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的權利—我國新刑事訴訟法下的重新
思維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4-H-002-028-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王兆鵬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5 年 1 月 23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的權利—我國新刑事訴訟法下的重新思維
計畫編號：
NSC 93-2414-H-002-028-執行期限：93 年8 月1 日至95 年7 月31 日
主持人：王兆鵬 臺灣大學法律系
一、中文摘要 我國憲法雖未明文規定刑事被告有受律師協助的權利，惟自憲法第十六條之 訴訟權、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推演，應認為此一權利係受憲法所保障。惟此一憲 法權利之內容為何？刑事被告應於何時享有？違反權利之效果為何？在憲法條 文或大法官解釋中，仍屬空白。就法律層面，我國法律明文規定刑事被告有受律 師協助的權利，而其權利之內容，似僅指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之權利及受強制辯護 制度之保障。 本研究先探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闡釋之律師權內容，包括「無律師在場， 不得對被告取供」、「無律師在場，不得對被告進行指證程序」、「對被告為精 神鑑定，應先行通知律師」、「辯護人應提供實質有效的協助」，否則即產生相 當的法律效果。相較於美國法，我國法之律師權僅指被告得請求律師在場陪同， 以及貧窮無資力之被告得請求國家出資聘僱律師。在前述被告最需要律師協助的 關鍵階段應如何解決爭議，我國刑事訴訟法付之闕如。本研究建議宜將如上所述 之律師權內容明文增訂於刑事訴訟法中。再者，貧窮被告請求國家出資聘僱律師的權利，適用範圍上，我國刑事訴訟 法第三十一條不限案件之種類。相較之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解釋，只限於 被科處拘禁刑之被告始享有，我國法適用範圍較廣。但實質之保護卻未如美國週 延，美國之貧窮被告即令未提出請求，法院亦有主動提供之義務，除非被告合法 放棄其律師權。反觀我國，被告可能不知其有權請求指定辯護人。本研究建議宜 將第九十五條律師權告知義務內容修改為﹕「得選任辯護人，如無資力選任辯護 人，得請求指定辯護人」。 對於律師權之拋棄，我國法並無明文的認定標準。實務上如被告未選任律師 或未請求指定律師，即認為被告無受律師協助的意願，仍得繼續進行審判。實際 操作結果，使富者、智者因為其富與智而得實際享有權利，使貧者、愚者因為其 貧與愚而不能享有權利，此與憲法平等原則大相逕庭。本研究主張，律師權為改 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極為重要的權利，對於律師權之拋棄，應採極為嚴格的認 定標準，除非被告係「明智且故意拋棄其已知悉之律師權」，否則被告仍保有律 師權。就無辯護人之被告，法官除應告知其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指定辯護人外， 甚至應主動提供律師給被告，然後向被告解釋律師的重要性。被告未主動請求律 師，不代表被告已拋棄其律師權。 如被告拋棄律師權，等同於要自行辯護，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強制辯護案件之規定，似不完全承認被告有自行辯護的權利。在改良式當事人 進行主義下，審判之進行幾乎完全由當事人及辯護人主導，如國家不顧被告意願
指定辯護人主導其審判程序，最後審判不利的結果卻全歸被告一身，被告恐難接 受。本研究認為被告有自行辯護的憲法上權利，其憲法基礎來自於憲法第八條之 正當法律程序、第十六條之訴訟權，不容法律任意剝奪之。且被告行使自行辯護 權時，法院應告知其自行辯護之危險與不利益、必須符合拋棄律師權之相關規 定。為維持審判之公平，法院仍得指派「備位律師」以保護被告或供被告之諮詢。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被告得請求指定辯護人之權，依文義解釋， 只適用於審判中。如檢察官在偵查中聲請羈押被告，智能障礙或低收入戶者即無 受國家出資律師協助的權利。惟羈押涉及被告長時間的自由拘束，為貫徹平等原 則，在偵查之羈押程序決定中，貧窮被告應亦享有此權利。為保護智能障礙者， 法院亦應指定律師保護其自由之利益。準此，本研究建議增訂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案件，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而未 選任辯護人者，法官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 護人而聲請指定或法官認有必要者，亦同。」 辯護人在審判中怠惰、疏忽或失職，應產生如何之法律效果？在職權主義 下，法院有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此一議題並不重要。但在我國改採「改良式當 事人進行主義」後，此一議題攸關公平正義及被告之權益，極為重要。本研究主 張此一權利，內容應包括受「有效」之律師協助。然而，要求法官隨時介入辯護 人之「無力」辯護行為，可能有破壞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基本原則、動搖法官之中 立性、破壞被告與其辯護人間之信任關係、不當干涉辯護人之辯護策略等諸多疑
慮，因此，本研究認為除非辯護人有極為明顯的瑕疵行為，法官原則上不應介入 辯護人之辯護行為。制度上，應推定辯護人都能善盡其辯護職責，法官原則上不 應介入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惟辯護人如未善盡其責，應准許被告以未受「有效」 的律師協助成為上訴之理由。因此，本研究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七九條第七 款應增「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為實質有 效之辯護」，亦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使被告得請求上級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以 為救濟。且構成無效的律師協助，必須同時具備「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之 要件。 除此之外，我國法僅要求在強制辯護案件中，如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法院 不得指定同一辯護人。在任意辯護案件中，共同被告間同樣可能產生利害相反之 情形，被告未必有法律上之知識知悉共同被告間利害相反，可能會導致共通辯護 人不能週全完善保護每一位被告之利益。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增 訂：如共同被告由同一辯護人辯護，法院應告知每一被告其有受有效律師協助的 權利，包括由不同律師辯護的權利。如法院發現有確實之利害衝突情形存在，法 院甚至有權不准共通辯護。 受律師協助的權利，更包括政府機關（含法院）不得不合理干涉或限制辯護 人之權限，否則與未受實質之辯護無異。如法院雖為被告指定辯護人，但自指定 之時間、情狀整體觀察，辯護人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辯護，應認為實質上否定被告 受律師協助的權利。再者，不論在指定辯護或選任辯護之情形，如政府機關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