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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忽然想到第一辑忽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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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辑

(2)

忽然想到

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 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 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

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

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 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

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 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 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 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

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 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 格物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所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

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

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 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校着《苦闷的象征》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 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 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 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 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 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 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

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 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 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

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

1

①本篇最初分四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二十日、二月十四日、二十日《京报副刊》。

(3)

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 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

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 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 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 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 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 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 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 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 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

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 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 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 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 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 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 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

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 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 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4)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

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 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

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 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 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 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 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 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 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 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 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 轮回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5)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 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 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 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 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 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 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 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 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

(6)

十四年的“读经”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

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

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 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 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 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妇?

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 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 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 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

《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

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

“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 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 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 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

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 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 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 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

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 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

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 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 是“谬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 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 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 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 妇,烈妇,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 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

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

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

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 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

(7)

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 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

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 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 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 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 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 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 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 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 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 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 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 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 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 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 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

(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

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 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 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 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 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 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 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8)

古书与白话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

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 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 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 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 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 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 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 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 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

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

么?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

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 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 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

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 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 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 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 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 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 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 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 了二九二五年,“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 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 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 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 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 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国民新报副刊》。

(9)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 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 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 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 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

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 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

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 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 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 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 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

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 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

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 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 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

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 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 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 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 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 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 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 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 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 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 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 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

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

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 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 期合刊。

(10)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 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 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

“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

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 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

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 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 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 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

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 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 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 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 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

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 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

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 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 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 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

“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 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 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 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 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 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

《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 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 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 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 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 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 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 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 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 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

(11)

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 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 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

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 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 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 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

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 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 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 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 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 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

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 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 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 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

,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 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 尔(Schopenhauer)

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 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 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 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 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 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 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 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 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 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 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书苑

折枝(一)

余颇懒,常卧阅杂书,或意有所会,虑其遗忘,亦慵于钞写,但偶夹一纸条 以识之。流光电逝,情随事迁,检书偶逢昔日所留纸,辄自诧置此何意,且悼心 境变化之速,有如是也。长夏索居,欲得消遣,则录其尚能省记者,略加案语,

以贻同好云。十六年八月八日,楮冠病叟漫记。

即萧伯纳。

即叔本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五、四十六期合刊,署名楮冠。

(12)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诚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

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案: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

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清褚人获《坚瓠九集》卷四:《通鉴博论》:“汉高祖取天下,皆功臣谋士 之力。天下既定,吕后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绝其祀。传至献帝,曹 操执柄,遂杀伏后而灭其族。或谓献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吕后也;曹操即韩 信也;刘备即彭越也;孙权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绝汉。”虽穿凿疑似之 说,然于报施之理,似亦不爽。

案:韩信托生而为曹操,彭越为孙权,陈豨为刘备,三分汉室,以报夙怨,

见《五代史平话》开端。小说尚可,而乃据以论史,大奇。《博论》明宗室涵虚 子(?)作,今传本颇少。

宋张耒《明道杂志》: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 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 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 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 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 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

案:发笑又作别论。由此可知宋时影戏已演三国故事,而其中有“斩关羽”。

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但未详考,记此以俟 博览者探索。

(13)

书苑折枝(二)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 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

案:元上谕多用白话直译,“怎生呵”“那般者”皆谕中习见语,故黄以为 戏。今人常非薄今白话而不思元时敕,盖以其已“古”也。甲午是忽必烈至元三 十一年(1295),其年正月,忽必烈死。

同上别集下: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 土;皋夔稷 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 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 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姓名 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语亦可发一 笑也。

案:近长沙叶氏刻《木皮道人鼓词》,昆山赵氏刻《万古愁曲》,上海书贾 又据以石印作小本,遂颇流行。二书作者生明末,见世事无可为,乃强置己身于 世外,作旁观放达语,其心曲与此宋末之作正同。

宋唐庚《文录》:《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词虽不 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

案:今日用之《民气赋》或《群众运动赋》,亦自曲尽情状。

清严元照《蕙櫋杂记》:西湖岳庙有严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

词既慷慨,书亦瘦劲可观,末题华盖殿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夏言。

虽属可笑,然亦足以惩奸矣。

案:严嵩偏和岳飞词,有如是诈伪;后人留词改名,有如是自欺;严先生以 为可笑而又许其惩奸,有如是两可。寥寥六十字,写尽三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署名楮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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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折枝(三)明陆容《菽园杂记》四:僧慧暕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 尝预修《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尝语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讨 债者。”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

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

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 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

这便是讨债者。”……

案: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 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

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

元人《东南纪闻》一:刘平国宰,京口人。(中略)有《漫塘集》,文挟伟 气。其尺牍有云:“今之所谓豪杰士者,古之所谓破落户者也。”意有所指,

知者以为名言。(下略)

案:也可以说:豪杰士者,破落户之已阔者也。破落户者,豪杰士之未阔或 终于不阔者也。

清陈祖范《掌录》上:行事之颠倒者:三国时孙吴立制,奔亲丧者罪大辟;

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宋宣和中,敕沙门著冠为道士;……元祐焚《史记》

于国子;……政和间著令,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

案:知道古来做过如许颠倒事,当时也并不为奇,便可以消去对于时事的诧 异心不少。书籍和财色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 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 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 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 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 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 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

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

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 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 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 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 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 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

“书中自有颜如玉”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

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署名楮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15)

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 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质 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

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 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 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 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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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语丝》的始终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 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 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

《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 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

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 听命于伏园。这听说是张孟闻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 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 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 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 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

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 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 于伏园一位的。

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 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

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

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 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 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 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

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说了。

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 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 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 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 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 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 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 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 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 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 文学团体”之五》。

(17)

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 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 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 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

—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 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 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 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 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

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

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 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 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 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 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 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 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 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 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 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

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 和川岛,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 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

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 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

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

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 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

笑着对我说道:

“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 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 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 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我以为移 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 我 的 “ 彷 徨 ” 并 不 用 许 多 时 , 因 为 那 时 还 有 一 点 读 过 尼 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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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 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 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 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 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

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 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 眼而 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 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 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 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但这样 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 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 值得费纸墨。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那也许倒很有 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这年底 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

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 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

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 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

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

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从这时 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 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槁,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 所删除。所以我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 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

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 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 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

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 漠起来。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因此所谓“社 员”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

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但经旧的社员绍介,直接交到北新 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 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

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

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

(19)

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

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 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 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 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

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

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 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

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 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 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 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 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 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 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 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 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 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 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 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 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遣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

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 善后办法,

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 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 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 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 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

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 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 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 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 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 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 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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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

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 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

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

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 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

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

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 Oop》脱稿。”这是极“顺”

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 注 着 的 两 行 英 文 “ Life and Love Among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inPic-tures”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

“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 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

《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

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

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 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

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 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 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 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 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 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 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 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

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

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 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

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

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

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 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 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 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

(21)

“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 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

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 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 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 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 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 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 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 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 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 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 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

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 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最后之晚餐》,读者就不 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 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

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 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 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 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 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 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的插画,德 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 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

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 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

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 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

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 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 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

无说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四号。

(22)

一,《农民斗争》(Bauernkrieg),金属版七幅;

二,《战争》(Der Krieg),木刻七幅;

三,《无产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Carl Meffert),是 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 Jagd 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 兰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

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München),

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祷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数失记;

六,《一个人的受难》(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 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A Story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

(John Reed 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 Gropper)所画 的书,据赵景深教授说,是“马戏的故事”,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

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国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 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Robert Gibbings),

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 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

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 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 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 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 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 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23)

为翻译辩护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 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 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 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 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另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 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日本有 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 武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 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 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 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 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 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

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 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 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 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 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

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 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

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 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 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 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24)

选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 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

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 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 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 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 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

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 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

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 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 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 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 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 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

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 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

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 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 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 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 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 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

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

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 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

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 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 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 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 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 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 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 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25)

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 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 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 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 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

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 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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