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行為－信用問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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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信」作為實質的個人道德行為，是自遠古以來就已經存在的，「人言為信」
表示說出的話就具有可信度。在春秋時代「信」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則和當時的 政治背景高度相關。在王綱解紐、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原本在王綱權威下穩定的
「互信」開始動搖，於是需要約誓結盟才能夠維持天下秩序。
從春秋時會盟之頻繁已可得知，守「信」在春秋已經相當強調。雖然並不能 百分之百達到互信，不過由當時會盟的頻繁和對會盟禮節的要求，我們還是能發 現春秋時代依舊是具有尊禮重信的道德風氣。所以對於當時的人而言，強調「信」
不但是一種表現出道德精神的人格特質，也使得春秋時代的政治展現出不同於戰 國時代的風貌。可見「信」在春秋時代的特殊情形，諸子學說以及儒家思想中都 有闡述「信」對於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性。
雖然在戰國初年，魏國仍想發揮春秋霸主的道德風度，但是面對競爭更加劇 烈的時代，僅是想以「信」確立地位卻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當與講求勝利不計 手段的商鞅交手，就發生公子卬被俘虜的事情，至此強調「信」的道德感已無法 有效約束各國行為，完全以利害關係考量，所以詐騙戰禍也就越來越頻繁了。各 國之間因為不能互信所以背盟棄誓的情況不斷發生，會盟約誓已經沒有了約束的 力量。至此各國間的政治往來已經不能互信合作，春秋時代以會盟致信的方式失 效，「信」觀念又再次受到破壞。
因而戰國時代風氣更加狡詐多詭，利用權謀和武力以爭勝，似乎是更加直接 有效的方法，為了製造有利自己的形勢，各國之間也就互相詐騙、反覆無信。既 然談不上「信」，那麼約誓會盟也就形同瓦解，不能互信的結果讓強秦得以倂滅 六國統一天下。
另一方面，各國為了求得國力強盛，則開始強調國家內部的互信，因為國家 團結是國力強盛的基礎，對於戰國時代已經不太具有血緣關係的君、臣、民，三 者，該如何取得互信關係是內部安定的關鍵。而法家「以法致信」的主張成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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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際成果的政策，「信」觀念在被破壞的同時，其實也在走向重建的過程。
春秋戰國的政治發展充分體現了「信」屢遭破壞又再次強調的過程，因為唯 利是圖和害怕強力侵擾，所以有約盟又背盟的行動，導致了「信」的破壞。而其 中縱橫家與兵家的言論，也常是影響互信關係的重要關鍵，春秋戰國外交政治的 發展清楚體現了守「信」態度的轉變，這個現象的形成和兩股新興勢力—縱橫家、
兵家有密切的關係。縱橫家、兵家共同的目標都是要使國家強盛，對他們而言重 要的是如何立於不敗之地，面對現實的政治利害他們是無法堅守「信」的道德內 涵，但也因為他們的行為使得戰國形成不重「信」的風氣。
儘管，戰國時代「信」遭到破壞，但是重信的精神卻並沒有失去其影響力。
在早期儒家的承襲下成為更有體系的思想觀念，和法家的治國理念一起成為往後 一統帝國的統治政策。所以「信」的觀念更隨著秦的統一變成工具性的用途，成 為統治之道，和先秦的不同在於由習慣法維持「信」，轉由成文法來維持。因為 秦是依法立國自然承襲的是法家的道路，法家把「信」當成國家統治的工具，君 主有「信」並非訴諸道德力量而是利於治臣民，這當然也和一統帝國的出現有關。
當然一個社會是不能失序的，「信」既然受到破壞就必須另想辦法重新強調 來維持社會秩序。因此「信」的強調過程也跟隨著由「禮治」走向「法治」的歷 史發展，從「以禮致信」到強調「以法致信」。由「禮治」過渡到「法治」不是 表示「信」觀念只是具有過渡的功用，而是「信」觀念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破壞 重建，尋得最佳的平衡點。從另一方面觀察，盟誓的發展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由「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轉變為需要立誓結盟，表示口頭承諾已經無法約束，
必須用文字寫下成為證據並由「神」監視，這與春秋晚期法典的公佈同樣揭示了 新時代的來臨。鄭子產始作刑書，晉國鑄刑鼎，都說明了運用法制才能使得國家 社會的管理更有效率，影響了此後中國刑罰的發展。1也因為有了法律的強制約 束功能，盟誓受到影響退出政治，不過仍對一般民間社會生活產生影響。
當然漢代是一個一統帝國，「信」是拿來建立帝國的法律秩序。不過強調「信」
1 杜正勝，《編戶齊民》，第六章「傳統法典的始原」，頁 22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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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使得漢初社會風行游俠精神，「救人於砨，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
不倍言，義者有取焉」2的行誼，其實也和結盟約誓的風氣相輔相成。游俠的起 源和戰國的養士之風有關，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公子所招攬的賓客其流品 甚雜，但其中有不少任俠之屬。凡招納賓客、藏亡納死者為之俠，而被藏、被招 致者亦得謂之俠。不過這只是貴族的養士行為，到了漢初「閭巷之俠」才真正形 成一股社會勢力，《後漢書•黨錮列傳序》即記載漢初任俠風俗的蓬勃發展：
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於四豪之烈，人懷陵上 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仇，令行私廷，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3 他們因為重信義然諾，所以前來依附者眾多，形成不小的勢力。太史公舉出朱家、
田仲、王公、劇孟、郭解，評論他們：
雖時桿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
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4 他們有俠客「信」的精神，運用此種精神互相結交互相約束，所以能形成一股龐 大的社會勢力。
但是在一統王朝之下強大的社會勢力，總是會給朝廷帶來緊張性。對游俠豪 強的態度，從高祖景帝時的放任至武帝後開始打擊抑制，游俠逐漸轉變其組織和 性質走向士族化和官僚化，開啟東漢末到魏晉六朝士族門第的先聲。儘管如此，
游俠重「信」的風氣精神依舊存在，直到東漢末的名士，其社會名聲，彼此結交，
也都和西漢初的任俠之風相近。5當然前後漢的情況不同，但是重「信」的道德 要求是一脈相承的發展。因此以「信」為基礎的約誓與任俠之風相互影響，形成 了漢初的特殊社會發展，從「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的說法或可勾勒出，
任俠與重然諾（從另一面也可說是重約誓）的風氣對漢代民間秩序的形塑有相當
2《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 3318。
3《後漢書•黨錮列傳序》（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卷六十七，頁 2184。
4《史記•游俠列傳》，卷一百二十四，頁 3184。
5 可參考劉增貴，〈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與官僚化〉，頁 19－23、96－149。林劍鳴，《新 編秦漢史》，頁 36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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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影響。6
「信」受到破壞和重新強調的過程，或許也能從另一面來看待春秋戰國的歷 史發展，而且繼續影響著往後的歷史。「信」不僅只是個人修養的德目，同時也 和政治的關係十分密切，但也因為政治利害關係的變化多端，所以「信」觀念不 免被捨棄和破壞，不過最終還是得依靠「信」觀念建立社會的秩序，重新強調「信」
也表示著歷史將有另一波新的發展，而透過對信用問題的探討將更能發現歷史的 多樣面貌。
6 增淵龍夫，〈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習俗〉，收於氏著，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 家》（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526－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