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賦權與新聞自主的實踐：以網路原生媒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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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科技賦權與新聞自主的實踐：以網路原生媒體為例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tic Autonomy in Online Media. 指導教授：王維菁博士研究生：陳之馨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一. 月.

(2) 謝辭. 坐在國圖的許多日子裡，累了的時候，就會去翻閱那些已經完成的論文謝辭頁，想像著自己總有一天也能在這裡回顧歷程，過程必然是內心澎湃但又帶著告別學生生涯的不捨感傷，然後從此當個沒有夢沒有又無力逃避的蒼白社會新鮮人；但此刻動筆當下，我才剛結束與好友又度過了如大學生般玩樂的周末，正準備隔天上班的平淡日常。也許就是這樣的一回事：這絢爛而精采研究生日子終究有結束的一天，但這些年來拾取獲得的美好回憶，能一生細細品嘗。. 這本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王維菁老師。對於研究所生活有太多規劃與想做的事情，沒有花太多時間在學生本分上的我，老師仍鼓勵我向外探索；當我終於定下心來要好好寫論文的時候，老師也馬上成為最可靠的支持。另外，感謝當我在尋找訪談對象感到無力的同時，每個願意立刻拿出手機、轉發貼文、協助聯絡的貴人，因為你們，我了解到一份協助他人的心意有多麼珍貴溫暖。感謝所有訪談對象願意撥冗和我談論專業、談自主，以及自己的看法，總讓我聽的津津有味，那真誠的對談也是讓我能堅持完成論文的最大動力。. 謝謝大傳 102 的同學們，四年前離開熟悉的環境開始研究生生活時，還帶著對未來的陌生與害怕，想不到竟然能跟這些人如此瘋狂合拍，有笑有淚有互嗆更有扶持，一起完成論文最後一哩，真是要愛你們一輩子。與大學同學們的連絡雖然少了，但也感謝咖宏、泡泡、湯湯、球球常常關心我的論文進度。謝謝小莉老師，讓我對跳舞有那麼點自信與樂趣。感謝台大肚皮舞社的妍蓁老師、倩妮老師，引我進門的雙羽，以及認識的每個女孩們：雅涵、文沛、有餘跟好多好多，再加上有些特別的瘋女人：孟軒、Rita、淳琪。認識你們後的日子真是太精彩啦！.

(3) 在我一路拖延的學生生涯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們，沒有你們無條件的寬容與支持，我一定沒有辦法度過這麼愉快而無憂無慮的日子。也要感謝準家人凌小白，相處這麼久，真的越來越像家人了，快點和我共組一個家庭吧！XD.

(4) 摘要. 自從 Breed 在 1950 年代研究新聞室控制，並探討新聞工作者如何利用組織控制的空隙，取得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的空間，從此之後，新聞工作者面對新聞室控制的抵抗方式，大多與 Breed 立論相去不遠。然而，新聞工作歷經數位科技浪潮，不管是工作形式與組織型態，都因此出現顛覆性的變化。新聞組織採納科技使用後，固然對新聞勞動力造成不良影響，但新聞工作者也從中習得在獨立完成新聞工作的科技技能。科技降低媒體市場進入門檻，個人只要具有小額資本，就能夠成立媒體，數位廣告以及多元的募資方式，也使小型網路原生媒體得以生存。而去除大型組織綿密的控制管理後，新聞工作者是否能在科技時代裡找到新的抵抗方式，而科技最後能成為新聞工作者帶來賦權結果，也就是以網路原生媒體形式得到在傳統新聞機構管理下而不可得的新聞專業自主權。. 最後，本研究發現，現階段離開傳統媒體而轉向網路原生媒體的新聞工作者，雖然主要目的是出於觀察到網路媒體趨勢而選擇轉換跑道，但因為對於新聞工作有不同偏向的追求，而會有對於專業導向網路原生媒體及商業導向網路媒體的不同選擇。然而，正因為新聞團隊在具備彈性的網路新聞組織工作裡，能持續溝通、並維持對於新聞自主的共識，並加以實踐，科技才真正為新聞工作者帶來新聞專業自主的賦權結果。. 關鍵字：網路原生媒體、新聞工作者、新聞專業自主.

(5) 目錄第壹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研究背景 ............................................................................................................... 5. 一、報禁解除後市場導向化的台灣傳統報業 5 二、新聞工作者權益、訴求與行動第三節研究架構. 10. 第四節研究背景. 11. 7.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第貳章文獻回顧 12 第一節新聞室控制與抵抗資源 ..................................................................................... 12 一、新聞室控制 12 二、記者專業自主. 14. （一）新聞專業概念沿革. 14. （二）個人層面的新聞專業（三）專業與自主的展現三、記者抵抗資源. 18. 19. （一）個人抵抗資源. 19. 1. 組織模糊空間. 20. 2. 專業知識報導策略. 21. 3. 聯合外部資源施壓. 21. 4. 組織內部資源（二）集體抵抗四、小結. 16. 22. 23. 25. 第二節科技賦權 ............................................................................................................. 26 一、賦權. 26. 二、科技／網路賦權 29.

(6) 三、新聞工作者與網路使用 31 四、小結. 35. 第參章研究方法 36 第一節、個案研究 ............................................................................................................. 36 第二節、研究設計 ............................................................................................................. 37 第三節、研究對象 ............................................................................................................. 38 第四節、訪談對象 ............................................................................................................. 40 第五節、研究資料 ............................................................................................................. 41 第肆章研究發現 43 第一節、新聞工作者不再選擇傳統媒體的原因 ............................................................. 44 第二節、網路媒體與自主性的關係 ................................................................................. 46 一、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 46. 二、專業導向網路媒體與商業導向網路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一）媒體組織發展目標與內容偏好（二）、工作者的新聞專業自主（三）、組織內部氣氛. 49. 50. 54. 58. 三、網路媒體工作者與科技賦權. 59. （一）、專業如何獲得肯定 59 （二）、新聞專業如何回饋給媒體什麼好處 61 第伍章結論 62 第一節、結果分析 ............................................................................................................. 62 第二節、研究討論 ............................................................................................................. 64 附錄一、訪談大綱 68 中文文獻 70 英文文獻 76.

(7) 表目錄表 2-1：透過賦權策略可能達到的目標…27 表 3-1：受訪者資料一覽表…41 表 4-1：台灣報業時期與受訪者經歷對照…44.

(8) 第壹章、緒論第一節、. 研究動機. 過往討論到台灣新聞工作者的抗爭行動，總會感嘆「記者報導他人抗爭，卻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議題束手無策」；一般勞資爭議與集體行動能透過報導加以關注追蹤，記者抗爭與集體行動報導便相對較少。除了報社資方相互掩護需求，記者本身在報社內部社會化下，也對權益問題冷漠，甚至認為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的行動天真而毫無所動（馮建三，1998）。當報禁解除，來自政治箝制與規範的壓力撤出，市場競爭原則取而代之主宰報業，在缺乏產業民主機制的情況下，報老闆的意志與系統控制得以更貫徹於組織，影響記者專業自主權益。. 記者你為何不抵抗？選擇與理念相近的媒體棲身是就職前的提醒，離開組織以辭職明志，在記者崗位上為專業自主奮戰到最後一刻，則是實踐自主的最後王牌，無論如何，仍然要是一名記者。然而，即使許多新聞工作者在組織中尚能維護專業自主的抵抗資源（陳順孝，2003；林照真，2006；陳曉宜，2006），在沉淪的傳播環境中，便曾有這樣一名記者「因為不滿媒體環境，因為抗議經營者或主管，他已經辭職九次、換過九個老闆，而今，他不知能去哪裡了。」1。. 在新聞自主性因市場競爭受挫的同時，新聞工作者勞動權益也因傳統報業引進新科技而造成影響及損害（EFJ,2003；王維菁，2013）。但科技發展並非單方面在勞動場域造成剝削的負面結果，也具備改變舊有社會權力關係的能力，可在觀念與行動上增強當事人能力。使用者透過科技分享資訊、知識與報酬，得以覺. 1. 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2/08/09/2429129.html 1.

(9) 知權力，掌握控制生活及行動，此即為科技賦權（technology empowerment）的概念（吳美雲，2000；溫典寰，2005）。新聞工作者被科技改變工作型態、影響勞動權益，是否也發現網路賦予權力？. 曾在傳統媒體工作過的江一豪、朱淑娟等人，由於與主流媒體價值迥異而選擇離開。報導立場與個人理念同屬於「參與者」的兩人，離開主流媒體後都成立自己的部落格，在持續的寫作中摸索實踐新聞理念的方式。2008 年，以搬家工作維生並從事苦勞網記者的江一豪入圍卓越新聞獎新聞報導獎，朱淑娟的部落格「環境報導」自 2009 年開始華文部落格大賽訊息觀點首獎，2010 年至 2013 年也獲得卓越新聞獎及曾虛白公共服務報導獎的肯定。新聞工作者在離開傳統媒體獨立後仍能持續從事新聞報導，實踐新聞義理，在網路傳播的擴散下，仍能持續報導發揮影響力（郭姵君，2010）。. 過去若與組織理念不合，只能選擇沉默辭職的新聞工作者，也得以透過網路向閱聽人發聲，揭露新聞工作面臨的困境。2010 年 12 月，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在個人部落格上以〈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一文揭露報業長期受置入性行銷影響，並向外界表明以辭職明志決心，一日內包括分站共有十萬餘點閱次數2，報業置入性行銷議題由網路延燒回現實世界，一個月後政府通過《預算法》禁止政府隱藏式文宣。2012 年，資深記者何榮幸選擇在個人部落格撰文間接承認離開中國時報事實3，受反旺中運動波及的新進記者游婉琪，選擇在離職前將當時工作日記與心境公布網路，闡述報導與特稿遭組織干預，甚至未經允許而掛名4，外界以此得以理解新聞工作者在組織內受到控制的壓力與噤聲的無奈，重新重視新聞專業自主問題。. 2 3 4. 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4/580172.html 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archive/2012/08/09/2420835.html http://cherryaki66.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31.html 2.

(10) 於此同時，閱聽人接觸傳統媒體的時間受網路影響而逐漸減少。2007 年網路閱報率超越傳統媒體，並持續瓜分廣告市場。科技造成傳統媒體衰退的同時，由於環境與條件日漸成熟，未必需要如傳統報業對於印刷設備與派報系統的投資成本，也同樣能向外傳播訊息。對傳統媒體不滿的使用者逐漸摸索出網路公民新聞的可能性，以爭取為傳統媒體所忽視的議題發聲。然而，過往公民媒體尚未建立起定期產出報導運作機制，報導人力以業餘人士為主，內容方向則以議題導向，產製周期不固定，內容品質也未受過新聞專業檢驗把關，是以往公民新聞被認為未能取代傳統媒體的主要原因。但近年陸續成立的網路原生媒體《新頭殼》、《風傳媒》與《民報》等不為事件主導，與傳統媒體相同，每日產出要聞並在網路發佈，同樣成為閱聽人的選擇。. 《新頭殼》2009 年創立時便以社會企業自居，不以營利而以「尊重新聞專業、培育優秀記者、推動媒體改革及促進民主深化」為目標5。網站強調拒絕置入性行銷，組織並維持務實精簡路線，對擴張規模持謹慎態度。董事長蘇正平曾在自立事件提倡以內部新聞自由，以作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依據，關懷新聞記者專業自主問題（蘇正平，1996）。其餘幾位發起人也曾在不同媒體共事過，或者在媒體改革運動也有合作經驗，最後共同出資成立新聞網站。. 數年後，部分自中國時報出走的資深記者選擇 2014 年 1 月開始正式運作，作為新創網路原生媒體的「風傳媒」。創辦人張果軍稱風傳媒是「沒有財團包袱與黨政色彩的獨立媒體」，發行人王健壯是前中國時報總社長，即使再次投入媒體，也強調獨立媒體精神；其他人如總主筆夏珍、副總主筆呂紹煒、執行副總編輯吳典蓉和副總編輯閻紀宇，亦是由蔡衍明入主後的中時報系出走後，成為風傳媒的新聞工作者（彭慧明，2014；郭淑媛，2014）。同一年，羅東聖母醫院院長. 5. http://newtalk.tw/ainfo.php?oid=ct6 3.

(11) 陳永興等人於 4 月創建《民報》，雖仍以實體化為目標，但評估現況後選擇由網路原生媒體起步（陳永興，2014）。標榜提供弱勢發聲平台，尊重新聞工作者專業而不予干涉，讓多元意見能有理性辯論的空間。. 然而，科技影響媒體市場消長，各方亦觀察到網路趨勢，不僅傳統媒體增設網路部門，市場趨向之網路原生媒體也接連進入市場競爭。「Nownews」前身為東森媒體集團新聞網站「東森新聞報」，2005 年時便推出部落格平台「Bloguide」，改版後，部落格文章也可與網路媒體版面並列，2008 年為中華聯合電訊集團旗下公司「中華聯合數位映像股份有限公司」併購更名。另一方面，結合王令麟資金，《東森新聞雲》在 2011 年 11 月再度開站，將新聞網站定位為整合新聞、資訊、知識和娛樂的訊息平台，並深化社群互動層面。將媒體定義由社群，重視互動層面，2013 年投入電子商務平台，提供消費服務（蔡慶輝，2011；動腦雜誌， 2015）。. 對於流量與點擊率的偏重，讓這兩家媒體在台灣新聞網站流量排名中名列前茅。不同於前述網路原生媒體強調專業新聞價值，這兩家媒體代表的是以社群與分享為發展方向，以創造瀏覽量與廣告業績。但莊迪澎（2015）以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經驗指出，對於點擊率與瀏覽量的偏重，造成馬來西亞網路媒體比傳統媒體更向廣告妥協，新聞內容淺薄，背後原因便是於網路媒體日益企業化（corporatization）與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之故。至於組織內的新聞工作者，是否能在其中自主判斷、發揮專業價值，也就值得深究了。. 過往對於新聞工作者使用傳播科技相關研究，通常在於新聞組織如何數位化達成轉型需求的過程（傅旋，2002；林敬恆，2005）。當組織因科技變革發展致使影響新聞工作者勞動權益時，抵抗資源相關研究仍大致停留於拓展個人資本、. 4.

(12) 或呼籲新聞工作者團結集體行動。這樣在組織內爭取權益的方式，與最初提出新聞室社會控制研究者 Breed 所處的一九五○年代無太大差別，並未隨時代環境變化。然而，當傳統媒體不再是出走的新聞工作者的唯一選擇，這些自傳統媒體出走的記者為何選擇投身網路媒體？這些記者在網路媒體的新聞表現，與任職於傳統媒體時期相比有何差異？這些網路媒體又如何能透過專業自主型塑特色，並依此奠定社會位置？總的來說，科技進步造就網路原生媒體崛起的現象，是否為新聞工作者與專業自主開拓實踐空間？將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焦點。.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報禁解除後市場導向化的台灣傳統報業. 經營傳統報業需要投入龐大固定設備資產、人力成本，以及行銷通路投資等大量資金，但報業資本回收期長，使傳統報業逐漸趨向規模經濟經營方式（張宏源，1999）。以媒介經濟學而言，閱聽人數量與利潤及收入成正比，因此大眾媒體皆以吸引最大潛在閱聽人為首要目標，報紙自我定位為大量製造的商品，使報紙逐漸朝商業化與通俗化傾斜（Grossberg, Wartella, &Whitney,1998；楊意菁、陳芸芸譯，1999；Curran &Seaton, 1997，引自魏玓、劉昌德譯，2001）。. 報禁解除後缺乏完整配套措施，造成財力雄厚報團獨佔市場。隨著媒體市場競爭加劇、資本集中，加以電子媒體及網際網路崛起等因素，導致報業經營更為困難，讀者閱報率下降，報紙發行與廣告市場衰退，缺乏資源的中小型報刊陸續退出市場的結果。新科技加重產業困境，2007 年，台灣網路閱報率超越報紙，達到近 50%，實體閱報人口則由 1981 年的 89%一路下滑，2009 年下滑至 42%。報紙廣告營收也下滑，自 1998 年的 210 億衰減為 2009 年的 110 億；今日報紙的 5.

(13) 閱報率及廣告營收比起全盛時期皆衰退一半以上（王天濱，2002；李筱雯，2004；徐榮華、羅文輝，2011；徐慧倫，2011）。. 報社調整政策，引入企業管理邏輯；編輯部力行管理績效，多次將內容改版為消費者導向，並藉由改版重新安排廣告位置與方式，或以廣告新聞化等包裝手法增加廣告曝光度（馮建三，2003），以加廣告曝光量、拓展業外收入等方式因應而非增加內容競爭性，充分實踐 McManus 形容新聞是「外顯商品」（explicit commodity）的意涵，吳佩玲（2006）稱此手法為將報紙「商品化的操作」。. 同邏輯下，組織選擇採用降低人事成本、精簡組織以節省支出；《聯合報》與《中國時報》都採用人力統合、文章共用及資源共享等方式，以提升人力效率及新聞品質。報社內部新聞價值也出現改變，較過去更重視行銷與利潤等概念，讀者導向新聞也可被接受，編輯方針須以報社經營發展為本，編輯部門與業務部門互動也更明顯，記者位階與權力出現變化，由過去新聞判斷及寫作能力，轉變為重視業務能力（徐毓莉，2002；李筱雯，2004）。. McManus（1994）提出的「市場趨向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已是現今台灣報業市場整體生態寫照；商業化媒體環境為求生存，報社政策結合商業邏輯以追求最大利潤；而組織若要獲利，需在媒體投資者、廣告主、消息來源與閱聽大眾四個市場中創造價值。對報紙而言，擁抱軟性題材而不再重視政治新聞，縮短新聞篇幅、配合閱聽人節奏而改變。傳統新聞工作者角色被減少：在組織內部，新聞工作者因採編或廣告發行等相異工作內容出現權力消長；對外，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及競爭方式也受無關乎新聞意義的對抗、妥協與合作影響，最終將造成文明與社會的不良後果。. 6.

(14) 報業市場縮小以及高進入門檻等因素，台灣各家傳統報業或許言論傾向有所差異，但企業結構與經營目標趨同。在資源有限的市場競爭中，新聞工作者即使一再離職跳槽，仍會發現在新的傳統報業的工作環境中，還是需順服組織商業導向的新聞文化。. 二、新聞工作者權益、訴求與行動. 報業市場在政府自由放任的管制方式下，不僅沒有自動調節最樂觀的狀態，反而強化報老闆服從商業邏輯；台灣政經結構邁向新政商關係，勞資爭議因執政黨於資本家的結盟與聯合壓制，更不利於勞工內在環境則未訂定報社內部產業民主的規範。再加上缺乏內部員工參與機制等因素，報老闆對外不僅與統治者維持合作關係，對內得以透過人事控制權等方式，主導言論政策、新聞偏向與市場定位，以貫徹其意志與利益（曾嬿卿，1993；陳順孝，2003；習賢德，2007）。. 新聞工作者看似掌握內容生產工具，也不會使雇主緊張。記者看似掌握的，對於訊息處理的文化資本、社會地位的象徵資本，乃是建立於組織所賦予的工作權，離開媒體後傳播權將無從發生，因此記者對報老闆而言僅是不構成威脅的雇員（Russell，1995；林富美，2006）。為了不讓編輯方針大幅偏離報社政策，報老闆透過內部教育、軟性勸說等方式教育記者，嚴重甚至降職記過，這種殺雞儆猴的作風也影響記者的工作與態度，並影響新聞專業與自主性（吳佩玲，2006）。因此，當報禁解除外部政治干預後，報老闆政商人脈、企業相關利益、廣告廠商壓力，便足以左右編輯台方向，李金銓（1987）便曾預言，「將來新聞自由奮鬥的目標不是別的，正是這個碩大無朋的『官僚商業勾結體』（Bureaucratic-commercial complex）了。」（轉引自涂建豐，1995）. 7.

(15) 1990 年代以來，資方以市場生存優先與政治人脈的前提下，新聞工作者勞動環境更為嚴苛，勞資談判結果並媒體經營環境困頓而每況愈下，1999 年至 2004 年間，超過一千六百名新聞從業人員受市場壓力或組織精簡等原因失去工作，其中還不包括提前優離優退的員工（伍崇韜，2005）。記者社會地位也較以往低落。據調查，78.8%新聞工作者認為現今記者社會地位較以往低（劉昌德，2008），另外人力銀行調查則顯示 70.97%的新聞工作者因薪資及工時不成比例而有轉職計畫6。. 2003 年後，置入性行銷逐漸成為新聞界普遍現象，新聞媒體組織為爭取廣告，以新聞呈現政府與廠商廣告與宣傳活動，使新聞成為可買賣議價的商品，侵蝕新聞專業自主，新聞工作者被組織規訓與制度所馴化，難以抵抗（蔡宛瑩，2007；劉蕙苓，2009）。配合置入性行銷報導頻率較高的記者，不僅新聞自主權及工作滿意度低，記者倫理態度也出現認知失調與自我正當化現象，未來續留工作單位的意願也降低，可能造成新聞界人才流失（陳炳宏，2005；林富美，2006；羅文輝、劉蕙苓，2006）。. 商業與利潤導向的工作環境中，記者面臨勞動待遇及專業自主權益兩種面向的困境，訴求與集體行動也可約略劃分為「工會路線」與「專業主義」兩種趨向。. 台灣新聞工作者集體行動可能遭遇的困境約略分類為兩種觀點：其一為台灣過去政治環境及社會氛圍使工會效能普遍不彰，並導致台灣新聞工作者缺乏集體組織的抗衡與保護（朱若蘭，2003；劉昌德，2008）。其次則是媒體文化產業特性導致藍白領難以團結爭取權益；白領工作者勞動意識薄弱，參與工會人數比例偏低，成為工會運動阻力；一旦成為報社資遣對象，不僅缺乏抗爭本錢，勞資協 6. 1111 人力銀行調查。上網日期:2010 年 10 月 8 日，取自: http:// projet.1111.com.tw/zone/pr/headline.asp?autono-1834 8.

(16) 商的過程中抗爭者也始終未能將彼此視為有共同利害關係的階級（張碧華，1992；林富美，2002；朱若蘭，2003；黃國甦，2008）。報社內部家父長制管理以及資方管理態度，也影響組織文化（朱若蘭，2003；羅文輝、劉蕙苓，2006）。. 以工會路線而言，從 1990 年代開始，便有相關研究發現台灣報業新聞工會所遭遇的主要問題包括受雇者缺乏自覺與共識、資方欠缺對工會的正確認知、工會自主性不足，以及新聞從業人員與報業新聞工會未能體察工會與新聞自由之關聯（簡慧卿，1991）。林富美（2002）指出工會會員出現藍白領工作者互斥、個人對工作處境的利害考量不同，集體目標行動分散，連帶影響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弱化工會集體行動能力，仍受制於資方。廖郁毓（2002）認為工會法等法令缺失，以及工人內部分化，使台灣勞工未能團結力量與資本家抗衡。. 1994 年 9 月自立報系轉移經營權所引發新聞界「為新聞自主而走大遊行」為始，突顯新聞工作者對經營權轉移對新聞專業自主問題的重視。組織在後續則轉變為第一個新聞專業組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記協）。然而，記協發展方向靠攏專業主義，工會路線並非組織所訂定的行動目標，也不承認與特定政黨有聯盟關係，僅以聯誼性社團自居，被批評未清楚認識報業主干涉與壓力的社會性質以及報業主背後所支持的保守社會意識（蔡崇隆，1995；林富美，2002）。. 即使集體行動因組織性質而出現工會或協會的區別，新聞工作者仍共同面對置入性行銷所造成的壓力和影響。部分記者能理解置入行銷是報社延續經營的妥協而選擇暫時接受，待有朝累積個人資源或聲望後便可貫徹自主性；即使偶爾向外傳出零星反彈，仍少見從業人員為此集體行動。蔡惠鈞（2004）則認為，記者在科層勞動與勞動場域的結構性控制下，多半以追求個人利益為考量，當資方因組織利益考量犧牲勞動者工作權益，新聞工作者多選擇以個別出走表達不滿，鮮. 9.

(17) 少能以集體力量與雇主協商，然而這樣的主體性展現反而進一步鞏固報社生產體制。. 工會與專業路線的矛盾與爭議看似難解卻又密切難分。中時中南編自救會成員廖德明（2001）便曾言，當工作不保，新聞倫理或守則都是奢談。而一個讓新聞工作者能展現專業自主、保障工作的環境，是兩種路線的共識（涂建豐，1995）。自立事件 18 年後，2012 年，因電子媒體投資失利，面臨鉅額虧損的香港壹傳媒集團欲轉賣旗下台灣平面媒體業務：將台灣《蘋果日報》及《壹週刊》售予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台塑企業集團總裁王文淵，以及旺旺中時集團董事蔡衍明三人。由於買方三人均有大型企業集團色彩，再加上蔡衍明買下中國時報後對報社言論與報導的干涉控制讓許多資深員工出走前例，《蘋果日報》員工組成蘋果日報工會，以工會路線組織集體行動，訴求未來報社經營權轉移時能簽訂編輯室公約，以保障內部新聞自由，避免資方干涉新聞專業自主。. 然而，即使集體行動路線終於可結合勞動權益與專業自主，解決的僅是將原先分歧的抗爭路線合而為一，傳統媒體產業結構與導向目標若不變，新聞工作者在集體抗爭之後，仍無法解決新聞工作所面臨的的結構性問題。在傳統新聞工作者抵抗資源皆未能生效，而科技又帶來脫離傳統媒體組織控制的可能性，得以在網路成立小規模媒體，是否也代表科技可能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性找到新的出口？便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所在。. 第三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討論新聞工作者是否能將新科技視為新聞工作者實踐專業自主的抵抗資源。研究論文結構如下：第一章將闡述研究動機、背景及研究問題意識。 10.

(18) 第二章文獻回顧將分為兩部分：新聞室控制及記者抵抗資源研究，解釋賦權與科技賦權概念與相關研究。第三章為說明研究方法，將以訪談方式訪問風傳媒與新頭殼兩家由傳統媒體出走的新聞工作者，以理解科技與網路原生的媒體形式，是否、且如何實踐他們心中的新聞專業自主。. 第四節、. 研究問題. 從一九五○年代 Breed 研究新聞室與記者互動關係後，關於組織控制與新聞專業自主便大致底定，聚焦於組織對新聞工作者個人的控制，以及新聞工作者如何從組織控管間隙抵抗。不論是透過團結組織爭取勞動權益或專業自主，或強調累積個人資源增加協商籌碼，仍不脫應對既有媒體組織的行動模式。原因乃是過去研究認為記者報導權乃是由組織賦予而來，若脫離組織將失去報導權力。. 然而新聞組織本身也僅是社會系統一環。當科技改變社會與新聞組織，即使組織出於營運與利潤思維有限的引入科技，新聞工作者也學習到科技特性與使用方式。相對於傳統媒體低進入門檻的網路科技，也使穩定營運網路原生媒體成為可能。本研究將訪談曾待過傳統報業，如今進入網路原生媒體的記者，以對比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對於實踐專業自主的差別。研究問題如下：. （1）傳統新聞工作者的出走的選擇為何不再選擇傳統媒體，而是網路媒體？（2）這些傳統新聞工作者如何能透過網路媒體實踐在傳統媒體中不可得的專業自主？（3）網路媒體所提倡的專業自主性如何成為社會信任來源？. 11.

(19) 第貳章、文獻回顧第一節. 、新聞室控制與抵抗資源. 一、新聞室控制 Shoemaker 和 Reese（1996）提出影響新聞內容的五階層模式（Hierarchical model, level of influences approach），由內而外分別為個人層次、媒介常規、媒體組織，外部層次，以及意識形態層次。本段落將針對「媒體組織」及「外部層次」對「新聞工作者」專業及其新聞表現之影響，以及三者間的互動進行新聞室控制之文獻回顧。. 過去關於新聞選擇、編輯流程、媒體組織控制及規範流程之相關研究，多以守門人（gatekeeper）理論檢視。守門人理論起始於 White（1950）研究編輯個人決策如何影響新聞稿件採用，Bailey 和 Lichty（1972）的研究將守門人定義由編輯部擴大為媒體組織，認為組織壓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編輯不過只是執行決策的「組織化的個人」，外在制度與環境更重於從業人員個人價值判斷，Breed（1997）便指出媒介組織與其他企業類似，都備有由領導者制定的政策或內規，學習這些規範便是新進工作者社會化的重要經驗與過程（臧國仁，1998）。透過組織內部服從機制，如包括體制化的獎懲、對資深者的尊敬、對新聞的抱負、缺少衝突團體結盟，以及新聞本身帶給工作者的愉悅等，在內部合法權威與領導下，正面誘因比懲罰更能發揮科層控制的效果（高政義，2008）。. 何以報社戮力於內部控制？Breed（1955）認為，既得利益階層是報社政策施為下的最大獲利者，因此當報社內部政策維持越好，代表報社對現存權力關係 12.

(20) 體系的維護越周全。透過內部社會化過程與組織文化，達成媒體內部控制（Newsroom control），進而影響新聞工作者的新聞選擇價值觀，及其建構新聞真實的過程（臧國仁，1998）。同時，組織內最高決策者透過任免記者、制定組織流程與規範的權力，得以將個人價值觀強加於產製過程及內容，以便貫徹其政治立場與個人好惡於報紙，並鞏固其利益關係及人脈網絡（Breed,1955; Bailey &Lichty，1972:229；陳順孝，2003）。也就是說，媒體組織內部控制形式可分為直接控制、間接控制與自我控制；直接控制來自老闆對記者的指示，間接控制則透過編輯台的科層機制，記者也會順應報社要求而自我控制（陳曉宜，2006）。. 守門人研究對於記者與組織互動型態可分為順應與折衷兩派，前者視組織內部運作為「執行階層順應編輯政策的情形」（Breed，1955），後者則強調內部運作並非順應，而是組織內各個次連結間的折衷過程（Dimmick，1979），內部具有不同層級的影響，因此使組織的權力是粗暴的，但第一線記者仍有制衡的力量（蘇善村，1994）。. 不過，早期認為僅有組織因素影響新聞自主，亦受批評為落入古典權力觀、簡化思考權力本質。Hirsch 等人（1977）便發現組織僅是工作者壓力對象之一，除了滿足閱聽人的要求，還需符合組織、職業與廣告客戶等各方人馬。外部控制論者認為，權力更隱匿於真實情境各面向，組織僅是系統一環，其他社會因素亦可能影響組織。陳曉宜（2006）便指出消息來源同樣也是記者的壓力來源，影響記者在組織中的處境地位，以及面對控制所選擇的因應措施，因此須注重記者處理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的雙邊關係。陳順孝（2003）則指出，媒體最高決策並非報老闆能專斷，而是與外部社會勢力折衝的結果。新聞生產權力所參與的角色及其權力來源實則多元。記者編輯的權力基礎來自專業、人脈資源與閱聽市場反應；經營者與管理者的權力源於對財產權的管理資格；讀者則掌握象徵性的公眾意義. 13.

(21) 及消費與否的市場權力。也就是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仍是多方競逐的權力鬥爭（林富美，2006）。. 然而，當報老闆與社會勢力的強弱隨時勢消長，媒體為維持生存而強化聯繫業務，也讓廣告主影響力日增。以市場導向的台灣報業生產政治，使重視經營管理績效的 MBA 進入報業，更需讓權力貫徹組織，也導致營業績效成為組織控制的原因之一。McManus（1992）列出市場導向與新聞自主的衝突：新聞成本考量與品質兩難的衝突、新聞價值決定的衝突，以及新聞呈現的衝突。在置入型行銷成為部分報社業務後，記者角色及其他互動關係也隨之產生變化：由過去守望者變為組織利益的蒐集者，再成為活動促銷者。消息來源得以直接與媒體組織合作交易，以至記者與消息來源，由過去中介的採訪關係轉變為不得輕易挑戰的夥伴關係。記者於是更容易為消息來源、廣告商等外部權力操弄，更難挑戰組織外的權威（Underwood，1993）。也就是，在市場優先前提下，看似能夠鬆動報老闆對組織與工作者的控制，但記者專業權力仍然不會勝出（吳佩玲，2006）。. 二、記者專業自主. （一）、新聞專業概念沿革. Schudson（1978）分析美國報業社會發展史，發現當報業在 19 世紀末發展以來，經歷充斥黃色新聞與階級對立等劣質新聞時期。報人 Pulitzer 出資贊助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科系，認為應透過教育提升新聞從業人員專業素養，並強調新聞應反媚俗、反商業化（Baker，1954；Pulitzer，1904）。Lippmann（1920）指出將新聞專業化以挽救報業面臨的信任危機，並建立「客觀中立」為新聞工作者核心理念。. 14.

(22) 新聞專業與否，影響內容呈現。Tuchman（1978）指出新聞組織透過常態的採訪運作與新聞專業義理，而得以決定呈現給社會大眾何種資訊，並藉此將社會現狀合法化，強調新聞專業性與新聞內容的關聯。也就是說，新聞專業表現影響社會如何呈現。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化表現，則受到個人面與結構面因素影響，進而影響媒體內容（McLeod & Hawley，1964；Lattimore & Nayman，1974；Pollard， 1985；Shoemaker& Reese ，1991）。. 羅文輝（1998）將過去對於新聞專業的研究取向分為權力取向與結構功能取向兩種。權力取向者認為新聞專業化，是獲得並鞏固權力的過程，倫理規範被視為擁有專業地位象徵（Abbott, 1983；轉引自羅文輝，1998）。以新聞工作者而言，便是透過集體努力與共識，與其他職業與社會結構互動後所爭取到的社會權力，團體成員也獲得可鞏固自我行為的趨力。結構功能取向則認為專業特質是成員共同擁有的態度與信念，並檢視歸納得以區分「專業」與否的特質，因此也被稱為特質取向（Vollmer& Mills, 1966；Nayman, 1973；Beam,1990；轉引自羅文輝， 1998）。. Wilensky（1964）研究 18 種職業專業化之歷史發展過程，發現職業轉變為專業必須經過五階段的過程：（1）成為全職（full-time）工作（2）建立專業訓練學校（3）建立全國及地方專業組織（4）工作獨立性獲得法律保障（5）有正式道德規範。Hall（1968）認為 Wilensky 提出的是專業的結構（structural）特性，但專業也會是從業人員具備的態度特質，如以同事為主要工作參考、具有為大眾服務的信念、爭取自律、對工作有使命感，以及在知識領域中能獨立判斷。以 Wilensky 標準，新聞應已發展為專業，記者大多具備專業價值觀，差異之處便在並未踴躍加入專業組織。. 15.

(23) McLeod 和 Haweley（1964）並依據 Hall 的專業理論態度發展出相關量表，提出八項專業性指標：（1）需提供獨特與重要技術（2）強調智能技術（3）需要長期訓練以獲得基礎系統知識（4）需被賦予廣泛自主權（5）在判斷與行為上接受廣泛的個人責任（6）重視服務甚於個人經濟利益（7）發展全面性的自律組織（8）建立具體個案以澄清及解釋倫理規範，並預設專業新聞工作者將肯定上述專業特質，且比起非專業人員（semi-professionals）更關心道德、堅持工作自主權等方面。後續研究則提出可由多方面檢視，如 Nayman（1973）對專業行為的定義應包括四種特性：（1）專業知識（2）自主權（3）承諾（4）責任。Ruotolo （1988）則提出（1）公共服務（2）自律（3）對工作的使命感（4）自主權等建構專業性量表。. （二）、個人層面的新聞專業. 早期的新聞專業性研究認為，專業化是大眾媒體的社會責任，並應強調個人而非機構的責任感（Schramm，1957），因此專業性研究探討多集中於個人層面。 Johnstone（1976）將記者對於專業的實際行動與想法作為專業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的指標：（1）專業社群整合，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組織。（2）對工作的態度與價值，如免受控制的專業自主性、公共服務、對工作的投入及使命感。 McChesney（2003）則提出在新聞實務上實踐專業所應負起的責任，則包括：（1）監督掌有權力及有意掌權的人，記者應扮演看門狗的角色。（2）從謊言中挖掘真相。（3）針對重要議題充分呈現各個立場。. 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蕭蘋（1989）新聞的專業義理，便是記者將長期培養的價值系統，內化為日常新聞製作的指引，內涵則為「記者對媒介功能與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因此具有規律與自主性。羅文輝（1995）以「專業知識」、「專. 16.

(24) 業自律」、「專業承諾」，以及「專業責任」作為新聞專業概念結構的四個面向。錢玉芬（1997）將新聞專業定義為「存在於新聞工作相關社群，一套對於新聞工作本質的意識形態」，三大核心包括「專業倫理」、「專業知能」與「專業自主」，專業承諾則是個人面專業特質的獨特面向。管婺媛（2008）定義記者專業義理整理概念為「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此信念系統內涵又包括「記者的專業價值」（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ewsman）或「記者責任」（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等概念。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新聞專業不僅止於相應的能力，仍需包括規範、自律，以及相關責任及倫理。. 新聞專業又如何形成？蕭蘋（1989）以社會化途徑（a socialization approach）以及職業社會化（occupational socialization）探討影響記者專業義理可能因素（Pollock，1981；Moore，1969），歸納影響記者專業義理主要因素包括（1）職前個人經驗（2）職業經驗（3）個人社會網絡。來自於個人經驗及網絡的新聞專業，對新聞工作者形成的影響，張碧華（1992）研究結果顯示，專業程度高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態度與行為均有影響。專業程度高者，工作表現較好、對媒介具批判性、個人意識強，有心改善專業訓練及組織。陳淳毅（2004）實證研究則指出，記者整體專業性對新聞判斷已有顯著影響. 而根據 Johnstone 等人（1976），以及 Weaver 與 Wilhoit (1986)的實證研究，媒介組織特性同樣可能影響新聞專業。當主流文化與公平客觀的概念已深植記者心中，如此唯有組織規範差異，使記者有不同程度的發揮空間，或是爭取自主權的餘地（林淳華，1994）。蔡士敏（2008）訪談自立事件核心成員生命史，發現《自立晚報》較其他傳統大報給予記者的自主空間大，能容忍異議聲音，促使記者自主性提高。報社內部自主與自由開放的工作氛圍，同儕認同與認同感亦有助於在爭取新聞自主、採訪自由的積極性。這再次呼應新聞室社會化所強調的，組. 17.

(25) 織文化會影響記者對於新聞的認知和判斷（Berkowitz & Limor，2003）。同時，組織同樣可能受外界互動壓力，進而干涉新聞工作者專業表現，李祖舜（2004）指出政治記者便常有新聞專業不敵政治正確之感嘆。. （三）、專業與自主的展現. 新聞自主權通常被直接解讀在採訪與報導方面，後續受產業民主概念影響，提出如「編輯室公約」等人事制度之決策自主權。以採訪報導方面的自主權而言， Johnstone 等人（1976）發現，組織的正式控制在於工作指派（assignment）、新聞寫作與編輯三個階段，也就是組織守門裝置（gatekeeping apparatus）。當新聞組織規模越大、分工越細，新聞工作者越難以維持專業自主權。並以下列四個問題作為自主權觀察指標：（1）決定新聞應強調的新聞重點（2）選擇報導題材的自由（3）媒介組織中，有人會指派記者採訪工作（4）記者報導內容由組織其他成員刪改次數之多寡。強調報導重點強調、素材選擇，以及是否能如實呈現於版面，不僅 Weaver 與 Wilhoit（1991）加以沿用，國內研究如陳世敏（1988）、華英惠（1992）亦使用之。. 若以產業民主（industry democracy）觀點探討新聞產業，英國報業皇家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即指出報社所有權集中將威脅編輯功能，唯有結構民主化，編輯方能若獲得免受政治或組織壓力的自主權。因此編輯需獲得報社同事支持，以取得足以反抗上級壓力之權力，記者也需爭取參與決策，爭取與組織協商的權力。因此林淳華（1994）便將新聞記者自主權概略分為報導自主權與決策自主權兩種。. Barwis（1978）則將新聞室民主分為（1）選派編輯委員參與討論新聞內容. 18.

(26) 及品質會議的發言權（voice）（2）決定使用署名與否、工作指派與選擇等工作尊嚴（integrity）（3）如拒絕透漏消息來源的記者特權（Privilege）。Ascherson（1978）認為新聞室內部自主相關程序應包括（1）以新聞室民主取代現存的垂直命令（2）記者編輯與管理人員在固定會議中討論報導方向，取得共識（3）員工取得知曉組織的權利（4）共同擁有組織控制權（5）報社所有人釋出部分或全部所有權（Ascherson, 1978）。林淳華（1994）統整相關文獻，認為新聞室內部自主著重於三個層面：（1）版面編輯方針、報社立場與管理計畫，（2）人事決策權，（3）組織所有權或編輯室預算等財務預算分配方面。. 但相關研究也發現，即使報導自主權與記者期望相差不大，但對於決策參與程度相當低，特別在人事決策、預算分配及所有權轉移等部分。原因出在台灣報業經營型態多為家族或私人企業，少見員工認股情況，導致記者對於所有權更動沒有任何影響力。然而，報社轉移經營權或採用何種編採制度，同樣會影響記者自主權（Underwood, 1993；陳雪慧，1993；蘇正平，1996）。. 三、. 記者抵抗資源. （一）、個人抵抗資源. Breed（1955）研究媒體組織控制過程同時，便指出記者得以超出報社政策分寸的幾種狀況：（1）報社政策規範不明確（2）運用知識迴避主管未必了解細節之處（3）技巧性布局，如先請其他報社記者報導再要求跟進（4）主動發掘的新聞有最高主動權（5）明星記者。同時，新聞工作者面對組織壓力，同樣能透過分析當下組織控制程度以及自身抵抗資源，判斷採取何種抵抗態度與策略。 Borden（2000）分為四種抵抗策略，分別為宣告式的抗拒（declared resistance）：. 19.

(27) 堅持新聞專業，公開反對商業干預並與組織抗爭。其二為要求組織遵守新聞規範以避免引起社會批判，做為王牌（trump cards）的策略式抗拒。第三是記者選擇部分妥協以間接維護主要新聞目標的原則性妥協（principled compromises）。最後則是在報導中技巧性破壞商業企圖的破壞行為（sabotage）。劉蕙苓（2010）則發現新聞工作者面對置入性新聞，會依照廣告主主導性、個人對新聞的堅持度，產生協商、順服、主導、對應等四種不同模式的自主策略，以動態策略在有限空間中爭取自主。. 也就是說，新聞工作者在分析壓力來源後，可根據己身擁有之資源及後盾，決定應採取何種態度互動與抵抗。具體可透過四種策略：運用組織規範模糊空間、專業知識報導策略、聯合外部資源施壓組織，以及組織內部資源等條件判斷，有助於記者超脫組織限制與壓力，在報導上實踐專業自主，以下說明這四種個人式的自主抵抗策略。. 1. 組織模糊空間. 若過度簡化媒體組織與個人之間的宰制關係，忽略其他形式的權力控制及相應的抵抗策略，最後將會使所謂的「抵抗」被限制為如辭職、抗爭及控告等極端行動形式（張文強，2002）。但新聞組織雖然集中管理部分重點決策，也同時以相當個人化方式管理記者，也就是在組織科層制度與生產流程中，仍可能出現規則不清的模糊空間。當記者與組織發生衝突時，記者便可視抗爭者個人或組織、事件是為個案或通案，以決定反對控制的抵抗策略（陳順孝，2003）。. 此外，當員工處遠離組織管理階層直接監看範圍外，也會有更大的抵抗空間。 Collinson（1994）指出「拉開距離」的反抗方式，意在運用科層組織死角避免與. 20.

(28) 當權者接觸，但以長期戰來說，效果不佳。高政義（2008）研究新聞台駐地記者與媒體組織間的控制與回應，發現地方人力結構困窘、新聞趕工遊戲，以及遠離組織控制中心等結構原因，導致駐地記者得以跨越組織彼此共謀合作產製新聞，足以產生重構或瓦解駐地新聞的權力，記者並得以掌握新聞生產的自主權，重建勞動主體性，持續對媒體組織進行帶有傷害的回應。. 2. 專業知識報導策略. 記者的專業知識為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具體可分為採訪知識、寫作知識和路線知識，也就是記者在工作中具備對採訪領域的基本了解，以及採訪資訊的能力（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前華爾街日報記者 MacDougall（1994）便曾透過（1）假藉客觀，引述能支持己身價值觀的專家意見（2）避免直接使用左派術語，使用右派認可的詞彙，以顛覆組織內部右派思維對報導可能的控制。. 3. 聯合外部資源施壓. 新聞組織並非獨立存在社會環境，而是需要與各種勢力互動。因此即使組織權力再粗暴，仍能援引外力或權力間的矛盾，以聯合內外權力運用策略，進行反抗（蘇善村，1994）。因此陳順孝（2003）便提到，當新聞工作者面臨組織壓力之新聞個案時，可運用遠交近攻的方式，如讓其他媒體同業合作率先發表再跟進新聞，或是以筆名發表新聞。. 外部資源也不限於媒體組織，陳曉宜（2006）便指出新聞工作者常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間周旋，同樣能運用兩者間的落差與矛盾，為自己創造自主空間。吳佩玲（2006）主張，記者應善用人際網絡中的社會資源，適時與組織內外的權. 21.

(29) 力合縱連橫，必要時還要對權力進行分化、阻斷策略，才能在權力夾縫中求生。. 4. 組織內部資源. 記者在組織中的合法地位也可被視為權力，可用職銜高低以及媒體規模大小以區分權力大小，在較大規模媒體的高職位，自然能掌握較多權力得以抵抗組織或消息來源，也能引導同業合作，形成集體抵抗意識。若組織內抗爭失效，仍可運用人際關係與組織內外權力結盟，或者利用各方勢力間的矛盾，找到自主空間。. 然而 Curran（1990）提出相對自主權（relative autonomy）與特許自主權（licensed autonomy），前者為累積名氣或人脈的記者、或是組織內部的資深工作者，得以與同業合作，並有機會擺脫報社干預的自主權。但以媒體文化層面來看，這些記者因為熟悉報社運作與處理原則，並將其內化為己身形式準則與工作價值，因此自主權實則因為與媒體組織文化同化，因此仍受限於組織，只能被視為報社特許而獲得的自主權。. 由以上文獻來看，記者透過迴避策略，得以在組織間的矛盾與漏洞中貫徹報導自主權，實踐自主性，卻未能觸及決策自主，真正解決組織壓力問題。甚至當組織面對組織生存困難、勞動市場供給超出需求，抵抗力量便會減弱甚至消失（Borden，2000）。也就是過於強調個人式的迂迴抵抗方式，也面臨難以碰觸勞工意識問題核心的批評。高政義（2008）便指出新聞工作者在個人層次的抵抗重點在如何避過，被視為是因勢制宜的智能運用，組織抵抗層次則是硬碰硬的抗爭，大多在危急工作權時才會出現。也就是說，新聞工作者通常會將已常規化的日常壓迫視為媒體企業文化而加以忍耐。. 22.

(30) 因此，比起在組織中迂迴抵抗，若要從根本避免專業受組織壓力所干擾影響，記者仍需團結參與新聞及人事決策，進而建立自主制度，才是長久之計（陳順孝， 2003）。. （二）、集體抵抗. 解除報禁至今，由於報業市場及環境變化，新聞工作者面臨待遇降低，以及市場新聞學主導組織經營方向，逐漸開始累積集體抵抗經驗。依其抗爭目的性可分為勞動取向與專業取向，前者面臨報業寒冬，在就業環境衰退之時爭取合理工作待遇，後者則爭取不受組織壓力干涉的新聞自主，特別在報禁解除後，商業力取代政治力，得以更隱晦的控制新聞言論與議題方向。. 台灣新聞媒體工會組織從 1990 年代後便無進展，1996 年後僅有 3 家廣電媒體成立產業工會，占多數的有線新聞台及報社皆未成立產業工會，直至 2007 年，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大傳聯）工會數仍是 11 家，其中包括 4 家報社，但工會規模逐漸萎縮，自 2002 年到 2008 年初，大傳聯人數減少 24.3%；受 1990 年代後持續裁員影響，報社工會會員急速減少（劉昌德，2008）。. 以各報別工會而言，即便過去被認為戰鬥力高的中國時報工會，在 2008 年面臨報社大規模裁員起而抗爭，最後在投票決定是否行使罷工權利時以五票之差失敗宣告解散，主要原因則出自記者與編輯等白領階級的沉默，其餘媒體工會組織也隨著報紙陸續關門而逐漸消失或僅聊具形式。. 1994 年自立事件與九一記者大遊行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記協）在 1995 年成立，即面對專業路線與工會路線之爭。傾向工會路線者認為，應先保障工作. 23.

(31) 權益在談專業提升，因此可開放非記者之關係人士成為會員（蔡崇隆，1995；蔡士敏，2008）。傾向專業者認為記協不等於工會，也非成為工會的過渡階段，而只有現職記者才能展現新聞專業，因此成員也因單純以記者為主。另外當時新聞界缺乏媒體專業與自律精神的現況，也使傾向專業者認為應先以提升媒體專業為目標（涂建豐，1994，1995；蔡士敏，2008）。. 記協最後定位為具有工會精神的專業組織，在章程草案中納入勞工關係組設計，以期兼顧公會功能，並與工會及工運團體形成結盟關係（何榮幸，1996）。但由於新聞工作者參加工會比例偏低，也難以整合各部門利益，甚至還因藍白領對立意識而削弱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但記者對於勞動權益與專業自主的漠視，也造成記協發展停頓的結果，2004 年記協聲援遭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假扣押《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三千萬元事件，即便獲得學業界肯定，但事件後仍然僅有曠文琪一人加入記協，顯示記者並未考量專業自主之切身與重要性（呂東熹， 2012）。. 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行動困難還有白領新聞工作者勞工意識的模糊，新聞工作特質使記者傾向內在個人主義，勞工認同低於其他產業（Kritzberg,1973:399;Noon, 1993）。在台灣，對於記者加入工會意願偏低的現象，過往研究集中於階級意識淡泊、工作特性以及對工會信心不足等因素，導致記者傾向以個人而非集體方式爭取權益（張碧華，1992；林富美，2002；董素蘭，2002），媒體工會也因記者沉默而式微（呂東熹，2012）。. 對於記者集體組織行動之艱難，劉昌德（2008）則提出，工會間合併與合作以與資方協商抗爭、結合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提高白領工作者集體行動可能性，以及進一步結合社運團體行動的方法。. 24.

(32) 四、. 小結. 新聞專業自主影響到新聞內容，後續牽涉真實世界如何被接受為社會現況，這也是新聞工作者何以受組織內部或外部壓力干涉專業自主的原因，新聞工作者自身也可能內化組織規範價值，形成自我控制。即便報禁開放，記者公信力與影響力也因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影響而未相對提升，組織內部言論自由也需在已內化的商業價值觀念下才得以實踐。. 固然新聞組織在社會結構中也可能受干預，使組織控制並非完全絕對，但在商業導向前提下，新聞工作者自主權仍不可能完全彰顯。面對組織及壓力，新聞工作者發展出個人式抵抗策略與集體式抵抗策略。然而現有個人式抵抗過於迂迴隱晦，無法聚焦於問題核心。若組織面臨經營危機，便會削減其抵抗力道。即便組織而成集體抵抗行動，也由於新聞工作特性而面臨專業或工會路線之爭，而當面臨勞動問題，工會運動也面臨部門整合困難、藍白領對立，以及記者編輯等白領工作者漠視勞動權益等問題。當商業導向的產業環境與組織壓力相結合，若對於抵抗方式的策略與想像而未能隨之調整，便無法與其相互抗衡，新聞專業自主將更加被邊緣化。. 25.

(33) 第二節. 、科技賦權. 一、賦權. 賦權（empowerment）概念一直缺乏嚴謹的定義（Rowlands,1997）。以歷史淵源而言，賦權理論是由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解放教育學、社會工作等多領域的反省結合而成，主要由 Karl Marx 的衝突反壓迫模式與 Paulo Freire 的意識覺醒及社會行動構成，最後由理論層次提升為積極實踐。最早出現於 17 世紀的法律用語，在 1960 年代公民運動與 1970 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廣泛地被使用，注重提升行動者主體意識、增強能力，以及在關懷與動機萌發後，相應的知識與行動間辯證發展的過程（王美文，2001）。在台灣有多種翻譯方式，並運用於不同學科領域，包括教育領域、民主政治發展、企業組織管理，以及科技發展等研究領域（游美惠，2002；辜雅蕾，2008）。. 權力的正面意義包括：影響人生活過程的能力、自我價值的表達、與他人合作掌控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公共裁決機制的接近性，這便是賦權所欲賦予之力。具體目標為：(1)去除自我負面價值，發揮潛能。(2)察覺並使用所擁有的資源。 (3)發展並耕耘更多資源以克服障礙，滿足生理及心理需求。(4)決策中有發聲權。 (5)生活中能挑戰不平等與壓迫（Kirton & Virdee, 1992）。. 有別於傳統權力觀點，賦權之權力在組織中是為無限（a infinite commodity），未必有此消彼漲的情形（Short & Greeter, 1997），強調權力共享（power with）、內發（power from within）與行動性（power to），而非掌控（power over）及操弄（power through）（王麗雲、潘惠玲，2000）。. 26.

(34) Medel-Anonuevo＆Bochynek（1993）認為賦權的概念性定義包含認知、心理、經濟和政治等成分。以婦女教育領域為例，認知指婦女對自身處境的了解，包括能了解導致處境的社會因素、習得新知識以建立性別視野，進而知曉自身權力、改善不合理待遇。心理方面指婦女能形成信念，相信改變會成功並採取相關行動。經濟方面指促使婦女有能力投入生產性的活動，以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政治方面，不只是個體意識覺醒，還包括集體意識、行動而促成改變的能力，以作為社會變遷的基礎。. Frits Wils（2001）認為在研究架構中需先了解「賦了什麼權」（Empowerment for what?），再依此設立相應指標，並將賦權目標分為四個層次，分別為社會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再依此找出達到目標的指標有哪些（辜雅蕾，2008）。Singh 和 Titi（1995）認為賦權為是由下而上的取向；更合理的統治，有創意的促進私部門成長；以人為中心，朝向自力更生的經濟變革；提倡社區自力，重視參與過程；民主、人權、參與，使人民了解生存環境與現實，並以行動改善處境（吳建興，2002）。. 表 2-1：透過賦權策略可能達到的目標層次（Level）. 社會上的. 目標（objectives）機會平等、近. 經濟上的. 政治上的. 文化上的. 較好的經濟. 更實質的權. 被接受的認同. 用某些服務、. 狀態、較容易力. 較高的社會地. 得到好的收. 位. 入. 增加. 資料整理：辜雅蕾（2008）。《數位科技對文化工作者的影響－以流行音樂工作者為例》。. 27.

(35) 以對象來說，賦權重視被賦權者的自我覺察；藉由「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 raising）與「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理解，幫助受壓迫者體認困境及不平等，進而質疑壓迫結構、挑戰權力關係並有意改變，以獲得突破壓迫現狀的可能性（Lather,1991）。Ramazanoglu（1992）認為賦權不只增加個別女人的自我肯定，也得以運用集體權力（collective power）批判、了解並挑戰為何權力是被某些人擁有，並連結人力與資源以影響外在結構（Gutierrez &Parsons， 1998）。以個人式賦權而言，人會變得更自我覺知、更有自信，但未必改變既有系統，也可能選擇適應現有系統。社會改革式賦權則強調集體透過批判改變、挑戰既有社會系統，爭取自由及解放（Inglis,1997；吳美雲，2001）。. 而賦權不僅是結果，也是增強掌控自我的行動及其過程（Kreisber,1990; Barner,1994; Spreitzer,1995; 邱琡雯，2007）。結果是「權力的達成」，過程則是「運用心理的控制，同時對個人事物及社會政治領域產生影響」（Dubois & Miley， 1992），因此評量過程也是重要的。藉由組成集體行動，行動者在過程中得以分享集體經驗，進而相互支援，並發展組織策略、連結資源，學習與他人合作以達成共同目標（方怡文，2005）。透過有效行動及自覺意識連結，賦權有助於行動者擺脫社會結構限制，產生自我效能感。. 由於能提升被賦權者主體意識與行動能力，賦權也被認為有助於專業自主，在教育領域已有相關研究；教師職業特徵與工作環境面臨如科技化、技能喪失（deskilling）、工作加重（intensification）等現象，都增加教師無力感（disempowerment），若教師缺乏對工作的掌握權，可能使專業能力趨向薄弱，產生負面影響（Apple,1986；Sprague,1992）。透過提升教師的賦權及參與（empowerment and involvement），有助教師增進專業發展自主（Mertens ＆ Yarger,1988）。呂仁惠（2005）以賦權觀點研究藝術教師，認為賦權能強化藝術. 28.

(36) 教師自身自主意識，以尋求相關領域教師的支援及合作，並運用所學教學相長，進而爭取自身與學生的權益。. 在台灣，賦權研究多用於社會工作及教育領域，研究對象著眼於弱勢族群，其中又性別領域為大宗（梁莉芳，2001；黃巧婷，2001；方怡文，2005）。. 二、科技／網路賦權. 「網際網路所啟動的轉變，或許是一場控制權革命，一個關於誰控制資訊、經驗和資源的重大變遷。漸漸地，答案似乎是『我們』（we）將會取得控制權。」──Shpiro，《控制權革命》。. 新科技的發展可能改變舊有社會權力關係，而將科技使用連結賦權理念，便是為科技賦權（technology empowerment）（吳美雲，2000）。早期網路發展即具有內容廣泛、時空壓縮等特性，後續研究亦發現互動性（interactivity）、即時性（immediacy）、數位化（digital）、便利性（convenience）、經濟性（economic）等面相。. 隨著網路近用度提升，匿名性與去中心化的特色使過去難以發聲的族群能夠在網路發言，促成個人得以跨越社會規範指定角色，進行身分認同（identity）實驗。Shapiro（1999）認為這種科技網路許諾給使用者及其族群的，便是不需媒體大亨同意便傳播言論內容的能力；個人對資訊的流通、對了解重大議題的方式，甚至對於社會理解自己本身，能夠有更大的控制權。Gersch（1998）研究結合女性主義與文化研究觀點探討網路現象，發現網路虛擬社群對女性而言有賦權（empowering）作用，能幫助女性重新建構文化上的文本與認同。林明璇（2000）. 29.

(37) 研究女性 BBS，指出網路科技透過討論性別宗旨相關議題達到個人賦權的策略。. 更進一步，使用者不僅是資訊的消費者而更能成為生產者。傳統媒體提供同質性高的資訊，網路則容許多元文化及言論發展。就資訊可信度而言，傳統新聞管道也沒有獨佔性的優勢。劉俐伶（2010）研究即發現，網路讓一般民眾能在網路上關切社會議題、發表個人意見，網路媒體低成本的特性也使參與新聞產製成為可能，打破原先被傳統媒體宰制傳播管道的現象。使用者獲得發聲權力與能力，達成賦權效果，推動公民新聞發展，讓民眾成為有行動力的公民。. 因此，新科技的傳播特質與資訊內容是科技賦權的討論重點；藉由使用科技，使用者得以拓展視野，增進知識理解及知識批判，有助於挑戰社會角色框架進而建構新意義；透過運用連結人際網絡，使用者得以參與集體討論，強化自主與自尊、增加社會影響力（Krause, 2002; Corbett & Keller,2004;Siddiquee & Kagan,2006）。. 國內與科技賦權相關研究相對上仍是少數，多集中於個人用以蒐集資料、串聯集體、掌握發言權的過程，強調網路匿名性與互動性，並重視使用者交流、參與、互動及發言的權力，破除既有價值觀限制，並在網路空間實踐自我認同的角色（曾雅慧，2002；戴靜宜，2003；方怡文，2005）。彭欣怡（2008）研究指出網路對男同志而言是大環境下的避難所，得以在網路發言、交友，展演性別。梁群穎（2009）認為女性論壇中，不僅女性婚姻家庭與愛情關係中的形象出現改變，透過論壇集結女性文本也展現不同女性權力，透過分享與問答，控制權與決定權重回女性手中。. 在上述科技增進人際交流，讓在社會中原為弱勢的使用者產生自我認同的層. 30.

(38) 面之外。劉俐伶（2010）認為科技網路讓使用者能夠以自身角度產製公民新聞，與傳統媒體爭取新聞的定義與詮釋權，並將之視為科技賦權的實踐面向。. 三、新聞工作者與網路使用. 科技固然為使用者帶來賦權能量，但個人接近使用資源的動機及使用科技的方式，才是賦權形成與結果的直接影響因素。戴靜宜（2003）以女性網站及其使用者為例，指出女性使用者為因應社會建構對女性角色的需求而有限度的使用網路科技，便會限制其在資訊社會下的發展，並強化個人的性別認同。因此本段落將陳述媒體組織如何引入新科技，對新聞工作者造成何種影響，以及透過其再技術化（re-skilling）的過程，新聞工作者如何接近達成科技賦權的潛力。. 國內多家媒體於 1980 年代著手引進新資訊傳播科技進入產製工作。中時報系在 1995 年設置第一個新聞網站「中時電子報」，聯合報系於 1999 年成立「聯合新聞網」跟進網路事業。2008 年聯合報系再次整併跨部門及跨媒體資源，採用大編輯台概念，並開始要求記者提供影音內容，為轉型多媒體平台奠定基礎。中時電子報也由新聞網站轉變為中時集團內關係企業的內容平台（徐慧倫， 2011）。. Tankard（1998）將網路科技功能分為即時性（immediacy）、超文本（hypertext）、多媒體（multimedia）、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擴充新聞版面（expand news coverage）等五類特性。但新聞媒體選擇採用科技及應用程度，會考量應用科技的需求成本與可能獲益，也就是網路應用科技功能與其經濟考量有高度關係：越能節省成本、帶來收益的科技功能越能出現於網路媒體中。. 31.

(39) 因此，報社在自動化不僅剝奪如印刷與檢字等藍領工作者勞動權，也改變白領工作者如記者編輯的工作內容與方式。李惠君（1996）便指出，科技是資本家增強勞動過程的幫兇；不僅沒有讓勞工擺脫淪為機器附庸的命運，更讓工人在技術與分工下產生對工作的無力與空虛感，加深勞動異化. 同時，報社企業主在資訊經濟創造價值的觀念導向下，追求以最精簡人力生產最大量媒體內容，尤其即時性更是網路媒體吸引使用者的關鍵所在（Reason， 1995。轉引自鄭芳芳，2002）。新聞工作者並未因科技而減輕工作量，即時傳輸與通訊科技的發達，減少新聞工作者傳輸稿件的時間，甚至因為科技發達截稿時間越來越晚，新聞工作者無法自行決定勞動時間，依然處於工作量大工時過長的處境。. 吳炎烈（2009）以電傳勞動（teleworks）概念檢視新聞工作者如何受新聞室引入新科技所影響，發現當企業組織為追求彈性與效率而趨向扁平化發展，通訊科技所具備的遠端傳輸能力得以突破時空限制，增加新聞時效性，讓記者在外發稿成為常態。而由於編輯台與記者受空間阻撓，管理者將變更加強以資訊科技與通訊設備作為管控記者工作進度的工具。此外，記者還須自行吸收通訊與筆電等設備等成本，增加負擔。. 然而當組織引入新科技精簡人力，增加新聞工作者勞動量同時，不僅組織人力結構產生變化，也促成新聞工作者提高其多重技能需求（multi-skilling requirement）（Bromley, 1997；Walker,1999）。新聞工作者不僅要適應增加的工時與工作量，面臨突發新聞也需要快速反應與判斷能力以掌握即時性優勢，黃芝瑩（2001）即指出電子報新聞工作者面對大量資訊需負責整合網路資源與服務，因此更需要對網路的了解、跨職務知識概念，以及對跨媒體特性的了解。林敬恆. 32.

(40) （2005）研究發現，當新聞產業全面進入數位化資訊傳播紀元，文字記者在工作中使用到的新科技技能也逐漸增加，因此也促進對於如數位攝錄影或無線傳輸等多重技能運用的需求，以提高其數位化程度。. 同時，科技促進傳播渠道增加與多元化。Chyi 和 Sylvie（1998）由市場結構面的四個面向分析電子報市場特性，發現電子報不但能突破傳統報紙的地理限制（geographic limits），也是一個相對低進入障礙的市場（barriers to entry），不需較高的創業成本，便能成立小型網路媒體平台，增加開放性及參與性。劉俐伶（2010）便指出，開放民眾參與的公民新聞平台，能體現言論自由與多元意見共享的傳播權，獲得發聲權的使用者便得以達成自我賦權與社區賦權目的（Boyle& Schimerbach,2009）。. 網路所具備的互動性，更是傳統與網路出版兩者最具區別性（main discerning characteristic）的特質（Deuze，1998），包括對於更正（faster correction of factual mistakes）與尋找報導資源（access to story sources）都有直接幫助。對網路媒體而言，即時性創造讓新聞工作者與讀者互動的機會；閱聽人透過網路機制得而回饋媒體反映意見，發揮影響力，媒體組織也增加溝通管道，要求新聞人員加以回應處理，有助於調整過去傳統媒體與讀者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黃芝瑩，2001）。. 另一方面，部落格風潮在美國 911 事件後崛起，許多民眾發現部落格比起傳統大眾媒體更具備草根性與互動性優勢，以至於美伊戰爭期間，部落客與打破主流媒體壟斷訊息的局面，試圖透過網路等新媒體打造多重、雙向、相互串連的對話管道，呈現不同於主流媒體管道的資訊與立場。. 主流媒體察覺網路解放閱聽人的賦權潛能，2005 年媒體部落格《中時部落. 33.

(41) 格》成立，作為主流媒體進軍部落格之始，為新聞工作者打造更大的網路書寫空間，擴大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在網路互動的基礎與範圍，後續引起其他媒體跟進，讓旗下從業人員加入部落格形式寫作（鄭國威，2006；林威言，2008）。Lasica （2003）認為，專家系統背景之記者或學者使用部落格書寫個人意見，不僅可建立個人風格，也可與其他部落格區別出專業形象，在讀者心中增加權威與信譽，開啟對話空間，則使閱聽人與部落格主間存在信任關係。. 互動性不僅讓新聞工作者運用於與讀者溝通，黃惠英（2010）透過研究地方記者使用部落格互動、連結、共享集體經驗敘事，並透過科技解答、詮釋及適應組織變遷。透過加深記者間專業社群的對話，也有助於記者彼此角色定位的認同協商。. 對於這些新聞工作者而言，部落格寫作亦具備吸引力，杜念魯（2006）訪談中時部落格寫作者，發現吸引這些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寫作動機，便是報社組織內沒有的自由；不僅沒有時間與人情壓力，沒有預設寫作方向，記者並得以由自身角度闡述新聞事件，而這在過去是會被傳統新聞義理與編輯守門過程忽略刪除的。. 而記者部落格更能突破媒體組織內固有守門過程，改變傳統訊息傳播方式，洪千晴（2010）便發現新聞工作者在野草莓學運期間利用部落格獨立作業，將報紙刊載內容作為報導正文，以部落格書寫連結運動者，在學運初期發揮號召作用，並做為報導正文以外的延伸補充，對記者而言也是新的傳播平台與雙向互動管道。 Robison（2006）指出，新聞工作者部落格是媒介組織對網際網路與個人部落格的回應，也是記者重申新聞專業的一種方式。. 34.

(42) 若僅閱讀報紙所刊載的報導，閱聽人並無法得知基層新聞工作者和組織間的解碼矛盾與意義協商（Liebes, 2000）。因此，部落格對於新聞工作者的意義，在於得以自由表達觀點，在傳統媒介之外展現新聞論述主體性，進而抵抗記者與編輯間新聞定義衝突。而在與讀者互動的過程中，能也加深閱聽人對新聞要素、編採系統與媒體文化的理解。. 四、小結. Empowerment 意指給予對象達成如發聲、受到平等對待與尊重等目標的能力，以達成個人或群體對本身政治或文化的無力感的轉變，Jon Corbett（2003）定義賦權為：增加對社會影響力或政治權力。由以上解釋，可看出賦權著重於發展質疑、批判困境及其結構的能力，從而發展突破困境的潛能。賦權對象也非被動受惠者，而是具有實踐能力的能動者（agent）。. 而科技賦權便指使用者藉由使用科技拓展視野，增進知識理解及知識批判，有助於挑戰社會角色框架之過程。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科技最初只是組織引進增進新聞產量、精簡人力的工具，但在接觸學習科技技能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增加與閱聽人雙向互動回饋的機會、與同業互動重新定義新聞角色。網路所具備之科技賦權潛力，使新聞工作者不需具備高額資本成立媒體、或是依附於報業組織底下，便得以突破組織限制，得以由自身角度對外發聲、由自身觀點闡述新聞事件意義等等。.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