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現代性與中國性：臺灣文學對魯迅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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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翻譯的現代性與中國性：臺灣文學對魯迅的接受(第 2 年)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編號： NSC 95-2411-H-004-037-MY2 執行期間： 96 年 08 月 01 日至 97 年 07 月 31 日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計畫主持人：陳芳明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林婉筠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陳晏晴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邱雅芳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 年 04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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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與東亞魯迅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建構台灣魯迅學

「台灣魯迅學」課程的開授，始於二○○六年秋天的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設計這門課的目的，除了重新閱讀《魯迅全集》，主要在於探索魯迅文學在台灣的傳播史與接受史。同時，在魯迅學的理解基礎上，嘗試建立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對話的可能。東亞文學的概念，對國內學界也許還是新穎而陌生。尤其對現階段的臺灣文學研究者，這是一個猶待開發的全新領域。台灣的歷史經驗，很難脫離東亞文學發展的脈絡而存在。在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大量吸收明治大正以降的日本文學遺產，同時也迂迴接受五四以降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能量。無論是左翼或右翼的作家，都在他們的閱讀過程中觸及日本與中國文學的文學思想與藝術精神。到了戰後，大量的中國作家來到台灣，也把他們審美結構裡的五四與三○年代經驗一併攜來，形塑了台灣文學繁複、多重的歷史根源。因此，台灣文學的研究與反省，就不可能停留在孤立狀態。以楊逵的文學生涯為例，他從來就不僅僅是依賴自己的生命經驗來創造。從他的閱讀史可以發現，他接觸日本作家右派如芥川龍之介，左派如德永直的作品與理論。他在戰爭期間又獲得一套《魯迅全集》，而終於與中國左翼文學產生了連繫。作家之成為一位作家，拜賜於台灣的歷史環境與地理條件，在東亞文學的交會、對話、協商、抗拒的過程中得到鍛造。東亞文學的範圍，在戰前殖民主義時期，應該是指日本、中國、滿洲、朝鮮、台灣。在戰後全球冷戰時期，還應包括香港、新加坡、馬來西亞。容許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相互比並觀察，是為了測出台灣作家的歷史視野與歷史高度。採取開放、對照的態度從事研究，更能考察台灣文學創造實踐中的無限與侷限。近年來，國內學界集中在現代性與後殖民理論的討論，似乎已經奠下初步基礎，使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之間的對話有了運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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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國家中，日本是最早到達現代，也是最快成為帝國的國家。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日本作家獲得有利條件，吸收西方的文學思潮與創作技巧。現代主義運動在一九二○年代的日本就已宣告成熟，便是最好的印證。由於站在文學發展的前端，東亞各國的留學生在日本也接觸到成熟的創作與豐饒的翻譯。在日本接受現代化教育的魯迅，正是典型的例子。沒有留學日本的經驗，魯迅思想就沒有體驗現代化的洗禮，從而也就沒有文學啟蒙者的魯迅。魯迅回到中國，參與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運動，並且開始奠定他的創作地位之際，台灣新文學運動還正處在萌芽階段。他的文學作品被介紹到台灣時，是與同時期的作家胡適、郭沫若、郁達夫並置於一九二○年代的《台灣民報》。對台灣文壇而言，魯迅的地位還未被凸顯出來。真正能夠理解魯迅文學的歷史意義，必須等到一九三六年魯迅去世時，台灣作家才追認他的文學地位1 。然而，對於魯迅的評價，由於戰爭的爆發而宣告中斷。殖民地體制下的知識傳播，往往受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以致發生斷裂與跳躍的現象。不過，在這段期間有一個事件不能不注意的，便是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的認識。入田春彥原本被總督府指派來跟蹤楊逵，卻因仰慕楊逵文學而相互成為好友。入田因揭發警察內幕而被勒令在一九三八年離開台灣時，遂決心自殺以明志。入田在遺言裡，把所藏日本改造社《大魯迅全集》捐贈給楊逵。這個事件的意義，必須要到戰爭結束後才彰顯出來。楊逵在戰後初期把魯迅《阿 Q 正傳》譯成日文，完全是拜賜於戰爭期間閱讀《大魯迅全集》2 。在一九四七年二二八事件前後，介紹魯迅思想與生平最力者，莫過於台灣省編譯館館長許壽裳。他是魯迅的同鄉，也是一起遠赴日本留學的同伴。在台灣任職期間，他完成兩部重要作品，一是一九四七年六月由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的《魯迅的生活與思想》。這是台灣魯迅學的系譜中，介紹魯迅最為完整的作品。對台灣文壇而言，許壽裳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3 。他是第一位使中國文學與台灣 1 有關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對魯迅的認識與理解，可以參閱陳芳明，〈魯迅在台灣〉，《典範的追求》，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1993，頁 305-339。以及中島利郎，〈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新文学と魯迅─ ─その受容の概観〉，收入中島利郎編，《台湾新文学と魯迅》，東京：東方書店，1997，頁 47-88。 2 楊逵與入田春彥之間的過從，已有詳細的研究與挖掘，參閱張季琳，〈楊逵與和入田春彥── 台灣作家與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2 期，2003 年 3 月，頁 1-34。又見張季琳，〈楊逵の魯迅受容──台湾人プロレタリア作家と總督府日本警察の交友〉，《アジア遊学》，「東アジアが読む魯迅」特集，東京，2001。 3 許壽裳任職台灣省編譯館館長時，一方面大量介紹中國文學給台灣知識分子，一方面也在館內設立台灣研究組，提倡對台灣歷史與文化的認識。參閱黃英哲，〈台湾における許壽裳の足跡─ ─戦後台湾文化政策の挫折（上）（下）〉，《東亞》，第 291-292 号，東京：霞山會，1991 年 9-10 月。以及黃英哲，〈戦後初期台湾における文化再構築──台湾省編譯館をめぐって〉，《立命館文學》，第 537 号，1994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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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展開有系統對話的知識分子，如果他沒有在一九四八年受害，從而容許這種對話進行下去，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必有全然不同的氣象。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早已視魯迅為假想敵。凡是研究魯迅者，幾乎都被認定是批判精神，甚至認為是共產黨的代理人。中國左翼作家在戰後初期有紛紛來台，其中不乏與魯迅生前有密切往來者，包括李何林、李霽野、臺靜農、黎烈文。然而，在這段期間，他們並未留下任何文字介紹魯迅，反而是台籍作家楊逵、龍瑛宗、楊雲萍、蘇新，在一九四六年魯迅逝世十周年時，撰寫簡短的紀念文字。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基隆中學國文教師藍明谷，以筆名藍青撰寫一冊日譯的《故鄉》做為教科書4 。這可能是本地知識分子中，介紹魯迅思想與文學最為仔細的一位。書中不僅推崇魯迅的文字技巧，也肯定他的批判精神。藍明谷把魯迅的作品〈故鄉〉逐字譯成中文，並做注釋，每一段落之後還附有詳細解說。這樣一位認真的高中教師，卻在一九五一年的「基隆中學事件」中被國民黨槍決5 。魯迅思想從日據時期到戰後初期在台灣的傳播，幾乎都受到正面的評價。在二○年代、三○年代的文學運動中，縱然可以分成左翼、右翼兩種看法，魯迅文學成為尊崇的典範則毫無二致。右派作家如張我軍、葉榮鐘，肯定魯迅的白話文運用與藝術技巧，左派作家的蔡孝乾、王詩琅，則強調魯迅的階級立場與批判戰鬥的精神。但是，這種正面的評價，卻在戰後初期開始受到官方的抨擊。二二八事件以後，隨著國共內戰形勢的升高，在台的國民黨刊物也逐漸在反共浪潮下進行反魯。以高壓手段對付左翼知識分子的結果，也連帶使魯迅研究者一併遭到逮捕與槍決。許壽裳被刺殺是最早的例子，楊逵在一九四九年因發表「和平宣言」而受到審判入獄，藍明谷則在一九五一年被槍決。另外，還有一位私淑魯迅的木刻家黃榮燦，來台推動木刻運動。那是魯迅生前極力提倡的民間藝術運動，在抗日戰爭期間獲得無數木刻家的響應，黃榮燦是加入這個行列的其中一位。縱然從未親炙魯迅生前的教誨，黃榮燦都遵循木刻運動的道路，來台後繼續發揚光大。這位左翼藝術家在一九五二年也被指控參加中共外圍組織而被處決6 。 4 藍青（藍明谷）編著，《故鄉》，台北：現代文學研究會，1947。 5 藍明谷事蹟可以參閱陳芳明，〈藍明谷與一九五○年代的台灣〉，收入《孤夜獨書》，台北：麥田，2005，頁 251-257。另見，藍博洲，〈從福馬林池撈起的詩人藍明谷〉，《消失在歷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237-332。 6 參閱黃英哲，〈黃榮燦與戰後台灣的魯迅傳播（1945-1952）〉，《台灣文學學報》（政大中文系），第 2 期，2001 年 2 月，頁 91-112。以及橫地剛，《南天之虹》，台北：人間，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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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文學與思想的傳播，便是在如此險惡的政治條件下宣告中斷。進入一九五○年代的台灣，開始承受戒嚴體制所帶來的政治壓力。思想檢查與反共政策，伴隨著紅色肅清運動，對知識分子的精神傷害倍於過去的日據殖民時期。歷史條件不再容許魯迅文學閱讀與傳承的空間，代之而起的是長達三十年的反魯迅運動。然而，在如此蒼白的獵紅時期，仍然也有作家以幽微的方式傳播魯迅精神。隱居美濃的作家鍾理和，在日記與小說的書寫，未嘗稍止地保留魯迅的批判精神。尤其在《鍾理和日記》裡不時引述魯迅的文字。鍾理和在戰爭期間旅居北京，大量閱讀魯迅。被處決的藍明谷，便是鍾理和在北京時期的摯友。鍾理和生前完成的小說《故鄉四題》，在精神上頗多與魯迅有互通之處7 。以這種隱晦方式傳播魯迅文學，應該是戒嚴時期的特殊現象。有關這方面的探索，可能需要更多的文本閱讀，才能抉隱發微。自一九五○年白色恐怖時期之後，反魯迅的著作可謂屢見不鮮。至少到一九八○年代之前，台灣所見證的魯迅批判大約沿著兩條路線在發展：一種是三○ 年代時期與魯迅有直接交鋒的文字在台灣又重新出版；一種是配合反共政策，依據國民黨意識形態所寫出來的宣傳作品。前者係以梁實秋、陳西瀅、蘇雪林為中心；後者是以鄭學稼與劉心皇為核心作者。梁實秋的《偏見集》與陳西瀅的《西瀅閒話》，都在一九六四年左右由文星書店重印發行。蘇雪林的《我論魯迅》，亦於一九六七年由文星書店出版。在魯迅缺席的情況下，他們的文字自然影響了台灣讀者的印象。質言之，梁實秋在三○年代與魯迅的數度論戰，也許未居優勢。經過三十年後，梁實秋顯然是握有勝劵。他在一九六六年重撰一篇〈關於魯迅〉，便以「不夠冷靜」、「感情用事」、「立腳不穩」來形容魯迅，終於不必再遭到魯迅的反駁8 。真正執行國民黨反共政策的作者，當屬鄭學稼與劉心皇。他們都同時懷疑魯迅的民族主義立場，例如魯迅與內山丸造的關係，從而影射與日本軍部的連繫。這種筆法當然是針對海峽對岸對魯迅的造神運動9 。其中有太多的推論，不 7 鍾理和與魯迅的文學關係，可以參閱澤井律之，〈ふたつの『故鄉』－－鍾理和における魯迅の影響について〉，收入中島利郎編，《台湾新文学と魯迅》，頁 107-132；澤井律之，〈北京時期の鍾理和〉，《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東京：東方書店，1995。另見，張良澤，〈鍾理和文学と魯迅──遺書までの同じ道程〉，《共立国際文化》，第 2 号，東京：1992 年 3 月；張良澤，〈台湾現代文学の父‧鍾理和と魯迅〉，《しにか》，東京：1992 年 6 月号。 8 梁實秋，〈關於魯迅〉，《文學因緣》，台北：文星書店，1964，頁 149。 9 鄭學稼撰寫過兩冊關於魯迅的傳記，都是以《魯迅正傳》為書名，稍早是一九五三年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印行，晚期的則是在一九七八年由台北時報文化公司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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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史實，甚至語氣近乎輕佻。劉心皇的《魯迅這個人》，既暗示魯迅接受國民黨資助，又暗地裡接受中共金援，甚至還影射他領取日幣。所有的紀錄，都建立在推理之上，以符合反共立場的要求10 。順著反共潮流發起的反魯運動，最大成就之處就在於誤導台灣讀者對魯迅的偏頗認識，全然無損其歷史形象。從這些文字可以發現，他們對魯迅的藝術精神與思想內容都是停留在浮光掠影，完全側重在旁枝末節的臆想與猜測。從魯迅傳播史來看，這樣的逆流也應該屬於魯迅學的範疇。不過，正是由於權力支配的阻隔，戰後台灣知識分子未嘗有機會真正接觸魯迅作品。當魯迅文字還在禁林之列時，讀書市場根本不可能有任何相關出版品在流通。也因此，對魯迅精神的接觸，僅止於片面與偏頗的印象。不過，在一九七○年代以後，在美國的台灣學者，不必受到戒嚴體制的拘囿，反而可以研究魯迅，成績斐然。他們的作品已回流的方式進入台灣學界，這包括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說史》，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林毓生的《中國意識的危機》，李歐梵的《鐵屋裡的吶喊》11 。這些英文著作，大多譯成中文，在校園之間流傳。書中所介紹的魯迅，至少不必完全配合台灣的文藝政策。夏氏兄弟的研究，在其文學理念上還存在著反共立場，但是在分析與詮釋方面，既有條理，又具邏輯思維，多少使魯迅學得到學術上的修正。李歐梵的專書是較為近期的作品，更屬國內研究生的讀物。《鐵屋裡的吶喊》直接觸探魯迅內心的幽暗，發掘其文學作品中的現代主義精神，一反過去定位為左翼作家的階級立場觀點。這可能是第一冊對魯迅心靈研究探索最為深刻的專書。開啟的面向極為廣闊，可以發現魯迅思想的矛盾與衝突。由於不必接受台灣戒嚴文化的牽制，也無需接受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李歐梵的研究可能是魯迅學系譜中較具份量的成果，對台灣魯迅學頗能帶來廓清重整的效應。 10 劉心皇，《魯迅這個人》，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6。 11

1、夏志清《中國現代小說史》英文版是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2、夏濟安《黑暗的閘門》英文版是 Tsi-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3、林毓生《中國意識的危機》英文版是 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4、李歐梵《鐵屋裡的吶喊》英文版是 Leo Ou-Fan Lee, Voice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F, Purdue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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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與中國魯迅學對話

對照於台灣魯迅學發展的斷裂與缺陷，在東亞文學的版圖上，中國魯迅學誠然是成果最豐碩，史料挖掘也最為深刻。但是，魯迅的研究與詮釋，並非自始就蓬勃發展。魯迅在一九三六年去世前，有關他的討論大多停留在個別作品的評價；如《吶喊》、《野草》、《阿 Q 正傳》、《狂人日記》的詮釋與分析。在他逝世之後，讀者才能站在較為客觀的高度，概括他一生的戰鬥實踐與藝術成就。台灣新文學運動到達一九三六年時，正是作家陣容臻於整齊的階段。但是，從黃得時與王詩琅的追悼文字來看，他們對魯迅的理解程度當然不能與中國的情況相提並論。這自然與時代環境有關，一方面是因為魯迅作品並非普遍流通，而且大多必須依賴日譯才能夠閱讀；一方面則是因為台灣作家身處殖民地體制，對中國社會的認識還相當隔閡，無法知道中國文壇與知識分子的動向。相形之下，魯迅的字字句句寫出中國人在帝國主義陰影下的焦慮心情，也表達了對改革遲緩的政治體制的批判意識。尤其魯迅在一九三○年參與了中國左翼作家聯盟後，對左翼文學運動的影響至深至鉅。他成為文壇的爭議性人物，左右派作家都希望在討論他的作品之際，急切地表達自己的理念與立場。無論是爭議或評價，魯迅的逝世對中國文壇是一重大事件。由於當時革命運動已處於上升狀態，則魯迅之作為左翼文學領導者所受的矚目，自是不言而喻。左翼文學運動的推波助瀾，更加鞏固魯迅的地位。曾經擔任中國共產黨領導人的瞿秋白，於一九三三年以何凝筆名編輯《魯迅雜感選集》，顯然進一步確認魯迅在左翼文學中的地位。瞿秋白在中共黨史上雖被批判為極左路線的錯誤領導者，他在文學方面的影響力則不容忽視。在編輯《選集》的序言裡，可以看到瞿秋白對魯迅雜文的推崇。這是魯迅學中的一個重大突破，因為在此之前被肯定的作品往往都集中在短篇小說與散文，頗受爭議的雜文文體也被視為重要文學成就，等於是擴大了魯迅文學的範圍。瞿秋白的序言說，魯迅雜文「反映著五四以來中國的思想鬥爭。雜文這種文體，將要因為魯迅而變成文藝性的論文的代名詞」 12 。這種論斷，使魯迅在左翼文學中所開創的文體得到首肯。雜文後來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應歸功於魯迅的努力不懈，並且得到瞿秋白的肯定。魯迅開始被神格化，發生在他去世之後，應驗他在生前所說的，一個偉人死去後，就會變成傀儡或化石。在造神運動中，毛澤東在一九四○年發表的〈新 12 瞿秋白，〈魯迅雜文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學卷），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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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義論〉，可謂定下了基調。他是如此尊崇魯迅的地位：「魯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不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魯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魯迅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數，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魯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3 毛澤東使用的修辭值得注意，每一個措詞用字都是屬於最高級的位格，等於是把魯迅標榜為獨一無二的偉大作家。不僅如此，在文學家之外，魯迅又被定位為「思想家」與「革命家」。這樣的溢美之詞，擴大解釋了魯迅小說、散文、雜文的政治意義與歷史意義。在毛澤東主導下的魯迅評價，自一九四九年之後就形成無可踰越的障礙。魯迅的神格地位從此鞏固下來，顛撲不破。在高壓權力的支配下，任何逸出毛澤東定調之外的言論與解釋，都可能受到批判與圍剿。中國境內有魯迅學的延續，卻沒有魯迅精神的傳承。這種現象反而使魯迅更淪落成為傀儡。魯迅在三○年代曾經以「無聲的中國」來形容文化界的狀態，這樣的批評當然也可以運用在一九五○年代以後的中國知識界。使毛澤東的魯迅觀變成僵硬的、教條的律令，便是透過一九五二年至一九五五年的胡風批判事件鑄造成型。胡風是魯迅生前的關門弟子，是始終堅定發揮魯迅批判精神的作家。在抗日戰爭期間創辦文藝刊物，先有《七月》，後有《希望》，延續左翼文學運動的命脈。他主編的《七月》，還刊載過一篇重要文獻〈毛澤東論魯迅〉，那是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論〉對魯迅評價的張本。胡風的文藝思想，遵循魯迅精神的道路，堅持作家必須維持獨立人格，必須發揮個性解放，必須勇於批判，而且必須介入戰鬥。正如被打入「胡風集團」的詩人綠原，在二 ○○二年撰文為胡風辯護：「一九三六年魯迅逝世以後，胡風立志按照魯迅的精神，沿著魯迅的道路繼續前進。」14 然而，由於胡風在戰爭期間的文學活動是在國統區進行，竟在一九四九年七月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議中，被矛盾全盤否定其工作成績，隻字未提胡風執行魯迅思想的路線。從此，胡風開始接受零星的批評，直到一九五二年中共召開「胡風思想討論會」之後，遂為他定了三個罪狀，亦即「反馬克思主義」、「反現實主義」、「宗派主義」。胡風遭到來自林默涵、何其芳、周揚、馮雪峰、胡繩的圍剿，而終於不得不在一九五四年向黨中央提出《三十萬 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66-1977。 14 綠原，〈試扣命運之門──關於「三十萬言」的回憶與思考〉，收入胡風，《三十萬言書》，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200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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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書》為自己辯護。一九五○年代的「胡風事件」遂因而擴大。胡風事件的發生，並不只是胡風個人受到毀滅性的傷害，對於被劃入「胡風集團」的作家也同樣承受身心的創傷。對中國魯迅學的傳承而言，當然也造成巨大陰影。如果要討論魯迅思想，就必須在毛澤東所定的三個「家」的範圍內進行。魯迅精神在建國以後的文壇，也由於政治的權力干涉，已名存實亡。把胡風打壓下來，在一定程度上也是對魯迅思想的扭曲。黨的意志支配了魯迅文學的解釋，似乎與台灣國民黨對魯迅的壓制有異曲同工之妙。如果中國魯迅學的扭曲被視為是合理的，則鄭學稼、劉心皇在台灣的詮釋立場顯然也無需受到批判。十年的文化大革命時期，魯迅更被高舉出來做為批林批孔的鬥爭工具。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其實與一九五○年代的情況沒有兩樣。魯迅的死魂靈彷彿是泥塑的，可以依照權力在握者的意志量身訂做。魯迅學的傳播，縱然在政治低氣壓的條件下發展，並不意味沒有成果可言。王瑤、唐弢、李長之、林玄在五○、六○年代的專著，在黨所規定的範圍內，仍能寫出紮實的研究。真正看魯迅學的展開，還必須等到一九八○年代以後，才有可觀的成果。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應該是一九九○年北京中國文聯公司所出版的《魯迅研究學術論著彙編》，共五大冊與一冊索引，包括一九一三～一九三六（第一冊）、一九三六～一九三九（第二冊）、一九四○～一九四五（第三冊）、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第四冊）、一九四九～一九八三（第五冊）。所有與魯迅相關的研究論文相當整齊地彙集起來。要了解中國魯迅學的具體成績，就不能不參考這部容納兩千餘萬字的史料。與這部龐大的史料可以相互補充的，則是由孫郁、黃喬生主編的《回望魯迅》叢書。這部二十餘冊的論文專著，除了收入一九八○年之前的史料，同時也容納新世代的魯迅研究者的最新作品，包括汪暉、錢理群、張夢陽的研究成果，並且還收入國外研究的譯著，如伊藤虎丸的《魯迅與日本人》，與李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在新世代研究者中，張夢陽是最具實力的魯迅學建構者，不僅出版《中國魯迅學通史》三大冊，在二○○七年還出版一冊《魯迅學：在中國、在東亞》15 。這是到目前為止，對中國魯迅學傳統做鳥瞰式考察最有條理的作品。這種總結式的專書出現時，當可提供後來研究者更清楚發現，關於魯迅研究有那些議題已經獲得解決，還有那些縫隙可以容許繼續挖掘。 15 張夢陽，《中國魯迅學通史》（三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張夢陽，《魯迅學：在中國、在東亞》，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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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學的史料開始進入整理階段之際，魯迅研究也出現了一些鬆動現象。文藝刊物《收穫》在二○○○年二月號刊出兩篇文章，一是王朔的〈我看魯迅〉，一是馮驥才的〈魯迅的功與過〉，幾乎驚動了現階段的魯迅研究者。王朔從文學創作格局來看，認為魯迅的小說並不豐富，從未寫過長篇小說，並且質疑魯迅思想的內容。馮驥才則辛辣指出，魯迅提出的國民性改造，是讀了西方傳教士所寫《中國人的性格》而開展出來。馮強調，傳教士的文章裡其實暗藏西方文化霸權的語言。魯迅彰顯這樣的西方見解，似乎落入了「東方主義」的陷阱。這兩篇文字，力道並不強悍，卻已引起很大的騷動。王朔的觀點，還受到學者張閎的聲援，認為魯迅言論變成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有理」的根據16 。魯迅學的鬆動與鞏固，代表著這方面的研究已開始滲入自由的空氣。縱然保衛魯迅歷史形象的勢力仍然堅定不移，卻已足夠預告魯迅造神運動已不再是沒有任何挑戰。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的學術空間相信將朝著更為開放的方向擴張。魯迅的真實面貌與藝術價值，只有在沒有政治干涉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的考察。

嘗試與日本魯迅學對話

對於台灣文學史來說，日本文壇的動態往往能夠影響島上作家的思維方式。但是，日據時期的日本魯迅學，並沒有直接對台灣產生衝擊。當時能夠閱讀魯迅的作家，人數不多，而公開討論魯迅者，更屬稀少。這是因為殖民地的言論尺度，不能夠與日本本國的環境相提並論。因此，日本的魯迅研究除了增田涉的〈魯迅傳〉，曾在一九三五年於《台灣文藝》連載四期外，幾乎看不到日本研究者與台灣文壇直接對話的跡象。然而，無可否認的，魯迅文學的日文翻譯，確實吸引了台灣作家的注意。台灣作家閱讀的譯本，係屬佐藤春夫與井上紅梅的翻譯。依照日本學者竹內好的介紹，魯迅作品的日譯，除了上述的佐藤、井上之外，戰後還包括竹內好、田中清一郎、增田涉、高橋和巳、那須田稔、松枝茂夫、駒田信二等人的選譯本。從這裡可以發現，魯迅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是中國以外最為蓬勃繁盛的。 16 二十一世紀初期關於魯迅的論戰，參閱高旭東編，《世紀末的魯迅論爭》，北京：東方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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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界對魯迅的重視，理由是非常清楚的。這位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扮演啟蒙者的重要作家，是接受日本的現代化教育制度培養起來的。對魯迅思想的掌握，幾乎就是對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學運動的深刻考察。尤其魯迅在一九三○年代左翼文學運動中的主導地位，他的理論與思考也都是通過日本的翻譯現代性而迂迴取得。因此，對魯迅作品的翻譯、詮釋、研究，在一定程度上也滲透著帝國的話語與欲望。這種以帝國視野所建立起來的魯迅學，最大的作用便是把中國的魯迅轉化為東亞的魯迅。這種情況印證在戰爭時期，日本出版的兩冊「魯迅論」就非常清楚。竹內好在一九四四年出版的評論《魯迅》，以及太宰治在一九四五年出版的以魯迅留學仙台為背景的小說《惜別》，都彰顯了日本帝國政府有意收編在東亞各地區文化的企圖。這種企圖，與日本知識界在一九四二年所提出的「近代的超克」有著密切關係。日本希望結合東亞所有的文化力量，來對抗英美近代文化對亞洲的侵蝕。如何超越並克服西方近代化的優越性，正是大東亞戰爭的主要策略。竹內好的《魯迅》，把魯迅定位為啟蒙者，因此書中談到這位文學家的思想形成時，特別著墨在仙台醫學院時期，如何受到老師藤野先生的啟蒙與薰陶17 。竹內好把出版的《魯迅》寄贈給小說家太宰治之後，啟發了後者撰寫了魯迅啟蒙的小說《惜別》。太宰治在小說的〈後記〉承認，他是接受「內閣情報局與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委託」而完成的作品18 。竹內好的《魯迅》與太宰治的《惜別》，都刻意張揚藤野先生的歷史形象，自然有其時代條件的投射。不過，在一九四九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成功之後，有關魯迅的詮釋才有了明顯轉變。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於台灣的日本學者尾崎秀樹，曾經發表過一篇長文〈大東亞共同宣言和兩部作品──《女人的一生》與《惜別》〉，極其精確地指出，太宰治的小說其實是在寫自己青春時期受到政治的傷害，而移情到魯迅生命的小說撰寫上19 。尾崎秀樹對《惜別》的批判，未嘗稍止，後來他又寫了一篇〈「惜別」前後〉，更加深刻批判太宰治對魯迅形象的扭曲20 。戰後日本對魯迅的研究，其實是有自我反省的，竹內好大量翻譯魯迅作品， 17 竹內好的《魯迅》的中譯，見於孫歌編，竹內好著，《近代的超克》，北京：三聯書店，2005。目前，竹內好在一九四四年出版的創造社版已難以搜尋，能夠取得的是一九六一年的未來社版。戰後是否經過修改，猶待考證。 18 太宰治著，于小植譯，《惜別》，北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 尾崎秀樹的長文收入尾崎秀樹著，陸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北：人間出版社，2004，頁 75。 20 尾崎秀樹，〈「惜別」前後〉，收入氏著《魯迅との対話》，東京：南北社，1962，頁 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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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還撰寫評論、雜記；更由於他的譯文收入中學教科書，影響力更大。在日本有「竹內魯迅」之稱21 。竹內好是民間學者，在讀書市場擁有大量的日本讀者，迄今仍然受到討論。相對於「竹內魯迅」，日本學界也有「丸山魯迅」之稱的丸山昇，一九六五年出版《魯迅──その文学と革命》（東洋文庫版），代表著學術研究的一個新起點。他的詮釋建立在新史料的挖掘之上，中共建國後大量出版許廣平、周作人，以及同時代作家的回憶錄，使魯迅形象不再孤立地依賴魯迅作品的解讀，一個立體的人物刻畫因此而重新建立起來。他的學生藤井省三，更是日本魯迅研究的中堅。藤井在二○○二年出版《魯迅事典》（三省堂版），幾乎把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有關魯迅研究的資料彙整起來，是到目前為止，研究「東亞魯迅」的最佳工具書。台灣魯迅學在二十一世紀若要有所突破，就不能只是鎖國式地在台灣尋找資料，應該開門與中國、日本的研究成果建立對話關係。當年鄭學稼與劉心皇若能開放地參考日本人的著作，就無需浪費時間猜測魯迅與日本軍方的關係。小泉讓在一九七九年出版的《魯迅と內山丸造》（講談社版），以充份的史料闡釋兩人之間的過從，毫無神秘可言。伊藤虎丸的《魯迅と日本人》（東京：朝日新聞社， 1983），則是從思想與文學層面探討魯迅對近代化的詮釋，對中國與日本之間「個人解放」觀點的共通性提出新的研究成果。「東亞魯迅學」的建立，是現階段日本、中國、台灣、韓國正同步進行的一項共同議題。到目前為止，「台灣魯迅學」在政大台文所才開授兩年，似乎已漸漸看到成果。除了魯迅的討論之外，研究生也擴充到徐志摩、郁達夫、沈從文在台灣的接受史；甚至也注意到菊池寬、芥川龍之介在台灣的傳播史。所有的對話，使現階段的台灣文學研究的領域更擴充、開放。「台灣魯迅學」的建構，誠然是可以欲求的。 21 竹內好的魯迅論文與翻譯，已收入《竹內好全集》（16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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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東亞文學中的魯迅

陳芳明台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的對話

東亞文學的概念，對台灣學界也許還是新穎而陌生。尤其對現階段的臺灣文學研究者，這是一個猶待開發的全新領域。台灣的歷史經驗，很難脫離東亞文學發展的脈絡而存在。在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大量吸收明治大正以降的日本文學遺產，同時也迂迴接受五四以降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能量。無論是左翼或右翼的作家，都在他們的閱讀過程中觸及日本與中國文學的文學思想與藝術精神。到了戰後，大量的中國作家來到台灣，也把他們審美結構裡的五四與三○年代經驗一併攜來，形塑了台灣文學繁複、多重的歷史根源。東亞國家中，日本是最早到達現代，也是最快成為帝國的國家。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日本作家獲得有利條件，吸收西方的文學思潮與創作技巧。現代主義運動在一九二○年代的日本就已宣告成熟，便是最好的印證。由於站在文學發展的前端，東亞各國的留學生在日本也接觸到成熟的創作與豐饒的翻譯。在日本接受現代化教育的魯迅，正是典型的例子。沒有留學日本的經驗，魯迅思想就沒有體驗現代化的洗禮，從而也就沒有文學啟蒙者的魯迅。魯迅回到中國，參與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運動，並且開始奠定他的創作地位之際，台灣新文學運動還正處在萌芽階段。他的文學作品被介紹到台灣時，是與同時期的作家胡適、郭沫若、郁達夫並置於一九二○年代的《台灣民報》。對台灣文壇而言，魯迅的地位還未被凸顯出來。真正能夠理解魯迅文學的歷史意義，必須等到一九三六年魯迅去世時，台灣作家才追認他的文學地位1 。然而，對於魯迅的評價，由於戰爭的爆發而宣告中斷。殖民地體制下的知識傳播，往往受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以致發生斷裂與跳躍的現象。不過，在這段期間有一個事件不能不注意的，便是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的認識。入田春彥原本被總督府指派來跟蹤楊逵，卻因仰慕楊逵文學而相互成為 1 有關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對魯迅的認識與理解，可以參閱陳芳明，〈魯迅在台灣〉，《典範的追求》，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1993，頁 305-339。以及中島利郎，〈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新文学と魯迅─ ─その受容の概観〉，收入中島利郎編，《台湾新文学と魯迅》，東京：東方書店，1997，頁 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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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入田因揭發警察內幕而被勒令在一九三八年離開台灣時，遂決心自殺以明志。入田在遺言裡，把所藏日本改造社《大魯迅全集》捐贈給楊逵。這個事件的意義，必須要到戰爭結束後才彰顯出來。楊逵在戰後初期把魯迅《阿Q正傳》譯成日文，完全是拜賜於戰爭期間閱讀《大魯迅全集》2 。因此，台灣文學的研究與反省，就不可能停留在孤立狀態。以楊逵的文學生涯為例，他從來就不僅僅是依賴自己的生命經驗來創造。從他的閱讀史可以發現，他接觸日本作家右派如芥川龍之介，左派如德永直的作品與理論。他在戰爭期間又獲得一套《魯迅全集》，而終於與中國左翼文學產生了連繫。作家之成為一位作家，拜賜於台灣的歷史環境與地理條件，在東亞文學的交會、對話、協商、抗拒的過程中得到鍛造。東亞文學的範圍，在戰前殖民主義時期，應該是指日本、中國、滿洲、朝鮮、台灣。在戰後全球冷戰時期，還應包括香港、新加坡、馬來西亞。容許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相互比並觀察，是為了測出台灣作家的歷史視野與歷史高度。採取開放、對照的態度從事研究，更能考察台灣文學創造實踐中的無限與侷限。近年來，國內學界集中在現代性與後殖民理論的討論，似乎已經奠下初步基礎，使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之間的對話有了運行的空間。探討魯迅文學在東亞的傳播史，相信可以開拓台灣文學的東亞視野。

二、一九五O年代的台灣魯迅

在一九四七年二二八事件前後，介紹魯迅思想與生平最力者，莫過於台灣省編譯館館長許壽裳。他是魯迅的同鄉，也是一起遠赴日本留學的同伴。在台灣任職期間，他完成一部重要作品，就是一九四七年六月由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的《魯迅的生活與思想》。這是台灣魯迅學的系譜中，介紹魯迅最為完整的作品。對台灣文壇而言，許壽裳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3 。他是第一位使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展開有系統對話的知識分子，如果他沒有在一九四八年受害，從而容許這種對話 2 楊逵與入田春彥之間的過從，已有詳細的研究與挖掘，參閱張季琳，〈楊逵與和入田春彥── 台灣作家與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2 期，2003 年 3 月，頁 1-34。又見張季琳，〈楊逵の魯迅受容──台湾人プロレタリア作家と總督府日本警察の交友〉，《アジア遊学》，「東アジアが読む魯迅」特集，東京，2001。 3 許壽裳任職台灣省編譯館館長時，一方面大量介紹中國文學給台灣知識分子，一方面也在館內設立台灣研究組，提倡對台灣歷史與文化的認識。參閱黃英哲，〈台湾における許壽裳の足跡─ ─戦後台湾文化政策の挫折（上）（下）〉，《東亞》，第 291-292 号，東京：霞山會，1991 年 9-10 月。以及黃英哲，〈戦後初期台湾における文化再構築──台湾省編譯館をめぐって〉，《立命館文學》，第 537 号，1994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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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下去，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必有全然不同的氣象。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早已視魯迅為假想敵。凡是研究魯迅者，幾乎都被認定是批判精神，甚至認為是共產黨的代理人。魯迅文學與思想的傳播，便是在如此險惡的政治條件下宣告中斷。進入一九五○年代的台灣，開始承受戒嚴體制所帶來的政治壓力。思想檢查與反共政策，伴隨著紅色肅清運動，對知識分子的精神傷害倍於過去的日據殖民時期。歷史條件不再容許魯迅文學閱讀與傳承的空間，代之而起的是長達三十年的反魯迅運動。以高壓手段對付左翼知識分子的結果，也連帶使魯迅研究者一併遭到逮捕與槍決，許壽裳被刺殺是最早的例子。中國左翼作家在戰後初期有紛紛來台，其中不乏與魯迅生前有密切往來者，包括李何林、李霽野、臺靜農、黎烈文。然而，在這段期間，他們並未留下任何文字介紹魯迅，反而是台籍作家楊逵、龍瑛宗、楊雲萍、蘇新，在一九四六年魯迅逝世十周年時，撰寫簡短的紀念文字。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基隆中學國文教師藍明谷，以筆名藍青撰寫一冊日譯的《故鄉》做為教科書4 。這可能是本地知識分子中，介紹魯迅思想與文學最為仔細的一位。書中不僅推崇魯迅的文字技巧，也肯定他的批判精神。藍明谷把魯迅的作品〈故鄉〉逐字譯成中文，並做注釋，每一段落之後還附有詳細解說。這樣一位認真的高中教師，卻在一九五一年的「基隆中學事件」中被國民黨槍決5 。另外，還有一位私淑魯迅的木刻家黃榮燦，來台推動木刻運動。那是魯迅生前極力提倡的民間藝術運動，在抗日戰爭期間獲得無數木刻家的響應，黃榮燦是加入這個行列的其中一位。縱然從未親炙魯迅生前的教誨，黃榮燦都遵循木刻運動的道路，來台後繼續發揚光大。這位左翼藝術家在一九五二年也被指控參加中共外圍組織而被處決6 。然而，在如此蒼白的獵紅時期，仍然也有作家以幽微的方式傳播魯迅精神。隱居美濃的作家鍾理和，在日記與小說的書寫，未嘗稍止地保留魯迅的批判精神。尤其在《鍾理和日記》裡不時引述魯迅的文字。鍾理和在戰爭期間旅居北京，大量閱讀魯迅。被處決的藍明谷，便是鍾理和在北京時期的摯友。鍾理和生前完成的小說《故鄉四題》，在精神上頗多與魯迅有互通之處7 。以這種隱晦方式傳播 4 藍青（藍明谷）編著，《故鄉》，台北：現代文學研究會，1947。 5 藍明谷事蹟可以參閱陳芳明，〈藍明谷與一九五○年代的台灣〉，收入《孤夜獨書》，台北：麥田，2005，頁 251-257。另見，藍博洲，〈從福馬林池撈起的詩人藍明谷〉，《消失在歷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237-332。 6 參閱黃英哲，〈黃榮燦與戰後台灣的魯迅傳播（1945-1952）〉，《台灣文學學報》（政大中文系），第 2 期，2001 年 2 月，頁 91-112。以及橫地剛，《南天之虹》，台北：人間，2002。 7 鍾理和與魯迅的文學關係，可以參閱澤井律之，〈ふたつの『故鄉』－－鍾理和における魯迅の影響について〉，收入中島利郎編，《台湾新文学と魯迅》，頁 107-132；澤井律之，〈北京時期の鍾理和〉，《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東京：東方書店，1995。另見，張良澤，〈鍾理和文学と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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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文學，應該是戒嚴時期的特殊現象。有關這方面的探索，可能需要更多的文本閱讀，才能抉隱發微。如果戰後台灣出現過「魯迅熱」的話，那麼，它僅存在於一九四六至一九四七年的期間而已。從此以後，魯迅作品列入官方規定的禁書，沒有人敢於公開閱讀。於是，台灣文化界開始產生一種畸形的現象，知識份子沒有閱讀魯迅作品的自由，卻擁有批判、攻擊魯迅的自由。在國民黨文藝政策的支配下，中國三十年代左翼作家的作品，都一律劃為思想禁區；相形之下，許多右翼文人，特別是向國民黨靠攏的作家的書籍，在台灣都獲得重印的機會。尤其是當年與魯迅打過筆戰的右翼作家，如陳西瀅（陳源)、梁實秋、蘇雪林等人的作品，也都在魯迅缺席的情況下再度出版。不僅如此，一些擁護國民黨文藝政策的文人，如鄭學稼、劉心皇，也撰寫扭曲式的傳記作品，以達到塑造魯迅負面形象的目的。這種反魯迅的風潮，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時期是前所未見的，在世界各國的魯迅研究中也是非常稀罕的。這種情況，全然是為了配合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也正是有這樣逆流的現象，魯迅作品對一九五○年以後的台灣文學就很難造成影響了。反魯迅的風潮，在一九六○年代達到了高峰。首先是陳西瀅的《西瀅閒話》在台灣重新發行，使台灣讀者第一次窺見當年陳西瀅是如何批評魯迅的。這冊書重印時，梁實秋還寫了一篇序說：「讀過魯迅先生的幾冊『雜感』的人應該記得，他曾不時的把西瀅先生挑選出來作為攻訐的對象，其最得意的諷刺詞就是『正人君子』四個字。當然魯迅先生所謂『正人君子』，是一個反語，意謂非正人君子。如今事隔三十多年，究竟誰是正人君子，這一筆帳可以比較容易的清算出來了。」 8 梁實秋所提「正人君子」的問題，乃是指魯迅與陳西瀅在一九二五年到一九二六年間的筆戰。在一九二五年北京女師大的學潮事件發生時，魯迅站在學生的立場，反對北洋政府的壓迫。陳西瀅在這場學潮事件中，為女師大校長楊蔭榆辯護，發表文章於《現代評論》上。9 陳西瀅批評示威的群眾是「暴民」、「暴徒」，所以魯迅回敬以「正人君子」一詞。10 這是兩人長期論辯的一個開端；但是，使雙方關係真正惡化的，則是陳西瀅指控魯迅的《中國小說史略》是抄襲的。在寫信給徐志摩的一封公開信中，陳西澄說：「他自己的《中國小說史略》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論講話》裡面的『小說』一部分。」11 事實上，魯迅的《中國小說史略》一書全然沒有抄襲 ' 後來鹽谷溫的書譯成中文在中國迅──遺書までの同じ道程〉，《共立国際文化》，第 2 号，東京：1992 年 3 月；張良澤，〈台湾現代文学の父‧鍾理和と魯迅〉，《しにか》，東京：1992 年 6 月号。 8 梁實秋「梁序」見陳西瀅，《西瀅閒話》(台北：文星書店，1964)，頁 2-3。 9 有關一九三五年北京女師大事件，較為簡潔的敘述可參閱林志浩，《魯迅傳》，北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特別是第12章、第13章，頁231-276。 10 魯迅，〈「碰壁」之餘〉，《華蓋集》，收入《魯迅全集》，第三冊，頁 117-122。 11 陳源，〈致志摩〉，原載北京《晨報》副刊，1926年1月，後收入臺靜農編《關於魯迅及其著作》，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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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足可澄清陳西瀅的指控。為了這件事，魯迅寫了長文予以答覆，認為這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見」。12 陳西瀅認為魯迅抄襲，是很錯誤的說法。《西瀅閒話》並未收入他寫給徐志摩的信，不過，這本書有頗多攻擊魯迅的文字。所以，此書在台翻印出版時，自然而然向台灣讀者投射了魯迅的負面形象。例如，陳西瀅在推介中國新文學運動以來的十部著作時，他也盛讚魯迅的《阿Q 正傳》。但是，在文章裡，陳西瀅又帶上一筆說：「我不能因為我不尊敬魯迅先生的人格，就不說他的小說好，我也不能因為佩服他的小說，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了熱風中二三篇中，實在沒有一讀的價值。」13_這段文字有兩個重點，一是否定魯迅的人格，一是貶低魯迅的雜文。《西瀅閒話》的重新出版，顯然有助於對魯迅文學地位的扭曲。在高壓的禁書政策下，魯迅在台灣完全喪失了發言權；相反的，他還要飽受生前所遭到的污辱與誣衊。從這個觀點來看，魯迅並不可能在台灣建立他的影響地位。在台灣貶抑魯迅的另一位旗手，便是梁實秋。在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上，梁實秋具有強大影響力，這不僅是他在學院裡擔任教授，更重要的，他在重慶時代所寫的《雅舍小品》，在台灣非常暢銷，對一般青年學子的影響是無可估計的。正因為他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對魯迅的批評，也無可避免左右了台灣讀者對魯迅的看法。魯迅與梁實秋之間的論戰，發生於一九二七年與一九三○年之間，他們的論戰大約有四個主題：第一，有關「盧梭論女子教育」的論爭；第二，有關「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論爭；第三，有關「好政府主義」的論爭；第四，有關「資本家的走狗」的論爭。14 魯、梁二人的最大分歧點，就在於一個是站在左翼運動的立場，另一個是支持右翼路線的立場。雙方的論戰，並沒有獲得其體的結論。但是，由於梁實秋的文字可以繼續在台灣傳播，魯迅的地位自然就被貶低了。15 在魯迅去世後，梁實秋並沒有停止對魯迅的攻擊。抗日戰爭期間，梁實秋在國民黨的刊物《中央週刊》發表一篇〈魯迅與我〉，闡述他們兩人之間的思想衝突。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是如此嘲弄魯迅的：「《人問世》上面目刊出蕭伯訥與魯迅合影，魯迅先生矮一大橛子，在作品數量上亦然。但是以魯迅先生的才力，如果天假以年，而不再浪費於無謂的爭論，他的成就將不止於此。」16 從 12 魯迅，〈不是信〉，《華蓋集續編》，收入《魯迅全集》，第三冊，頁220。 13 陳西瀅，〈新文學運動以來的十部著作（上）〉，《西瀅閒話》，台北：文星書店，1964，頁 259。 14 有關魯迅與梁實秋的長期論戰，最近已有一冊專書收錄了當年他們往來的文章，值得參考。請參閱璧華編，《魯迅與梁實秋論戰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79。這裡引述的四個主題，便是出自璧華編的選集，頁3。 15 梁實秋，《偏見集》，台北：文星書店，1965。這冊文集輯錄了許多批評魯迅的文章，目前仍然在台灣發行。 16 梁實秋，〈魯迅與我〉，收入梅子編《關於魯迅》，重慶：勝利出版社，1942，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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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梁實秋似乎很欣賞魯迅的才氣；但事實上，他以「無謂的爭論」來概括魯迅晚年的戰鬥，並且以「浪費」一詞來貶損。無疑的，這是梁實秋對魯迅「鞭屍」的具體證據。梁實秋到台灣後，並不只是重印他從前與魯迅論戰的文章，而且還另外撰文進行攻擊。〈關於魯迅〉一文裡，梁實秋提到台灣青年學生對魯迅很好奇，他分析他們的動機：「一、現在在台灣，魯迅的作品是被列為禁書，一般人看不到，越看不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年們在大陸時總聽說過魯迅這個人的名字，或讀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不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路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會和魯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來說幾句話。」17 這段話反映了六○年代魯迅在台灣的神秘地位，雖然官方設下了嚴密的監視網，但仍然不能阻撓青年對魯迅的好奇。梁實秋在文章裡表示，他並不贊成魯迅的書受到查禁；不過，他的這篇文字基本上還是配合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他批評魯迅「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流捲去，失去了文藝的立場」。他又總結說：「魯迅的態度不夠冷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立腳不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了不必發生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枝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理準備。他寫了不少的東西，態度只是一個偏激。」18 梁實秋以「不夠冷靜」、「感情用事」、「立腳不穩」等字眼來形容魯迅，顯然是藉此來襯托他本人是具有「胸襟」的。梁實秋的批評，全盤否定了魯迅的文學成就，從而全盤否定了魯迅的人格。批判魯迅的高潮，出現於蘇雪林出版《我論魯迅》一書時。蘇雪林在還未到台灣之前，就以「反魯」的姿態出名。一九六六年魯迅逝世三十週年時，蘇雪林決定整理一冊文集批判這位文學巨人。為什麼她要出版這本書呢 ? 她在書前的〈自序〉說：「我見了台灣文壇近年『捧魯』有漸成風氣之勢，已有人呼喊在台灣重印魯迅的著作了。這些當然都是無心的。但我擔心魯迅偶像又將在台灣豎立起來，魯迅崇拜也將在台灣日益推廣，卻是非常危險的事，無論如何，不能坐視。」 19 這段文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正是典型的國民黨的反共心態。蘇雪林不僅認為查禁魯迅作品是合理的，並且還認為重印魯迅書籍是危險的。《我論魯迅》收集的文字，大多寫於一九三○年代，包括〈與蔡孑民先生論魯迅書〉、〈與胡適之先生論當前文化動態書〉等。這些文章都完成於魯迅去世之後，頗能反映三○年代中國右翼作家對魯迅的貶損。蘇雪林的文章，從來沒有 17 梁實秋，〈關於魯迅〉，《文學因緣》，台北：文星書店，1964，頁 149。 18 同上，頁 156-157。 19 蘇雪林，〈自序〉，《我論魯迅》，台北：文星書店，196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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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魯迅文學的內容、主題、結構予以分析，卻只是側重在人品與恩怨的問題上。在台灣，她又寫了兩篇長文，繼續攻擊魯迅，其手法與她在三○年代時期所寫的文章沒有兩樣。一九五八年，蘇雪林寫了一篇〈琵琶鮑魚之成神者——魯迅〉，強調魯迅一生沒有任何文學成就，沒有任何人格功業，而只是一個「以人之失」變成「大成至聖」而已。她甚至使用如此的文字來形容魯迅：「魯迅之甘心受共匪驅使是有交換條件的，正因共匪雄厚的政治背景，魯迅才能高踞文藝寶座，叱吒風雲者十年。我們想想魯迅在世時，那樣凶橫暴庚，威福自恣，宛然是一暴君的景況。我們再想魯迅為想造成自己地位，不惜投靠共匪，造成了大陸淪亡，數萬萬同胞淪於地獄的悲劇。」20 把魯迅之參加左聯概括為「受共匪驅使」，又把國民黨之失去中國大陸都歸因於魯迅「不惜投靠共匪」，乃是一種思考簡單的反共見解。但是，像蘇雪林這種膚淺的論調能夠在台灣流傳，無疑是拜賜了當時國民黨的文藝政策。蘇雪林批判魯迅的文章中，最為完整的一篇乃是一九六六年她所寫的〈魯迅傳論〉。這篇長達兩萬餘字的長文，除「引言」外，全文共分六部分：一、魯迅的傳記；二、魯迅的性情與思想；三、魯迅的品行與作為；四、左派對魯迅的招降；五、魯迅盤鋸文壇十年所積之罪惡；六、結論。文中所表達的，大致是蘇雪林長期批評魯迅的總集成。雖然，她簡略介紹了魯迅的生平，但是她使用的語氣、論調充滿了鄙夷、仇視。即使在介紹魯迅的作品時，她也以曲解、誤解的方式來闡釋原著的主題。例如，蘇雪林認為魯迅是「陰賊、刻薄、氣量狹小、多疑善妒、復仇心堅韌強烈、領袖慾旺盛」，她舉出的證據是魯迅《吶喊》裡的一篇短文〈貓與鼠〉。蘇雪林說，魯迅在那篇文中描述他自己喜歡一種小鼠。後來那雙鼠失蹤，魯迅懷疑是被貓撲殺的，因此他準備了一瓶氛酸餌，「遇著貓便用來毒殺」21 蘇雪林指出，從這篇短文就可看出魯迅內心的狠毒。事實上，收在《吶喊》裡的文字，並沒有〈貓與鼠〉這樣的短文，而有一篇〈兔與貓〉。這篇文章在於描述一位叫做「三太太」的婦人，養了一對可愛的白兔。這對白兔生了兩隻小白兔，後來失蹤，三太太便疑心是貓撲殺的。魯迅感嘆生命的無常，感嘆造物者「將生命造得太濫，毀得太濫了」，22 如果他要毒殺貓，乃是為了反抗造物者，因為造物者太胡鬧了。魯迅在文中又說，但如果他這樣做了，也許反而幫了造物者。這樣一篇對生命充滿同情，又充滿諷刺的文字，竟然遭到蘇雪林的全盤扭曲。她敢於做那樣的誤解與誤導，原因無他，只不過是由於魯迅作品在台灣被查禁所致。 20 蘇雪林，〈琵琶鮑魚之成神者——魯迅〉，同上，頁 138。 21 蘇雪林，〈魯迅傳論〉，同上，頁11。 22 魯迅，〈兔與貓〉，《吶喊》，收入《魯迅全集》，第一冊，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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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陳西瀅、梁實秋、蘇雪林等人，代表三○年代中國右翼陣營裡的反魯迅作家，那麼，在台灣的反共陣營則又掘起了另一批反魯迅的打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鄭學稼與劉心皇。鄭學稼原是屬於左翼的托派人物，後來投靠國民黨。一九四一年，他出版了《魯迅正傳》，這冊書在一九五三年於香港重印出版。23 鄭學稼的書，曾在台灣發行，但流傳不廣。這本傳記，到了七○年代又增訂出版，由原來薄薄的一一二頁，擴增為六一六頁。原來的舊作僅有八章，新版則有二十二章。鄭學緣指出增訂版與原來的《魯迅正傳》有不同之處：一、刪去諷刺魯迅的話；二、儘量用可靠的紀錄，敘述魯迅的一生；三、詳述魯迅思想的演變，並因之與創造社、新月派、民族主義派、第三種人發生論戰，以及批評言志派；四、晚年反抗「奴隸總管」並不滿「國防文學」；五、附錄七篇文字，大多從《魯迅日記》的記載討論魯迅的生活。24 誠如鄭學稼所說，增訂版的《魯迅正傳》確實刪去了許多嘲弄的文字，所以讀起來較具說服力。鄭學稼研究魯迅的最大特色，便是利用《魯迅日記》與《魯迅書簡》的第一手史料，依照時間先後來推論魯迅的人物交往與文學活動。在國民黨反共政策的陰影下，《魯迅正傳》的研究成績可說固定相當傑出的。不過，就像其他右派作家的觀點，鄭學稼也深信魯迅的寫作受到中共的支配。例如書中指出，「魯迅不是社會科學家，對於馬克思主義，雖經過創造社的圍剿，臨時抱佛腳地讀一些關於這類的日文書籍，不能擺脫中共思想的支配。因此，他有這樣估計：共產黨有前途，由於蘇聯的支援必有前途。再由當時中共對文化界的力量，和接近左傾的好青年，他自然下了跟中共走的決心。」25 這種說法，顯然過於強調中共對魯迅的影響，而忽視了魯迅個人對整個時代、社會所做的主觀判斷。與其說三○年代的魯迅是跟中共走，倒不如說是魯迅有意識地協助三○年代的左翼運動。鄭學稼在書中不乏有暗中貶損魯迅之處。在〈魯迅與內山完造〉一文中，他並不像過去右派文人那般造謠，認為魯迅與日本書商內山完造的往來有「漢奸」之嫌。但是，在這篇短文裡，鄭學稼則強烈暗示，內山完造可能有替日本軍部「打聽中共動向的任務」，並且又說，魯迅通過內山的介紹，得與日本軍部御用文人室伏高信、高級特工山懸初男等人認識。26 鄭學稼在文中沒有直接指出魯迅與日本軍部有聯繫，但從他文章的脈絡來看，顯然有意要使讀者產生這樣的聯想。這種寫法，自然就達到了他反魯迅的目的。較諸從前所謂「拿盧布」、「漢奸」的說法，無疑是更為高明的。不過，鄭學稼也只能做間接的推測而已。 23 鄭學稼，《魯迅正傳》，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 24 鄭學稼，〈增訂版序〉，《魯迅正傳》，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78，頁4。 25 鄭學稼，〈蓋棺論定〉，同上，頁 536。 26 鄭學稼，〈魯迅與內山完造〉，同上，頁 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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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心皇的《魯迅這個人》，有許多地方受鄭學稼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劉心皇也是集中在《魯迅日記》與《魯迅書簡》的記載，從而分析魯迅與共產黨、國民黨，以及三○年代作家之間的關係。在題材方面，劉心皇的研究也是模仿鄭學稼的方式，追究魯迅的收入來自何處，以便證明魯迅與國民黨的關係很密切。但是，鄭學稼得出的結論，魯迅是「捧共」的，而劉心皇研究的結論則說，魯迅是「反共」的。這個事實反映出，國民黨的作家無論如何去評價魯迅，他們的最高目標便是反魯迅，以擁護國民黨的反共政策。《魯迅這個人》共收五篇文章：〈從《魯迅書簡》看魯迅對中共「文總」的鬥爭〉、〈從魯迅看三十年代文壇的糾紛〉、〈魯迅究竟拿了誰的錢？〉、〈魯迅遭遇緝而未被捕的真相〉、〈魯迅與托派〉等。書前有一篇鄭學稼的序言，指出中共為什麼不把魯迅追封為黨員，乃是因為魯迅生前做了「反中共或幹非中共所能原諒的事」。他說：「依魯迅自己的《日記》，除了阻止『三郎』(蕭軍)加入「左聯」和中共，還有他長期拿國民黨的津貼(當時『以黨治國』——拿國民政府大學院的津貼等於國民黨的錢)，和暗中與瑞金『中共蘇維埃政府』所通緝之托派伊羅生(美國人)勾結。」27 鄭學稼的文字，在於支持劉心皇的推理與揣測。換句話說，只要能瓦解魯迅的形象，就能用來反擊中共的宣傳了。劉心皇的書，便是堅決站在國民黨的立場，刻意在魯迅作品裡尋找魯迅與中共之間的矛盾衝突的資料。書中極饒興味的一篇文章，就是討論國民黨為什麼不逮捕魯迅的背景事實。自從一九三一年左聯五烈士犧牲以後，魯迅就變成了國民黨積極通緝的「墮落文人」了。劉心皇說，魯迅因為有租界、蔡元培、宋慶齡等三種庇護，所以能夠繼續安然寫作。不過，他指出，當時國民黨雖然通緝魯迅，但事實上仍暗中在爭取他。劉心皇推論，蔣介石是透過教育部的張協和，與中央軍校的李秉中來爭取魯迅的。劉心皇把他自己的「假想」，當做是國民育部的張協和，與中央軍校的李秉中來爭取魯迅的。劉心皇把他自己的「假想」，當做是國民黨未逮捕魯迅的「真相」，因為他全書沒有舉出直接的證據。劉心皇還得出這樣的結論：「政府在總統蔣公指導之下，爭取魯迅的工作，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又說：「依據當時的形勢來看，假如魯迅不死，這種工作，仍然不會停止，也當然不會逮捕他。」28 劉心皇把三○年代時期的蔣介石稱為「總統蔣公」，自然是可笑的事，當時蔣介石還沒有變成「總統」。從這點就可看出，劉心皇的國民黨立場是何等強硬。無論如何，即使劉心皇所說的都是事實，那麼他也應該指出，為什麼國民黨要爭取魯迅 ? 當時國民黨既通緝魯迅，又查禁他的著作，並屠殺他的學 27 鄭學稼，〈序——劉著《魯迅這個人》讀感〉，收入劉心皇，《魯迅這個人》，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6，頁3。 28 劉心皇，〈魯迅遭通緝而未被捕的真相〉，同上，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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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些迫害知識份子的史實，絕對不能用「爭取魯迅」的口實來掩飾的。劉心皇的那篇文章只不過在證明，國民黨的統治是多麼殘忍。也就是說，當權者既可以通緝魯迅，也可以不逮捕他；這種操縱人民的生殺大權，是如此可觀。被通緝以後的魯迅之所以能夠繼續寫作，依照劉心皇的邏輯，簡直應該歸功於國民黨的「德政」。劉心皇的研究，不能不說是很用心的。然而，他撰寫此書乃是為了配合反共政策，因此對於魯迅的認識就不免被政治立場所蒙蔽。誠如中國學者朱雙一所說，這本書只是飄浮糾纏一些表面的人事紛爭上，而未能觸及魯迅的藝術與思想內涵。（註65）29 這段評語，當不只適用於劉心皇的研究而己，對於一九四九年以後的國民黨研究魯迅，也還是適用的。自一九五○年白色恐怖時期之後，反魯迅的著作可謂屢見不鮮。至少到一九八○年代之前，台灣所見證的魯迅批判大約沿著兩條路線在發展：一種是三○年代時期與魯迅有直接交鋒的文字在台灣又重新出版；一種是配合反共政策，依據國民黨意識形態所寫出來的宣傳作品。前者係以梁實秋、陳西瀅、蘇雪林為中心；後者是以鄭學稼與劉心皇為核心作者。梁實秋的《偏見集》與陳西瀅的《西瀅閒話》，都在一九六四年左右由文星書店重印發行。蘇雪林的《我論魯迅》，亦於一九六七年由文星書店出版。在魯迅缺席的情況下，他們的文字自然影響了台灣讀者的印象。質言之，梁實秋在三○年代與魯迅的數度論戰，也許未居優勢。經過三十年後，梁實秋顯然是握有勝劵。他在一九六六年重撰一篇〈關於魯迅〉，便以「不夠冷靜」、「感情用事」、「立腳不穩」來形容魯迅，終於不必再遭到魯迅的反駁30 。真正執行國民黨反共政策的作者，當屬鄭學稼與劉心皇。他們都同時懷疑魯迅的民族主義立場，例如魯迅與內山丸造的關係，從而影射與日本軍部的連繫。這種筆法當然是針對海峽對岸對魯迅的造神運動31 。其中有太多的推論，不符史實，甚至語氣近乎輕佻。劉心皇的《魯迅這個人》，既暗示魯迅接受國民黨資助，又暗地裡接受中共金援，甚至還影射他領取日幣。所有的紀錄，都建立在推理之上，以符合反共立場的要求32 。順著反共潮流發起的反魯運動，最大成就之處就在於誤導台灣讀者對魯迅的偏頗認識，全然無損其歷史形象。從這些文字可以發現，他們對魯迅的藝術精神與思想內容都是停留在浮光掠影，完全側重在旁枝末節的臆想與猜測。從魯迅傳 29 朱雙一，〈劉心皇《魯迅這個人》評介〉，《魯迅研究動態》，北京：1989年9月，頁61-64。 30 梁實秋，〈關於魯迅〉，《文學因緣》，台北：文星書店，1964，頁 149。 31 鄭學稼撰寫過兩冊關於魯迅的傳記，都是以《魯迅正傳》為書名，稍早是 1953 年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印行，晚期的則是在 1978 年由台北時報文化公司付梓。 32 劉心皇，《魯迅這個人》，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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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史來看，這樣的逆流也應該屬於魯迅學的範疇。不過，正是由於權力支配的阻隔，戰後台灣知識分子未嘗有機會真正接觸魯迅作品。當魯迅文字還在禁林之列時，讀書市場根本不可能有任何相關出版品在流通。也因此，對魯迅精神的接觸，僅止於片面與偏頗的印象。不過，在一九七○年代以後，在美國的台灣學者，不必受到戒嚴體制的拘囿，反而可以研究魯迅，成績斐然。他們的作品已回流的方式進入台灣學界，這包括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說史》，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林毓生的《中國意識的危機》，李歐梵的《鐵屋裡的吶喊》33 。這些英文著作，大多譯成中文，在校園之間流傳。書中所介紹的魯迅，至少不必完全配合台灣的文藝政策。夏氏兄弟的研究，在其文學理念上還存在著反共立場，但是在分析與詮釋方面，既有條理，又具邏輯思維，多少使魯迅學得到學術上的修正。李歐梵的專書是較為近期的作品，更屬國內研究生的讀物。《鐵屋裡的吶喊》直接觸探魯迅內心的幽暗，發掘其文學作品中的現代主義精神，一反過去定位為左翼作家的階級立場觀點。這可能是第一冊對魯迅心靈研究探索最為深刻的專書。開啟的面向極為廣闊，可以發現魯迅思想的矛盾與衝突。由於不必接受台灣戒嚴文化的牽制，也無需接受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李歐梵的研究可能是魯迅學系譜中較具份量的成果，對台灣魯迅學頗能帶來廓清重整的效應。

三、嘗試與中國魯迅學對話

對照於台灣魯迅學發展的斷裂與缺陷，在東亞文學的版圖上，中國魯迅學誠然是成果最豐碩，史料挖掘也最為深刻。但是，魯迅的研究與詮釋，並非自始就蓬勃發展。魯迅在一九三六年去世前，有關他的討論大多停留在個別作品的評價；如《吶喊》、《野草》、《阿 Q 正傳》、《狂人日記》的詮釋與分析。在他逝世之後，讀者才能站在較為客觀的高度，概括他一生的戰鬥實踐與藝術成就。台灣新文學運動到達一九三六年時，正是作家陣容臻於整齊的階段。但是，從黃得時與王詩琅的追悼文字來看，他們對魯迅的理解程度當然不能與中國的情況相提並論。這自然與時代環境有關，一方面是因為魯迅作品並非普遍流通，而 33

1、夏志清《中國現代小說史》英文版是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2、夏濟安《黑暗的閘門》英文版是Tsi-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3、林毓生《中國意識的危機》英文版是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4、李歐梵《鐵屋裡的吶喊》英文版是Leo Ou-Fan Lee, Voice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F, Purdue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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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多必須依賴日譯才能夠閱讀；一方面則是因為台灣作家身處殖民地體制，對中國社會的認識還相當隔閡，無法知道中國文壇與知識分子的動向。相形之下，魯迅的字字句句寫出中國人在帝國主義陰影下的焦慮心情，也表達了對改革遲緩的政治體制的批判意識。尤其魯迅在一九三○年參與了中國左翼作家聯盟後，對左翼文學運動的影響至深至鉅。他成為文壇的爭議性人物，左右派作家都希望在討論他的作品之際，急切地表達自己的理念與立場。無論是爭議或評價，魯迅的逝世對中國文壇是一重大事件。由於當時革命運動已處於上升狀態，則魯迅之作為左翼文學領導者所受的矚目，自是不言而喻。左翼文學運動的推波助瀾，更加鞏固魯迅的地位。曾經擔任中國共產黨領導人的瞿秋白，於一九三三年以何凝筆名編輯《魯迅雜感選集》，顯然進一步確認魯迅在左翼文學中的地位。瞿秋白在中共黨史上雖被批判為極左路線的錯誤領導者，他在文學方面的影響力則不容忽視。在編輯《選集》的序言裡，可以看到瞿秋白對魯迅雜文的推崇。這是魯迅學中的一個重大突破，因為在此之前被肯定的作品往往都集中在短篇小說與散文，頗受爭議的雜文文體也被視為重要文學成就，等於是擴大了魯迅文學的範圍。瞿秋白的序言說，魯迅雜文「反映著五四以來中國的思想鬥爭。雜文這種文體，將要因為魯迅而變成文藝性的論文的代名詞」 34 。這種論斷，使魯迅在左翼文學中所開創的文體得到首肯。雜文後來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應歸功於魯迅的努力不懈，並且得到瞿秋白的肯定。魯迅開始被神格化，發生在他去世之後，應驗他在生前所說的，一個偉人死去後，就會變成傀儡或化石。在造神運動中，毛澤東在一九四○年發表的〈新民主主義論〉，可謂定下了基調。他是如此尊崇魯迅的地位：「魯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不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魯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魯迅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數，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魯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5 毛澤東使用的修辭值得注意，每一個措詞用字都是屬於最高級的位格，等於是把魯迅標榜為獨一無二的偉大作家。不僅如此，在文學家之外，魯迅又被定位為「思想家」與「革命家」。這樣的溢美之詞，擴大解釋了魯迅小說、散文、雜文的政治意義與歷史意義。在毛澤東主導下的魯迅評價，自一九四九年之後就形成無可踰越的障礙。魯迅的神格地位從此鞏固下來，顛撲不破。在高壓權力的支配下，任何逸出毛澤東定調之外的言論與解釋，都可能受到批判與圍剿。中國境內有魯迅學的延續，卻 34 瞿秋白，〈魯迅雜文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學卷），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3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66-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