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歷史的用處
本章主要目的，是針對歷史的用處作一番論述，在論述之前，有必要 先對『用處』一詞作界定。何謂『用處』？所謂『用處』與『用途』一詞 同義，指的是應用或需用的方面1，以口語來說，即是應用、需用、可用的 地方；與『功用』(用處、效能)或『功能』(功用)、『功效』(功能與成效)、
效用(事物的功效)、作用(做出來的用處)等詞也相通2。而『價值』(一種 事物對於人生的意義或功用的程度)、『目的』(所要達到的境地)、『目標』
(目的)、『重要』(重大而主要)等詞3表面雖與『用處』一詞不相通，但在 解釋時某些方面卻又與之有緊密關聯而有時可以相通。因此，本論文中所 謂的『用處』一詞並不打算侷限於狹隘字面上的涵義，而是涵括與『用處』
有關聯性的各方面；易言之，即是採廣義的『用處』說法。
或許有人會問，知道這些歷史的用處有什麼用？其答案與第三章第一 節中所云知道歷史的涵義所引起的效用是一樣的：可以強化歷史的學習動 機、增進歷史的學習效果；為從事歷史教育者所須知與解答學生疑惑用；
可減少社會大眾對歷史的誤解，提升對歷史的重視甚至喜好程度。而且就 人性現實與務實角度來看，知道歷史有什麼用對人們所引起的效用甚至更 為強烈。
至於歷史到底有什麼用處呢？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的講法，有的部份講 法相同或相似，有的卻相異。此外，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及各種特殊原因之 故，古今中外對歷史的用處亦有正、反兩方面不同的評價，今敘述如下。
第一節 華人的歷史用處諸說
中國文化悠久，史學發達，從歷代華人對歷史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歷 史的種種用處：
一•先秦至秦漢時代
1
張嘉文主編 ， 《辭海》 ，北縣土城：鐘文出版社，民 85，p 684。
2
同註 1，p53、106、424。
3
同註 1，p72、717、1117。
【先秦時代】
在先秦時代，華人的歷史處於胚胎、萌芽、生長的階段。早期有甲骨 文的出現，為純歷史的記載，之後出現金文，歷史記載開始帶有歷史意識。
不過早期對歷史的紀錄是由官方所掌管，所以設有一套史官制度，由史官 專司紀錄歷史，所以『史』字最初的本義為史官，所記歷史內容也多為當 時君王的文告與君臣間談話的紀錄，屬王朝文書的積累，其中以《尚書》
為最具代表性的官方歷史紀錄；到了西周末年，由於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遷 及史書紀錄形式技術的演進，以紀錄諸侯國為主的編年體『國史』開始出 現。至春秋戰國時代，各項變遷較以往更加劇烈，無論是在對『歷史』的 認識、歷史的用處或是史書的體裁、史書寫作的方法等，華人都較以往進 步4，其中最顯著者為私人歷史撰述的出現，以孔子所著的《春秋》為此時 期私撰歷史的代表。不論是官修的《尚書》，或是孔子私修的《春秋》等，
從這些歷史作品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對歷史用處的想法，例如：
有以歷史作為記載用的：像《尚書》中便有多處提到商朝與西周有所 謂記載歷史的典冊，如〈多士〉篇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5；〈顧命〉篇說：「命作冊度。」6；〈金滕〉篇說：「納冊於金滕之匱中。」
7等。
有以歷史作為鑒戒、經驗總結用的，但多表現在政治上，且這類說法 影響日後華人對歷史用處的看法極深，成為華人心中歷史用處的主流之一
8。以《尚書》來說，其中《周書》部份便有許多地方反應出古代周人這樣 的看法，例如：〈康誥〉篇中說周公在康叔上任赴殷封地前，以周先人的 歷史經驗訓誡康叔，要康叔在殷的封地『明德慎罰』；周公說：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4
上述關於華人歷史的胚胎 、萌芽、生長階段，見瞿林東， 《中國史學史綱 》 ，北市：五南，民 91，p121、124∼127、157∼158。
5
(漢)孔安國， 《尚書》，卷 9，〈周書•多士第十六〉，北市：中央圖書館，民 80 年 2 月，p229。
6
同註 5，卷 11， 〈周書•顧命第二十四〉 ，p275。
7
同註 5，卷 7， 〈周書•金滕第八〉 ，p176。
8
同註 4，p131。
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9。
次如〈召誥〉篇中有召公提到必須以夏朝、商朝滅亡的歷史為戒，召公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10。
又如〈酒誥〉篇中告誡周人，要以商朝歷史為戒，勿因嗜酒逸樂而亡國，
篇中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 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 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11。
再如〈無逸〉篇中舉商朝明君與周文王為歷史榜樣，告誡周成王不要陷於 淫佚，篇中說：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丕則有愆。•••』。•••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周公曰：『嗚呼！
嗣王其監于茲。』。」12。
其他如〈立政〉篇舉歷史上夏桀、商紂用人錯誤及周文王、武王用人成功
9
(漢)孔安國，同引前書，卷 8， 〈周書•康誥第十一〉 ，p190∼191。
10
同註 9，卷 8， 〈周書•召誥第十四〉，p214。
11
同註 9，卷 8， 〈周書•酒誥第十二〉，p199、201∼204。
12
同註 9，卷 9， 〈周書•無逸第十七〉，p234∼236。
來告誡周成王要用賢人治國等，篇中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嗚呼！其在 受德，敯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友。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 顯在厥世。•••」13。
而商鞅在秦國變法，亦以歷史的總結經驗，來說明其變法的正當性、合理 性，以尋求支持，他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人只 是「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14； 又秦國宰相呂不韋集眾人之力作《呂氏春秋》，書中也提到歷史經驗的總 結對現世的重要參考作用，其中有云：「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 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 見，知所不見。」15；且五經中之《周易正義》卷三〈大畜•象傳〉篇也 說，從歷史中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總之，從上述中可以得 知，『歷史』從先秦時代開始，在華人的心中，便具有鑒戒與經驗總結的 用處。
有以歷史事實、變遷作為建立或發展學術例證用的。例如戰國時代百 家爭鳴，有不少家的學說，便是拿歷史來建立或發展其學說，如道家老子 認為古代是美好的，所以持『復古史觀』，主張回復到古老原始的社會狀 態，稱為『小國寡民』；陰陽家(以鄒衍為代表)從對歷史的觀察中，歸納 出所謂的『循環史觀』，認為每一個朝代的興起，上天都將發出預告，而 受命的帝王將按照這一預告來判斷這一朝代的『德』在五德(土、木、金、
火、水)中的相應位置，且五德循環，終而復始，故提出所謂的『五德終
13
(漢)孔安國，同引前書，卷 10， 〈周書•立政第二十一 〉 ，p257∼258、261。
14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152。
15
(秦)呂不韋等撰，陸費逵總勘，台灣中華書局重校訂， 《呂氏春秋》 ，卷 15， 〈察今〉 ，北市：
台灣中華，民 54，p18 上。
16
(唐)孔穎達疏，陸費逵總勘，台灣中華書局重校訂， 《周易正義》 ，卷 3， 〈大畜•象傳〉 ，北市：
台灣中華，民 54，p15 上。
始說』；儒家孟子從過去歷史的發展與對現世的觀察中，察覺到民眾的重 要性，體會出『重民史觀』，因而有『民貴君輕』仁政學說的主張提出17。
有以歷史作為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風氣秩序用的。其中 以孔子的歷史著作《春秋》為代表；『春秋』一詞甚至成為當時各國國史 的統稱，象徵著『歷史』18。從後人對《春秋》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歷史 在這方面的用處，例如《左傳》云：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非聖人，誰能修之！」19。
而戰國時代孟子亦提出他的看法，從孔子作《春秋》的動機來評價《春秋》， 認為《春秋》是因為世道衰微，邪說暴行興盛而作，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0。
又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回答上大夫壺遂詢問孔子為何作《春秋》的原因時，
也評《春秋》說：
「余聞董生(董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 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 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
17
以上各史觀內容參見瞿林東，同引前書 ，p150∼152、157。
18
同註 17，p126∼127。
19
轉引自同註 17，p134。
20
孟子， 《孟子》，第三篇部份， 〈滕文公章句下 〉；出自(宋)朱熹撰， 《四書集註》，北市：中國子
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民 67 年，p646。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 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世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21。
故從上述《左傳》、孟子與司馬遷對象徵歷史的《春秋》評價中，可以得 知歷史具有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風氣秩序的功用。
【秦漢時代】
到了秦漢時代，由於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整個國家結構與社會產生與 已往極大的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大一統』的想法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
並從政治方面開始，擴及於學術思想意識方面，使得學術思想意識亦漸趨 於一統；包括歷史在內，『一統』也成為當時歷史家與歷史著作關切的核 心問題。而『歷史』在這個時代的用處，首先便表現在政治上。
為了維持一統，『歷史』被許多當時的政治人物與學者拿來當鑒戒、
經驗總結參考用，目的即是為了鞏固秦漢政權的統治，提供所謂的治國之 道。舉例來說，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對學問並不重視，曾對大夫陸賈說自 己以武力便取得天下，不須學問，陸賈即以歷史上的經驗來反駁這個說 法，最後讓劉邦發現歷史在政治統治的重要性；他說：「居馬上得之，寧 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
21
(西漢)司馬遷著， 《史記》 ，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北市：鼎文，民 80 年 5 月，p3297
∼3298。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據說劉邦聽完陸賈的話後，不但沒 有生氣，反而覺得慚愧，並要求陸賈寫一部論史上國家興亡成敗的書，書 成後，名為《新語》22。又漢文帝時太傅賈誼見諸侯囂張，社會風氣侈靡，
於是向文帝上〈治安策〉，以過去歷史經驗為例，提出建議與解決之道；
在諸侯囂張方面，他說：「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所以建議文帝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 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在社會風氣侈靡方面，他分析起源於秦變法後所留下的不良社會風氣餘 毒，他說：「商君遺禮儀，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 怯，壯陵衰，其亂至矣。•••囊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 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所以要文帝親自過問社會風氣的事情，他說：「•••夫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23。又如漢文帝時，下詔求賢良，
太子家令晁錯應選，在回答文帝的國事策問時，皆以歷史經驗借鏡回答，
例如策問如何『明於國家大體』時，答『以古之五帝明之』；問如何『通 於人事終始』時，答『以古之三王明之』；問如何『直言極諫』時，答『以 五伯之臣明之』；問為何『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時，答『以 秦事明之』，並指出秦朝興亡原因；且晁錯這些以歷史經驗為總結的回答，
得到漢文帝的高度肯定，被遷升為中大夫24。其他如司馬遷對歷史『借鑒』
(借鏡)用處的肯定，但反對混同古今完全模仿，他說：「居今之世，志古
22
(西漢)司馬遷著，同引前書 ，卷 97，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p2699。
23
(東漢)班固著， 《漢書》 ，卷 48，〈賈誼傳第十八 〉 ，北市：鼎文，民 80 年 9 月，p2237、2244
∼2245。
24
同註 23，卷 49， 〈爰盎晁錯傳第十九〉 ，p2293∼2297。
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
豈可混乎？•••」25。
而以歷史為鞏固政治統治用，最明顯的莫過於班彪與班固父子所寫的 作品，在他們的作品中，用歷史加上神學思想來強調漢朝統治的合理性、
穩固性與正統(正宗)性，充滿了皇朝意識思想，這種皇朝思想不僅為當時 統治者所需要，同時也為之後歷代統治所者推崇，影響後世頗深26，例如 班彪著有〈王命論〉，文中提到漢朝的建立其來有自，劉邦能當皇帝，實 有歷史由來與天命，文中云：「•••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 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符。由 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 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 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又云「•••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任始。•••」27。而班固受父親班彪的影響，也有這種想法，
所以在其歷史作品《漢書》中，也富有這樣的色彩28，如《漢書》中說『漢 紹堯運，以建帝業』、『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29， 並且更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漢朝政權的合理性30。
除了把歷史拿來與政治結合使用外，歷史在當時也用於學術的思想 上，作為主張統一思想的例證。關於思想的統一，是秦漢時代繼政治的大 一統之後，極力想要追求的目標，秦始皇曾經企圖藉由箝制言論、焚書坑 儒來統一思想，但未成功反而招致滅亡。西漢初年漢武帝下詔賢良，董仲
25
(西漢)司馬遷著，同引前書 ，卷 18，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p878。
26
瞿林東，同引前書 ，p172、203。
27
(東漢)班固著，同引前書，卷 100 上， 〈敘傳第七十上〉，p4208∼4209、4211。
28
同註 26，p172。
29
同註 27，卷 100 下， 〈敘傳第七十下〉，p4235∼4236。
30
同註 26，p201∼203。
舒以〈天人三策〉應對，其中便運用《春秋》中大一統的歷史思想，對漢 武帝提出統一思想的主張，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 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 矣。」31。受到董仲舒的影響，使得原本就喜歡儒家學說的漢武帝決定罷 黜百家，獨尊儒術32，對中國日後學術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
此外，對於歷史在紀錄保存過去事蹟的這項基本功用，秦漢時代的人 也是加以肯定的，且覺得很重要。例如西漢史家司馬談於臨終之際，交待 其子司馬遷要克紹箕裘，完成其遺志，不要讓歷史記載失傳；他說：「•••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 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 其念哉！」33。而其子司馬遷之後也不負所望，完成《史記》一書；並在 回答別人關於寫作《史記》用意的問題時，指出歷史記載的重要性；司馬 遷說：「•••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 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4；認為沒有 透過歷史記載把過去重要事跡紀錄下來，是失職，也是莫大罪惡與不應該。
關於歷史在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風氣秩序的用處方面，
秦漢時代也沿襲著先秦的這一傳統觀念，如東漢史家班固說歷史的功用為
『顯善昭惡，勸戒後人』，他說：「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
31
(東漢)班固著，同引前書，卷 56，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p2523。
32
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 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 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 。(見同註 31，p2525。)
33
(西漢)司馬遷著，同引前書 ，卷 130，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p3295。
34
同註 33，p3299。
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諡號。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 虖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
35；又如東漢學者荀悅說，歷史的用處為：「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 籍之淵林。」等36；都是站在這個角度來闡釋歷史的用處。
至於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西漢史家司馬遷對歷史用處所提出的獨到 見解。在給他的好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回信中，司馬遷除了解釋自己為何 沒有採納其建議的理由之外；並在信中提到自己寫《史記》的目的。而從 這封信中所談寫《史記》的目的，可以得知其對歷史用處的獨特看法。首 先，司馬遷說，他跟古人一樣，都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所以 才要藉由寫《史記》來『述往事，思來者』；而這『述往事，思來者』便 是他心中歷史的第一個用處；亦即把過去記載下來，使後人由歷史記載中 看見前人之志(包括他自己)。其次，司馬遷希望經由對這些往事『自托於 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處理，
來達到寫《史記》的另一個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37；而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即是他心 中歷史的另外三個用處。何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根據瞿林東的研究，漢朝初年有所謂『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與天道不 變的觀念：人在地上的作為，受上天注定而帶有『天命』，同時人的作為 也會影響上天對人的降禍與賜福；天有一定的道理，是為天道，為不變的，
人必須順天而行；古代聖人離天道不遠，所以必須跡古、效古與反古38。 按照瞿林東的看法，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即是要打破天與人的關係，
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其『通古今之變』即是要對歷史的演進過程 提出完整的看法，強調歷史中的『變』；其『成一家之言』即是要使歷史
35
(東漢)班固著，同引前書，卷 20， 〈古今人表第八〉 ，p861。
36
(漢)荀悅撰， 《前漢紀》 ， 〈前漢紀序〉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北市：台灣商務印，民 54，p 3 下。
37
同註 35，卷 62，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司馬遷報任安書〉，p2735。
38
瞿林東，同引前書 ，p166、182∼183。
成為一門獨立學問，從經學的附庸中擺脫出來39。但個人則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認為這三點也是指歷史的用處，分別為歷史在『弄清真相』、『總結 經驗法則』與『養成自我見識』三方面的用處。
二•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代】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由於政治長期處於分裂，時局動盪不安，以往秦 漢時代的大一統不復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史學出現較往常更多元的發 展，不僅史家輩出，且在史書數量及種類上，也出現遽增且種類繁多的現 象，可說是史學的起飛時代。在這個時代，『歷史』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愈來愈受到重視。
首先表現在為現世政治與社會的服務上。自從班固《漢書》奠定皇朝 史、斷代史的規模後，許多朝代政權極重視皇朝史的修撰，即使是政權更 佚頻繁，興替匆匆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諸國也各修其史；理由之一，即是 想透過對前朝或本朝『歷史』的修撰，讓自己的政權取得合理性與正統性，
鞏固政權的統治。例如蕭子顯身為南朝齊的宗室、梁的寵臣，在寫作《南 齊書》時，因所處立場之故，在寫齊的建立時，對於齊之篡宋閃爍其詞，
對於梁之篡齊則用很多篇幅揭露齊主之惡，以說明梁取代齊的合理性；又 北朝許多胡人國家所作的十六國史，也是如此，所以《隋書》〈經籍志〉
中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 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 時臣子，亦各紀錄。」；把這些『推奉正朔，假名竊號』的胡人國家歷史 稱作『霸史』40。此外，自從東漢末年興起品評人物(月旦評)的社會風氣 之後，到了曹魏時，為了迎合社會風氣與取才任官之故，推行所謂的『九 品官人法』，在『九品官人法』的影響之下，漢代以來的士族大為發展，
39
瞿林東，同引前書 ，p182∼189。
40
同註 39，p 224、252。
於此時形成特殊的社會階級，稱為『世族』(勢族)或門閥。在世族(門閥) 的政治要求與意識形態之下，當時的人無論從事任何事情或職業，皆講究 出身與門當戶對，所以有不少家史、譜牒、家訓、別傳、人物評等歷史作 品應運而生，而這些歷史作品一方面把歷史用於家教門風的炫耀、維持與 典範垂訓，如各姓家傳與家訓；一方面也成為『九品官人法』取才任官甚 至門閥士族之間聯姻的參考，如史載中有云：「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 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 姓士族為之，以定門冑，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
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冑，
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又云：「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 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41；由此足見歷史在當時 的用處與影響力。
其次表現在作為鑒戒與經驗的總結上。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朝代 更佚的頻繁，使人們對史上朝代的成敗興衰更加關注，出現了所謂『辯興 亡』的歷史作品，例如曹魏時曹冏作《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 的歷史經驗教訓，並分析曹魏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書中云：「昔夏、殷、
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 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 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 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西晉 陸機作〈辯亡論〉，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論孫吳政權之興亡，文 中云：「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 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
41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264∼267。
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
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42；又南朝宋范瞱在《後漢 書》中從『人心』的角度論東漢的興起，書中云：「傳稱『聖德必百世祀』，
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 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
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
43等；從這些歷史作品中，皆反應出歷史在作為鑒戒與經驗總結方面的用 處。
對於褒貶、勸善懲惡及社會教化秩序方面，歷史也發揮著不小的用 處。例如西晉司馬彪認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 教世之要也。」；東晉袁宏撰《後漢紀》，藉撰述東漢史來闡發名教思想，
他在該書序文中談到寫作目的是想藉由對東漢人物的敘述，來『觀其名 跡，想見其人』，以達到『通古今而篤名教』的理想，又評東漢荀悅的《漢 紀》有『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的缺陷，所以在他的《後漢紀》
中要『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宏敷王道、前史之闕。』44。而 指明歷史在褒貶、勸善懲惡及社會教化秩序用處的，莫過於南朝梁學者劉 勰所撰的《文心雕龍》；他於〈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說：「開闢草昧，歲 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 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世，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 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
負海內之責，而嬴是非之尤，秉筆荷擔此之勞。•••」45；認為透過歷 史可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並主張對於這 些歷史功用的發揮，是史家應負之職責所在。
42
瞿林東，同引前書 ，p268∼271。
43
(南朝宋 )范瞱， 《後漢書》 ，卷 12，論贊部份，北市：鼎文，民 80 年 9 月，p508∼509。
44
同註 42，p230∼232。
45
(南朝梁 )劉勰， 《文心雕龍》，卷 4，〈史傳十六〉 ，北市：明倫出版社，民 60，p283、287。
【隋唐時代】
至隋唐時代，由於政治上再度地大一統，影響所及，史學出現了新的 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私人修史受到限制，皇家加強了對修史的控制，並設 立『史館』為專門的修史機關，完善了與之相應的史官制度，官修史書成 績斐然；這不僅反應此時期國家對歷史的極度重視，也證明歷史在國家政 權的合法性、正統性上有著重要的用處，所以國家的力量才會介入、壟斷 修史的工作。第二個轉折是史學逐步擺脫經學的羈絆而在思想上自成一個 領域，反應在歷史文獻整理與科舉考試上尤其突出，特別是科舉考試，可 以看出歷史在這方面的直接用處。第三個轉折是史學批評趨於成熟，其中 以劉知幾的史學理論為代表。第四個轉折是典制史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的 研究範圍。第五個轉折是通史體裁的復興與歷史筆記開始發展46。從隋唐 時代史學的五大轉折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與用 處，今敘之如下。
在作為鑒戒、經驗總結方面：隋唐時代，由於統治者對歷史的重視，
所以由國家壟斷修史的工作，並且重視歷史中所給的教訓與經驗，尤其是 唐代，有鑒於隋的滅亡，更是強調歷史在這方面的用處。例如唐高祖下詔 修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時，詔書要求史官修史時要『考論得失、
究盡變通』，以達到歷史在『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的作用；
唐太宗在官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完成時，於勉勵群臣的話中也提 到這點，他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 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
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 得失，為在身之龜鏡。•••」47。又唐太宗一朝，更是以歷史作為治國 之鑒與經驗提供的由來，締造出所謂的盛世。例如在論歷代興亡時，馬周 曾向太宗上疏，備言歷代興亡之故，他說：「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
46
此史學五大轉折見瞿林東 ，同引前書，p283。
47
轉引自同註 46，p 285∼286。
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國之興亡，
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 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 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在論隋之滅亡時，從 各種角度，得到一個重要的概括結論：「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
始皇併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行，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 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在論唐初是否實行世 襲刺史封建制度時，唐太宗還令群臣議論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多有從歷 史經驗取經的48；至於唐太宗本人在懷念大臣魏徵時，甚至感慨地說：「夫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49，更是明確地 將『歷史』在了解時代興衰與預防個人犯錯的鑒戒用處指明出來。所以日 後唐大臣吳兢撰有《貞觀政要》一書，刻意把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及歷史紀 錄下來，目的即是要後人以這段歷史為鑒戒、效法，作為治國典範；他在 該書序文中明白地道出這點，文中云：「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 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 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 詳舊史，•••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庶乎有 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 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50。
在作為君王教育方面：由於唐代重視歷史的鑒戒教訓，君臣之間常從 歷史角度評論歷代君王得失，所以『君主論』頗發達51。就在這種情況之 下，唐代開始重視對儲君的歷史教育；也就是說，歷史被用於君主的養成
48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358、362、379。
49
(後晉)劉煦等撰， 《舊唐書》，卷 71，〈列傳第二十一•魏徵〉，台北：洪氏出版社，民 66 年 6 月初版，p 2561。
50
轉引自同註 48，p363。
51
同註 48，p372∼379。
訓練上，具有教育的功效。例如唐太宗撰有《帝範》12 篇，是專給太子閱 讀的政治讀本，但書中運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富有豐富的歷史見解，因 而也是一本君主歷史教育書；在書中的序文，唐太宗指出歷史在教育上所 發揮的鑒戒作用，他說：「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 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
以為近誡雲爾。」52。
在經世致用方面：隋唐以前，歷史對現世的用處，多半以間接的鑒戒、
經驗總結為主，很少直接把歷史用於現世的實務上。到了唐代，杜佑撰《通 典》一書，直接把歷史與現世實務結合在一起，透過書中對歷代典章制度 的記載探討及歷史評論，杜佑企圖用歷史對當時唐朝的政治經濟等各項問 題提出實際解決之道。在杜佑《通典》的影響下，『歷史』成為一種很實 用、有用的東西，正如杜佑本人在書中序文所言：「佑少嘗讀書，而性且 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徵諸人 事，將施有政。」；亦如李翰替《通典》作的序文所言：「今《通典》之作，
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 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
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 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53；『致用經邦』從此成為『歷 史』的一個很重要的用處，它拉近了歷史與現世的距離。
除了上述幾方面的歷史用處之外，在隋唐時代，對歷史用處提出最多 說明的當推唐代史家劉知幾。劉知幾著有《史通》一書，該書雖是談史學 方法、批評史學的作品，但從他對史學寫作的主張與批評中，可以顯然或 隱約看到許多他對歷史用處的主張。首先以評《春秋》為例，劉知幾提到 歷史的用處為『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
52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378∼379。
53
轉引自同註 52，p322∼323。
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54。之後，又於其著作中陸續提到許多關於歷史 用處的講法；依他的看法，歷史的用處可分好、壞兩方面，只要撰史者具 有史才、史學、史識55，運用及秉持他所謂正確的方法、態度與精神來著 史，再加上讀史者讀史時秉持著謹慎的態度56，則將可以排除歷史的壞處 而發揮歷史的許多正面用處，今陳述如下：
例如透過論贊，可發揮歷史『辨疑惑，釋凝滯』的功用，他說：「論 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故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
其義實在於斯。」57。
又如史書的寫作若透過嚴謹明確的態度來採錄內容文章，將可發揮歷 史於留下真相(撥浮華、采真實)、移風易俗(化成天下)、幫助道德教化(別 是非、申黜陟、聞義知徙、禁淫持雅)、反映國家興廢得失(察興亡)與鑒 戒的功用，他說：「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 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
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 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故可以方駕南、董，俱 稱良直者矣。」，又說：「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
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采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 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58，
54
(唐)劉知幾， 《史通》，卷 1，〈內篇•六家第一〉 ，北市：台灣商務，四部叢刊初編史部縮本，
民 54，p 6 上∼p6 下。
55
〈新唐書•劉知幾傳〉中有云： 「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 嘗問： 〝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 〝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 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 。見(北宋)歐陽修、宋祁撰，陸費逵總勘，台 灣中華書局重校定，《新唐書》，卷 132， 〈劉知幾列傳第五十七〉，北市：台灣中華，民 54，p2 下。
56
劉知幾說：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而行之者偽成其事，
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
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僨 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
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見同註 54，卷 20， 〈外篇•暗惑十二〉 ，p141 下、146 下。
57
同註 54，卷 4， 〈內篇•論贊第九〉 ，p22 上。
58
同註 54，卷 5， 〈內篇•載文十六〉 ，p33 上、35 上。
並且說：「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
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59。
又如歷史若經由良好的敘述表達，也俱有文學的功用，而且此歷史的 文學功用永續存在，可使人受感化並且歌詠回味無窮，他說：「夫史之稱 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 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 乎？」，並且說：「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 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搉揚，而其理自見矣。」
60。
在談歷史家的修史精神、歷史評價與寫作筆法時，提到史家在忠於實 事、不畏強暴脅迫的精神下，透過歷史評價與寫作筆法，可以發揮歷史彰 善癉惡、懲惡勸善、激濁揚清的功用，例如他說：「況史之為務，申以勸 戒，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 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61，又說：「夫能申 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
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62，且說：「蓋史之為用也，記功 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此 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63。
在談歷史書寫內容及史家應具備的才華時，採用東漢學者荀悅的主張
64；並加上自己的看法，提到透過史家的著述，可發揮歷史的八大功用：
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
59
(唐)劉知幾，同引前書，卷 8， 〈內篇•人物三十〉，p64 上。
60
同註 59，卷 6， 〈內篇•敘事二十二〉 ，p43 下、47 下。
61
同註 59，卷 7， 〈內篇•直書二十四〉 ，p51 下。
62
同註 59，卷 7， 〈內篇•品藻二十三〉 ，p51 上。
63
同註 59，卷 7， 〈內篇•曲筆二十五〉 ，p53 下。
64
東漢荀悅說，歷史的寫作有五大目的：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
五曰表賢能；如此可以使「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 ，可以使「世濟其 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 。(見漢荀悅撰，同引前書，卷 1，
〈前漢高祖皇帝紀〉，p4 上。)
並且強調身為史家，要才高博學、不避強禦，發揮歷史彰善貶惡的功用，
如此才能名重一時65。
在談中國史官建置過程時，談到歷史書的重要性，也相對地點出歷史 具有傳世不朽、記事載言、鑑戒懲惡勸善、作為世人與國家生存重要準則 的功用，他說：「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
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 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
時闕史官，•••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又說：「苟史官不絕，
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沓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 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 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 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 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66。
總而言之，劉知幾在其歷史寫作方法理論中，或明或晦地透露出許多 歷史的用處，他希望歷史能發揮正面的用處，當然，吾人也可從他的理論 中反推，得知歷史在沒有好好處理下所產生的種種壞的用處。
三•宋元時代
【宋代】
到了宋代，由於外患與內政問題不斷，國家長期處於積弱不振的狀 態；面對國家的積弱不振，宋朝士大夫、知識份子多充滿憂患意識。在憂 患意識的影響之下，對歷史的看法也特別深刻強烈，特別重視歷史，希望 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解決國家眼前問題之道；易言之，較以往更強烈地希 望把歷史直接與現世聯繫在一起，發揮歷史的濟世用處；而首先表現的便
65
(唐)劉知幾，同引前書，卷 8， 〈內篇•書事二十九〉 ，p63 下。
66
同註 65，卷 11， 〈外篇•史官建置一〉，p77 下∼78 上。
是將歷史用在大家最關心的國家政治上。
為解決國家當前政治問題，『歷史』的鑒戒與經驗總結用處於宋代時 特別被強調，舉例來說，北宋司馬光著有《歷年圖》，該書序文便有提及 此點，文中云：「•••蓋言治亂之道，古今一貫，歷年之期，惟德視是 而已•••。今採戰國以來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 其大要，•••。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知自 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嗚呼，可 不戒哉！可不慎哉！」67。
繼《歷年圖》之後，司馬光更進一步，花費二十年的時間，完成歷史 鉅著《資治通鑑》，直接將歷史與政治結合，專提供歷史予帝王治國參考 用；他在自述該書內容及主旨時提到這點，他說：「每患遷、固以來，文 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 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希望從而達到「鑒 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
躋無前之至治。」的目的68。日後元代學者胡三省於《資治通鑑》序文注 解中也提及該書的作用；透過他的注解，亦間接指出該書背後『歷史』在 這方面所具備的用處，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強而不知自治之 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 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 行師，創法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
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69。
北宋范祖禹著有《唐鑒》，也是著重歷史在鑒戒與經驗總結的用處，
希望宋代以唐代歷史的興亡為鑒，他說：「昔隋氏窮兵暴歛，害虐生民。
67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422。
68
轉引自同註 67，p 432。
69
轉引自同註 67，p435∼436。
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
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 而安息之。•••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
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70。而北宋文學家曾鞏與南宋理 學家朱熹，也持相同看法；如曾鞏說：「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
此史之所以作也。」；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71，其中『大機會』與『大治亂得失』便與歷史的鑒戒與經驗總結用處有 關，這從朱熹的其他說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說：「人讀史書，節目處需 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遺沛公入關處，韓信 初說漢王處，•••皆用背得，方是。」，又說：「且如讀《史記》，便見 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 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 去折衷。」72。
除了把歷史緊密用於現世的政治上之外，在宋代，歷史也被用於存信 史、寄憂思、警後人之用；許多當時的歷史作品，內容都是可歌可泣的憂 世、泣血、忠憤之作；之所以如此，也是跟宋代國家多難、積弱不振所產 生的憂患意識有關73。易言之，歷史除了原有的記載、鑒戒與經驗總結用 處之外，更明顯地具備了傷時感事，寄託與抒發情懷等心理情緒上的用 處，不論是透過歷史的撰寫或是閱讀。舉例來說，宋代李燾撰《續資治通 鑑長編》、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這三部書都是感人、泣血的歷史代表作；又史學家袁樞撰有《通鑒紀事本 末》，內容寄寓了他『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當時的詩人楊萬里 讀了之後，給了這樣的評價：「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
70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423。
71
轉引自同註 70，p484、491∼492。
72
轉引自同註 70，p492∼493。
73
同註 70，p423∼424。
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74；從楊 萬里的這一番話，更加印證了歷史在人心理這一方面的用處。
在宋代，歷史也被視為具有『會通古今』的用處，這點與西漢司馬遷 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意思是一樣的，以鄭樵為代表人物。鄭樵著有《通 志》，書中開宗明義便提到這點，他說：「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 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 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
《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 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其會通之 義，主旨有二：一是重視古今『相因之義』，意在貫通歷史的聯繫；一是 重視歷代損益，意在揭示『古今之變』75；這都是歷史所能帶給人的用處。
此外，歷史對於為人處世方面，也具有用處。例如受到理學影響，南 宋理學家胡寅認為，歷史中所證明的義理，是人世社會應該依循的規範，
對國君與大臣，尤其具有教訓與啟示的作用76；又理學大師朱熹也持有相 同看法，他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在分析《春秋》一書時，認為《春秋》
所寫的歷史就是為人處世的『人倫』大道理，他說：「《春秋》一發首不書 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 之事也；書鄭莊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又說：「《春 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賊伯而 已。」77。綜言之，在宋代理學家心中，歷史具有作為聖賢道理例證的功 用。
至於歷史在褒貶、勸善懲惡用處方面，宋代時仍持這種看法，例如《冊 府元龜》在談史官職責時，便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書中云：「原夫史氏之
74
瞿林東，同引前書 ，p424。
75
同註 74，p442∼443。
76
張元，<傳統史論與歷史教學 >，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 卷 5 期，民 81 年 2 月，p6、
p11。
77
轉引自同註 74，p492。
職，肇於上世，所以記人君之言動，載邦國之美惡，著為典式，垂之來裔，
申褒貶之微旨，為懲勸之大法。故其司筆削之任，慎良直之選。歷代審官，
莫斯為重。•••」78；又宋代學者葉適在評《春秋》史法時，也是持這 樣的觀念，他說：「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 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為是非者，史官也；兩者未 嘗不併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 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79。
而其它有關宋代對歷史用處的說法，可見於宋代學者對史學的批評 中。例如吳縝在論史學批評的標準時，影射出紀錄事實是『歷史』的最重 要用處，他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 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 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 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 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80。又曾鞏在談『良史』的標 準時，無形中也指出歷史有四大用處，他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 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 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81。而這四大用處即：『明』
(顯現道理)、『道』(實用)、『智』(使人有所了解)、『文』(呈現情意，引 人共鳴)四大用處。
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述宋代士大夫與學者對歷史皆持肯定的態 度，但亦有人認為不然，著名者如北宋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因釋《春秋》不 成，把象徵歷史的《春秋》批為『斷爛朝報』82，視歷史為無用不重要的 東西，便是一個特例。
78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480。
79
轉引自同註 78，p490。
80
轉引自同註 78，p483。
81
轉引自同註 78，p485。
82
王洪鈞等作 ， 《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 ， 〈 綜論部份〉，台北：遠流，民 87，p25。
【元代】
元朝時，蒙古人滅宋建立盛大統一的元皇朝，由於元朝本身是由邊疆 入主中原的政權，為了表示其政權的正統性，元朝一方面修蒙古的歷史，
一方面也承認過去宋、遼、金政權的存在，故也修宋、遼、金三朝的歷史。
因此，在元代，多民族史學呈現進一步發展，而史學的其它方面在元代亦 有發展。大體來說，元代時，『歷史』的用處呈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歷史作為紀錄保存往事之用：如宋元之際，「國可滅，史不可 滅」的觀念出現，元將董文炳在南宋首都臨安陷落時，蒐得宋史及諸注記 五十餘冊歸國史院，理由是「國可滅，史不可沒，•••宜悉收以備典禮。」； 又元朝官員劉秉忠認為「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金史，令一代君臣事 業，不墜於後世」83；官員王鶚則說「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84； 皆顯現出歷史至少在保存往事這點功用上的重要性。
第二，歷史作為鑒戒、經驗總結之用：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
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向世祖建議修蒙古歷史時，附修遼、金二朝史，理由是 可作為鑒戒、保存功績以讓後人知道，他說：「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 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 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 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 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85。之後遼、金修史工作因『義例』問題延宕 下來，至元順帝時右丞相脫脫再次請修宋、遼、金三朝史，元順帝下詔允 准，宋、遼、金三史修撰才得以完成。在元順帝的詔旨中，可以看到『歷 史』作為鑒戒、經驗總結之用的地方，詔旨中說：遼、金、宋三朝「為聖 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 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聖德得天下遼、金、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
83
轉引自簡後聰， 《歷史學的本質》，北市：五南，民 78 年 7 月，p139。
84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 ，p557∼558。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