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語復振之研究 —以台東射馬干部落為例

(1)

國立台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 魏俊華先生

原住民族語復振之研究

—以台東射馬干部落為例

研究生 : 陳肅敏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2)

(3)

(4)

謝誌

四年多的研究所歷程，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很高興自己終於完成這個階段的學業。這本論文能完成，實在是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首先，誠摯的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魏俊華老師，

協助我學習做研究，從決定研究主題時所給予的鼓勵，到論文架構概念的建立，都提供了莫大的幫助。而細微處如字句的斟酌與結構的修正，往往因為自己的駑鈍與粗心，常要讓老師費神反覆指導，論文工作的完成若沒有老師的引路，恐怕更加艱鉅。

此外，要感謝當天論文口考的兩位教授，感謝侯松茂老師從論文計畫審查到口考時所給予的指導及建議，以清晰的邏輯思考仔細檢視論文，指出文章邏輯上的錯誤，讓這篇論文更趨完整；感謝范熾文老師百忙中撥冗前來指正，溫和的點出文章中待修正的細節，以及給予我的鼓勵及對此篇論文的讚賞，學生銘記在心。

再來要感謝此篇論文中的主角們—可愛的射馬干的族人朋友們，因為你們無私熱情的分享，我的論文才得到這麼多寶貴的資料，尤其是亭嵐老師和陳頭目，對於卑南族文化的堅持及感情，讓我感佩不已！還有洪健魁先生，多虧你的引介，我才能接觸、認識這麼特別的部落以及族人。

最後，要感謝我親愛的家人，尤其謝謝媽媽的體諒和包容，讓女兒有充裕的時間能完成學業；另外，也將此篇論文獻給我已逝的父親—最愛原住民的人。

(5)

原住民族語復振之研究

— 以台東射馬干部落為例

作者：陳肅敏

國立台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班

摘要

一個族群的語言，象徵著該族群的文化與生命，語言流失，多被隱喻為該族群文化的沒落。影響族群語言流失的原因很多，其中就日治時期以來的單一國語政策而言，雖然成功地把日語 / 華語型塑為「國語」，但也一定程度地扼殺了本土語言的生機，最為弱勢的原住民族語言流失 / 轉移情況更為嚴重。本論文以台東市射馬干部落卑南族人為例，透過訪談法及觀察法來了解射馬干居民族語的傳承情形、流失原因以及目前族人對於族語的語言使用及態度，面對族語的流失，射馬干人在家庭、社區部落以及學校的想法以及各採行了何種族語復振的做為，分析該部落的族語總體學習環境，並檢視原住民族語認證的表現以及其對於部落的衝擊性，是否有提升族人族語能力與鼓勵學習族語的功能。

本研究有以下結論：

一、射馬干人除了在老人家聚會時全部用族語外，在其它場域國語使用遠高於族語；年齡愈大族語能力佳、而 40 歲以下之族人族語能力薄弱無法有效的向下一代傳承。

二、射馬干部落卑南語流失的原因有 : 長期單一「國語」政策的影響、外

來政權及其他族群移入的影響、以及各種國家政策如：傳播媒體語言、家庭生活模式改變和教育制度的影響。

三、「青少年文化成長班」是射馬干部落族語推展的中心，是推行族語教育的優勢；族人多抱持肯定支持的態度，對復振族語有殷切的期望，亦認為學習族語有助於了解傳統、融入文化、強化認同及具族群象徵之意義；其它優勢有：學校行政的支持、部落傳統機制延續性強、部落組織凝聚力大、多元的傳統活動讓學生接觸更多的文化洗禮。

四、射馬干部落推行族語的困境有：少數家長缺乏族語的認同感、家庭缺乏說族語的環境、部落沒有文化聚會所 --「巴拉冠」、師資教學時數不足問題、公定教材制定不適宜、公部門政策搖擺不定，這些是待解決改善的問題。

五、族人對學生升學加分認證考試政策的評價看法不一，贊成者是因為可增加學習族語的動力及提供原住民子弟更好的學習機會，反對者認為帶來「削弱原住民學生的努力程度」、「原住民學生靠加分後讀書壓力大」、「大學科系加分門檻的問題」等問題；射馬干部落學生認證考試表現突出，可見母語班的母語教學成功；但通過考試卻不見族語使用的提升，是否代表族語振興的成功呢？還值得後續的觀察。

六、射馬干部落應有的復振模式為「應動員具族語能力者廣泛與家庭連結、讓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使用族語。」以及「應藉由家庭、鄰里和生活社區的合作來恢復語言文化代代相傳的機制。」與目前射馬干部落推展族語教育的實際作為比較，發現須檢討的是政府所推行的計畫，辦法中對於部落族語開班限制重重，不利部落的族語教育；正面的成果是部落積極

(6)

本研究亦認為，復振射馬干卑南語不只單是公部門的責任。本研究除了對公部門提出具體建議外，亦對學校、部落社區、家庭提出建議，做為日後射馬干部落族人實施族語傳承以及政府相關人員單位在訂定語言政策時的參考，以達族語復振的效果。

關鍵詞：射馬干部落、原住民族語、族語復振

(7)

The research of aboriginal language -Puyuma revival -- taking She-ma-gan tribe of Taitung city for example

Abstract

An aboriginal language, a symbol of the culture and the lives of ethnic groups, once lost, will be treated as the decline of their cultures . The reasons for aboriginal language loss are many, one of the example was sinc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erms of a singl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in Taiwan, Japanese and Chinese were successfully molded into national language. However the local languages were stifled and aboriginal languages even more worse. The research took She-ma-gan tribe of Taitung city as the example by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to know the situation of Puyuma language which She-ma-gan tribespeople’s language of heritage, the reasons for loss of language, current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 To face the loss of language, what were the specific ways of the tribe did and thought in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The research examined whole learning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of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accreditation and the impact on loss of language to see if the ways promoted tribespeople’s language abilities and encouraged learning. The study organized major findings as following.

1. 、 She-ma-gan tribespeople used own language only in elders meeting but national language. The aged people had a good an aboriginal language ability. However, the age under 40 had weak aboriginal language ability and could not b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to next-generation.

2. The reasons for loss of Puyuma language included the long –term

“singl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influence, the impact from external political power and other tribes immigration. Besides, national policies also influenced them such as communication media language, family life pattern change and educational system.

3. “The young people culture growth class” was not only Puyuma language promotion center for She-ma-gan tribe but also the advantages of spread trib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tribespeople with high expectations held positive and suppor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revival of aboriginal language .They all thought to learn own language can help tribe to understand tradition and culture,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community and to meaning the tribe symbol ;The other advantages included supporting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stronger the continuity of the traditional tribe, enriching cohesive of tribal organizations. And students were exposed more cultural baptism by multi-traditional activities.

4.The difficulties of promotion aboriginal language included the lack of language identity by some minority of parents and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family, the storage of cultural gathering center -“Balagan”, the limited aboriginal language teaching hours , improper public teaching materials, vacillating policies from government. There were the problems waiting to be resolved.

(8)

5.The tribespeople had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on aboriginal extra promotional score of language accreditation for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 students, but most of them tended to favor this policy because it increased aboriginal children motivation and provided better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 children in She-ma-gan tribe ha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his showed how successful in mother-tongue teaching. Did it mean successful if students only could pass the exam but can see their use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It was also worth discussing.

Aboriginal language -Puyuma revival is not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he research provided specific suggestions not only for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It can be the reference for language pass down and aboriginal language policy establishment in future to achieve the effects of Puyuma revival.

K e y w o r d s : She-ma-gan tribe

；

aboriginal language

； aboriginal

language revival

(9)

第一章緒論………01

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01

第一節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04

第三節名詞釋義………05

第二章文獻探討………09

第一節語言的重要性………..09

原住民語言復振理論………..19

第二節第三節台灣原住民族語教育的回顧………..51

第四節台灣原住民族語教育的相關研究………..78

第三章研究設計………..87

第一節研究架構………..87

研究場域與對象………..88

第二節第三節研究工具………..93

第四節研究流程………..95

第五節資料處理與分析………..97

第六節研究之信效度………..98

第七節研究倫理………..99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論……… 101

第一節射馬干部落族語的傳承與流失………….101

學校、家庭及部落的族語復振………….113

第二節第三節射馬干部落族語復振之困境與期望…………158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173

第一節結論……….173

建議……….176

第二節參考文獻……….183

中文部分………..183

西文部份………..188

(10)

附錄……….190

一、訪談大綱………. 190

二、相關照片………..194

三、相關實施計畫………..199

(11)

表次

表2-1語言復健的五種策略………39

表2-2語言領域課程綱要原住民語文課程目標與十大能力對照表 ……… 64

表2-3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統計表………74

表2-4族語教學的相關研究內容………78

表3-1訪談對象及主要訪談內容………92

表3-2訪談大綱效度建立之學者專家名單……… 97

表3-3受訪者人員編號………98

表4-1戰後知本地區人口數……… 105

表4-2 射馬干部落原住民族群分布……… 107

表4-3黃宣範的5項語言活力衡量指標－以射馬干部落卑南語為例……… 111

表4-4 Shveitser的10項影響語言生存因素－以射馬干部落卑南語為例……… 112

表4-5 UNESCO的9項語言活力與瀕絕度要素－以射馬干部落卑南語為例... 112

表4-6 政大版族語教材架構表……… 123

表4-7 Fishman「世代失調分級表（G.I.D.S.）」－以射馬干部落卑南語為例……… 142

表4-8 Crystal復振瀕危語言須完成6項基本前提－以射馬干部落為例……… 143

表4-9 96年族語認證考試平均分數統計表………155

表4-10 96年族語認證考試口試30分以上人數，比率最高前10名語系……… 156

表4-11 96年族語認證考試總分90分以上人數及100分人數、排序表……… 156

表4-12射馬干部落社區營造方向………170

(12)

圖次

圖2-1原住民教師族籍分布圖………72

圖3-1研究架構圖………..88

圖3-2研究流程圖………95

圖4-1射馬干部落歲時祭儀圖……… 139

(13)

第一章緒論

本章旨在闡述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並做相關名詞釋義，共分三節說明之。第一節為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問題背景

我國向為多元族群及多元文化會薈萃之地，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具有其特殊代表性，然語言喪失影響文化留存至為深遠，如何以積極之措施延續保存原住民語言及文化，已刻不容緩；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亦明確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在 2001 年 2 月聯合國環境署在肯亞首府奈若比發現，今全世界的語言約有 5000~7000 種以上，其中的 234 種語言已消失，還有 2500 種語言正瀕臨消失的處境，以目前語言消失的速度來看，今後平均每一週就有一種語言消失，不到本世紀結束之前，將有一半到九成的語言從人類的日常生活中滅絕，可見，語言喪失的問題是全世界大部分少數族群所面臨最嚴重的「危機語言」（ Endangered Languages）的問題。台灣各族群的母語除了華語以外都有流失的現象。根據鄭良偉（ 1990）的觀察，台灣各族語消失的徵兆，可從以下三方面看出來：母語使用的範圍（人口，場所）愈來愈少，使用母語的能力減退，母語失傳。其中以原住民族的母語流失的情形最為嚴重 (黃宣範， 1993；張善楠， 1997)。台灣本土語言流失的情形相當嚴重。語言學家預測在這個世紀最先消失的台灣語言是原住民族語言、再來是客家話、最後則是閩南語。根據黃宣範（ 1995），原住民族母語到他們這一代已經流失 31%，在他們父母那一代流失 15.8%，如果往後和外族通婚，流失率一定是更加嚴重。大衛．克里斯托教授在「語言的死亡」醫書借用 Ken Hale 的話：在語言失去的情況之下（人類的智慧財

(14)

富），蘊含在語言當中，於人類的理想是一大悲劇。失去地方的語言，就失去該語言所承載的文化系統，於人類而言更是無法彌補的損失。除此之外，語言不單單只是一個溝通的工具而已，他更是人類表達情感、互通訊息的工具，也是人類重要的文化資產，更是族群認同的一個憑藉。不會說自己的母語，慢慢地對於自己族群的認同也會淡化，進而族群認同因而跟著消失。族語教學是語文與文化結合的課程，更要與生活融合才有意義（浦忠成， 2001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2002 ；孫大川， 2003；）。過去族語在傳統生活中運用自如，自然形成語言的生命力；而今的生活經驗，無法複製族語使用的環境，讓族語的傳承更為困難。杜正勝（ 2005）說：「要談原住民族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好文化傳承，文化傳承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原住民族的語言傳承，應該是最核心的位置。」在近年來，受到西方多元文化潮流的影響，國內部分原住民菁英開始發起重建民族意識運動，也漸漸體認到語言對於族群的重要性！

自 1983年起國小增設「鄉土教學活動」，國中開設「鄉土藝術活動」等科加入新課程，培養學生具有愛鄉愛國的情懷；而 2002年起，九年一貫課程開始推動「母語課程」，明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等方言之中，選修一項自己族群的語言，以落實母語的保存以及文化的傳承，實具化時代的意義；同時，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也對於原住民族學生的升學辦法做了壹些修正：即自 94學年度開始，原住民籍學生必須取得「族語證明」才能夠享受升學加分的優待，振興原住民族語言成為現階段原住民族施政的重點工作。在目前，母語教學成效及其相關議題的討論已漸漸凸顯其重要性，例如，財團法人國家文藝基金會指出，聯合國大會訂西元 2000年國際語言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亦訂 2000年起，每年的 2月 21日為國際母語日，旨在促進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相關研究指出，現存全世界 7000種語言，當中只有 25％列入學校教育課程，其他 75％雖使用於日常生活，但是並未納入學校教育。有些無文字的語言，甚至從未以媒體或印刷形式保存下來。預估幾個世代之後，有近半數的語言將完全消滅。在提倡多元文化及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今日，搶救瀕臨滅絕的語言應是當務之急。

David Crystal 也曾提出「加強瀕危語言於教育體系裡佔的份量，瀕危語言的復興運動才能有所進展」。不過他同時警告說學校的母語教育並

(15)

非萬靈丹，把所有的責任推給學校也是於事無補（引自巴義慈， 2001）。

而大部分的研究報告建議也都指出「母語教學」不應奢求只由學校來推動，而應該同步落實到家庭及部落，以最自然的情境來營造母語溝通的情境，才能真正達到「母語教育」的功能。

貳、研究動機

何其有幸，研究者本身就是原住民籍，並以此為驕傲！但是以前的教育，讓研究者覺得自己具有原住民身分感到自卑，從研究者上國中之後，從來不講自身的母語（排灣語），直到現在也只能說簡單的幾句話、幾個詞彙而已，要說出流利，一大串的族語，我承認 … 研究者真的不會！研究者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像研究者這樣的案例的人其實很多，在研究者們這個世代出生的人們，剛好是「學校」、「部落」、「家庭」三不管的一群孩子，在我的記憶中，在學校只能說國語；在部落中亦沒有任何組織教我們說母語，因為在當時原住民部落最強大的組織是「教會」，我們這些孩子們只能聽神父及傳教士講聖經、聽道理；而我們上一代的父母在家中也沒有習慣和我們說母語，只能透過長輩間偶爾族語的對話學習些常用的字彙，因此這樣少之又少的族語學習機會，造就許許多多像研究者一樣的

「母語白癡」，因此，想藉此探究其他部落族人的語言能力如何，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隨著自己年齡的增長，漸漸了解自己的文化，才發現原住民文化資產對台灣寶島是多麼的珍貴，身為原住民必須要熱愛自己的文化，先從心愛它、了解它才能自發性的保護它、延續它！語言的資產假如沒有一個有系統且正確的措施是消失最快的，以美國印地安人為例， Littlebear 提出過去美國印地安人許多語言保存與振興的方法，其實是一段失敗的故事，關鍵是漠視「口說傳統」，儘管累積了各式文字符號所編寫的圖書字典、影音資料，卻獨獨缺乏實際說族語的終極目的。因此博士警示我們，我們應該要關切的不只是族語能力，而是心理與態度問題（引自張學謙， 2006），亦即在台灣近幾年來如火如荼的展開原住民族語復振的工作，是否如 Littlebear 所說，遺忘了「族語是要說的」，這最直接了當的方法，是不是花費過多心力在工具面及技術面，美國印地安人的例子實為當頭棒

(16)

喝，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目前新一代的學子，在學校及部落、家庭中的「族語空間」已經比我們這世代多了很多，但經過了這幾年的實施及努力，在學校中、部落中到底達到怎樣的成效？尤其自 94 學年度開始，原住民籍學生必須取得「族語證明」才能夠享受升學加分的優待政策實施之後，到底能不能對於族語的流失有所挽救？這項政策在實際生活現場發生何種作用？目標面與實際面差距了多少？等等實際的學習現場及相關措施一定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值得我們關心，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本研究欲以文獻分析、訪談法來探討原住民部落中及其家庭中使用族語的情況為何、分析該部落的族語使用狀況及總體學習環境，再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一些個人看法，希冀能提供給相關單位參考，以提昇原住民族語學習成效。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探討台東市射馬干部落族人族語傳承的情形、族語使用的實際狀況、族語流失的現況與原因。

二、探討台東市射馬干部落學校、家庭及部落推行族語教育的整體作為。

三、分析台東市射馬干部落在復振族語上的困境及期望。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究之問題如下：

一、台東市射馬干部落族人族語傳承的情形為何？族語使用的實際狀況為何？族語流失的現況與原因為何？

二、台東市射馬干部落學校、家庭及部落推行族語教育的整體作

(17)

為各是如何？

三、台東市射馬干部落在復振族語上的困境及期望為何？

第三節名詞釋義

壹、原住民族語

台灣原住民各民族的語言分類和民族分類不盡相同，檢視民族內部各

「語言」或「方言」的地位，對於族語能力認證制度規劃的多元性及周延性，具有相當的助益。在 2001 年首屆族語能力認證，認證對象區分為 12 族，有賽夏語、雅美語、邵語、噶瑪蘭語、卑南語、布農語、鄒語、排灣語、魯凱語、泰雅語、賽德克語、阿美語。而在首屆族語能力認證各族委員集體商議達成「三十八個語別」的共識。本研究所稱之原住民族語，係因研究對象台東射馬干部落為「卑南族」部落，屬「卑南建和語系」。

貳、族語復振

又稱「族語復活」（ language revival）、「語言復甦」（ language revivalization ），復活是指恢復一個已經死去或很久未曾使用的語言之活力；復甦則指重新賦予一個在使用上已經受限的語言之活力。 Crystal (2000)在語言死亡一書中指出幾個要關心語言的死亡原因，其中 Crystal 認為語言是表達一種認同、歷史的回溯，語言對整體人類的知識是有貢獻的。語言是地球資源已經是聯合國的共識。 1999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特別制訂每年 2 月 21 日做世界母語日，認為語言是人類文化財產的基本要素，也是激發人類創造力及維持文化多樣性的基本前題，所以大聲呼籲世界各國嚴肅重視母語流失、死亡，認真、積極做母語研究、保存及發展。說母語是基本人權！《世界人權宣言》、《聯合國公民

(18)

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皆認定講母語是個人「權利及自由」。母語教育權是根據語言是一種權利（ language-as-right）的觀點。

在現今台灣的語言政策上，於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立之後，先於民國 1999 年定頒「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六年計畫」，後於 2007 年訂頒自 2008 年實施之「原住民族語言振興六年計畫」，就計畫之本質內涵觀之，原住民族語言之復振包含在「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六年計畫」項下執行，發展到成為單一完整之計畫中執行推動，且隨著各項族語復振計畫之落實，原住民族語言在民國 2005 年底，經原民會與教育部共銜發佈「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符號」。而族語復振被認為的三大基石為「充足且稱職的族語師資」、「完備的族語教材」、「便利的族語學習環境」（邱文隆， 2008）。

本研究所稱之族語復振，係指台東射馬干部落接受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六年計劃」、「原住民族語言振興六年計劃」，針對原住民族語言復振之經費補助，於部落中開設之所有「母語教學課程及活動」；以及結合射馬干部落當地之傳統文化，在部落中所實施有關族語傳承的活動，擴展族語在家庭、部落與社區的使用習慣及場域，進而形成原住民族社會「說、學族語」的風潮，帶動族語的復振。

叁、射馬干部落

射馬干為漢人所稱之名，蕃名叫指凹地盆地之意，是依土地的地形來命名，又比凹地更低的地方叫知本社，後來居住之地乃廣大的原野，且土地肥沃極適耕種，反之位於山腰上不僅交通不方便，耕作也不理想，故後來的居民也漸次下山移住，使自大武山歸來的那一群人又移到遷離此不遠的附近之凹地，此凹地遂成為今射馬干社之名。

一說：建和原名射馬干，為卑南族八大社之一，意指山谷之中，原部落在知本內側，原址在今魚池附近，因居民經常吵架而發生流血衝突，頭目認為原因是居住地點不佳而率眾遷到舊社，後因水災再遷到今新社背後的山坡上。昭和初年引知本溪水的知本圳修成，今南迴公路以東的土地都成水田，為耕種方便在日本人規畫下再遷到南迴公路邊的現址。

(19)

射馬干文獻上出現很早，清雍正二年 (西元一七二四年 )臺灣總兵林亮派遣守備吳崑會同卑南覓土官遍歷後山各社，宣達清廷政令後，在給皇帝的報告書中就曾經提到射馬干社。日治時代大正九年 (一九三 0 年 )，日本人將其譯成日語訛化成建和。

二說：建和社是屬於帶出去又返回本部落投靠知本社的一族人的後代，他們投靠知本，雖然說我們是合為一家人，但是日子久了總會發生磨擦，後來慢慢的移居到知本部落西邊的田園，可能距本部落太近或者當地不太適合，他們往更裡面靠山的地方居住，自稱是住在靠裡面的地方因而得名。日治時代規劃部落在公路邊，現址仍名為射馬干，光復後規劃行政區域為卑南鄉建和村（射馬干部落文化資訊網， 2008；花東地區社會教育資源服務網站， 2008）。

本研究所稱之射馬干部落，為卑南族八社（知本、射馬干、呂家、大巴六九、阿里擺、北絲鬮、卑南、賓朗）之一，位於今台東市建和里「新社」聚落。

(20)

(21)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相關文獻，第一節針對語言的重要性，分項說明語言的重要面向、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權、語言與族群認同、語言的「習得」與

「學得」；第二節闡述原住民語言復振理論，對台灣原住民族語復振的相關論述、語言流失與復振之相關研究、語言活力與語言流失、語言能力與語言態度、語言遷就與語言選擇、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語言復振模式等進行文獻探討；第三節敘述台灣原住民族語教育的回顧，針對台灣語言教育政策的回顧、原住民族語教學的意義、原住民族語教學理念、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現況做說明；第四節探討台灣原住民族語教育的相關研究，針對原住民族語教學的相關研究、部落教育與體制內學校教育互動的相關研究做整理。

第一節語言的重要性

早川（ 1989）在《語言與人生》一書中曾引用 Ogden 與 Richard 的話語：

「我們丟棄自己的尾巴，已經有許多萬年了，可是我們交換意見的媒介物，仍然是那位住在樹上的老祖宗為了適應他當時的需要，而發展出來的。 … 我們也許可以譏笑原始人對於語言的錯誤觀念，但是我們卻不可以忘記，這個我們現在如此倚重的語言系統，這個我們的玄學家仍然公開用來探測宇宙本質的工具，正是原始人所創造的，而且可能是幾乎同樣愚蠢、同樣不能根絕的錯誤來源？」（引自鄧海珠， 1991）

早川認為語言有雙重任務，一是工具性質的，它可以幫助我們把事情做好；另一個功用是表達說話者的情感。黃美金（ 1995）認為語言是人類

(22)

表達情意、互通訊息的工具，也是人類重要的文化資產，更是族群認同的一個憑依。吳天泰（ 1998 ）舉出 1995 年聯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

（ UNESCO），提出了針對瀕臨滅絕語言的研究、紀錄及保持的計畫及種種努力。該文件指出：「語言的消失，不只是該語言使用者的損失，同時也是人類文化資產及生態知識的消失，因為語言中負載著該文化對環境的認知體系與社會關係的模式，是經過多年來語言使用者經驗智慧的累積發展與傳承。全球少數民族語言的消失，是對人類文化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的威脅。」

目前世界上的語言有多少種？它到底有什麼重要呢？根據 Crystal

（ 2001）的研究，從古至今有多少語言已不可考，但從一九八 ○ 年代的調查報告估算，大約在六千至七千之譜，不過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平均一個月有兩種語言死亡，且全世界 96％的人口，所說的語言只佔世界的語言總數的 4％。也就是說，強勢族群語言的人口越來越多，弱勢族群語言逐漸走向滅亡。

壹、語言的重要面向

一、文化多樣性的貢獻

尤哈尼 .伊斯卡卡夫特（ 2002)提出聯合國『原住民權利宣言草案』在前言中即清楚宣示：「所有民族都為構成人類共同遺產的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做出了貢獻」，同時認為「凡是基於或鼓吹以民族根源、種族、宗教或文化之不同的民族或個人優越感的學說、政策和實踐，都是種族歧視，在科學上是錯誤的，在法律上無效，在道德上應受到譴責，在社會上是不公正的」，主張應該：「尊重和促進原住民族固有的權利和特性，特別是他們源自於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其文化、精神傳統歷史和哲學對其土地、領土和資源的權利」；同時該宣言相信：「原住民如能掌握涉及他們自身及他們土地、領土和資源的開發事業，必能維護和加強其機構、文化和傳統，根據其願望和需要促進自己的發展」，而原住民知識、文化傳統的作法，「有助於環境的持久公平的發展合適的管理」。由廣闊而開放的態度是肯定所有民族文化對於人類集體文明的貢獻，進而譴責

(23)

歧視及優越感的不道德，主張促進原住民族於其固有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文化、精神傳統、歷史、哲學對於其土地、領土和資源的權利，乃至於深信原住民如能擁有自主選擇的權利並掌握其土地、領土和資源的開發事業，必能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其文化與知識體系，對於人類居住環境的永續維護，將有異於一般思維處理模式及有效的結果。至於原住民文化權有以下具體條文規定：

原住民有權遵循和振興其文化傳統和習俗。這包括有權保存、保護和發展表現其文化的舊有、現有和未來的形式，例如考古和歷史遺址、人工製品、圖案設計、典禮儀式、技術、觀賞藝術和表演藝術，有權收回未經他們自由和知情同意和違反法律、傳統習俗而奪走的文化知識宗教精神財產（第 12 條）。

原住民有權表現、實踐、發展和傳授他們的精神和宗教傳統、習俗和儀式；有權為此保存、保護和私下進入其宗教和文化場所；有權使用和掌握儀式用具；有權使遺骨得到歸還。國家應與有關原住民共同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原住民聖地、包括墓地得到保存、尊重及保護（第 13 條）。

原住民有權振興、使用、發展和向後代傳授他們的歷史、語言、口述傳統、哲學、書寫方式和著作，有權為社區、地點和人物取用和保留原住民名稱。凡原住民的任何權利受到威脅，國家均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該項權益得到保護，還確保他們在政治、法律和行政程序過程中能聽懂別人，並能被別人聽懂，必要時應提供翻譯或採取適當辦法（第 14 條）。

這裡規定的權力包括原住民對於其文化所有的形式與內涵有權遵循、振興、收回、表現、傳授、擁有、保存、保護、發展、使用、進入等作為，強調自主與民族的意願回溯性的補償措施及積極的保護與協助等，而其涵蓋的文化權指涉內容涉及宗教、藝術、歷史、哲學、口述傳統、語言、書寫方式、領地等動態與靜態呈現的機制。而教育權部份第 16 條更宣示：「原住民有權以任何上教育和宣傳形式，使其文化、傳統、歷史和願望的尊嚴和多樣性得到適當的反應。」清楚顯示原住民族在其所屬的國家環境內所應得到的基本文化權利。如能在心理層面回歸到民族與文化平等的的基點，了解到彼此存在的差異與特色，雖有各自遵守的價值與習俗，卻有共同發展的理念，同中存其異，異中得其趣，在相互琢磨攻錯

(24)

裡，激盪出各自屬文化內涵的創新契機，這是原住民文化存在的價值與功能，亦是原住民文化權應該尊重與維護的深層因緣。

Crystal（ 2001）說：「多樣，在演化論理占有一席核心地位，認為這是物種的基因為了在不同環境裡存活下去，做出適應，而產生的結果：演化全靠基因多樣。越來越齊一的現象，對物種的存活，於遠程來說是有危險的。用生態學的話來說，就是：最多樣的生態系，就是最強健的生態系。 … 多樣，如果是人類茁壯的前提，那麼，保存語言多樣的面貌，便是人類茁壯下去的必要條件，因為語言就是位在人之所以為人的中心點上。若是發展多元文化這麼重要，那麼，語言角色就是關鍵了，因為文化的傳承以語言和文字為主。所以語言的傳承一旦中斷，語言一死，人類的知識遺產，損失大矣。語言的多樣性一有減損，我們這物種的適應力馬上降低，因為，這樣一來我們可以汲取的知識庫，水位必下降了。」（引自巴義慈， 2001）可見，任何一種語言存在的價值，無疑的，是獲得確認的。

二、語言權的確保

日本學者鈴木敏和對於「語言權」定義是：「係指自己或自己所屬的語言團體，使用其所希望使用的語言，從事社會生活，不受任何人妨害的權利。」（引自施正鋒、張學謙， 2003）同時，他進一步闡釋其內涵：

1. 要求語言權的主體應是少數語言使用的團體，語言權主張的內容是復興或繼承本來的語言，追求自己文化的認同；

2. 從事社會生活指的是（ 1）最重要的是鞏固家庭所使用的語言；

（ 2）保障學校教育所使用的語言；（ 3）確保大眾傳播媒體少數語言使用；

3. 少數語言使用的權力，必須透過法律制度以及設置保護少數者語言權的政府機構。

對於弱勢族群，語言權的目的就是在於要求族語在社會生活使用的權利，藉以維護、發揚族群語言文化，如能透過立法，將是保障弱勢族群語言免於強勢語言威脅的重要途徑。語言基於它是個人認同、文化和社會的核心要素，所以論者認為語言權是屬於人權，因此尊重、維護、延續任何一種語言，就是基本人權的實踐。

(25)

三、語言公平原則

大多數學者和憲法法庭都支持亞里斯多德對於公平的定義：「對同類的事物一視同仁的對待、對不同的事務則使用不同的對待方式」（引自施正鋒、張學謙， 2003）。

因為對於弱勢族語言有兩種分別對待的形式：一為多元的平等，二為積極平等，而前者給予弱勢成員和多數族群相同的優惠，如兒童的母語教育權，在法庭及公家機關使用族語，後者則是給予弱勢語言更多優惠，以補償少數族群長期受到的不公平待遇。

這個原則主要就語言本身具備的平等屬性，給予了一定的地位以求延續、發揚的合理性，當然語言因其遭賦予屬性的結果，會實際影響到使用它的族群與個人。而反觀現階段我國對於原住民學生升學與就學機會的優惠，已經有了實踐語言公平原則的形式，但是在實際的內涵上，還是要予以充實。

四、多元文化主義

黃宣範（ 1994）提及，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觀念、立場和實踐的作為，他認為一個多元社會的性別、種族、族群與文化多樣屬性，都必須反映在社會機構的所有制式結構中，包括成員、價值規範、課程以及學生組成；從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在於促進教育的卓越與公平正義，也就是要協助不同背景的學生（族群、國籍、性別、社會階層、地區、宗教、學識程度、年齡、語言背景）發展其在各種微型文化、國家巨型文化以及全球社區的國際文化所需的知識、態度與技能。

有人將台灣的居民區別為漢民族與原住民二大語族，亦有人區分為閩南、外省（或新住民）、客家及原住民四大族群；惟台灣屬於多元民族文化社會的事實乃是不爭的事實。所以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中，基於語言公平的原則，尊重每一種語言的意義與價值，同時讓弱勢者擁有存續其語言的環境，這就是語言在多元文化主義層面的具體實踐。

(26)

五、語言文化關係的獨特原則

紐西蘭毛利教育學院教學、寫作與教材編輯，全部以毛利族語言進行，因為他們認為：全世界只有毛利語言才能完整詮釋毛利的文化內涵

（巴蘇亞 .博伊哲努， 2005）。由於不同的人類群體在相異的環境中生活，從而締造了不同的生活方式，也累積了不同程度的成果，亦就是文化。由於全世界沒有一處全然相同的自然環境，群體所遭遇的事件也不會雷同，所以，文化內涵和歷史經驗的殊異，自然呈現在相伴創造的語言結構中。語言和文化的書亦可以呈現在對於物質、精神各層面的語言描述，例如林惠祥提及愛斯基摩人將海狗區別為「曬太陽的海狗」、「浮在水上的海狗」、「雄的海狗」、「雌的海狗」各種年齡的海狗；而雪地則分成「地上的雪」、「下降的雪」、「漂流的雪」、「積雪」；風則有「帶雪的風」、「入谷的風」、「海面的風」、「陸地的風」、「海岸的風」、「八方的風」等（林惠祥， 1981）；而靠海洋的蘭嶼達悟族，他們除了將魚類分成老人魚、男人魚、女人魚、孩童魚之外，還將視為天神賞賜的飛魚區分成「黑翅膀」、「翅膀成紅色的飛魚」、「四月分來的飛魚」（夏曼 .藍波安， 1992）；這些獨特的語言詞彙絕非憑空產生，而是因為各該群體在漫長的實際生活歷程中，由累積的經驗中提煉而得。因此，全世界民族語言和文化獨特的結合型態，造成複雜的族群語言文化寶庫，每一個寶庫都珍藏著珍貴的人類知識資產。

世界各地的語言正以驚人的速度流失、死亡。現在世界上有將近六千種語言，其中 90％的語言會在 21 世紀末死亡；李壬癸（ 1997）也提及台灣原本有二十幾種不同的語言，但是有一半已經死亡了。這種現象、趨勢值得我們共同正視，並提出延緩其步驟的策略。

貳、語言與文化

一、文化的意義

「文化」最通俗的意義可以說是「生活方式」。所以任何民族，必有其

「文化」。陳其南（ 1989）從人類學的角度認為：「文化是一個人或一個民

(27)

族中每個人腦海深層裡的一套程式設計。換句話說，文化的本質是一套我們無法直接剖開來用或肉眼加以觀察的軟體。有了這套軟體，每個人乃具備了說話和行為的能力，我們的一舉一動都源於這套軟體的應用，同時也受到這套軟體的制約。我們強調這套軟體的社會性或民族性，表示不同的社會有不同的設計程式，因此該社會的個人依此軟體所操作出來的行為模式，一方面與其他的社會有別，另一方面則與自己社會的同胞可以互相溝通。」就社會學來說：「文化指的是任何一群人（包括一個社會）共同持有並且是形成該一群人每個成員之經驗以及指導其行為的各種信仰價值和表達符號。」對於文化的定義， Tylor（ 1871）認為：「文化是人因身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複合整體，包括知識信仰藝術道德法律風俗等等，以及其它能力和習慣。」 Linton（ 1940）則認為：「某特定社會的成員所共享並互相傳遞的知識、模式等的總和。」（引自基辛， 1991）。

所以，從以上學者對文化所做的不同定義，可以知道文化是一種由學習累積的經驗，包括知識、態度、行為及其他能力的一個複合整體，社會和個人都受它的影響並將它傳遞下去。

二、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Heidegger 將人的定義為：「會言語的動物。」他假設每個語言獨一無二的設計，都包藏了一套獨特的世界觀。孫大川認為：「每一種語言符號系統，特別是語言文字，它本身不孤立存在著，它底下潛藏著整個該民族文化、歷史、社會等等盤根錯節的民族傳統，甚至包含那些無法捉模、歷代傳遞的族類或遺傳。從某個角度說，我們若要深入另一個民族的語言系統，記音認字拿來「說話」，只是它最粗層的表面；躍入其文化整體的長流，才能使我們感知每一個字、每一句話的質量與厚度。 … . 一種語言，只有在它成為一正在成長茁壯中之個體生命感受的一種表達時，它才能喚醒我們的創造力，成為我們生命「力」的表現。」語言本身也含有

「秩序」和「理性」的功能，「言說」本身可以指我們該遵循的「道路」，

遵守的「秩序」。許多語言學家明確的指出：「我們的語法結構與我們的概念間存在著相似性。」（轉引自孫大川， 2000）。孫大川（ 2000）進一步解釋：「語言使用的穩定性，是我們形成『內在法律』的重要條件，因為社會的規範是經由它進入我們的主體世界的；藉著語言，我們學習與「它

(28)

者」溝通，也學會自律。而所謂內在法律，乃是指一種由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社會價值觀等等所構成的約束力，它常常存在於一民族成員各體之心理世界中，發揮著與外在成文法律不同的規範力量。」

語言因為使用的人、使用的時機、說話的態度、音調和節奏及配合的表情或動作，形成不同的結果。它可以做為溝通工具，也可以表達情感，但是它絕不可能單獨存在，語言背後包含更複雜的文化、歷史等不同的內容，影響整個民族的生存。頓此，過去原住民在被迫說國語的時代，從這樣的角度理解，所失去的豈只是民族的語言，更是語言所依附的文化、歷史及社會規範的流失及瓦解。

而語言的存亡問題究竟讓它隨競爭的法則自然淘汰，抑或為維持世界生物的多樣性般來搶救語言的流失？一般人以為語言只不過是一種溝通工具，若純以工具性的目的來看語言，則忽略了語言的其他功能。

文化人類學強調文化基因庫的概念，語言呈現一個民族的思維，語在族在，語亡族亡。在生物學上我們搶救瀕臨滅絕的生物，因而在文化上我們也應該搶救瀕臨滅絕的語言，搶救語言即搶救民族。「語言死亡」，聽起來和其它帶了「死」字的不祥詞彙一樣，陰森、絕望，而「語言死亡」，

也有這樣的內蘊和回響。研究語言死亡的意義和成因，強調語言環境如同生態環境，越是具多樣性，各個語言之間更能豐富彼此，使整個大文化體系越發強健（轉引自周蔚， 2001）。

叁、語言與人權

對某些人而言，語言不只是個人的能力與資產，更是負載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他們將國家的單一語言政策視為語言滅絕的政策，例如台灣過去「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便是一種語言滅絕的政策。所以，從文化多樣性的立場來看，不管語言使用人數的多寡，都是獨一無二的的文化資產，應該加以珍惜；另外，施正鋒（ 2002）認為從人權的角度來看，不管族群政治的相對政治經濟力量強弱，母語都應該享有同等的地位。 1994 年聯合國在關於「原住民族權利宣言」的決議中，提出「原住民有權去復振、使用、發展和傳承他們的歷史、語言、傳統哲學、書寫系統和文學給下一代，也有選擇他們的團體、地方和個人名字的權利。」

(29)

肆、語言與族群認同

Theotorson 現代社會學字典（ A Modern Dictionnary Of Sociology）稱認同（ identification）是一種同化與內化的心理過程，它是將他人的價值、標準、期望與社會角色，內化於個人的行為及自我概念之中，當個體發展對特定的族群認同時，它會將該團體的興趣、標準與角色期望內化。族群認同（ ethnic identity）則是關於個人的思考知覺情感與行為組型歸屬於某一族群（ ethnic group）的情形（引自陳枝烈， 1997）。

施正鋒（ 2003）認為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由於語言是簡便的辨識特徵，族群或民族的成員往往會使用自己的語言來象徵其族群的排他性，並滿足心理上的集體需求。蔡中涵（ 2001）也指出，族群認同雖然可以經由心理的認同和文化的認同來達成，但是，不管經由哪一種途徑的認同，原住民都認識到語言對自己的認同行為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這是因為語言是自己和同族人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手段，使同族的成員認識共同的生活習慣、宗教祭儀、價值觀和歷史記憶等文化內涵。如果對自身族群不認同，自然不會使用該族的語言，甚至也不在公眾場合使用，這是過去「獨尊國語」時代，許多人共同的傷痛記憶，認為自己族群的語言是次等的語言。

謝世忠（ 1987）在『認同的汙名』一書中指出：「過去原住民普遍的產生一種對自己族群的負面認同感，它稱之為「汙名化的認同」。「族群汙名」即：一個族群，特別是少數民族，具有某種確實的或虛構的或想像出來的特質，而這種特質不僅是與該族群接觸之他族敬而遠之的，同時也是他所厭惡的。這個特質也與「貧窮」、「依賴」、「被拒絕」及永遠的「低等劣勢」等發生密切關係。在表現出來的態度行為上，這個族群的成員也經常會因不安定感而做出防衛自己的舉動。同時「畏縮」與「虛張聲勢」或強烈的自卑上與誇大的「自尊」也交錯出現在他們的人際活動上。」以上的表述，充分反映出原住民百年來在台灣的心理處境。

污名的認同也不僅指反映在態度、行為或者是人際活動上，它同時也影響了一個人的教育成就。譚光鼎（ 2002）舉出紐西蘭的例子， 1961 年政府所發表的漢恩報告書中，曾經明確指出：「毛利人和白人之間在教育

(30)

成就的統計差異。當時一般人認為這是毛利人升學率偏低所致，隨後提出了各項改進措施。但是毛利人卻認為，教育成就上的問題，應是負面自我認同所造成的結果，而「低自我認同」實則是百餘年來白人同化教育所造成的孽。」 Durie（ 1997）指出：「紐西蘭的學校教育成功的使毛利學童排斥他們的母語和文化，」鄙視身為一個毛利人，並且在年輕人內心塑造一種負面的自我認同。」（引自譚光鼎， 2002）

毛利民族人認為，解決教育問題不在於開放學校課程，也不在於推行雙語教育，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全面恢復民族語言文化教育。也就是說，毛利學童的教育、社會問題必須託付於民族文化的復興，而民族文化的振興，就是要承認並恢復毛利民族語言使用的權力（譚光鼎， 2002）。

綜合上述， Theotorson 現代社會學字典稱「認同」是一種同化與內化的心理過程；施正鋒在「族群認同」中認為「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是自我和同族人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手段；謝世忠在

「認同的汙名」即「汙名的認同」研究中發現此現象最容易發生在少數民族身上，這種特質與「貧窮」、「依賴」、「被拒絕」及「永遠劣勢」等發生密切關係；在紐西蘭毛利人的案例中發現，毛利人認為在白人的教育機制下，發生教育成就不高的問題，應該是負面自我認同所造成的結果，而

「低自我認同」則是白人同化教育所造成的孽，紐西蘭學校教育使學童排斥自己的母語和文化，毛利人認為解決之道是：「全面恢復民族語言文化教育」是最有效的辦法，承認並恢復使用族語的權力。

伍、語言的「習得」與「學得」

一般相信，語言的習得有臨界年齡，母語的學習就會像是外國語。臨界年齡前的母語習得，不是教出來的。通常臨界年齡前的正常孩子，只要不脫離自然的生活語言環境，就能夠順利習得母語（林英津， 1999）。經過學習活動而學會語言，則謂「學得」。

兒童究竟是如何習得母語，根據語言學及認知心理學的研究，有幾個驚人的發現（基辛等， 1991）：

1. 兒童習得語言的速度驚人，但主要是在兩歲和三歲半之間突然學會。

(31)

2. 這個過程顯然遵循所有社會中一切正常而同都一樣的開展式的一般發展階段。

3. 素材的來源都是些非常局部性、少量的、零碎的成人語言，而且這種成人語言常常是很不好的範本；也就是說，兒童可以根據有限的粗糙素材，以令人難以置信的速度建立起非常好而且有系統化的語言理論。

4. 語言本領的習得，似乎和智慧及其他認知技巧的模式沒有多大關係。

5. 語言學習的突進現象，顯然與生物性成熟的階段密切相關。

所以從語言學習的理論，兒童學習語言最佳的年齡是兩歲至三歲半之間，只要父母親能夠在生活中常常使用母語，兒童不需要特別的學習方式，就能學會母語。但是如果過了語言的臨界年齡，就必須花更多的時間才能學會母語。

第二節原住民族語復振理論

壹、台灣原住民族語復振的相關論述

一、台灣原住民族語復振之背景緣由

戰後的原住民族在國民黨政權的同化政策下，對於台灣人民的影響極為重大，其效應直接衝擊各族群包括原住民族（當時稱「山地同胞」）、河洛、客家籍除了北方官話系統的大陸其他各地漢民；惟漢語系各族群雖在語言、習俗上因時空因素而有部分差別，但是終究可以藉著漢系文字進行溝通；而原住民族各族群屬於南島語系（ Autronesian Family），與屬於漢語系的河洛、客家及大陸各地漢民的語言文化、歷史經驗等，有非常大的差異，在溝通工具的語言上就無法建立直接對照、轉換的模式，所以實施同化政策即「山地平地化」、「生活改善」如禁止使用族語、禁止延續原

(32)

有的生活習俗、禁止舉行固有祭典儀式、禁止穿戴民族原有服飾（泰雅族、太魯閣族及賽德克族大抵在日治時期已強制禁戒紋面）以及鼓勵學習漢族生活習慣，對於原住民族確實造成最嚴重的戕害（陳水源， 2000）。

禁止使用民族語言讓原住民族部落原有的口傳與實踐的文化與文學立即陷入傳承的危機，儘管這種趨勢自日治時期已經逐步推動，此時期則進一步探化；口傳文學缺乏口頭語言的傳述、解釋的支持過程，已經宣示期即將面臨死亡，因為口傳文學深刻意義的寄託或承載者就是千古以來與之密不可分的民族語言。一個民族語言及其意涵，無法在另一個語言的表達形式中獲致完整無缺的還原、再現（ representation）。至於原本與一個民族或部落口傳文學共同形成相互依傍、支撐、解釋與補充的祭典儀式、教育傳承環境、土地、禁忌、倫理、價值、軌範與現實生活各層面的內涵，如生產方式、社會組織、人際關係、征戰行為、飲食、服飾、居屋、交通、娛樂方式等，在遭受限制或甚至是摧殘而有變化、變質或滅絕時，將會導致文化整體的瓦解潰散。以此觀察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經歷相當徹底的同化歷程後，其瓦解潰散不僅顯現在民族地位邊陲、政經弱勢、資源匱乏上，更呈現於自信心的低落、創造力的喪失與生命力的低迷沉滯。前者是實施同化者造成的，而後者是原住民族社會及其成員集體回應的現象。由於受到龐大同化的迷思與蒙蔽，原住民族幾乎是集體接受催眠並沉溺其間而難以自拔，後來的逐漸自覺與實踐，是隨著大社會脈絡的波動而漸漸變的可能。

語言文化的振興已經是台灣原住民社會集體擺脫集團困境的象徵議題，繼『語言公平法』訂定『原住民語言發展法』亦已經完成初步草擬，而實際的「族語認證」、「族語學習機制建構」等事項也在行政部門積極推動；惟族語振興的基礎為何？原住民族族語何以需要振興？仍然值得探討。

原住民立足於台灣社會，要拓展其生存的空間，共享整體的資源，最無垢病與爭議的思索基礎，在於原住民擁有的歷史經驗與語言文化差異。不論原住民處在怎樣的環境、從事怎樣的興革，必須堅持維護與發展其語言及文化，因為這才是原住民賴以爭取其權力的依託；有朝一日，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已經徹底同化於漢系族群，到時，欲爭取民族的權益，談何容易？誠然，原住民因語言文化這樣的「包袱」，在台灣的社會倍嘗競爭

（甚或歧視）之苦，但是在解決因著這種「包袱」所帶來的不利，卻仍得

原住民族語復振之研究 —以台東射馬干部落為例

國立台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 魏俊華 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