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建構出的國界與被操弄的國家認同
摘要
集體認同對於人們尋求自我定位和歸屬感具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當國家認同被以敵/ 我二分的方式強化時，往往傾向妖魔化國界外的他者，或是國界外的失序無政府狀態。 透過貶抑對方為神秘未知，形塑「未知」等於「恐懼」的方式，才可以取得詮釋他者的優 勢地位，也更加鞏固自我的認同—己方代表的是秩序與良善。與國家認同相關的概念是 國界，是一條想像的界線，所以也需要不斷用國家認同強化。這可以從英國的移民限制 政策、不斷尋找外在敵人的美國和沒有國土的吉普賽歷史中尋找到蛛絲馬跡。 關鍵詞:國界、國家認同、認同Constructed Boundary and Manipulated National Identity
Abstract
Collective identity is essential for self-orientat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When national identity is consolidated into a self vs. other dichotomy, however, it degrades those outside of its national boundary and promotes international anarchy. In order for the self to maintain a superior position to the other, the self will likely resort to interpreting others as mysterious. The mysteriousness of the other then develops a bad connotation and is devalued. In contrast, self-identity is strengthened by presenting an orderly and well-defined image. National identity is also reinforced by national boundaries, imaginary demarcation lines that national identity of this sort will continuously intensify. Evidence of such intensification can be found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which seek to keep out the foreign enemy and landless Gypsy.
Key word: boundary, national identity, identity
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卡洪(Calhoun)曾言:在我們的認識中，沒有名字的人 並不存在，而非為人所創造的語言與文化也不存在。在這些語言與文化中，總有著某種 區別自我與他者、我們與他們的方式……。而自覺—雖然看來很像是被「發現」的，但其 實總是被「建構」的—永遠無法與他人特定的、用來了解我們的說法分開。1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分析歐洲必須建構東方的原因，是他們需要像中東與回 教這樣一個外在的對象，透過與歐洲的比較、劃分自我與他者，來完成歐洲人自我認定 的推動歷史的角色。而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偏見，經由不斷地再造，成為後世無人會質 疑的背景。例如:用以描繪埃及的圖像，是沙漠和尼羅河。這擁有悠久古文明的地方，在 歐洲學者的眼中，卻成了墮落於塵埃之中。因此，英國和法國面對埃及這個他者，是帶 著自我的文明果實前去教導、開化埃及2。William Connolly 亦提出相類似的概念: 哥倫 布以自身的文化背景詮釋南美洲，二者皆是「再發現」，而非「發現」新大陸3；皆是用貶 低對方文明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地位；皆是透過他者的建立，鞏固自身的認同。英法是 以沙漠形容埃及的文明乾涸、沒有生命力，必須接受先進西方文明灌溉滋潤。而西班牙 和葡萄牙則視自身的一神論、無偶像崇拜等行為，為普世價值，南美的多神、偶像崇拜 是落後，必須改變的。 不論是「發現」或「再發現」都是一種「詮釋」。而「詮釋」代表以自身的觀點和想法，去 形容、想像他者。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被授予權力去詮 釋別人!? 我想是當對方對我而言是未知的、神祕的時候。神秘相對於清晰，如果我能把 自己定位為清晰的，就表示輪廓、形象已定，便成功剝奪了別人對我的詮釋機會，只有 我詮釋的自己才是真的。當然，自我詮釋就代表了讓自己處於優勢地位。相對地，「神 秘」代表未知，令人恐懼，必須要被明確化以便於控制。讓對方神秘化，就是讓自己取 得優勢發言權的地位。我們可以從很多地方發現詮釋者與被詮釋者處於清晰與神祕的對 立狀態，例如:西方文明描繪埃及的神祕不可測，可以在雨果的《鐘樓怪人》中發現: 「… …他們是由一些乞丐和流氓聚合起來的，隨便跑到那裡，就搗蛋到那裡……他們都是 埃及人，據說是經過波蘭而來到巴黎的。他們沒有進城，只在城外搭起帳棚，駐紮在那 裡。他們的生意是看相……事實上，埃及人是一種流浪民族，能夠正確的說出各種預言 使別的國家的人民驚歎不已」4。用神秘的形象包裝埃及，使得埃及成為需要被挖掘的他 者對象。又例如，蔣宋美齡訪美前，美國對中國的印象是帶著古老氣息的神祕國度，一 個需要被探索的他者。然而當蔣宋美齡以代表中國的身分訪美時，她的美國教育背景， 與美國人說著同樣的語言—英文，以及和美國人信仰的相同宗教—基督教5，這些因素， 成功地轉變他者的神秘感成為一種認同--「她(中國)是我們(美國)的自己人!」。特別是她 也讓當時真正代表中國的領導人—蔣介石受洗為基督徒，這更加使得原有的中國神秘 感轉化為清晰感、與美國人擁有相同的認同感。此外，西方對於非洲或南美洲的想像畫
1 引自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台北:
唐山出版社，2002，頁 6
2 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世界書局，1995，頁 11
3 Connoly, William E. 1989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politics”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89), 323-329
4 同註 2， 頁 12-13
面，往往以探險神秘叢林為基調:身穿卡其色服裝、戴著綠色帽子，在高過於人的茂密 樹叢裡探險、開發。這樣的情節時常出現在電影螢幕上，代表著探險者所面臨的是「未 知」，並且這個「未知」往往以負面方式呈現。例如:突然殺出來，侵害探險者生命的非洲 食人族、膜拜多神的落後南美人……等。這種神秘化他者、形塑「未知」等於「恐懼」的方 式，更加鞏固自我的認同—我是好的，不會傷害他人的，我代表的是秩序，是良善。使 自己擁有正當性去征服他者，征服未知。
二、被建構出來的國界，需要不斷以國家認同補強
妖魔化他者，以鞏固自己主體性的方式，還被運用在國家的建立上。「國界」本身就 是一種區分內/外，你/我的工具。Anderson 稱國家為想像的共同體6，是透過共有的記 憶、文化、歷史和認同，結合眾人成為國家。實際上，國界是不存在的界線，是想像虛構 出的。從 Richard Ashley 的觀點出發，國界是透過英雄式實踐(Heroic practice)7建構
出來的。所謂的英雄式實踐，是一種二元分立(double voiced)8的知識實踐，對立主權 國家與國際無政府。描繪前者是安定的來源，然後問題化後者。使國家成為必須，以俾 能將無政府帶來的不安定和危險排除在國界外。國家是用這樣的方式合理化主權國家的 存在。雖然Ashley 談得是國界外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但其實意涵著，超過國家邊界的 外部世界是被建構出來的混亂、具威脅性的他者，不論這個他者是被整合成一個無政府 形象，或是單一他者國家。 順著上述脈絡走下來，如果國家是被建構出來的，那麼在國家建立後，就需要運用 許多資源和人為操作的認同去支撐、補強人們虛構出來的國界。例如:過去英國還在大英 國協的光榮年代中，真正運用「英國國民」身分，而移民入小英國(英倫三島)的人還算 是少數。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小英國國內缺乏勞工，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 移居到英國謀生。當大量有色人種移居小英國時，英國人開始感到認同危機，原本得以 用邊界區分你我的功能，被穿透了。所以英國國會開始制定限制移民的政策，首要的就 是先排除對英國白人認同度威脅最高的非白人，以及對英國文明認同度低的非歐洲人， 以確保英國得以存在的國家認同不會受到威脅。9
三、女性主義批判男性中心的國界概念
補強國界和增強國家認同的其中一個手段是訴諸於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我想愛國主 義的極端表現方式應該可以說是為國投入戰爭，用生命保護國族。有女性主義學者批評 所謂的祖國、國家都含有性別不平等的偏差，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特別是，國界鞏固的 議題，自然會伴隨符合男性先天優勢條件的軍事武力和戰爭。相對地，使女性在重要的 戰爭場域裡，被邊緣化、次級化。在國界內，為了保有高度國家認同，便需要盡其所能 地讓種族保持純淨。而破壞敵方疆界的最好方式，便是集體強暴敵方女性。如此一來， 6 同註 1，頁 317 Ashley, Richard, 1988, “The power of Anarchy”, in Der Derian, James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99-102
8 同註 7，頁 103
9 Doty, Roxanne Lynn. 1996. “Sovereignty and the Nation: Construct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1-147
不但可以破壞對方的種族純淨度，還可以進行種族取代10。強暴行為不但不會受到責罰， 反而被視為愛國的表現、是表達對國家認同的方法。因為戰爭中女性總成為攻擊箭靶， 本族若想要維持種族純淨，則必須保護本族女性，這更加使得女性被形塑為被受保護 的脆弱與被動形象。
四、從吉普賽人的經驗看國界與認同
現在來看看沒有國界的民族-吉普賽(Gypsy)的例子。千年漂泊的吉普賽被歐洲人稱 為「流浪之民」，是受到歧視的他者。Gypsy 這個辭，源自於 Egyptian，是因為吉普賽 人曾被誤以為出身自埃及，但其實他們是羅馬尼人。這批羅馬尼人傳說是源自印度西北 部，他們似乎在西元十世紀時，向西遷移，並在近東暫時落腳。後來，羅馬尼人約於十 四世紀時再度西遷，十五世紀初來到西歐。該族最大的特性就是喜歡遷徙，「遷徙」代表 著游移穿梭在他人國界間。所以十六世紀，英格蘭也曾經訂下「吉普賽人必死」的極端政 策。這種醜化他者，確保自身認同存續在德國納粹主政時，達到巔峰。納粹認為非歐洲 系的混血吉普賽人，會玷汙德國本族的純淨，必須被消滅。據估計，納粹執政時期，在 集中營裡被屠殺的吉普賽人，大約有四十至五十萬人11。這一群沒有佔領實質空間的民 族，也沒有一個共同的、具代表性的發言政府，加上他們沒有文字，所以無法像猶太人 那樣留下紀錄。所以相對於屠殺後佔有領土、有共同受創記憶的猶太人，得以在控訴納 粹侵害的同時，順勢建立起國家認同。而沒有領土、沒有文字記載傷痛的吉普賽人，則 在大屠殺中銷聲。從這個角度看這兩個族群，猶太人在大屠殺的悲劇中，重獲新生命； 而吉普賽卻真真實實地被大屠殺終結。究其二者為何經歷同樣的傷痛歷史，卻獲得不同 的結局!?國界空間的有無，是一大關鍵。 另外，歐洲人說:吉普賽人喜愛「流浪」，這是屬於單方的詮釋。因為「流浪」代表了居 無定所、遊手好閒、沒有固定工作和生活空間，它是一個負面的詞彙。讓人聯想到的，就 是會替社會帶來問題，並處於社會邊緣的流浪漢。所以每每提到吉普賽，就會令人聯想 到:很會偷東西的，以詐欺維生的人。如果我是吉普賽人，那麼我會說自己是喜愛「旅 行」，這個辭顯得知性、有目標地多。歐洲人刻意用「流浪」一詞形容吉普賽人，這和企 圖為自己的同化政策增加正當性有關。相對於德國納粹的種族消滅政策，北歐國家—瑞 典和芬蘭，對於吉普賽人採取的政策是同化。同化也是一種維護國家認同的方法。被塑 造為低文明的吉普賽，自然理當「向上提升」接受北歐的高文明同化。所以北歐國家要求 在其國界內的吉普賽人必須定居，推動對吉普賽人的教育和就業，並且讓吉普賽人和 當地人通婚。 上述，是歐洲的自我如何對待吉普賽這個他者。那麼吉普賽是怎麼看待歐洲他者呢? 由於吉普賽人未組成政治組織，所以留下的政治紀錄不多，但是可以從他們的文化找 尋一些蛛絲馬跡。根據記載，吉普賽人由於本身是充滿音樂、舞蹈細胞的民族，所以他 們常在熟悉某一個居住地之後，就以當地的傳統為本，進而發展出獨特的音樂與舞蹈。 例如:匈牙利的吉普賽音樂非常有名，但這不是吉普賽人固有的，而是改編居住地的音10 Korac, Maja. 2006. Gender,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Lessons from the conflict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9, 510-520
樂，再以吉普賽人的獨有感性及技巧而呈現的作品12。也許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強烈的族 群認同，也沒有所謂的國家邊界，所以得以用更開放、多元的心情看待事物，而沒有被 國界或認同的框架鎖死。他們實踐了傅柯(Foucault)的生活美學(art of life)13，人不該 使自己成為標準正常人，而要透過實踐，創造獨特的人生，不停反覆思索自己的所作 所為和自己生活的世界，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從道統中解放，拋開外在的宰制。這 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不斷的加入新的元素，而且不對元素做設限，它是一個不停前 進的「過程」，沒有終點。相反的，「認同」則是教大家趨同，擁有共同的記憶、有共同的 歷史和文化。我覺得，適當的認同感是必要的，因為人們還是需要替自己尋求定位和歸 屬感，但是過度強化認同，也會縮小開放性和可能性，更恐怖的就是變成壓迫、歧視和 排斥的來源。
五、 美國的國家認同經驗
David Campbell 提出兩種外交政策:大寫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是以國家為 單位所制定的對外政策，小寫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他 者的形塑、建構，最終引領了人們的思考路徑，使得國家外交政策思維的價值和方向， 取得不受質疑的地位14。而依據Der Derian 的研究，他認為外部敵人的想像是國際關 係存在的條件，他以「相互異化」的觀點分析外交中國家互為對象的想像。正是因為外交 的目的是增進國家間的相互了解，所以外交得以發生的不變前提在於每個國家都是其 他國家的外在對象。因此外交才是國家存在的基礎，而非國家存在是外交的基礎。15 比較美國和吉普賽，察覺二者的相異之處在於，後者因為沒有國界內外的區格，變 成一個可以不停再塑的對象，所以不斷加入新居地的元素到自己的文化當中，呈現的 是族內多元化。而前者則是不停透過國界的開拓，增強界內的國家認同，使同質化。從 美國的歷史經驗中，似乎真的可以發現證明Campbell 和 Der Derian 兩位學者立論 的證據—外交就是不停創造敵人，製造危機感。美國在獨立戰爭中的敵人是英國，到了 冷戰時期，共產主義蘇聯成了美國幻想的敵人對象。冷戰後，則轉向攻擊日本的集體式 資本主義16，現今，則塑造中國威脅論以及伊斯蘭為恐怖主義。 以上，是說明了美國建構國家認同的方式和其歷史軌跡。然而，建構認同仍必須要 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基礎上，那麼美國國家認同的基礎是什麼呢?除了共同的歷史經歷— 1620 年，一群為了公民和宗教自由，而乘風破浪地搭著五月花號，離開不列顛島嶼， 於新英格蘭的普利茅斯港登陸17。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認同基礎是對於美式自由主義的 信奉。他們所支持的自由主義不再只是英國的傳統自由，而是一種普世的。潘恩在《常 識》裡宣稱:歐洲，而不是英國是北美的祖國，因此殖民地人享有的自由並非來自作為 英國人的權利，而是一種普世的權利，是一種「自然的權利」。18當然，這裡面含帶政治 12 同註 11，頁 110 13 同註 7，頁 122-123
14 Campbell, David. 1994. “Foreign Policy and Identity: Japanese ‘Other’/ American ‘Self’,” in Stephen J.
Rosow et al (eds.), The Global Economy as Political Space (Boulder: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150
15 石之瑜、姚源明，<中國民族主義的後現代機緣: 國家遷徙歷程中的集體疏離與個體能動>，《中國大陸 研究》，民國 91 年 5、6 月，45 卷 第三期 ，頁 85-86 16 同註 14 17 王立新，<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及其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歷史月刊》，2006 年 2 月，第 217 期，頁 92-93 18 同註 17，頁 96
菁英對於認同的操弄—在既有的自由認同基礎上，為了與英國的傳統自由做切割，而 刻意將自由普世化，並將它歸為屬於美國獨有的認同。但不論手段如何，自由普世化仍 成功地被塑造成美國的認同根基。也成功地結合了美國大陸上不同的血緣族群，不論一 個人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猶太教或伊斯蘭教，不論一個人的祖先是英國人、墨西哥人 或華人，只要能認同美國的自由價值、願意遵守憲法，就可以成為美國公民。
Huntington 在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一書中反對美 國自我建構為一個移民的多元社會，以及單純以美國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則作為界定國 家認同的基礎，而認為應以基督新教為基礎，設立以宗教文化作為立國基礎。在建立敵 對他者以增強國家認同的觀點上，Huntington 明言「美國理想的敵人應當是意識形態上 敵對、種族與文化上不同，以及軍事上強大到足以對美國安全產生了可信的危機」19。若 從國際層面來看，「國家認同」是讓地球上每一個據地為王的國家能一致向外，以便證 明自己的存在。而美國幫自己領土貼的統一標籤便是自由主義；但是這個對外的統一標 籤，若從美國國內層面看，就變成一個多元標籤，至少能夠容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 共存。如今，Huntington 主張以宗教文明作為美國認同基礎，那豈非把原先的宗教自由 等多元寬容驅逐出境，又回歸到敵我二分的概念，而作實了文明衝突!?
六、結論
石之瑜教授曾言:研究認同的人，往往不掩飾對於認同的無奈。既明白集體認同的存 在必要，也看到集體認同在認知上的僵化20。雖然二分法可能是造成壓迫的來源，但是 解構二分法後，又未必有一個真實的客觀存在。薩伊德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東方可資 論爭21。也許所謂的真實只能逼近，而不是絕對。企圖從二分法裡尋求答案，會讓自己 陷入非黑即白的選擇，而這兩種選擇又往往淪為人為操弄或成為塑造認同的工具。參考文獻
1.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2002)，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初版， 台北: 唐山出版社 2. 石之瑜(1995)，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初版，台北:世界書局， 3. 石之瑜(2000)，文明衝突與中國，初版，台北:五南 4. 21 世紀研究會(2002)，張明敏、黃仰雯譯，民族的世界地圖，初版，台北:時報文化 5. 愛德華‧薩伊德 (Edward W. Said) (2003)，王志弘、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新版， 台北:立緒 6. 石之瑜、姚源明(2002)，<中國民族主義的後現代機緣: 國家遷徙歷程中的集體疏離 與個體能動>，《中國大陸研究》，45 卷，第 3 期，頁 85-86 7. 王立新(2006)，<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及其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歷史月刊》，第 19 蕭高彥，<解構解構者，確立主體性? >，《臺灣民主季刊》，2005 年 9 月，第二卷，第三期，頁 147-153 20 同註 2，頁 54-5521 愛德華‧薩伊德 (Edward W. Said)，王志弘、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 (Orientalism)，立緒文化，
217 期，頁 92-93
8. 蕭高彥(2005)，<解構解構者，確立主體性? >，《臺灣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3 期， 頁 147-153
9. Connoly, William E. (1989)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politics”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89), 323-329
10. Ashley, Richard, 1988, “The power of Anarchy”, in Der Derian, James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99-102
11. Doty, Roxanne Lynn. 1996. “Sovereignty and the Nation: Construct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1-147
12. Korac, Maja. 2006. Gender,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Lessons from the conflict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9, 510-520
13. Campbell, David. 1994. “Foreign Policy and Identity: Japanese ‘Other’/ American ‘Self’,” in Stephen J. Rosow et al (eds.), The Global Economy as Political Space (Boulder: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