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國際核防擴散建制：抗議／動員與學習／說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中共與國際核防擴散建制：抗議／動員與學習／說服

中 華 民 國 95 年 2 月 24 日

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中國與國際核防擴散建制的互動關係為主體，就第一波社會建構論 的相關研究未能明確針對有關能動者何以遵從國際社會規範之問題進行補強之 工作，也就是將過程與能動者作為研究之焦點，運用決定能動者遵從國際規範的 兩大因果機制：抗議／動員以及社會學習／說服兩項。前者包括非政府組織的能 動者以及非國家能動者與政策網絡之動員；後者則以社會學習機制為主，亦即透 過複雜學習的論點，尤其是所謂之議論式說服來彌補學習理論在遵從研究之不 足。本研究所指之國際核防擴散建制包括國際條約一如「核不擴散條約」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國際組織一如「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國際出口管制建制一如「桑格委員會」（Zangger Committee, ZAC）和「核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y Group, NSG），以及中 國國內相對應之核出口管制相關條例。

關鍵詞： 核不擴散條約、社會建構論、中國

Abstract

The locus of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s. Here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regimes includ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ternation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Zangger Committee, Nuclear Supply Group), and the respective Chinese domestic ex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In so doing,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Chinese behavior by offer a protest/mobilization and social learning / persuasion models. Previous social constructivist debates have failed to identify the reason as why do the agents comply with the social form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agents take action within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politics.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 multi-faced theory of agency. By focusing on the protest/mobilization as well as on the argumentative persuasion/social learning aspect of agency/interaction nexu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develop a robust theory of agency.

前言 中國加入各種防擴散建制的舉動，應可視為是中國在面對其國家逆境時所作 出的調適行為。此一行為所採取的是戰略靈活性（strategic fungibility），此一特 性使中國得以針對那些已經各國同意的「一般性原則」作出迂迴性的解釋，以便 談判過程中取得優勢。中國一向都單方面地闡釋這些原則，以此作為測試對手國 對中國之誠意和承諾的一種方式。而在此一策略的執行上，中國的作為則明顯地 有著一種介於「對一般性原則表示公開支持的象徵性行動主義」和「當宣示性原 則被轉換為具規範特性之多邊建制時卻又採取漠視態度的本質性被動」之間的矛 盾關係存在。而在合作的磋商作為中，特別是在多邊的環境中，中國都是依據本 身所做的特定闡釋來遵守這些原則。換言之，當中國反對某一特殊情境下的規範 和規則時，她會針對這些一般性原則進行多樣化的解讀和闡釋。這可說相當符合 中國以捍衛抽象的國際原則之名來提升其國家利益的中國式作風。 一如中國在1992 年進入「核不擴散條約」（NPT）的過程就採取了這樣的 策略。當時，中國對NPT 的三大目標─防止核武擴散、促進核武器削減和加強和 平使用核能之國際合作表示支持。自從中國於1992 年加入NPT 條約後，中國一 直嚴守條約的規定，並致力於上述目標的達成。中國宣稱其作為符合「NPT 審 議和擴大會議預備委員會」（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and Extension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NPT）的規定。

整體而言，中國加入各項國際核不擴散組織的紀錄摘要如下：1992 年中國 加入了NPT。1994 年美「中」兩國共同呼籲針對禁止任何可作為核武器和其他 核爆炸裝置用途的核裂變材料的生產展開多邊性磋商。1995 年中國表達了對於 NPT 無限期延長的支持，並於1996 年停止核試和簽署了CTBT。1997 年中國與 IAEA 的其他成員進行磋商，其後建議IAEA 管理理事會採取新的「廣泛性防衛 協定」來增強IAEA 對各國不為人知核計畫的偵測能力等。然而在另一方面，在 上述的基本原則下中國仍保留了「求同存異」的策略作為中國的行為準則。中國 和巴基斯坦間所進行的核貿易和合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研究目的 我們所關切的問題在於中國在不擴散議題上所表現的承諾與行為上的落 差。對中國而言，問題重點並不在於中國是否支持核不擴散規範，而在於中國是 否將和其他的核供應者採取相同的核貿易規範。中國認為此種針對「多邊供給面」 （multilateral supply-side）的管制建制是用來限制對開發中國家的核武出口。中 國表示「核供應集團」（NSG）已成為工業國家管制核產量和銷售的壟斷性組織， 這對開發中國家而言無疑是一種歧視。西方國家所追求的核不擴散目標其實是以

犧牲開發中國家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為代價。他們以嚴格的NSG 出口管制來限 制對開發中國家所進行核技術的轉讓，其結果就是扼殺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 在科技轉移的領域中，中國經常認為她遭受到雙重的犧牲：一方面西方國家拒絕 與中國分享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卻又要求中國限制本身技術的輸出。 中國一向謹慎地擬定其行動策略，以便向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傳達出強烈 的象徵性信息。當中國認為NPT 和CTBT 對其國家需求有所妨礙時，就更合理 化了中國對於維護國家主權與平等對待上的要求，這些行動透露出中國在其行動 上的政治脈絡認知。 在過去20 多年間，中國所加入的國際軍控、防擴散條約和建制，以及相關 的會議中，無論是在其範圍、准許或要求的行為和所應遵守的機制上都有很大的 差異。中國所加入的軍控和防擴散建制的範圍清楚地展現出中國認同轉變或彈性 作為的運作方式。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已發展出一套適合其生存發展的特定行為 模式，而中國的認同亦足以合理化其所作的某些選擇。例如在中國違反NPT 規 範的案例中，中國的回應經常出現一方面明確否認有從事任何違反相關建制規範 的行為，另一方面卻又堅稱中國一直遭受到歧視待遇的矛盾情況。 本研究計畫提出了以第二波建構主義有關在動員與抗議及學習與說服這幾 個層面的討論。此一主旨提供了一個可以從國家層次來分析中國參與雙邊及多邊 國際防擴散活動的分析工具。本研究計畫的理論取向針對了有關過去20 多年間 國內外學界對於中國的擴散行為研究的嚴重不足予以補充。 本研究計畫闡述了如是的一個觀點：中國的擴散行為主要係以中國本身在權 力、利益與認同的塑造過程中所產生的互為主體性的闡釋為其基礎。通過權力、 利益與認同模式的戰略連結，讓我們在共同的分析架構中，從而對於影響中國戰 略互動的整體權力結構、國際建制的安排和中國認知變遷等因素有了充分的認 識。 文獻探討 由於早期社會建構主義的研究並未明確針對有關能動者為何會遵從社會規 範的問題進行研究。相反地，他們是以遵從內化（社會化）之後的階段作為主要 的研究焦點，而並不重視有關遵從內化過程的研究。不過由於遵從一旦被內化之 後，它就不再涉及任何選擇機制的問題了，而成為了在某些適當邏輯主導或驅動 下的規律性行為。因此這樣的建構主義研究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對社會互動的靜態 描述而已。

有鑒於此，最近有關建構主義的研究已改弦更張，而將過程和能動者 （agency）作為研究的焦點。事實上，這些研究業已找出了決定社會能動者遵從 規範性規定的兩大因果機制：社會抗議與動員和社會學習。抗議與動員機制包括 以下兩種類型。第一，抗議與動員機制可以來自於若干例如非政府組織的能動者 或聯盟等，他們運用規範來對國內決策者施壓迫使他們遵守這些規範。 其次，抗議動員機制亦可透過非國家能動者和政策網絡來動員和促使決策者 遵守相關的行為規範，這其中就包括了國內和跨國的層次在內。例如綠色和平組 織就屬於這類的政治壓力機制。不過這些規範並未因此而被菁英所內化。 而在能動者或微觀的層次上，抗議動能是如何解釋遵從行為呢？首先就高層 的菁英而言，答案似乎很明顯：由於菁英將規範視為是一種尚未被內化的行為限 制，因此標準的理性主義模型就能夠解釋他們的遵從行為。其次就底層的活動 者、非政府組織和系統層次而言，抗議動能的解釋力卻相當不明確。在某些案例 中，規範似乎真如建構主義者所言，透過對能動者新的利益和身份的建構過程來 產生遵從的行為；但在其他的案例中卻又似乎如理性主義者所言，規範只有工具 性價值，能動者對規範的遵從只是為了增進特定利益下所做的一種選擇而已。 職是之故，建構主義中有關動員和抗議機制的論述，隱約地仍是以方法論的 個別主義和因果選擇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而和理性主義的建制以及談判理論之 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換言之，儘管兩者使用的術語不同，但建構主義的論述仍 只是從社會規範擴散（diffusion）的角度來論證成本與效益評估對於遵從的影 響。此派學者和許多建制與國際談判理論者同樣強調制裁在促進遵從上的重要 性。誠然，制裁力（是一種社會規範）和機制（例如非政府組織）兩者的確不同， 但若就其行為邏輯和選擇機制而言卻極為類似，或可稱其為社會制裁。 因此上述社會動員與遵從動能的論述，包涵了對於國家和國家決策者的三個 層次的偏見（bias）。首先就規範面而言，菁英決策者被視為是邪惡的；再就實 證面而言，菁英被認為是被動和反動的；最後就本體論而言，菁英則被視為是精 於效益計算的能動者。例如在最近Risse, Ropp 和Sikkink 等人有關國際人權規範 和國內遵從模式關連性的研究中，Keck 和Sikkink 就提出了所謂「回力棒模型」 （boomerang model）。該模型認為跨國和國內社會動員對那些不遵從之國家菁 英所產生的制約作用，就好像是投擲回力棒一樣：剛開始這些制約並不能改變菁 英的偏好，而只是透過改變菁英的行為和策略來達到遵從的目的；然而在後續的 制約過程中，菁英卻逐漸將這些規範內化為新的偏好，進而達到真正遵從的境 界。此一理論雖然重要，卻它卻不能解釋為何決策者一定要先經過「軟化」 （softening up）的過程才能夠達到遵從的境界？

上述的偏見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在這方面就似乎和「現代建構主義者」 （modernist constructivists）所提出的一個理論與學科觀點（theoretical/disciplinary move）以及他們後續所選擇的議題領域有關。首先就理論與學科觀點而言，近 年來由建構主義所作有關全球規範傳播（diffusion of global norms）的研究，以 及由社會學和政治學所作有關社會運動的研究，此兩者理論開始有了相互融合的 現象。此一理論的融合使得建構主義更能夠針對規範（或其他社會契約）在不同 環境中所產生社會動員的動態現象提出解釋。因此在「社會運動文獻」（social movements literature, SML）中所強調的能動體的 研究，已大幅增進了建構主義在有關結構和能動體兩者間的理論平衡。 不過，此一學科之間的理論交流還是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第一，當建構主 義完成了個別主義的本體論和因果選擇機制兩者相結合的同時，這也就意謂著建 構主義所接受的行為邏輯其實已和所謂的「弱理性主義」（thin rationalism）的 邏 輯 論 述 相 一 致 。 而 所 謂 的 「 弱 理 性 主 義 」 雖 然 認 為 能 動 者 可 以 非 物 質 （non-material）作為其追求的目標，但若就根本的選擇機制而言，該理論在本 質上仍舊採取以「手段─目的」為基礎的因果選擇機制。 此一個別主義本體論和因果選擇機制的結合被若干建構主義者稱為「戰略性 的社會建構」（strategic social construction），在這樣的社會建構基礎下，能動 者除了會詳細地針對手段與目的進行評估、追求效益的極大化外，並且試圖改變 他人的效益偏好。換言之， 現代建構主義的特點並不在於它結合了實證和闡釋 途徑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stance），而在於它以「相互建構」（mutual constitution）為基礎的本體論。不過，因果選擇機制或許能夠和這樣的本體論相 容，但就個別主義而言卻並不容易。 其次，就社會運動研究而言，該研究對與國家相關的變數具有一定的偏見。 社會運動研究可說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政治觀點，而假設國家制度或官僚菁英之間 的對話只能在建構過程中扮演次要的角色地位，因此建構主義與社會運動研究基 本上將國家和決策者視為是對社會運動壓力被動的接受者，而不是一個能主動扮 演設定本身議題的角色。 第三，社會運動研究假設「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例如規範）和遵 從是競爭之下的產物，因此社會建構就不是透過社會學習的擴散過程（diffuse social learning process）而產生的。這樣的論點其實並不正確，某些社會建構學者 業已發現，社會心理學和人際間互動關係（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的研究的確 能夠深化我們對於社會建構意義的瞭解。

題領域有關。建構主義和社會運動文獻經常選擇國際人權作為研究的議題領域。 不過基於以下的兩個理由，我們認為若以此一政策領域作為研究的範疇，將很難 獲得有關遵從與社會化的一般性理論。首先，國際人權規範、制度，以及跨國的 社會運動都有越來越制度化的趨勢，因此國內的能動體和其他國內層次的因素所 能發揮的因果關係比重也就越來越小。其次，許多的人權研究都是以那些流氓或 威權國家作為研究的焦點。在這種體制中的菁英都具有強烈的維持現狀的傾向， 因此剛開始的議題設定和動員一定是由社會的底層發動。然而在其他的議題領域 中，國家和其菁英卻會在政治過程中發揮領導的作用。 不過無論如何，現代建構主義中有關動員與抗議機制這兩項變數的研究的確 已引起了學界一定的關注。然而一昧強調這兩項變數的作用也會引起實證上（忽 略其他國內層次的可能動態因素）和本體論上的理論危機。動員與抗議機制這兩 項變數的盲點在於政治與國家的能動者其實並不是一個只會評估如何增進特定 利益的能動者，他們也還會在社會動員發生之前就主動試圖去界定新的利益。

在這方面，建構主義中有關「社會學習機制」（social learning mechanism） 的論述就是針對這樣的動態因素所進行討論。此派學者認為促使能動者遵從規範 的主因其實不在於政治壓力而在於能動者的學習。此一複雜學習（complex learning）的論點源自於認知和社會心理學。認知和社會心理學指出，透過對規 範的接觸（expose），個人將因此產生新的利益界定。此一類型的建構主義共結 合了認知建制理論和談判理論的研究成果。 從上述諸多有關學習的文獻中發現，儘管學者們一再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但 有關如何將此一概念操作化的討論卻不多見。此外，學習這個命題本身其實也並 不足以對社會互動和選擇提供充分的解釋。有鑒於此，本書提出了「議論式說服」 （argumentative persuasion）的理論工具，藉此彌補學習理論在遵從研究方面的 不足。 首先要討論的是，何謂能動者的學習？在這點上理性主義者和社會建構者的 答案並不相同。理性選擇的分析模式也重視學習所扮演的角色，但由於它的理論 基礎是方法論的個別主義，因此就很難建立起有關能動者利益變化時的互動脈絡 模型。事實上，理性主義甚至將所謂的社會互動視為是個別能動者的效用函數而 已。 因此理性主義的學習其實都是以個別主義為基礎的學習，因此所謂的學習就 只是一種「簡單學習」（simple learning）而已；換言之，能動者雖然透過互動 的過程取得了新的資訊，並會利用這些資訊來改變其策略，但能動者原有的偏好 卻不會因此而改變，因為在理性主義的假設中能動者的偏好在一開始就已屬既定

變數（given variables）。因此基於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皆固定不變的假設下，難 怪理性主義會對社會學習過程中的核心變數「溝通」（communication）和「語 言」（language）的作用，以及可改變能動者利益和認同之互動脈絡並不重視。 在這方面建構主義就可扮演探究複雜的社會學習過程的角色。社會學習論認 為，透過社會學習的過程，能動者的利益和身份都會因此而改變，甚至產生新的 偏好。換言之，社會學習論打破了理性主義之方法論的個別主義的束縛，轉而強 調社會脈絡互動對於形塑能動者偏好所能發揮的作用，並認為唯有如此才更能體 現實際社會運作的真實面貌。然而，我們應如何將社會學習的過程概念化？社會 學習的現象在何種條件下才會產生？所幸透過近年來認知和社會心理學所累積 的大量文獻，在這方面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根據相關的研究基礎，以下我們 提出有關社會學習何時發生的四項假說： 假說一：當團體中的成員都具有共同的專業背景時，社會學習就比較容易發生。 假說二：當團體本身體察到危機或面臨政策失敗時，社會學習就比較容易發生。 假說三：團體成員互動的頻率越高，社會學習就比較容易發生。 假說四：當團體與直接政治壓力隔離時，社會學習就比較容易發生。 很顯然地，上述這些假說都有再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例如，危機的情況是否 能夠被界定為是先驗（priori）而非後設（post-hoc）的？團體間成員的互動究竟 要到何種程度才會產生社會學習？團體中正式的投票程序是否會影響學習的可 能性？ 此外，社會學習論也必然應重視溝通在學習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可惜 的是，雖然學者們強調溝通和語言在能動者學習新的利益和身份時的重要性，但 他們卻無法完成理論化的工作。特別是對認知心理學和組織理論的學者而言，造 成此項缺失的主因在於他們的研究焦點經常都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互動，而是所謂 的「人工互動」（artificial interactions）。在人工互動中缺乏的是是人與人的面 對面接觸。因此，這些研究可說仍侷限於理性主義的框架內，而在本質上仍屬於 個別主義的理論性質。 因此以上述理論為基礎的建構主義勢必還是會落入個別主義的窠臼當中。例 如在Finnemore 的研究中，雖然通篇所討論的都是與學習有關的課題，但卻仍然 沒有掌握住社會互動的精髓。有鑑於此，建構主義者其實更應借重社會心理學、 政治社會化和政治溝通中有關「說服與論辯」（persuasion 或argumentation）的

理論。儘管相關的理論內容龐雜，但大體上仍可將其歸納為「說服的類型」與「說 服的環境」（types and settings of persuasion）兩個面向。在說服的類型方面，又 可區分為「操縱型說服」（manipulative persuasion）和「議論型說服」（argumentative persuasion）兩類。操縱型說服的過程缺乏社會的互動，說服過程完全由政治菁 英操縱；相反的，議論型說服則是指在沒有明顯強迫的情況下，完全透過社會互 動的過程來改變能動者對因果關係的態度。換言之，透過議論型說服的機制產生 了社會學習的效果，能動者的利益和身份也因此而改變和再界定。因此，說服可 說是溝通者企圖透過信息的傳播來促使被說服者在一定選擇自由的情況下改變 其信念、態度或行為的活動或過程。 其次就說服的環境而言，基本上可區分為人際關係型（interpersonal）、說 服型（persuasion）和大眾傳播型（mass media）等三大類型。人際關係型是指一 對一或小團體的對話情境；說服型是指較大型的對話環境，例如演講者和他的聽 眾；大眾傳播型的對話環境最為廣泛，例如透過電視或廣播來進行對話。 不過上述理論也並非完全沒有理論和方法論上的缺點，尤其是以下的兩點特 別明顯。第一，說服理論大多是依據社會心理學所進行的理論歸納，其本身缺乏 一套能夠指明在何種情況下才會產生議論說服的「範疇條件」（scope condition） 的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 其次，許多說服理論的學者，基於他們的學科背景而特別重視實驗或調查的 研究方法，因而忽略了社會互動脈絡的研究。近年來，許多學者亦開始呼籲採取 包括質化技術在內更廣泛的研究方式，以便更能針對說服的情境進行研究。以下 是有關議論型說服的五項假說： 假說五：當被說服者是處於新且不確定的環境且因此而認知上願意接受新的資訊 時，議論型說服較容易發生作用。 假說六：當被說服者原先所具有之信念與說服者所欲傳達之信息彼此差異不大 時，議論型說服較容易發生作用。 假說七：當說服者在被說服者所屬的團體中具有一定的權威時，議論型說服較容 易發生作用。 假說八：當說服者行動取代一昧的說教或要求時，議論型說服較容易發生作用。 假說九：當說服者和被說服者在政治化較低且較為隔離的環境中進行互動時，議 論型說服較容易發生作用。

以議論型說服作為研究的焦點具有以下的優點。第一，議論型說服可以直接 針對溝通和社會互動的角色進行操作。其次，議論型說服凸顯了社會規範在促進 行為者學習上的能動體地位。規範不僅能被動地幫助行為者學習，更能透過某些 個人和組織的主動作為而達到增進學習的目的（例如假說七和假說八）。 總之，微觀層次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確擴展了我們對於社會行為者遵從原因的 瞭解。在若干的案例中，能動者的確是透過了在溝通和說服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 新的利益而改採遵從的作為。此外，相對於社會建構主義而言，促成遵從的選擇 機制不再是行為者基於手段─目的評估後所做的因果選擇，而是經過沈思 （deliberating）、詰問（puzzling）和議論的過程而決定。最後，此一研究途徑 也不屬於方法取向（method-driven）的研究途徑，它試圖建立所謂的範疇條件， 藉此找出足以促成社會學習、說服和遵從發生的條件與情境。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將採用資料分析與調查訪問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部分主要依據 蒙特利防擴散研究中心之資料庫有關中國在核武的擴散狀況資料，此一資料庫為 現階段國際上存在最為權威之公開性資料，為本研究資料所依賴之主要來源。另 外並配合前赴中國大陸北京及上海地區進行對相關智庫及政府部門人員進行深 度訪談。前赴中國大陸北京、上海訪談之機構及人員名單如下，本人將透過本中 心之合作機構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協助安排進行面談事宜。 1.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楊明杰、歐陽立平） 2.國防科技信息中心軍控與裁軍研究部（劉華秋） 3.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潘菊生、潘韜、胡豫閩） 4.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王仲春、彭光謙） 5.軍事科學研究院戰略研究部（羅援） 6.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駱忍石） 7.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陳繼豐） 8.應用物理計算數學研究所軍備控制物理研究室（田東風） 9.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軍備控制與防擴散研究中心（顧國良、洪源、樊吉社） 10.清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李彬） 11.北京大學軍控中心（韓華） 12.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13.上海國際間研究所 14.對外貿易經濟貿易合作部科技司「出口管制處」 15.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核安全與輻射環境管理司」 16.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

17.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石油和化學工業局政策法規司 18.外交部軍控司 19.戰略基金會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成果之一「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之再審視」（見附錄一：《問題與研 究》，第 44 卷第 4 期，民國 94 年 7、8 月號，頁 101-150），通過此一條約來檢驗 本研究重點，亦即中國之實踐活動在支撐第三波社會建構論爭辯各種身分類別中 的作用。主要發現如下：第一、有關「安全保證」此一功能，也就是無核國家要 求核武國家自我約束，進而提供無條件且有法律拘束力之安全保證之訴求，五個 核武國家中只有中國做出無條件承諾提供安全保證。第二、有關「核裁軍」此一 功能，中國強調戰略穩定性之重要，並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之倡議，並強調「全 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主要作用在於防止核武之現代化此一訴求。第三、有關「出 口管制」此一功能，通過社會化過程，並在國際的壓力下，中國先後加入了「桑 格委員會」及「核供應國集團」。第四、有關「保障監督」此一功能，中國先後 加入了「國際原子能總署」，並簽署了各種相關防護計畫。本研究計畫通過實證 研究，一一檢驗了社會建構論有關社會能動者遵循規範的主要機制：動員與學習 兩個要項。此項研究發現主要之學術意義在於以中國國際核建制為焦點，通過細 緻的實證素材，從而準確的掌握中國在遵循國際核建制規範的具體資料，並藉此 反饋社會建構論中有關規範遵循的基本命題，此一作為符合研究計畫之設計並達 成預期目標，此一研究成果深具理論意涵。為此，本研究計畫成果彰顯了理論與 實踐對話之必要性。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聯合國官方文獻：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3)CD/1281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4)CD/1364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5)CD/1423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6)CD/1436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7)CD/1476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8)CD/1557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1999)CD/1595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2000)CD/1627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2000)CD/1627/CORR.1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2001)CD/1653

裁軍談判會議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報告 (2002)CD/1685 裁軍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1996) A/51/182 裁軍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1999) A/54/42 裁軍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2001) A/56/42 裁軍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2002) A/57/42 裁軍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2003) A/57/95 大會決議：「根據第一委員會的報告（A/57/510）通過」57/75.軍備的透明度 （2002/12/18）A/RES/57/75 大會決議：「根據第一委員會的報告（A/56/536）通過」56/24.全面徹底裁軍 （2002/1/10）A/RES/56/24 大會決議：「根據第一委員會的報告（A/55/559）通過」55/53.全面徹底裁軍 （2001/1/12）A/RES/55/33 大會決議：「根據第一委員會的報告（A/54/563）通過」54/54.全面徹底裁軍 （2000/1/10）A/RES/54/54 大會決議：「根據第一委員會的報告（A/53/584）通過」53/77.全面徹底裁軍 （1999/1/12）A/RES/53/77 大會決議：「根據第一委員會的報告（A/57/512）通過」2003 年57/95.裁軍審議 委員會的報告（2003/1/9）A/RES/57/95 中共官方文獻： 2003 年12 月3 日 中國的防擴散政策和措施 2003 年12 月3 日 敏感物項和技術出口許可證暫行管理辦法 2003 年3 月21 日 軍品出口管理清單 1998 年6 月1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兩用品及相關技術出口管制條例 1997 年8 月1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出口管制條例 （一）中文專書： 丁幸豪、扥馬斯‧羅賓遜（1995），《中美關係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編（2001），《國際形勢年鑑2001 年》，上海，教育出版 社。 大衛‧A‧鮑德溫（David A. Baldwin）（2001），《新理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肖歡容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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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之再審視：一個權力政治與身分政治的解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