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民主：
抗戰時期中共的民主論述 及戰國策派的挑戰 ＊
施純純**
國防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中共在抗戰期間以「民主」作為論述主軸，強調「民主」與「正義」之戰 的必然聯繫，幫助中共在戰時的國共合作中爭取政治空間，同時論證中共統治 的正當性與優越性。另一方面，中共亦透過其民主論述為蘇聯政治體制辯護，
公開支持蘇聯，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強調中共與蘇聯、英、美的共同外交 立場。戰國策派則從「大政治」的角度指出國際戰爭有其運作邏輯，否定了民 主與戰爭性質的必然關係，並質疑中共在抗戰期間爭取政權的正當性。中共對 於戰國策派的批判，因而呈現出抗戰時期複雜的政治局勢，以及中共在眾多限 制下建立政權的難題。
關鍵字：中共、民主、戰國策派、戰爭、革命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舉辦之「政治 變遷與公民意識」學術研討會（2018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感謝評論人王龍飛教授 提出具啟發性的評論，以及張福建教授給予寶貴的意見。在文章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
劉季倫、羅敏兩位教授給予論點和寫作上的指點，賴芸儀教授在資料收集方面諸多幫 忙，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深刻評論與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至於本 文中所有不足之處，全責在我。
✽✽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107 年 10 月 1 日；接受刊登日期：108 年 6 月 13 日
壹、前言
1936 年 8 月，中共致函國民黨，提出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
（楊天石，2009: 389）。自此之後，伴隨著抗戰與統一戰線的進行，「民主」
始終為中共論述和策略的軸心。其理論或相關制度、措施（包括毛澤東的新 民主主義論、三三制及憲政運動的推行）在抗戰中發揮的效果，獲得了許多 研究者的關注（汪朝光，2017；董佳，2015；洪富忠等，2016；王建朗，
2004）。關於中共民主論述和策略的研究並不少，卻較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共 民主論述所受到的理論挑戰與中共的回應。而本文主要討論的問題，即是中 共在抗戰期間如何論述「民主」的重要性、獨特性及政治作用，「民主」既 為中共回應戰國策派的論述基礎，亦幫助中共應對複雜的政治局勢。
1940 年 4 月，一群雲南大學、西南聯大研究政治學、哲學和文學的教授 們，共同創辦《戰國策》雜誌，核心成員除了沈從文外，林同濟、何永佶、
陳銓、雷海宗等人均留學歐美（孔劉輝，2012: 77–78）。一年之後，因空襲、
物價高漲等原因，於1941 年 7 月宣布《戰國策》雜誌停刊；隨後，這一批學 人在《大公報》重慶版開闢「戰國」副刊（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7 月停 刊（江沛，2001: 11–12）。1抗戰時期，中共的基本政策為聯合一切黨派共同 抗日（毛澤東，1986）。戰國策派知識分子多為學有專精的大學教授，堅決鼓 吹抗日，但並未成為中共聯合的對象，反而很快地受到胡繩、茅盾、章漢夫 等中共黨員注意，先後撰文批評，指責戰國策派為法西斯主義。從此，「法 西斯主義」成為戰國策派的政治標籤，甚至影響了戰國策派知識分子在1949 年之後的命運，以及對於戰國策派的研究方向。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陸學者將戰國策派與法西斯主義連結在一起，直 到1990 年之後，關於戰國策派的研究才逐漸多元化（江沛，2001: 23–33），
「戰國策派是否為法西斯主義」的問題受到重新檢視，大陸學者江沛、孔劉
1 孔劉輝（2012: 80–81）認為，《戰國策》停刊的原因除了經濟，還有雜誌論點不容於雲南當 局之外，也與主要成員之間，尤其林同濟和何永佶可能有分歧有關。
輝，或是臺灣的研究者馮啟宏、范珮芝，均不認為戰國策派思想等同於法西 斯主義（江沛，2001: 242–253；孔劉輝，2013: 68–71；馮啟宏，2000: 185–
196；范珮芝，2011: 101–117）。至於中共批判戰國策派的可能原因，研究者 黃莉莉（2013: 46）認為，戰國策派親近德國文化、取材德國哲學，甚至提 出了與法西斯主義相似的觀點，在二次大戰和德蘇戰爭爆發後的環境中，很 難不受到批評，加上戰國策派的觀點偏向集權和國民黨當局的主張，政治上 更被視為中共的敵人；蒲衛東（2017: 24–27; 44–46）認為，中共批判戰國策 派，一方面基於政治上的動機，樹立起中共要民主、反獨裁（主要指向國民 黨）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則由於中共機關刊物《群眾》將尼采、反理性主 義、主張侵略都視為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特徵，批判戰國策派更有著批駁不利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言論和宣傳唯物史觀的作用。
戰國策派親德的思想傾向與中共的多重政治目的，是黃莉莉、蒲衛東認 為中共批判戰國策派的可能原因，而本文欲將中共對於戰國策派的批判，置 於更廣闊的思想、政治脈絡中處理。早在七七事變之前，中共已將「民主」
作為革命任務之重心，強調「民主」與戰爭的關聯性，並在抗戰的過程中，
以「民主」之名推動憲政運動，於邊區政府實施「三三制」等「民主」制度，
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強調中共與英、美外交立場相同，同為「民主」
的一方。從中共（尤其是毛澤東）將「民主」作為抗戰策略與論述主軸的脈 絡來看，1940 年出現的戰國策派和他們應對戰爭的思想策略，雖未對中共 造成極重要的影響或致命的威脅，但仍從理論上挑戰了中共的論述與政治策 略，自然引起中共黨員的注意並進一步加以批評。2
2 江沛（2001: 257–258）引用侯外廬的回憶，指出中共黨員對戰國策派的批判受到周恩來的 節制，周恩來指出那並非抗戰的主要矛盾，江沛因而認為中共對戰國策派的批判可能並非 中共南方局文委所發起。根據侯外廬的回憶，在周恩來提出意見之前，侯外廬認為雷海宗
主編的《戰國策》對中共並不友好，所以《群眾》主編章漢夫撰文批評《戰國策》，點名雷
海宗，侯外廬與其他中共黨員都意識不到有什麼問題，直到周恩來指出這不是抗戰的主要 矛盾（侯外廬，1985: 122–123）。然而，相較於侯外廬回憶中的雷海宗，章漢夫與其他中共 黨員主要點名批判的卻是林同濟與陳銓。即使如同侯外廬的回憶，章漢夫等人對戰國策派 的批判可能並非中共官方統一下令，戰國策派也並非中共的主要論敵，但戰國策派的觀點 出現不久即受到中共黨員注意，並主動提出觀點相似的批評，亦反映了中共黨員對中共政
本文在結構上，首先討論中共對於民主的描述及其政治效用。1937 年，
毛澤東在幾次重要的講話與訪問中，說明民主與戰爭之關聯性，界定了中共 民主論述的主要議題。1940–1941 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新民主主義論與邊 區實行三三制，論證中共革命領導權與邊區統治的正當性和優越性時，正是
《戰國策》雜誌出刊的時間。雖然戰國策派並非針對中共的論述與統治方式，
但其「大政治」的觀點，卻在民主與戰爭之關聯性等問題上，與中共的論述 構成了對立的兩造。因而本文的第二部分，即說明戰國策派的「大政治」觀 及其備戰策略，和戰國策派對於戰爭、民主與蘇聯外交的看法，以對比中共 的民主論述，呈現兩者在思想上、策略上的對立之處。3自1940 年底開始，
中共首先是胡繩、茅盾、張子齋等人對戰國策派展開批判，之後是《群眾》
週刊章漢夫等人的攻擊，主要集中於1942–1943 年（馮啟宏，2000: 171–176；
范珮芝，2011: 111）。本文的第三部分即是循著這一時間脈絡，透過中共個別 論者在實際政治情勢中與戰國策派的思想交鋒，呈現中共的批判觀點如何反 映、維護了其民主論述，在抗戰時期爭取政治空間、建立政權，以及應對蘇 聯、國民黨與整體國際局勢變化的複雜情況。
貳、中共的民主論述
抗戰以來，「民主」始終是中共論述和策略的主軸。1937 年 5 月，在延 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1983a: 193–194）提出「爭取政治 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 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而中共要進行的、作為抗日統一戰線之必
治論述與策略的共同認知。因此，從中共本身的論述與策略主軸出發，考量中共黨員對其 論述和策略的辯護，或許是一個更適切地理解中共批判戰國策派的角度。
3 梁庇寒（2007: 21–25）與周若清（2003: 19–29）的碩士論文，均有章節從戰爭與民主分析戰 國策派的思想，指出大多數戰國策派成員肯定民主，但卻認為民主不利於戰爭，有時代的限 制和錯誤；相對地，梁與周則肯定中共透過民主以推進抗戰，其思想較戰國策派為佳。然 而，兩位作者從政體是否有利於戰爭的角度，對比中共與戰國策派，傾向贊同中共的觀點而 質疑戰國策派，但並未進一步比較戰國策派以國際戰爭界定國內政體的分析方式，和中共以 國內政體區辨戰爭性質的差異之處，亦未論及中共與戰國策派觀點背後的政治意涵與影響。
要條件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將政治制度上一黨一派一個階級的反動獨 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因而主張盡速召開國民大 會和制定憲法；第二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這是進行政治制 度之「民主改革」的前提（毛澤東，1983a: 195）。毛澤東的論述著眼於民主 的「效用」，即擴大政治參與和保障人民各種自由在戰爭期間可發揮的動員 效果，使更多群體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是抗戰勝利的前提條件（王振江，
2017: 101–102；王建朗，2004: 75）。
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國共合作加速進行。1937 年 9 月 22 日，國民政府 公布中共提出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 認中共的合法地位（張玉法，2001: 311）。〈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的第一條，為「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第二條的內容，為「實現 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並且宣布「取消一 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 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周恩來，1986: 8–9）。而〈中國共產黨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937 年 8 月 25 日洛川會議通過）提出「全國人民除漢 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釋 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並在制度改革方面，主張：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 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 體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他是 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91a: 328–
329）
中共試圖透過「民主」、「自由」等語言論述，以期推動國民大會的召開，在 國民黨勢強、中共較弱的政治生態中，爭取更多生存發展的機會（洪富忠 等，2016: 66；王建朗，2004: 75）。
關於抗戰、戰時政府與民主之間是否矛盾等問題，毛澤東於1937 年 10 月25 日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提出了說明。毛澤東（1983b: 298–299）
指出，中共在1936 年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主張這個政府是聯 合一切抗日階級的政府（除了漢奸賣國賊以外），必須給予人民「全部必需 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組織、訓練和武裝自衛的自由」；此外，「民主共和國」
必須是「民主集中制」，既要獲得全中國民眾的支持擁護，使人民能夠影響 政府政策，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若政策不違背民意的 要求，也經由民意機關通過，政府執行的過程必然會順利。更重要的是，毛 澤東（1983b: 299–300）認為，戰時的政治制度也分為兩類，一種是「革命 的戰爭」，即「政府的基礎建設在人民的自願支持之上」，且「戰爭的目的政 府與人民一致」，所以是「民主集中制」；另一種是「反革命的戰爭」，即「戰 爭的目的政府與人民的不一致」，所以產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絕對集 中主義的政府」。而在這兩類政府中，毛澤東強調：
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直接代表著人民利益的時候，政府越民主，
戰爭就越好進行。這樣的政府就不應畏懼人民反對戰爭，相反，
這個政府所顧慮的，應是人民的不起來，與對於戰爭的冷淡。戰 爭的性質決定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毛澤 東，1983b: 300）
基於人民利益界定戰爭性質和民主有利於備戰的假定，毛澤東主張召開臨時 國民大會以作為全國權力機關，以此通過憲法並選舉政府，將能挽救時局的 危機。
由於戰爭的性質直接聯繫著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毛澤東認為擴大政治參 與不僅不會妨礙戰爭的進行，還會因為反映了民意，讓政策更加容易推行，
與「行政權力集中化」並不相悖。毛澤東以中國抗戰應為革命戰爭的論述，
說明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為政府「代表人民」的必然措施，並且能夠幫 助戰爭動員。此一論述既創造中共與其他黨派聯合爭取政權的共同立場，也 正當化中共在戰時爭取政治空間的行動。換言之，中共意識到「民主」問題 將是中共與國民黨政治鬥爭中的爭論焦點（洪富忠等，2016: 66）。
而中共爭取政治權力與生存空間的步伐，並不僅止於中央政府的領域。
根據毛澤東（1983a: 196）1937 年 5 月在蘇區的報告，指出應「在蘇區內實 行徹底的民主制度」。而1937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 作的指示〉，第一條即是「爭取地方政權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度」，其具體步驟 是取消蘇維埃、採用國民黨現有的政權組織形式，但透過普選的方法選舉保 甲長、區長，以保障政權仍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86: 26）。從上述文件可知，中共期望「普選的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將 會有利於中共，這是在不違反國民黨政權組織形式的情況下，中共掌握政治 領導的迂迴措施。
雖然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一定程度同意民意機關的設置和言論、
出版自由的保障，然而，隨著抗戰的進行，國民黨亦逐漸加強政府權力的集 中。4 1938 年 3 月底，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全黨領袖制 度，由蔣中正當選總裁，使「革命集團有一穩固的重心」。5 4 月，陝甘寧邊 區政府代主席張國燾投向國民黨，以及國民黨找到129 師政委張浩對內解釋 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權宜之計與未來計畫的小冊子，進一步加劇了國民黨對 中共的懷疑，催生了1938 年 5 月和 6 月國民黨五屆中常會通過之〈對黨外 各種政治團體及其分子之態度的決議〉，加強國民黨各地黨部對於中共的防 範和壓制（楊奎松，2008: 400–404）。
楊奎松（2008: 404–405）指出，此時中共尚未將兩黨衝突增加的趨勢與 國民黨上層的態度連結起來，因而在1938 年 9、10 月間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仍提出加強兩黨組織上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尊重國 民黨的領導權。毛澤東在中共六中全會的報告〈論新階段〉，指出對日抗戰 與統一戰線「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並肯定國民黨召集了臨時代 表大會、發布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等民主措施，「承認了 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利」（毛澤東，
1983c: 198–199）。另一方面，毛澤東仍強調民主的動員效果，能推動「全國 人民的抗日積極性」，因而「國民參政會的開會已開始了國家民主化的第一
4 〈專載：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抗日十日刊，1938）。
5 〈一週情勢（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新戰線週刊，1938）。
步」，接著是各省各級地方參議會的建立，以及「保證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 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自由權在全國範圍之充分實施」，並 且在戰區（即大後方）實行「民主制」，即「民選各級政府再由上級加以委 任」，「戰區男女公民，除漢奸外，均有選舉、被選舉權，均有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與武裝抗日之自由，戰區一切抗日黨派均有公開合法地位」等，
使「全國必須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毛澤東，1983c: 212–213）。
依據〈論新階段〉的方向，中共向國民黨提議更進一步的合作，然而，
隨著八路軍與中共在敵後的擴張發展，建立「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府、實際 上獨立自主的地方政權」，蔣介石和國民黨進一步限制八路軍行動、加強地方 行政控制，並在1939 年陸續通過〈印刷所印刷不送審查圖書雜誌原稿取締辦 法〉、〈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進一步限制中共的活動，使國共衝突從宣傳 限制、逮捕人員，很快地走向軍事衝突（楊奎松，2008: 405–414）。另一方 面，1939 年 1 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建立國民 政府戰時體制，統一黨政軍之指揮；蔣介石身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行政院長、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儘管實際運作與法規條文仍有 落差，但蔣介石在制度層面擁有了最高黨政軍之領導權（劉維開，2004）。
在國民黨統一黨政軍之戰時體制的建立、蔣介石權力集中，以及採取更 嚴厲的防共措施的同時，1939 年秋，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召開，中共更加緊 推動憲政運動（王建朗，2004: 75）。毛澤東於 1939 年 12 月針對共產黨員發 言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角度，說明中國歷 史的演變和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論證「民主」作為中國當前特定革命階段 和統治形態，以及說明中共應掌握中國革命領導權的原因，與國民黨展開政 治理論鬥爭。毛澤東（1983d: 94–99）指出，中國從秦朝以來，基本上是「封 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制度」，直到鴉片戰爭，外國資本的侵入解體了 自給自足的經濟，雖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中國卻因帝國主義與封建殘 餘共同壓迫而無法發展資本主義，只能成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會；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了當前的革命任務只能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 建殘餘壓迫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但並非少數「資產階級專政」的舊 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作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
義革命的一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1983d: 112; 124–126）。
Raymond F. Wylie 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透過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為統 一戰線以達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並在此一階段革命任務完成之後，進入社 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段，顯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 普遍性中，融合了中國「統一戰線」的特殊策略；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由 無產階級意識領導，更使其區別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主導的舊式「民主」革 命（Wylie, 1980: 119–123）。毛澤東對於中國應發展「民主」的論證，即奠基 於世界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以及從封建、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發 展規律，而非基於天賦人權或社會契約。此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背後的 政治意涵，Stuart R. Schram 指出，毛澤東在 1938 年 10 月的〈新階段論〉承 認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對國家建設的領導作用，但到了1939 年 12 月的〈中國 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則直接說明中國革命的領導只能是中國共產黨（Schram, 1989: 80–81）。毛澤東（1983d: 113–123; 129–131）說明中國無產階級「在中 國革命中能夠成為領導的力量」之因，首先是中國無產階級深受帝國主義、
資產階級、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並在「本階級革命政黨」，即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下，「最有覺悟性」且與廣大農民有著「天然聯繫」（無產階級多為破 產農民出身）；然而，中國無產階級有人數較少、文化水準較低等缺點，單 憑其力量並不足以完成民族與民主革命，必須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階級和階 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
接著，毛澤東（1983e: 156–159）於 1940 年 1 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一 文中，說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雖有一定的革命性，但與帝國主義 和農村土地剝削也有著密切聯繫，基於此，中國資產階級可能無法執行當前
「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的革命任務；倘若如此，中 國無產階級必須肩負領導的責任，帶領「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與 其他小資產階級」組成「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毛澤東（1983e: 161–162）
並指出，要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權」，首先「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 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充分的發揮一切革命人民 的意志」，「最有力量的去反對革命的敵人」。如此，戰爭與民主的關聯性，
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意味著各階級統一戰線以驅除日本帝國主義的現階段
革命任務。因此，〈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1940 年 2 月 1 日）指出，中共現階段不僅要「組織進步勢力，同國民黨的大多數親密地 合作」，「要廣泛開展憲政運動，力爭民主政治」，還要在抗日根據地「建設 完全民選的沒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參加的抗日民主政權」，是「幾個革命階 級聯合的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91b: 263）。當時身為中共 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謝覺哉在〈民主政治的實際〉一文中，說明中共的邊區政 府如何在實際上落實民主，民主又如何進一步鞏固中共在邊區的領導。
謝覺哉（1940: 19–20）首先將反奴隸、反封建、推翻軍閥、反漢奸專政 都歸諸於民主、革命的範疇，強調群眾直接參與政治的民主內涵，「大家的事，
大家來議，大家來做」，使過去「『僻處於政治生活及歷史之外』的群眾，進 到政治生活及歷史裡面來」。此外，並將群眾分配於鄉代表或行政村代表的領 導之下，使代表會議確實深入群眾，使各種民眾都有自己的組織，能在組織 中討論並解決問題，各群眾團體的領袖亦直接參加各級政府委員會，使群眾 團體成為「民主」的基礎，除了漢奸反革命之外，群眾均「得享有民權自由」，
「而且在發展他們的自由之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於革命的意見與力量」（謝 覺哉，1940: 21–24）。謝覺哉（1940: 27）指出，這些民主措施最重要的效果 是「必須使黨的決議變成了廣大群眾的決議，才能實行。否則不僅說不上民 主，也不會做出什麼成績來」。如此，謝覺哉描述中共將民眾組織於各種團 體，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習於政治，民眾的政治參與和「民權自由」，既有助 於中共掌握群眾的意見與動向，進而亦貫徹黨的決策於民眾之中。
而限制中共黨員在各級議會席次的「三三制」，進一步在形式上擴大了 各黨派的政治參與，從席次分配上實現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政權（黃正林，
2017: 20）。關於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1940 年 3 月 6 日毛澤東對黨內 的指示指出，基於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
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 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必須保證 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佔三分之一的共產 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
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 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 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因 為他們聯繫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 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 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重要步驟。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 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毛澤東，1966: 736）
1941 年 5 月 1 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布〈五一施政綱領〉，舉行「三 三制」普選（李維漢，2004: 65）。「三三制」從議會席次的安排上顯示了中 共對階級聯合的考量，避免「黨包辦一切」，但在各黨各派多元意見與討論 協商的背後，「三三制」更改善並確立中共實質的領導（汪朝光，2017: 25；
董佳，2015: 58；黃正林，2017: 25–26）。
1942 年 3 月 13 日《解放日報》的〈社論：實行三三制—貫徹黨的領 導〉，進一步說明「實行三三制」如何造成「貫徹黨的領導」的結果。〈社論〉
（解放日報，2004）指出，若中共黨員佔多數，他們可能較少考慮到黨外人士 的心理、對於政策的理解和完成任務的方法，其後果則會是「政治上的遲鈍，
以至麻痺」，容易演變為黨在人民之上，將政策加諸於人民，且若黨外人數 少，亦不會對政策過程發揮影響；唯有黨外人士人數較多時，他們才能暢所 欲言，而僅佔三分之一的中共黨員必須把握黨的政策、關心別人的意見，更 細緻地進行說服的工作，「使別人接受我們的意見，同時也接受人家意見的好 處」，如此，黨的政策才能被人民理解，黨員的行動也才能受到人民擁護。
中共的民主論述因而在抗戰的過程中肩負多方面的作用。它既是中共用 以聯合各黨派、在中央政府層級爭取政治空間的論述策略，亦是中共在馬列 主義原則上的革命階段與中共革命領導權之描述。更重要的是，中共在邊區 擴大政治參與，亦被視為民主的主要表現，凸顯出中共統治的正當性（董佳，
2015: 65）。如同汪朝光（2017: 26）所說，「三三制」幫助中共爭取中間階級 的支持、照顧不同階級的利益與訴求以增進內部團結，確立中共的領導地位，
並可藉此批評國民黨排斥其他黨派的「獨裁統治」。邊區成為全國民主的「示
範」或「先導」，中共以此自任為民主政治的推動者（王建朗，2004: 77）。
中共試圖透過民主與戰爭的連結，說明唯有以中共為領導推動、建立的 政治制度，才是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政權，也才能在正義的戰爭中發揮最大 的動員效果。然而，當中共以民主論述說明其政權的優越性與正當性，並在 戰爭期間與國民黨進行政權的競爭時，於1940 年 4 月出現的《戰國策》雜 誌，卻質疑「民主」在戰爭期間的作用。以下即簡述戰國策派之「大政治」
觀，以及從「大政治」觀出發而針對戰時政治體制和蘇聯外交方針等重要議 題的看法。
參、 「大政治」觀之下的戰爭與民主
1940 年 4 月 1 日，在第 1 期《戰國策》雜誌上，林同濟（1940a: 4–6）
提出了〈戰國時代的重演〉，指出一個文化演進到某階段，會進入「戰國時 期」，而目前的時代，是充滿「浮士德精神」的歐洲文化推動的世界「戰國 時代」。這一戰國時代的造成，基於物質和精神條件發展到某個程度，各民 族之間的摩擦日漸增加，「由欲望而企圖，由企圖而行動，於是戰不可免」；
戰爭到了尖銳化的時刻，即是戰國時代，其時代特徵是「『純政治』、『純武 力』的傾向」，充滿「『非道德』、『非經濟』的衝動」，運用全體戰和殲滅戰，
朝著「大一統」帝國的趨向前進（林同濟，1940a: 3–5）。在戰國時代，戰爭 不僅成為「一切主要的社會行動的動力與標準」，更朝向「全體化」的特徵 變化，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中國的戰國時代屬秦國較能徹底推行 全體戰，現代「所謂全能國家如德、義、蘇聯，都可說是『秦之續』而變本 加厲」（林同濟，1940a: 2）。
基於此，林同濟（1940a: 3）呼籲中國人必須認清戰國時代的險惡和殘 酷，如何準備全體戰才是首要問題，「民治」問題僅能是次要問題，但這並 不意味著「民治」與備戰之間毫不相容，而是：
在某種的解說下，民治乃正是全體戰的部分條件。我們此刻所需 要指明的：德、義、蘇聯，儘管他們的發言人如何解說，在客觀
的歷史作用看去，他們絕不為反民治而全能，乃是為全體戰而全 能。（林同濟，1940a: 3）
換言之，全能國家的構成主因是因應戰爭，而非反對民主，國際戰爭才是左 右國內政體的關鍵。林同濟（1940a: 3; 7）強調商鞅變法的目的是打造秦國 為「戰國式國家」，而非為了「反封建」。此外，林同濟（1940a: 7）並批評 這十年來以「意識形態的對壘—民治對全能，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等等」
解釋「國際的合縱連橫」的錯誤，而認為「意識形態是戰國作戰的一種手 段」。換言之，林同濟認為，無論是古代的秦國，或是現代的德、義、蘇聯，
國際戰爭（而非社會型態的變遷）才是左右其國家內部政治體制的主要力量。
另一位重要論者何永佶，在〈政治觀：外向與內向〉（《戰國策》第1 期，
1940 年 4 月 1 日）一文，透過「大政治」（high politics）觀說明戰爭與國家內 部政治的關係。何永佶（1940a: 39–40）指出，所謂「外向」的「大政治」觀，
意指「認定戰爭為國家最後的精義，時時刻刻想著國與國間是不斷地鬥著或 明或暗的戰爭，而將國內一切的一切，置於這個大事業的最高總馭底下」；
反之，認為國家是「大一統」，認為政治是升官發財的權力競逐，則是「內 向」的政治觀。何永佶（1940a: 40–42）強調，「外向」的政治觀崇尚「力」，
注重國防和重工業，獎勵科學，致力於「政權之統一化、吏治之效率化、軍 隊的機械化」，其關鍵就在於「戰」之意識；而當前中國處於世界戰國時代，
何永佶強調「大政治」的觀點比較適合中國的需要。
在另一篇〈論大政治〉（《戰國策》第2 期，1940 年 4 月 15 日）的文章 中，何永佶（1940b）強調，民族國家必須調整自身以適應環境的需要，「客 觀的環境條件在先，而謀所以適應環境的內部組織在後」，換言之，國際戰爭 不僅決定中國內部的政治制度選擇，中國更應看清蘇俄、德、英、日等大國 之間互動的現實邏輯。因而，儘管戰國策派學人背景、觀點各異，但在《戰 國策》第2 期的〈發刊詞〉（1940 年 4 月 15 日）中，提出彼此之間的共同 主旨為：
鑒於國勢危殆，非提倡及研討戰國時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
無以自存自強。而「大政治」例循「唯實政治」（Realpolitik）及「尚 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發生作用，端賴實際政治 之闡發，與乎「力」之組織，「力」之馴服，「力」之運用。本刊有 如一「交響曲」（Symphony），以「大政治」為「力母題」（Leit- motif），抱定非紅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
向吾國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之途邁進。（戰國策，1940）
如同學者馮啟宏（2000: 87）所說，戰國策派學人認為「大政治」是「戰國 時代」必備的政治觀，中國必須盡速調整自身，重新以「大政治」觀來面對 世界局勢，才能在激烈的國際戰爭中生存下來。
依據上述林同濟與何永佶的看法，在世界各國相互爭戰的戰國時代，國 際戰爭有其獨立的運作邏輯和推動力，並無法以道德或是非對錯來評斷，亦 沒有毛澤東所描述的「革命戰爭」與「反革命戰爭」之分別。戰國策派著眼 於國際環境的決定性影響力，認為國際戰爭的爆發與國內人民支持與否無 關，國內人民所能做的，僅有認清國際戰爭的必然進行，根據戰爭的要求改 變自身觀念和國內制度。戰國策派更進一步強調國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最重 要的標準，意識形態論述僅是表象上的不同，背後仍是國家利益。戰國策派 以此挑戰蘇聯將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作為外交行動之正當性論述，和運用馬列 主義規劃革命進程並以民主自任的中共。
丁澤的〈留得青山在！「工人無祖國」嗎？〉這一篇發表於1940 年 5 月 1 日勞動節的文章（《戰國策》第 3 期），說明社會主義僅是蘇聯外交行動的 託辭而已。6丁澤（1940: 43–44）指出，第三國際在 1919 年創立時，列寧 托洛斯基高喊「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主要是為解決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奪取 政權後，被「帝國主義者包圍」的處境，故透過「工人無祖國」等口號，「以 動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而1924 年俄國幫助國民黨北伐，也是為 了突破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俄國的封鎖。因此，所謂「世界無產
6 李金鳳（2017a: 227–228）比對何永佶和丁澤的文章主題與觀點，推斷丁澤應為何永佶的 筆名。
階級聯合起來」等口號，需置於「馬奇維利式」的國際關係中來衡量，「工 人的祖國」就是他們自己的國家而非蘇聯。但另一方面，工人生活的改善也 是必須的，因為只有下層階級生活無虞，國家才能在生死存亡的國家競爭中 發揮力量生存；如此一來，「社會主義係不可避免」，但社會主義的必要性並 不是基於「階級利益的辯證法」，而是作為增強國力必要的手段，以因應「世 界大政治的需要」（丁澤，1940: 44–45）。
既然蘇聯以宣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掩護其國家利益，尹及〈所謂中國
「外交路線」〉（《戰國策》第9 期，1940 年 8 月 5 日）一文指出，若要考量 中國是否與蘇聯聯合，必須基於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7尹及從「地略
（geopolitik）與唯實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出發，判斷中俄之間漫長的 邊境使兩國休戚相關，而日本、蘇聯在西伯利亞和滿洲的利益衝突，使得日 本成為中蘇共同的敵人，中國可為蘇俄對日的「緩衝國」，以交換蘇聯對中 國的幫助；更重要的是，「聯俄與赤化二事應絕對分開」，蘇聯並非一定要實 現馬列主義，也未必要求共產黨上台（尹及，1940: 18–20）。換言之，按照
「大政治」外交邏輯，中蘇依據彼此國家的利益考量來決定聯合與否，而中 共與蘇聯之間的意識形態紐帶，未必能夠代表兩者親密無間的關係。
然而，強調國際關係的現實利益與以備戰為核心的「大政治」觀，是否 意味著戰國策派學人否定了民主政治的價值？江沛（2001: 230–239）認為，
戰國策派學人主張各異，雖並不反對民主，但基於中國危機與抗戰的現實局 面，認為救亡圖存只能緩行民主—例如林同濟在〈戰國時代的重演〉一文 中，即指出「在某種的解說下，民治乃正是全體戰的部分條件」，江沛並引用 何永佶的〈反對與反叛〉（《戰國策》第3 期，1940 年 5 月 1 日）一文對於獨 裁與民主的分野，即「獨裁國家」習慣視一切「反對」為「反叛」，但民主國 家卻能接受且善用政黨分歧與意見不同的情況（何永佶，1940c: 19–20）—
說明何永佶將國民黨政權與法西斯政權相提並論，意味著他對現實政治並不 滿意。然而，在〈反對與反叛〉一文中，何永佶（1940c: 21–22）亦提及，近 年來歐洲國家紛紛因議事效率不彰與戰爭需要而拋棄民主政體，但這並不代
7 馮啟宏（2000: 6; 95）、江沛（2001: 16）指出，尹及亦是何永佶。
表獨裁必定優於民主，何永佶強調民主、獨裁政體各有限制，沒有絕對好壞，
獨裁必須政策正確、獨裁者地位應合法，而民主制度必須有真正的選舉、可 供輪替的政黨，並將軍隊中立化、國家化作為前提。因而，關於抗戰時期的 憲政運動，何永佶再次強調軍隊國家化的重要性。
何永佶在〈從大政治看憲政〉（《戰國策》第5 期，1940 年 6 月 1 日）首 先質疑了1940 年 11 月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是否合宜的問題：
抗戰的涵義，是政府的力量在不激起叛變之範圍內，極度的增強。
憲政（Constitutional Rule）的涵義—至少是傳統的憲政涵義—
是在不流為無政府狀態的範圍內，政府的權力盡量的縮減。……
時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一個國家在與外敵抗戰期間，我們只 會看到她的政府權力一天一天的增強，只會聽見她的憲法效能一 天一天的縮小，絕沒有政府權力和憲法效能同時澎漲的現象，有 之則惟有在現在我們的貴國！……正惟如此，則現在的憲政運動 是否合時，殊難令人無疑。（何永佶，1940d: 8）
但何永佶並未完全否定現階段中國實施憲政的可能性，反而認為從「大政治」
的觀點，可將憲法當作「手段」，以加強政府的統治能力（馮啟宏，2000: 96）。 何永佶（1940d: 10）因而批評當時許多關於憲政的討論和提案，錯誤地 聚焦於「政權」或「代表」的相關問題，認為應該回到政府實質統治能力的 層面（即「治權」），指出今日中國「軍權未完全統一引起治權不完全統一，
復引起所謂黨與黨間之摩擦」，在這情況下談憲政實為不切實際，因而「各 黨必須放下槍桿，把國內所有之武力一元化、中立化、國家化，然後憲政始 成為真」。因此，憲法可以談，但應該討論現在最迫切的問題，其一即「嗣 後我國軍隊之如何統帥，如何維持，如何補充，現各黨私的武力如何關聯，
如何打成一片，將來如何繼續現在最高元首的事業等」；其二，應在國民大 會中解決行政機構權責不清，因「副署」權引發的矛盾而導致政治機構限於 阻礙遲滯的諸多問題；其三，貪汙、會計制度尚未確立、吏治不彰等問題，
何永佶亦欲藉憲法加以改善（何永佶，1940d: 10–15）。
由上述觀點可知，何永佶確實並未反對中國實施憲政，但何永佶支持憲 政的理由與方式，是希望藉由憲政運動建立「民主」應有的基本前提，即政 治統一與軍隊國家化，以及政府實質統治的效率與能力，而非藉由擴大參政 權或以一紙憲法「團結人心」（何永佶，1940d: 15）。因此，若從何永佶的角度 來看，中共欲推動各階級聯合、為各黨派爭取政治空間，以及主張保障人民 的各種自由權利的「民主」措施，均非當前中國最優先、最需要處理的問題。
相較於何永佶（1940d: 10）欲將憲法運用為「化分歧為一致，化散漫為 集中」的手段，另一位論者林良桐，在〈民主政治與戰國時代〉（《戰國策》
第15、16 合期，1941 年 1 月 1 日）一文，否定了民主實行於戰爭時期的適 切性。林良桐（1941: 41–42）指出，兩次歐戰改變了民主國家的政權結構，
原本大權集於民選機關的民主國家，轉而將權力集中於政府，更因為戰爭所 需要的計畫經濟與各種統制、禁止罷工等措施，使講求高度效率的戰時政府 體制「直接間接與個人自由不相容」。林良桐（1941: 42）認為，「戰國時代」
追求「國家的安全與強盛」，與「民主政治」強調的「個人的自由與繁榮」，
有著「前者重團體，後者重個人」的差異，「前者利於強有力的政府，後者 利於無為的政府」，若無法尋求一兩者調和的方案，則「團體重於個人，安 全重於自由」，戰國時期的國際環境應被優先重視與考慮。
上述林同濟、何永佶與林良桐，均從「民主政治是否適用於戰時中國」
的角度，討論戰時實施民主制度的環境與條件（范珮芝，2011: 36–37）。而 戰國策派的另一位主要論者陳銓，則否定了民主制度本身。陳銓在〈德國民 族的性格和思想〉（《戰國策》第6 期，1940 年 6 月 25 日）一文，指出「民 治主義，矛盾錯誤，非常之多，決不是政治上的天經地義」，只是中國近幾 十年來普遍介紹英美派的思想，英美派思想佔據了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地位，
因此反對民治主義才會惹人「奇怪驚駭」（陳銓，1940b: 31）。陳銓並在〈尼 采的政治思想〉（《戰國策》第9 期，1940 年 8 月 5 日）一文，以尼采的說 法批評了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
尼采哲學的目的，不是替德國民族作宣傳，乃是闡明人類文化進 步的真理。民主政治，要把弱者的力量提高，所謂「民治民有民
享」，尼采看來，不過是「弱治弱有弱享」，所謂「一切人類生來 是平等的」，這是政治思想上最大的誑話。所謂「大多數最大的幸 福」，尼采問為什麼一定是大多數？憑什麼決定最大的幸福？幸 福的根本是在「質」，不在「量」，千萬的群眾，不及一位天才，
廚房中百年，不及天國中一日。至於社會主義，重量不重質，注 意多數群眾的幸福，不注意少數天才的發展，和民主政治，根本 陷於同樣的錯誤。（陳銓，1940d: 27）
而陳銓在〈尼采的思想〉（《戰國策》第7 期，1940 年 7 月 10 日）一文中，
解釋尼采的超人之所以作為人類的領袖，是因為「人類是不平等的，智識能 力也永遠不會相同」，人類若要建設偉大的事業，平庸的群眾必須接受智力高 超的領袖領導，「假如讓群眾來處理一切，等於我們回復到了禽獸的狀態」
（陳銓，1940c: 23）。而「中國處在生存競爭的時代」，尼采思想對於中國人 的意義，陳銓認為「這就要看我們願意作奴隸，還是願意作主人」（陳銓，
1940c: 24）。陳銓言下之意，大眾民主的平庸將阻礙中國往前進展的腳步，而 中國民族生存與復興的關鍵，在於群眾服膺少數天才或傑出領袖的領導。8
對陳銓而言，「英雄崇拜」不僅代表了另一種有別於民主政治與社會主 義的政治運作之可能性，更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所在。在〈論英雄崇拜〉
（《戰國策》第4 期，1940 年 5 月 15 日）一文，陳銓（1940a: 4–5）同樣基 於人類智力不平等的假定，主張「人類意志是歷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類 意志的中心」，強調人類社會依靠少數「天才」領導、創造而進步的觀點，
以及「英雄」們超群的力量使群眾驚異、驚羨進而產生宗教般崇拜的情緒。
陳銓（1940a: 6–8）強調，英雄崇拜不同於奴隸服從之處，在於前者是「誠 懇的驚羨」，後者是利害算計或恐懼，因此崇拜英雄從而「忘記自我」的情
8 關於陳銓對民主政治的態度，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江沛（2001: 235）並不認為陳銓否定 民主，只是出發點仍在於救亡圖存；而李嵐（2007: 556–557）認為陳銓誤解「平等」的含 義而表達對民主的不贊同。但若從引用尼采的說法反對民主政治、強調尼采思想對於當前 中國的重要意義，以及主張英雄崇拜來看，均顯示陳銓基於其學理而相信民主政治並非最 佳的政治運作方式。
緒，亦能煥發崇拜者敢於犧牲的勇氣和偉大。但在中國，士大夫階級的腐 化，以及五四時期透過民主、科學而發達的個人主義和反對英雄崇拜的近代 教育，相互加強而加重了中國一盤散沙的情況；陳銓（1940a: 8–10）認為應 該恢復中國下層階級傳統崇拜英雄的民族精神，養成英雄崇拜的風氣。
陳銓期盼能有優秀的政治菁英帶領群眾創造團結和力量，亦期望群眾能 服膺菁英的領導。因而，思想、文化的改變，為陳銓解決中國難題的關鍵
（范珮芝，2011: 71）。陳銓（1940a: 7）並在〈論英雄崇拜〉一文中，描述中 國近代受景仰與崇拜的孫中山和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說明中國近代實際存在 的英雄，以及革命者崇拜英雄所引發的高尚情操和革命力量。陳銓認為政治 應由菁英主導的觀點，很快地招致了中共的批評，且比何永佶、林良桐等人 受到中共更多的攻擊。
肆、理論批判與實際政治
1940 年底，戰國策派的言論陸續遭到中共黨員撰文批判，陳銓的「英 雄崇拜」與戰國策派的國際戰爭觀點首當其衝。胡繩（1990a: 76）在登載於
《全民抗戰》的〈論英雄與英雄主義〉（1940 年 11 月 30 日）一文，準確地 將陳銓的「英雄崇拜」 之說， 聚焦於雙方歷史觀的差異。9胡繩（1990a:
76–78）批評了把英雄當作「歷史發展中的唯一的主角」、「把少數英雄的意 旨做為人類發展的根本的決定力量」的觀點，主張「歷史是在一定的社會物 質基礎上的人類的活動」，人的能動性受到社會物質基礎的限制，不能任意 改造歷史；胡繩並反對陳銓將英雄視為牧人，將群眾比做綿羊的不平等權力 關係，尤其認為若將英雄觀再神祕化與宗教化，將英雄描述為具有不可思議
9 陳銓在〈再論英雄崇拜〉（《大公報》重慶版戰國副刊，1942 年 4 月 22 日）一文，強調英雄 崇拜根本上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陳銓，1942b）。胡繩早年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於 1935 年離開學校，在上海參加中共領導的文化活動與抗日救亡活動，並為《讀書生活》等刊物 撰稿。張海鵬、趙慶雲指出，胡繩此時已在思想界嶄露頭角。抗戰爆發之後，胡繩轉至武
漢，於1938 年加入中共，並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加中共的文化領導機構與黨的統一
戰線工作（張海鵬、趙慶雲，2008: 4–6）。
的魔力，即是法西斯主義的英雄觀念。
根據中共黨員徐伯昕的回憶，胡繩這篇文章所刊載的《全民抗戰》雜誌，
主編人「跟南方局領導或有關同志有直接的聯繫」（徐伯昕，1990: 273）。就 胡繩與中共南方局的關係來看，其文章不僅代表他個人對於戰國策派的觀 點，亦反映了中共的理論基調。之後，以中共為主的左翼對於陳銓的英雄史 觀大加批判，陳銓對此問題也直接回應，顯示雙方在該議題上的爭論並不僅 僅是區辨英雄或群眾的重要性，更關鍵的是中共欲維護唯物史觀作為革命理 論基礎的重要地位（孔劉輝，2017: 19–21）。
除了「英雄崇拜」之外，戰國策派對於國際戰爭的看法亦是中共批判的 焦點之一。1941 年 1 月 1 日，茅盾在《大公報》重慶版發表〈時代錯誤〉一 文，即說明「戰爭」不能一概視之，「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被侵略的民族 的解放獨立的戰爭」、「帝國主義爭霸世界的戰爭」均有不同的性質；面對戰 爭時，也不能如同戰國策派所描述，將信仰、企業、社會改造都依存於戰爭 的需要。茅盾強調，信仰、社會改造應有其「獨立發展的自由」，而抗戰中 的中國人必須理解戰爭的不同性質，因為唯有理解「我們的抗戰是自衛的求 解放自由的戰爭」，才能了解抗戰持久與取勝之道（茅盾，1941）。
茅盾對戰國策派的另一個重要批評，是針對林同濟關於中國學術思想的 分期與方法。林同濟〈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新階段的展望〉（《戰國 策》第14 期，1940 年 12 月 1 日）一文，指出五四時期的經驗主義（第一 期學術思潮）和之後的社會史論戰（第二期學術思潮）各有擅長，幫助中國 學術從打倒道學、確立理智精神，擴展至認識整體社會背景、輪廓的重要 性，但唯物史觀卻將「全體」侷限於「唯物」，將「社會輪廓」化約為「經 濟結構」（林同濟，1940b: 3–5）。林同濟（1940b: 6）認為，第三期學術思 想必須把握「真正的整體」，即「民族文化的『全體觀』」，其方法是「迫近 一種鳥瞰的姿勢，代表航空時代的一種作風」，從「高空」將不同地形地貌 盡收眼底，而獲得一幅完整的畫面。茅盾（與之後中共的批評者）對林同濟 的攻擊，就在於「整體」的界定，以及何謂第三期的學術方法。
茅盾（1941）諷刺地將林同濟之「鳥瞰」、「航空」的比喻批評為「玄 學」，而胡繩（1990b: 89）則將之視為「反理性主義」。胡繩〈論反理性主義
的逆流〉（《讀書月報》第2 卷第 10 期，1941 年 1 月 1 日）一文，與茅盾的 文章同樣發表於1941 年 1 月 1 日，指出當前西歐反理性主義的趨勢：
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向上時期的過去，隨著獨 佔的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到來，隨著西歐市民層已 成為不是助長而是阻止歷史的更新發展的勢力，於是在文化上也 崛起了反理性主義的思想，這種反理性主義表現在哲學上就是直 覺主義、神祕主義，唾棄客觀的觀察與思考而推崇朦朧的直覺與 盲目的意志；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就是對民主政治的懷疑，而以馬 基佛里的唯力主義為聖經；表現在經濟思想上就是庸俗的效用價 值說等等。法西斯的思想是反理性主義思潮的集大成者，也就是 近代思想的最反動的一個表現。（胡繩，1990b: 84）
胡繩（1990b: 83）重申中國的抗戰是「正義對非正義的鬥爭」，亦是「人類 的理性向反理性的鬥爭」。在胡繩的分類中，戰國策派的思想已經等同於反 理性思潮的法西斯主義。
然而，胡繩將「理性」的規範性價值與社會基礎混而論之，卻忽略兩者 的矛盾之處—若理性主義代表資本主義初階段的思想特徵，它應該僅具有 某個歷史時期的重要性，並將會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轉變為「獨佔 資本主義階段」的反理性主義；但若理性主義被視為代表著科學、邏輯、自 由與正義等絕對價值，則它應該超越社會經濟基礎，而不受社會發展階段的 限制。胡繩並未深究其思想中的矛盾，僅是在二元劃分的對立下，將反理性 主義代表的蒙昧、直覺與神祕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及法西斯主義連結在一 起，與中共代表的民主、科學、理性為不相容的兩造。
學者李嵐（2007: 541–544）指出，「戰國重演」的觀點受到部分中國青 年黨人的附和。而中國青年黨公開推崇陳銓、林同濟等人之時（1940 年 9 月之後），蘇光文指出，茅盾在《大公報》重慶版上發表文章批判戰國策 派，並影響了重慶的左翼刊物（例如《群眾》）展開集中而猛烈的批判（轉 引自黃莉莉，2013: 31–32）。其後，1941 年初的皖南事變，以及 1941 年 6
月德國進攻蘇聯，德蘇戰爭爆發，蘇聯重啟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線等一連 串的發展，更使「反法西斯主義」成為中共1941 年 7 月之後的政策宣傳主 軸，推動中共更加激烈地抨擊戰國策派，以此影射和對抗執政當局（孔劉 輝，2012: 82）。
1941 年 3 月 10 日，繼胡繩、茅盾之後，中共黨員張子齋以〈從尼采主 義談到英雄崇拜與優生學〉（《學習生活》第2 卷第 3、4 期合刊），批評陳銓
〈尼采的政治思想〉和陶雲逵〈力人—一個人格型的討論〉等文章。10張 子齋（1941: 110）清楚地指出，尼采思想並不等同於法西斯主義，亦曾在五 四時期發揮了積極的影響，不過，張子齋強調在現階段的中國，「傳播尼采 的某些反動的觀點，不論傳播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目的如何，但客觀上是和 武斷專橫向後倒退的反民主、反科學的逆流，有密切的關係」。如此，在張 子齋看來，陳銓傳播尼采思想的動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尼采思想與「反民 主、反科學的逆流」之間的關係，違反了中共的抗戰道路。
張子齋（1941: 111）進一步回應陳銓的「英雄崇拜」觀，認為實現尼采 的要求並不會產生陳銓所期望的「做人類、做主人」的結果，因為「在德國 和其他法西斯的國家裡，人民大眾的最低民主要求，都被剝奪了，甚至生存 權利也被剝奪了」，即使實現尼采的主張，所成就的不過是希特勒等人的獨 裁統治，一般大眾仍是奴隸。換言之，民主與權利的保障才是人民大眾獲得 尊嚴與脫離奴役的條件。張子齋（1941: 113–115）重申五四以來傳播的民主 與科學的效用，即促進中國人的「覺醒」，使中國人民能脫離愚昧，意識到 自己的存在及對於國家與民族的意義，才是將中國人由一盤散沙凝聚成堅固 之物的「膠合物」。
關於五四運動以來民主、科學潮流與民族團結的關聯性，林同濟有著與 張子齋等人相反的看法。林同濟在〈廿年來中國思想的轉變〉（《戰國策》第 17 期，1941 年 7 月 20 日）指出，面對當前的國難，「五四的作風必須向另
10 張子齋為雲南白族人，1937 年冬赴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被派往武漢八路 軍辦事處；1938 年滇軍第 60 軍北上抗日，路經武漢，經滇軍師長張沖的要求，中共中央 同意張子齋到滇軍工作，並建立了中共支部；1940 年張子齋調重慶《新華日報》編輯部；
皖南事變後，中共南方局派張子齋回雲南工作（賀良林，2015: 30）。
一路線轉換，也只可向一個路線轉換：就是，個性解放的要求一變而為集體 生命的保障」，並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實際上造成的流弊，是不能將個性 解放置於民族生存的前提下鼓勵、提倡；林同濟認為，此後的中國文化應該 一改五四之風，從強調自由、權利，轉變為強調義務、個體的「功用」，運 用意志並採取行動而增強「自力」（林同濟，1941: 46–50）。
上述中共與戰國策派之間的差異，一方面反映了人類意志或社會物質之 不同的社會變遷動力，亦呈現出關於戰爭與政權的不同聯繫。在中共方面，
主張抗日戰爭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戰爭的目的既是要幫助中國脫離 壓迫，自然必須以保障個人權利的政體來主導進行，人民亦需理解參與戰爭 和擺脫自身奴役的相關性。戰國策派則強調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無道 德、正義可言，國際戰爭左右了政體和人民的選擇，因而應強調個人對集體 的義務、加強民族團結，個人自由與權利也必須讓位於民族整體利益。而雙 方政治觀點所延伸出的策略，中共一方面在中央層級推動憲政運動，爭取其 他黨派支持，遏止國民黨對中共的步步進逼，另一方面在邊區擴大群眾參 政，彰顯中共政權的「民主」特質，比「獨裁」的國民黨更適合帶領中國進 行「正義」戰爭；戰國策派則主張內部政體變革應以應對戰爭為優先考量，
政府行政能力、軍事統一與民族團結應優先於個人權利與政黨競爭。戰國策 派的主張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契合國民黨集中權力、強調民族與國家至上的政 治傾向與實踐（江沛，2001: 227–228）。
中共主張民主與戰爭性質的密切關係，亦反映在為蘇聯外交辯護的論述 上，但更側重政體形態決定戰爭的性質，而非正義戰爭引導出民主政體。德 蘇戰爭爆發之前（《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時期），章漢夫的〈斯大林的和平外 交政策〉一文（《群眾》第5 卷第 11 期，1940 年 11 月），即指出「一個國家 的性質，決定著它的對內對外全盤政策」，社會主義國家是「從無產階級專 政發展到無階級的社會」，在階級消滅之後，國家自然無需存在；而蘇聯既是 勞動人民的國家，它所執行的國際任務，即是幫助解放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弱 小民族，而非增強其壓迫（章漢夫，1987a: 266）。1941 年 6 月德國進攻蘇聯 後，中共的論述更多側重於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線，以及蘇聯在其中的重 要性。中共中央於1941 年 6 月 23 日發表〈關於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決
定〉，指出中共在中國的任務，首要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 作，驅逐法西斯日本強盜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毛澤東，1983g）。太 平洋戰爭爆發後，徐冰在〈蘇德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一文（《群眾》第7 卷 第1 期，1942 年 1 月 25 日），更強調支持蘇聯就是支持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 線—「『為蘇聯謀』麼？很好，因為今天蘇聯是反侵略陣線的重要的一環，
為蘇聯謀也就是為反侵略陣線謀」（徐冰，1987: 17）。
此時，陳銓（1941）〈指環與正義〉（《大公報》重慶版戰國副刊第 3 期，
1941 年 12 月 17 日）一文主張國際關係以「力」為優先，一國要圖謀生存 發展，第一步就要先取得「指環」（力量），唯有力量（而非正義）才能保存 民族生存，亦飽受中共抨擊。1942 年 1 月 25 日，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 的機關刊物《群眾》上，章漢夫以〈「戰國」派的法西斯主義實質〉（《群眾》
第7 卷第 1 期）一文反駁陳銓的觀點，維護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線的「正義」
性。11章漢夫（1987b: 20）指出，一個國家除了「力」，同時也必須具備「正 義」，且在國際之間，「正義」也能夠維繫國與國的關係，例如國際反法西斯 主義陣營就是不同國家以「正義」互相團結的例證。
研究戰國策派的學者馮啟宏（2000: 183）、孔劉輝（2012: 82）均認為，
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線的成立使中共更激烈地批判任何近似法西斯主義及
「反蘇親德」的言論，因此對於戰國策派的批評也轉趨嚴厲。然而，中共批 判法西斯主義並公開宣布「保衛蘇聯」的同時，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關係 卻風波迭起—德蘇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基於中共自身的力量和情況，並未 完全遵守斯大林要求中共出兵北上牽制日軍、配合蘇軍作戰的命令（王真，
1992: 201–203）；此外，毛澤東又在 1941 年 9 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摧毀
11 《群眾》週刊是抗戰期間和國共內戰初期中共中央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機關刊物，1937 年 10 月，周恩來指定潘梓年和章漢夫（筆名漢夫）等人籌辦《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
1937 年 12 月《群眾》在武漢創刊，週刊工作人員與《新華日報》大致重疊，但《群眾》
週刊編輯方針更偏向思想、理論的宣傳與鬥爭；1939 至 1945 年，章漢夫在武漢、重慶《新 華日報》社擔任新聞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等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 量工作。學者蒲衛東並指出，《群眾》週刊批判戰國策派的政治觀，主要集中於陳銓這篇 文章探討的正義性問題， 以及民主與集權的問題（許滌新，1990: 209；陳雷剛，2015:
60–61；蒲衛東，2017: 15–16; 27; 36–39）。
王明等代表蘇聯的國際派，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高華，2000: 279–
295）。毛澤東的決策顯示，即使中共身為共產國際支部，與蘇聯同屬反法西 斯主義的陣營，但「擁護蘇聯」之國際戰略，卻與中共自身生存發展有著某 些利益衝突。戰國策派指出蘇聯的外交政策（包括對華政策）反映其國家利 益，以及強調國際關係中各國以自身利益為上的現實政治觀點，一定程度解 釋了毛澤東與斯大林關於中共出兵的爭執。12然而，基於中共仍需維持與蘇 聯的密切關係，以及國共統一戰線對蘇聯和中共雙方的重要性，中共繼續透 過民主與戰爭的關聯性，主張蘇聯外交政策之「正義」性，並更加嚴厲地批 判戰國策派以展現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
在國共關係方面，從皖南事變至德蘇戰爭，中共面臨了既與國民黨幾乎 決裂又必須與之合作的複雜情況。皖南事變發生後，毛澤東（1983f: 289–290）
對蔣介石在國民黨八中全會的演講發表意見，指責國民黨統治當局幾乎將
「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權利」剝奪殆盡，認為「國民黨的統治與民眾利益背道 而馳」，其統治危機在於「沒有民主」，重申民主政治的重要性。1941 年底日 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後，中美並肩作戰的局勢穩定了國民政府的統 治，國際局勢迫使中共向國民黨表達國共合作的意願（張玉法，2001: 321–
322）。1942 年 1 月 25 日，章漢夫〈「戰國」派的法西斯主義實質〉（《群眾》
第7 卷第 1 期）一文，即反映了國共關係的微妙之處。
首先，章漢夫（1987b: 19）直接批判戰國策派主張「政權集中，軍權統 一，經濟干涉，國教創立，思想統制」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法西斯主義言論。
研究《群眾》週刊的蒲衛東（2017: 24）指出，「反民主和擁護獨裁」是《群 眾》批評戰國策派的重點，以樹立中共「要民主、反獨裁」的形象。然而，
在直接指責戰國策派為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的同時，章漢夫（1987b: 19–20）
強調百家爭鳴、個性解放與政權的集中並不相悖，描述全國人民要求民主政 治、國民參政會推進民治等「民主」的趨勢與進展，稱蔣介石為「領導正義
12 學者王真（2003: 178–184）描述抗戰時期蘇聯的對華策略，即是支持和民族鞏固統一戰線 以推動中國抗日鬥爭，並且把國民黨政府視為主要夥伴，是「蘇聯將意識形態戰略服從國 家安全利益的明顯表現」，又「蘇聯在意識形態上雖然支持中共，卻是有限度的，尤其是 反對因意識形態因素而破裂國共關係」。
的抗戰，受全國人民擁護的抗戰領袖」。如此，章漢夫透過批評戰國策派，影 射戰國策派、法西斯主義和國民政府共有的集權特徵，避開了與國民政府直 接的話語衝突（孔劉輝，2013: 70）。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批判戰國策派的 集權以影射國民黨，另一方面卻以蔣介石「領導正義的抗戰」而公開支持蔣 氏的領導，既維護了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表達了中共堅定反法西斯主義、
反獨裁的「民主」立場，也打擊了傾向支持（或被用來支持）國民黨戰時體 制的理論力量。
與此同時，陳銓在〈政治理想與理想政治〉（《大公報》重慶版戰國副刊 第9 期，1942 年 1 月 28 日）一文，則重申個人自由與唯物史觀並不相容於 民族團結與整體備戰：
五四運動提倡了個人自由，華盛頓會議瀰漫了和平正義，在遼遠 的天邊，又傳來了唯物史觀、階級爭鬥。這一切美麗的政治理想，
不管理論上如何到家，實際影響乃減弱了民族團結的精神，增加 了民族倚賴的心理，甚至遲延了政治的統一，散分了軍事的力量。
……在目前緊迫的情勢之下，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 對於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徹底計劃：提倡民族意識，準備長久戰 爭，鼓勵全民族生存意志和權力意志，訓練每一個青年配作一個 戰士，整個的國家配作一個強有力的戰鬥單位。（陳銓，1942a）
陳銓所理解的備戰，主要依靠一強有力的權力中心自上而下統制、組織全國 人民與各個領域，並延續著何永佶所強調之政治、軍事統一的重要性，批評 個人主義與唯物史觀構成政治、軍事統一的阻礙。從陳銓的角度來看，無論 個人主義與唯物史觀的理論論述如何，民族團結與政治、軍事統一實為當前 現實政治最重要的考量，言下之意，中共建立在唯物史觀之上的民主論述，
其政治後果為分散民族力量、妨礙統一，並不利於整體抗戰。13
13 雖然陳銓、林同濟對五四運動諸多批評，但學者李金鳳（2017b: 90–91）認為，戰國策派 並未全盤否定五四運動的價值，而是指出其弊端和不符合時代要求之處，以從事新的文化 建設。
因此，陳銓（1942c）提倡「民族文學」（〈民族文學運動〉，《大公報》重 慶版戰國副刊第24 期，1942 年 5 月 13 日），即是強調抗戰時期民族意識的重 要性。學者葉雋（2005: 205–225）認為，陳銓高度推崇英雄崇拜的效力，並 希望透過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以文學表現、張揚民族意識，亦使他的創 作充滿了各種激情的、為民族獻身的英雄，包括推崇當前的中國政治領袖蔣 介石。而學者馮啟宏（2000: 195–201）指出，雖然戰國策派對於國民黨諸多 批評，但陳銓的觀點及他所主張的民族文學運動，也確實受到國民黨的歡迎 與支持。在中共一方，歐陽凡海的〈什麼是「戰國」派的文藝〉（《群眾》第 7 卷第 7 期，1942 年 4 月 15 日）、戈茅（中共黨員徐光霄之筆名）〈什麼是「民 族文學運動」？〉（《新華日報》，1942 年 6 月 30 日）等文章，持續反對尼采的
「超人主義」，主張戰爭性質的不同，強調中國的「民族文學」應是五四運動 以來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文學表現，再次批評戰國策派為法西斯主義（歐陽凡 海，1987: 149–150；戈茅，1989）；左翼文化界並圍繞著陳銓的劇作《野玫 瑰》，展開另一波批判浪潮（孔劉輝，2012: 82；江沛，2001: 188–218）。
在文藝的論爭之外，中共亦持續批評戰國策派之政治外交觀點。1942 年 7 月 31 日，章漢夫的〈「戰國」派對戰爭的看法幫助了誰？—斥林同濟「民 族主義與二十世紀」一文〉（《群眾》第7 卷第 14 期），強調民主政治決定戰 爭的「正義」性質，回應林同濟在國民黨雲南省黨部的演講。林同濟（1942）
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導致了「政治組織的極端強化」，產生蘇聯、德國、
義大利等「集權國家」，他並對戰後世界和平表示憂心，認為戰後不必然產生
「世界民族解放」或「大同」世界與永久和平的樂觀結果。章漢夫（1987c:
335）回應道，蘇聯的政治組織確實高度強化，但其基礎建立在沒有敵對階 級、民主權利擴展和民族平等的強固上，與德國之階級尖銳對立的社會基礎、
民主權利剝奪和民族壓迫完全不同。此外，章漢夫（1987c: 336）再次指出當 前的世界戰爭中，兩造敵對雙方戰爭目的的差異，「中、蘇、英、美等同盟 國，是為了消滅法西斯主義的德、意、日，維護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因 而，章漢夫（1987c: 334–337）批評道，雖然林同濟曾提出反對希特勒的主 張，但戰國策派的戰爭觀點（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將蘇聯與德國同樣 視為極權國家，實為「混同二者以便掩飾其反蘇親德的真相」，而造成「煽
動反蘇情緒，挑撥同盟國間的團結」、「長侵略者的威風，滅同盟國的志氣」
的政治後果。
章漢夫（1987c: 337–338）強調當前的戰爭是「法西斯民族侵略主義和 民主國民族獨立自決原則的戰爭」，而中國抗戰是「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
指責林同濟關於戰後英美可能聯合以制衡中蘇的預測，「把中國和英、美、
蘇三盟邦隔開了」。由於〈民族主義與二十世紀〉一文是林同濟在國民黨雲 南省黨部的演講詞，因此上述章漢夫的批評不僅針對戰國策派的外交與戰爭 觀點，更透過批評戰國策派而直指國民黨。章漢夫對林同濟「挑撥同盟國間 的團結」、「把中國和英、美、蘇三盟邦隔開了」的批評，暗示國民黨並不是 同盟國稱職的盟友；相較於國民黨，支持「民主」的中共更接近英、美、蘇 同盟共同的「民主」特質，也更堅定地站在同盟國一方以抵抗「法西斯主義 的侵略」。中共對戰國策派的批判因而不僅是不同政權之間的競爭比較，更 延伸至外交領域的鬥爭。
伍、結論
關於中共與戰國策派的交鋒，學者孔劉輝（2013: 71）指出，陳銓並不 是左翼真正的敵人，抗戰期間左翼文化界必須批評法西斯主義，以此作為輿 論戰場，並指向國民黨當局代表的「中國法西斯主義」，陳銓則是被信手拈 來的棋子而已。然而，若論及民主與戰爭之關聯性，戰國策派與中共確實呈 現截然不同的論述思路，從理論上挑戰了中共的民主論述及與該論述相應的 諸多政治目的。
戰國策派主張國際戰爭是一國政治制度選擇或政治運作的決定因素，一 切國內政策都必須以有效應對戰爭作為出發點；故在實際政治上，行政效率 的提高、軍事統一與政府權力集中的實質統治能力，才是應對戰爭的「力」
之所在。陳銓主張群眾對於英雄和傑出領袖的崇拜服從，進而煥發出不畏 死、敢犧牲的勇氣，比平庸的民主政治更適合正值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國。相 較於此，聚焦於代表權、政治參與和政權開放的中共「民主」，理論上並不 是戰國策派所認為的備戰上策。然而，中共主張「民主」與「集中」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