「能譯拉丁及任一國之種種文學書為度」；其二，在學院中不僅依 從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教授方法，64 也讓國語都 講一邊授課，65 一邊翻譯，譯成後也期待成為其他大學校的課本；其 三，學院既廣延通儒治泰西士大夫之學，因此非經典名家著作不授； 其四，課程主要遵照泰西國學功令，分文學 Literature、質學（即科 學）Science 兩科。 由此看來，這些原則不僅實踐了當年馬建忠所倡議、梁啟超認同 的培育譯才構想，同時也符合總理衙門希望京師編譯局能為大學堂譯63 佚名，〈痛哭中國學務之前途〉，《新民叢報》第27 號（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一日），頁73-75。 64 所指應為笛卡兒的系統懷疑法，此法為馬氏兄弟所熟悉。早在 1876 年在法國留學的馬建忠 便曾為出使英法的郭嵩燾介紹過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郭在日記中 記錄其言曰：「西洋徵實學問，起於法人嘎爾代希恩［按：今譯笛卡兒］，其言以為古人所 言無可信者，當自信吾目之所及見，然後信之；當自信吾手足所涉歷捫摩，然後信之。既 自信吾目矣，乃於目所不及見，以理推測之，使與所見同；既自信吾目足矣，乃於手足所 未循習者，以理推測之，使與所循習同。」詳郭嵩燾光緒四年七月二十日日記記載。鍾叔 河編，《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頁 697。 65 依《漢語大辭典》解釋，「都講」為「古代學舍中協助博士講經的儒生。選擇高材者充之。」 這裡的「國語都講」應指協助（外籍）教師講學的高材生，類於今日助教之職。漢語大辭 典編輯部，《漢語大辭典CD-ROM 繁體單機 2.0 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
出西學教科書的期待。66 相較而言，由中國知識份子自辦，滿懷救國 理想的震旦學院尤其不同於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以同時間最負聲 名的美國聖公會所辦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為例，聖約翰 於1879 年創辦初期僅能招攬教友與貧困者入學；1881 年增設的英文 部則在因應在滬廣東商人的強列要求，「學者僅資洋商」；67 直至 1892 年學校乃添設正館，開始教授大學課程；至 1905 年科舉廢除， 因校長卜舫濟居中使力，才使聖約翰依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條例改組 為完全大學，次年在華盛頓注冊之後，聖約翰正式升格為大學，設置 文、理、醫、神四科，各科畢業生得授予美國大學畢業同等之學位， 直接留學美國攻讀更高學位。可知聖約翰從學院到大學，從教會學校 到俗世大學，從宗教、商業慢慢朝向更高知識追求的大致變化。68 以下將針對震旦學院在課程設計、招生考量、教學、訓練方法等 方面進行探討。 （一）課程設計與教員安排 震旦學院以「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為三條辦學方針， 可見馬相伯嘗試在耶穌會以訓練司鐸為終極目標的教育系統與柏拉 圖式講究自由研究的學院之間做出了調和方案。我們若參看「震旦學 院章程」上的規劃，便可看見「遵泰西國學功令，分文學Literature， 質學（即科學）Science 兩科」的設計（詳附錄），實已展開了西方 學制中以文學（類於今日人文學科的概念）、科學（類於今日自然科
66 總理衙門，〈請京師編譯局併歸舉人梁啟超主持片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頁 413。 67 此為聖約翰學院顏永京牧師在 1881 年 1 月《傳教精神》中的言論。轉引自熊月之、周武主 編，《聖約翰大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1。 68 同前註，〈前言〉，頁 2。
學的概念）分立的思維，69 這裡的「文學」正課所指為：一、古文 Dead Language（如希臘、拉丁文字）；二、今文 Living language（如
英德法意文字）；三、哲學Philosophy（論理學、倫理學、性理學）。 附課則有歷史、輿地、政治；「質學」正課所指則為物理學、化學、 象數學（算學、量法、代數、八線、圖授、重學、天文學），附課則 包含了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農圃學、衛生學、簿記學、圖繪、 樂歌、體操。 我們只要稍微比較張之洞等人訂於1904 年，主要模仿日本帝國 大學模式的《奏定學堂章程》，70 其中與震旦學院性質相近的「譯學 館章程」，其訂定的學科是以「外國文」（英、法、俄、德、日文） 為主，另習「普通學」及「專門學」各門為輔。「普通學」共分九目： 人倫道德、中國文學、歷史、地理、算學、博物、物理及化學、圖畫、 體操。「專門學」則分三目：交涉、理財、教育。此設計所呈現出來 的分類雖以「外國文」的學習為主，但「普通學」的分類則是諸科並 陳，似乎比不上震旦學院章程的分科條理與主從層次區分的豐富內 涵。 在實際安排上，學院由馬相伯自任院長，發起人項微塵（驤）為 總幹事，而各科師資之分配，則由馬先生自任拉丁文、法文、數學及 哲學等課（與拉丁文班同），張杏笙助教拉丁文，又聘天主教耶穌會 士一二人兼教英文、法文，71 教會長老皆是義務擔任此職，完全體現 了耶穌會教師奉獻服務的精神。「所定課目，大別為四：曰語文學、 曰象數學、曰格物學、曰致知學。語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
69 如設立於 1795 年的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便在學校大門上雕有兩尊女神雕像，分別象徵 著文學與科學。 70 相關討論可見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甲《中 國文學史》〉，頁46-55。 71 張若谷編著，〈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68。
習英法德諸現代語以應世用，但求能譯書閱報章，不求為舌人，故其 教授法亦特異，挈舉綱領，不屑屑於辨語音認生字。其餘各科目，亦 但開示門徑，啟學者自由研究之風」72。 由此可見，馬相伯根基於自身徐匯公學及耶穌會學制教育之基 礎，並「斟酌遠西Academy 之制，而變通以適吾國之用者也。」73 （二）招生方面：不拘年齡、不避革命人士 在招生的考量上，馬相伯也擴大當年拉丁文班的設計，除了青年 學者外，也招收年長的學生，既然辦學宗旨先要招募擅於國學或是出 身科舉的通儒們，年齡就不能是太大的限制。馬相伯在自述中曾論及： 關於招收學生的辦法，我的見解，也與他們不同。他們只願意 收年輕的學生，我則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 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盡量收納。因 為中國的情形與歐西各先進國不同。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我 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為他們學了一點，馬上到社會上去， 就有用。74 這種以程度，不以年齡為考量的招生原則，主要還是立基於晚清遭遇 國難，必須以教育著手，只求速效，並對社會實用之考量。 此外，對於事涉革命的特殊學生，馬相伯也以相當寬容的胸襟與 膽識予以接納教導，于右任（1879-1964）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1904 年「于右任先生以作詩譏時政，被清廷緝捕，避難走海上，先生聞之， 招之入院，併免其學膳費。曰，吾以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也。于先生
72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12。 73 同前註。 74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關於震旦與復旦種種〉，《一日一談》，頁 84。
原名伯循，右任其字，以避清吏耳目，乃以劉學裕之名著學籍。」75 馬 相伯不畏清廷緝捕的壓力，還是讓于右任化名入學，並肄業於自己師 門。史實證明，于右任不僅是馬先生極優秀的學生，日後在參與震旦 學潮、協助馬另創復旦公學、兼任其私人秘書等方面都有極優異的表 現。至 1906 年，于不僅籌辦中國公學以收留被日本取締歸國的青年 學生，更在該年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得孫中山特別囑附於上海辦報宣 傳反清革命，從此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建國重要的核心人物。76 可知 震旦學院在招生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三）教學內容與方法：不談宗教與政治，重視外國語言教學、採用 泰西名作為課本 震旦學院的軟硬體設施雖然皆根植於天主教耶穌會色彩濃厚的 徐家匯，但馬院長卻仍堅持以「不談教理」為教育方針，我們在馬院 長的規劃裡，事實上是見證了天主教會的教育制度在中國本土由教會 學校朝向俗世大學發展的歷程。不僅教授上課不談宗教，學生在院也 避談政治，77 在馬院長的理想中，所辦學院要遠離宗教與政治的影 響，成為士人真正追求學識、自由研究的學院。 在實際的教法上，馬相伯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教授外國語文，在 學習拉丁文數月後，即授以西塞羅演講集；78 在英文方面，則選擇英 國極富價值的文學作品來提高學生的程度。其自述論及： 我辦震旦時，有一樁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
75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14。 76 于右任生平可參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頁1-6。 77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69。 78 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並略述其言行〉，收入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頁 277。
點。那時一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簡直有些 顢頇，譬如，他們教英文，一開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 得學生摸不著頭腦；我卻從拼音字母教起，使他們漸漸可以獨 立地拼讀外國語文。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大致都是英國 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我卻選些英國極有價 值的文學作品，如狹斯丕爾［按：即莎士比亞］，等等的著作， 給學生講習，藉以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79 除了外國語的講授特點，對於拉丁文的教學，馬相伯亦曾在1905 年間編成了《拉丁文通》，這是根據馬的恩師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02）所著《拉丁詞藝》編成的拉丁文教科書，「全書的特點 在於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語料來解釋拉丁文法」，80 使學生更容易掌 握拉丁文。另在國文方面則由學生自修，主要是學生們的國文多有根 柢，且出身科舉，登甲乙榜及名列膠庠者亦不乏其人，但學院仍於學 期之末，命題各撰文一篇，藉以檢視其成績。81 可知馬院長專注琢磨 學生外語能力的同時，仍不忘為學生溫習中文功課。 在科舉制度尚未取消的晚清環境裡，我們也可看到教會學校有類 似的作為，以聖約翰學院為例，在1887 年校長卜舫濟給差會部的著 名報告裡除了強調英語教學的重要性，也指出國學和傳統國學傳授方 式的重要性。至 1892 年聖約翰還為熱衷於科舉的學生開設了國學課 程。至少有三名早期學生在畢業後取得秀才功名。82 只是隨著聖約翰 大學的英語教育日漸成功，該校的國文教育則受到冷落，使得學生的
79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關於震旦與復旦種種〉，《一日一談》，頁 83-84。 80 鄒振環，〈馬相伯與《拉丁文通》〉，《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頁 116。 81 陳傳德，〈馬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收入朱維錚等著，《馬相伯傳略》，頁268。 82 徐以驊，〈中學與西學──作為西學輸入渠道的聖約翰大學〉，收入章開沅主編，《社會轉型 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36-37。
中文能力日趨低下。83 （四）其他訓練 在其他相關訓練方面，最為突出的當屬演講會、學生自治以及體 育的訓練。 1. 講演會的訓練 在新式學堂成立演說會，可說是二十世紀初前二十年裡校園極為 流行的風氣，對於演說的看重則可溯及1899 年梁啟超援引日本犬養 木堂之言，論及「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 曰報紙，三曰演說。」並以為「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 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尤其國人近來對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已 多有所知，可惜對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於是極力倡導西人之演 說會。84 至二十世紀初，南洋公學、震旦、復旦、南開、清華、與北 大（京師大學堂）校園裡都有極精彩的演說活動實踐。85 而馬相伯於 1907 年赴日演說以撫平學潮，當時嘗以「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 愛國」一語，獲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之稱揚，更贏得「中國第一演說家」 之美譽。86 依相關資料顯示，馬院長便是透過課程設計、週末講演會、 以及現身說法等形式來訓練學生演說。 在章程的「功課預算表一」中，我們便可看見「演說」一科是從 問難與析疑兩方面入手，再搭配《西塞羅演講集》作教材，使學生們
83 同前註，頁 30-34。 84 任公，〈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冊26，頁 1690。 85 相關討論可參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收入王汎森等，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頁 383-428。 86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16。
先建立起演說的學理基礎。 另在週末的講演會上，馬院長亦立下規矩： 凡是星期日上午，學生均不准外出，由我練［揀］定許多演說 題目，輪流命諸生練習演說，我並把演說必需的方法，如分段， 如開始怎樣能以抓住聽眾；結論怎樣能使人對於他的演說獲得 具體的了解，一班學生都很感興趣。大概中國人對於演說，知 所注重，恐怕就是從這時候起的。87 透過每週日上午九時到十二時的演講集會，由馬院長撿選題目，提示 方法，並由學生輪番演練，有登臺講演者，也有推舉上臺進行批評者， 使學生各人都能發揮己見，互相觀摩，88 相信對學生們的獨立思維與 公開表述有很大的助益。學生于右任就曾追憶： 先生於星期日，必集諸生於大會堂，或討論時政，或啟沃新知， 輒歷一二小時不倦。……蓋先生於演說最擅勝場，常能以詼諧 之意態，調劑其端莊嚴肅之精神，故聽者咸聲入心通，相悅以 解。以余所見演說家，能兼科學分析與文學情感之長，使每一問 題皆生動活潑，不感枯寂者，實以先生為最早之一人。89 馬相伯個人既學貫中西，在耶穌會士的宣講訓練基礎上，尤其擅長演 說術，因此在實際培育學生的場合中，特別能以精彩的演講風華搭配 循序漸進的教學實踐法，使學生受到最好的磨練。 2. 重視學生自治 在演講會外，有著濃厚愛國思想的馬院長，尤其著重訓練學生的
87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中國人的演說〉，《一日一談》，頁 172。 88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關於震旦與復旦種種〉，《一日一談》，頁 83-84。 89 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並略述其言行〉，《馬相伯集》，頁 277-278。
自治能力。馬相伯在思索中國人何以處處不及外國人時，得出了一點 不同，那便是「中國的政治是閉關政治，西洋的政治是殖民政治」， 他論及： 因為中國的政治是閉關政治，所以皇帝不許人民有一些兒國家 思想，其他一切都一概不問。西洋人不然，他們受了宗教的影 響，知道人類在造物主的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他們知道政治就 是他們自己切身的事，他們老早就有開疆拓土的精神。……西 洋是殖民之治，所以他們至少限度，就有保守國土的觀念，中 國是閉關之治，所以人民不但沒有國家思想，更沒有愛護國土 的觀念。……吾想來想去，閉關思想害殺了我們老百姓，政治 上的不公開，這是對內的閉關，權利可以拱手讓人，正當的往 來卻置之不顧，這是對外的閉關。臨到危難的時候，政府始終 只知道玩一套以夷制夷的玩意兒。吾們要救中國，就要先打破 這閉關思想，從民治做起。90 馬相伯在實際思索中國的疲弊問題時，既然已看到了閉關政治、皇帝 專制帶來的缺憾，補救之道便是提倡民治，以打破閉關思想，讓人民 從皇帝手中重獲自己的權利。在實際的作法上，「先生自任監院，院 內各部事務，在先生監督之下，悉歸學生管理，稱為幹事，除項微塵 君任總幹事，鄭子漁君任會計幹事，為固定職務外，其餘幹事，於學 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其職務在學期之終為止，執掌權限， 悉遵學生自治規程。」91 所謂的「自治規則」亦詳列於學校章程當中： 自治規則： 一 來學者皆學行兼優，除遵照學章外，於公德上各有自行防
90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186。 91 同前註，頁 213。
檢之責任 一 另定學規細章，自總幹事起一致遵守，各不得任意破壞 一 每週第六日下午開演說會，有防礙於生理及學問者隨時陳 說，以便擇善改良 一 學業以專致為要，其他營業及作輟不上課，由本學院教習 辭退，或自行告退者，捐金不發還92 在這份自治規則中，要求學生在公德上要有自我防檢之責任，並以制 訂學規細章的方式，要求學校能走上制度化的道路，而不受人為影 響。此外，也固定於週末開設演說會，並要求學生專注於學業，否則 以辭退論。此自治之法，已與現代化的學校管理公約類似，唯有培訓 出懂得自治的人民，才有可能誕生以民為主的國家。 3. 注重體育 晚清在經歷接踵而來的國難而力不從心的疲弊下，達爾文「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點很快成為知識份子用以鼓吹鍛鍊新國民 的論述根據，而最實際的操作模式便是透過體育課程來鍛鍊國民的體 魄。最早將體育教育引入中國大學校園者，當屬聖約翰學院，該校在 1880 年代中期便引進了兵操，規定每星期舉辦兩次，1890 年更舉辦 了校內運動會，引進了各種西式球類運動。93 在此風氣影響下，以培 訓譯才為宗旨的震旦學院，也同樣注重體操課程。據當時學生回憶： 「每星期授兵式操三課，請法軍官為教授，全體學生同時上操，分編 四隊，步伐操法，亦均不苟。某日全體學生荷槍實彈，由教授帶往盧 家灣（當時尚為荒野之地）法兵營，實地打靶。」94 由此看來，此體
92 日本東京浙江同鄉會印行，《浙江潮》（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1968 年影印初版）1903 年第 6 期，附錄。 93 熊月之、周武主編，《聖約翰大學史》，頁 14-15。 94 陳傳德，〈馬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頁 268。
育課似乎更像軍訓課，目的是鍛鍊出具有強健體魄的新國民。
五、從震旦學院到復旦公學（
1903 年－1905 年）
震旦學院開辦一年多以後，校務雖然蒸蒸日上，學生由開辦初 期的二三十人，擴增為一百四五十人，95 但馬相伯所施行的教育理 念，諸如不講教理、錄取年長甚至有革命意識的學生、聽任學生自治 等方面，都慢慢與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本旨相悖。1904 年春，因為 馬相伯身體微恙，96 故「請耶穌會盡力相助。安徽傳教司鐸南從周被 召至滬而為震旦之教務長。南公盡改舊章，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 恐以己之故，阻南公之施設，辭職而去。」97 至此，學生的自治精神 開始發揮作用，主要抗議昔日學科皆英法並重，今已變為教會掌管， 欲將頭二班英文裁去，專用法文。98 於是學生推舉沈步洲擔任主席， 「開會討論辦法，僉謂我輩學生與先生共同進退，情詞異常堅決，末 由主席取出信箋兩卷，置於講臺兩端，一為簽留，一為簽去，聽憑同 學自由決定。結果，簽留者僅宋倜君一人而已，而簽去學生，於散會 後知先生已去，咸紛紛攜帶行李，悄然離院。」99 原本已於東南聲譽 漸隆的震旦學院，竟因此導致散學下場！ 我們若略究其原因，震旦之成敗皆與辦學之初與天主教會密不可 分有關。在嚴復等二十八人署名的〈復旦公學募捐公啟〉中便言及：95 見嚴復等，〈復旦公學募捐公啟〉，收入復旦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復旦大學志》，卷 1 （1905-1949），頁 52。 96 另說「馬君無病而入病院，不啻教會逐馬君而奪全校之權也。」見佚名，〈震旦學院學生退 學始末記〉，收入復旦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復旦大學志》，卷1（1905-1949），頁 48。 97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頁 215。 98 「震旦學院學生退學始末記」刊於《大陸報》第三年第三號（1905 年 3 月 20 日），轉引自 復旦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復旦大學志》，卷1（1905-1949），頁 48。 99 陳傳德，〈馬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頁 269。
當是時，無經費、無師資，徒以少年求學之殷，本其誨誘不倦 之意，草創締合，談藝分科，惟絀經費，故不得不借地於教門； 惟乏師資，故不得不借才於會友。然而三載之間，卓有成 效。……所不幸者，以經費師資之絀乏，而借地借才；以借地 借才，而教育之權界不清，遂終于相激而解散。此今者復旦公 學所以繼震旦而求立，而募捐之舉，所不得已而望海內外諸公 之見助也。100 馬相伯辦學之初，因無經費、無師資而借地於教門、借才於會友，寄 人籬下，難免遭受牽制，使「教育之權界不清」。日後馬的教學理念 與教會不合，促使教會起而主導，終致震旦學院的分裂。 另據馬相伯孫輩馬玉章為文憶往，則述及不為世人所知之事： 當時的震旦大學，明裡是學校，暗裡搞反清的革命活動，其中 有于右任、邵力子和張鼎丞等，還有我的姑夫徐子球。他們的 活動被清廷知道了，便勾結法巡補房計謀捉革命學生。爺爺聽 到這個陰謀後很焦急，為了營救這群學生，爺爺決定把學校捐 贈給教會，交換條件是安全保護革命學生離開。震旦大學就是 在這種情況下落入法國傳教士手中的。101 由此看來，震旦學院的散學事件，除了馬氏教學理念與教會不合外， 暗裡似乎也有掩護革命學生的隱情。 正當學生散學，馬相伯再另謀新校舍時，嚴復、袁希濤、熊希 齡等聞其事，咸來相會商議，未料商議未定，於1905 年 6 月 28 日起， 在《申報》、《時報》等報端忽現「徐家匯震旦學院招生廣告」，文
100 嚴復等，〈復旦公學募捐公啟〉，頁 52。 101 馬玉章，〈爺爺軼事〉，收入宗有恆、夏林根編，《馬相伯與復旦大學》（太原：山西教育出 版社，1996 年），頁 158-159。
曰： 震旦學院前因學生誤會，意旨解散，而本堂及各教員於中國教 育之前途熱心未懈，即院中書籍標本等亦一切無恙，現擬延請 中國清望素著講求教育之人為本學院名譽贊助員，商訂學課規 則，定期招考學生，於七八月間開辦，先此廣告。102 前震旦學院師生為矯正視聽，於隔日《申報》、《時報》頭版（圖2） 亦連刊三日告白曰： 前震旦學院全體幹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震旦解散 後，除添建之校舍移贈教會作為酬謝外，凡公借一應器具暨書 籍標本，早經遷出，毫無轇輵。現暫借吳淞提轅，訂七月下旬 開學，更名復旦公學，舊時院名久已消滅，此後倘有就舊基重 行建設者，無論襲用舊名與否，與從前震旦絲毫無關，特此敬 白。」103 我們若略加比較，可知：1. 徐家匯震旦學院佈告刊登在先，前震旦 學院全體幹事與教職員生之公白則晚一日在《申報》、《時報》等報 上提出反駁公告；2. 徐家匯震旦學院公告主要刊登在第五、六、甚 至十二版的版面，但前震旦學院的公白則連三日以大幅字體刊登於頭 版，其公告更加彰顯。經此報端的正式決裂，天主教徐家匯的震旦學 院襲用原名，由天主教接手繼續辦學，後於1908 年遷往盧家灣呂班 路，佔地一百零三畝，並於1932 年改稱震旦大學；而前震旦學院則 暫借吳淞提轅，由于右任、葉仲裕等馬相伯高足協助，重訂於七月下
102 《申報》第 5 版（1905 年 6 月 28 日）；第 6 版（1905 年 6 月 29 日）；第 12 版（1905 年 6 月30 日）。 103 同前註，第 1 版（1905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1905 年 6 月 30 日）；第 1 版（1905 年 7 月1 日）。
旬開學，並更名為「復旦公學」，取恢復震旦之意。至1917 年復旦 公學創辦大學本科，升格並改名為復旦大學。 圖 2：《時報》於 1905 年 6 月 30 日頭版同時刊登「前震旦學院全 體幹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徐家匯震旦學院」兩 則告白，預告了震旦學院的分裂。 圖像來源： 上海時報館編，《時報》第1 版，1905 年 6 月 30 日，香港：蝠池書院，2006 年影印本。 正當退學事件發生，馬相伯四處求援之際，報端亦出現了一篇署 名「吼」所寫的〈忠告震旦學生〉，其文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