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亲历记
第一章大不列颠的疏漏
△ 当战争的阴霾笼罩欧洲的时侯，英军根本不具备与德军对抗的实 力
△ 战争一触即发，英国却不合时宜地更换陆军部主帅
△ 德国佬过不来！马奇诺防线流行的口号
△ 优秀的士兵应善于偷猎和偷窃
△ 英国远征军的命运握在一个无名小辈手里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我被任命为大英帝国陆军第 ３ 师师长。
第 ３ 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 钢铁 师” 。我早就料到，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指挥这样的师是最令 人惬意的事。我觉得现在的我，真不像是一个刚刚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的人——我在 ５ 月份患了重病，我的肺部出现了一个阴影，医生怀疑我得了 肺结核。当时我在巴勒斯坦驻防，由于当地的医疗设备实在太差，我的病情 日渐恶化，好多人都担心我活不长了，因为我当时虚弱得几乎不能走动。但 是，有一种意念在一直支撑着我，觉得只要能回到英国，我就可以健康地生 活。于是，他们把我抬到了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当我们的客轮停靠在达 苇尔伯里时，我竟然奇迹般地可以自己走动了，并且很快就拿到了一张康复 证。之后，我便整天泡在陆军部里没事干，由于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的推荐，
加之找再三申请，我终于被任命为第 ３ 师师长。
９ 月 １ 日，德军入侵波兰。９ 月 ３ 日，英国政府向全国发出了战争动员令；
同时向德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英国政府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嘴硬罢了，因为，
此时的英国陆军根本就不具备在欧洲大陆遂行一流作战任务的素质。
在大战爆发的前几年，英国陆军从来就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的实战演 习，没有一点实战体验。更糟糕的是：军中的通讯设备既少又落后；后勤供 应能力极低，差不多等于没有；没有健全的高级指挥机构，总动员后临时凑 台了一个指挥机构；运输能力很差，为了解决车辆不足的问题，我们征用了 部分民用车，但也只能算是滥竽充数而已。
就拿我这个大名鼎鼎的、全英第一流的第 ３ 师来说吧，我们的反坦克装 备只有能发射两磅炮弹的炮和步兵的 ０． ８ 英寸战防枪。此外，我们还向法国 工厂买了一些安装在小推车上的能发射 １ 磅炮弹的小炮，并且，可怜得很，
每个步兵营只能分到几门。除此以外，野炮也被我们拿来反坦克。
我们是发明坦克的国家，在 １９１６ 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我们靠坦克赢得了不小的胜利。我们是坦克的最早、最直接、最大的 受益者。但在 １９３９ 年的战场上却看不到一辆英军坦克，岂非咄咄怪事。听说 在法国境内有我们一个坦克旅，但我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旅的一辆坦克在战场 上出现过。
可是，陆军大臣贝利沙向国会提出的远征军到达法境的报告中竟说我们 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装备。对此，我与我的同事们引用了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战争 期间的伟大军人威廉・罗伯逊元帅喜欢说的一句话来给以回答：“ 据我所知，
并非如此。”
虽然军队的战斗力与装备和训练有极大关系，但我认为最关键的却是指
挥。
二战爆发时，陆军部里的三个重要人物是帝国总参谋长戈特勋爵；军事 作战情报厅厅长庞纳尔少将，他负责所有的战争计划制订及军事情报的收集 与运用；地方军监布朗瑞格少将，１９３９ 年 ３ 月间他将地方军总兵力扩编一倍，
可事先竟没有征求帝国总参谋长的意见，甚至都没通知他一声，当时的帝国 总参谋长是戈特勋爵，他是看到报纸后才知道此事的。
宣战那天，这三位首长被分别调任为以下英国远征军的新职务：戈特任 总司令，庞纳尔任参谋长，布朗瑞格任副官处处长。
这种倾巢而出的调职方式令人不可思议。按规定，战时出国远征的任何 英国陆军指挥官都应由阿德孝军区总司令提任。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坐镇阿德孝军 区的是狄尔上将，当时我们都猜想并一致希望他任此要职。
戈特是个非常豁达的人，是位好心肠的朋友，待人处事完全出于赤诚，
对于任何卑劣的手段及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是一窍不通。他担任的部队最高 主官是步兵旅长，所以他对于被服和军靴以及战场上小动作和小战术等等士 兵该知道的一切都非常清楚。他不聪明，也不太注重后方支援；他把全部精 力都放在战术动作上，并且对在无人地区组织行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戈特在哈巴克设立了指挥所，但他却把参谋人员散布到远远近近的 １３ 个村落，使得整个总部面积达到了 ５０ 平方英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通信网开 设的艰难。想要弄清楚哪个单位在哪里，简直比登天还难，指挥掌握困难重 重。
我一直认为，任命戈特统率远征军是一个大错。因为这一重任完全超出 了他的能力限度。陆军部曾于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３ 日给戈特下达了一个由陆军大臣 贝利沙签署的训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军部曾对远征军总部的配置作过 一番合情合理的批评与指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陆军部主官、幕僚对处理 类似复杂的问题要比戈特高明得多。训令也曾要求他试办一些他所办不到的 事情：他的总部作风必须像个高级司令部，他得对委派给他的战斗和后勤部 队行使直接的指挥权。那份训令大意如下：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３ 日
兹特重申你部之任务如下：
１、在你指挥下各部队之任务，是与盟军协力，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
２、你隶属于“ 东北战区” 法军总司令指挥。你应坚决执行其所下达的任 何命令。经英法两国政府协议，倘你认为其命令有危及英军之可能时，报请 英国政府定夺。
３、作战初期你所指挥之兵力，将仅限于以两个师编成的军需、总部直属 队、军直属队以及交通部队。此外，皇家空军之两个轰炸机中队、四个战斗 机中队，以及六个陆军协同中队，均由你指挥。
４、野战军序列下之皇家空军部队由你指挥。
５、你所需之空中支援，可能非皇家空军野战部队所能胜任。为应付敌空 中攻击，可随时向前进空军打击部队指挥官提出申请。
陆军部部长莱斯里・霍尔・贝利沙
下面我们再看看在法国境内的盟军指挥系统：
｛ ｅｗｃ ＭＶＩ ＭＡＧＥ， ＭＶＩ ＭＡＧＥ， ！ ０３２００６７０＿０００５＿１． ｂｍｐ｝
通过这张指挥系统表可以看出：法军的付未林上将是最高指挥官，英国
远怔军是在第 １ 集团军序列之下，归华罗特上将指挥。但是，陆军部下达给
戈特的训令，却指示他隶属于“ 东北战区” ，直接听命于乔杰土上将。东北 战区方面指挥不明的纠纷便由此而起。
当时，南起龙威、北到北海的盟军部署情况如下：
第 １ 集团军群：下辖法第 ２ 集团军、法第 ９ 集团军、法第 １ 集团军。固 守由龙威向北，经色当直达瓦弗尔一线，其中，亚尔丁一缪司地区由第 ２ 和 第 ９ 集团军负责，这两个集团军大部分由第二流的师组成。
第 ９ 集团军左翼，是大部分由一流师编成，而战斗力仅次于英国远证军 的法第 １ 军团。
英国远征军：实际并不在华罗特将军指挥下，而是直接听命于乔杰士将 军，我所指挥的第 ３ 师，是远证军的左翼部队，我的左翼是比利时军。
比利时陆军：是独立的，由比利时国王亲自指挥。
法第 ７ 集团军：虽然编在第 １ 集团军群序列下，但乔杰士将军却打算把 它作为预备部队，控制在左后方。这项决策是正确的。但甘末林指示，这个 拥有 ７ 个师兵力的集团军应该指向安特卫普，进入比利时，以支援比、荷两 军。结果，人员损失惨重，弹药消耗殆尽，进入比境后一无所成。可以说这 是甘末林所犯的最重大错误之一，整个东北战区就因此错误而失去了。
除在指挥方面职责不明外，通信系统竟糟得无法保持正常的联络，以致 直接影响到指挥部与下属单位之间正常的信息交流、准确的情况把握和灵活 的指挥。自宣战那天起，法方一直坚持所有盟军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静默，
以致通讯人员缺少练习，甚至根本没有练习无线电器材的机会。大功率的无 线电机，对他们来说，更是闻所未闻。结果，在英国远征军里，内部无线通 信就从来没有畅通过；对外则等于根本没有。因此，和盟军间的通讯联络几 乎全靠民用电话，既谈不上效率，更谈不上“ 保密” 。
此外，从登陆法国起，一直到实际作战行动止，英国远征军总部就从没 有实施过任何实战演习，其理由是，因为要保持高度无线电静默，不便实施。
于是，在这种借口下，连纸上谈兵都没有什么人去认真搞一搞。其直接后果 是：在英国远征军里，普遍缺乏一种对上级指示或战术原则的理解，当上下 级之间或友军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便任由这种分歧自生自灭，上级对下级 既不去采取什么协调，更谈不上什么确切的掌握。而在战斗过程中，有效的 掌握与指挥却关系至为重大。５ 月 ２３ 日，毕罗特将军因车祸而亡，使得法、
英，比军之间的指挥更加混乱。三天后，盟总才迟迟任命法第 １ 集团军司令 卜兰夏将军接任第 １ 集团军群总司令，但已为时过迟。
盟军除利用民间电话作为主要通讯工具外，还采用派遣联络官以及以指 挥官和参谋人员访问的方式来加强联系。从 ５ 月 １６ 日起，陆上交通线便因德 军的挺进而陷于瘫痪，东北战区总部和盟军总部以及第 １ 集团军群总部的联 络，也于同日突然中断。５ 月 １７ 日，戈特总部和左翼的比军、右翼的法第 １ 集团军以及后方的东北战区总部也中断了电话联络。
戈特的计划是，当作战真正开始时，便率领 １ 个小型的前进总指挥部向 前挺进，而将他的总司令部留在阿拉斯。可是，这一计划也由于他认为必须 呆在前进总部的军官太多、摊子大大而不得不放弃，最后在前方开设了一个 小型的总部指挥所，由于通信设施太匮乏，指挥所的地点丁得不迁就埋设国 际电缆露出地面的地方，这种地方不但为数无几，而且彼此问距离也相当远。
所以，在保密方面就大打折扣。并且，因为无线电通讯器材数量有限，来来
往往的大量通讯经常使无线通讯体系超负荷运转。指挥所的规模也因这些本
不必要人员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情报机构也发生了信息不灵的现象。５ 月 １５ 日，英国远征军右翼 的法军陷入苦战。集团军群总部虽然在法第 １ 集团军派有联络参谋，但在法 第 ９ 集团军司令部里却没有联络人员，所以对于德军突破这个集团军正面的 具体情况，未能迅速掌握。
仅从上述几点就可以看出，远在战争打响以前，盟军就已经注定了遭受 挫折的命运。
我师的辖区是里尔以南一带，任务是加固防御工事。在 １９３９ 年冬季，我 率领部属设立了大量的反坦克障碍、掩体、堑壕和铁丝网，我认为德军很可 能在 １９４０ 年就向我们发动攻击。１０ 月 ２９ 日，我的军长布鲁克就曾试图提醒 戈特勋爵要注意局势的严峻性。但没有奏效。就在同一天，希特勒指示他的 陆军总司令，入侵低地国家（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的黄色战役将在 １１ 月 １２ 日展开。只是由于天气状况太恶劣，才不得不推迟攻击日期。除加强构 筑工事外，我还集中全力积极进行实战训练，因为我确信，付早晚要打，并 且还会要大打。可当时的一切，却着实让我恼火。当德军席卷波兰时，法国 和英国却袖手旁观，坐视波兰失守；当德国大军转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竞仍 然无动于衷，甘心挨揍。在这一时期，我们唯一的行动是对德国偶尔进行一 次“ 轰炸” ，使用的炸弹则是传单。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张伯伦首相视察了我师，当时的情景，到今天仍然 历历在目。午饭后，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我不信德国人会向我们发 起攻击，你看呢？”
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德国人会在他们认为自己台适的时机发起 攻击。现在已是冬天，我们目前就必须有应付冷天过后事变的准备。张伯伦 不置可否。
不论如何，我的词典中是没有“ 悲观” 这个词的，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 责，必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的时间内，使第 ３ 师处于最佳战斗状态。为此，
我利用整个冬季进行战备训练。我的计划是：一旦比利时遭到攻击，我们将 向前推进，越过法比国境，占领布鲁塞尔东侧、戴耳河南岸的罗文南北地区。
我训练的方式是选定类似距离的空间向南实施武装机动。这样，我们就成为 夜间远距离机动的专家。此后，我们又进行了夜间防御阵地占领的训练。到 拂晓时分，我们就可以全部展开，坐阵以待。
我的军长是布鲁克将军。我们曾在圣赫斯特参谋学院同时执教，并且很 熟。对这位老同事，我一直是相当敬佩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近些年来任 伺国家所不曾有过的最优秀的军人。我从不拿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让他操心。
在战况极度惨烈的时候，我也没有对他下达的命令有过任何异议，也正因为 他的所有命令和训令部非常清楚，所以根本就没有提出问题的必要。他对我 也极为器重，完全放手，随我发挥。大战结束前，他曾多次对我施以援手，
使我免于陷入纠纷，每当其他人要“ 打倒” 我的时候，他永远给我以有力的 支持。当然，有时他也会大发雷霆训我几句，我也心服口服。
冬天来临后，总部指令各师轮流派步兵旅前往火药味浓烈的萨尔地区，
据守“ 马奇诺防线” 正面阵地，与据守“ 齐格菲防线” 的德军遥遥相对。我
曾于 １９４０ 年正月到萨尔视察我的一个步兵旅，并在那里体验了几天。那也是
我在二战期间第一次看到准备迎接战争的法军，所得印象令我心惊。回到防
地后，我马上去见军长，告诉他，我很为法军担心，并预言将来我们会遇到
相当艰难的局面。布鲁克也深有同感，但却无可奈何。
当时，在“ 马奇诺防线” 里最流行的口头语是：“ 他们过不来！” 和“ 胜 利将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绝不能把这种情况让我们的部下知道。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凌晨 ３ 时，德军闪击荷兰、比利时。英国远征军立即 向东疾速前进，第 ２ 军以我的第 ３ 师为先头部队。我们的任务是越过边境，
占领迪尔河南岸的罗文南北地区。本师在此前曾做过一次预演，因此，此次 行动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迪尔河流域地区原来由一 个比军师驻守，当时还未曾和德军接火。当比军士兵在 ５ 月 １１ 日清晨醒来，
突然发现有一个英军师出现在他们的防区时，无不大惊失色！当我们在夜间 悄悄到达的时候，比利时人都还在做着美梦呢。我去见那位比利时将军，要 求立即撤退他那个师，由我接防。他以“ 没有接到任何交防的命令” 为借口 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表示“ 只有比军部队才能固守住罗文古城” ，这时德军 正在步步近逼，前方据守阿尔伯特河的比军正在迅速后撤，罗文地区的部队 已经过多，所以我便将部队后撤到比军师的预备队位置。我想，使比军师“ 撤 去” 、让我“ 开进” 的最好办法是给比利时人戴上一顶高帽子。于是，我就 对那位比利时将军说，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的混乱地区里，必须有一个负责 的指挥官来统一调度、指挥才行，而且必须要由所属部队正在据守防地的师 长担任。我表示我将服从他的统一指挥。听到这番恭维，他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消息传到总部后，布鲁克立刻跑来找我，我胸有成竹地请他放心。我有 办法很快就弄走那些比利时人，并且当他们离开后，我就可以变成负责的指 挥官。很快，当德军进入炮兵射程，开始射击时，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从比军 手里接过了全师正面防务。比军师先是自动转入预备队位置，然后便加入了 比军主力兵团。
５ 月 ２７ 日，我奉命将本师堵上英军左侧，第 ５０ 师和比军阵地间的缺口。
为达成此目的，全师必须在第 ５ 师正面上穿越强行军 ２５ 英里后，在拂晓前把 战壕挖好。在这一区域，曾经进行了一整天的惨烈鏖战，并且在我们开始行 动的时候也没停止。假如一位参谋学院的学员在作业中提出这样一个行动方 案，教官和同学们一定会以为他在发狂，没有人会相信这一方案会成功实施。
可早。在战况紧急的情况下，根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次运动终于顺利地 按预定计划完成。５ 月 ２８ 日，我的部队将缺口堵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 我们拚死前进之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却于 ２７ 日午夜命令比军向德军投降 了。我左翼原来是比军部队，现在却成了军事真空地带。我绞尽脑汁、殚精 竭虑以图找到一个解除当前危局的最好办法。
此时，后勤供应情况也越来越糟，全部英国远征军都不得不减为半伙。
好在战区里的老百姓都已迁走，所以我们能够随遇而安，到处可以找到吃的，
当能找到村长或镇长的时候，便拿出证用证换取口粮。事实上，我们从不曾 缺过肉食，因为师里的补给组经常就地征用菜牛，牵着牛鼻子随军行动，军 中戏称之为“ 用蹄子走路的牛肉” 。记得我在参谋学院学习时，我的教师韦 维尔曾经讲过，理想的步兵汞质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善于偷猎和偷窃。当 然，这只是逃生时的手段，比之杀人的本领要份量轻一些。
远证军总部于 ５ 月 ２８ 日转移到拉潘，之所以选址于此，是因为通到英国
的海底电缆在此入海。所以，一直到最后，都可以和多佛尔英国本土保持畅
通的电话联系。我师于 ５ 月 ２９ 日深夜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翼的海滩阵地，
任务是据守福厄恩斯和纽波特间的海岸线。我的师部便开设在拉潘郊外的沙 岗里，远征军总部在海边的一栋房子里，这时的总部只剩下了戈特和几个参 谋。
３０ 日凌晨，布鲁克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己接到回国的命令。他表现得非 常烦躁。他是一个热情但容易激动的将军，要他在关键时刻丢下他的部队不 管，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我记得，当时他很激动，上身佝偻着，好像在 哭的样子，我们并肩站在沙丘上默默地望着东方喷薄欲出的旭日，我轻轻地 拍着他的背，尽量地安慰他：我们必须将最优秀的将领们尽快撤回去，因为 大战事在即，纵使我们全军覆没，他也得安全回去才行。他告诉我，英伦方 面已经决定由我继任他的第 ２ 军军长职务。这消息使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 我是第二军里资历最浅的少将。布鲁克当晚就回国了。
３０ 日晚，戈特勋爵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对所属各部队下达命令。那时 我已经升任第 ２ 军军长，所以也应召出席。自从 ５ 月 １０ 日作战行动开始以来，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我的军部离总部相当近，在开会前我便赶到总 部和他谈了一会。表面上，他一如平常，笑容可掬，可这仍掩饰不住他内心 的苦闷。
在会上，他宣读了政府发来的关于最后阶段撤退的指示电报。电文内容 大致如下：
“ 应尽力固守现阵地，以保证全军顺利撤退。每隔 ３ 小时呈报一次战况。
如果通信联络能保持畅通，且己撤退至可由一军长负责指挥之时，本部会另 令通知贵部返英时机，届时贵官须挑选一军长随行。获电后，你可自行指定 一个最后负责的指挥官。如联络中断，则可等残余之有效兵力相当于 ３ 个师 之际，自行交代返英。贵官当严令被选定之军长，应与法军协力，在防御作 战后，相机自敦刻尔克或其他海滩撤退。但如不可能继续重创敌军之际，则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法军指挥官协商，停止抵抗，以免无谓牺牲。”
大家都认为，戈特会指定亚历山大少将作为他离开战场后的英军指挥 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亚历山大本人甚至不曾出席那次会议。
那天晚上出席会议的两位军长，是第 １ 军的巴克尔中将和刚刚接管第 ２ 军的我。而巴克尔任第 １ 军军长，是 ４ 月间的事。
戈特完全照陆军部的电令行事。他命令我率第 ２ 军在第二天夜间——即 ５ 月 ３１ 日夜至 ６ 月 １ 日晨间——开始撤退。第一军断后掩护。戈特还再三叮 嘱巴克尔，万不得已之时，可以率残部投降。那晚的会议便如此宣告结束。
当大家都离开后，我找到戈恃，对他直言相告，我说，我认为巴克尔不适于 担任这一艰巨任务。我们需要一位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指挥官来担此重任，
因为，在这种指挥官统御下的第 １ 军，只要运气不太坏，是有可能全部退回
的，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投降的事。我还向他建议，应该立即将巴克尔遣送
回国，而派其部下——第 １ 军第 １ 师师长亚历山大少将接任第 １ 军军长。我
深知戈特其人，所以话说得直截了当。我坚持说，这才是最正确、最明智的
措施。 戈特采纳了我的建议，立即把已克尔遣送回国，亚历山大升任为第一军
军长。现在远征军里的两个军，都是由少将级的军长指挥。亚历山大就职后
的第二天，我们就在拉潘碰了头，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意见，两人的看法完
全一致，两人都确信，远证军一定能全部安全撤退。结局也一如我所料，亚
历山大将军终于凭借他那种坚定、从容的作风使全部人马都安全从敦刻尔克
撤回。在亚历山大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最后一刻离开敦刻尔克的情景：
“ 在最后一晚，我与海军上将比尔・坦南特一起乘坐一只海军小艇巡视海滩，
查看是否还有什么人没有撤退。当查明全体断后部队均已安全离开后，我登 上了停在防波堤处的一艘驱逐舰。这时，这艘驱逐舰遭到了德国机枪的射 击。” ５ 月 ３０ 日晚，我主持了一次第 ２ 军师长会议，在会上，我下达了在第二 天晚上由海滩撤退的命令。
那天晚上拉潘的情况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敌人的炮弹像飞蝗一样落在 我们举行会议的那所房子的四周。我命令各师，所有不能在海滩上登船的官 兵都要沿海滩向敦刻尔克转移，在丹镇海港码头上船。
第二天晚上，在预定的时间内，我们开始撤退。海滩上的装载状况不太 好，因为有些临时搭起的栈桥已经垮了；很多官兵不得不徒步走到敦刻尔克。
正当我站在海滩上指挥撤退行动的时候，我的随从参谋被一块炮弹片击中头 部，我当即大骂他不该大意得连钢盔都不戴，可是我却没意识到我也没有戴，
当他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提醒我的时候，真让我啼笑皆非！他的名字叫查 理。史温尼，是个非常潇洒的爱尔兰小伙子，来自勒斯特步兵团，我对他特 别钟爱，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差不多一直跟随着我，最后，不幸战死在法国。
等部队都搭载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便和李希准将沿着海滩向五、六英里外 的敦刻尔克走去。６ 月 １ 日拂晓，我们在敦刻尔克搭上了一艘驱逐舰。当天 上午便顺利地回到了多佛尔。
我在前文里曾经说过，任命戈特为英国远征军统帅是一项严重的错误。
直到今天我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但我们应该了解的另一点是：拜受军符大 命后的戈特面临的是一个多么难整理的烂摊子。然而他却勇敢地接受了这副 重任，并且鞠躬尽瘁、竭尽其所能。虽然有许多该办的事他都没办，但我个 人认为，其症结在于他用人不当——他选择的那帮人都不够优秀。他虽然不 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才的将领，但他看清了眼前的事 实：法军土崩瓦解，他必须尽量将他所率领的英军撤回英国。据我所知，取 道敦刻尔克的撤军计划，５ 月 ２１ 日前后就在总部开始起草。但戈特却从没有 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过；他自始至终能够稳如泰山地坚持他认为唯一正确而适 当的途径。记得当毕罗特将军于 ５ 月 ２１ 日失踪，盟军之间联络中断时，戈特 就本着协调的精神，采取了他本人认为最恰当的行动。他的行动受着一种责 任感的支配，他对帝国政府负有确保英国远征军安全的责任。他之所以能在 最后关头听取我的忠谏罢免巴克尔，启用亚历山大出任第一军军长。并赋予 最后撤退的重任，也完全是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
正由于他能毫厘不爽地洞察眼前的状况，我们才能从敦刻尔克全师而 退。假如换上另一位“ 聪明” 的将领，他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对策，可能会试 图回师直趋梭姆和法军取得联系。然后远怔军的全体官兵将被德军解除武 装，押解到北非集中营看管！
戈特清醒地认识到，“ 至少” 他必须将远征军的将士们及其轻装备安全
地带回英国。可以说，正是他挽救了英国远证军的全体官兵，也正因为这些
官兵获救，我们才能在日后卷土重来，洗雪此次败北之耻。
第二章 命运的召唤
△ 丘吉尔那悲壮、慷慨的呼声响彻英伦三岛
△ 我让丘吉尔在半天的时间里看到了他想看的一切
△ 丘吉尔：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介意
△ 观察部队时你应让士兵脱下钢盔，看他们眼里有没有战胜一切的 勇气 △ 陆军部：蒙哥马利应到埃及去
６ 月 ２ 日，我赶到陆军部向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报到还职。
这位老友显得非常沮丧地说，“ 你可知道，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千年 来第一次遭受入侵的危机？”
看到他那副神气，听到这种论调，我不禁失声大笑。我的放肆激怒了他，
他瞪着眼睛问：“ 有那么可笑吗？” 我说，“ 英格兰人民绝不相信我们正面 临着遭受入侵的危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目前有些肩负本土卫戍重往的 将领们是些庸碌无能之辈” 。他没有否认我的看法，但却一再叮嘱我不可再 谈论此类问题，因为这种忧世愤俗的论调，除了使国民夫去自信心外，将一 无是处。我从此绝口不谈此事，不过，那些庸碌无能的将领们也一个个相继 绝迹。
那天布鲁克也去晋见了参谋总长。他请示总长，目前他的任务是什么？
迪尔的答复是：“ 回法国去，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 布鲁克知道，法 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样做只能把他匆匆组织起来的任何部队拖进深渊。但 命令已下，且已给了他两个苏格兰本上师，一个是第 ５１ 高地师（当时仍在法 国，在南部和法军一起行动，避免了敦刻尔克之灾），一个是第 ５２ 低地师；
还有一个唯一的装甲师的残余部队；加拿大第 １ 师以及其他的零散部队。布 鲁克提出要求，想把弟 ３ 师也搞到手，但迪尔表示不行，布鲁克坚持非要不 可，最后二人达成一致：等第 ３ 师重新装备后，即重渡海峡，返回法国。
虽然我在敦刻尔克已经做过军长，但回到英伦后，我却要求再任第 ３ 师 师长原职，以便能对之加以整编，使之能肩负未来反攻之重任。
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官兵都已回到了英格兰，但很多英勇的将士为了掩 护主力撤退，在敦刻尔克海滩壮烈殉国了。除了单兵武器外，我们的重兵器 和重型装备也大部分遗留在法国境内。
当时，英国尚有足够再装备一个整师的运输工具和武器。陆军当局决定 将这些器材全部交给第 ３ 师，以便能早日完成整编，相机再渡海峡，加入仍 在和法军并肩苦斗中的英军残部。这项决定对第 ３ 师无疑是种无尚的光荣。
布鲁克已内定为新任远征军总司令，所以，我们第 ３ 师全体官兵厉兵秣马，
静待驱策。
我们在萨摩塞特完成了整编，接受了新装备。到 ６ 月中旬，再渡海峡的 战备全部完成，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誓师东渡。可是，法国却在 ６ 月 １７ 日全部陷落。
这样一来，一切的轻重缓急顺序都改变了，英国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德
军的入侵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我的第 ３ 师便彼调到最容易遭受
入侵的地区——布赖顿同围的滨海地区，我们在海滨别墅里选择最理想的地
方设立机枪阵地，构筑工事。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主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市长们、郡议员们、房主和地主们相继要求我们立刻停止工程，但均被我当 场严辞拒绝。
法国崩溃后，英国面临的困难仍是老百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意义 及未来“ 将会” 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在许多人心目中，英国远征军能脱离敦 刻尔克逃回是英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军服袖上绣有“ 敦刻 尔克” 字样的英军士兵们招摇过市，自视甚高，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他们 也被当作了不起的英雄，竟没人意识到英军是惨败，也没有人意识到，我们 居住的这片国土正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举国上下没有一丝大战将至所应有 的紧张气氛。最后还是丘吉尔的大声疾呼产生了振聋发喷的作用，他那悲壮 慷慨的呼声，当即为全英人民像赞美诗般地争相传诵。民族精神被振奋起来 了。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２ 日，丘吉尔首相及其夫人到第 ３ 师视察，我对政治家们兴 味索然，我一直认为，他们除了增加我的麻烦烦外一无所能。但是，对于这 位政治家，我却不得不另眼相看，因为远在大战爆发多年以前，他就一再告 诫历届政府，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事，但是，言者虽然谆谆，而听者却懵懵懂 懂。结果，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全被他不幸而言中。
另外，首相在新式装备方面的敢于探索试验以及应用等也值得我为之倾 倒。坦克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是阵地战，一方据守阵地，
另一方拼命夺取。当时，德军的装备远比英法联军精良，尤其是他们大量地 使用了机枪，再加上由铁丝网、铁蒺藜、战壕、掩体等防护器材，组成了一 道道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德军很善于打这种固守阵地的阵地战，而英法方 面在攻打这种阵地时，其步兵、骑兵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伤亡很 重。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既能防护又能进攻的武器。
军事作家欧内斯特・温斯顿面对战场的悲惨景象，联想到了中世纪时骑 士穿着的盔甲和美国的履带式拖拉机，他把二者有机地溶合到一起，作下一 个大胆的设想：用拖拉机进攻敌人。给拖拉机“ 穿” 上厚厚的防护钢甲，配 备上猛烈的火力装置，让士兵们在里面射击，不就可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了吗？可是，这一设想被陆军大臣给轻蔑地否决了。当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 尔听说了这个设想后，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他的干预下，第一辆坦克终于 在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问世了，并在索姆河一带中首次使用，使得英军仅以平常伤亡 的 ５％的伤亡率就夺取了多次未曾夺取的敌阵地… …
我一直不知道那天丘吉尔对我的印象如何，但他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 刻。我尽量使他在半天时间内看到一切该看的东西。我引他到“ 皇家乌勒斯 特步兵营” 驻地的“ 兰荪学院” 视察了一次演习。反攻目标是海岸上的一个 小飞机场，演习状况是假定登陆入侵的德军已经占领了这个飞机场和海岸地 区。他对演习大为欣赏，尤其对营属轻机枪载运车排的动作更是赞不绝口。
之后，我又引导他视察沿岸的工事设施，当晚七点三十分，我们到达视察的 终点——布灵顿。他特别邀请我在“ 皇家阿勒比容饭店” 共进晚餐。席间，
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他问我喜欢用什么酒佐膳，我的回答——“ 水” ，令他
大感震惊。我说，我既不喜欢喝酒，也不爱抽烟，所以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健
康。他毫不思索地回复我，他虽然烟酒二毒俱全，可是却能保持百分之二百
的健康。随后，我们把话题又转到了部队上面，我乘机向他进言：“ 我这个
师是目前全英唯一的装备齐全的师，是最长于打运动战的师，这一点已在敌
人面前精彩地表演过，但现在让我们执行的这种挖掘壕沟、站岗放哨的做法 简直就是胡闹。总部应该给我配备足够的车辆，向内陆后撤一段距离，以便 能够作为一支机动力量实施反突击任务，来堵住并消灭可能登陆成功的任何 敌军，从而阻止其建立后勤保障、后续师源源登陆的桥头堡。而要使这种作 战方法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演习，第 ３ 师必须拥有足够的必需装备。可是，
现在我的师根本就动不了，怎么办？目前国内有成千上万辆公共汽车，给我 一些这种东西也行啊！”
首相被我的话打动了，连连点头，并称赞我的意见很好。第二天，他就 口授了一份备忘录：
陆军大臣：
我看到第 ３ 师沿着 ３０ 英里的海岸线展开，而不是像我所想像的那样在海岸后方集结，作为机动 部队以对付大规模入侵的敌先头部队。对此，我深感不安。更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师的步兵缺乏必要 的车辆将他们运往作战地点，否则，它一定是一个完全机动的师。对任何机动部队来说，必不可少的 条件是要有随时作好准备、在附近待命的运输车辆。对沿着海岸展开的第 ３ 师来说，尤为重要。
我听说朴茨茅斯方向的部队也有同样的怨言，他们也没有随时待命的运输车辆。考虑到英国有 大量的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而且从英国远征军中又回来了大量的驾驶员，应有可能立即弥补这一不 足。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天一定要告知第 ３ 师师长，让他全部接管（他会高兴这样做的）甚至现在还 载着游客往返行驶在希赖顿海滨公路上的大量公共汽车。
丘吉尔
我不知道陆军部看到这一备忘录后作何感想，但我却终于得到了我想要 的汽车。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我升任第 ５ 军军长。从那时起，我的一切想法和做法才开 始对国内陆军训练产生真正的影响。第 ５ 军的一切揩施和成就都具有带头作 用。１９４１ 年 ４ 月，我又奉调接管驻肯特的第 １２ 军，肯特正是预期中的英格 兰可能遭受入侵的重点；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再奉调升任东南守备区司令官，负 责肯特、苏雷和苏塞克斯三郡。于是，我的思想和理论、我的训练方式和方 法终于由极西的多塞特一隅沿着英格兰南部地区北上，直到泰晤士河口。
我的指挥经验与日俱增，我终于能借实战来检验我的理论。由于在这两 年间，我曾追随一些精明的长官，所以收获颇丰。在第 ５ 军，我的长官是南 方防区司令官奥钦勒克，我们两个几乎从没达成这一致。幸好不久他便调任 印度军总司令，而由亚历山大和培吉特继任；布鲁克则先后历任本土军总司 令和帝国参谋总长等要职。这三位上司都了不起，我对这三位具有男子汉风 度和军人气概的老长官由衷地表示钦佩。
这两年问，我精心钻研的课题是体魄和精神战备如何加强的问题。当时 英格兰陆军的这两种战备水平离战争要求相去太远。当我想起著名诗人齐霖 在他的“ 陆地海洋赋” 里的序诗，再看英国军民浑浑噩噩的情景，不禁为之 怵然： 民族沉沦不着痕，史家论断最无情；若问亡国因何在，百姓巽懦气不伸。
就任第 ５ 军军长后，我便严令各部应以艰苦卓绝的作风锐意训练。所有 训练必须尽量利用各种季节和天气状况，反复实施。无论在大雨滂沱之时，
在冰天雪地之中，或是在泥泞没胫的地形上，在恶劣的天气里，无论昼夜寒
暑，都必须比德国人干得更出色、更精彩。假设德国人只能在良好的天气状
况下打得好，那么，我们便应该不论天气、不分昼夜地打，而且能够发挥最 强的战斗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垮他们。所有的训练计划都将较高层次 的演练包括在内，重点着眼于各级官兵实战精神的发挥和创意工夫的陶熔。
师级以上的大规模演习，必须要特别注意如何磨练各级部队主官、幕僚和广 大官兵的吃苦耐劳精神，使全军上下都能在长时期内达到不眠不休的作业和 战斗行动的程度，使备阶层都能了解如何运用 ２４ 小时的作业编组，以节约精 力。 任何阶层的部队主官和参谋人员如不堪忍受这种考验，便立即给予淘 汰。
总体性战争所需要的是一种上自将帅下至士卒的总体性体魄和精神。每 当一次积极的实践学习结束之后，各种文书便纷至沓来，参谋文书人员全都 足不出户，在办公室里埋头伏案穷忙。于是，我下令全军各级司令部的全体 官兵，每星期都得抽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做一次 ７ 英里的跑步运动，４５ 岁以 下人员不得有任何例外，不愿意跑的可以走，但必须走完 ７ 英里。规定实施 之初，怨声载道，群情激愤，但尚能按命令去做，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渐 渐地连年龄超过 ４５ 岁的也纷纷自愿参协。记得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上校到军 医那里诉苦，说假如要他跑完这 ７ 英里的话，简直等于要他的老命；于是，
军医陪他来见我，并向我建议豁免这位上校。我问他，是不是要跑的话会跑 死，他眼中闪出一股希望之光，答到“ 是的” ！我告诉他，假如自己认为会 跑死，那就干脆跑死算了，因为这比补充他的损耗缺额要省事些。他的健康 状态确实不佳，所以我宁可让他跑死。结果，他只好服从命令参加跑步，并 且到今天还精神饱满。
当时军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尽快大刀阔斧地砍掉那些“ 朽木” 之辈。军中 多一名这种分子，便会影响到干练有为的青年军官们的旺盛斗志和独创的主 动精神。很多年迈的预备役军官这时都奉召复役；许多由少校以上的现役军 官根本就没有听过战场上的枪声，绝不肯冒险上阵。这些军中“ 朽木” 必须 连根铲除。我走遍了每个单位，认识了所有的中上级军官，以及很多下级军 官；一段时间后，我把这帮绊脚石们全部请了出去。
我还处理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按照当时英军的习惯，军官眷属、家 小全都随军行动，散住在随时都可能遭受敌军人侵的海岸附近的村镇里。鉴 于当时的紧急状况，我下令所有的军眷和家小立刻离开，不准住在负有海防 任务的防区里面，我在命令中陈述了这样做的理由：
“ 德军的入侵随时都可能在沿海地区发生，而我们部队的任务是迎击并
摧毁敌人的入侵行动。倘若军官们携家带口地驻在防区，那么，一旦发生情
况，他们基于人之常情，势必首先考虑她们的安全问题，因而便会影响到所
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执行，有人说，一个优秀军官在此种情况下，决不会有片
刻时间想到他的太太和家小，他的全部思想必须高度集中在战斗行动上。我
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无论如何，人终究是一种天性脆弱的动物，我实在为
敢听任我的手下因无法逃避天性的纠缠而有负职守。这项撤退军眷的措施可
以说关系着英格兰的命运甚至人类文明，这种天性的纠缠因素一旦去除，一
切都将毫无问题。此外，因为士兵们不能携家带眷，所以军官们也应该以身
作则。” 我在命令中强调，军眷们必须立刻离开防地。很快，这道命令便得到了
很好的贯彻。
指挥阶层意识的澄清与责任感的强化事关重大。我必须将强烈的紧迫感 注入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使各级指挥机构保持健全。对不胜任和低能的主 官或降职使用，或撤职换人。
参谋人员的素质也必须加以提高，必须树立绝对的服务精神和技能。事 实上，全部陆军都需要加强体魄与精神战备，以及遂行战斗的技能。
达成这种目标的先决条件在于部队主官是否配备齐全，是否明确他们的 职责和任务所在，是否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就我所知，鼓舞奖励各 级青年将校对于达成这种目标可以产生极大的作用。
当时在军中还有若干潜在的威胁，必须随时加以提防。譬如，参谋和主 官之间的关系；譬如，负责支援的单位可能会认为战斗不是他们的事。殊不 知，战斗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战斗训练。
另一个潜在威胁是，在少数部队里有一种危险思想，有人认为英国和英 军已经“ 挨过了” ，这在当时竟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口头语；还有一种人认 为德国人是无敌的，是不可战胜的。
最后一个威胁，也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从敦刻尔克撤回来的人们，有许 多已开始沉缅于家庭的温馨，他们忘掉了或不愿正视战争尚在进行，威胁仍 然存在。针对这种危机，我特作规定：官兵们可以按照正常渠道休假，以便 和家人团聚。此外，当艰苦卓绝的训练告一段落后，我总是让官兵们回到舒 适的营房饱餐一顿。
根据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危机，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后，
我们终于逐渐将强烈的紧迫感注入到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在敦刻尔克大撤 退之后，重新站稳了脚跟。
我的训练演习的逼真艰苦程度，可以说在英国前所未有。这些演习多选 在严寒季节或盛夏。当官兵们已经筋疲力尽、部队主官和参谋们也难以支撑 时，立刻我便会让他们“ 面临” 新情况或新课题。
当时，我在不列颠防卫问题上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一般人是着眼于海 岸线上的每一寸土地都以重兵固守，凭借海岸线上的钢筋水泥碉堡和堑壕工 事遂行固守一线的防御战斗。
这种防御部署既无纵深，又缺少反攻兵力，非常薄弱。遍及英格兰的每 个角落都挖掘了“ 阻截阵地线” ，究竟用什么部队进驻这些阻截阵地？我们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
我则将部队由海滩撤回，控制在后方，伺机反击入侵的敌军。我认为敌 军经过渡海机动的颠簸之后，肯定已经晕晕乎乎，难辨东西，此时便是对入 侵者加以反击并压迫入海或歼灭的最佳时机。
在海滩上，我只配置了一部分轻装部队，这支部队只要装备有性能良好 的通讯器材和充足的火力，便足以迟滞或挫败入侵者的任何登陆行动。
我的防御思想是：构成一种蛛网般的防御体系，无论德军走到那里，都 必将遭受到猛烈射击之后的有力反击。
对白厅主张的“ 焦土政策” 我也侍异议。他们认为，当德军由海岸进入 内陆、向伦敦前进的时候，为了不使物资落人敌手，应该在退却的同时将沿 途一切纵火烧毁。我则坚决表示我们决不会退却，在我的战区里，我们肯定 能击败德军。
事实上，当时我已经着手训练“ 不会退却的部队” ，我向他们灌输旺盛
的攻击精神和必胜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发自健壮的体魄。视察部队时，我
常让士兵们脱下钢盔，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看他们的头发是否剪修得合乎规 定，而是要看他们的眼里有没有战斗意志的光辉。
１９４２ 年，“ 联合作战指挥部” 参谋处制订了一份袭击迫那普的作战计划，
陆军部分的计划由我负责。此一行动的计划初衷是这样的：联合作战指挥部 认为，要想顺利地返回欧洲，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预先夺取一个良港，并 且必须在敌人能全部摧毁其设施以前全部占领这一良港。由于此前制订的大 规模反攻欧洲大陆的“ 围捕” 计划和对法国实施小规模突击的“ 大锤” 计划 被取消，所以，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参谋长们便强烈地感到应该对横渡英吉利 海峡作一次尝试，以便从实战中发现夺取一个港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对诸 多可供选择的港口进行的周密研究表明，迪耶普是最好的袭击目标，它位于 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有一些合适的军事目标，有一个雷达站，一个机场，
各种炮兵连，还有港湾和船舶。当时决定由我的部队担任地面袭击任务，后 来又决定派加拿大军第 ２ 师为袭击部队。袭击部队预定在 ７ 月 ２ 日和 ３ 日两 天，完成两栖装载，４ 日或 ５ 日开始行动。部队完成装载后便听取详尽的任 务传达，然后，便“ 关闭” 在他们的舰艇里，不再和外界接触。７ 月 ３ 日夜 间的天气状况极不适于遂行突击行动，这种恶劣的气候一直持续到 ７ 月 ８ 日 还不见好转。于是，部队又纷纷卸载，回到营舍。所有的官兵对突击目标及 有关作战详情都已非常清楚，按常情，迪耶普突击作战很可能成为英格兰南 部各营区里茶余饭后的谈料，因为参加这次突击装载的，除近 ５０００ 名加拿大 陆军官兵外，还有数字可观的海空军官兵。当部队奉令“ 解闭” 归建时，我 自忖这次突击作战一定会中止，于是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但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决策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决定再度实施原定 计划，并于 ７ 月底呈奉英军参谋首长裁决。听到这一消息，我不禁为之愕然，
因为这一行动已不是什么机密。于是我便写信给本土军总司令培吉特将军，
建议停止这一行动。我认为，假如有向欧洲大陆袭击的必要的话，目标也不 应再选在迪耶普。可是我的建议未被采纳。
８ 月 １ 日，我离开英格兰前往北非沙漠，接任第 ８ 集团军司令官新职。
对迪耶普的袭击在 ８ 月 １９ 日实施，当时，首相正和我在第 ８ 集团军司令 部，我们是在当天夜里接到消息的。
加拿大第 ２ 师以及和他们并肩战斗的突击队及海军部队，全都打得非常 精彩。不过加军的损失极为惨重。在加军的战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加拿大陆军以不足 ５０００ 的兵力，对迪耶普遂行了仅仅 ９ 小时的袭击战斗。可是在 这一战斗中被俘官兵之众，却相当惊人。尤其让人不忍卒睹的是在这短短的 ９ 小时中，
竟有 ５６ 名军官、８５１ 名士兵阵亡，被俘以及各类伤亡总数多达 ３３６９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