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史學在高中歷史教學的應用--以〈間諜佐爾格〉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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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陳登武教授. 影視史學在高中歷史教學的應用 —以《間諜佐爾格》為中心. 研究生：劉先芸撰日期：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一月.

(2) 謝辭這條路對我而言是漫長，有時竟茫茫然看不到盡頭，彷彿走在一團迷霧中，不知所蹤。不盡苦，但總盼是甘來。回想辭去明道中學教職奮勇北上˙那一夜，帶著青草香夏日的微風和揪著心寫信的父親，到現在，我仍記得家鄉的青草香，和著父親一行淚，「去吧！有理想是好事，爸爸只是捨不得。」「捨不得」，是他對女兒常說的話，直到北上後才發現，每一次回家，父親就更瘦些。要他平常多吃些，他總說沒胃口、吃不下、睡不著，可是女兒在家，這些症頭就都沒了，所以母親總叫他「老番顛」，心病沒藥醫。可能心病也真的會身病吧。父親確診膀胱癌時，醫生預估如果做電療應該只能撐五年，聽得我眼淚直直落，他說「爸爸老了，也該走的，沒關係不要難過，爸爸捨不得。」真如醫生所言，父親五年後離世，沒多久，母親傷心致病，多次心肌梗塞，在我的婚禮隔天，隨父親遠去。際遇難測，但所幸貴人相伴。張四德老師、周樑楷老師自成大以來就看顧著我這個總帶麻煩的不才學生，四德老師鼓勵下，在師大重新開始碩士之路。師大師長們的溫暖，精彩萬分的課堂，每堂課都收穫滿滿。修課開心之餘，登武老師「學問慢慢作，學位快快拿」一句點醒夢中人。有幸能在登武老師指導下學習並完成論文，心中無限感激。感謝張弘毅老師指導並釐清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研究重心與主軸，陳進金老師不辭辛勞遠道花蓮而來，為我提點資料引用與中國近代史相關陳述中嚴守客觀立場的基礎。感謝一路相挺的誌鴻，從頤真寶貝一出生就勇敢擔起奶爸一職，與開明婆婆和小姑莉婷努力支持我寫完論文，讓我感受家人的支持永遠是最強的後盾。感謝持續敦促我的好友敬慧、素緣、秀觀、沅蓉。獻給相伴的師長、好友、家人，與在天堂，親愛的爸媽。.

(3) 論文摘要影視史學應用於中學歷史教學已經有多篇研究成果，本文嘗試在高中歷史教育中不僅融入課程作為教材，以希望能開展課程評量的多元化特色。〈間諜佐爾格〉為導演篠田正浩息影之作，寄託導演童年回憶中的衝擊事件與對新時代年輕人尋求自我認同的期待，試圖在動態的影片流動中呈現複雜多樣的史實與觀點。史實考證詳實、場景藉由當時先進的背景合成技術，重現 1930 年代上海與東京等街頭實景。主角其二「佐爾格」、「尾崎秀實」二人對高中學生是全然未知的人物，他們為此付出生命的馬克思主義與左派知識分子的身影，也因為教科書並未深刻談論而缺乏能見度。佐爾格與尾崎秀實的研究在 1945 年戰後日本展開，佐爾格事件的研究涉及許多國家在在國際關係變動中的關鍵議題，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反戰運動、日本侵略與東亞殖民地解放，引領戰後國際情報戰的研究的風向球。諜報團與政府的關係，以佐爾格被特高警察逮捕到司法部審判到檔案曝光的過程，則可視為司法單位鎮壓思想言論自由的例證。尾崎秀實友人將他在獄中七十四封家書、二百多篇手札重新編輯成《愛情像繁星落下》，日本大眾因而了解此事件。冷戰結束後，二戰以來半世紀關於日本軍閥戰犯、納粹的軍事機密，紛紛由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解密。1997 年，白井久也、小林峻一、渡部富哉等人成立「日俄歷史研究中心」，陸續於 2000 年到 2007 年發表研究資料。本研究將日本、中國大陸研究成果重新彙整，加入英國 2008 年開始被採用在各學科中開始施行的學習階段評量(AFL,Assessment for learning)。以期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別強調教學者與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如何提升「素養」，期待超越過去課堂上的功能性讀寫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提升為能夠將學科知識分析、詮釋後應用在生活中。關鍵詞：影視史學、佐爾格、尾崎秀實、學習階段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上海、篠田正浩。.

(4) 目. 錄. 第一章緒論...............................................................................................1 第二章. 佐爾格的間諜網與 1930 年代的東亞世界 ...........................21. 第一節. 知識分子與 1930 年代的上海 ........................................21. 第二節. 佐爾格與共產國際 .........................................................27. 第三節. 作為關鍵的尾崎秀實 .....................................................40. 第三章. 電影的再現與關鍵情節的繁簡之間 .....................................53. 第一節導演敘事風格與視角選擇 ...............................................53 第二節篠田正浩與《間諜佐爾格》 ...........................................58 第四章. 分析評量歷史思維中的因果關係與變遷 .............................72. 第一節高中歷史科教科書中的左傾知識分子 ...........................72 第二節將學習階段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導入歷史教學 ............................................................................................................82 第五章結論...........................................................................................104 參考書目.................................................................................................107 附錄(一)課堂講義 ..................................................................................123 附錄(二)篠田正浩歷年作品 ..................................................................131.

(5) 第一章緒論本章節主要將此次研究分為四個部份陳述，首先是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以影視教材融入歷史教學為論文研究方向，並選擇篠田正浩《間諜佐爾格》作為研究材料的動機，最後則是希望在課堂中希望達成的預期目標。其次為文獻回顧，透過檢討與本研究相關的學術著作，藉此凝聚問題意識，從而彰顯本文之學術價值。第三為研究方法與步驟，說明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步驟、對象與限制。第四為章節架構，扼要說明各章節的安排與內容規劃。.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012 年 4 月 26 日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 1917-2012) 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為「熟悉又不太親近的好友」東尼賈德(Tony Judt, 1948-2010)發表一篇追悼文〈冷戰之後〉，1如同與東尼之間「相近不相習」的關係，這篇饒有趣味的悼文在東尼過世兩年後才發表。文中寫道他與東尼身為目標不同方向的史學家，有著相同的學術興趣，他與東尼之間的關聯就在於：「我們都了解，唯有身歷其境的史學家，才能充分了解二十世紀與其所蘊含的熱情，而進入真相與迷思唯一的鑰匙，就是政治。」2 一個世紀，兩個史家用不同的人生與政治觀點解讀。東尼‧賈德的《戰 1. 2. 霍布斯邦稱兩人的關係是”date back a long time but they were curiously contradictory.” 引自 London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lrb.co.uk/v34/n08/eric-hobsbawm/after-the-cold-war，最後瀏覽日期 2018 年 8 月 13 日。原文為“Both of us knew that the 20th century can only be understood fully by those who became historians because they lived through it and shared its basic passion: namely the belief that politics was the key to our truths as well as our myths.”內文為筆者略譯。引自 London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lrb.co.uk/v34/n08/eric-hobsbawm/after-the-cold-war，最後瀏覽日期 2018 年 8 月 13 日。 1.

(6) 後歐洲六十年 1945-2005》寫出他經歷二十世紀戰後歐洲各國的勾心鬥角，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秩序、社會文化的轉變紛雜現形，3宛如歐洲領導人主持的人類實驗室。霍布斯邦「年代五部曲」《極端的年代》則寄託了知識分子的幻想、破滅與堅持，延續他所有作品的特色，對未來社會充滿熱情與關懷。4 霍布斯邦與東尼最大的差別，正是他所指出的「政治」關懷。霍布斯邦自始至終都堅稱自己是「共產黨員」，但同為左派史學家的東尼卻很早就離棄的社會主義。雖是哀悼文，霍布斯邦卻毫不留情地批評東尼想與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一樣嚴厲批判列寧—史達林式的獨裁共產主義，卻傻傻分不清 1917 年革命中的世界理想在知識分子心中的重量。霍布斯邦堅持自己的理想，並為理想不斷寄予想望與熱情，如同他長年與血癌奮鬥的人生一般，他曾在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寫道：「十月革命的夢還在我身體裡的某個部分，就像在電腦硬碟某處的那些等著被專家復原已刪除文件。」5而這篇看似是教訓晚輩恨鐵不成鋼，夾纏著遺憾與不捨的悼文發表後不久，同年 10 月，宛如巨星殞落，霍布斯邦以 95 歲高齡辭世。霍布斯邦用社會主義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史學取向，發掘底層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原始的叛亂》、《非凡小人物》開啟過去未曾著眼的史料，撇開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的王官學，將史學研究與後現代主義思潮緊密結合。具有左派傾向的知識分子，多半關懷社會、發揮長才、貢獻世人，每個溫厚的知識心靈除了累積學識的外在成就，也有顆善良的心觀察世間各個階層角落，他們認為依此足以推動人類社會的演進。台灣社會長期在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壓環境中，左派被等同於共產黨，因而忽視對左派知識分子的了解，相對也淡化左派知識分子對社會改革的理想關懷。教科書中對. 3. 4 5. 東尼賈德(Tony Judt)著，黃中憲譯，《戰後戰後歐洲六十年 1945-2005》(台北：左岸文化， 2013 年)。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台北：麥田，1996 年)。霍布斯邦著，周全譯，《趣味橫生的時光》(台北：左岸，2015 年)，頁 34。 2.

(7) 於知識分子的「左傾」價值觀與傳統政治文化的如何衝撞對應少有描繪，使現今學生極少就左派知識分子如何以生命實現理想的觀點，看待這些與當時政治社會氣氛有著巨大差異的掙扎心態。長期以來對共產主義的漠視與陌生，讓我們所理解的現代社會是片面、片段、破碎又勉強拼湊出來的世界，而非全面完整。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中，霍布斯邦的生命堅持就成為弔詭而令人費解的存在，他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可能是顛覆國家的造反分子，卻是英國這個老派的民主國家裡近代史最有成就的史學家之一。霍布斯邦從不避諱稱頌自己的理念，同時稱自己是「在共產主義中待的最久的黨員」，這種優雅堅定的氣概，看在台灣政治社會只被允許擁抱單一意識形態的環境中，霍布斯邦是個傳奇。現行歷史教科書中，對於左派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描述非常簡略，使學生無從了解國民政府對左派人士的傾軋何以造成全國知識分子的反彈，也無從體會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足以為了捍衛知識權與自由權決心付出多大的代價。那種自認為掏心奉獻，超越追求世俗榮耀，以期達成生命最高價值的心境，是左派知識分子的生命地圖，卻也是台灣教育失落的一塊。此外，目前教育部規劃於 108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社會領域》即將上路施行。6歷史科部分將過去中國史的概念轉化為「東亞史」，有別於過去中國歷史的脈絡，強調華夏民族在東亞文化中的特色與交流，鼓勵學生思考單一歷史事件形成的各面向、人群的流動如何與政權及制度演變產生質與量的連動關係。歷史本身不能孤立看待，歷史課程作為引導學生進入陌生的時代，「東亞史」的概念打破過去以「中國」看待東亞文化形成的角度，放眼東亞交流形成的新型態史觀，將可加強歷史課的深度與廣度。國家研究院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96020910.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8.15) 6. 3.

(8) 本文所研究的「佐爾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生長在德蘇邊境，長大後隨父親移居到德國，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服膺祖父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而投身蘇聯第三國際，從上海到東京之間，不僅透過間諜工作連結中國與日本的左派知識分子，更因為將日本軍部戰爭重心鎖定中國，讓史達林將軍隊轉調前線對抗德國，扭轉戰爭局勢。尾崎秀實則是在台灣度過青春時期的日本人，過去台灣經驗產生的中國關懷使他透過記者的身分深刻剖析南京政府的意向，進而成為近衛文麿(1891-1945)內閣的顧問，並藉此取得機密資料傳遞給佐爾格。本文藉由「佐爾格」、「尾崎秀實」作為左派知識分子掠影，彌補長期以來被忽略的大時代歷史圖像。希望藉由兩人的事蹟，探討左派知識分子在特定的時代中曾經發揮的角色與功能，教科書？以及教科書為何幾不見他們的身影？這些人曾經是統治者心中的「造反者」，為什麼他們所堅持的「左翼思想」足以讓這些知識分子拋頭顱、灑熱血？這些知識分子如何在東亞穿梭流動，甚至改變整個世界局勢？希望讓學生能重新認識和思考一個完整的世界。以學生全然未知的歷史人物，介紹對當時世界局勢的影響並不容易，雖然可以藉由大量的事實與資訊作為核心，但是要如何將人物立體具象化，加上一些足以讓學生思考的元素，再賦予其中意義，確實是很多歷史教師共同面臨的難題。「影視史學」除了有其獨特的學科價值之外，作為中學歷史教師的輔助教材，其重要性的確越來越被注意到。馬克‧費侯（Marc Ferro）將電影影像剪輯與畫面刪選的過程，比擬史家選擇、匯集與評論，史家發現謎團並試圖解開謎團及分析的過程，電影則可以掌握、分析與解構政治人物與思想家好不容易塑造的完美平衡。7 1988 年史家懷特（Hayden White）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7. 馬克．費侯（Marc Ferro）著，張淑娃譯，《電影和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1900 年)，頁 40-42。 4.

(9) Historical Review）以“historiophoty”一詞，8 重新詮釋歷史學與影像的互動關係。周樑楷將“historiophoty”譯為「影視史學」，並於 1990 年在中興大學歷史系成立「影視史學專用教室」，提供師生對於影像、媒體與歷史的「論述空間」。1992 年正式創立「影視史學」課程。9陳登武以電影《A 級控訴》分析可能被世人遺忘的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細緻分析導演如何將資料抽絲剝繭形成影像，傳達歷史的「再現」與「辯證」。10台中一中於 2006 年以「影視史學專題」，將影視史學引入高中課程中，融合歷史教學與公民意識，展現教學的多元取向。11再再顯示以影視教材融入課程，是目前最具發展性的方向之一。如何能讓學生於現實環境中理解其中的矛盾與複雜，體會「真實」與「虛構」的交錯關係？透過影像分析確實更可達到引起動機的效果。. (二)研究目的近年來高中歷史課堂的教學內容、目的與教材呈現方式皆推陳出新，「歷史課該教什麼？」激起許多中學歷史教師關注。評量測驗方式的改變，或許能促使教學內容再活化。十二年國教推動的國中階段，希望逐步以在校成績取代最終測驗(基本能力測驗)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然而學子與家長對於進行中的升級測驗(包括基本能力測驗、大學入學考試測驗)給予高度信任，其中「公平性理想」.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3， No.5(Dec. 1988) ,p.1193. 9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台大歷史學報》（台北：1999 年 6 月）第 23 期，頁 446-447。 10 陳登武，〈一場大屠殺與人民的記憶-以 Atom Egoyan 的電影〈A 級控訴〉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2004 年 6 月），第 17 期，頁 641-676。 11 許全義，〈歷史教學與公民意識—簡介臺中一中影視史學專題課程〉，《清華歷史教學》，第 19 期（新竹：清華大學，2008 年 10 月），頁 47。 8. 5.

(10) 幾乎無可動搖，因此不僅對於廢止測驗結果作為入學標準的提案無法釋疑，而即使為人詬病許久，也無法解決紙筆測驗在升學壓力中所造成的「必要之惡」。然而，結論性學習評量在「形式」上的改變可能與學業成就相關，卻往往忽略「學業成就」與「學習」本身是兩種不同的概念。12「考試領導教學」如果忽略了評量本身的多樣性發展，就有可能變成為剝奪學習樂趣，甚至阻礙學習發展的根源。解決上述困境的方式中，英國的歷史教育改革是一個可以借鏡的方向。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測驗(GCSE)的十個主題在 1985 年形成初稿，針對 14 到 16 歲階段的學生提供規範及引導作用。英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地區的考試機構可依據各地不同的需求制訂考試大綱，前提是必須符合「國定課程標準」(The National Criteria)。過去施行在各地的考試大綱，其中僅有 SCHP(Schools Council History 13-16 Project)的綱要不須修改，即符合 GCSE 的標準。每年 PGCE(The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專業教師課程培訓)的培訓課程，則用以對應新的課綱與政策與教師實際課程方向。13教師們在 1986 年 9 月開始教授新課綱的內容，第一次的施測則是在 1988 年的夏天。GCSE 成為「新歷史」教育的推手，包含英國歷史教育改革自 60 年代以來的觀念與成果—新歷史教育的主要動力。14儘管 GCSE 在英國推動過程引發一連串辯論，教師們基於現實的教學與考試方面，認為該課綱提供了「無法教授」的課程內容，認為歷史教育不應被做為「技能」看待，或在技能訓練中缺乏足夠的時數，因為教師必須將時間分配於教導學生精熟課程內容，並做出開放式回答的技術訓練。15. 甄曉蘭，〈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概念分析與實施策略〉，《中等教育》59 卷，第一期， 2008，頁 93 13 Lee, Peter(1994), ‘History, autonomy and education or history helps yours students be autonomous Five ways’, Teaching History,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77:6-10 14 Connelly, Frances M.(1994), ‘What is the future for the history nat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History,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74:23-26 15 Dank, Elizabeth(1994), ’Theory and practice essay: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teaching aids in the 12. 6.

(11) 批評的聲浪中亦有爭議認為將使教育趨向達成國家中央集權的目標，削弱各地教育自主專業權。相關辯論引發政治與社會討論「歷史教育發展」的興趣，也為「新歷史科」教育方面提供改革的動力與改進的空間。16制定 SHP 負責人之一的 Christ Culpin 在 2002 年提出 GCSE 應該需要改進的方向， 17 包括課程範圍應加入冷戰後的歷史，並認為 GCSE 雖涵蓋 Key Stage3(KS3)18的課程內容，卻很難了解學生在「參加測驗前」已具備的能力。測驗的內涵亦無法使學生朝向「知道—了解—運用」的層次發展，更顯示 GCSE 在這個階段已經開始出現僵化。19 2005 年另一波改革方式進入歷史教學，20回應 Chris Culpin 所提出的問題，認為歷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雖然逐漸結合 GCSE 的應答方式與教學，但訓練學生在應試前將題型與應答方式、取得高分的技巧，與原先 GCSE 測驗中希望了解學生在學習歷史中培養能力的目標呈現落差。 21因此將「學習階段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FL)的概念引進歷史教學的課堂中，試圖在教學現場取代「學習成果評量」 (Assessment of Learning ,AOL)。22其中的特色是引用教學過程中學生「未曾接觸過的歷史事實」為測驗資料，針對學生在面對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所需具備的能力. teaching of histo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year eight’ Teaching History,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77:11-15 16 Culpin, Chris (1999) ‘No puzzle, no learning: how to make your visits rigorous, fascinating and indispensable’, Teaching History,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97:29-35 17 Culpin, Chris (2002) ‘Why we must change history GCSE’,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Teaching History, 109:6-9 18 Key Stage 是指英格蘭與威爾斯學生就學階段七、八、九年級，學生年齡介於 11~14 歲之間，約是台灣學制中的國中階段。 19 Culpin, Chris (2003) ‘Breaking the 20 year rule: very modern history at GCSE’, Teaching History,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20, p.11-17 20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05), History 14-19 :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ject :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 London: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16 21 Dixon, John (2003) ‘The hidden crisis in GCSE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in H. Bourdillon(ed.), Teach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10,p.41-43 22 Wiliam, Dylan,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 why it matters for all students : Professor John Tomlinson third memorial lecture(London: GL assessment Limited; UK ed. Edition, 29 September 2008), p.41 7.

(12) 來進行，而測驗的成果則是用以改進課堂中教師教學與學生互動的模式。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單一歷史事件都有因其時空位置、因果關係而具有內容的特殊性，史料證據與史家撰述則與歷史論著相關。」23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也認為：「那些編年史、傳統歷史以及蘭克非常重視敘述史，提供給我們有關過去和人們繁忙活動的圖像往往是貧乏的。」24 學生從教科書中學習歷史，學到歷史論著的片段結論，通常無法了解歷史作為一門研究往事的學術意涵，學習歷史成為記憶背誦的技能訓練。因此以歷史作為教學科目，希望引導學生了解「歷史是在史學家與事實交互作用下形成」。25英國學者 Sally Brown 在 2005 年提出的學習階段評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26當中有許多改進學習的主張，加上英國教育當局負責評鑑與國家課程發展的機構 QCA(The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大力提倡，並列入各校課堂教學實踐的核心，以有效改進教師教學，並幫助學生學習。2008 年甄曉蘭將倫敦教育學院訪問經歷撰文寫成〈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概念分析與實施策略〉，27引進「學習階段評量」的概念。歷史學科有其學習階段層次的特殊性，結合分析歷史事件中的「變遷」、「因果關係」進行階段性評量，並藉由實際施測的結果分析，試圖運用評量的多元性，發展更適合歷史學科特殊性的評量方式。「互動」是本文焦點，教學應當是一場學生與教師互動的過程，過去對於「評量學習成果(AOF, Assessment of learning)」的依賴，使「教師教學」、「學生成就」之間少有交集，教師如何根據學生在階段性學習成就調整教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 (台北：里仁，1995 年)，頁 3 Fernand Braudel，劉北成譯，《論歷史》(台北：五南，1991)，頁 12。 25 Carr ,Edward. H 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第二版)》(台北：五南，2013)，頁 30 26 Brown, Sally, (2005)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 p. 81-89. 27 甄曉蘭，〈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概念分析與實施策略〉，《中等教育》（台北，2008），第 59 卷，第一期，頁 95。 23 24. 8.

(13) 學方式的助益也不甚明確。如何讓透過影視教材，讓學生在課堂學習中，發現主動建構、重組、思考、提問、回饋教師並自我評量的能力，是本文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目的。《間諜佐爾格》是篠田正浩的息影之作，包含了他對左派知識分子的同情，也將自身經驗融入其中，展開「兩個世代」、「三個時期」的對話。 1930 年代的上海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嚮往，對映 1960 年代日本青年學生對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強烈興趣。影片中用盡心思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高知識分子，相對 1960 年代對政府強力通過《安保條約》的學運風潮，而觀眾則以 1990 年代泡沫經濟之後的環境來看待。片中青年才俊、充滿理想的尾崎秀實與篠田正浩同為早稻田大學畢業校友，並由早稻田大學協力拍攝，篠田正浩更在影片中以「山崎淑子」父親的角色在片中掠影現身。如同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指出：「記憶的場域」是場所也是論題，空間中各種記憶的幅合、濃縮、衝突，建構了記憶的總和。28《間諜佐爾格》一片巧妙呼應了歷史知識建構中如何運用資料，分析自己與「他者」的對映，形成結構複雜、多元面向的敘述方式。也由於本片所敘述的主人翁們，多是在歷史上謎樣的人物，如何運用「影視史學」方法論分析影片中的真實與虛構？如何釐清影片本身與史實貼近與想像的部分，並落實於教學中？是筆者選擇此電影，藉以開展學生對於歷史課程深度、廣度與培養多元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這也是本文的另一個目的。. 二、文獻回顧本文將文獻回顧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佐爾格其人生平與相關研究，其次回顧影視史學在台灣歷史教育中的成就及說明為何選取《間諜佐爾格》 28. 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著，〈製作歷史的反思〉，收入克莉絲汀．海絲翠普(Kristen Hastrup) 編，賈士蘅譯《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台北：麥田，1998)，頁 208。 9.

(14) 作為分析的原因，最後則說明如何在中國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取捨研究資料的過程。 (一)佐爾格生平與相關研究關於佐爾格的研究與記載中，由於其身分複雜而機密，可說充滿「紅色諜王」的傳奇色彩；尾崎秀實被審判時的檔案與兩人在獄中手記作為佐證，其中確實包含許多重要訊息，也被研究者視為第一手文獻。29佐爾格被捕入獄到 1964 年，蘇聯莫斯科當局始終不承認佐爾格屬於蘇聯情報單位，中國大陸對其資料也只是含糊描述。「中國經驗」在佐爾格與尾崎秀實兩人之間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他們與中國左翼人士的交往活動中，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層級，也較一般人理解更為深刻。30德國作家 Julius Mader(19282000)在 1984 年出版佐爾格的傳記《佐爾格的一生》31，方文則在 1986 年，將他與佐爾格往來的過程寫成《佐爾格在中國-佐爾格怎樣教導我走上情報線》，32都是瞭解佐爾格生平事蹟的基礎文獻。俄國學者索特尼克娃（Irina Sotnikova）在大量資料研究中發現，共產國際聯絡部、紅軍情報局、對外情報機關等部門與上海情報人員相互配合，由於莫斯科與 1921 年建立的遠東書記處須加強聯繫關係，因此在上海建立一個祕密辦事處作為聯絡站。加上上海也有大量俄國人居住，地下工作者可輕易隱身於公共租界中，享有各國所提供的治外法權。通過設在上海的國際聯絡站，中共在轉移中華蘇維埃時，方能確實獲得莫斯科提供的資金協助。33Natalia Mamaeva 根據蘇聯紅軍紀念博物館所存的佐爾格履歷所. 王中忱，〈佐爾格—尾崎秀實事件的敘述與檔案解密的政治〉，《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台北：人間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278。 30 王中忱，《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台北：人間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269 31 Mader, Julius, “Dr.-Sorge-Report”, Militä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 Berlin, 1984 鐘松青、殷壽征譯，《佐爾格的一生》(北京：新華書店群眾出版社，1986)，頁 25。 32 方文，原名張放，又用名劉進中，曾參與佐爾格在中國上海組織的請報小組。 33 索特尼克娃（Irina Sotnikova）著，李玉貞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設在上海的國際聯絡點 OMC〉，收錄蘇智良主編《佐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年)，頁 86-108 29. 10.

(15) 載，認為佐爾格應是在 1925 年到 1929 年間於專門學校培訓，1929 年轉入紅軍總司令部諜報處。在其所著〈理查‧佐爾格和他的情報小組 1929-1932 年在中國的活動及其結果〉一文中，分析佐爾格在遠東與中國的諜報行動之所以能有效產生影響力，且吸引眾多對社會主義有好感的知識分子，不僅是因為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及早年以祖父為榜樣，使他於一戰期間認知美國與歐洲帝國主義發展的病態擴張，確信蘇聯所代表的和平形象，盡心效忠於蘇聯共產國際之餘，運用其天生的外交長才，準確研究並分析國際之間複雜交錯的問題。34 日本學界對佐爾格事件的研究，源自尾崎秀實被捕後寄給妻子的家書《愛情如繁星落下》，相對佐爾格傳奇性極強的生平與敘述資料，尾崎秀實就顯得平實許多。不僅有風間道太郎所著《尾崎秀實傳》35，還有他本人所留下的新聞評論、時事評析和其弟尾崎秀樹的回憶錄作為佐證，加上身為《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且曾協助連橫撰寫《台灣通史》的父親尾崎秀真，也留下不少關於家族在台灣生活的描述，對尾崎秀實的成長歷程、思想樣貌與生命型態，都能夠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36 (二)影視史學在台灣歷史教育中的運用以影像科技包裝歷史知識，呈現新的歷史研究取向，並不如新瓶裝舊酒一樣簡單的過程。歷史資訊、文字紀錄往往有其侷限，要形成一個完整的影像敘述脈絡，就難倒許多歷史學工作者。再加上歷史研究最重要的不只是拼湊史實說故事，而是如何對史實展開分析事件發生的結構與解構關係，史家要能在敘事與探究的篇章中呈現精闢的論點。反過來說，導演在短時間之內透過影像傳達錯綜複雜的歷史情境與敘事脈絡，固然能營造視 34. 35 36. Н.Л.瑪瑪耶娃（Natalia Mamaeva），〈理查‧佐爾格和他的情報小組 1929-1932 年在中國的活動及其結果〉，收錄蘇智良主編《佐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年)，頁 57-85 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實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7)。王中忱，《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頁 273。 11.

(16) 覺上的效果，達到傳遞歷史的功能，但卻也遭到歷史學界的強烈質疑。歷史學界的質疑，其實如同史學上的爭論，表面上或許是歷史意識與方法論的辯論，實際上社會意識與個人關懷的迥異才是骨子裡的關鍵。37 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馬克‧費羅（Marc Ferro）將電影當做重要史料，拿來與其他不同類型的史料相互對照考證，《電影和歷史》一書中深入思辨有關電影方法論和知識論的問題。381970 年代美國歷史學者羅伯特‧羅森史東（Robert A. Rosenstone）以電影與歷史為題進行研究，除了肯定電影是另類書寫歷史的方法，更參與了電影的製作。391988 年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首創“historiophoty”一詞，定義為：「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40將影視史學的概念進一步加以確認。最早將“Historiophoty”翻譯為「影視史學」的周樑楷認為“Historiophoty” 應有自己的理論基礎，因此將懷特原先定義更加擴大認為任何「以靜態的或動態的圖像、符號，傳達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都算是影像視覺的文本，而對這些資料從事「探討分析影視歷史文本的思維方式或知識理論」，都能稱為「影視史學」41 影視史學究竟是為古老的歷史學注入新的活力，還是後現代主義中在歷史學所表現多元取向中的產物？42其實在懷特創新這個名詞之前，早有專業史家應用影視媒體從事教學，或參與歷史影片的製作或考證工作。 1970 年約翰‧歐康(John E O’conner)就建立「歷史電影委員會」發行一份跨. 37 38 39. 40 41 42. 周樑楷著，《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台北：城邦，2017)，頁 170。馬克‧費羅（Marc Ferro）著，張淑娃譯，《電影與歷史》(台北：麥田，1998)，頁 12。徐叡美，〈電影與歷史：評介史家費侯、戴維斯與羅森史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市：2005 年 9 月），第 45 期，頁 200。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頁 446。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頁 447。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台北：三民，2006)，頁 106-117。 12.

(17) 學科的期刊《電影與歷史》(Film & History)探討歐洲與好萊塢電影如何處理歷史情節，並報導其中的真實與謬誤。43柯爾納(Douglas Kellner)〈電影、政治與意識形態─邁向一個多觀點的電影理論〉44，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45、〈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46，徐叡美〈電影與歷史：評介史家費侯、戴維斯與羅森史東〉47、林玲玲〈影視史學相關問題之討論〉48、石弘毅〈影視史學與書寫史學的啟示〉49等前人的研究，都有助釐清影視史學基礎理論架構。如何將理論套用在分析電影作品中，Robert A. Rosenstone〈歷史事實與歷史電影─論「誰殺了甘迺迪」〉50，周樑楷〈銀幕中的歷史因果關係— 以「誰殺了甘迺迪」和「返鄉第二春」為討論對象〉51、〈辛德勒選民─評史匹柏的電影敘述和歷史觀點〉52、〈歷史劇情片的「實」與「用」─以「羅馬帝國淪亡錄」和「神鬼戰士」為例〉53、〈影像中的人物與歷史：以《白宮風暴》為討論對象〉54，陳登武〈一場大屠殺與人民記憶—以 Atom Egoyan 的電影「A 級控訴」為中心〉55等論文，導入史學方法對歷史電影進行觀吳紫陽，〈影視史學的思考〉，《史學史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2001 年)第 4 期，頁 50 44 柯爾納(Douglas Kellner)，〈電影、政治與意識形態─邁向一個多觀點的電影理論〉，《當代》（台北，1992 年 5 月）第 73 期，頁 90-119。 45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頁 445-470。 46 周樑楷，〈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台北市：1993 年 8 月），第 88 期，頁 10-17。 47 徐叡美，〈電影與歷史：評介史家費侯、戴維斯與羅森史東〉，頁 199-216。 48 林玲玲，〈影視史學相關問題之討論〉，《黃埔學報》（高雄，2001 年 1 月），第 40 輯，頁 131141。 49 石弘毅，〈影視史學與書寫史學的啟示〉，《空大學訊》（新北市，2000 年 11 月），第 261 期，頁 56-60。 50 Robert A. Rosenstone 著，張四德譯，〈歷史事實與歷史電影─論「誰殺了甘迺迪」〉，《當代》（台北，1992 年 6 月），第 74 期，頁 40-61。 51 周樑楷，〈銀幕中的歷史因果關係—以「誰殺了甘迺迪」和「返鄉第二春」為討論對象〉，《當代》（台北，1992 年）第 74 期，頁 48-61。 52 周樑楷，〈辛德勒選民─評史匹柏的電影敘述和歷史觀點〉，《當代》（台北，1993 年 4 月），第 96 期，頁 44-60。 53 周樑楷，〈歷史劇情片的「實」與「用」─以「羅馬帝國淪亡錄」和「神鬼戰士」為例〉，《當代》（台北，2000 年 8 月）第 156 期，頁 48-61。 54 周樑楷，〈影像中的人物與歷史：以《白宮風暴》為討論對象〉，《興大人文學報》（台中， 2002 年 6 月）第 32 期，頁 1101-1116。 55 陳登武，〈一場大屠殺與人民記憶—以 Atom Egoyan 的電影「A 級控訴」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台中，2006 年）第 17 期，頁 641-676。 43. 13.

(18) 點、因果、虛實、人物進行分析，提供相當有利的參考方向。從廣義的角度看，影視史學具有與大眾史學相同的功能與效果，導演的取材背景、當時的政治環境及觀眾取向皆息息相關，張弘毅〈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影視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歷史〉，56為大眾史學與影視史學的連結，做了最好的詮釋與演繹張弘毅還認為結合影視史學、歷史記憶、口述歷史、村史書寫等元素，共同構成「大眾史學」的實踐內涵，正視新世代史學發展的趨向。57陳崇安〈電影導演即大眾史家：以克林‧伊斯烏德及其《硫磺島的英雄們》與《來自硫磺島的信》為研究對象〉，58將大眾史學與影視史學做出歸納性研究，探討影視資料在大眾史學中應具有多元觀點、跨學科並表達出電影情節中的歷史意識。張家佳〈大眾史家的歷史書寫：以《綠的海平線》與《拓南少年史》為例〉，59著眼於非專業史家對史料的建構與表述歷史的脈絡，重新從不同生活結構的基礎談論歷史的記憶與認知，其中如何展現主體意識、與社會意識，並體現私人或公眾的歷史。林錦昱〈認識你自己：王童導演及其臺灣三部曲歷史書寫〉，60將焦點擺在 80 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回顧那一段探索鄉土故事的緣起，並以王童導演的作品為文本，探討電影的歷史書寫以及「大眾史學」創新的價值。江沐家〈戰後台灣的客家影像論述— 以彭啓原作品為分析場域〉，61著眼於大眾史學的領域中，透過其客家影像創作，運用影像來書寫屬於在地的歷史。 56. 張弘毅，〈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影視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歷史〉，鹽水溪、嘉南大圳公眾史與公民行動數位典藏計畫。. 57. 58. 59. 60. 61. 張弘毅，〈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9 期（2015.6），頁 76-108；〈大眾史學的在地實踐--以《紫竹林精舍故事集》為例〉，《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60 期（2015.12），頁 121-130。陳崇安，〈電影導演即大眾史家：以克林‧伊斯烏德及其《硫磺島的英雄們》與《來自硫磺島的信》為研究對象〉，臺中市：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張家佳，〈大眾史家的歷史書寫：以《綠的海平線》與《拓南少年史》為例〉，台中市，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2009 年。林錦昱，〈認識你自己：王童導演及其臺灣三部曲歷史書寫〉，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13。江沐家，〈戰後台灣的客家影像論述— 以彭啓原作品為分析場域〉，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14.

(19) 將影視史學融入歷史教學是一項挑戰，近年來相關研究不少。許全義〈歷史教學與公民意識—簡介台中一中影視史學專題課程〉62、曾怡菁〈影視教學的嘗試—以木柵高工高職歷史教學為例〉63、劉怡芳〈影視史學與歷史學科能力--簡介「文華高中影視史學課程」〉64、陳登武〈影視教材在高中歷史教學的應用--以隋唐史教學為中心〉65、吳珊妃〈影視教材在歷史教學的運用—以電影《一八九五》為例〉66等，皆在不同面向探討影視史學在歷史教學上的運用，均可作為研究上的參考。以影視史學作為學位論文研究主題，近幾年來影視史學及影視教材融入歷史教學的研究上，有許多成果斐然的實驗性研究。劉素霞〈血祭愛爾蘭─以《豪情本色》與《吹動大麥的風》來探討英愛歷史糾葛〉，67探討左派導演肯‧洛區(Ken Loach)透過影像呈現左翼觀點下，小人物的悲歌。《吹動大麥的風》不僅挑戰英國政府的正義形象，將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歷史傷痕公開在陽光之中，更重新提醒大眾掌握知識權力，就可以制衡現在與過去的事實。洪慧霖〈電影《被出賣的台灣》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再現（19451990）─兼論教科書敘述威權體制的意涵〉，68思考台灣歷史教科書在撰寫過程中，如何選擇性揀取符合威權體制的內容。黃靖涵〈影視教材在高中台灣史「白色恐怖」教學的運用：以電影《超級大國民》、《天公金》為中心〉69、黃致遠〈國中歷史教育的影視輔助教學分析 ─以王童《香蕉天堂》. 許全義，〈歷史教學與公民意識—簡介台中一中影視史學專題課程〉，頁 21-33。曾怡菁，〈影視教學的嘗試—以木柵高工高職歷史教學為例〉，《台北市立木柵高工學報》（台北，2008 年），第 12 期，頁 95-118。 64 劉怡芳，〈影視史學與歷史學科能力--簡介「文華高中影視史學課程」〉，頁 107-134。 65 陳登武，〈影視教材在高中歷史教學的應用--以隋唐史教學為中心〉，《歷史教育》，第 14 期（台北，2009 年 6 月），頁 233-264。 66 吳珊妃，〈影視教材在歷史教學的運用—以電影《一八九五》為例〉，《歷史教育》，第 14 期（台北：國立師範大學，2009 年），頁 295-314。 67 劉素霞，〈血祭愛爾蘭─以《豪情本色》與《吹動大麥的風》來探討英愛歷史糾葛〉，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68 洪慧霖，〈電影《被出賣的台灣》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再現（1945-1990）─兼論教科書敘述威權體制的意涵〉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69 黃靖涵，〈影視教材在高中台灣史「白色恐怖」教學的運用：以電影《超級大國民》、《天公金》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62 63. 15.

(20) 為中心〉，70分別針對現行國、高中台灣史教材較為不足的白色恐怖統治、外省人流亡經驗、自我認同議題，藉由影視教材的輔助帶領學生深入探討，除了使學生對於台灣戰後的政治、社會、人民生活樣貌能更全面掌握外，對於歷史思維的培養亦達到成效。張雅婷〈影視教材在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教學的應用--以《硫磺島的英雄們》、《來自硫磺島的信》為中心〉， 71 導演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 Jr.)將硫磺島戰役用美、日兩軍不同的觀點，重新詮釋歷史事件中的多元視角，開啟學生面對單一事件不同論述的可能性及相互映證的價值。林冠吟〈影視教材在國中歷史教學的運用：以電影《惡魔教室》為中心〉，72從極權主義出發解析電影中的真實與虛構外，並對照隱身於電影背後的現實意識。張雅淳〈影視教材在高中世界史「西班牙內戰」教學的運用－以《以祖國之名》為中心〉，73則以教科書中著墨較少的西班牙內戰來探討法西斯政權在國家主義的外衣下，效忠國家如何被包裝成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革命忠誠的標準變成實現領袖意志，並思考為什麼同為法西斯主義的倡行者，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在教科書中時常被略而不談。徐叡美〈戰後臺灣電影中對日本的印象（1949-1972）：從官方文化政策角度分析〉 74. 透過對電影史料的研究，運用相關文獻檔案，從國家文化政策角度，探討. 影片的日本論述，一是探析戰後電影中去日本化與中國國族的建構；同時，進一步探討中日親善與合作反共下，電影如何建構友好的日本論述。以上這些學位論文論述的視角、研究的方法以及成果的探討，對於探. 黃致遠，〈國中歷史教育的影視輔助教學分析 ─以王童《香蕉天堂》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1 張雅婷，〈影視教材在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教學的應用--以《硫磺島的英雄們》、《來自硫磺島的信》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72 林冠吟，〈影視教材在國中歷史教學的運用：以電影《惡魔教室》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73 張雅淳，〈影視教材在高中世界史「西班牙內戰」教學的運用－以《以祖國之名》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4 徐叡美，〈戰後臺灣電影中對日本的印象（1949-1972）：從官方文化政策角度分析〉，嘉義市：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年。 70. 16.

(21) 討本文所需的分析角度，都具有先導性的作用。. (三)文獻探討與資料取捨本研究在前人有限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在參考資料與比對研究的過程中，由於「佐爾格」、「尾崎秀實」二人身分特殊，除二人專業論文與評論時事文章以外，關於二人的人生閱歷與事蹟皆由被捕後在獄中的自白、警察單位公布的資料、他人自傳陳述例重新加以整理，由於選材基礎的嚴謹度不同，以致在細節、時序與相關人物的陳述有所差異。例如楊國光所著《功勳與悲劇：紅色諜王佐爾格》75中論及佐爾格與中共領導階層周恩來等人密切往來，到日本與尾崎秀實共同進行諜報工作，但日本學者渡部富哉等人整理 1962 年到 1971 年日本警察、司法資料陸續出版《現代史資料· 佐爾格事件》76，卻發現佐爾格與尾崎秀實等人皆沒有提到曾與周恩來、潘漢年等人會面或相互達成任何工作約定，也無法確知陳翰笙(1897-2004)、王學文(1895-1985)等人在個人回憶錄中為何沒有提到與佐爾格相識的過程。經日本學者加藤哲郎考證的結果，佐爾格在上海情報組織中唯一的謎樣中國成員，應該不是陳翰笙，而是方文。77類似這樣的資料取捨，將是本論文極大的挑戰之一。此外，關於間諜組織中其他國際人士，中國研究資料中皆未附上原文或英文名稱，例如 Branko Vukelić 其人，以中文譯名直接翻譯為「布蘭維克」卻並未附上原文姓名，只好從日文資料中重新爬梳而得到「ブランコ・ド・ヴーケリッチ」進而查證其人事蹟。78同樣問題出現在中文資料中被翻. 楊國光，《功勳與悲劇：紅色諜王佐爾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頁 62-75。みすず書房編集部編，《現代史資料ゾルゲ事件》（全 4 巻）(東京：みすず書房)，19621971 年。 77 加藤哲郎，〈作為國際情報戰的佐爾格事件〉，陳健行譯，收錄蘇智良主編《佐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年)，頁 152-153。 78 山崎淑子著，《ブランコ・ヴケリッチ獄中からの手紙》(東京：未知谷社，2005)，頁 5。 75 76. 17.

(22) 譯成「克蘭欽查」，需由日文資料中「マックス・クリスティアンゼン＝クラウゼン」79才能找出實際上應是 Max Christiansen-Clausen。再者，中文資料中相關人名也重新需要確認，例如徐靜波〈上海與東京：尾崎秀實情報活動的起點與終點〉 80一文中提到佐爾格到達東京居住期間拜訪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獲得當時德國駐日公使「福萊次希」的信任。但筆者詳查德國駐日公使 Ernst Arthur Voretzsch(1868-1965)由威瑪政府於 1929 年派任，1933 年 1 月納粹政權上台後 Ernst Arthur Voretzsch 隨即退休，直到 1933 年 12 月才臨時派任 Willey Noebel 接替駐東京大使的工作， 81. 期間難以斷定佐爾格與德國駐日公使間的關係，對於當時究竟誰是公使. 也抱持保留態度。因此選材的過程中，筆者較傾向以日文資料為基礎，中文資料則作為輔助。.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運用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的質性分析。除了參考相關文獻資料，重新整理爬梳史實之外，試圖將《間諜左爾格》一片與影視史學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82規劃高中課程可依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開設充實∕補強型課程，作為學生在課堂外延伸並加強學科知識的空間，因此以每學期六周為一單位，可開設特色主題課程。課程時數安排中，以「彈性時數」方式進行六個小時的課程。由於《間諜左爾格》. Morgan Sportes 著，吉田恒雄譯，《ゾルゲ破滅のフーガ》(東京：岩波，2005 年)，頁 3。徐靜波，〈上海與東京：尾崎秀實情報活動的起點與終點〉，收錄蘇智良主編《佐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年)，頁 157 8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辞典編纂委員會主編，《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山川出版社，1992 年，頁 156。 82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7/pta_5320_2729842_56626.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8/10/11) 79 80. 18.

(23) 屬於長片，播放時間將長達 180 分鐘，在歷史課程一般進度一周二個小時的限制中，難以實現將本片完整呈現並引入影視史學與學生互動。因此希望放在「彈性時數」一學期共六周課程，期待「加深加廣」的「微課程」目標作為實驗性質的先行教材之一。. 四、論文架構本研究論文共有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就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步驟、預期成果加以說明。第二章「佐爾格的間諜網與 1930 的東亞世界」。第一節先交代佐爾格其人生平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聯性，由於佐爾格被逮捕後研究資料，目前僅有中國大陸與日本做出相關研究，成果有待分析之外，由於中國大陸學術論文嚴謹程度並不如預期，因此必須比對日本研究成果，本節主要釐清許多相關事件的人物真實性，重新爬梳佐爾格從事間諜行動的事蹟。第二節「作為關鍵的尾崎秀實」則是因為佐爾格被逮捕前後，所有相關事蹟都是透過尾崎秀實在獄中所寄出的信件作為證實，此外，與佐爾格來往最為密切且當時能掌握大量資訊的高層人士，就是當時擔任近衛內閣顧問的尾崎秀實。他少年在台灣生長的經驗啟發對中國事件的關懷，加上貼近社會主義反對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政治傾向使他與佐爾格合作。透過尾崎秀實，更能了解佐爾格等共產國際成員在東亞活動的動機。第三節「知識分子與 1930 年代的上海」解構上海作為知識分子活動的舞台，左翼作家在右派政權壓迫之中，如何在租界將左派思想開枝散葉影響全中國，這些知識分子流動擴及東亞，又如何改變戰後的政治局勢。第三章「電影的再現與關鍵情節的繁簡之間」首先第一節將從導演的敘事風格與視角選擇，討論導演為何以佐爾格最後十年的生涯，說明他對整個東亞知識分子乃至東亞局勢的影響。第二節則專注在身為 60 年代日 19.

(24) 本新浪潮的導演篠田正浩如何在電影中塑造佐爾格形象，並將自身經驗與理想寄託在佐爾格與同為左翼思想的人物之間。第四章「分析評量歷史思維中的因果關係與變遷」第一節從分析過去教科書中如何敘述近代東亞「左派知識分子」在教科書歷年改革後的編寫差異。第二節則以英國新歷史教學中強調「從評量中學習」的概念對學生觀賞完電影之後的測驗評量加以分析。第五章「結論」總和所有研究分析的經驗，對本研究進行間的成果與相關困難提出進一步分析與展望。. 20.

(25) 第二章佐爾格的間諜網與 1930 年代的東亞世界佐爾格的間諜活動從上海開始，在東京結束。上海的特殊時空環境不僅提供佐爾格等人從事地下活動，國民黨、共產黨、日本、傀儡勢力、黑社會、共產國際、販賣情報為主的特工頭子的身影，都交錯在上海這個具有多重異質文化與奇特政治格局的環境中。 1930 年代的上海吸引東亞國際人士匯聚，也成為進行間諜工作的最佳場所。佐爾格在此組織「拉姆札小組」進行活動，經過牛蘭夫婦被捕事件的周折之後，輾轉到日本進行活動。在戰後關於佐爾格的研究引領戰後國際情報戰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反法西斯、反戰、日本侵略戰爭與東亞殖民地解放等議題。尾崎秀實並非專業間諜，卻是佐爾格最重要且最令他尊敬的助手。日本出身，在台灣度過青少年時期的尾崎秀實，對自身雙重國籍認同有著生命中難以化解的矛盾。身為日人少數高級知識分子與記者，他深入中國問題的原由就來自幼年的台灣經驗。懷著突破命運的希望，對史沫特萊的勇氣欽羨萬分，也因對史沫特萊的信任下結識佐爾格。在從事間諜活動的過程中，尾崎秀實分文未取，憑著一份實現理想的勇氣，平靜面對生命的挑戰。. 第一節. 知識分子與 1930 年代的上海. 上海作為佐爾格與尾崎秀實的間諜網起源，實有必要討論這個融匯國際知識分子的舞台。上海從長江口的小漁村躍升為東亞金融貿易重鎮，與北京、廣州同為中國受到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轉型發展的城市。1919 年上海已經成為中國人口達到 240 萬人，比第二名的廣州 160 萬人，整整多了八十萬人之數，成為中國第一大城市。城市面積也不斷擴大，在 1843 年開港通商之前，上海城內市區約 30 平方公里，1936 年擴張到 673 平方公 21.

(26) 里，足足比當時北京市的 533 平方公里多出了一百多平方公里。1 傳統的中國反商重農，從農業的樸實性格中發展文化，上海卻因緣際會得以從商業發展中取得文化地位。1930 年代，上海的工業產值占全國六成以上，金融業哲占了八成左右，新聞業、出版業都在上海集中。2上海的新商人高度西化，活躍在外國租界，成功把新式工商業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改變過去商人為個人的圖利行為，透過專業知識、企業組織，以科學方式創造新財富，進而追求國家的富裕。上海的新型都市企業更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每個青年都可以在繁華的上海贏得一席之地。3以翻譯與代理人為主要職業的「買辦」身上可以穿著藍綢長袍，戴著黑色的瓜皮帽，也可以自在地穿著晚禮服。住家有進口的威尼斯家具，房間擺著景德鎮的瓷器，花園裡建有蘇州式涼亭，本身是佛教徒，卻取了基督教的名字，說著洋涇濱英語，夾著點葡萄牙和英印語的用詞，慶祝中國農曆節日，也按西曆安排工作與休閒。4 十九世紀以來，上海、香港、新加坡就是以華僑商貿網絡為中心，連結東南亞與東北亞的交易圈，構成遠東中心市場。1930 年代經濟蕭條期間，新加坡與上海之間的商貿關係難以維繫之餘，鄰近的東印度群島、暹羅、英屬婆羅洲、緬甸、印度等南洋地區，便以新加坡為中心形成加工貿易網。日本商人則就近在上海開設洋行，1930 年代日本洋行就有取代歐美洋行，控制上海與日本間貿易的趨勢。1931 年上海對日貿易總額幾乎達到三億日圓，入超也超過一億日圓，1932 年淞滬會戰爆發後，對日貿易量減退四分之三，1933 年則恢復貿易總額達一億日圓。上海、香港、大阪、神戶也成為華僑匯款網路中心，1930 年到 1935 年經濟大恐慌期間，相較歐美與日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收錄蘇智良主編《左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年)，頁 24-25。 2 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頁 25。 3 葉文心，《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出版社)，2010 年，頁 12-15。 4 葉文心，《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出版社)，2010 年，頁 25。 1. 22.

(27) 本在這個金融網絡的穩定性，如英系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法屬印度支那銀行，顯然不如日系台灣銀行、華南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日系銀行能給予華僑更便利的匯兌方式，與持續貸款的能力。5 上海的複雜樣貌，除了反映近代中國在變局中的調適應對，也隱含傳統文化的顛覆與療癒的過程，比起其他城市，上海留下更多的複雜又迷人的討論話題，也吸納了近代中國最風華雲湧的知識分子們。及至 1923 年，上海大學就趕上幾年前風光萬千的北大，人才濟濟、學術氣氛活絡：擅長組織工人群眾的蔡和森，教授歷史社會學；左翼評論家矛盾主持文學系；戲劇作家田漢教授英國文學；革命閱歷豐富的瞿秋白，從蘇聯返國接下社會系系主任一職。6 新式的物質建設也改變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電燈、電車、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在上海人們的生活中習以為常。電力供應雖然不及無遠弗屆，但租界中的電車、電燈將上海青年人活動的時間加倍，相互聯繫更為緊密。許多的職業青年白天工作，晚上透過夜校、讀書會、社團組織而互相交往。這種自發性的社會連結在上海可以發揮地淋漓盡致，卻不能在其他城市重現。7三○年代受到經濟大恐慌影響下，上海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廣大的職工勤懇努力也難保工作，茫茫職場上的危機感不僅動搖了資產階層創造的救國論述，也激發左翼思潮在上海集結的背景。新文化運動雖然吸引知識青年，卻不足以使青年們藉由創造新秩序而成為中國救星，1919 年以來，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鼓勵學生組織討論會，天津、濟南、武漢、長沙、廣州各地的大學生都紛紛效法，其中上海學生. 李宇平，〈1930 年代初期東亞需域經濟重心的變化—日本擴張輸出與中國經濟蕭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3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4 年，頁 57-116 6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台北：時報出版社)，2007 年，頁 332。 7 葉文心，《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頁 16。 5. 23.

(28) 尤其積極。大多數的學生團體都有自辦期刊，學生希望打動都市勞動階層，有些人就相信可以將社會主義作為知識分子與勞動階層的紐帶，促使各界為社會進化而團結。8 學生對勞動階層的期待，也因為上海是當時產業工人最集中、人數最多的地區。鴉片戰爭後，外商經營的造船廠、繅絲廠、紗廠、製菸廠及電燈、電車、自來水的企業，加上 1860 年洋務運動在上海創辦江南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機器織布局都吸納許多產業工人。《馬關條約》簽訂後，列強可以在中國設廠製造，免除負擔關稅與增加自主權促使外商又掀起另一波中國投資熱潮，上海就是外資最集中的城市。根據《新青年》的調查，1919 年在上海的工人包括運輸業、服務業、手工業，已經多達六十萬人，還不包括臨時雜工、清道夫、人力車夫等。91925 年抗議日本工廠違法毆打工人的「五卅運動」中，上海參與罷工及遊行的工人群眾就多達二十萬人，加上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運動持續四個多月之久。但是以勞工階級利益出發的中國共產黨，最初苦於釐清馬克思主義的意涵，加上入黨條件嚴格，僅只有知識分子參與其中。1927 年 7 月，中共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來自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六個城市和日本黨員，多半在二十五歲以下，從事律師、小學教師、雜誌主編、新聞記者和中小學教師，有幾個人還是留學生與在學的大學生，並無工人與農民，他們所代表的五十三名共產黨成員中，也沒有工人與農民，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建立的小黨。。領導人物陳獨秀、李達都是留日學生，因此很大程度上仰賴社會主義的日文資料，偏重理論研究。直到 1921 年 10 月，陳獨秀從廣州回到上海，才剛抵達上海英美租界，就被巡捕房逮捕。原先心高氣傲亟欲擺脫「第三國際」支配的他，歷經二. 8 9. 費正清‧戈德曼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94 年)，頁 312。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頁 26。 24.

(29) 十三天的牢獄之災，接受共產國際支援的龐大律師費，體認中共仍在襁葆之中，才同意把中共變成共產國際的支部。10 1927 年 3 月蔣介石從上海財閥手中貸得六百餘萬元，四月率領軍隊、當地武裝集團與幫派通力合作之下，橫掃上海欲緝拿所知的共產黨員，解散工人糾察隊，佔領上海總工會總部及其他支持左翼分子的行動，都遭到機槍無情掃射、蠻橫驅離。雖然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將鎮壓共產黨視為家常便飯，上海隨時都可能發生迫害，卻仍然讓許多的知識分子雲集上海，蜇居在公共租界中，儘管有被逮捕引渡的危險，還被魯迅嘲笑是窩藏在租界中喊革命，11還是比在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城市安全多了。上海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也是知識分子雲集的原因之一。1920 年代，由上海開往其他國際城市的定期客輪，可以直接到達倫敦、馬賽、漢堡、新加坡、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檀香山和神戶，每條航線都同時有許多輪船公司經營，單是進出口船舶的噸位就位居全世界第七。國內航運則北至天津，南至廣州，西至重慶，有三百多艘船隻載運。滬寧、滬杭鐵路分別在 1908 年、1909 年通車，與全國鐵路網相連。1930 年代中國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分別以上海為航站中心，抗戰以前，已有六條國內航線與三條國際航線。市內交通有人力車、馬車、有軌電車、計程車、無軌電車、機動渡輪、雙層巴士，1935 年為止就有公車七百輛，計程車行九十五家，計程車近千輛。上海口岸停泊各國的郵船，郵件可由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在上海開設的郵局遞出。電報系統完整，國際電報可直接通往日本、蘇聯、香港與歐美各國。1918 年租界內電話用戶已經多達二萬七千多戶，1926 年長途電話可通至吳淞、蘇州、無錫三地，1936 年國際電話可直通東京，1937 年可與美國通話。12也因此， 10 11 1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93。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頁 319。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頁 27。 25.

(30) 包括共產國際、日本軍部、國民政府13等情報單位都以上海為重要據點。上海租界形成的奇特政治格局，也提供許多異議分子與各種國際人士隨意穿梭的空間。上海被稱作「一市三治四界」，一個城市分為「三區」，有三個城市管理機構、三個司法體系、三個警察局、三個公共運輸系統；英美租界與法租界將華人居住的地區分為南市、閘北區、真如區、浦東區兩界，從市政設施、居住條件、建築風格乃至人口素質、文化教育、社會管理都有所不同，而無論是在哪一界居民，中國的地方官員都不能隨意拘捕，華人區也未必將他區的管理方式照單全收。14利用這個空間優勢的，包括戊戌政變遭到清政府通緝的康有為，在上海租界庇護下逃往香港；維新派黃遵憲因租界當局干預，未遭清廷逮捕返回廣州；章太炎、鄒容在上海公開宣揚反清革命，租界政府堅持不予引渡；還有不承認民國政權的清朝遺老，堅持拖著長辮子舉行反共和運動；陳獨秀以「過激主義」的名義被逮捕釋放後，仍然可以在上海繼續活動。1927 年國民政府控制上海後，租界地區才轉變態度將部分被捕人員引渡南京。 15也由於上海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治理之複雜連日本在 1937 年希望佔領中國沿海各大都市的企圖，對上海都一籌莫展，只能交由一些虛弱的傀儡政權代而行之。16 華洋雜處也是上海的一大特色。上海的外僑人口從開港通商以來不斷增加，到 1931 年已經超過六萬人，1942 年更達到高峰，超過十五萬人。上海也沒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汪精衛政權時期都沒有進行精確的戶籍調查，對外來人口沒有限制，也沒有挨家挨戶調查戶口的單位，加上城市空間大、人口密集，居民之間相互關係陌生，為需.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梁禾譯，《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56。 14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頁 210。 15 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頁 30。 16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頁 206。 13. 26.

(31) 要經常變換身分、轉換住所的間諜工作增添隱匿與流動的最佳環境。17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逐漸面臨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加劇的侵略行動，30 年代中期，華北疆域幾乎名存實亡，各地實力派軍閥依舊據地稱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之下，城市工商業停滯，廣大農村又遭逢水患、飢荒與瘟疫的侵襲，舉國上下陷入一種陰鬱不安的亡國恐慌之中。 18. 在上海的知識分子對未來的迷惘面對驟然攀升的失業率，失去原先樂觀. 的革命理想，加上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鋪天蓋地宣傳「新生活運動」，想從宣揚傳統美德重塑國民向心力，左翼的知識分子為了與其抗衡，競爭大眾發言的主導權。1933 年蕭伯納因東亞行停留上海，蔡元培邀請魯迅一同會晤。1933 年春天，共產黨員倖存者離散到其他都市。. 第二節. 佐爾格與共產國際. 佐爾格被稱為近代蘇聯最有影響力的間諜，他在 1930 年到 1932 年之間，以德國記者與撰稿人的身分到上海組織在華情報網，為蘇聯掌握遠東軍隊與德軍進攻方向蒐集情報。 19上海從唐代的小漁村到清代的重要港口城市，在開港通商前就成為中國大城市之一。 20開港後，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內外交通和對境外人士無出入限制的高度國際化，治外法權與租界的雙重保護下，使生活其中的民眾得以免受軍閥與專制政府的騷擾，更是遠東外國人活動的重心，各種政治活動在此設立基地，儼然是「冒險家的樂園」。. 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頁 37。沈松橋〈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台北，2009)，第 20 卷一期，頁 10。 19 〈蘇聯英雄佐爾格〉http://www.warheroes.ru/hero/hero.asp?Hero_id=489，(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8 月 20 日) 20 熊月之，〈20 世紀上海研究〉，《上海行政學院學報》(上海：上海市委黨校，2000 年)第 1 期，頁 97。 17 18. 27.

(32) 早在 1899 年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主持在上海發行的《萬國公報》就首次介紹馬克思主義，211919 年最早宣傳社會主義思潮的《新青年》、《覺悟》、《時事新報》也在上海刊行。1920 年上海在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中，人口達到 259 萬人，當中工人階級佔 513768 人，佔上海人口百分之十七，卻是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22中國在資本主義國家侵奪與內部糾紛劇烈的背景中，孕育蘇維埃革命的環境，上海便成為共產主義運動在遠東地區繼伊爾庫茲克(Irkutsk)、海嵾威(Vladivostok) 之後的發展中心。 1930 年初的上海作為首座大都市，更成為國民黨、共產黨、日本、傀儡勢力23、黑社會、共產國際交錯的情報網，還有一些以蒐集與販賣情報維生的職業特工。24上海交錯的異質文化及特殊的歷史地位、奇特的政治格局、開放的文化氛圍，都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存在，也成為諜報工作者最適合活動的地區。251929 年一度撤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從海參崴移到上海，負責與中國及遠東各國共產黨組織聯絡。26 佐爾格 1895 年生於俄國領地 Sabunchi(今亞塞拜然，Azerbaijan)，是家中九子中最小的成員。祖父 Friedrich Adolph Sorge(1828-1906)是德國社會主義學家，熟識馬克思、恩格斯，並與其維持通信長達二十年之久，後移居美國並從事勞工運動。1898 年佐爾格隨德國籍工程師的父親移居柏林郊區，在漢堡大學經濟學院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由於父親支持國家主義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口譯節錄，蔡爾康筆述〈大同學〉，《萬國公報》(上海：萬國公報館， 1899 年) 11：123 期，頁 10。(該書譯自英國哲學家 Benjamin Kidd (1858-1916）著作《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前 4 章。) 22 姚霏，蘇智良，〈90 年前的上海：遠東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歷史教學問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1 年)第 5 期，頁 5。 23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台北：遠流出版社，2015)，頁 206。 24 蘇智良，〈上海佐爾格小組情報網〉，《世紀》(上海：上海文史研究館，2013 年)第 5 期，頁 10 25 熊月之，〈上海城市對於中共領導革命鬥爭的意義(1921-1949)〉，收錄蘇智良編《佐爾格與上海情報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師範大學，2013)，頁 30 26 蘇智良，〈佐爾格在上海(1930-1932)〉，收錄蘇智良主編《左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2014 年)，頁 2 21. 28.

(33) 與帝國主義，27一戰期間佐爾格在父親鼓勵中加入德軍陣營，負傷三次其間，反而閱讀許多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1921 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4 年移居蘇聯並加入蘇聯共產黨後，便以共產國際特派員的身分在歐洲活動。 28. 1928 年投入紅軍總參謀部楊．別爾津(Jan Karlovich Berzin, 1889-1938)將. 軍麾下，改以共產國際情報局遠東地區情報員身分展開活動。1929 年佐爾格以「亞歷山大‧約翰遜」為化名在柏林取得德國護照，1930 年以《德意志糧食報》特派記者的身分來到上海，他以與生俱來的俊俏樣貌與合宜風度， 29. 迅速進入德國顧問團的社交圈中，更在後來擔任上海總領事的柯倫貝格. (Heinrich Rüdt von Collenberg, 1875-1954) 引薦給當時軍政部長何應欽 (1890-1987)。佐爾格需要完成的任務包括：分析南京政府30的政治、軍事力量、內政與社會政策、南京政府內各派系對英美日的外交政策；中國與日本對蘇聯的外交策略、列強在華軍事行動研究；中國工業、工人、農民發展概況等。為了順利推展情報工作，他一到上海便重整情報網，即蘇聯所稱呼的「拉姆札小組」。31. 拉姆札小組「拉姆札小組」成員包括日本人尾崎秀實、鬼頭銀一(1903-未知)32、川合貞吉(1901-1981)、西里龍夫(1907-1987)、德國人露絲．維爾娜(原名 Andrew, Christopher; Gordievsky, Oleg (1990),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p.39 27. 邵雍，〈佐爾格在上海活動初探〉，收錄蘇智良編《佐爾格與上海情報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師範大學，2013)，頁 77 29 蘇智良，〈佐爾格在上海(1930-1932)〉，頁 3。文中引述另一位拉札姆小組成員 Ruth Wernersm 女士回憶錄《諜海憶舊》(原名《索妮雅的報告》，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年)，頁 38。形容佐爾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個狹長的腦袋，一頭濃密而綣曲的頭髮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鑲著一圈深色的睫毛，還有一張輪廓漂亮的嘴。」 30 本文將訓政時期國民政府，依尊重原始資料敘述稱為「南京政府」。 31 左爾格在蘇聯工作時的代號為「拉姆札」，因此他在中國的組織網被稱為「拉姆札小組」。引自蘇智良，〈佐爾格在上海(1930-1932)〉，收錄蘇智良主編《佐爾格在中國的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年)，頁 4 32 「鬼頭銀一」在佐爾格事件中至今仍不明身分，目前可追溯資料僅知其人來自日本三重縣為日 28.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