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糧食流通、貨幣因素與糧價變動

第四章 糧食流通、貨幣因素與糧價變動

— — 糧食需求面因素之二及其他

本文第二、三章分別探討了糧食生產的基石— — 耕地、人口兩者在數量上的 變動，及其與糧價長期變動的關聯，得知：耕地與人口都是增加，兩者增加的高 峰期都在清領到十八世紀前半期，十八世紀後半期稍次，耕地在十九世紀中期起 增加甚微，人口在十九世紀的增加也較十八世紀和緩，兩者之增也都是十八世紀 較十九世紀顯著。若以耕地代表糧食供給能力，分析人口、耕地與糧價三者變動 關係，結果顯示：十八世紀中期以前，耕地增加與人口成長可齊頭並進；耕地增 加解釋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前的低糧價趨勢，人口成長則可解釋糧價上升期

（1738-1838）的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時段，惟其作用程度仍屬輕微。十八世紀 中期以後，愈往十九世紀，糧價向上增升，相對於人口增加，耕地擴張及糧食供 給能力的增加漸為限縮。因此，耕地、人口兩項因素對糧價上升期（1738-1838）

的變動，可以合理解釋。但是在糧價下降期（1839-1850） ，糧食供給漸漸不能與 人口同步成長，這時期的糧價理應上升，實際上糧價變動趨勢卻是下降，其影響 因素較難從耕地、人口兩項因素給予解釋，應從別的方面來考量。

基於前述，本章再從糧食流通及貨幣流通兩方面，試圖解釋糧價上升期

（1738-1838）、下降期（1839-1850）的變動。糧食流通，著重在米的流通；貨 幣流通，主要以銀貨幣為討論對象。糧食流通方面，過去學界著墨最多的是採買、

平糶、兵眷米穀，或米禁政策、商人角色，少數學者也試圖估計單一時點的米穀 產量及輸出量，卻都不能做到完整。尤其米禁政策與官方運穀（兵眷米穀），是 以往學者最樂於敘述的部分，但是米禁的實貌、除了官方運穀以外，其他類項的 糧食輸出情形如何，以往的探討不夠清晰。其次是關於糧食輸出量的估計，清代 臺灣長年輸出糧食，其外運數量是否隨著時期的不同而有增減盈消（包括島內區 域供需關係的變化） ，目前尚未見釐清。探討糧食流通，以上各項不能不全面顧 及，唯有如此，方能掌握糧食輸出量的變動，考察對於兩個時期糧價變動的作用。

其次，對於從耕地、人口兩者尚難解釋的糧價下降期（1839-1850）的變動，糧 食流通及貨幣流通兩因素是否扮演重要角色，亦是本章考察的重點。在近人研究 中，處理貨幣流通的研究較為稀少，探討其與糧價長期變動的關聯者更是闕如，

本章試圖在這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節 糧食輸出類項與出口政策

臺灣入清版圖後，與沿海內地（主要是福建）的經濟關係，是以臺地的主要

農產品，以米為大宗，交換內地的手工業製品及各種生活用品；這種交換活動被

包含於以廈門為中心的沿岸貿易網內。臺灣用以交換的商品主要是米，那麼臺灣 與沿海內地的糧食供需到如何的程度，在這種供需關係中，臺米輸出類項的分別 以及清廷的臺米出口政策又如何，兩者的改變在在影響著臺地米穀輸出量，有必 要掌握清楚。

先從福建內地進口米糧的來源地瞭解起。康、雍之際，福建每歲民食已經半 藉臺灣而佐以江、浙，江、浙是漕米必經路線，可截漕至閩或豐收時前往採買，

浙江的溫州及廣東的惠、潮二府，是閩人海船運米的主要來源，陸路流通則藉江 西米穀供給汀州府。 ¹ 所謂「最稔之年，亦無不仰給於江西、浙江、廣東。」 ² 省 內糧源靠臺灣輸入，省外則賴江、浙、粵三省。道光二十五、六年（1845-1846），

臺米轉運內地無多，省內糧源受阻，轉由省外，尤其是從浙江進米，顯得更為重 要，也是常有之議。 ³ 光緒十六年（1890）官員稱閩省內地民食不敷，江蘇滬米 成為閩省素所仰藉的糧源大宗，臺米反居其次；這種情形已不同於長期以來倚重 臺米補足缺糧的格局，晚清時期閩省依賴的糧源已經有所改變，以滬米為重，因 此若蘇州被水、禁米出口，則閩省糧價隨之增貴。 ⁴

從臺灣及鄰省運糧之外，福建第三個重要的供糧來源是洋米。雍正五年

（1727）海禁解除後，招徠販洋商船帶運洋米回廈愈為頻繁，洋米輸入，閩省沿 海地區受惠最大。清廷對商販買運臺米入閩，每船運米數量例有限制，但購自洋 米者則不拘定數，每船帶米常可數百石乃至萬餘石。乾隆二十四年（1759）時，

官方估計平均每年洋船運回米石，多則十餘萬石，少則不下五、六萬石。 ⁵ 或稱 乾隆十九至二十三年（1754-1758）每年洋米進口從九萬餘石至十二萬餘石，乾 隆二十三年（1758）以後，每年回棹帶回的米也有六萬餘石至一萬餘石，但洋米 輸入一少，漳、泉民食不能充裕。 ⁶ 據王業鍵估計，十八世紀福建民食每年需仰

1

YHP07304-305、YHP07482、JLQ694.9719.57、GTQ7658。郭起元，〈論閩省務本節用書〉；

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皆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道光 6 年，1826 年，上海：

廣百宋齋校印，1891 年），卷 36，〈戶政十一•農政上〉，頁 7；卷 83，〈戶政八十三•海 防上〉，頁 14。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福建通志臺灣府》（道光 9 年纂，1829 年，臺灣 文獻叢刊第 84 種），〈海防〉，頁 396-397。

2

YHP08093。

3

QSTD0909-0910、GD18357、YTD4255。

4

GP0910116-117。

5

JLQ03.0751.073。

6

GTQ7670-7672。Viraphol 認為十八世紀福建尋求南洋糧源的因素是耕地縮小、人口壓力、飢荒、

政府政策及陸地運輸不發達，見 Saras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79-81. 所云大致不錯，不過 福建開闢洋米一源，應是做為鄰省及臺米短期間減少輸入時的補充。如乾隆八年（1743）福建 官員稱，臺灣一郡的收穫足以供應內地各郡，惟近年臺地和內地都因人口增加而餘糧日減，而

「今歲春夏米糧缺乏，市價倍昂」，故應擬洋米進口優惠措施，見 JLQ03.7788.003。

賴外米約二百一十萬至二百六十萬石，洋米輸入供應了二十萬石。 ⁷ 十九世紀大 半時期，閩省糧食的空缺，更需洋米填補，五○年代治臺官員稱「內地食洋米而 不食臺米」 ，九○年代初期督撫則云「臺地已無餘糧，販運竟至絕跡」 ；尤其乙未 割臺後人口內渡，福建糧食供應吃緊，官方更勸諭在新嘉坡的閩商運回洋米挹 注。 ⁸ 可以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由外洋海道而來的糧源之中，洋米替代了臺米的 地位。

以臺灣為本位來看，臺米市場何在？十八世紀臺米主要輸往福建、江浙地 區，所謂「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 ⁹ 十九世紀還是如此，偶有因 特殊緣故而北運至天津糶賣的記錄。福建內地倚賴臺米的地區是省城及福州、興 化、漳州、泉州、福寧、永春州、龍巖州七府州，省方、個別的縣、軍事單位都 經常派員來臺採買，廣東潮州府也曾赴臺採買，其中尤以漳、泉兩府是臺米最主 要的市場。 ¹⁰ 據雍正四年（1726）官員的評估，福建內地各府糧食供給的情形 為：延平、建寧、邵武三府，若遇豐年，不但足民食，且有餘稍濟福州；興化府 僅足自敷；福州府，豐年時本地之米可自給七、八個月，另四個月必須仰求他處 供給；汀州府，豐年時本地之米可足九個月，剩三個月的糧食缺口須仰給於他處；

漳州、泉州兩府，豐年僅足六個月，尚有六個月須外米協濟。 ¹¹ 關於漳州、泉 州的糧食供給，分別有不同的評估。一七二○年代曾有官員報告，這兩府即使豐 收也不夠本地消費，還有八個月糧食依賴臺米接濟。 ¹² 雍正六年（1728），總督 高其倬認為，泉州府民食十分之四出於本地，十分之六資於臺灣。 ¹³ 一七三○

年代，或稱漳州本地產米只能供應二分之一本地民食，另二分之一靠臺米來濟。

14 到一七四○年代，糧食供需的評估認為興、泉、漳三府已有一半的糧食需從

7

王業鍵，〈十八世紀福建的糧食供需與糧價分析〉，見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北：

稻鄉出版社，2003 年），第 2 冊，頁 130。

8

GPCG86018、GP0910320-321。徐宗幹，〈請籌議積儲〉，見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同 治元年序，1862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87 種），〈官牘〉，頁 67。

9

GTY2537-2538、YHP20713、GTQ8707、YTX4543-4544、YTX4577。許夢青，〈積穀待價歌〉，

《臺灣詩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280 種），卷 22，頁 416。

10

GTY3818 、 GPCY0171 、 GPCQ03019 、 GPCQ08230-232 、 GPCQ15117-118 、 GPCQ43166 、 GPCQ58013-014、GPCD76068、GPCD80135、GTQ8707、JLD243-244.4489.4。《清高宗實錄 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二)，乾隆二年閏九月是月條，頁 10；乾隆五十一年春正 月二十日，頁 298。陳盛韶，《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卷 6，〈鹿 港廳•海禁〉，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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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P08543。

12

YHP08556-557。

13

YHP1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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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Q691.9691.48。

臺灣輸入，漳、泉仍是豐收之年本處米產不敷半年之需；同時，永春州、龍巖州 均加入仰賴臺米濟助的陣列，直到十九世紀仍然如此。 ¹⁵ 十八世紀後半期，歲 產米穀不敷民食之半的漳、泉，糧食供需狀況一如先前，半藉客米接濟。 ¹⁶ 至 十九世紀，閩省這些大幅度依賴客米（尤其是臺米）的府州數並未減少或改變。

道光十五年（1835），督撫竟稱福州省城全賴臺米接濟，惟受道光四年（1824）

總督孫爾準採買臺米販運天津前例的影響，臺米散出閩省以外，輸入省城的量減 少。 ¹⁷

臺米流通至天津始於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有數次，但都非基於市場需 求。乾、嘉之際洋面不靖，搭運兵米船隻因避海盜飄至天津，如嘉慶元年（1796）

四十餘隻帶運官穀商船，於澎湖赴廈門途中，突 遇盜 匪 追刦 而 駛至天 津 收 口 ；六 年（1801）又有閩商賀元年等六船，在臺灣配裝官穀運送廈門，見盜船遊奕，乘 風駛至天津，兩次意外飄北的臺穀就在天津售賣。 ¹⁸ 道光四年（1824），因京倉 存糧僅可再支一年有餘，中央諭令閩省籌糧，此次採招商專赴天津方式，動用上 海、廈門糖船以及鹿耳門、鹿仔港、淡水等處商船，共運臺米十四萬石北上，為 淡水、鹿港、彰化、嘉義商民請運，可半糖、半米勻載運津，但到津之船計共七 十隻，運米一十三萬餘石，由官收買米十一萬一千餘石，其餘米石在津按照市價 糶賣。 ¹⁹ 糖是臺地與天津貿易關係中最重要的商品，以糖船載運為多，又稱透 北船，赴臺之船半皆載貨，北赴天津、上海、乍浦、寧波等處，往來臺、廈的橫 洋船也有運販臺糖北上者，或販艚船中的北艚也赴津貿易。 ²⁰ 臺灣被納入此一

15

JYQ002689、JYQ003339、GPCQ28096、GPCJ64189、GPCD72221、GPCD72239。

16

GTQ7670。

17

YTD4086-4087、JDYD40210-211。

18

TTJ0392-0393、GJ02412、GJ02846、YTJ1708。

19

ZT117-121 、 ZT159-164 、 ZT166-169 、 ZT171-172 、 ZT173-175 、 D040302JDYD29067-68 、 GPCD72060-62、GPCD72075-79、GPCD72080-81、GPCD72084、GPCD72097-100、TSD113096、

QSTD0748-749、QSTD0750、YTD3329-3332、JDYD29310、JDYD29348。《清宣宗實錄選輯》

（臺灣文獻叢刊第 188 種），（一），道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癸未，頁 26；道光四年八月初 四日甲子，頁 27-28。《臺案彙錄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73 種），卷 3，〈戶部「為內閣 抄出福建巡撫孫奏」移會〉，頁 229。糖船，為福建廈門往來北方沿岸及渡臺貿易的帆船，主 要以販糖往北，交易北方貨品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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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凝度修，吳文林纂，《雲霄廳志》（嘉慶 21 年修，1935 年鉛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卷 5，〈商漁船〉，頁 4 下。周璽，《彰化縣志》（道光 9-10 年修，1829-1830 年，臺 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卷 9，〈風俗志•漢俗〉，頁 290。周凱，《廈門志》（道光 12 年自 序，1832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卷 5，〈船政略•商船〉，頁 166。橫洋船、販艚船 皆是沿岸貿易的帆船，據周凱《廈門志》：「商船，自廈門販貨，往來內洋及南北通商者，有 橫洋船、販艚船。橫洋船者，由廈門對渡臺灣鹿耳門，涉黑水洋。黑水南北流甚險，船則東西 橫渡，故謂之『橫洋』，船身樑頭二丈以上。」「販艚船，又分南艚、北艚：南艚者，販貨至 漳州、南澳、廣東各處貿易之船；北艚者，至溫州、寧波、上海、天津、登萊、錦州貿易之船，

船身略小，樑頭一丈八、九尺至二丈餘不等……統謂之販艚船。」

沿岸貿易體系之中，此次運津米船即是透北商船，故要求半糖、半米運載。咸豐 四年（1854），中央再度因京倉支絀要求閩省購辦臺米三十萬石赴津，但因地方

「庫款支絀，採買需時」 ，閩省改由敦促臺灣捐米，捐得多少即供應多少，最後 共運出米十一萬三千餘石。 ²¹ 咸豐十年（1860）還是京倉需要，令閩、廣辦買 臺米、洋米運津，閩省仍以倡捐相應，已知起運臺米二萬四千餘石。 ²² 同治九 年（1870） ，再為京倉於上海購買粳米四萬石、於臺灣採買秈米六萬石運津。 ²³ 同 治十年（1871），李鴻章奏請運臺米一萬石賑濟直隸，此時臺灣歉收，隔年仍然 輸出，運交通倉。 ²⁴ 光緒四年（1878），晉、豫需賑，中央希望循舊例，購辦臺 米運濟，後因臺灣米價較貴，購運不合算，改為解銀。 ²⁵ 總計道光年間臺米到 天津有二十八萬穀石，咸、同年間共運出四十一萬四千餘穀石。十九世紀臺米幾 度透北至津，皆因特殊情況，或由臺採買，或由臺認捐，仍沒有在天津糧食市場 佔一席之位。 ²⁶

如上所述，臺灣與沿海內地的糧食供需關係，主要指臺灣與福建內地而言，

浙江其次、廣東再次（天津未與臺灣形成糧食供需關係） ；而福建內地九府二州 之中，經常仰賴臺米輸入者達七個府州之多，以漳、泉兩府為然，高達二分之一 的糧食缺口依賴臺米供給；這個供需格局在入清以後不久即形成，至十九世紀中 期前後發生變化，臺米逐漸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期間，褪去其為福建內地糧食供應 的首選地位，滬米、洋米都是臺米的競爭對象。臺灣與沿海內地糧食供需格局的 形成與變化，應與臺米輸出量的改變有關，而輸出量的遞變，又與各種類項的臺 米輸出量和清廷的臺米出口政策密切相關。

臺灣輸出的米穀，可分為七類：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內地漳泉平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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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捐米案，咸豐七年（1857）時報稱有 500 石起運，其後應該續有米石捐出；到咸豐十年

（1860）時報稱共運出米 115,600 餘石（應是最後累計）。不過，同治七年，福建總督英桂報 請應為此次捐米案未受獎敘者補獎時，稱該案共捐起運正耗米 113,223.2 石，筆者採最後一數。

GX22253-254 、 GX28042 、 XTYX04043 、 XTYX07220 、 XTYX06243-244 、 GPCX81201 、 GPCT83028-029、YTX4480-4481、YTX4578-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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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YX11319、XTYX11437、YTX4583-4584、TTX1388-1390、QSTX0948、 JYT08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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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T133514、GPCT83024-26、YTT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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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YT22010、XTYT21340、TST133523、GPCT83091-92、ZT1031。李鴻章，〈采購閩米濟賑 摺〉、〈復王補帆中丞〉，李鴻章著，吳汝綸輯，《李文忠公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31 種），第 1 冊，頁 2-3。《清會典臺灣事例》（臺灣文獻叢刊第 226 種），（一），〈戶部•

倉庾•採買米石〉，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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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臺灣紳捐借撥濟賑摺〉，李鴻章著，吳汝綸輯，《李文忠公選集》（臺灣文獻叢 刊第 131 種），第 2 冊，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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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北貿易中不可或缺的是臺灣的糖，但十九世紀前半期北臺生產的大菁（藍靛）也是此貿易

網中的重要出口商品。陳國棟，〈清代中葉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 — 以船舶為中心的數

量估計〉，《臺灣史研究》，第 1 卷第 1 期（1994 年），頁 85。

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商船帶米、商民請照買運以及走私等。前四類都是由政府 支配動員的糧食，在一七二○至四○年代逐步形成每年例運一定額度，且都從臺 灣官倉儲糧撥運。例運定制未完備之前，則是隨機調度（撥運）臺地官倉儲糧，

臺地倉儲再於本地採買，續備內地調用。不過即使例運定制化以後，隨機由官調 度的機制仍然保留。後三類是由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商民可自請、自購、自運、

自銷。 ²⁷ 以下分別釐清這幾類糧食個別輸出量的變化。

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內地漳泉平糶三類糧食，都是從臺屬存倉額徵供 粟內撥運。臺地額徵供粟主要支給臺澎兵食，餘額則存貯臺屬各縣縣倉。 ²⁸ 一 七二○至三○年代，逐漸規定由臺倉供粟來支應這三類糧食：雍正二年（1724）

以供粟支給補助戍臺班兵在內地的眷口月米； ²⁹ 三年（1725）起從供粟內歲運 內地漳泉平糶糧穀十萬石內； ³⁰ 五年（1727）開始金廈提鎮標（尚未含督標）

所需糧從供粟撥支； ³¹ 八年（1730）又規定內地漳泉平糶穀十萬石內，五萬石 自額徵粟內動支，另五萬石可用採買方式獲取； ³² 十一年（1733）再增加督標 兵穀 15,700 石； ³³ 至乾隆十年（1745），又增加了閩安、南澳等營兵丁月糧穀 14,000 餘石，仍由供粟支運。 ³⁴

可是臺地每年徵收的供粟只有一定的量，例運項目又不斷的增加，為了保障 內地有臺糧可運，雍正四年（1726）令臺倉每年應另買足四十萬石穀定額，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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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按官運、商運來分，官運是官雇或官配商船運官穀（官倉之穀或官方採買來的穀），

容易模糊的是商運，商船所運者未必是商人可自由買賣的糧食，許多時候是代官方買運，按官 方指定的米穀量及目的地運送交差，不能自由售賣。為免混淆，筆者改按由政府、商業兩種支 配動員方式來區分，凡是米穀可在目的地自由售賣者，即劃入商業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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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會典臺灣事例》，（一），卷 192，〈戶部•積儲•裕備倉儲〉，頁 52。臺灣額徵供粟 主要供給臺澎每歲兵食，一七一○年代額徵供粟十三萬餘石，臺澎兵食需六萬餘石；乾隆二十 年（1755）額徵供粟十七萬餘石有零，臺澎兵食需九萬一千石；到一七八○、九○年代，額徵 供粟十九萬餘石，臺澎兵食需九萬六千餘石；一八四○年代額徵供粟仍是十九萬餘石。見 KMP854、GTQ7288、GTQ7344、GTQ8303、GTQ8514、YTQ0866、QY14107、JYQ046002、

GJ03048、GD16026。李桓，《清耆獻類徵選編》（同治年間，臺灣文獻叢刊第 230 種），卷 7，范時崇條，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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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TY0098。

30

GTQ7288。

31

GTQ7289、GPCQ12109。

32

GPCQ16104。

33

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乾隆 3 年序，1738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年），

上卷，〈錢糧科則〉，頁 32-33。督標兵穀又或云為 15,570 石，見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 臺灣府志》（乾隆 12 年序，1747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卷 4，〈賦役一•租賦〉，

頁 183-184。

34

GTQ7289。

內地不時之需，這個額度不在常平額儲之內，是特別預算。 ³⁵ 四十萬之數臺地 未必年年買足，一七三○年代起就出現每年徵收的供粟在支應臺澎兵食後，餘粟 不敷起運的現象。 ³⁶ 乾隆七年（1742），總督那蘇圖和巡撫劉於義議奏，請令臺 灣於三年內買足四十萬石；乾隆十年（1745），巡撫周學健再奏應備四十萬石之 數；至乾隆十一年（1746），戶部終於同意令臺郡各倉酌定積貯，以足四十萬之 數，永為定額，以便實數備撥。 ³⁷ 一七七○年代有歷年水沙連等處首墾陞科貯 倉，增添供粟餘粟。 ³⁸

在雍正七年（1729） ，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尚未含督標） 、內地漳泉平 糶這三類糧石的總數，分別是米 12,000 餘石、21,000 餘石、50,000 石，共應運 米 83,000 餘石。 ³⁹ 雍正八年（1730）起易米為穀輸運，每年應動撥穀 166,000 餘石運往廈門。 ⁴⁰ 其後因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這兩類糧石數目小有變動，

三類糧石的應運總數也隨之更動：雍正十一年（1733）增為穀 182,200 石； ⁴¹ 乾 隆三年（1738）時為穀 160,000 石； ⁴² 乾隆七年（1742）經由採買的內地漳泉平 糶穀五萬石停買，故應運數減少，為 116,000 穀石。 ⁴³ 乾隆十二年（1747），內 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易為穀 52,000 餘石，漳泉平糶穀原只需撥 50,000 石，增 加為 70,000 餘石，例撥總量為穀 122,000 石。 ⁴⁴ 較大的變化在十九世紀，道光 八年（1828）起應運眷米（內地兵眷）改折，每石米折銀二兩，同時也容許道光 七年（1827）分未運的穀石一律改折；兵米（金廈提鎮督標）於道光二十、二十

35

GPCQ34148-152。《清會典臺灣事例》，（一），卷 192，〈戶部•積儲•裕備倉儲〉，頁 53。

36

GTQ7379 、GPCQ26035-036。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上卷，〈錢糧科則〉，

頁 32。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卷 4，〈賦役一•租賦〉，頁 183。

37

GPCQ15190 、GPCQ26040-041、QSTQ0146-147、GPCQ29011。《清會典臺灣事例》，（一），

〈戶部•積儲•常平穀本〉，頁 51。

38

JLQ03.0501.022。

39

YHP16244-245。或云雍正六年（1728）應碾赴泉、漳平糴兵米及廈門、金門兩標兵米共八萬 三千餘石，或云雍正八年（1730）歲運內地米八萬三千餘石。李桓，《清耆獻類徵選編》，卷 8，史貽直條，頁 729。不著撰人，《臺灣通志》（光緒 21 年，1895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列傳〉，史貽直條，頁 471。許丙丁等，《清代臺灣(臺南)人物志》（臺南：臺南海 東山房刊行，1958 年），頁 217。

40

QSTY0106、GTY2455。湯右曾，〈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墓表〉，錢儀吉，《碑 傳選集》（道光年間，臺灣文獻叢刊第 220 種），（四），史貽直條，頁 474。李元度，《清 先正事略選》（同治 5 年，1866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卷 1，史貽直條，頁 56。

41

GTQ7289。

42

GPCQ06234。

43

GPCQ15189。

44

GPCQ28209。

一年（1840-1841）暫行變通以半數折銀，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成為常制；

眷米、兵米易本色為折色，都是因內運愆期、赴臺商船稀少，應運內地米穀不敷 搭配而改折。 ⁴⁵

45

JYD060033、YTD3479-3481、TSD123288、MQW10-0990、GD10355-356。《清實錄•宣宗成 皇帝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七），

卷 408，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丁酉，頁 109。《清宣宗實錄選輯》，（一），道光八年五月十七 日，頁 61。姚瑩，〈再上督撫請急發臺餉狀〉（道光 21 年，1841 年），見姚瑩，《中復堂選 集》（道光 30 年刊，1850 年；同治 6 年重刊，1867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東溟文 後集》，卷 5，頁 101。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糧石皆出自供粟，這兩類糧石折銀即供粟折 銀；有云道光二十三年（1843）臺地供粟全面折銀，應誤，以下予以澄清。上述兩類糧石未改 折之前，商民運穀已出現折銀之道，例如例定赴臺商船皆需配運官穀，但透北商船往往央求折 價，以所折穀價在臺置貨，先往江、浙等處貿易，冬間才回廈，以遭風透北相稱，可不運臺穀 而回棹，再倍價折繳。正是「在臺配穀時，私自易銀置貨；其返也，以折色交倉；不可，然後 買穀以應。」（薛凝度修，吳文林纂，《雲霄廳志》，嘉慶 21 年修，1935 年鉛印本，臺北：

成文出版社，1967 年，卷 5，〈商漁船〉，頁 4 下-5 上。周凱，《廈門志》，卷 6，〈臺運略•

專運〉，頁 191）眷米、兵米之外，供粟之中還有供給臺澎兵食的部分，是否也一併折銀徵收？

這應從道光八年（1828）以前議請改折內地眷米、兵米之爭談起。由於應運的眷米、兵米長期 壓欠，嘉慶晚期彰化知縣楊桂森、道光四年（1824）臺灣知府方傳穟，都曾建言將部分糧石改 征折色；前者希望折銀成為定例，後者以折銀為通融之計，意在疏通穀石內運。楊桂森的提議，

臺澎道葉世倬、水師提督許松年贊成，辦法為「請臺地供粟半收本色，以給臺營；半收折色，

每穀一石改征銀一兩二錢，以給內營，即全數劃抵臺灣兵餉。」方傳穟的辦法是暫停運新穀，

以折色支放內地兵食，盡配積穀，俟積穀運竣，再配新穀。總督趙慎軫屬意方氏的提議，他認 為「臺郡各屬征收供粟，向無半本、半折之例」，主張不應更易舊章、廢除運穀，其意受巡撫 孫爾準、臺灣道孔昭虔、臺防同知杜紹祁、鹿港同知鄧傳安、淡水同知吳性誠等人的附和。同 時，「臺民聞將改折，大譁，紳士咸曰：『民間完納正供已百餘年，雖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 色，亦皆按時價之低昂，並無一定；若改征折色，每穀一石征銀一兩二錢，轉成定例，行之日 久，勢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將來受累更深！』」（見姚瑩，〈籌議商運臺穀〉，收於姚瑩，

《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卷 1，頁 22-30）道光初年的爭議可以看出，供粟徵收 仍以本色為主，是名存法在，執行時則予變通，容許民間折色交納。道光四年（1824）方傳穟 稱「近時臺屬之正供不無折收」，即是這種情況。又，道光十三至十六年（1833-1836）間任 鹿港廳通判的陳盛韶也說：「臺米穀所產，內地兵民仰食於茲，故供穀為便。然則民間皆完本 色穀乎？曰：否。其初完穀，厥後正供一車十石，完番銀二十餘圓。官復折銀易穀，配運內地。」

（陳盛韶，《問俗錄》，卷 6，〈鹿港廳•正供〉，頁 74）陳氏所稱「厥後」、「完番銀」不 知何時，或即道光初年的「正供不無折收」。道光二十、二十一年（1840-1841）因與英人戰 爭、海盜與沿海土匪的騷擾，內運兵米改為一半折色解銀、一半運穀，並聲明「祇可暫行變通，

事平仍復舊章為是。」（見姚瑩，〈再上督撫請急發臺餉狀〉）可見供粟徵收仍有本色，供給

臺澎兵食的部分應未改折。據兩種《南部臺灣誌》及伊能嘉矩著作（臺南廳編，1902 年殘抄

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第五編，頁 23，或村上玉吉編，1934 年排印本，臺北：成

文出版社，1985 年，頁 272-273；《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 年，頁 571），皆

云道光二十三年（1843）全臺供粟一律折色改為納銀。但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例運兵米

才定制為半折銀、半運穀，表示供粟中還有相當的比例是徵收本色。又，道光 晩 期 臺灣 道仝 卜

年的幕友丁紹儀就稱，道光年間所徵銀粟「臺、鳳、嘉、彰四邑，一半碾充兵食，一半配運澎

湖、內地，為各營兵糈及戍兵眷米。近因船少運滯，奉文半運本色、半改折色。其折也，每粟

一石折價銀一兩，由司於應發臺營兵餉內扣給內地各營。」（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

獻叢刊第 2 種，卷 2，〈糧課稅餉•糧課〉，頁 15）這段敘述清楚指出，道光晚期仍是徵收本

色以「碾充兵食」，供臺澎兵食。因而額徵供粟全面折銀不會在道光朝，伊能嘉矩、村上玉吉

之說尚待考證。到同治二年（1863），還可看到配運咸豐九、十年（1859-1860）兵穀不力的

官員受到議處（JYT090201），可知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來半運本色之制仍在運作。但是

民間可能是以銀納課，再由官折銀易穀配運亦未可知。清朝田賦多已普遍折銀，除了負擔漕糧、

由官籌撥的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內地漳泉平糶三類糧運量，其數量在 不同時期曾有增減，然長期而言實愈為減少。一七三○年代，這三類糧食應運穀 量每年為十六至十八萬餘石不等，部分數量於雍正八年（1730）改由採買後，每 年由臺灣額徵供粟承擔的數量約十一萬餘石。其中，內地漳泉平糶穀至乾隆二十 年（1755）已停運。 ⁴⁶ 此後，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二類穀石總量，從十八 世紀中期至一八二○年代一直在八、九萬石左右，至眷穀改折後又減為六、七萬 餘石。 ⁴⁷ 兵米改折一半後，必須運出的量當是一八二八年後的半數。因此，由 官籌撥外運的這三類臺穀輸出量，平均而言，一七三○年代至少已是十六萬餘穀 石的規模，考量曾有壓欠未運的因素， ⁴⁸ 十八世紀前半期時年均輸出量應與此 數相近，或少於此數，十八世紀後半期至十九世紀第一季的年均輸出量，降為前 半期的二分之一。一八二○年代眷糧改折，一八四○年代兵米改折一半，推測由 官專運的年均穀石量，到十九世紀中期只在三、四萬石之間，或更少。

其次，考察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隨機撥運是倉對倉的調度，不包含內地兵 眷等三類例運糧食。政府採買，指 臺倉 每 年 例 行的 在 地 採 買補倉 和 內 地 官 員 賫價 來臺採買兩種，有時政府未必派員，而是招商採買（招商領價代為買運）。 ⁴⁹ 除 了招商採買由商民自運穀石之外，都是由官運穀。臺倉每年例行的在地採買補倉 一項，無論是特別預算的臺灣倉或常平倉，有其一定的運作規範，筆者不談。官 員 賫價 來 臺採 買這 一 項 ，又可包括內地個別營守或廳縣赴臺採買，以及省方、中 央指定的臨時性大額採買。前者每逢內地青黃時期都在進行，督撫的奏報經常提

兵米的部分州縣本折兼徵外，其餘一律折銀徵收；而徵本色糧米者，自十八世紀中期就有以貨 幣納課的趨勢，晚清時才改折。（Yeh-chien Wang,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0, 60. 袁良義，《清一條鞭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90、99、381、384）臺地以銀完課，可溯至乾隆四十年

（1775）的臺灣縣（見本章第三節有關郭洸侯案的訊文），但並非常制，也非明文正制。道光 年間官方容許民間私有折色，也陸續明文規定部分正供改為徵銀，其後折銀納課可能更為普 遍。至光緒十三年（1887）規定，臺灣田園「凡地丁、糧米、耗羨等款一併在內，並化折徵穀 價，提充正賦。」（《清會典臺灣事例》，〈事例一•戶部•田賦•田賦科則〉，頁 42）供 粟此時全面折銀。

46

內地漳泉平糶穀本為穀 10 萬石，乾隆六年（1740）改運穀 7 萬餘石。余文儀，《續修臺灣府 志》（乾隆 29 年，1764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卷 4，〈賦役一•租賦〉，頁 243-244。

47

《清高宗實錄選輯》，(一)，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頁 108。周凱，《廈門志》，卷 6，

〈臺運略•專運〉，頁 192。

48

早在乾隆初年就有壓欠之象，無法年運年清。乾隆六年（1741）時報稱積穀約二十萬石未運，

至乾隆十年（1745）累計壓欠穀近百萬石之譜，二年後只得將其中的平糶穀六十五萬石准予免 運。然內地兵眷和金廈提鎮督標穀也是一樣壓欠，至嘉慶十六年（1811）開始委員專運，以解 決積壓問題（約穀十七萬石）。其後仍積壓如昔，咸豐九年（1859）官員的評價認為，道光十 三年（1833）總督程祖洛曾因臺運積滯而奏定章程令年清年款，但議定章程後臺地各廳縣仍有 積壓，「乃近年來仍蹈故轍，積欠纍纍。」 GPCQ12110、GPCQ26038、QSTQ0146-147、

GPCQ29012 、GX22383-384。周凱，《廈門志》，卷 6，〈臺運略•專運〉，頁 190。

49

像建寧鎮，因在泉州府艱於買足需要量，往往將價銀發交商民，赴臺代買運回，見 GTY3818。

到，每逢閩省省城或其他府州米價高昂時「俱向臺灣採買辦運」。 ⁵⁰ 這裡要觀 察的是內 地 官 員 賫價 來臺採買一項，採買數量多半不小。官員攜銀至臺，又需運 回穀石，甚費周章，至嘉慶時改為發交臺灣代買，但臺灣經年累月延宕，能買足 交差的不多。 ⁵¹

政府採買一類中的招商採買，很容易混淆。無論是採買臺倉釋出之穀，或採 買臺灣民米或穀（商買） ，運至需求地後都可自由售賣者，屬於商業領域動員的 糧食，筆者歸入商民請照買運一類。若商民只是代理官方運回穀石交倉或交某官 衙，則屬於政府動員的糧食，筆者列入政府採買一類。兩者都是商運，但性質不 同。官方透過商業領域的動員，以便更機動地提供糧食需求地所需米石的方式，

時期愈後運用得愈為頻繁。相較之下，勞師動眾的賫價 來 臺採 買方 式 則 愈 少 利 用 。 表 4.1.1 為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穀數，表中數據只就奏摺中提及數量者予以 摘入，自是不完整，清時全部的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不會僅止於此。 ⁵² 以動項 採買的年度來看，十八世紀中期以前的單次動員數量，動輒十萬穀石以上。雍正 六年（1728），高其倬曾評估，臺地輸出米十萬石後本地民食仍可自給。 ⁵³ 可是 單次的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量，就佔這個輸出規模的二分之一。這時，內地兵眷、

金廈提鎮督標（尚未含督標）、內地漳泉平糶三類糧石的例運才剛定制化，規定 臺灣每年應輸出米八萬餘石至內地。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的額度不可謂小。乾隆 十二年（1747），巡撫陳大受面對前撫臣周學健飭令採買二十萬穀石的決策很有 意見，認為從前臺郡豐收之年採買也不過十萬穀石，因為官員來臺大額採買，排 斥了本地每年例應起運量的採買，並主張內地採買臺灣米穀，應俟豐年價賤才委 員赴買，不應年年採買成例。 ⁵⁴ 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撥運及採買額度稍降，十 九世紀的採買額度也都明顯下降。十九世紀最大一次採買額是特別為京倉購辦 的，並非常態，同時期內地兵眷等三類穀石總量，從第一季時約八、九萬及六、

七萬石之數，降為第二季時只三、四萬石。這代表什麼含意呢？十八世紀確實是 臺米輸出的黃金期，也是政府動員、支配糧食較為得力的時期，尤以十八世紀中 期以前為甚，這種榮景進入十九世紀漸降。一八三○年代末期至五○年代，官員 的觀察都同聲指出臺米總內渡量趨降（見本章第二節） ，與此趨勢一致的是，政

50

GTY0686 、 GTQ4253 、 GPCQ06087 、 GPCQ06234-235 、 GPCQ14243 、 GPCQ17228 、 GPCQ20217-221、JLQ03.0488.024。《清高宗實錄選輯》，(二)，乾隆二年閏九月，頁 10。

51

例如嘉慶十七年（1815）代買漳泉平糶穀六萬石，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仍有半數以上的 穀石未買。GPCJ66115-120、GPCD75248-249。

52

採買數量無法詳得，是因為缺乏有關倉儲運作的重要史料— — 內閣檔案的戶科倉儲類題 本— — 的緣故，這批檔案有完整的倉儲奏銷記錄，相信還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典藏庫中，

尚未公開。

53

YHP13491。

54

GPCQ28184、GPCQ28204-213、QSTQ0154。

府動員糧食幅度亦降低，雖有大額採買，也屬偶發，與十八世紀頻繁撥運或採買 不可同日而語。

表 4.1.1：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穀數

年 動員方式 穀石 資料來源

雍正 1-2 年（1723-1724） 撥運 100,000 GTY0171、YHP02234、YHP02631、

YHP02714、YHP04100、YMP682、

YMP738

雍正 11 年（1733） 撥運 100,000 YHP24067、YHP24272、YHP24320、

YHP24440、YHP24741、YHP30646 乾隆 4 年（1739） 委員採買 5,464 JLQ03.0488.024

乾隆 8 年（1743） 委員採買 5,000 GPCQ18124

乾隆 9-10 年（1744-1745） 委員採買 100,000 GPCQ23202-203、GPCQ24229、

GPCQ25133

乾隆 11 年（1746） 委員採買 107,800 QSTQ0152、GPCQ28147-151、

GPCQ28204-213、GPCQ29016、

GPCQ31055

乾隆 13 年（1748） 委員採買 140,000 QSTQ0165、GPCQ28184、GPCQ28092-094 乾隆 16 年（1751） 撥運 40,000 GTQ4092-4093、GTQ4097、

GTQ4136-4139、JYQ007140 乾隆 24 年（1759） 撥運 100,000 GPCQ43150-152

乾隆 34 年（1769） 撥運 20,000 GPCQ48135

乾隆 43-44 年（1778-1779） 撥運 85,900 JYQ025740、GTQ8236

乾隆 50-51 年（1785-1786） 撥運 100,000 QSTQ0288-289、GPCQ56236-238、

GPCQ57125、GPCQ58013-014、

TTQ0217-0218、TTQ0219-0220 嘉慶 3 年（1798） 代買 85,000 GPCJ66115-120

嘉慶 17-道光 12 年（1813-1815）代買 60,000 GPCJ66115-120、GPCJ67117、

ZT078-080、GPCD75248-249 道光 4 年（1824） 招商採買，

官為收買※

236,000 GPCD72075-79、QSTD0748-749、

YTD3329-3332、ZT159-164、D0409 ZT171-172、ZT173-175、YTD334、

ZT213-217、GPCD72097-100 同治 6-10 年（1867-1873） 委員採買 38,458 GPCT83048、GPCT83052-53 同治 9 年（1870） 招商採買，

交官倉※

120,000 TST133514、GPCT83024-26、YTT4703

同治 10-11 年（1871-1872） 招商採買，

交官倉※

20,000 GPCT83091-92、ZT1031

註：※，表示運往天津。

接著是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包括商船帶米、商民請照買運以及走私輸出。

商船帶米，指的是在沿岸或赴臺貿易返回內地的商船，每船可容許載運的伙食 米、餘米額度。已知十八世紀初期起，赴臺商船回棹時可帶食米六十石，臺地商、

漁船出口時也一樣，每船可帶六十石米離岸；惟遇臺地米價騰貴或糧食生產遇災 時，官方會向下調整帶米額度或禁帶；若遇內地需求度增加時，則會「少寬二、

三十石，許其通融帶往」或倍帶。 ⁵⁵ 乾隆二十四年（1759）開放帶米額度，讓 往來臺、廈的橫洋船帶米二百石。 ⁵⁶ 商船若多帶米石，最初通常「照時價酌減 一、二文平糶，價歸船戶」 ，乾隆十一年（1746）後易為被查出多帶者將多帶米 石沒為官有。 ⁵⁷ 商船帶米之例與雍正四年（1726）後開放商民請照買運的政策 不同，前者以平常往來於臺、廈間的貿易商船為對象，許其限量攜帶出洋期間的 伙食米及額外帶米，後者則指開放特定期間接受商人請照，赴臺專載米糧銷售內 地，是所謂商米。 ⁵⁸

那麼，經由商船帶米管道輸出的臺地米穀量究竟有多少？ ⁵⁹ 表 4.1.2 列出奏

55

GPCQ08231、GPCQ13206、GPCQ25134、GPCQ25190、GPCQ08129-131、GTQ7116、GTQ7163、

GTQ7165、GTQ7203、JLQ03.0750.063、JLQ03.0534.065。彭啟豐，〈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 太傅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陳文恭公宏謀墓志銘〉，錢儀吉，《碑傳選集》，（四），陳宏謀 條，頁 514。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 2，〈規制•海防〉，頁 109；卷 3，〈職官•列 傳〉，方邦基條，頁 187。《清會典臺灣事例》，（一），〈戶部•關稅•禁令〉，頁 58-59。

或云臺灣商船准帶食米六十石，是以二十人十日計算，見周凱，《廈門志》，卷 5，〈船政略•

商船〉，頁 170。

56

QSTQ0198、JLQ03.0751.073、JLQ03.0344.010。李桓，《清耆獻類徵選編》，卷 9，楊廷璋條，

頁 868。

57

GPCQ27019。

58

清代閩省官員對於商船帶米、請照買運兩類糧源其實是有區別的，他們的奏報經常會提到「向 藉臺灣往來商船帶米接濟」（GTQ7165）、「臺灣商艘源源帶回餘米」（GTQ7174）、「臺 舡帶米回廈」（JLQ03.0860.020），都是指例帶六十米石的帶米、餘米，而以「臺灣商米流通」

（GJ01415）、「臺灣販米船隻」（GJ01212-213）來形容進口米量時，是指專以運米買賣的船 所載之米。但不可諱言地，有時奏報文字非常簡略，無法區別到廈米石究是小額的商船帶米或 大量的請照買運商米。對於往南洋貿易者則多以洋船區別，洋船也有帶米之例，所云「洋船帶 米」（GTQ7020）、「回棹洋船帶米來廈」（GTQ7391）、「販洋商艘」等敘述，是指「外 洋產米之暹羅、柬埔寨及安南」帶回而言（JLQ03.0750.063）。不過，也應注意，有時候商船 與洋船名稱之別，似又不那麼絕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出洋商船漸減，以洋船稱外國船隻愈 為明顯。參考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39。

59

應注意的是，表列各年數目是從奏摺史料中摘出的非常不完整的數量記錄，各年穀石量的多

寡，可能與臺地收穫季節或沿岸貿易的興衰波動有關，很難以一旬或一個月為基準估計全年數

量。

摺中的商船帶米數，記錄並不完整。表中，乾隆四年（1739）的穀量是由二千餘 隻商船所帶。乾隆六年（1741）三月因臺地米貴，實施帶米減半直至秋收季節，

因此只能輸出穀十八萬餘石，這是巡臺御史舒輅、張湄，以臺灣「每年出口商船 通計約有三千餘隻」 （應是船次）的規模，來瞭解當年商船帶米量的估計。 ⁶⁰ 若 該年未減縮帶米額度，應該就會有穀三十六萬石輸出。乾隆九年（1744）官員奏 稱，自臺到廈船隻，實際上每船所帶米量為六十至百餘石之間，合穀一百二十至 二百餘石。 ⁶¹ 可能多帶才是常態，而官員奏報時言必稱「照帶米例」云云，應 是平常應對上級的話。若以乾隆六年（1741）的船量三千隻，估計乾隆九年（1744）

的商船帶米規模，應是穀三十六萬至六十萬石。表中乾隆十二年（1747）的報告 明白指出，粟四十三萬餘石是漳、泉商船到臺按例准帶的當年總量。對照乾隆十 九年（1754）總督喀爾吉善的觀察：「臺郡商船長年帶運糶濟漳、泉之餘米，每 歲不下二十萬石」 ， 「此皆出之臺民餘粟」 ，甚為相近。 ⁶² 據此，到十八世紀中期，

商船帶米的總穀量當在四十至六十萬石之間。

至於十八世紀中期及以後商船帶米數量如何，由於完全沒有數據可用，實難 推斷，只能從其他訊息輔助瞭解其興衰情形。James W. Davidson（1872-1933）

據十八世紀中期清廷官員盧焯的記事表示， 「約有四百條船隻往返大陸沿岸與此 島之間」 ，應是指專由廈門渡臺的橫洋船而言。 ⁶³ 據研究，廈門港的商業興盛期 在乾隆朝，進入道光朝已是衰落期，其後更見蕭條，則自廈渡臺商船自然受到影 響，尤其是與廈門海上貿易網關係甚密的鹿耳門港，一七八○年代商船約四、五 百隻，一八二○年代約一百五十隻，一八三○年代約五十隻，一八五○年代約二 十五隻。 ⁶⁴ 這幾個估計數與乾隆六年（1741）巡臺御史舒輅、張湄所稱，臺灣

60

GPCQ13205-206。

61

GPCQ25190-195。

62

QSTQ0190、GTQ7252。

63

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恒譯， 《臺灣之過去與現在》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903 序，臺北市：臺灣銀行，1972 年），頁 47。

64

這是陳國棟以船隻數量（船次）及其總載重量的變化所做的觀察。至於道光朝廈門港是否面 臨衰落，也有不同的說法。據英國人一八三二年的實地觀察，廈門每日有一、二十隻裝載白米、

蔗糖的中國帆船進港，七天之內為數不下四百隻，而且推斷廈門商務要比天津來得繁榮。陳希 育認為，清朝的史料顥示嘉、道年間（1796-1850）廈門販洋商船減少、洋行倒閉，海外貿易 看似衰落，實刖前往海外的中國商船約有三百一十五隻，並未衰減，這是因為海關管理不善、

洋盜猖獗，正常貿易潛為走私貿易，不向正口通關所致。回棹廈門的洋船如此，則沿岸貿易的

商船在此大環境影響下，赴臺商船數自然減少，亦有可能與出洋商船一樣潛為走私。嘉、道年

間赴臺商船常有取巧以規避配運官穀之事，如「偏港船」「矇領漁船小照置造船隻，潛赴臺地

各私口裝載貨物」，或有「遭風寄碇，行保不出保結，不配官粟」等。Chin-keong Ng 也討論

到廈門商業的變化與中國海外貿易（Junk Trade）興衰的相關問題，他認為一八二○年代臺廈

貿易確實衰落，廈門洋行、商行數量明顯減少以及一八三一年超過七十隻的廈門商船在浙江沿

海遭颶風重創而沈沒，都象徵官定正口貿易體系的結束，而非貿易本身的衰微；他以 John

Crawfurd 的估計為據，一八二○年代蘇、浙、閩、粵從事海外貿易船數仍有 222 隻之多；而

每年出口商船約有三千餘隻的規模比較，可知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廈門對鹿耳門的 商船往來極為繁盛。乾隆晚期及道光初年，閩臺之間相繼開設其他正口對渡，學 者估計這些正口的商船數為：鹿港商船一七八○年代三百四十隻，一八二○至三

○年代也面臨蕭條，約只商船五十餘隻；八里坌（含滬尾）一八三○年代商船數 至少有六十三隻，一八六○年以前商船數一百隻，艋舺貿易以北郊較重要，並未 受廈門商業衰落的影響。 ⁶⁵ 綜合商船估計數，一七八○年代往來閩臺的商船數 約八百餘隻，一八二○、三○年代二百六十三至一百六十三隻（八里坌商船皆以 六十三隻計） ，一八五○、六○年代約一百七十五隻（鹿港商船皆以五十隻計）。

這些估計數是否合理？據道光時人姚瑩的估計，在道光初中期，即一八二○至三

○年代，光是廈門一口的渡臺商船約有三、四百隻。 ⁶⁶ 高於上述學者估計的二 百六十三至一百六十三隻，兩者差距甚大，筆者改採姚瑩的估計。至於一八五○、

六○年代的總船數，根據道光時人周凱所說「邇年渡臺商船，僅四、五十餘號」

（自廈渡臺） ， ⁶⁷ 考量到廈門商業在道光朝急速衰落，這時廈門渡臺的商船數已 難概括大部分到臺收口的商船數，上述學者估計的一八五○、六○年代商船總數 一百七十五隻仍可接受。因此，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中期商船數的變化應 為：一七八○年代約八百餘隻，一八二○至三○年代約三、四百隻，一八五○、

六○年代約一百七十五隻。渡臺商船數在一八二○至三○年代，或確切而言，是 三○年代顯著陡落，推測商船帶米總量的變動趨勢應該與此趨勢相近。 ⁶⁸

十九世紀中國海外貿易乃慢慢趨衰，並非在一八三○年代忽然如此，而且要到一八四○年代晚 期西式船運成功侵入，中國船運才見衰落。以上參考周凱，《廈門志》，卷 6，〈臺運略•專 運〉，頁 192。陳盛韶，《問俗錄》，卷 6，〈鹿港廳•海運〉，頁 62。唐文基主編，《福建 古代經濟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629。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

頁 227-229。陳國棟，〈清代中葉廈門的海上貿易，1727-1833〉，《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 年），第 4 輯，頁 87。陳國棟，〈清代 中葉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 — 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頁 64。Chin-keong Ng, “The South Fukienese Junk Trade at Amo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 in E.

B.Vermeer edits,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

and 18

Centuri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90）, pp. 309-316.

65

商船數估計參考陳國棟，〈清代中葉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 — 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 計〉，頁 80-81、86-87。

66

姚瑩，〈臺廠戰船情形狀〉（道光 20 年，1840 年）謂「昔年廈門商船渡臺，年有三、四百號，

近止數十號而已。」昔年之謂，至少是道光初中期（或上及嘉慶晚期）。姚瑩，《中復堂選集》，

《東溟文外集》，卷 1，頁 179。

67

周凱，《廈門志》，卷 5，〈船政略•商船〉，頁 171。

68

一八六○年代到日治前的兩岸商船往來另有一番面貌。一八六○年代臺灣開港後，內地來臺 商船數究竟是增或減，據林滿紅的研究，一八六○到一八九四年間大陸出口到臺灣的華貨運量 成長 3.27 倍，一八九六年仍有二千八百隻中國帆船進出臺灣。松浦章統計淡水及雞籠海關入 港及出港中國帆船數為：一八七四年 1040、1010，一八七五年 1239、1186，一八七六年 866、

832。如此，赴臺商船數及臺灣往內地商船數，在一八六○年後有所增長。林滿紅，《四百年 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頁 30-31。

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清代臺灣海運發展史》（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頁 20-22。

表 4.1.2：商船帶米、商民請照買運輸出穀數

年 時間間隔及

中曆月序

穀數

（1 米=2 穀）

說明 史料來源

乾隆 4 年

（1739）

1 年 240,000+ 商 船 帶米

GPCQ08231

乾隆 6 年

（1741）

3 月至秋收 180,000+

（360,000+）

商 船 帶米

GPCQ13205-206

乾隆 9 年

（1744）

1 年 （360,000-600,000+） 商 船 帶米

GPCQ25190-195

乾隆 12 年

（1747）

1 年 430,000+ 商 船 帶米

GPCQ28203

乾隆 17 年

（1752）

2 個月又 1 旬 （4-7 月）

196,200 含商 船帶 米

JYQ008618、GTQ7020

乾隆 18 年

（1753）

5 個月又 1 旬 （1-7 月）

216,000 GTQ7104

乾隆 19 年

（1754）

3 個月又 1 旬 （2-5 月）

188,000 GTQ7201

乾隆 20 年

（1755）

約 1 個月（1-2 月） 9,000 商 船 帶米

GTQ7276

乾隆 22 年

（1757）

約 2.5 個月（3-5 月）

290,000+ GPCQ40078-79、GPCQ40174、

JLQ03.0750.019JLQ03.0860.020、

JLQ03.0860.028、JLQ03.0860.032 乾隆 60 年

（1795）

12 日（9、12 月） 58,000+ JLQ03.0971.036、JLQ138.1885.10

嘉慶 1 年

（1796）

8 個月又 1 旬

（1-4、6-9、11 月）

898,400+ GJ03381、GJ02846

嘉慶 2 年

（1797）

25 日（9-11 月） 106,000 GJ05684

道光 4 年

（1824）

※ 26,600 GPCD72075-79、QSTD0748-749、

YTD3329-3332、ZT159-164、D0409 ZT171-172、ZT173-175、YTD334、

ZT213-217、GPCD72097-100 道光 14 年

（1834）

數日（5 月） 20,000+ GPCD77030

註：穀數欄括號內的數據是估計數。

另一透過商業領域動員臺米輸出的管道是商民請照買運，開放內地商人領照 赴臺買米，或讓臺灣商人領照販運米穀至內地，為商買、商運、商賣，這是為了 彌補平常商船帶米例僅六十石的不足。 ⁶⁹ 由表 4.1.2 來看，以商民請照買運方式 動員糧食的方式，在十八世紀（或十八世紀中期）以後，似較商船帶米更為平常，

這應與清廷的臺米出口政策有關。

臺米出口向有所禁，最早的禁米根據莫不以康熙五十年（1711）臺灣知府周 元文提出的〈為請申嚴偷米穀之禁以足民食事〉一紙公文為據。 ⁷⁰ 周元文之禁 是否等同中央的臺米出口政策？清廷納臺灣版圖後開四省海禁，對入洋貿易的出 口港、船隻樑頭及載運量、流通貨物等均有審慎的規定，尤其對米糧出洋更為嚴 格。康熙四十七年（1708）規定「江浙所屬各海口出洋商船，食米不得過五十石，

如販米出洋貨賣被獲者入官。」

這是針對米穀不能由內地販於外洋而言，那麼 由臺灣輸往內地者須經外洋，是否也在嚴禁之列？按條規文意推定，應也在嚴禁 之列，然筆者認為至少至此時中央政令還未明朗化。周元文所上公文乃是再度提 請層峰對於米穀搬運潮嚴陣相理，公文內容說得很明白，基於康熙四十一年

（1702-1711）以來臺灣年成不佳，就算未經報災，糧食所收還是歉薄，因此由 臺灣輸往內地的米穀販運之禁，是他許久之前就已經請示上級准予以嚴禁的：值 此農無餘粟之年，凡有自臺出港船隻，無論營哨、商艘都不許夾帶米穀，此禁不 容為之少弛。督撫及布政使批示對商艘通同奸徒暮夜偷運應嚴禁，營哨船隻夾帶 販運也應查禁，一致同意他禁臺米出口之策和加強查拏行動。 ⁷² 可知此際米穀 搬運潮是呼應內地的需求和對應地方官府之禁使然，最初禁臺米出口是地方政府 因應本地年成豐歉的區域調控策略，並非清廷主張臺米不得輸至內地。

清廷的臺米出口政策為康熙晚期至雍正初年之間形成，有限度的讓臺米輸 出，以閩省兵食、倉儲平糶及民食調控為主，由官買運、撥運，或由官招商代買 代運，有特殊緣由才能運至他省（事實上也經常容許輸出到浙省） 。康熙五十二 年（1713）五月（中曆月）福州省城米價騰貴，興、泉、漳三府米價也隨勢增長，

閩省即擬招商及派員赴臺買運穀石，適臺地已存倉十年的地丁糧累積了七十萬穀

69

JYQ008165、GTQ7124、JYQ031358、GPCQ55195-197。

70

周元文，〈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康熙 51 年序，1712 年；

康熙 57 年增補刊行，1718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卷 10，〈藝文志〉，頁 323-325。

71

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4-1995 年），卷 139，〈兵部•

海禁〉，頁 8、10-11。

72

周元文，〈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見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 10，〈藝文志〉，

頁 324。

石，除康熙四十二年（1703）出糶一次外，正打算將陳糧四十萬穀石賣給來臺行 商的福、興、泉、漳商人運回內地糶賣。 ⁷³ 這反映官方經由賦稅機制所能掌控 的糧食總量，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即年年有餘，但這類糧石很少利用到，

如今的輸出計畫一方面是因應倉儲體系存七糶三原則的運作，另方面是內地的需 求，三方面則是販運管道須由官招商或由官派員來臺買運。內地商人來臺買的是 官倉釋放的糧石，非聽民搬運的民間米糧交易。雖然如此，民間輸往內地的米糧 交易應該存在。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中央的臺米流通政策明朗化— — 官運，與禁往南洋 貿易的海禁令一同實施：

臺灣米糧，應著落臺灣鎮道將內地一體嚴加查禁不許私運出洋偷賣，至 漳、泉、廈門地方米少價貴，該督撫即酌定應需米穀數目，行文臺灣鎮道 量撥米穀，驗給照支（文）護送兵船，逐汛嚴加押送，令地方官親看發賣，

并將原照申送督撫銷案。

「量撥米穀」說明臺米出洋只能在內地需要時經由官方的統籌而輸出（官運），

總量須經官方管制，未經政府允許開放，私人販運售賣行為一概不准，即是私運、

非法行為。南洋海禁在雍正五年（1727）才解除，但此前臺米並非不能輸出，遇 內地有特定的急需，臺米仍得過海，例如雍正元、二年（1723-1724）間即因浙 江溫、臺、寧、紹、象山、定海等處米糧不能接濟，從臺灣輸出了五萬石米。 ⁷⁵ 雍正初年水師提督藍廷珍稱，自臺灣歸入版圖以來，閩省「所需食米全賴臺灣一 方已數十年」，加上浙江米價騰昂需米平抑，都是由官方主導，雇備商船赴臺買 糴。 ⁷⁶ 由官運載、由官雇備商船運載、由官採買臺米外運閩、浙，已是習常的 型態。 ⁷⁷

至雍正四年（1726），總督高其倬請開臺灣米禁的提議獲中央同意，其內容 為：遇臺地豐年即開米禁，以及糧食流通可聽民搬運，讓民間米糧販運貿易；過

73

KMP854、KMP872、KHP40879、KMP894、KMP899。

74

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139，〈兵部•海禁〉，頁 11。

75

GTY0171、YHP02234、YHP02631、YHP02714、YHP04100、YMP682、YMP738。《雍正硃 批奏摺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300 種），(一)，〈福建巡撫黃國材奏聞事摺〉，頁 18-19；

〈福建巡撫黃國材奏聞事摺〉，頁 20；〈福建巡撫黃國材恭繳諭旨摺〉，頁 22。

76

GTY0256、YHP07293。

77

由官雇備商船方式，至乾隆十一年（1746）改為由官分配商船運送，姚瑩稱「此商運臺穀所

由來也」，至嘉慶年間又由官配改為官雇商船委員專運臺穀。筆者認為，無論由官分配或由官

雇備商船，都是以商船運載，無一不是商運，沒有太大的差異。「商運」應指商民可自運、自

購、自銷商品。姚瑩，〈籌議商運臺穀〉，見姚瑩，《東槎紀略》，卷 1，頁 23。周凱，《廈

門志》，卷 6，〈臺運略•專運〉，頁 191。

臺買米者則須報明買米數額、往何處販賣、取具聯保使衙門稽查有資即可。 ⁷⁸ 這 應是商民請照赴臺買運或商運買賣臺米，有了合法管道。不過，商民請照赴臺買 運一制其後並未成為常制。乾隆十二年（1747），經巡撫周學健的努力，中央又 重行同意開放：「嗣後如遇臺郡豐稔之年，應聽漳、泉二府商賈及在臺之漳、泉 二府民人，自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於地方官處請照買運。倘買運過多……仍令 該道府等詳報停止。」 ⁷⁹ 乾隆二十四年（1759）閩浙總督楊廷璋也曾奏請准許 商人請照搬運，認為此制「從前時開時禁，應隨時酌量辦理」才是，可「專准橫 洋船每船帶米二百石」，規定運米之船定口收入。 ⁸⁰ 可見自高其倬議請開放以 來，並非年年聽民自由搬運專載米糧，關鍵似乎在臺地是否豐年，或者遇內地有 災祲之需，才准商賈於定期內赴臺販運。 ⁸¹ 因此，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商民請 照買運這一類的動員糧食方式並不常有；到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官員每當奏報內 地正口輸進臺米時，多云商販米船、商運米船，少提商船帶米，可能商民請照買 運已漸漸成為官方允許的普遍方式。

商民請照買運這一類糧食的動員，額度也是有定例的。奏摺中經常出現的「廈 門進口商船續運到臺米」 、 「臺灣進口商船」 、 「臺灣米石商船」 、 「臺灣商運米船」、

「進口臺米」、 「廈門客販臺米」 ，即是這一類糧食的輸出，多以米計，以穀計者 極少。 ⁸² 乾隆三十年（1765）時，商民販運臺米每船不得過二百石。 ⁸³ 其後愈 為放寬，自開蚶江對渡鹿港、五虎門對渡八里坌起，調整每橫洋船一隻可載米四 百石、安邊船可載米三百石。 ⁸⁴ 不過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中曆月）間也

78

GTY0705-0706。李桓，《清耆獻類徵選編》，卷 8，高其倬條，頁 725。

79

QSTQ0151-152、GPCQ40079。《清會典臺灣事例》，（一），〈戶部•蠲恤•販運〉，頁 76。

80

QSTQ0198 、 JLQ03.0751.073 。 《 新 校 本 清 史 稿 • 列 傳 》 （ 中 央 研 究 院 漢 籍 電 子 文 獻 ，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卷 323，楊廷璋條，頁 10811。

81

JYQ007140。

82

GTQ7020、GTQ7201、GJ02846、GJ05684、JYQ008618、YTD34058-4059。

83

GTQ7670。

84

TSQ102617-2618、JYQ043422。安（按）邊船，可能指同安縣近海官澳（島名）以內港道沿 邊商船；但是臺屬小船也有按邊船，為渡船、採捕船一類，須有照，課船稅。同安縣一帶的安 邊船列入可對渡的船類規定之內，但按邊船只能在臺灣沿岸航行，不能橫洋對渡；兩者或為不 同的船制，惟安、按經常混稱。如蘇澳、雞籠的按邊船容量百餘石，或駕駛內港撥載，或渡人、

載貨登岸而已；又如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稱「凡商船由金、廈、南澳、澎湖、按邊等處來 者，皆由本地官給發船照。」則是來自對岸按邊的商船，並非小船。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

（道光 20 年序，1840 年；咸豐 2 年刊，1852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卷 5 上，〈風俗 上〉，頁 216。林焜熿，《金門志》（光緒 8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80 種），卷 2，〈分域略•

形勢〉，頁 7-8。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光緒 17 年序，1891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30 種），

卷上，〈田賦•船稅〉，頁 61。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光緒 20 年，1894 年，臺灣文獻

叢刊第 37 種，〈海豐堡•海防形勝〉，頁 87。

曾報告，臺灣販回內地米船每船均裝載一千餘石、二千石。 ⁸⁵ 道光三年（1823）

稱定例商船販臺米數，大船不得逾六百石，小船不得逾三百石。 ⁸⁶ 略加調高商 船載米量，但是比起官雇專運壓欠臺穀的大船一次可容六、七千石或二、三千石 者，規模其實不大。晚清往來於內地與淡水海關的商船，有三千至五千石的大船，

也有一千至二千石的小船，進打狗、安平海關的商船平均有一千石，出港者四百 至一千石不等。 ⁸⁷ 商船實際運載的米石量，相信一定遠高過官方的例定數。

另也有其他較小型船隻到臺販運米石返賣內地，如乾隆年間廈門有白底艍 船，往來鹿港販買米穀運回銷售，每船裝米六十石。 ⁸⁸ 淡水有社船，每年九至 十二月自廈門直抵淡水，帶穀回廈糶賣約有數萬石，其餘月分只能赴鹿耳門貿 易。 ⁸⁹ 道光年間，有福州府行戶請設商船、也有興化及泉州額編小船專赴噶瑪 蘭貿易販米，或內地沿海捕魚小船售鹽到鹿港、噶瑪蘭載換米回，每船裝米二、

三百石。 ⁹⁰

商販臺米的船隻很多來源，那麼，由商民領照買運的總輸出量平均一年會有 多少？從表 4.1.2 所見，乾隆十八年（1753）約五個月的輸出量為穀 216,000 石，

但表中一七九○年代資料顯示，在臺地晚稻收穫季節期間，一個月可有十萬穀石 以上的量輸入內地。尤其嘉慶元年（1796）數，是八個多月期間輸入內地的量，

包含了廈門、蚶江二口所報「臺灣商運米船」的穀數，運到臺穀總共高達九十萬 穀石（或更多） ，或可視為十八世紀晚期商民請照買運的年均輸出量。

最後是令清朝官員極費周章的米糧走私，這一管道不經正口或汛口，其數量 正如由內地無照偷渡來臺的移民人口數一般，向來無法估計。從周元文〈申請嚴 禁偷販米穀詳稿〉可知，康熙四十年代起臺米走私販運已很興盛。 ⁹¹ 臺米雖禁，

85

JLQ03.0968.026。

86

姚瑩，〈覆曾方伯商運臺米書〉（道光 21 年，1841 年），見姚瑩，《中復堂選集》，《東溟 文後集》，卷 7，頁 136。

87

H. B. Morse 著，謙詳譯，〈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P. H. S. Montgomery 著，謙 詳譯，〈1882-1891 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

（臺北：古亭書屋影印出版，1979 年），下冊，頁 103、126。

88

QY15750、QSTQ0604-605。

89

GTQ7252、QSTQ0190。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中卷，〈民風土俗〉，頁 47。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乾隆 17 年，1752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卷 2，〈山 水志•海道〉，頁 68。

90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道光 17 年序，1837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92 種），卷 4，〈海防 志•正口〉，頁 31-32。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8，〈雜識下〉，頁 427。周璽，《彰 化縣志》，卷 1，〈封域志•海道〉，頁 24-25。

91

周元文，〈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見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 10，〈藝文志〉，

頁 324。

終不能絕其透漏。十八世紀的文獻可以看到，自臺返回內地船隻無照販運米穀，

而以捏報遭風入口，是走私米糧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臺地「南北各港來臺小船，

巧借失風名色，私裝米穀透越內地。彼處概給失風船照，奸民恃為護符，運載遂 無底止。」 ⁹² 或者以小船從臺地避開汛地出口，由小港偷運米穀至漳、泉、粵，

內地移民則乘其回棹時附載過臺，泊於荒闢無人之境登岸。 ⁹³ 臺地的小船像舟彭 仔、杉板頭等船，原本只能在臺灣沿岸航行不可橫洋內渡，例禁甚嚴，但也有私 載米石， 「每由北路笨港、鹿仔港等處乘南風時徑渡廈門、泉州，自東徂西，橫 過澎湖之北」而「透西」者。 ⁹⁴ 嘉慶年間更有橫洋、糖船潛往澎湖寄椗不到臺 收口，另覓小船來臺裝運米糖駁載回棹，而往來於臺澎間販運糧食可載米八十石 的尖艚船，正好受其覓載，轉運私透。 ⁹⁵ 這些都是官方周知之弊，在十八世紀，

米糧走私一度被形容為「漏 巵 」，卻終清之世難以有效遏阻。 ⁹⁶ 筆者推測，由 於米糧走私大都攀附人口偷渡路線，又與臺地的生產條件（人口及耕地變化）關 係密切，因此移民渡臺的興旺期、人口及耕地增加最速的十八世紀前半期，應是 米糧走私輸出的繁榮期，乃至十八世紀後半期的情況也相差無幾。不過，應注意 的是，這個推測未必也認為，米糧走私在人口及耕地增加較緩的十九世紀隨著減 緩。

表 4.1.3 綜合以上七類米糧輸出的變化情形，表中的數據並非確數，然可粗 略判斷：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輸出量佔最大部分，由於受廈門貿易興衰的影響，

十八世紀後半期（應該說是晚期）及以後，輸出趨減；政府能動員的糧食輸出，

以例運而言，則是每下愈況，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就已經如此，到十九世紀第二季 可以用萎縮來形容；至於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十八世紀中期以前能動員的數量 較大，十八世紀中期以後至十九世紀則較前降低。無論如何，官方動員的輸出量 所佔比例小於商業領域的動員，近人認為臺米銷至內地以軍糧及兵眷米穀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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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TQ0135。《清高宗實錄選輯》，（一），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頁 28；乾隆八年三月 二十九日，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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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Q03.058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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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Q03.0751.073。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卷 1，〈地志〉，頁 18。

舟彭仔（澎仔）與杉板頭皆臺屬小船，須向縣領照，每年課稅，只准往來於臺灣南北路沿岸港 口貿易，規定不能橫渡大洋。澎仔船可裝穀四、五百石至七、八百石，杉板頭船可裝三、四百 石至六、七百石。見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中卷，〈出產水利〉，頁 90-91。

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卷 2，〈規制•海防•附考〉，頁 90。唐贊袞，《臺 陽見聞錄》，卷上，〈田賦•船稅〉，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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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Q03.0751.073。《福建省例•船政例》（同治 13 年，1874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99 種），

〈澎湖添復尖艚船額往臺販運糧食議定稽查章程〉，頁 68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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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Q0093-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