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權力:從語言哲學觀點論傅科論述實踐的政治研究意函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語言與權力:從語言哲學觀點論傅科論述實踐的政治研究意

函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2414-H-002-022-執行期間： 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陳思賢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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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2 年 9 月 8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9-2414-H-002-029

執行期限：91 年 8 月 1 日至 92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思賢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規範、經驗與論述：政治論述的語言哲學後設分析

（精簡報告）

一、 傅科(Michel Foucault)在現代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主 要的原因，不僅在於其所探討的主題內容，而且還在於其所使用的方法同樣都 具有相當的原創性與爭議性。就像很多偉大的思想家一樣，對於傅科，我們也 很難對他的思想用簡單的標籤加以分類，探討他究竟是一個結構主義者或馬克 斯主義者都是徒勞無功的作法。而一般都將傅科歸類到社會學家的原因，應當 是其所關懷的主題多是圍繞在權力、知識、文化、自我與身體等問題上，特別 是傅科提問的方式，往往比較像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方式，而非一般哲學或是 其他常規科學的模式。當然對於傅科思想的研究，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與思 想繼承的傳統來看，例如學者德雷福斯(Herbert L. Dreyfus)與雷賓諾(Paul Rabinow)就從結構主義、現象學與詮釋學三種傳統來定位傅科；亦有學者以「後 結構主義」的啟蒙者的角度來看待他；還有一種就是從現代與後現代爭論的角 度，將傅科視為是繼承了從尼采與海德格一脈對啟蒙以來對主體與理性的過度 重視的反叛，名之為「對主體的反人文主義批判」(the anti-humanist critique of the subject)潮流。之所以這樣看待傅科，主要是傅科的作品隱含著一種對 主體概念的強烈批判。從傅科所從事的一系列歷史研究來看，他主要在標明一 種他認為代表了源於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某種「理性」(reason)概念的發展。例 如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中，傅科描述人們對於 將瘋癲視為是「理性的反者」(the other of reason)這樣的的一種新的理解與 處理是如何出現的。他詳細地探索了人們對待精神病人所持有的價值、新方法 與相關這類知識形式或稱為「論述」(discourse)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這些發展 的最高點就是精神病學(psychiatry)。傅科另外也描述了一系列同樣具有現代 性(modernity)特徵的轉變，包括了像醫學(medicine)，它是來自於對臨床病患

的研究而誕生的；犯罪學(criminology)則從所謂研究犯人的面像科學開始出 現。在上述這些例子中，這些學科都受到國家與私人機制操控下的所謂「規訓 權力」(disciplinary powers)所扶持而快速地膨脹發展。在這種「規訓權力」 下產生的是一群臣服與熟練木頭人，他稱之為「馴服的身體」(docile bodies)， 雖然規訓往往採取了一種負面功能的形式，然而從十八世紀已降，「規訓權力」 卻越來越具有「普遍性監督」(generalized surveillance)的形式，為了增加 整個人口的生產力，不斷在整個社會中拼命增加其正面的效果。傅科此種對於 現代性理性形式出現的說明，讓人聯想到韋柏對於現代社會不可避免地朝向合 理化方向走去(rationalization)的預測。與韋柏相較，傅科的原創性或許就表 現在於此種反人文主義的立場。如傅科自己所言，他所提出的是一幅描繪各種 論述成型過程是如何地斷裂與不連續的圖像，同時卻不需人文主義的概念的沾 染。主體，這個為人文主義或中產階級社會理論所預設的東西，本身就是需要 被解釋的東西。因此傅科的目標在於「從歷史脈絡中，來說明主體是如何被建 構出來的 ‧‧‧亦 即這樣的一種知識形式能夠說明其他知識、論述與對象領域 等是如何建構的，而不需要提及到主體這個東西。」基本上，上述各種對傅科 的研究，除了對其思想的整理與重述作品之外，大多是從某些哲學或社會學理 論的角度，來對其思想中的主題或方法進行闡釋與對比的分析工作。而吾人在 此研究所感興趣的，卻是著重在分析傅科的思想與方法，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出 發，如何演繹出相關的政治研究意涵。雖然傅科本身的研究並沒有涉及到正式 的政治機構組織方面，也沒有討論到有關政治思哲學方面的問題，但是就如同 他自己在「知識的考古學」一書中所言，他在書中所提出的對各種論述實踐的 分析形式，同樣可以用到對政治知識的分析之上。因此雖然傅科並沒有將研究 的焦點置於政治行為之上，但是他的分析卻明顯的具有政治性意義。這是因為 他所處理的的論述實踐不論是居於哪一種領域中，至少都可以視為是一種部分 的政治論述。而在他的一系列的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兩種分析方法模式，他自 己稱之為知識的「考古學」(archeology)與權力的「系譜學」(genealogy)，一 直貫穿其中著的東西，就是「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概念。吾人 認為基本上他的此種「論述」(discourse)的概念，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和現代英 美語言哲學中的所謂「言語行動論」(speech act theory)有相當大的匯通之處， 從某種角度而言，他們二者都是將人類語言的分析看成是同時也是一種對人類 行為的分析方式，原因就在於對他們而言，語言不僅僅是一種指示對象的符號 系統，當人們使用語言時，人們總是進入了一個由語言所預先構成的可能對象 世界中，透過了語言的使用，這些對象被選取然後在語言的意義中實現了自身， 而當人們進行某種行動時，對於行動意義的詮釋，也是透過了現有的語言意義 中來理解。也就是行動的可能性是存在於某個文化的語言之中的。在這樣的意 義之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傅科認為論述實踐不僅限定了可辨認對象的範圍， 同時也定義了哪些觀點可以合法地被稱為是一種知識、哪些人可以被稱為是某 種知識的代理者，更進一步還建立了各種據以發展用來理解這些現象的概念架

構的規範。而假如語言能夠被視為是某一個社會或語言社群中各種可能實踐行 動的載體，言說則是代表著人們從該語言指意系統所做的一種選取，則在這樣 的觀點之下，對於社會或政治研究究竟有何重要的意涵？一個可能的答案是， 如學者庫勒(Jonathan Culler)所闡釋的，任何一個別行動或對象的文化意義是 由整個建構性規則系統所決定的，而這些規則不僅僅是規範了行為而已，它們 還創造了某種形式行為的可能性。因此想要理解與分析人類的行動，我們就必 須要先揭露創造這些不同意義的事件或對象的建構性規則系統。又因為這些系 統是存在於各種不同的論述實踐之中，因此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論述，可以做 為一種分析的資料來源，透過對這些論述的詮釋可以顯示出現有的那些政策是 支持並合法化著各種不同的控制機制。由此處看來，很明顯地，和英美的語言 分析哲學理論相較，傅科所從事的分析工作更具有社會與政治的實踐面向並且 其結論更具有激進的批判性質。除了具有英美的語言分析哲學的洞見之外，傅 科的分析相當程度繼承歐陸特有的語言哲學觀點與結構主義的特色，這表現 在，他指出說話者不僅僅是一個使用語言來做不同事的人，相反的，是語言， 或更精確地說，是各種不同的論述在支配著說話的人。因此分析的主體，不再 是個別的人或說話的主體，而是這些主體處在不同的地位、處境所說出來的話。 分析這些陳述得以讓我們瞭解到這些人們所代表活動。這類的分析就是傅科所 謂的考古學的方法，他用來和傳統的知識史學家從一堆文件史料之中冀圖恢復 沈默的過去有所區別。而傅科對待論述的方式，並不是將它看成是一個有待解 密的東西以便決定在這些論述之後有些什麼東西，而是將它視為是一種「遺 跡」，只需藉著對它的描述就可以提供理解建構該論述的關係與對象，這也是傅 科所以稱此方法為「考古學」的理由。此外如果我們接受了基本上我們所談論 的對象或行動，甚至是各種事件的意義，都是由語言所建構出來的觀點，也同 意大部分的言說行為或行動都是規則遵循(rule-following)，那麼傅科所做 的，就是從其歷史實例的研究中告訴我們，那些給予某些陳述以意義的規則或 規範就是那些決定了什麼人才能夠使得該陳述句能有該特殊意義的根源，而這 樣做也就使得我們得以將某種陳述的意義與社會中權力的分配關連起來。因此 傅科認為陳述或論述的意義所展佈的方式為不同的人們創造某不同的「地位」， 也因為如此，對於各種論述發展的分析，同時也就是對該論述所發生的社會中 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等制度與過程發展的分析。所以「論述」事實上也就是 一種「實踐」(practice)，正因為它們不僅反映了也指導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傅科考古學的方法，在實質上可以說已經是構成了 一種政治分析的形式，因為它顯示出了與論述實踐的形成規則相關的政治脈 絡。而由上述對傅科「論述實踐」概念與方法對政治分析所可能具有的啟發性 意涵的簡單闡釋，我們可以初步瞭解，傅科的分析方式至少提示了我們在常規 政治分析之外，還有一層被忽視的現象存在著，這就是常規的政治分析方法與 其相應的一套法則與語言本身，就隱含著社會中各種關係權力展佈，分析的對 象甚至主體本身就是由這些預設的語言規則所建構出來的，對這種層次的分

析，傅科特別稱為是反省性或第二層關係的分析，而對這些關係的分析可以預 見的就是更進一步擴展了人類關係中政治層面的深度。鑑於傅科思想所包含的 這些層面，對於政治研究而言實具有相當重要的開創意義，因為其不僅可能拓 展了政治研究的層面，同時也讓吾人認識並反省應面對吾人研究本身所隱含的 權力作用與可能造成的結果。 二、 如前言所提及的，傅科的研究方法所涉及的是這樣的提問：到底事實上什麼是醫 學、政治經濟學等等？對傅科而言，某種專業、學科或其他具有固定範圍的類似 活動都構成了一種論述實踐，亦即其獨特性完全來自於該論述中陳述的模式與內 容。人們可以透過分析這些陳述以便瞭解由這些論述所表現出的活動。傅科稱這 類分析為考古學方法以便和傳統知識史學家試圖「詰問」文獻以便發掘沈默的過 去的方法不同。傅科對待論述的方式並不是把它們當作是某種需要加以解密的東 西以便決定有什麼東西隱藏在它們的背後，而是把它們當作是一種「遺跡」 (monuments)，某種對其本身的描述便已經提供了建構起論述的對象與關係的理 解，因此傅科才以「考古學」方法為譬喻。當然除了傅科的此種方法，還有許多 其它的理論方法是針對人們活動進行一種非因果式的詮釋理解的提問。其中詮釋 學與結構主義兩者可以和傅科的方法做一種有意義的比較。我們知道，詮釋學派 的思想主要是強調對於符號系統（文本或人類文化等等），透過提出有關該系統 的意義問題以進行進一步的理解。詮釋學方法所處理的意義問題，不僅是指研究 對象符號系統意義的闡釋，還包括了詮釋者本身的參考架構。因此詮釋對於詮釋 學者而言，經常是一種「貫時性」(diachronic)的研究，因為它涉及如何調和在 不同時期的符號系統的問題。例如迦達瑪(Hans-Georg Gadamer)便說我們總是從 自己的「偏見系統」中來理解他人的言說或行為，而此「偏見系統」正是吾人得 以經驗此一世界的基礎。同樣的里科(Paul Ricoeur)也提到所謂的「接受結構」 (receptivity structure)，透過該結構，吾人才得以理解他人。無論是迦達瑪 或是里科，他們皆認為詮釋理解的一個最根本的層面就是我們理解他人時，吾人 已經是處在一種自我理解的脈絡與某種生活方式之中。科學解釋所要求研究的有 效性與客觀性，其實都必須預先假設了此一前理解脈絡的存在。而結構主義做為 一種解釋人類相互關係的方法，所強調的卻是不同的層面。結構主義要做的不是 試圖把所研究的符號系統與研究者自我理解的符號系統給結合起來，而是要將所 研究的制度、儀式與神話等結構給對象化與研究者本身保持距離。結構主義的研 究模式主要是一種「同時性」(synchronic)的研究，它試圖闡明同一時間點上各 種元素之間關係的結構為何。而就處理到涉及時間過程的是事件而言，結構主義 者是把此一過程和結構的轉變關連起來，亦即他們是把貫時性依賴在同時性的關 係之上。就處理人文社會科學問題層面而言，結構主義主要根據索緒爾(Nicolas de Saussure)以及其他學者，如巴特(R. Barthes)與李維史陀(Levi-Strauss)

所發展出來的語言結構模式來看待人類活動的結構。結構主義將人類的行為詮釋 為一種來自於表現人類思維構成的更深一層結構的表象實踐。因此結構主義對於 人類行為的研究是要藉著顯示出這些外在行為是如何表現出人們意識的結構層 面來解釋人類的種種實踐行動。他們認為，在觀察者或研究者與其所分析的人類 互動系統之中，並不需要有一種歷史性的關係做為前提。因此他們不像詮釋學者 需要把目前所研究的問題或對象的意義和過去經驗相互關連起來。從這裡看起 來，傅科的所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與上述兩種研究傳統比較起來，是比較近於 結構主義的。對傅科而言，「分析」是不需要設及到研究者本身自己的理解的。 言說或文字對傅科或結構主義而言，都是一種「事件」：亦即語言行為以論述的 形式來實現自身。但是某種特殊語言事件下的論述的產生，卻是受到這些符號事 件之所以出現的語言系統的控制。此一系統包含了各種論述實踐所產生的對象與 事件的規則。對傅科而言，說話者或作者重要的是其某個陳述中的主體是如何在 陳述中被使用的。傅科雖然在同樣忽視個別說話者或行動者在結構中的地位上此 點與結構主義相同，但是他的知識考古學方法仍然和結構主義有相當大的差異。 結構主義是將言說或文本等符號系統的意義當作是更深一層結構的表象事件，但 是傅科則認為給予言說與行為以意義的各種規則卻是處在表面之上，亦即它們是 由論述實踐所代表了，它們就存在論述之中而不是深藏於它們之內。就以傅科對 於十九世紀的醫學專業的分析為例，基本上傅科就是對該時期的醫學論述以及構 成該論述的各種形成規則的分析。所謂形成規則是指那些決定了什麼對象能夠出 現在論述中、哪些概念可以合法地用在論述的陳述裡、哪些主題可以被用來當作 結合各種概念成為一個詮釋系統的參考架構等等的東西。這些規則可以說是已存 在的諸社會關係中的一部分，透過此種論述實踐被表現出來。因此既然形成規則 本身就是社會關係的一部分，當然它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社會諸種權力關係， 或是其直接的後果或是本身就是權力關係的一部分，也因此傅科認為其對於各種 論述的分析，基本上都脫離不了政治的意涵。 就知識論的立場而言，基本上傅科可以說是一個新實證論者，因為他和實證論者 同樣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是完全經驗性的。但是他也和傳統實證論者不同， 傳統實證論者嚴格區分意義與其指涉對象兩者的不同，而傅科則拒絕將語言與現 象兩者嚴格劃分開來，他認為陳述的意義在於產生這些陳述中的對象與關係的規 則之上。在傳統的實證論的脈絡裡，我們談到的是「事物」或「事件」而在傅科 那裡，我們的言說本身就是「事物」與「事件」的建構。因可以看出來，傅科的 立場是以英美語言分析哲學的觀點對實證論者加以修正，強調言說時的脈絡與其 功能基本上都是其意義構成的一部分。但是傅科並不止於此，他認為在分析言說 者時，我們並不只是簡單地將言說者當作是使用語言去「做」各種事的人而已， 我們應該還要注意到在一般語言脈絡裡裡存在著各種不同種類的人或角色，而在 特殊的論述實踐中則存在著特別的相對應的人。因此我們不僅注意到了字詞與對 象之間的關係是受到規則所規定的，就這些規則所形成的特定關係特質而言，即 指它們將人們置於某種社會、政治、行政等等安排的脈絡之下，它們本身就是值

得研究的資料。當吾人這樣做時，我們便可以提問在某一社會中這些社會、政治 與行政等關係是如何產生出規範這些各種專業、學科等有界線的論述實踐中的諸 對象與意義的規則的？當傅科這樣提問時，事實上已經跨越了知識論與知識社會 學的範圍了。因為他不僅是問某種陳述的意義為何（知識論）同時還問為什麼它 們會有如此的意義（知識社會學）。也因此傅科不像一般經驗主義者認為語句的 價值在於該語句是真或假之上，對他而言因為語句的意義是由規則遵行的論述形 式來決定，因此語句或陳述的應該就其社會與政治關係上的重要性來加以評估。 他說：「分析某個論述形式就是在決定陳述的價值。價值並不是由其真假值來決 定，亦即不是根據某種神秘的內容的有無來衡量，而是在於它們所處的地位、它 們流通與交換的能力、它們轉變的可性等等。」從此我們也可推出，一般經驗主 義者檢驗陳述真假的方式，是依賴在陳述是否與「事實」符合之上的這種看法， 對傅科而言並不適用。因為就他而言，陳述中所指涉到的對象本身就是由規範了 其意義的規則所部分建構出來的。因此它們的真假值是偶然的，因為其真假的證 據並不是「就在那裡」可以做為一種獨立的有效性的標準。這種的真理觀，我們 可以名之為所謂「約定論者」(conventionalists)。這種觀點拒絕將論述與事實 二分，如哈柏瑪斯(Jurgen Habermas)就是使用「旨趣」(interest)這個概念來 說明那些產生知識的理論態度是無法和其所隱含的「旨趣」相分離的，因為這些 「旨趣」正是控制了詮釋何謂「事實」的標準或約定規範的來源。傅科與哈柏瑪 斯相似，但是他則更為激進，他認為這些藏在標準之後的「旨趣」嚴格而言應該 把它們視為是一種「意識型態」或者是「一偏之見」的東西。因此傅科不像哈柏 瑪斯所說的是知識是如何依賴在「旨趣」之上，他說的是知識是如何依賴在「權 力」之上。也因此他們倆個人都主張不可以將知識與權力關係兩者給分開。認為 脫離了權力才能發展知識根本就是一種誤解。但傅科將知識與權力結合，並不隱 含了假設檢驗的方法在知識獲取的過程中已經沒有作用了。檢驗某個陳述是否正 確反映了其所堅稱構成或描述的情況的能力依然十分重要。因此傅科的例子只是 意味著，有一些科學之外的標準涉及到決定某一個假設應被否證或肯證。另外這 也提示著陳述中的價值有著另外的一個重要的層面，一個除了陳述真假之外的價 值。假如我們跟著傅科的此一看法，將論述看成是一個某些人獲得權力與權威而 另外某些人則無的一些領域，則做為政治分析家或理論家的我們，對於語言的研 究取向就應該有所轉變。我們不應該把語言與言說實踐等再看做是發現經驗層面 的表意工具，我們必須將它們本身就看做是政治關係的外在表現。因此傅科對此 種約定論的語言觀點所帶來的不同之處，就是將它注入了一種高度的政治意識， 而這引領了傅科去分析論述實踐的政治面，這些論述正是我們每日在毫無知覺之 中，藉著言說建構了各種的支配與順從的世界。傅科的立場意味著一種對人類關 係理解的激進方法，為了理解人類的行動與實踐是如何建構起來─亦即如何把握 住那些賦予意義的規則─不是要去理解認知主體的活動或是他們追求的利益，而 是實踐，那些內在於那種建構出主體、客體與相互關係的論述中的實踐。接下來 我們來看傅科實際應用的例子。傅科的「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一書是一本對於醫學的政治層面相當有力的研究，它所顯露出的是對於 醫學概念發展的一種政治性的理解。在此書中，傅科應用一種「空間」的比喻於 疾病的概念中。傅科提出了所謂的疾病的第一、第二與第三空間作用。第一空間 是指疾病的位置是由它和其他相類似疾病的相對位置而定，就此點而言，某種疾 病的命名上的位置是依照它和其他疾病相似程度的遠近來加以衡量的；第二空間 是指疾病在身體中的位置而定。雖然疾病並非是由其在某些器官中的位置而建 構，但是器官卻是疾病具體的支持證據。第三空間則是一種相當深奧的概念，它 可以說是三個之中最具政治意義的。此種空間將疾病置於一種社會政治與行政的 結構之中─將它置於政治鬥爭、需求與理想、經濟限制、社會衝突的場域之中。 在此中，整個醫學實踐與制度將第一空間與社會的其他來自不同的起源、結構與 法律性質的諸形式相遭逢。上述空間的比喻的作用對傅科而言，說明了各種社會 關係與政治及行政實踐在建立概念及賦予其意義上的角色。在醫學論述的例子 中，其概念有一部份不僅反映了，同時也由醫學的功能性與社會中其他權威角色 之間的關係所建構。因此譬如，分析某種傳染病的概念，傅科便指出它是依賴在 醫生與警察之間關係之上的，「因為某種傳染病醫學之能夠存在，僅當它受到警 察系統功能的補充才行：監督礦場與墓地 ‧‧‧控制麵包的販賣等等。」透過「臨 床醫學的誕生」一書，傅科事實上顯示出了意識型態與醫學技術是如何相互交纏 在一起共同建構了醫學的對象以及做為醫學病徵的各種符號意義的規範。因此他 對現代醫學發展的分析展示了他的命題，亦即知識是依賴在權力與權威之上的。 然則傅科的方法或至少他所帶給我們的伴隨而來的此種自我理解，究竟有何缺 點？也許答案部分在於他所說的考古學的方法比喻之上。亦即重視對文物遺跡的 收集超過的心靈活動的詮釋上。基本上，所有可用來反對實證主義對理解活動， 特別是其心靈哲學，建構的理由，都可以反對傅科的新實證論立場。諷刺的是， 所以使得傅科的方法成為一種展示了人類關係另一種層面的激進發明，同時也成 為了他自己自我理解的限制。傅科當然令人信服地提出論述實踐就是一種政治與 社會的實踐，亦即某種說話的形式不僅僅是讓某些人或團體支配了其他的人，同 時也複製及肯定了該社會中的權力體系。但是我們要如何理解分析者本身的說話 模式呢？傅科就如同傳統的經驗主義者，將研究者的地位置於一種被動的模式 中，雖然他對於語言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採取了一種與邏輯實證論與經驗論者不同 的模型，拒絕將語言與其對象做一種嚴格的區分，但是他和他們一樣依然忽視了 研究者在建構用來創造其所型塑與選擇的現象意義的參考架構時所扮演的角色。 三、 然而此種對論述實踐的分析，當如何進行才能夠發展成為一種政治研究的模型 呢？或許我們可以從「健康」(health)這個概念或者說是理想來看起。就一般處 於傳統知識論研究假設脈絡中的社會科學家而言，「健康」這個概念一般都會被 當成是一個「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來看待。對於健康的分析往往循著

這樣的理路來進行：研究看環境、結構、組織、專業、以及心理等條件是如何影 響到人們的健康。從這樣的分析來看，我們或許會發現健康的程度（從疾病率與 死亡率的測量）可能受到行政機關預算中對於健康問題的處理程度的影響或是兩 者沒有關係。但是如果我們換用傅科的所謂考古學的方法來看，就會出現了另一 種不一樣的分析，他會問這樣一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相當簡單的問題：什麼是 健康？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考察，會將揭示出某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的一些東西，亦 即有關哪些規則分配了有關健康的責任，它們如何以某種方式建構出來，以及如 何分配了各種符合了對於健康建構的控制程序等等。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健康這 個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一直是被「醫學化」的。因此如果我們將「什麼是健康？」 這個問題，當作是有關這個概念是處於人類關係網絡中哪一個部份此一大問題的 一部分，我們或許能夠知道到底是哪些人有權力得以在攸關健康福利的事項上說 話。就「健康」此一概念被醫學化的範圍而言，最有位置發言的當然是醫生。醫 生對於出現在醫療論述中的對象，他們的說話具有最大程度的控制力。如我們前 面闡釋的傅科對於論述實踐的概念所指出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這個 概念，在目前環繞著「健康」概念的權威體系下，醫生仍然被認為是對於「偏差」 的心理現象具有一定的權威。當然對於醫療專業，是否能夠完全掌控對於心理偏 差的解釋權威，依然具有相當大的爭議性。例如就有一群自稱為「反精神病學家」 (antipsychiatrist)的理論家，他們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精神病學必須建築在倫 理、社會與政治諸前提上，因此我們對與精神病學此一學科的評估，並不能夠僅 僅從技術與成效的基礎上（如治癒率或其他相似的表現規範），而應該將它看做 是一種參與了社會中分配權力與合法性的社會控制機構。簡而言之，這些反精神 病學家顯示了心理健康概念的意義有部分是來自於社會與結構的強制，精神病學 當再分配這些控制的措施，執行了某些社會中次團體與文化的規範時，也因此執 行了社會與政治的功能。不幸的是，這些反精神病學家所做的精緻的分析並不能 夠為分析一般健康論述的政治意義建立起一種有效的知識論或方法論基礎。因為 他們雖然一直忙於將精神病學專業給政治化，顯示看起來是純技術性判斷的東 西，事實上卻包含了一些有關社會控制的指示，但是同時他們也將醫療專業中期 他的部分給去政治化了。然而一般的醫療診斷也受到如精神病判斷同樣的爭議， 它們一樣都有受到社會與政治脈絡的影響。因此涉及到醫療判斷的規範應當不能 夠被簡單當作是比精神病判要來得沒有問題。健康此一概念在相當大的程度被醫 學化的此一事實，是可以意味著許多的事，其中一個就是假設健康是一個生物學 的概念，而這樣一種堅信普遍存在於那些反精神病學家之中。然而如果說心理健 康這個概念是有問題的，那麼生理健康的概念的問題也不會比前者少。對於將健 康的狀態歸於某人的過程同樣也是經過一系列的分析過程，才能指出某種狀態該 是屬於心理或是生理的。就如同我們不能夠從看頭蓋骨裡頭便能夠看出心理過程 一樣，同樣我們也不能夠從皮下的檢查就知道生理的過程。任何對於某個人狀態 的歸因，基本上都不是一種根據內在於某個人或全部人們的某種東西做單純的描 述而已。對人們狀態的歸因必須參照一些規範或規則，而正是這些東西建構出了

社會與政治的期待。到底健康的概念以及其他相關的概念，在某個社會中是否被 認為是和政治領域有關，基本上是由該社會政治文化的某個層面所決定。例如， 健康概念可能在美國政治化的程度就不像在中國那樣子深。假如我們從一種非實 證論的意義理論來看待健康此一概念，我們便會提出有關此一概念應屬於哪種論 述實踐這類的問題。因此將某種健康狀態歸因於某個有機體，並不是一件毫無問 題的觀察行為而已。可以這麼說，健康並不是一個生物學的概念。生物學並不提 供由關區別健康與疾病的判斷規則。它所關心的僅僅是個別有機體與其環境的互 動。將健康或疾病這些概念應用於某些互動的狀態中，所涉及的是一種詮釋的行 為，而其基礎是建立在我們對於什麼是好的或理想的人際關係的模型，而不是在 對有機體如何對環境進行反應的研究之上。也就是說，健康不是一純生理或心理 的概念。我們應用此一概念的標準涉及了某些社會表現的規範。學者塞茲維克 (Peter Sedgwick)便指出「所有對於疾病的歸因，不論是生理或心理的，都帶有 很深的到社會價值判斷在內。」但是光是將健康的概念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表現 規範的基礎上並不能夠提供一個完整的有關健康過程的政治分析。我們還必須指 出這些規範的來源，此一來源是如何與某社會盛行的權力系統的性質相關，就如 同傅科在分析社會懲罰制度時所展現出來的。 總而言之，傅科的此種論述實踐的概念提供了一種獲取政治關係「資料」的新領 域。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注於的焦點，亦即傅科所謂的第一級關係，雖有助於 吾人理解存在於人們關係中的表面上那些對象彼此之間的政治關連，那些我們得 以毫無困難與問題地談論的對象與情況，而忽略那些建構起它們的各種規則。但 是論述關係則是那些負責產生建構起我們談論的對象與事件的規則的東西。分析 這些關係就是將人類關係中，除了一般典型被社會明顯認為是屬於政治部分的關 係領域，更廣大的一部分加以政治化。它所分析的不僅是我們所談論的，而還有 為何及如何我們得以談論這些東西。也因此我們看出傅科的方法就方法論的層面 而言，其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就在於將政治學的研究範圍與對象擴展到了一種更 加廣闊的社會領域中。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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