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分寺之詔〉擬稿及頒佈期日新論

〈建國分寺之詔〉擬稿及頒佈期日新論

童 長 義

*

提 要

佛教傳入日本一千三百餘年，至明治維新前夕，幾乎成為日本國教。 在這段過程中，聖武天皇發布的〈建國分寺之詔〉，為日本佛教的發展， 在制度上提供了「政教一致」最關鍵的基礎。然而學界對於這份詔書發 布的契機與背後動機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的論證，集中在聖武天皇天 平元年至十年間，日本發生史上罕見的一連串地震、旱災、蟲災、疫病 這一點。而上古日本文明初開，各種典章制度未備，尤其是修史事業， 尚在學步隋唐階段，以致於詔書上下文脈所顯示的時、地、事，與正史 《續日本紀》收錄此詔書的紀年位置，有所落差，這點更是各家說法爭 執所在。本文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另將聖武天皇「未婚皇女立太子」 的政治事件導入，論證出詔書本文擬定的時間點，與其背後的政治考量。 關鍵詞：國分寺 聖武天皇 光明皇后 阿倍內親王立太子 長屋王事件 龍女成佛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上古日本流血政爭傳統與建國分寺詔的天災背景

二、〈建國分寺之詔〉文本解析之一

三、〈建國分寺之詔〉文本的寫成年份之探究

四、〈建國分寺之詔〉文本解析之二

五、〈建國分寺之詔〉的實踐

六、結論：〈建國分寺之詔〉對後世日本宗教發展的影響

一、前言：上古日本流血政爭傳統

與建國分寺詔的天災背景

世界文壇巨匠、德國文學家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曾說： 「佛教在印度發芽，在中國開花，在日本結果。」1這種說法從某個角度 來看，有其「乍見確然」的可信度。比如說，江戶時代（1603-1866）很 長一段時間，全日本的人民，不管其教派為何，基本上必須找定一個德 川政權用來監視人民的末梢機構──也就是任何宗派的佛教寺廟，做為 「檀那寺」。在一生中的重要關節，如出生、成人式、結婚、死亡等大事， 接受佛教儀式的指導、慶祝與祝福，是為「寺請制度」。比起同時期中國 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情況，以及印度回教、印度教、錫克教盛行，而 發源於印度本土的佛教卻幾乎絕跡的情況而言，佛教在日本的確可謂「遍 地結果」。檀家制度的成立，確實有助於德川時代（1603-1867）近三百 年的安定統治。然而其成立的背景與基礎，卻是經過一千一百多年日本 式佛教的發展過程累積而成。2其間的曲折起伏，各家日本佛教史研究者

1 轉引自李永熾，〈自序〉，收入氏著，《癲狂與純真──日本高僧傳奇》（臺北：法鼓文化， 2007）。 2 如只據《日本書紀》所載，則佛教傳入日本在公元 552 年，見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 書紀》，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68 冊（東京：岩波書店，1967），頁 101。另有公 元 538 年傳入之說，乃據《上宮聖德法王帝說》及《元興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

有不同的立場與見解。3儘管如此，佛教史學家們將奈良時代（710-794） 八十年餘間的日本佛教稱為「國家佛教」，確實是一般的共識──即使每 位學者的定義不盡相同。4「國家佛教」實質內容與完整制度確立的關鍵 時間點，首推聖武天皇時〈建國分寺之詔〉的發布。5 在日本前近代的歷史文明發展，一直無法擺脫「政教合一」的現象。 日本文明史上第一位集大成者「聖德太子」，除了為現代天皇家族在政治 上「萬世一系」的傳承奠立重要基礎外，世傳其所著述的「三經義疏」， 即《法華經義疏》、《維摩經義疏》、《勝鬘經義疏》，也在建立佛教經典解 釋的初步基礎上，著有貢獻，並有助於其後日本佛教的發展。三部佛典 並且逐漸由皇家、貴族往日本各階層普及開來。 然而，時移世變，在歷史的長河中，因為一時一地的歷史偶然性， 往往對傳統經典造成篩汰浮沈的作用。聖德太子死後，在政治權力的鬥 爭上，日本經歷了公元 645 年天皇家消滅最大競爭豪族蘇我氏的「乙巳 之變」，以及公元 672 年天皇家各房奪權、同族相殘的「壬申之亂」。另 外，在天然災害方面，日本當時正面臨一段地震、瘟疫、饑饉特別頻繁 的週期。不管是人為的政治鬥爭，或與大自然災害的抗爭，參與者毫無 例外地乞求宗教的助力。如「乙巳之變」前夕，天智天皇（當時為「中

詳見石田瑞麿，《日本佛教史》（東京：岩波書店，1984），頁 13-14。 3 寺請制度創立的最直接原因，表面上是江戶幕府為了禁制天主教及佛教中的不受不施 派，在 1664 年制定。然而其深層的用意，應該是藉此制度在全日本佈下嚴密的監視網， 監控所有人民的行動。有關江戶時代檀那寺制度形成過程與內容的論著汗牛充棟，不勝 枚舉，比較精簡的介紹，可參見藍吉富，〈制度、教團與信仰風習〉，收入氏著，《認識 日本佛教》（臺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頁 283-301。 4 「國家佛教」用詞的檢討，參見曾根正人，〈国史学における仏教研究の動向と課題〉， 收入氏著，《古代仏教界と王朝社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5 古代日本在仿唐朝律令制度的「大化革新」運動下，地方行政單位為「國」，當時政治 勢力所及的全土，分為六十六國（以平均數而言，「大化革新」之詔後，歷代有所增減）。 原先天皇或朝廷所建的佛寺，主要集中在王畿週邊及王畿外少數幾個地方。「國分寺」 意味在日本全土所有地方行政單位的六十六國，都有一官方的佛寺。現今日本東京都轄 內尚有一「國分寺」市，為「國分寺制度」與律令制度的綜合遺跡。

大兄皇子」）寵臣中臣鎌足就為了希望誅殺蘇我入鹿能一舉成功，發願塑 製釋迦佛及侍四天王像，並建寺供奉。「壬申之亂」勝出的天武天皇， 則在即位第四年，為求國泰民安，「遣使四方國，說《金光明經》、《仁王 經》」。6漢傳佛教流行的護國三經中的《仁王經》與《金光明經》，自此 開始被日本天皇採納做為「鎮護國家」的經典。風行草偃、上行下效的 結果，加上國家政令的要求，奈良南都佛教界形成了一股對《法華經》、 《最勝王經》、《仁王經》、《維摩經》、《般若心經》、《金剛經》等具有護 國經典性質諸經的註疏風潮。7 從聖德太子著《三經義疏》之後，外來的佛教因為在幾次的重大政 變事件，如前述的乙巳之變及壬申之亂中，「偶然地」似乎成為戰勝一方 的護佑力量，再加上幾次天皇家罹病祈佛的結果，形成了天皇家族將佛 教做為護佑皇室「鎮護國家」依恃的傳統。聖德太子所註疏的三經之中， 比較不具有工具性的《勝鬘經》與《維摩經》，則逐漸淡出佛經流傳的舞 台。而工具性最強烈的《金光明最勝王經》，重要性日益突顯。 聖武天皇在位的二十五年間（724-749），更是一個充滿天災人禍、 不安定的時代。公元七世紀末、八世紀初，據《日本書紀》與《續日本 紀》所載，日本處在一個水旱災頻生、地震時傳、8饑饉與疾疫不斷的週 期。當朝廷為因應各種不斷發生的天災，並擬定對策時，皇室成員意見 不一，朝廷大臣與各貴族集團間的看法亦不相同，進而造成各集團的傾 軋對立。 此外，朝廷第一巨室藤原家族一連串奪權與固權的行動，在聖武天

6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頁 427。 7 其說詳見井上光貞，〈東域伝灯目錄より見たる奈良時代僧侶の学問（下）〉，《史學雜誌》 第 57 編 4 號，頁 23-45。 8 參見《日本書紀．聖武天皇紀》中所載聖武治世期間一系列地震造成重大死傷之紀錄， 又參見註 15 中有關廿一世紀地震科學與古代史學學科間整合研究成果之報導。其中顯 示，聖武天皇治世期間行幸、遷宮等足跡所遍及的範圍，正好與現代地震科學所劃出的 日本奈良盆地大阪一帶的「生駒斷層」帶重疊。

皇時代尤其激烈。9當天災人禍的惡性循環到達臨界點時，終於在聖武天 皇即位第五年（天平元年，729），爆發了「長屋王事件」。事件起因是聖 武天皇醞釀違背古代日本皇室傳統，冊立非皇族出身的藤原家女兒「藤 原光明子」為后（即光明皇后，701-760），皇族親王長屋王（684-729） 反對，其後卻遭縱橫日本歷史一千餘年、幾乎可謂「准萬世一系外戚家」 的藤原氏，以離間策略害死，10此乃日本古代幾個重大政變之一。十一 年後，天平十二年（740），又爆發了日本古代史上第二大規模的內戰「藤 原廣嗣之亂」，亂事由藤原氏一房子孫所發動，為了對抗皇家過度縱寵留 唐十餘年才回國的佛教僧人玄昉（？-746）之壟斷朝政。 在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下，〈建國分寺之詔〉的頒布，諭令在日 本全境各行政單位的「國」建立國家佛教總部，顯然不僅是宗教事業， 背後有更複雜的政治因素。〈建國分寺之詔〉固然白紙黑字、具體地繫年 在《續日本紀．聖武天皇紀》的天平十三年（741）三月乙巳條下，然而 詳讀上下文脈，配合聖武天皇在位期間具體可考的其他詔敕行事，可看 出《續日本紀》對〈建國分寺之詔〉繫年的明顯不合邏輯處。11 古代日 本佛教史學者們紛紛對此一文獻的文意，加以細緻的解讀。由於各人解 讀所據不同，或偏重於訓詁，12或拘泥於放大某一事件後續影響程度，13

9 由第一豪族藤原氏所發動，或者扮演關鍵角色的政治動亂事件，包括皇極朝誅滅朝中第 一豪強蘇我入鹿父子的「乙巳之變」、聖武朝的「長屋王事件」及「藤原廣嗣之亂」。 10 由此次事變的懲處來看，顯然是藤原家以既有外戚的身分，利用天皇家各房爭奪皇位的 內在矛盾，挑撥皇家的團結，弱化皇家的政治實力的同時，更進一步強化藤原家壟斷天 皇後宮機會，確保藤原氏以外戚地位，擴大其政治實力的陰謀。因為，長屋王眾多女眷 及王子、王孫中，凡屬藤原家血統者俱得保命免罪，而屬天皇家血統者，如吉備內親王 本身，及所生一房所有王子，在事變當天即全部「自殺」死亡。多數研究者認為在那個 時間點，長屋王是最有威脅聖武天皇地位的可能。藤原家利用這一層矛盾離間皇家，與 聖武天皇及天皇家其他支房親王，聯手消滅聖武天皇個人與藤原家在皇室內的最大共同 敵人。進一步論證可參見寺崎保広，《長屋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11 詳見以下文本分析之研究史。 12 例如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東京：岩波書店，1945）。 13 例如角田文衛，《國分寺の研究》（京都：考古學研究會，1938）；伊野部重一郎，〈国分 寺創建の詔について〉，《《續日本紀》研究》4 卷 1 號（1957，奈良）。

或兩者兼而有之，14以致於所見無法全面周延，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 是的情況。 在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學界以近代學術標準對〈建國分寺之 詔〉進行研究，已歷時百餘年，有關於這一份約五百字且極具關鍵性的 歷史文獻的解讀，在學界不斷提出新的見解，甚至是翻案之後又翻案、 異說紛陳的情況下，依然有再檢討的空間。本文試圖在既有基礎上，檢 討其詮釋之得失，再納入最近十年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15對這份 日本佛教發展史上關鍵的文獻，重新加以疏解、詮釋，並進而論述其對 後世的影響，乃至在日本古代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上，如何產生具體的 建樹。

二、〈建國分寺之詔〉文本解析之一

《續日本紀．聖武天皇紀》中所載〈建國分寺之詔〉文本，茲全文 引錄於下，再逐段加以解析。 詔曰：朕以薄德，忝承重任，未弘政化，寤寐多慚。古之明王，皆 能光業。國泰人樂，災除福至。修何政化，能臻此道。頃者年穀不 豐，疫癘頻至，慙懼交集，唯勞罪己。是以廣為蒼生，遍求景福。 故前年，馳使增飾天下神宮。去歲，普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尊像，

14 例如萩野由之，〈国分寺建立発願の詔敕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 33 編 6 號（1922， 東京），頁 413-420。 15 2001 年發生的阪神大震災，災區位在與日本古代王都所在地奈良盆地相當重疊的大阪神 戶地區，對日本所帶來的衝擊十分鉅大。以此為契機，促進了日本學術界不同分野的整 合研究。其中尤以地震科學與日本古代史學界的整合研究最具有學術整合的研究意義。 一個具體事例：促成聖武天皇時代一連串下令讀經、寫經，乃至於決心皈依佛教的重要 原因是：公元 734 年（天平六年四月）發生的大地震所帶來的震撼。該次地震與 2001 年阪神大地震同樣規模、位處同一個斷層帶，且屬同一地震週期。詳見〈聖武天皇、仏 教帰依のきっかけは大地震か岡山大調査〉，日本《朝日新聞》2006 年 3 月 3 日的報導 記事。

高一丈六尺者各一鋪，並寫大般若經各一部。自今春已來，至于秋 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此乃微誠啟願，靈貺如答。載惶載懼， 無以自寧。案經云：若有國土講宣讀誦，恭敬供養，流通此經王者， 我等四王，常來擁護，一切災障，皆使消殄。憂愁疾疫，亦令除差。 所願遂心，恒生歡喜者，宜令天下諸國各令敬造七重塔一區，並寫 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一部。朕又別擬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 經，每塔各令置一部。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而永流，擁護之恩， 被幽明而恆滿。其造塔之寺，兼為國華。必擇好處，實可久長。近 人則不欲薰臭所及。遠人則不欲勞眾歸集。國司等，各宜務存嚴飾， 兼盡潔清。近感諸天，庶幾臨護。布告遐邇，令知朕意。又每國僧 寺，施封五十戶，水田一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必令有廿僧。 其寺名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尼寺一十尼，其名為「法華滅 罪之寺」。……其僧尼每月八日必應轉讀最勝王經。每至月半，誦戒 羯磨。每月六齋日，公私不得漁獵殺生。國司等宜恒加檢校。16 詔書的第一段，略云當時天災人禍頻至： 朕以薄德，忝承重任，未弘政化，寤寐多慚。古之明王，皆能光業。 國泰人樂，災除福至。修何政化，能臻此道。頃者年穀不豐，疫癘 頻至，慙懼交集，唯勞罪己。 王者詔書以重大的天災疫病而「罪己」的形式與風格為始，在東亞世界， 日、中、韓帝制傳統中早有顯例，無庸贅言。而聖武天皇此詔，在日本 也非獨創。然而與其他前例不同者，在於此段詔書發布時間點的脈絡， 殆為日本古代歷史上天災地變、疫病、政爭最嚴重的一段時期，尤其是 天平九年（737）一年之內。正因為如此，在〈建國分寺之詔〉之前，早 已發布一連串帶有「罪己」性質詔書。比如天平九年五月壬辰（19 日）： 詔曰：四月以來，疫旱並行，田苗燋萎，由是，祈禱山川，奠祭神 祇，未得效驗，至今猶苦。朕以不德，實致茲災，思布寬仁，以救

16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收入《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12-16 冊（東京：岩波 書店，1989-1998），第 2 冊，卷 14，頁 386-390。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民患。17 又於同年八月甲寅（13 日）： 詔曰：朕君臨宇內，稍歷多年，而風化尚壅，黎庶未安，通旦忘寐， 憂勞在茲。又自春已來，災氣遽發，天下百姓，死亡實多，百官人 等，闕卒不少，良由朕之不德，致此災殃。仰天慚惶，不敢寧處。 故可優復百姓，使得存濟，免天下今年租賦……其在諸國能起風雨， 為國家有驗神，未預幣帛者，悉入供幣之例。18 由這兩件詔文可知，〈建國分寺之詔〉發布之前，聖武天皇已不只一 次「下詔罪己」。詔文中措詞的嚴重性與力道，逐漸加強加深，也可看到 宗教信仰對象的轉移──從超自然力的「山川神祗」，也就是對傳統的日 本神道的重視，轉移至〈建國分寺之詔〉的佛教寺塔、佛經。兩份詔書 一方面顯示了〈建國分寺之詔〉頒布前天災疫病傷害日甚一日的背景， 加強了〈建國分寺之詔〉頒布的必然性；一方面顯示了古代史上日本佛 教與神道一長一消的強烈對比。19

三、

〈建國分寺之詔〉文本的寫成年份之探究

其次，論及詔文寫成的時間。詔文的第二段云： 是以廣為蒼生，遍求景福。故前年，馳使增飾天下神宮。去歲，普 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尊像，高一丈六尺者各一鋪，並寫大般若經各 一部。

17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2 冊，卷 12，頁 320。 18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2 冊，卷 12，頁 324-326。 19 相對於對佛教寺院的優寵，日本傳統神社明顯蕭條冷落，如《續日本紀》，卷 9，聖武天 皇紀神龜二年七月戊戌條：「……今聞諸國神祇社內，多有穢臭及放雜畜，敬神之禮， 豈如是乎？」這種現象，很可能是由聖武天皇往上溯，幾代天皇尊佛之傾向，其政治舉 措，言動觀瞻所及，上行下效的結果。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2 冊，卷 9， 頁 160。

第三段： 自今春已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此乃微誠啟願，靈 貺如答。載惶載懼，無以自寧。 第四段： 案經云：若有國土講宣讀誦，恭敬供養，流通此經王者，我等四王， 常來擁護。一切災障，皆使消殄。憂愁疾疫，亦令除差。所願遂心， 恒生歡喜者， 第五段： 宜令天下諸國各令敬造七重塔一區，並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 華經一部。朕又別擬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每塔各令置一部。 第三段詔文，從字面上讀起來，顯示發詔前國土與人民已飽受數年 天災摧殘蹂躪，而發詔之年，一年四季已過其三，風調雨順，傳達出君 主對於國泰民安的一年指日可期的欣喜與畏天的心情。意妥而理順，再 自然不過了。然而，就一篇歷史文獻而言，將其出現的時空位置納入考 慮，就顯得事有蹊蹺。原來此篇詔書繫年在天平十三年三月廿四日。「三 月」在日本方是大地解凍、準備春耕之時，絕不可能是「自今春已來， 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的景象，所以早有多位古代史學者提 出質疑，詳見下述。

（一）萩野由之主張

萩野由之（1860-1924）認為，「自今春已來，至于秋稼」之語，用 於天平十三年二、三月間之詔書，似有不當。而且，詔書此句的上文中 有「頃者年穀不豐，疫癘頻至」之語，乃指至天平九年為止，三年來熾 烈的疫病與饑饉之事。因此，此一詔書的本文，當在天平十年（738）秋 冬之交所發。20

20 萩野由之，〈国分寺建立発願の詔敕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 33 編 6 號，頁 417-418。

（二）善之助主張

有日本佛教史研究「金字塔」21之稱的善之助（1877-1955），在《日 本佛教史》一書中，基本上贊同萩野的看法，認為〈建國分寺之詔〉當 發於天平十年，亦即比《續日本紀》所載早近三年。

（三）角田文衛與伊野部重一郎主張

角田文衛（1913-2008）與伊野部重一郎則認為，《續日本紀》「天平 十二年六月甲戌」條有載：「令天下諸國每國寫《法華經》十部，并建七 重塔焉。」若說詔書本文係如萩野氏所說，在天平十年秋冬之際所發， 詔文其中一段在兩年後又重覆發詔，似乎不合常理。因此二氏推定「詔 書主體本文應於天平十二年八月頃發布」，或者將時間範圍放大來說，在 天平十年至十二年底以前發詔；並於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將附加的 「三條條例」及「五條願文」合併，正式發詔。22 按：萩野氏「天平十年秋冬所發」的主張，只能支持「〈建國分寺之 詔〉之發布，絕不在天平九年當年及之前的任何一年」一事，卻不能直 接有力地證明「〈建國分寺之詔〉初發於天平十年秋冬之交」。而善之 助在萩野氏之基礎上，進一步從文字訓詁角度出發，認為詔書中有「前 年」及「去歲」的時間限定詞，是指天平九年的「造社、造佛、寫經」 的舉措。然於公元八世紀前後，即《續日本紀》撰成時代的東亞漢字文 化圈裡，「前」字與「去」字用在時間限定詞上，並沒有固定量詞。它們 可以是狹義的今年之前的一年，也可以是廣義的意涵，即指今年之前的 前一年、前五年，甚至是前十幾年的「某一年」。其使用的成例，如同書 《續日本紀》卷十七的「天平十九年（748）十一月己卯」條：「詔曰：

21 日本古代佛教史學者曾根正人對辻善之助推崇的用語，見曾根正人，《古代仏教界と王 朝社会》，頁 1。 22 萩野由之、角田文衛與伊野部重一郎的見解，參見《續日本紀》，第 2 冊，補注卷 14 註 二「國分寺建立の詔」，頁 601-602 之整理。

朕以去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23及卷三十七「延曆二年（783） 四月甲戌」條：「先是去天平十三年二月，處分……。」24而角田與伊 野二氏對萩野氏的質疑固然言之成理，然而將詔文本文的發布時間定在 天平十年與十二年之間，一方面無其他旁佐證據；另一方面，時間點定 得如此寬泛，於解讀〈建國分寺之詔〉如此重大文獻，似乎稍嫌不夠嚴 謹。25

（四）田村

円

澄的主張

相關問題最新的討論當推 1999 年東京吉川弘文館出版社所出版的 《古代日本の家と仏教》一書。26作者田村円澄認為，所謂「自今春 已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不是實況敘述，而是聖武天皇 的「祈願與期待」。27此一最新說法，連最基本的漢文語法解釋恐怕都無 法成立，然而此說確實是作者八十二歲時提出的定見，至今沒有修正， 學界亦未見討論。對於此一日本古代政治史、佛教發展史相當重要的文 獻，此一問題實有再加討論之必要。 考諸《續日本紀》文脈，誠然如所有上述學者所承認，天平七年（735）

23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3 冊，卷 17，頁 49。 24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5 冊，卷 37，頁 268。 25 辻善之助對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的解釋，認為這是《類聚三代格》中頒布國分寺施行 細則的日期，而《續日本紀》在引述詔文和施行細則時，把日期又誤為天平十三年三月 二十四日。其實三月二十四日的出現，是在天平十一年正倉院文書所藏的伊豆國正稅 帳，其中提到依大政官天平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府講說最勝王經調度，價稻壹千肆百玖拾 束（內譯布施物一千四百四十四束，供養料五十五束）。而在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才 頒施行條例。但《續日本紀》將兩者混淆了，才出現錯誤。辻善之助，〈第一卷上世篇〉， 收入氏著，《日本仏教史》，頁 184-187。 26 在此之前，大野達之助的《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和家永 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諦成主編的《日本佛教史》中世篇（京都：法藏館，1967），也 都主張於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頒布。 27 田村円澄，《古代日本の国家と仏教──東大寺創建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頁 125。

到九年間嚴重的天災疫病是頒布此詔書的主因。然而，這些問題在天平 九年底似乎漸漸平息。到了天平十年，即「長屋王事件」九年後，《續日 本紀》中又有兩件重大事件的記載。一為天平十年正月，聖武天皇第二 次打破天皇家自古以來傳統，立女性子嗣為太子，也就是立他和光明皇 后所生的阿倍內親王（後之孝謙天皇，718-770）為「皇太子」；二為是 秋七月，因為風調雨順，聖武天皇下一詔書曰：「方今孟秋，苗子盛秀， 欲令風雨調和，年穀成熟。宜令天下諸寺轉讀《五穀成熟經》，並悔過七 日七夜焉。」 雖然沒有其他記載足以佐證，天平十年最後是否的確如〈建國分寺 之詔〉所謂：「自今春已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但可以 確定的是，史籍中全無與此情況相反的紀事。而〈建國分寺之詔〉的撰 成，與「天平十年」是一個「風雨調順，五穀豐穰」大好年的邏輯推論 相當一致。就國史撰寫的邏輯而言，秋七月苗禾盛秀的記事之後，同年 秋稼，也就是秋末冬初的九月、十月之間的重大天皇詔書中，詔文本身 已經提及「風雨順序，五穀豐穰」一事，自不必再另起條記，敘述當年 的豐收事件。 再就「立女性子嗣為太子」事件而言，阿倍內親王為豪族藤原氏外 孫女，被立為「皇太子」。對照九年前（天平元年），英偉皇族子弟長屋 王，以皇室純正血統將為他族所混為由，反對聖武天皇立光明子為后， 以及經過太極殿政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天皇家權威旁落──尤其是 旁落在朝中勢力盤根錯結的藤原家，導致長屋王及其妻妾子嗣慘死的政 變前例。可以想見，現在非出身皇族的光明皇后，及其娘家的藤原兄弟 們，必須透過某種意義的「君權神授」策略，採取神道設教的措施，防 範並減少可能來自各方的反對力量，尤其是既有天皇家族的力量。 然而天平九年此時，聖武天皇尚有男性子嗣，即阿倍內親王異母弟 安積親王（728-744），當時他已九歲。沒有什麼史料可資強化非得略過 這一男嗣，而冒違逆傳統之不諱，另立女性為皇太子的理由。因此，在 新史料發現之前，最能合理解釋此一爭議性如此巨大的「立未婚女嗣為

太子」事件，就是藤原家意圖長久把持外戚地位的政治謀略。28 誠如學界所公認，就兩性平等的立場而言，在眾多佛教經典中，《妙 法蓮華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29其中有「未婚龍女變身成佛」的佛 教故事。《妙法蓮華經》在奈良時代的日本，已經是占有崇高地位的三大 護國經典之一，30以之為神道設教的手段，用神佛的權威來鞏固藤原光 明子──聖武天皇皇后──的女兒，同時也是野心勃勃的朝廷第一巨室 藤原家的外孫女，成為「皇太子」的地位，這是一個在當時條件下最好、 也是必要的策略。六十六國國分寺，男性僧寺取名「金光明四天王護國 之寺」，女性尼寺取名「法華滅罪之寺」。而所奉之經，自古以來即以鎮 護國家、為帝王所必敬奉的《金光明經》、《最勝王經》為主，而附從之 經，取《妙法蓮華經》。這樣安排，恐怕是當時政治社會環境下，硬體建 設與軟體置經，表裡一致的最佳選擇了。31 不論是由《續日本紀》文本上下文脈的一致性來看，或者是從用以 載史的文字訓詁角度來看，或者史書前後紀事的內部參證，乃至於有限

28 學界中持這種主張，較具代表性的有：林陸朗，《光明皇后》（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頁 155-161；岸俊男，《藤原仲麻呂》（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 70-72。 29 最新的論證研究成果，參見植木雅俊，《仏教のなかの男女観──原始仏教から法華経 に至る性別平等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4）。 30 《法華經》在日本古代地位之崇高，可由兩事見之：第一，被神化了的日本古代文明代 表者聖德太子所注的《三經義疏》，《法華經》即占其一；另外兩經分別是《維摩經》、《勝 鬘經》，後兩經的《義疏》早已亡佚，獨《法華經義疏》傳世。第二，據井上光貞之研 究，漢傳佛教透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之前，在中國本土及朝鮮半島上，《法華經》已經 與《金光明最勝王經》、《仁王護國經》共同形成了「護國三經」的傳統。佛教傳入日本 之後，在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初期，南都學匠們流行著對六部佛教經典加以註疏，這六 部佛經除了亞洲大陸中朝兩地的既有護國三經外，還包括《維摩經》、《般若心經》、《金 剛般若經》。包含《法華經》在內的這六部佛經，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這一系列佛 經在當時已被國家視為護國經典。井上光貞，〈東域伝灯目錄より見たる奈良時代僧侶 の学問（下）〉，《史學雜誌》第 57 編 4 號（1948，東京），頁 23-45。 31 整個國分寺制度設計的重要參與者僧人玄昉，留學長安十餘年，在天平七年（735）方 才回國不久。他充分完整地觀察到武則天利用頒布《大雲經》的策略，為篡唐及女帝登 基造勢，製造合法性的過程及其有效性。

史籍篇幅內所未及記載，或者諱於明記的政治運作背後情理的推敲，依 情依理，日本佛教發展史上這篇關鍵的文獻〈建國分寺之詔〉，應該是定 稿於天平十年秋冬之交。 另外一個古書版本問題是：世傳《續日本紀》中有「谷森本」、「兼 右本」兩個版本，其「並寫《金光明經》、《妙法蓮華經》一部」一句中， 「一部」又做「十部」。若佐以承和六年（839）太政官符有「《最勝》、《法 華》二部經各十部」。再者，聖武天皇御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 奉置六十六國國塔，尊卑之間應有所別，三條件合而推之，應以「十部」 為正。32

四、〈建國分寺之詔〉文本解析之二

第六、七兩段： 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而永流，擁護之恩，被幽明而恆滿。其造塔 之寺，兼為國華。必擇好處，實可久長。近人則不欲薰臭所及。遠 人則不欲勞眾歸集。國司等，各宜務存嚴飾，兼盡潔清。近感諸天， 庶幾臨護。布告遐邇，令知朕意。又每國僧寺，施封五十戶，水田 一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必令有廿僧。其寺名為「金光明四天 王護國之寺」。尼寺一十尼，其名為「法華滅罪之寺」……。其僧尼 每月八日必應轉讀最勝王經。每至月半，誦戒羯磨。每月六齋日， 公私不得漁獵殺生。國司等宜恒加檢校。 聖武天皇在這裡明示：建國分寺舍、寺塔、抄經這些硬體設施，除了祈 求「佛法盛流」、「神恩浩蕩」、「滿照幽明」之外，也將寺舍、塔身做為 一國信仰與文化最醒目、最精華的象徵。祭政兩事欲得其一體完滿，國 衙官員有司便直接肩負成敗的責任。〈建國分寺之詔〉昭告將佛教事業納 入國家官僚日常行政體制，並成為當然業務。就這個意義而言，「國家佛

32 青木和夫等校註，《續日本紀》，第 2 冊，卷 14，頁 389，腳註 16。

教」乃至於佛教──而非日本傳統的神道──做為「國家宗教」的地位， 於焉成立。 如前所述，聖武天皇在發布〈建國分寺之詔〉前夕，曾顛覆傳統， 首度立女性子嗣為「皇太子」。聖武朝前一次顛覆古代日本皇室傳統，即 「立非皇族之女為后」，已經引發皇族反撲，故有「長屋王事件」。可以 想像此次「立女性子嗣為皇太子」的做法，必然招致反彈。加上聖武天 皇體弱多病，朝政多仰賴光明皇后以及外戚藤原集團，藤原家為確保政 局穩定，勢必預做防範。當時日本佛教的發展，經過天智（626-671， 668-671 在位）、天武（？-686，673-686 在位）兩代天皇以來，已經紮下 穩固信仰基礎，而依附當時「聖法盛流，佛恩被滿」的佛教氣勢，尤其 是內含「龍女成佛」典故的《妙法蓮華經》（又稱《法華經》）成為經典， 應該是以宗教力量加持政治力量，完成「神道設教」最好的時機。所以 做為國家佛教執行基層機構的國分寺，有男性為中心的「金光明護國之 寺」，則必有提昇女性地位的「法華滅罪之寺」的併設。在日本天下六十 六國，每國的七層國分塔中，有男性四天王為中心的《金光明最勝王經》 的置經，就同時附隨有以女性「未婚龍女變身成佛」佛教故事為特色的 《妙法蓮華經》的併置。 這個制度的另一個意義在於：藉著同頌一經，同禮我諸佛，不論是 尼是僧，是男是女，都可貢獻於「消災殄障，除憂差疫」的福國利民大 事業。在政教一致的邏輯下，宗教模式如此，相輔相成的政治制度亦可 循理擴大解釋，讓中央皇族、貴族對聖武天皇伉儷主導立女嗣為「皇太 子」一事無可異議。 更進一步往下紮根的行動是，行政官僚的基層主力──國司，在創 建國分寺時，「務存嚴飾，兼盡潔清」。在寺塔建成後，主持日常行政業 務，必須對僧尼兩性的「轉讀勝經」、「誦戒羯磨」月課，施以「恆加檢 校」的監督之責。馴之既久，在基層官僚意識裡，無論男僧女尼，在禮 佛祈福、祝求國泰民安的事業中，均等量齊視，無所差別。 意識形態的改變，有助於政治上「率民治國，無分男女」觀念的建

立，減少政治抵抗勢力發展的可能。這也就是聖武天皇與孝謙女皇（後 來重祚一次天皇，皇號「稱德」），33一家父女兩人、兩性、三代天皇歷 史奇觀之後，女性被立為太子、並登基為天皇，近九百年後的江戶時代， 又有兩代女性皇嗣被立為太子，且毫無阻礙，平穩繼任天皇的例子。34 無思無為的佛教本身，在聖武天皇夫婦及未來王儲（孝謙女皇）的 加持下，受到皇家宗教信仰上的禮虔，帶來風行草偃效果。而政治制度 的保護，與建築硬體的外在象徵的保障，使得「非道弘人」的佛教，在 未來的一段相當長歲月的日本歷史裡，與日本天皇家相互依存，並過渡 到平安末期，為日本歷史上下一個階段「鎌倉新佛教」時代的來臨，扮 演發展的薪傳角色。

五、〈建國分寺之詔〉的實踐

歷史上字字千金、冠冕堂皇的政令或詔令，往往與實際的施行結果 有所落差。尤其前近代天災疫病的不可測，最高統治者本人、皇家全體， 乃至巨室重臣、貴族性命健康的脆弱性等因素，在在都相當程度地影響 了政令或詔令的執行效率。〈建國分寺之詔〉雖然在天平十三年就已發 布，普令天下六十六國建塔、置經、築寺，然而一直到詔書發布三年後， 中央還必須下令各國「國師」親臨國分寺預定地現場檢校，督促早日完 成。甚至在天平十九年，也就是〈建國分寺之詔〉發布後的六年，天皇 幾乎動怒地發了一份詔書： 朕以去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至心發願，欲使國家永固，聖法恆 修，遍詔天下諸國國別令造金光明寺、法華寺。其金光明寺各造七

33 阿倍內親王為聖武天皇之女，曾經就任天皇兩次。第一次受聖武天皇讓位，成為四十六 代「孝謙女皇」，之後讓位給另一位男性皇親「淳仁天皇」（758-764 在位）；其後再度政 變「重祚」，成為第四十八代的「稱德天皇」（764-770 在位）。 34 分別是公元 1629 年皇統第一○九代的明正天皇，以及公元 1762 年皇統第一一七代的後 櫻町女天皇。

重塔一區并寫金字《金光明經》一部，安置塔裡。而諸國司等怠緩 不行。或處寺不便，或猶未開基，以為天地災異，一二顯來，蓋由 茲乎！朕之股肱豈合如此。是以差從四位下石川朝臣年足、從五位 下阿倍朝臣小島、布勢朝臣宅主等，分道發遣，檢定寺地，并察作 狀。國司宜與使及國師簡定勝地，勤加營繕。又任郡司勇幹堪濟諸 事，專令主當。限來三年以前，造塔、金堂、僧房悉皆令了。若能 契勅，如理修造之，子孫無絕，任郡領司。其僧寺尼寺水田者，除 前入數已外，更加田地。僧寺九十町，尼寺四十町，便仰所司。墾 開應施，普告國郡知朕意焉。35 從這份詔書可以看到，全天下六十六國國分寺建造進度參差不齊，「諸國 司等怠緩不行」、「或處寺不便」、「或猶未開基」。聖武天皇心中之不滿， 竟至說出「以為天地災異，一二顯來，蓋由茲乎」、「朕之股肱豈合如此」 如此近乎天譴威脅的重話！而這重話的背後，也顯示出〈建國分寺之詔〉 頒布後，日本全境的天災疫病，或許沒有如天平九年那樣慘烈，但畢竟 還是「天地災異，一二顯來」。國分寺建造的遲滯，至少應該與日本在公 元八世紀初、中葉處於天災疫病的高峰期，造成民力疲敝與官方財政困 難有所關連。36 國分寺營造遲滯的現象，一直持續到聖武天皇駕崩之年，以致於繼 任的「稱德女皇」即位後，眼見國分寺營造進度嚴重落後，頒發限期完 工的詔書如下： 頃者分遣使工，檢催諸國佛像，宜來年忌日必令造了。其佛殿兼使 造備。如有佛像并殿已造畢者，亦造塔，令會忌日。夫佛法者以慈 為先，不須因此辛苦百姓。國司并使工等，若有稱朕意者，特加褒

35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3 冊，卷 17，頁 48-50。 36 《續日本紀》天平感寶元年（749）、天平神護二年（766）、神護景雲元年（767）、寶龜 元年（770）都記載著相當數量的各國私人因為貢獻米穀及其他物資，做為各該國國分 寺營造之用，而得到朝廷越級頒授位階獎勵的事情。分別參見《續日本紀》，第 3 冊， 卷 17，頁 61-99；第 4 冊，卷 27，頁 108-147；第 4 冊，卷 28，頁 148-187；第 4 冊， 卷 30，頁 246-326。

賞。37 這份詔書一面要求各國負責的國司，在來年聖武天皇忌日前，督責完竣 國分寺設施；一方面又提到「夫佛法者以慈為先，不須因此辛苦百姓」， 可見自聖武天平九年以來，一連串「一二顯來」的「天地災異」，乃至疫 病、饑饉，所造成民力的疲敝。聖武天皇的繼任者，毋寧是以「國司并 使工等，若有稱朕意者特加褒賞」的方式，來完備國分寺體制。

六、結論：

〈建國分寺之詔〉對後世日本

宗教發展的影響

〈建國分寺之詔〉全文雖不足五百字，然此一詔書的發布，有其字 面上明顯可見的動機與意義，也有其背後政治運作、權力鬥爭，與宗教 感靈等政教之間的鬥爭辯證、互為刺激因素的機制在其中。 其次，在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千載難逢的交集下，天平十年，聖 武天皇、藤原家女兒光明皇后，與外戚權臣集團藤原諸子，三股力量的 匯集，讓朝廷打破傳統，首開「立未婚女嗣為皇太子」的先例，使得內 含「未婚龍女變身成佛」故事的《法華經》，得以成為「國家佛教」裡兩 部最重要佛經之一。從此以後，日本全境誦念《法華經》，成為國家行政 的一項日常事務，連僻處在日本四島南方洋面、散如碎珠、公元 682 年 才「來服」的多禰島上，也在國分寺詔的政令下，月月可聞護國雙經（《金 光明最勝王經》與《法華經》）的梵音。38 廿一世紀當代的日本佛教最大宗派日蓮宗，中心經典正是《法華 經》。而在整個日本佛教宗派發展過程中，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禪

37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第 3 冊，卷 19，頁 164。 38 《續日本紀》，天平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紀事，見第 2 冊，卷 15，頁 441-443。以及《類 聚三代格》，卷三，齊衡二年十一月九日，「應置對馬嶋講師事」，見《類聚三代格》（東 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 129。

宗各宗的開山祖師，其個人智慧開展過程中，無不與《法華經》有直接 關聯。可見，將《法華經》做為奈良、平安時代國家佛教經典之一的〈建 國分寺之詔〉，對一千四百餘年日本佛教史發展影響的重要性。 就佛教此一外來宗教，與日本固有傳統神道，兩種宗教影響力高下 消長與預卜日後發展潛力一點來看，詔書發布當時，日本神道尚無具體 文字教經的存在。聖武天皇欲為臣民解除疫病、天災苦難，乞靈於超自 然靈力，對傳統神道而言，他所能做的只是「馳使增飾天下神宮」―― 即令將散布在日本各地的既有神道教建築物，加以整飾奉幣，聊備一格。 面臨公元八世紀中葉以來，日本嚴重的天災疫病週期的高峰，聖武天皇 體弱多病，又需面對其後宮生育能力比起前幾代的天皇相對地低下的實 情。而藤原家女兒的光明皇后，以及虎視眈眈的外戚權臣藤原家諸兄弟， 他們乞靈求助的對象，以及「微誠啟願，靈貺如答」的來源，都是外來 佛教的神力。所以，造像、寫經、建塔、立寺、供僧、養尼，與定期頌 經懺罪等佛教的宗教活動，由政治範疇裡最高統治者下令，以國家行政 體制執行運作，人力物力資源獲得制度性優寵與保障。此諸利多，日本 民族傳統神道不與焉。而印度原始佛教，乃至傳到中國後的漢傳佛教教 義裡「正覺開悟」、「修道成佛」的層次與境界，在日本統治者聖武天皇 夫婦與外戚重臣藤原氏集團，面臨天災人禍與統治危機的危急存亡之秋 的私心考慮之下，相當程度地，在無意間被篩汰掉了。 對於日本古代宗教史發展而言，〈建國分寺之詔〉提供了歷史必然性 與歷史偶然性影響政治及宗教勢力發展的生動範例。古代日本神道與佛 教，或者進一步說，日本民族傳統本土宗教與外來「西蕃之教」39 （即 佛教）兩者之間勢力消長的關係如何？在宗教與宗教的層次、宗教與政 治的辨證的互動層次，乃至宗教流布過程中，如何受到歷史偶然性強烈 的天災影響，而淘汰掉該宗教原有的某些面向？以上諸多問題，似可自

39 「西蕃之教」見於《日本書紀》，卷十九，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十月所載。佛教初 傳入日本時，大和朝廷保守與開放對立的兩大豪族中，支持引入佛教的悍臣蘇我稻目 對佛教的稱呼用語。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頁 103。

〈建國分寺之詔〉進一步深入分析，建構出其間的運作機制。這些饒有 深意的課題，已超出本文的篇幅，有待來日另起篇章。

引用書目

ㄧ、史料文獻

〔日〕弘仁格抄，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類聚三代格》。東京：吉川弘文館， 2000。 〔日〕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收入《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12-16 冊。東京：岩 波書店，1989-1998。 〔日〕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68 冊。東京：岩波書 店，1967。

二、近人著作

李永熾，《癲狂與純真──日本高僧傳奇》。臺北：法鼓文化，2007。 藍吉富，〈制度、教團與信仰風習〉，收入氏著，《認識日本佛教》。臺北：全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07。 〔日〕大野達之助，《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 〔日〕井上光貞，〈東域伝灯目錄より見たる奈良時代僧侶の学問（下）〉，《史學雜誌》第 57 編 4 號。1948，東京。 〔日〕田村円澄，《古代日本の国家と仏教──東大寺創建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1999。 〔日〕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東京：岩波書店，1945。 〔日〕石田瑞麿，《日本佛教史》。東京：岩波書店，1984。 〔日〕伊野部重一郎，〈国分寺創建の詔について〉，《《續日本紀》研究》4 卷 1 號。1957， 奈良。 〔日〕角田文衛，《國分寺の研究》。京都：考古學研究會，1938。 〔日〕岸俊男，《藤原仲麻呂》。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日〕林陸朗，《光明皇后》。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諦成主編，《日本佛教史》中世篇。京都：法藏館，1967。 〔日〕曾根正人，〈国史学における仏教研究の動向と課題〉，收入氏著，《古代仏教界と王 朝社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日〕植木雅俊，《仏教のなかの男女観──原始仏教から法華経に至る性別平等の思想》。 東京：岩波書店，2004。 〔日〕萩野由之，〈国分寺建立発願の詔敕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 33 編 6 號，1922， 東京。

A Survey on

“The Edict for Establishing Kokubunji”

Tung, Chang-yi

*

Abstract

By the ev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Buddhism had been playing a role tantamount to national religion for over 1300 years. “The Edict for Establishing Kokubunji”〈建國分寺之詔〉 decreed by Shoumu Tennou（聖 武天皇，700-756） had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Japan, since the Edict supplied an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or a long time, when discussing the impact and incentive of this Edict,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coincidence of a series of plagues, draughts, and earthquakes during a brief 3-year period （735-737） that had even led to the deaths of 4 top officials in Shoumu Tennou Regime.

This article endeavors to show that the most critical cause of the decree of the Edict lay in the crisis brought by the anti-traditional designation of the unmarried Princess Abe（阿倍內親王） as the sole successor to Shoumu Tennou’s position.

Keywords: Japan Buddhism, Shoumu Tennou, Kokubunji, Nagayaou Inc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