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 ─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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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九期 2013 年 6 月 121-154 頁.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 ─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沈心慧∗. 摘要成立於清宣統元年（1909 年）的「南社」，是個「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以推翻清朝統治為政治基礎，而它的文化思想則是「振起國魂，弘揚國粹」，雖然是一個「文學團體」，但與國學、國粹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作為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三人身處清末國家危亡之際，既為排滿革命搖旗吶喊、奔走宣傳，喚起國魂；又發揮傳統讀書人本色，研究國學，發揚國粹。而後來他們一生在學術研究的路上，又都回歸到國學的「獨有」之學、「根柢」之學─文字學，由《說文》研究出發，終至耕耘出個人豐厚的學術園地，在民初國學界留下可貴的文化遺產，這不能不說是南社「振起國魂，弘揚國粹」文化精神的極大展現，也可以為南社的文化精神下一個「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的重要註腳。關鍵詞：南社、國粹、國學、文字學、馬敘倫、黃侃、胡樸安. ∗. 2012/03/30 收稿，2012/06/20 審查通過，2013/06/01 修訂稿收件。沈心慧現職為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2) 12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Preserving Studies to Protect the Nation, Starting from Philology : Starting from the Achievements of Philology of three Members of Southern Society, Ma Xu-lun, Hu Pu-an, and Huang Kan Shen Xin-hui∗. Abstract Founded in the first year of Xiantong Emperor of Qing dynasty (1909), Southern Society was a literary group advocating a revolution, which aimed to topple the rule of Qi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thoughts were “reviving the soul of the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lthough it was a literary group, it was deeply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quintessence. As members of Southern Society, Ma Xu-lun, Hu Pu-an, and Huang Kan lived in the crisis of survival of the n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y advocated the revolution to topple the rule of the Man people, calling for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ul. In addition, as scholars, they studie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d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nation. And later, on the path of academic study they returned to the unique and fundamental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hat is, philology. Starting from the study of Shuowen, they eventually planted a fruitful garden of academic studies, leaving treasures of cultural legacy for the field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t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ROC. This was indeed a great repres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Southern Society, which upheld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ul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lso this appeare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3)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23. as an important footnote for the cultural spirit of Southern Society, that is, “preserving studies to protect the nation, starting from philology.” Key words: Southern Society, Ma Xu-lun, Hu Pu-an, Huang Kan.

(4) 12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一、南社的文化思想─振起國魂，弘揚國粹成立於清宣統元年（1909 年）的「南社」，是個「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魯迅語）、1「應和同盟會而起的文學研究機關」（柳亞子語），2也是「20 世紀初以民主革命啟蒙思想宣傳家、文學家為中堅，以推翻清朝統治為共同政治基礎，以振起國魂、弘揚國粹為主導文化思想的，全國性、近代性文學和文化社團。」（王飆語）3 南社鼓吹革命，以推翻清朝統治為政治基礎，而它的文化思想則是「振起國魂，弘揚國粹」，雖然是一個「文學團體」或「文學研究機關」，但與國學、國粹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王飆〈再論南社〉一文即指出：「從總體上較全面地概括南社大部分成員都贊同和持有的主導文化思想，應該是『振起國魂，弘揚國粹』。」4 「國魂」、「國學」、「國粹」是辛亥革命時期開始在中國流行的名詞。鄭師渠認為：「國粹」一詞在中國的由來，是梁啟超於 1901 年在借鑑日本國粹主義「國學之稱，始於清末。首的基礎上，首先將之提出來的。」5王淄塵則認為：定此名之人，今已無從確知。……庚子義和團一役以後，西洋勢力益膨脹於中國。士人之研究西學者日益眾，翻譯西書者亦日益多，而哲學、倫理、政治諸說，皆異於舊有之學術。於是概稱此種書籍曰『新學』，而稱固有之學術曰『舊學』矣。另一方面，不屑以舊學之名稱我固有之學術，於是有發行雜誌，名之曰『國粹學報』，以與西來之學術相抗。『國粹』之名隨之而起。」6. 1. 2. 3. 4 5. 6. 曹聚仁 Cao Juren：〈南社、新南社─我與我的世界之一〉“Nanshe, xinnanshe: wo yu wode shijie zhi”，引柳亞子信中稱引魯迅之言：「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收在柳無忌 Liu Wuji 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附錄》Liu Yazi wenji: Nanshejilue: fulu （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3 年），頁 250。柳亞子 Liu Yazi：〈我和南社的關係〉“Wo han nanshe de guan xi”所稱，收於柳無忌 Liu Wuji 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附錄》Liu Yazi wenji: Nanshejilue: fulu，頁 250。王飈 Wang Biao：〈再論南社〉“Zailu nanshe”，《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Xuzhou shefa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g) 第 36 卷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29-30。同上註。鄭師渠 Zheng Shiqu：《晚清國粹派》Wanqing guocuipai（北京[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7 年），頁 4。王淄塵 Wan Zichen：《國學講話》Guoxue jianghua（臺北[Taipei]：弘道文化事業公司 [Hongdao wenhua shiye gongsi]），頁 2。.

(5)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25. 究其實乃是由於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憑藉武力全面東侵，迫使中國人由師夷長技而中體西用。自義和團動亂以後，包括政府官員、知識界、紳士以及商人在內的人士，幾乎普遍地確認，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反對西式教育的人幾乎不見了。7「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是文化界普遍的文化心態。另一方面，中學日益成為舊學的代名詞，被視為無用之物。中國傳統典籍「散亡零落，大非舊觀，聞悉為聯軍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國人漠然無恤焉，以為是陳年故紙，今而後固不適於用也。」8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在 1900 年以後的中國已發展到一個深入的程度，出現崇洋媚外的「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觀」，「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唯恐不力」，9舊學之士已痛感：如再不起而捍衛並發揚自己的傳統文化，它就有被「新學」吞噬之勢。黃節〈國粹學報敘〉即表達此種憂心：「立乎地圜而名一國，則必有其立國之精神焉，雖震撼攙雜，而不可以滅之也。滅之則必滅其種族而後可；滅其種族，則必滅其國學而後可。……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10而把立國之精神和國學做了連結，認為國學滅則國家亡，國家亡則種族亡，因此「國學」是立國的精神、存國的根本，也可說是「國魂」。南社的創始人之一高旭於 1909 年 10 月 17 日發表於《民吁日報》的〈南社啟〉一文說：「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於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中之尤可貴者，端推文學。」然「今世之為文章，為詩詞，舉喪其國魂者也。荒蕪榛莽，萬方一轍」，故「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11 月 13 日，即於虎丘張國維祠舉行集會，南社正式成立，因此〈南社啟〉可以說是南社的宣言。文中強調「國魂」與「國學」，代表了南社的文化觀念和文學主張。對此，王飆〈再論南社〉一文有極為深刻的論述：. 7. 8. 9. 10. 徐雪筠 Xu Xuejun 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Shangbai jundai shehuijinji fazhan gaikuang (1882-1931): Haiguan shinian baigao（上海[Shanghai]：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Shanghai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85 年），頁 164。〈張南輯印佚叢自序〉“Zhang Nan jiyin yicong zixu”，《國學粹編》Guoxue cuibian 第 6、7 期（宣統元年春三月）。魯迅 Lu Xun：〈文化偏至論〉“Wenhua pianzhi lun，《魯迅雜文全集》Lu Xun zawen quanji （鄭州[Zheng zhou]：河南人民出版社[Henan renmin chubanshe]，1994 年 12 月），頁 13。黃節 Huang Jie：〈國粹學報敘〉“Guocu xuebao xu”，《國粹學報》Guocu xuebao 第 1 期（1905 年 2 月 23 日），頁 2。.

(6) 12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召喚國魂，振起國魂，實質是主張以學術、文學來喚起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改造國民品質、振奮革命精神。這一取向突出不止體現在南社的創作中。一方面，強調「國粹」即中國優秀文化的獨特價值和世界地位，與當時西方強大對文化界造成的心理擠壓和對清王朝長期文化專制的反彈有關，其中包含反對「醉心歐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愛國熱情，也有「攄思古之幽情，振大漢之天聲」的排滿反清民族情緒。11 南社強調「國魂」與「國學」、「國粹」，實與國學保存會有密切的關係。國學保存會成立於 1905 年，由鄧實、黃節、劉光漢（師培）、陳去病、陸紹明、諸宗元、高旭、馬敘倫八人發起，其宗旨即是「研究國學，保存國粹」，「愛日以學，讀書保國」，12是一個擁有報社、圖書館、印刷所，具有相當實力的文化實體，同時發行兩種刊物，即《國粹學報》與《政藝通報》，因而被稱之為「晚清國粹派」或「國粹學派」。鄭師渠界定「晚清國粹派」，有云：國粹派是革命派隊伍中的一個派別。他們多是一些具有傳統學術根柢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主張從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汲取精靈，以增強排滿革命宣傳的魅力；而且強調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國政治的同時，必須立足於復興中國固有文化。所以他們一身二任：既是激烈的排滿革命派，又是熱中於重新整理和研究傳統學術、推動其近代化著名的國學大家。他們追求中國社會的民主化，但更關切傳統文化的命運，孜孜以復興中國文化自任。13 即說明國粹學派以「排滿革命」和「復興中國固有文化」為使命，實一身而二任。國學保存會的主要成員及會報《國粹學報》的主要撰稿人鄧實、章太炎、陳去病、高吹萬、諸宗元、黃賓虹、蔡哲夫、胡樸安、黃侃、黃節、馬敘倫等，. 11 12. 13. 王飈 Wang Biao：〈再論南社〉“Zailu nanshe”，頁 33-34。鄧實 Deng Shih：〈國學保存會小集敘〉“Guoxue baocunhui xiaojixu”，《國粹學報》Guocu xuebao 第 1 期（1905 年），頁 1。鄭師渠 Zheng Shiqu：《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Wanqing guocuipai: wenhua sixiang yanjiu，頁 8-9。.

(7)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27. 大部分都是後來南社的成員。孫之梅研究南社與國粹學派，即明言：「南社與國學保存會都是在中國教育會影響下成立的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文化團體，它們分別以文學和學術作為革命派反清革命政治目標的文化支援。從中國教育會 ─國學保存會─南社，正是南社在成立前由政治宣傳而尋求學術上的支援，由學術而文學所經歷的路程。」「南社與國粹派只是意識型態不同領域的分支，他們合則雙美，分則兩傷。」14因此，南社雖是一個「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卻是以文學和學術為方法手段來喚醒國民，以期達到愛國、保種、存學的目的，與「國學」、「國粹」是不可分割的。《國粹學報》於 1911 年 9 月停刊，南社社員頓失國學研究的發表舞臺，因而於 1912 年 5 月發起組織「國學商兌會」，15 位發起人：高吹萬、蔡哲夫、柳亞子、余天遂、周人菊、高旭、葉楚傖、胡樸安、林百舉、文雪吟、姚光、姚鵷雛、李叔同、陳蛻庵、閩瑞之，除了文雪吟和閩瑞之外，其他 13 位都是南社社員。國學商兌會以「扶持國故，交換舊聞」為宗旨，姚光發表舊作〈國學保存論〉15云：「國於天地，必有以立，國魂是也。《說文》以魂為陽氣，故國之有魂，如人之有精神。學術者，一國精神之所寄，故學術即一國之國魂也。……國存而學亡，則其國雖存，而亦必至滅亡；國亡而學存，則其國雖亡而必能復興，是以欲保國，必先保學也。」以學術為國魂，欲保國必先保學，其理念與黃節〈國粹學報敘〉、高旭〈南社啟〉所言一致，其會刊《國學叢選》，彙集商兌國學之作，與《南社叢刻》所收作品往往彼此互見、重複發表。可見南社的文化思想確乎是「振起國魂，弘揚國粹」。. 二、國粹、國學的根柢─語言文字之學「弘揚國粹」、「研究國學」，其內容究竟為何？姚光〈國學保存論〉說：「一國必有之學術，謂之國學。」「國學存，則語言文字、禮俗政教均存，而國亦能久存。國學亡，則語言文字禮俗政教均隨之而亡。」可見語言文字、禮俗政教，都是國學的範圍。如以《國粹學報》的撰述內容來看，共分七門：社說、政篇、史篇、學篇、文篇、叢談和撰錄，其後又增設博物篇、學術篇、藏書志、. 14. 15. 孫之梅 Sun Zhimei：〈南社與國粹學派〉“Nanshe yu guochui xuepai”，《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Nanjing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第 19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87。收在《國學叢選》Guoxue congxuan 第 1 集（上海[shanghai]：國學商兌會[Guoxue shangdui hui]出版，1912 年 11 月）。.

(8) 12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地理篇等，實包含中國學術的諸多方面。國學保存會原擬開設國粹學堂，因經費不足而作罷，但所擬定的學科預算，清楚顯示出近代國學的內涵與舊學大相逕庭。其學制為三年，科目包括經學、文字學、倫理學、考古學、地輿學、曆數學、博物學、文章學、音樂、圖畫、書法、翻譯、武事等，雖與舊學分科截然不同，採用了西學的分類法，但顯然這些都是國學的範圍，只是以新的分科呈現而已。鄭師渠綜觀國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見解，認為：國粹「廣義上泛指中國的歷史、文化」，「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16但國粹學派的大將章太炎和黃侃則特別注重「獨有」的國學，有日本記者問章太炎：「先生講何種學？」答曰：「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17章氏認為，國學與他國之學或有交叉領域，可以交流融合，惟獨小學、歷史不可以混同西學，因為這二者是中國文化的特色所在，如果連這二者也失去了，中國也就丟掉了自己的特色。所以他在《自述學術次第》時說：「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于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小學即是語言文字之學，所有的典籍、歷史、文化都是藉由語言文字作為載體而紀錄流傳下來的。而中國的語言文字是「獨有」的，當然是國學，也是國粹。鄧實也說過：「亡人國也，必也滅其語言，滅其文字，以次滅其種性，務使其種如墜九淵，永永沈淪。」18 文化存亡乃民族興衰的首要因素，而欲亡人國，必先滅其語言、文字，使其永遠沈淪，因此語言文字是一國之學的根柢。章太炎身兼革命家和國學大師，他的學術研究即是以小學─語言文字之學作為根柢開展的。. 16. 17. 18. 鄭師渠 Zheng Shiqu：《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Wanqing guocuipai: wenhua sixiang yanjiu，頁 111-112。引鄧實 Deng Shih：〈國粹學報發刊辭〉“Guocu xuebao fakanci”（上海[Shanghai]：國學保存會[Guoxue baocunhui]出版，1905 年）和章太炎 Zhang Taiyan：〈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Dongjing liuxaesheng huanying hui yanshuoci” ，收於湯志鈞 Tang Zhijun 編：《章太炎政論選集》Zhang Taiyan zhenglun xuanji（上冊）（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suju]，1977 年），頁 269 為說。黃侃 Huang Kang：《太炎先生行事記•章太炎先生答問》Taiyan xiansheng xingshiji:Zhang Taiyan xiansheng dawen，原載《神州叢報》Shenzhou congbao 1 卷 1 期（1913 年 8 月），後載《制言》Zhi yan 第 31 期（1936 年）。引自湯志鈞 Tang Zhijun 編：《章太炎年譜長編》 Zhang Taiyan nianpu changbian（上冊），頁 295。鄧實 Deng Shih：〈雞鳴風雨樓獨立書•人種獨立〉“Jimin fengyulou dulishu: Renzhong duli”，收於《政藝通報》Zhengyi Tongbao 1903 年第 23 號，頁 23。.

(9)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29. 本文所討論的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依入社號排列），都是知名的文字學家，也都是國學保存會的成員、19《國粹學報》的撰稿人。他們以一生中大量的歲月，投入文字之學的研究，積極體現南社「振起國魂，弘揚國粹」的文化思想，欲存學保國。本文旨在整理他們的文字學研究成績，以彰顯他們作為南社社員而孜孜投身於文字之學的研究，其「存學保國」的初衷實不可抹滅，而其文字學研究的卓著成績，正是南社菁英愛國救國精神的積極表現。. 三、南社中的文字學家─馬敘倫、胡樸安、黃侃（一）馬敘倫傳略20 馬敘倫（1884-1970 年）字彝初，又作夷初，號石翁、寒香、石屋老人。浙江餘杭人。幼時就讀於杭州養正書塾，在學期間，受教師陳黻宸的影響，得讀《黃書》、《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記》以及《法意》、《民約論》、《泰西新史攬要》等書，受到民族、民主主義教育。1902 年助蔣智由辦《選報》；同年助趙祖德發刊《新世界學報》。1905 年與鄧實、黃節創辦《國粹學報》。在滬期間，馬敘倫受革命黨人的影響，參加革命活動。革命黨人在張園舉行的反法和拒俄的演講會，他幾乎每次必到，並時常與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討論國事。1910 年春，加入南社（入社號 14），參加在杭州西湖唐莊的南社第二次雅集。 1911 年由章太炎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起義後，任浙江總督府秘書，旋任上海《大眾和日報》總編輯。1915 年夏，應聘北京大學文學院，講授文字學、宋學，並開始計畫撰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是年冬，袁世凱密謀稱帝，遂辭去北大教授南下，策劃討袁。五四運動爆發後，被推為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主席。1921 年 6 月，領導北京大中小學教師發起「索. 19. 20. 〈國學保存會會員姓氏錄〉“Guoxue baocunhui huiyuan xingshilu”，見鄭師渠 Zheng Shiqu：《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Wanqing guocuipai: wenhua sixiang yanjiu，頁 16 表列。該表據《國粹學報》第 3 年第 1 期《會員姓氏錄》Huiyuan xingshilu、柳亞子 Liu Yazi：《南社紀略》Nanshe jilue、鄭逸梅 Zheng Yimei：《南社叢談》Nanshe congtan 匯錄。本節內容參見：一、邵迎武 Shao Yingwu：《南社人物吟評•馬敘倫》Nanshe renwu yinping: Ma Xulun（《國際南社學會•南社叢書》Guo ji Nanshe xue hui: Nanshe cong shu 第 2 套，北京[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1994 年 4 月），頁 6-7。二、周永珍 Zhou Yongzhen：〈馬敘倫〉“Ma Xulun”，柳無忌 Liu Wuji、殷安如 Yian Anru 編：《南社人物傳》Nanshe renwu zhuan（北京[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2002 年 6 月），頁 6-13。.

(10) 13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薪」運動，次年出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旋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代理總長。 1924 年 1 月，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宣傳部長。 1926 年 3 月，為抗議段祺瑞政府製造三一八慘案，遭通緝，被迫回杭州。 1928 年完成了 240 萬字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8 年底出任國民政府參事、國民黨政務次長。九一八事變後，與許德珩等組織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國會，任主席。1937 年 8 月，上海淪陷，馬敘倫曾為北平抗日先驅，此時隻身陷於日偽猖狂破壞抗日份子的惡劣環境中，被迫蓄鬚易名，隱居著書。 1945 年底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任常務理事。次年 6 月 23 日參加反內戰示威遊行，被推為向國民黨政府請願代表，在南京下關站被國民黨特務毆傷。1949 年出任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其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高等教育部部長、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晚年病廢，失去知覺，於 1970 年 5 月病逝北京。馬敘倫平生治學嚴謹，博學多才，於訓詁、音韵、文字之學無不精通。又工書法、詩詞，著有《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列子偽書考》、《六書解例》、《莊子札記》、《馬敘倫學術論文集》、《論書絕句》、《天馬山房文存》等。（二）胡樸安傳略21 胡樸安（1878-1947 年），生於清光緒 4 年（1878 年），安徽涇縣人。譜名有忭，學名韞玉，字仲明，又字頌民，後改字樸安，又作樸庵，50 歲以後以字行，室名安居、樸學齋。自幼攻習經史，19 歲即在家中開館授徒。1904 年，在同邑翟晏如家設館，得閱《民約論》、《自由原理》、《原富》、《天演論》、《黃帝魂》、《革命軍》等書刊。讀《新民叢報》，極喜愛梁啟超的文章，後見其保皇主張，即大罵他不徹底。於是自誓不再應試。30 歲（1907 年）至上海發展，加入國學保存會。1908 年任《國粹學報》編輯，1910 年參加同盟會及南社（入社號 97）。曾任《民立報》、《春申報》、《新聞報》編輯，以文字鼓吹革命。常蒐集明遺民之事蹟及言 21. 本節〈胡樸安傳略〉根據沈心慧 Shen Xinhui：《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Hu Puan shengping jiqi yixue xiaoxue yangjiu（臺北[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Xinwenfeng chuban gongsi]，2009 年 3 月）第 2 章家世與生平，頁 15-31。並參考汪欣 Wang Xin：〈胡樸安〉 “Hu Puan”，柳無忌 Liu Wuji、殷安如 Yian Anru 編：《南社人物傳》Nanshe renwu zhuan，頁 480-484。.

(11)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31. 論，寫成筆記小品，見諸報端。其中《髮史》一種最著，凡清初不肯剃髮而被殺或剃髮為僧者，悉為編入；又編〈漢人不服滿人表〉一種，創作小說〈沌渾國〉，描寫清廷之腐敗。民國肇建，陸續任職於《民國報》、《太平洋報》、《中華民報》，與當時國民黨各報均有關係，同事者多為南社社友。同時任教於中國公學、復旦公學、競雄女學，教授文字學等課程。發起「國學商兌會」，發行《國學叢選》刊物一種。1913 年，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槍殺於滬寧車站，胡樸安當時正在《中華民報》任記者兼編輯，目睹經過，以「樸庵」筆名在《中華民報》撰文數十篇，有力地揭露袁世凱妄圖實行獨裁的險惡用心與卑劣技倆。 1914 年，為皖南同鄉許世英（時任福建省長）羅致為福建省巡閱使秘書兼教育科長，後任福建省立圖書館長，在閩 16 月。1916 年任交通部長許世英之秘書，221917 年 5 月辭職。 1918 年任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編查課長，23同時教學不輟，兼任江蘇第二師範學校、南方大學、上海大學、24神州女學、東南專科師範、安徽旅滬公學教職。1922 年，成立國學研究社。25是年曾應孫中山之請，準備前往廣州任其秘書，後因陳炯明叛變而告吹。1923 年為《民國日報》編《國學週刊》，大量著述。10 月，與張溥泉（繼）、于右任、汪精衛、柳亞子等人成立「新南社」。26. 22. 23. 24. 25. 26. 胡氏先至閩入仕，後隨許世英赴交通部任，而所見胡樸安傳記資料如︰周邦道 Zhou Bangdao 撰：《近代教育先進傳略》Jindai jiaoyu xianjin zhuanluae（臺北[Taipei]：文化大學出版部[Wenhua daxue chubanbu]，1981 年）、秦賢次 Qin Xianci 撰：《民國人物小傳》 Minguo renwu xiaozhuan，收於《傳記文學》Zhuanji wenxue 第 28 卷 5 期（1976 年 6 月）等皆作「民國五年，任交通部秘書，嗣為福建省巡閱使署秘書兼教育科長、省立圖書館館長」，前後顛倒，茲據胡樸安 Hu Puan 所撰：《五九之我》Wujiu ziwo，《樸學齋叢書》 Pu Xuezhai chongshu 第 1 集第 18 冊（臺北[Taipei]：胡道彥影印[Hu Daoyan yingyin]，1983 年），頁 108-129 改正。據胡道彤 Hu Daotong2003 年 2 月 3 日致撰者函所提供資料，云所有文書工作、編查工作都屬編查課。見胡樸安 Hu Puan：〈光緒二十二年至民國十九年年譜簡表〉“Guangxu 22 nian zhi minguo 19 nian nianpu jianbiao”手稿（澳門[Macau]：胡道彤藏本[Hu Daotong cangben]）。見胡樸安 Hu Puan：〈光緒二十二年至民國十九年年譜簡表〉“Guangxu 22 nian zhi minguo 19 nian nianpu jianbiao”手稿。唯此部分之相關資料闕如。楊天石 Yang Tianshi、王學莊 Wang Xuezhugang 編著：《南社史長編》Nanshe shi changbian （北京[Beijing]：中國人民出版社[Zhongguo renmin chubanshe]，1995 年 5 月），頁 577。.

(12) 13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1924 年，任持志大學國學系主任，並任教於大夏、國民、東吳等大學，出版《南社叢選》。1928 年，與姚石子、陳乃乾等成立「中國學會」，編輯《中國學術周刊》，附《時事新報》發行。27以淵博精深，飲譽於時。 1930 年，先應考試院長戴傳賢之邀，任考試院專門委員。2 月，南社知交葉楚傖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邀胡樸安出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以不慣政治生涯，二年後辭職。1932 年 5 月，葉楚傖另創《民報》，由胡樸安擔任社長。1933 年任正風文學院教務長，兼任持志大學、暨南大學教授。 1937 年，七七軍興，上海淪陷，胡樸安蟄居上海，先後任正風文學院教務長、新中國文化學院文學院長、群治、國民、上海女子、健行大學、國學專修館等校教授。成立國學會上海分會，出版《中國文字學史》，撰《中國訓詁學史》，編《國學周刊》。當時敵氛囂張，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上海秘密設立主持輿論之機構，名「正論社」，專以誅伐敵偽社論，供給抗戰報紙，以勵民氣，胡氏受任為社長。28 1939 年與陳望道、夏丏尊、趙景深等發起「中國語文教育學會」，以研究中國語文，改良語文教育為宗旨。4 月突患腦溢血，左半身從此偏廢，10 月 1 日恢復讀書，息影撰述，讀《易》作詩，始填詞曲，自號半邊翁。其時寇勢浸盛，民風漸漓，胡樸安蒿目時艱，治學益勤，每日閱讀，恆在十小時以上。四年中，撰成《周易古史觀》、《南社詩話》、《病廢閉門記》、《莊子章義》、《太極圖說新解》、《通書新解》、《儒道墨學說》等書，推陳出新，成一家之言。 1945 年，抗戰勝利，《民國日報》復刊，胡樸安擔任社長。又任上海通志館館長，後通志館改組為文獻委員會，復任主任委員，備極辛勞。1946 年，遞補為上海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暇時仍著作教學不稍倦，兩年間所發表之論文，悉以培養舊道德、灌輸新知識、勵行節約、努力做人為主，切中時弊，言之諄諄，終於心力交瘁，1947 年 7 月 9 日，以肝癌症逝世，年 70。綜而觀之，胡樸安的一生行止，與國學保存會、《國粹學報》、南社關係至深，積極參與南社活動，其後因此進入報界（新聞界）、政界，最終以教育學 27. 28. 見胡懷琛 Hu Huaichen：〈上海的學藝團體〉“Shanghai de xueyi tuanti”，《上海通志館期刊》 Shanghai tungzhi guan qikan 第 2 卷第 3 期（1934 年 12 月），收於沈雲龍 Shen Yunlong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Jindai Zhongguo shiliao congkan xuji 第 389 冊（臺北[Taipei]：文海出版社[Wenhai chubanshe]，1974 年），頁 894。秦賢次 Qin Xianci 撰：〈胡樸安〉“Hu Puan”，收於劉紹唐 Liu Shaotang 主編：《民國人物小傳》Minguo renwu xiaozhuan，《傳記文學》Zhuanji wenxue 第 28 卷第 5 期（1976 年 5 月），頁 120。.

(13)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33. 術為職志，著述等身，主要著作如《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周易古史觀》、《周易人生觀》、《儒道墨學說》、《俗語典》、《南社詩話》、《南社叢選》、《樸學齋叢書》、《中華全國風俗志》等，以目前所知，計有 160 種之多，29飲譽當時，皆由加入國學保存會及南社始也。（三）黃侃傳略30 黃侃（1886-1935 年）祖籍湖北蘄春，幼承家學而聰穎過人。7 歲時即作詩曰：「父為鹽茶令，家存淡泊風」，（其父黃雲鵠為鄂中宿儒，曾任四川鹽茶道、成都知府等職，為官清正廉明，有「黃青天」之譽），可謂語出驚人。 1903 年，黃侃 18 歲時考入武昌文華普通中學堂，在校即與同鄉田桐、黃安（今紅安）、董用威（即董必武）、湖南桃源宋教仁等同學議論時政，批評當局，宣傳反清、反君主專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開除學籍。後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見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張賞識其才，乃資助其官費留學日本。不久，黃侃即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1906 年前後，黃侃曾先後在《民報》上發表〈哀貧民〉、〈哀太平天國〉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其在《哀貧民》一文中，以家鄉農民為例，敘述了勞苦大眾在殘酷的封建制度壓榨下，過著「羹無鹽、燒無薪，宵無燈火，冬夜無襲」的悲慘生活狀況，對貧苦農民寄以無限同情。文中明確指出：「富人奪之而我乃貧」，提出要解決貧富不均，必須革命。當時，黃侃年方廿一。1907 年，他又在《民報》第 18 期上發表〈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一文，歷數立憲黨人「好名」、「競利」，指出他們講立憲，「無非希冀權位，醉心利祿而已矣！」政治上的墮落，勢必給國民道德帶來極壞的影響，以致亡國。 1910 年，由於同盟會的活動，國內各地革命力量蓬勃興起，湖北革命黨人函促黃侃回國舉事。黃侃回國後，再三分析當時的情勢，他吸取湖南起義失敗的教訓，認為舉事時機尚未完全成熟，當務之急是做好宣傳發動的準備工作。於是深入鄂皖孝義會中發動群眾，並將孝義會改組為「崇漢會」。他不畏 29. 30. 見沈心慧 Shen Xinhui 撰：《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Hu Puan shengping jiqi yixue xiaoxue yangjiu 第 4 章胡樸安的著述•第 2 節胡樸安著述總目所統計，頁 188-221。本節內容主要參考：一、高文 Guo Wen：〈學者•大師•革命家黃侃〉“Quezhe, Dashi, Gemingjia Huang kan”，《炎黃春秋》Yuanhuang hunqiu 2000 年 03 期，頁 54-55。二、楊克平 Yang Keping：〈作為革命者的國學大師黃侃〉“Zuowei gemingzhe de guoxue dashi Huang Kang”，《湖北文史》Hubei wenshi 2010 年 02 期，頁 198-202。三、邵迎武 Shao Yingwu：《南社人物吟評》Nanshe renwu yinping（北京[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1994 年 4 月），頁 261-262。.

(14) 13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艱苦，頻繁往來于武昌、蘄春之間，開展革命活動，深入民間，到農民群眾中組織演講，宣傳民族大義和中國危急情狀，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君主專制，聽眾常聚集千餘人。當時蘄、黃一帶的豪傑之士都願和他結識，稱之為「黃十公子」。 1911 年初，武漢革命文學團體「文學社」成立，社員都是新軍和社會各界的革命中堅，黃侃不但力舉其事，且親自審定會章。同年 7 月某晚，文學社機關報《大江報》主筆、黃侃同鄉詹大悲設便宴款待黃侃，與之商談時政。酒後，黃侃針對當時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麼「和平改革方案」，憤然提筆為《大江報》撰寫時評，標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署名「奇談」。大悲叫絕！次日，此文見報，震撼江城，清廷惶懼，很快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的罪名，查封了《大江報》，並將詹大悲及該報副主筆何海鳴逮捕入獄。由於詹大悲在獄中堅持說時評係自己所作，黃侃因此得以脫險。〈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這一著名時評，大大激發和鼓舞了革命新軍及各地人民群眾的士氣和義憤，成為後來著名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1912 年 7 月加入南社（入社號 221）。311913 年為趙秉鈞所迫，強出任直隸都督府秘書長，趙氏死後不復仕進。1914 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黃侃為人尤重大節，愛恨分明。1915 年，章太炎先生因反對袁世凱而被幽禁在北京錢糧胡同某宅內，黃侃聞悉後，曾兩次進京探望，後來索性以「研究學問」為名，搬入章太炎被禁處，但未久即被警方逐出。黃侃氣憤至極，以絕食表示抗爭。他的另一位尊師劉師培，後來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1915 年，在北京召集學術界知名人士開會，動員黃侃等人擁戴袁氏稱帝，話未說完，黃侃即起立瞋目，嚴詞拒絕，並氣憤地說：「如是，請先生一身任之！」說完拂袖而去。到會的眾人亦隨之而散。至此，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以袁世凱竊取大總統職位而告終。封建軍閥官僚又都搖身一變成為民國官員，革命黨人卻遭到排斥打擊。黃侃見國事日非，不再過問政治，專門研究學問。 1919 年，與劉師培、馬敘倫、吳梅、黃節等人創辦《國故》月刊，題詞指責新文化運動「掃蕩故言」。後辭去北大教授，在清華研究院、東北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任教。1935 年 10 月在南京病逝。. 31. 見楊天石 Yang Tianshi：《南社史長編》Nanshe shi changbian（北京[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2001 年 6 月），頁 288；及邵迎武 Shao Yingwu：《南社人物吟評》Nanshe renwu yinping（北京[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1994 年 4 月），頁 262。.

(15)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35. 作為國學大師，黃侃的嚴謹治學、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後人稱道的。他常對人說：「學問須從困苦中來，徒恃智慧無益也。」他以為「治學如臨戰陣、迎敵奮攻，豈有休時！所謂紮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讀，必正襟危坐，一絲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勞累，晚上照常堅持雞鳴始就寢，從不因人事、貧困或疾病而改變。有時朋友來訪，與之縱談至深夜，客人走後，他仍要坐在燈下校讀，讀畢才就寢。1913 年他旅居上海時，窮困特甚。除夕之夜，街裏爆竹喧喧，通宵達旦，而他卻兀坐室內，一燈熒然，精心研讀，不知困倦。 1907 年，黃侃在日本受業於章太炎，是章太炎弟子中最有成就者，成為中國近代頗負盛名的語言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和音韻學家。他和其師章太炎的學術，被人譽為集乾、嘉漢學之大成的章、黃之學。在近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基礎上，承前啟後，影響甚大。. 四、馬敘倫在文字學研究上的成就（一）馬敘倫的文字學著述馬敘倫在文字學方面的研究成果，甚為豐碩，專書有《中國文字之構造法》（上海暨南大學鉛印本，1927 年）、《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商務印書館，1928 年手寫稿；科學出版社，1957 年）、《說文解字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29 年）、《六書解例》（商務印書館，1931 年）、《石鼓文疏記》（商務印書館，1935 年）、《殷墟書契前編所見許氏說文解字所無之字》（北京圖書館藏手稿本，1942 年）等。單篇論文有《六書之商榷》（《國文學會叢刊》1 卷 2 期，1924 年）、《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圖書館學季刊》1 卷 1 期，1926 年）、《說文古籀三補序》（《圖書館學季刊》8 卷 8 期，1934 年）、《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學林》6、7、8 輯，1941 年）、《關於中國文字研究的三項詢問》（《讀書與出版》10 期，1947 年）、《中小學教師應當注意中國文字的研究》（《國文月刊》51 期，1947 年）、《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必須瞭解中國文字》（《中國建設》 4 卷 4 期，1947 年）、《從中國文字上看社會和邦國家族的意義》（《大學》6 卷 1 期，1947 年）、《從中國文字上看官吏的由來》（《大學》6 卷 3、4 期，1947 年）、《評中國文字的演變》（《文藝復興》中國文字研究專號，1948 年）、《文字必須改革》（《大學》，1957 年第 11 期）和《文改筆談》（《大學》，1958 年第 1 期）等，其中最為著名的，即《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16) 13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二）為明道救世而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1、反對漢字落後論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內憂外患的動亂年代，社會上流傳著「漢字落後論」的說法。錢玄同 1918 年 4 月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32 陳獨秀在《答書》中說道：「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胡適在《跋語》中說道：「獨秀先生主張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的辦法，我極贊成。」魯迅先生則在《關於新文字的答問》一文中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瞿秋白則提出「漢字落後論」，痛罵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33 馬敘倫反對「漢字落後論」之說，他在「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的說明」中明確指出：現在我們正在研究改革我們的文字，但在改革的過程中，還不能一下子完全廢去漢字，而且我們決不能切斷歷史，並且還在整理我們悠久的文化遺產；研究古代文化，並須憑藉許多古書還須從文字上發明或證明我們古代社會的進化情況；可是，也有許多考古學家由於不明文字的構造，錯誤的說解文字，那就不能利用文字來研究古代文化或者竟是郢書而燕說。（《疏證》冊 1 卷首第 11-13 頁）34. 32. 33. 34. 《新青年》Xin qingnan 第 4 卷第 4 號（1918 年 4 月 15 日）發表為《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 Zhongguo jinhou zhi wenzi wenti。瞿秋白 Ju Qiubai：《瞿秋白文集》Ju Qiubai wenji（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5 年），頁 690。馬敘倫 Ma Xulun：《說文解字六書疏證》Shuowenjiezi liusu suzheng，收於董蓮池 Dong Lianchi 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第 3 冊文本研究》Shuowenjiezi yangjiu.

(17)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37. 在研究「國學」過程中，馬敘倫認為應該從根本上解決文字學研究存在的隱患，還中國文字一個真實面目，讓中國文字的研究成果可以為歷史、文化等領域的研究提供資料。他的「六書」說研究乃應當時歷史發展的需要，意在對前人研究做個總結，為時賢們提供科學的成果，促使文字學更加科學和合理。 2、從「六書」研究《說文》，還漢字真面目馬敘倫利用《說文》研究「六書」，寫成《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一書。李春曉以「明道救世. 擷粹存真」八字予以極高評價，說：馬敘倫的《說文解字. 六書疏證》一書「意在消除人們對漢字的誤解，解決時局之需，他那細緻研究漢字，還漢字一個真面目，尋出中國衰落的真正原因的愛國理想，溢於言表。」35因為馬敘倫有感於漢字難識，想「一洗中國文字難認」之謗，因此投入數十年精力，從 1911 年開始動筆寫作，到 1928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疏證》之前，數易其稿。初稿名《六書分纂》，解散《說文解字》原書次第，以表式分類纂注；後復創一稿，每文不提行，易名《疏證》；後再易其稿成今稿。馬氏「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的說明」又說：清朝乾隆時代崇尚經學，搞經學的必先通過小學（文字學），就有許多學者研究《說文解字》，寫了許多關於《說文解字》的書，對於中國文字的構造法─六書，都沒有說得完全明白無誤。現代世界各國中有許多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他們往往依據中國文字的組織來解決問題；可是他們或者依據我國某些人的郢書燕說，或者他們自許的發明。為了適應國內外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的要求，必須使他們對中國文字的意義有正確的認識。36. 35. 36. wenxian jichen: xian dangdai juan: dishance wenben yanjiu（北京[Beijing]：作家出版社 [Zuojia chubanshe]，2006 年），頁 804。李春曉 Li Chunxiao：〈明道救世擷粹存真─試析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的基本風格〉“Mingdao jiushi jiechui chunzhen: shi xi Ma Xulun Shuowenjiezi liusu suzheng de jiben fengge”，《中文自學指導》Zhongwen zixue zhidao 2005 年 06 期，頁 21。及李春曉 Li Chunxiao：〈馬敘倫《說文》學研究的突出貢獻〉“Ma Xulun Shuowen xue yanju de tuchu gongxian”，《社會科學》Shehui kexue 2006 年第 8 期，頁 187。馬敘倫 Ma Xulun：《說文解字六書疏證》Shuowenjiezi liusu suzheng，收於董蓮池 Dong Lianchi 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第 3 冊文本研究》Shuowenjiezi yangjiu wenxian jichen.xian dangdai juan. dishance wenben yanjiu，頁 804。.

(18) 13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因自來對中國文字的構造法「六書」，無人說得明白，導致研究中國文化往往不得其解。馬敘倫以在當時學術界有較大影響力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為例。高本漢待在中國有相當長的時間，對於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非常用心用力，但是對漢字的一些分析不太合理。但馬氏認為，這不能過份責怪這些外國漢學家，因為他們所依據的材料本身就不正確，而且中國國內研究文字上有不能完全明瞭的問題，所以外國漢學家有些出入也在所難免。「倫從事此書，先後求得清代治馬敘倫搜集了大量《說文》學著作，37說：許書者之著述百數十種，而猶困於耳目所未及。及見丁仲佑先生福保所纂《說文詁林正續編》，則視倫所得者倍蓰，且承丁先生慨然以鴻編相贈，得資為依據，良友之惠，終世勿諼。稿已成後，又得蔣抑之先生假以翟雲升遺書《說文考異》等三種槀本，世人少見之者，而此書得列其說，亦倫所不能忘也。輒書以志感惠。」「鄉先生吳穎芳之《說文理董》、38龔橙之《說文理董》均為未刊之書，倫所渴求，亦於書成後得之。」可見他為還漢字真面目，所下的功夫極深。（二）提出六書二系說馬敘倫以數十年努力造就了《疏證》這樣一部巨著，總結和發展前人的「六書」說成果，提出「六書二系」之說。他把「六書」分為「形系」和「聲系」，象形、指事、會意屬於「形系」，假借、形聲、轉注屬於「聲系」，而且「形系」可以合併為「象形」，同時強調「假借」在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和所起的橋梁作用，假借在「形系」過渡到「聲系」扮演著重要角色。轉注和假借均是「造字之本」，凡轉注字無不是形聲。他也有著「三書」說的觀念，即「六書」可以通過合併處理，僅有象形、假借、形聲三種，這與後來陳夢家 1956 年《殷墟卜辭綜述》提出的「三書說」異曲同工。39. 37. 38. 39. 見馬敘倫 Ma Xulun：〈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Qingren suozhu shuowen zhibu shumu chubian”，《圖書館學季刊》Tushuguan xue jikan 1927 年 1 期，頁 103-128，廣泛收集說文相關資料。見馬敘倫 Ma Xulun：〈吳穎芳《說文理董》殘稿跋〉“Wu Yingfang Shuowen lidong cangoba”，《浙江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科學）》Zhejiang shihfan xueyuan xuebao (renwen kexue) 1955 年第 1 期，頁 33。李春曉 Li Chunxiao：〈馬敘倫《說文》學研究的突出貢獻〉“Ma Xulun Shuowen xue yanju de tuchu gongxian”，《社會科學》Shehui kexue 2006 年第 8 期，頁 188。.

(19)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39. （三）總結清代《說文》學當代學者蔣善國評價《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是殿軍和冠軍，總結了清代《說文》學。他說：以《說文》學的發展史說，它是一個殿軍和冠軍，它把《說文》向前推進了一步，發展了《說文》，其功甚偉，而數百年來盛行的《說文》學運動，也就從此告終了。在民國文字學時代，人們多創造文字學，只有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總結了《說文》學運動，今後……注疏《說文解字》將一去不復返了。40 何九盈和趙振鐸均評價《疏證》是整理《說文》的「總結性著作」。41韓偉認為《疏證》「所發正者，鉅細近千事」，42這在當時非常了不起。彭望蘇則說《疏證》是「說文學的集大成巨著」，43可知馬敘倫的《說文》六書研究，得到極高的評價，對於「存學保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四）利用金石甲骨文字訂正《說文》之訛，取得一定成績《跋石鼓文研究》（《東方雜誌》第 34 卷 1937 年第 18、19 期合刊）是馬敘倫考證石鼓文時代和研究石鼓文字的論文，兼與郭沫若商榷。44〈孫籀廎先生校攟古錄金文迻記敘〉乃讀孫詒讓手稿後的討論文字，並介紹了孫詒讓的治學方法。金器文字多變訛難識，故馬敘倫悟到必須遵循如下步驟：第一步，須分析以明其形；第二步，當會通以觀其義；第三步，須仔細咀嚼，別聲類通轉。45《石鼓文疏記》和《讀金器刻詞》是馬氏研究古文字的代表著作。. 40. 41. 42. 43. 44. 45. 蔣善國 Jiang Shanguo：《漢字學》Hanzi xue（上海[Shanghai]：上海教育出版社[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1987 年），頁 21。何九盈 He Jiuying ：《中國現代語言學史》 Zhongguo xiandai yuyan xueshi （廣州 [Guangzhou]：廣東教育出版社[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1995 年），頁 468；趙振鐸 Zhao Zhengduo：《中國語言學史》Zhanguo yuyan xueshi（石家莊[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0 年），頁 570-571。韓偉 Han Wei：《六書研究史稿》Liushu yanjiu shigao（北京[Beijing]：中國文聯出版社 [Zhongguo wenlian chubanshe]，2000 年），頁 280。彭望蘇 Peng Wangsu：〈「說文學」的集大成巨著─馬敘倫先生《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淺介〉“‘Shuowenxue’ de jidacheng juzhu: Ma Xulun xiansheng Shuowen jiezhi liusu suzheng qian jie”，《貴陽師專學報》Guiyang shizhuan xuebao 2001 年 02 期，頁 55。馬敘倫 Ma Xulun：《馬敘倫學術論文集》Ma Xulun xuesu lunwenji（北京[Beijing]：科學出版社[Kexie chubanshe]，1958 年），頁 207-224。馬敘倫 Ma Xulun：《馬敘倫學術論文集》Ma Xulun xuesu lunwenji，頁 225-228。.

(20) 14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馬氏整理《說文》，每逢不得其解之處，則利用金石甲骨之書參校比詳，每次能有新發現，故馬氏《讀金器刻詞‧自序》強調：「是則金石甲骨之文字，必為揅究吾國文字者，所不可忽焉者也。」46《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凡例》中說明：「本書所錄金石甲骨之文，率取自容庚《金文編》、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高田忠周《古籀篇》、朱芳圃《甲骨學》等著。」《說文解字研究法》和《六書解例》等也引用金甲文字考證《說文》小篆，同時亦借助《說文》小篆來考釋金甲文字。（五）提出現代研究方法之傾向馬敘倫於 1941 年寫成〈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提出研究中國文字必須用科學方法，也需要各學科的幫助，更要運用各種實物資料做為佐證：近二十年來研究文字的，除了一部分「抱殘守缺」的不計外，一部分都是踏上新的路程。因為它們都受過相當的科學訓練，曉得研究我們的文字不能再襲老法子，非用科學方法不可了。而且他們曉得不但須用科學方法，更非靠別種科學如社會學、民俗學、人類學等等的幫助不可。至於材料方面，當然不限於《說文》，而且也不限於金甲文，世界的象形文字也是參考的重要資料，實物也是需要的佐證。而且並非因為要通「經學」所以才研究文字，所以拿文字做對象，要了解到文字來原、構成等等，實在是文化的一部分的研究。這種動向，的確是正當的而且有發展的。47. 46. 47. 馬敘倫 Ma Xulun：《讀金器刻詞》Du jinci kecih（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shuju]， 1962 年），頁 1。馬敘倫 Ma Xulun：〈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Zhongguo wenzi zhi yuanliu yu yuanxiu fangfa zhi xinquinxiang”，收於許錟輝 Xu Yanhui、蔡信發 Chai Xinfa 編：《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叢書》Ninguo shiqi yuyuan wenzixue chongshu 第 1 編第 49 冊（臺中 [Taichung]：文听閣圖書[Wentienge tusu]，2009 年 10 月初版），頁 141。.

(21)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41. 五、胡樸安在文字學研究上的成績48 （一）胡樸安的文字學著述胡樸安的文字學著述甚多，如《六書淺說》（1924 年上海國學研究社鉛印本）、《文字學研究法》（1924-1925 年《國學彙編》排印本）、《文字學 ABC》（一作《文字學入門》、《文字學淺說》，1929 年，上海 ABC 叢書社初版）、《字原學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國文科鉛印本）、《中國文字學史》（193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詩經文字學〉（1924 年 9 月，《國學彙編》第 3 集第 1 冊）、〈從文字學上考見之中國古代婦女〉（1940 年 11 月，《學林》1 輯）、〈在說文解字中所得的人類學資料〉（1928 年 11 月 18 日，《上海時事新報‧中國學術周刊》2 期）、〈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辨色本能與染色技術〉（1941 年 1 月，《學林》3 輯）、〈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中國之聲韻與語言〉（1941 年 7 月，《學林》9 輯）、《文字學絕對論》殘卷、《俗語典》（1922 年，上海廣益書局鉛、〈龕字說〉（1924 印本）、〈答人問小學書〉（1924 年，《國學彙編》第 1 集第 4 冊）年 9 月，《國學彙編》第 2 集第 4 冊）、〈答聞野鶴論轉注書〉（1924 年 9 月，《國學彙編》第 2 集第 4 冊）（〈與王長公論妷字書〉（1924 年 9 月，《國學彙編》第 2 集第 4 冊）、〈漢碑在文字學上之價值〉（1929 年 1 月 17 日，《上海時事新報‧中國學術周刊》11 期）、〈中國文字之發生與變遷〉（1936 年，《中國學生》 2 卷 1 至 4 期合刊）、〈文字學之價值〉（1944 年，《學術界》2 卷 5 期）、〈說魔〉（1944 年 7 月，《大眾》7 期）、〈釋儒〉（1944 年，《大眾》8 期）、〈中國言語之原始及其變遷〉（1946 年 6 月，《國學論衡》5 上）等。49 （二）欲藉文字研究中國文化史及古社會史胡樸安自從在國學保存會認識宋教仁，受到他的鼓勵而萌生整理國學的思想後，一生孜孜矻矻，念茲在茲的即是這一件偉大的工作和宏願。自 1922 年開始，他陸續發起成立國學商兌會、國學研究會、中國學會，編輯《國學叢選》、《國學週刊》、《中國學術週刊》、《國學月刊》50等刊物，積 48. 49. 50. 本節內容主要根據沈心慧 Shen Xinhui：《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Hu Puan shengping jiqi yixue xiaoxue yangjiu 第 9 章，總結及評論胡樸安小學研究成果之文字，頁 727-736。沈心慧 Shen Xinhui：《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Hu Puan shengping jiqi yixue xiaoxue yangjiu，頁 363-369。胡韞玉 Hu Yunyu、陳乃乾 Chen Naiqian 編輯：《國學月刊》Guoxue yuekan，共出版 1 卷 4 期（上海[Shanghai]:大東書局[Dadong shuju]印行，1926 年）。.

(22) 14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極推動中國學術的整理與研究。他認為「研究舊學者，要做一個中國現代人；研究新學者，要做一個現代中國人」，51「研究中國學術，完全是研究中國整個的民族。因為我們民族的思想、行為，悉由歷史之習慣養成，一切學術，皆為歷史」，「研究中國學術的方法，完全從整理入手。」52 胡樸安對清代乾嘉學派以來的考據學作了深刻的檢討，認為「清代樸學，已到了絕潢斷港，無路可走的地步」，而「至餘杭章太炎，遂結此派學術之終」，「浙江海寧王靜安，鑽穴踰牆，遂開學術一線之新路，蓋靜安能以甲文、金文證史，略近西方之考古學也。」53胡樸安稱許王國維，主要是他以新方法研究舊學術，這也是他所深自期許的。他在偏廢以後所寫的《病廢閉門記》中列出他整理學術的計劃說：我嘗思編輯一中國文化史，取材於甲骨文、金文，以及《爾雅》、《說文解字》以下之辭書字書，至近時之《中華大字典》、《辭海》等，每個時代之字書辭書，分類記出某字發見於某時代之字書中，某辭發見於某時代之辭書中，即定為某時代之事物與言語，如最近之字典中，化學新字，當然為最近之文化，……其他諸字諸辭，各個時代，皆分類記出，先於字書辭書中，立一歷代文化骨幹，然後遍搜各書之記載，相輔而編成一部比較可信之中國文化史，惟事業太巨，一人斷難為力，我雖在《說文解字》中，略略記出一部分，不過萬分之一耳。自病廢以後，此願遂永不可償矣。54 他計畫：「先在甲文、金文、《說文解字》、《爾雅》等書，分別記出，編一部中國古社會史，以古社會之材料，他書中不如文字學書中較多，此書編成，是中國文化史中古代之一部分，亦可獨立為中國古社會史」，曾擬一目錄，包含： 51. 52. 53. 54. 《胡樸安日記》Hu Puan riji（27 年 10 月 30 日）（上海[Shanghai]：復旦大學[Fudan daxue] 藏稿本）。〈胡樸安整理中國學術之意見〉“Hu Puan zhengli zhongguo xueshu zhi yijian”語，見胡懷琛 Hu Huaichen〈上海的學藝團體〉“Shanghai de xueyi tuanti”，《上海市通志館期刊》Shanghai tungzhi guan qikan 第 2 卷第 3 期（1934 年 12 月），收於沈雲龍 Shen Yunlong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Jindai Zhongguo shiliao congkan xuji 第 389 冊（臺北[Taipei]：文海出版社[Wenhai chubanshe]，1974 年），頁 895-896。胡樸安 Hu Puan：《病廢閉門記》Bingfei bimen ji，收於《樸學齋叢書》Pu Xuezhai chongshu 第 2 集第 19 冊（臺北[Taipei]：胡道彥影印[Hu Daoyan yingyin]，1983 年），頁 34。胡樸安 Hu Puan：《病廢閉門記》Bingfei bimen ji，頁 141-142。.

(23)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43. 人類的原始、人類的特徵、種族的區別、言語的源起、言語的進步、語言與種族的關係、文字的進步、武器與用器、覓食與戰爭、用火、居處、衣服、飲食、商業與交通、工業與製造、娛樂的藝術、學術、宗教、國家55等二十目及細目，作為以文字學研究中國文化史與古社會史的詳細計劃。在擬好這二十目之後，「已搜了若干材料」，可惜，「腦溢血之病發矣」。不過在病中閉門時，他更完成《周易古史觀》、《莊子章義》、〈從詩經上考見古代之家庭〉、〈文字學上考見古人之聲韻與語言〉、〈文字學上考見古代辨色本能與染色技術〉、〈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婦女〉等篇，可見他劍及屨及，實踐功深。雖然後來未能竟全功，但他的宏大志願，值得吾人敬佩。（二）提出「應用派」的文字學研究法，尋求學術研究新取向胡氏的《文字學研究法》將文字學研究分為考證派與應用派，以考證派起源於書遭秦火，文字保存困難，加以古文差異，各有師承，造成形音義異說紛紜，需要考證，以求文字之本原。而清代為考證派極盛時期，今日考證派已成過去，應以應用派為主要研究方向。但考證為應用之根基，清儒的考證之作多矣，胡氏詳列「古今文字學著作提要」，作為儲材與選材的初步，希望未來文字學的研究能以前人的考證為根基，朝應用文字學發展。這是胡樸安處於民國初年，在新舊學術交替之際，「希望從考據學好古的觀念束縛中擺脫出來」，「企圖建立自己新的學術觀念與價值觀念」，56因而尋求學術研究新取向的作法。（三）以《說文》研究古史，開漢字文化學風氣之先胡氏既提出「應用派」的文字學研究法，又計畫考察《說文》中的文字，以編輯中國文化史，因此，在病廢恢復讀書之後，即積極撰述此類文字。以本文所析述的〈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辨色本能與染色技術〉一文為例，胡氏藉由《說文》所收與顏色有關的字，共 128 字，嘗試對於古代先民如何發現辨色本能，與白、赤、黃、黑、青各個顏色如何發展，做合理的解釋；並推測先民染色技術的社會文化狀況，不唯就單字形義作解釋分析，也注意到同源詞的孳乳發展，內容洋洋大觀，鉅細靡遺。如此作法，與近來逐漸成為顯學的「漢字文化學」不謀而合。胡樸安所撰，不獨此篇，另有〈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婦女〉、〈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語言〉、〈從說文解字中所見的人類 55 56. 胡樸安 Hu Puan：《病廢閉門記》Bingfei bimen ji，頁 141-146。汪欣 Wang Xin：〈胡樸安傳略〉“Hu Puan zhuanlue”，《南社》Nanshe 第 8 期（1997 年 12 月 31 日），頁 14。.

(24) 14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學資料〉57等等，以此觀之，胡樸安先生可謂是「開漢字文化學風氣之先」的學者。（四）撰《中國文字學史》，整理文字學文獻，具開創之功《中國文字學史》出版於民國 25 年，為第一部中國文字學史著作，距民國 79 年（1990 年）黃德寬、陳秉新合著、性質相同的《漢語文字學史》，在安徽出版社出版，其間已 54 年之久。在胡氏之後 60 年，後起的文字學史作者張其昀肯定胡樸安此書是「創始之作」，「有重大意義」：作者意欲闡明文字學之源流與系統，使人們對於各個蒐集和研究文字的著述、各個文字學作家都有個大致的瞭解，基本把握住文字產生與發展的大脈搏。此書是我國第一本文字學史專著，對於文字學研究者認識過去、把握未來，是有重大意義的。58 據個人的研究，雖因撰成較早，前無依傍，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不免有分期冗長、標題含混、前後矛盾、評論武斷、考證草率、襲用成說未注出處、收書遺漏、解讀錯誤、囿於時代之失，59但其流傳時間甚久、流傳範圍廣闊，影響深遠，對於整理文字學文獻，自具有開創之功。（五）編《俗語典》，承前啟後，在漢語俗語研究史上頗具價值胡氏與家人合編的《俗語典》出版於民國 11 年，當時正是中國社會政治急遽變化的時期，舊有的字典、辭典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自清末至 1949 年間，中國字典辭典的數量、品種大大增加，產生了一系列的新型辭書。胡樸安所主編的《俗語典》，即在此環境下應運而生。它兼收詞和熟語，分集分部，按筆畫為次，並附檢字索引，且載明出處，擁有新型辭典的優點，雖然以今日更科學進步的辭典編纂角度觀之，不免有囿於傳統、收詞不純、釋義罕見、溯源或有可商的缺失，但在 20 世紀上半葉裡，除了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之外，僅只胡氏家族編輯的《俗語典》傳世，而且以重印的狀況看，《俗. 57. 58. 59. 發表於 1928 年 11 月 18 日《上海時事新報•中國學術週刊》Shanghai shishi xinbao: Zhongguo xueshu zhoukan 2 期。未見。張其昀 Zhang Qiyun：《中國文字學史》Zhongguo wenzi xueshi（南京[Nang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Jiangsu jiaoyu chubanshe]，1994 年 6 月），頁 334。見沈心慧 Shen Xinhui：《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Hu Puan shengping jiqi yixue xiaoxue yangjiu，頁 536-548。.

(25)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45. 語典》的流通更廣，影響更大。因此被肯定為「在漢語俗語研究史上起到承前啟後作用」的俗語辭書，頗具價值。. 六、黃侃在文字學研究上的成績（一）黃侃的文字學著述黃侃涉及文字學的論著主要有：《說文略說》、《黃侃論學雜著》、《說文箋識》四種（《說文同文》、《字通》、《說文段注小箋》、《說文新附考源》）、《字正初編》、《黃侃手批說文解字》、《說文小箋》、《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黃侃手批爾雅正名》、《量守廬群書箋識》、《黃季剛先生手寫日記》（潘重規先生整理）、《黃侃日記》（程千帆先生整理）等。（二）提出小學的重要性及系統性黃侃說：「今之所謂小學者，則中國文字、聲韻、訓詁之學也。」「小學者，即於中國語言文字中研究正當明確之解釋，藉以推求其正當明確之由來，因而得其正當明確之用法者也。所謂古書之啟鑰，古人之司閽，博乎古而通乎今者悉基於此。」以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為「古書之啟鑰，古人之司閽」，說明其重要性。又說：「小學分形、音、義三部」，「不可分離」，黃侃一生用了大力氣來研究音韻，用以貫串文字、訓詁的全方位研究，他說：「言小學必言古音韻者，無音韻不能貫串文字訓詁，文字訓詁猶散錢然，音韻則其索也。故不通音韻則不能推文字訓詁之由來，是聲韻又為文字訓詁之根柢。」自章太炎《文始》開始由聲音、訓詁推求文字之迹，進而追索語根、字源，將形、音、義研究結合起來，黃侃繼承師學，提出研究小學的系統性。60 （三）以《說文》為基礎研究文字學，成就卓著黃侃在幾十年的治學生涯中，非常重視《說文解字》一書，尤其重視《大徐本》。他同意段玉裁對《說文》的評價：「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把治《說文》看作是治小學的門徑，訓詁學的淵藪，說：「形聲訓詁之學莫備于《說文》。不明《說文》，不足以通古文。」因此他花費了大量精力對《說文》作了深入的、整體的研究。他在《說文綱領》中所列的有：一、字體，二、六書，三、說解，四、引經，五、闕。在《說文略說》中則從文字初起開始，論及六書起源及次第，論及變易孳乳，再論及字書編制遞變，論及《說文》所依 60. 據黃孝德 Huang Xiaode：《黃侃小學述評》Huang Kan xiaoxue shuaping 之說（武昌 [Wuchang]：武漢大學出版社[Wuhan daxue chubanshe]，2005 年 10 月），頁 7-10。.

(26) 14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據，最後論及自漢迄宋為《說文》之學者。唯有對所研究物件有一總體的認識，才能恣肆於其間，而有所發現，有所突破。黎千駒評析黃侃研究《說文》的成就，認為：「黃侃先生的《說文》學研究，其成就是巨大的。」他歸納出以下幾點，總結黃侃的研究《說文》的成就，說：一、他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從理論上確立了《說文》在傳統語言文字學中的價值，從而使得《說文》研究真正進入了語言科學研究的領域。二、他以聲音來推求《說文》之本字，為求字之本義和正確解釋詞義提供了科學依據。三、他以「筆勢」、「筆意」說來研究《說文》中字之本義，這就使得傳統的以形索義的訓詁方法更完善，更科學，同時也孕育了科學的漢字形義學。四、他以「孳乳」和「變易」作為語言和文字演變的兩大規律，從歷時的角度來對《說文》所收之字音義之間的關係成組成串地進行研究，以此來探求語源，從而將《說文》學發展成為漢語字源學。五、他利用《說文》追溯方言字源，把《說文》由共時研究引向歷時研究，豐富了漢語方言詞彙學。六、他以《說文》來考證古音，充實了漢語音韻學。他所發掘出的《說文》所蘊涵的條例，具有理論的獨創性和深刻性。七、他用「互訓」、「義界」、「推因」來歸納《說文》的訓釋方式，使傳統的詞義訓釋進入了訓詁理論的探討，實開新訓詁學之先河。八、他以聲韻求文字之系統，並以此證明了「中國文字俱脈絡貫通」。總之，黃先生以其深厚的功底、獨特的研究方法、新穎而深刻的理論，使得他的《說文》學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給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61 61. 黎千駒 Li Qianju：〈論黃侃先生《說文》學研究的成就〉“Lun Huang Kan xiansheng Shuowen xue yanjiu de chengjiu”，《湖南城市學院學報》Hunan chengshi xueyuan xuebao 2004 年 04.

(27) 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 147. 可以說給予黃侃的《說文》學研究極高的評價。（四）「章黃不信甲骨」的誤傳甲骨文大師董作賓於其《甲骨學六十年》中說：「章氏小學功深。奉《說文》為金科玉律，不容以鐘鼎甲骨，訂正《說文》之訛誤。」62又有〈章黃不信甲骨〉之傳言，謂「章氏以後，其弟子黃侃（季剛）亦步乃師後塵，不信甲骨。」但從 1930 年黃侃給他親家徐行可的信看來卻不是如此：「近日閒居深念，平生雖好許書，而於數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見未宏。夫山川鼎彝，洨長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執木版傳刻之篆書，以為足以羽翼《說文》，抑何隘耶！洨長之書，豈非要籍，棗木傳刻，蓋已失真。是用勤探金石之書，冀獲壤流之助。近世洹上發得古龜，斷缺之餘，亦有瑰寶，惜搜尋未遍，難以詳言。倘于此追索變易之情，以正謬悠之說，實所願也。」63為此，他屢次囑咐子女及弟子為其購金文甲骨書，「務望致之，雖價昂亦不惜」，「要緊要緊」。64另外，他手批《說文》也幾乎每頁都有引金文、甲骨加以對照之處。由此可見，黃侃等早期章門弟子在甲骨與金文問題上並非對章太炎亦步亦趨，而是跳出了師說的窠臼。據臺灣學者孔仲溫統計，65在黃侃弟子潘重規先生所保存和整理的 1922 年至 1935 年並不太全的黃侃手寫日記中，記載黃侃購閱的古文字書籍多達 67 種之多，包括甲骨、金石、陶瓦、貨幣、璽印、竹簡及其他文字資料，其中記載的甲骨文字書籍有 13 種。因此，說黃侃不信甲骨而墨守《說文》是不符合事實的。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因此評估說：「如果季剛先生能夠活到 80、90，能夠活到今天，不知將有多少發明創作，必將為甲骨文的研究工作，開一新的紀元。」66. 62. 63. 64. 65. 66. 期，頁 63-67。董作賓 Dong Zuobin：《甲骨學六十年》Jiaguxue liushinian（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65 年），頁 57。湖北省文史館 Hubeishen wusheguan 校訂：《黃季剛詩文鈔》Huang Jiang shiwen chao（武漢[Wuhan]：湖北人民出版社[Hubei renmin chubanshe]，1985 年），頁 76。許嘉璐 Xu Jialu：〈黃侃先生的小學成就及治學精神〉“Huang Kan xiansheng de xiaoxue chengjiu ji zhixue jingshen”，收於程千帆 Cheng Qianfan、唐文 Tang Wen 編：《量守廬學記》 Liangshoulu xueji（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 dian]，1985 年），頁 66-67。孔仲溫 Kong Zhongwen：〈從《黃季剛先生手寫日記》論黃先生治古文字學〉“Chong Huang Jigang xianshen shouxie riji lun Huang xianshen zhi gu wenzixue”，收於鄭遠漢 Zheng Yuanhan 主編：《黃侃學術研究》Huang Kan xueshu yanjiu（武漢[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Wuhan daxue chubanshe]，1997 年 5 月），頁 47-67。胡厚宣 Hu Houxuan：〈黃季剛先生與甲骨文字〉“Huang Jigang xiansheng yu jiagu wenzi”，.

(28) 14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七、結語通過以上簡略的論說，可以得到以下結論：馬敘倫、胡樸安、黃侃三人在辛亥革命前後都曾積極投入愛國救國的革命工作，或參與活動，或加入報界，或形諸文字，或奔走宣傳，他們同時加入了國學保存會和南社，都是《國粹學報》的撰稿人；而在民國成立之後，他們在與政治若即若離的生涯中，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積極從事於教育英才、研究學術的工作。而他們的學術研究，又都以整理國故、研究國學、發揚國粹為中心，他們的治學都非常謹嚴勤勉，且都以文字研究、《說文》研究為基礎，在文字學的研究上都有十分卓越的成就，可以說，他們既是革命家，也是學問家。革命和學問兩不相悖的是，革命乃是改革政治體制，使得中國在西方列強環伺下，得存一線生機而保國不亡；國學研究乃是發揚傳統學問，使得國民瞭解歷史文化及其價值，在西學抬頭，中學將泯的危機中，存學、保種而救國。馬敘倫的學術路徑乃由史學、經學而文字學，由 1913 年他在答毛子水的信中說：「僕自少慕馬、班、韓、柳之文，又妄謂能理《春秋》大義，近乃悔悟，始治小學，於《說文解字》粗通義例而已。」67和 1914 年他在致勞乃宣函中說：「倫總角之歲，從瑞安陳師介石受文史，從溧陽宋師澄之受經義，而喜文史易成，遂疏經義。其後復染南海康氏之說，稍治公羊家言，亦逞胸臆而已。近七八年，始寤學術之原，必窮諸經，竊見清代經師，都自小學入道，乃粗治許洨長（許慎）之書，明其義例，而一攬群經，尚同聾瞽。」68可知。林輝鋒〈從史學到文字學：馬敘倫早年學術興趣轉變的內在思路〉69一文對於馬敘倫學術興趣的轉變，有深刻的探討。馬敘倫以「始寤學術之原」形容轉向文字學研究的心情，1947 年，他發表〈中小學教師應當注意中國文字的研究〉、〈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必須瞭解中國文字〉二文，呼籲中國文字研究的重要，是基礎教育和研讀中國學問、研究古代史的根本。. 67. 68 69.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Chuantong wenhua yu xiandai ua 1994 年第 2 期，頁 71。馬敘倫 Ma Xulun：《天馬山房文存》Tianma shanfan wencun，收於《天馬山房叢著》Tianman shanfang congzhu（1933 年鉛印本），頁 7。馬敘倫 Ma Xulun：《天馬山房文存》Tianma shanfan wencun，頁 16。林輝鋒 Nin Huifeng：〈從史學到文字學：馬敘倫早年學術興趣轉變的內在思路〉“Chong shixue dao wenzi xue: Ma Xulun zaonian xuesu xingqu zhuanbien de neizai silu”，《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Zhongshan daxue xuebao (zhesheban) 2007 年第 5 期，頁 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