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來大陸現當代文學史觀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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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 果 報 告

□期中進度報告

1949 年以來大陸現當代文學史觀的演進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1-H-431

執行期間: 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11 月 30 日

計畫主持人:陳信元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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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第一章 緒論:1949 年以前的重要文學史觀...

1

第一節 胡適的「進化論」文學史觀 ...

1

第二節 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 ...

3

第三節 周揚的〈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 ...

5

第二章 1950—1960 年代的重要文學史觀...

10

第一節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

10

第二節 新文學史著的政治性轉折 ...

14

第三節 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20

第四節 「作家論型」體例之確立 ...

23

第五節 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集體編寫的新文學史 ...

25

第三章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學史觀...

28

第一節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

28

第二節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 ...

33

第三節 1980 年代中期以來重要的文學史觀 ...

36

1. 第一部個人編撰的文學史著作——黃修己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

37

2. 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

38

第四章 1980 年代中期以來文學史觀的建構...

42

第一節 「重寫文學史」概念的提出 ...

42

第二節 陳思和與「新文學整體觀」 ...

45

第三節 「潛在寫作」與「民間意識」 ...

49

第五章 結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53

參考書目...

60

附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書目(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專業圖書室藏)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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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1949 年以前的重要 文學史觀

第一節 胡適的「進化論」文學史觀

新文學誕生後的第一個十年,還很少有人從文學史的角度總結新文學的得失,最早出 現的敘述新文學發生歷史的文章,是胡適的〈最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這篇文章是 1922 年 3 月為上海《申報》館五十周年的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所撰,翌年 3 月 出版此文之單行本,並譯成日文出版。根據特刊的要求,此文從 1872 年寫起,即上海

《申報》創刊年份,正巧也是桐城派古文中興的第一大將曾國藩去世之年。胡適將這 一度的古文中興,視為將死的人的「迴光返照」,仍舊救不了古文的衰亡。

胡適的這篇文章共十節,三萬多字,前面九節講晚清與民初文壇的嬗變,第十節敘述

「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情況,重點擺在介紹白話文運動。胡適認為中國古文在二千年 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但民間的文學是壓不住的,也不聲不響的繼續發展,從漢魏 六朝的樂府、唐代的白話詩和禪宗的白話散文、五代兩宋的白話詩詞,金元的白話小 曲和雜劇,到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話小說,都可稱為當時的國語文學,然而卻都得不到 全國的公認。直到 1904 年廢除科舉,才有人「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 意的主張白話文學」,1916 年以後的文學革命文學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

胡適立論的出發點是文學進化論,即強調新陳代謝的變,強調因時遞進的發展,強調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學這一規律。自從嚴復於 1897 年翻譯出版赫胥黎的《天演論》,

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思想在中國社會政治、思 想、文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17 年 1 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

第 2 卷第 5 號)即指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 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

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 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這一年 5 月,又專門撰述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第 3 卷第 3 號)一文,

倡導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文學史。1918 年 9 月,胡適又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 改良〉文中(《新青年》第 5 卷第 4 號),論述文學進化觀念的意義。他認為這個觀念 有四層意義:第一層總論文學的進化:文學乃是人類生存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 隨時代變遷,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學。第二層意義:每一類文學 不是三年兩載就可以發達完備的,須是從極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漸漸的,進化到完 全發達的地位。第三層意義:文學的進化往往帶著前一個時代留下的許多無用的紀念 品,即「遺形物」。第四層意義:是一種文學有時進化到一個地位,便停住不進步了,

直到他與別種文學相接觸,有了比較,無形之中受了影響,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長處,

方才再繼續有進步。」

在新文學初期,先驅者普遍採納了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如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新 青年》第二卷第六號,1917 年)中提倡文學應跟上時代,棄舊圖新,因「革命而新興 而進化」;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第 5 卷第 1 號,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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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中國新文學只有逐步進化發達,「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學說思潮,逐層通過」,

才能最終趕上「現代世界的思潮」。進化論幫助他們了解世界發展的動向,樹立「一時 代有一時代文學」的革新意識。

胡適這篇文章,對 1949 年以前不少新文學史著作中關於文學革命的論述,有很大影 響。但明顯的缺點,在於「敘述文學革命偏重於介紹白話文運動,似乎文學革命等同 於白話文運動。」1胡適的進化論文學史觀也有其偏頗之處。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 敏即指出:這種觀念明顯地受決定論和目的論的約束,所描述的文學演進的線條難免 過於簡單,並不能細致而充分地說明文學史上某些看似偶然的不合演進「規律」的現 象。……那種以為文學進化有絕對順序,後者必定優於前者的觀點,往往會把複雜的 文學史現象簡單化。」2

1926 年,初出茅廬的梁實秋撰寫長篇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反對以進 化的觀點看待文學,主張「文學並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所以他只承認有「現 代文學」,不認為有「舊文學」或「新文學」。他以承襲自新人文主義的批評標準,將 古今中外文學分為兩個主要類別或傾向,一是古典的,是指健康的、均衡的,受理性 制約的;一是浪漫的,即是病態的、偏激的、逾越常軌的。並把新文學定性為「浪漫」

趨向的文學,指出其不合常態的表現。其一,他認為「五四」新文學極端承受外國文 學影響,追求外來的新穎奇特,造成無標準的混亂,雖一時熱鬧,卻沒有根基。其二,

他指責「五四」文學過於推崇情感,到處彌漫抒情主義。其三,他指出「五四」新文 學中印象主義流行,過於推崇自然與創作個性。

第二節 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

1929 年春,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編有《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

(以下簡稱《綱要》),並曾在北師大和燕京大學講過此課。這分《綱要》當時沒有公 開發表,直到 1982 年才經由趙園整理,發表於《文藝論叢》第 14 輯上。據趙園敘述:

「原稿本共三種,一為鉛印,一為油印,第三種雖有部分油印,但以手寫為主。這第 三種扉頁上書有「十八年」(1929 年)字樣,且內容也較其他兩本粗略,當為初稿。

鉛印本最為後出,但油印本上「剪貼補正」之處頗多,其「補正」時間,多在鉛印本 之後。油印本似為先生講課所用,並在講授過程中隨時有所補充。」3趙園的整理以鉛 印本為主,將其餘兩稿中剪貼補正的內容,斟酌插入有關章節而成。

朱自清講授新文學課程時,當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仍有著濃厚的尊古之風,所謂許

(慎)、鄭(玄)之學仍然是學生入門的先導,文字、聲韻、訓詁之類課程充斥其間,

而「新文學」是沒有地位的。朱自清開設此課後受到學生歡迎,但已受到了壓力,1933 年以後就沒有再教這門課。在講授期間,他對內容隨時有所補充,例如張天翼的《鬼 土日記》和臧克家的《烙印》,就是在作品剛出版時就增入講稿的,因此這門課程實際 上既有文學史的性質,也有當代文學批評的性質。

《綱要》只是一個綱目性的章節提綱,尚未寫成完整的新文學史著作,但它可以說是 最早用歷史總結的態度來研究新文學的成果,創立了文體分類的體例,也可能是新文 學史著作最早採用的體例。全文分為「總論」、「各論」兩部分,共計八章。「總論」三

1 見黃修己著《中國新文學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5 月),頁 7。

2 溫儒敏等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5。

3 趙園:〈整理工作說明〉《文藝論叢》第 14 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年 2 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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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一章「背景」,追求歷史淵源,從戊戌變法講起,介紹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興起 和失敗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第二章「經過」,從《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到 30 年代 初期新文學發展概述,包括文藝運動、思想論爭以及各種文學流派的重要主張,大致 是以時間先後為序的文學史講法。第三章「『外國的影響』與現在的分野」,則是講述 外國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及其對各種文學流派的形成在思想和風格上所起的作 用。

《綱要》的「各論」,共分為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文學批評」五章。其內容包括 各類文體的創作理論、文學批評、作家作品、各類文體、文學流派社團、文學運動及 活動、翻譯等。其中以詩歌一章介紹最為詳盡,不僅有關詩歌的點評,結合自己的閱 讀感受和實際的文學影響;對詩歌理論的探討,也很關注,如「初期的詩論」一節就 論到了胡適、劉復、宗白華、康白情、俞平伯、郭沫若、胡先驌等七家。對胡適《嘗 試集》的批評,就羅列了胡先驌六條具體的觀點,以及朱湘的批評意見,呈現當時理 論爭鳴的真相。對 20 年代的「新韻律運動」,也提出陸志葦、趙元任、陳勺水、徐志 摩、聞一多、俞平伯等人的討論。

再以戲劇一章為例,共分十個小節,依序論述戲劇改良運動、愛美劇運動、初期話劇 重要作家(田漢、洪深、歐陽予倩)、其他幾位劇作家(郭沫若、丁西林、白薇、徐志 摩等)、「國劇運動(佘上沅)、熊佛西、近年各地的戲劇運動、各家劇論(宋春舫、周 作人、梁實秋、楊振聲)、其他。涉及多方面戲劇運動的史實,留下一份重要的參考名 單。

《綱要》的重要性在於其敘史結構的體例。雖然,它僅是作為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的講 義,尚未寫成完整的新文學史著作,但這種綱要式的提示,已大致勾勒出新文學運動 以來十多年間的發展輪廓。《綱要》以作家作品作為評述主線,尤其重視作家不同的創 作風格和藝術得失,論及文學思潮、運動及其歷史背景、外來影響等,也都著眼於與 創作的關係。朱自清首倡按文體的分類來結構文學史,在同一文體中,依作家作品流 派的重要程度來安排章節,這種體例有利於探討各類作品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成就和 影響。50 年代初,朱自清的學生王瑤出版《中國新文學史稿》,即明顯借鑑了《綱要》

的體例。但這種先有總論然後按文體分類來寫文學史的方法,也引起不少爭議,例如 有少數擅長多種文體的作家,可能各種文體都寫過,而用這種按文體分類評述的方法 自然會把一個作家的創作分割於不同的章節,不容易使讀者得到完整的印象。王瑤在

〈念朱自清先生〉文中,為老師辯解:「當人們用文字來敘述歷史過程時,只能選擇那 種最容易表現歷史本來面目和作者觀點的體例,很難要求一點毛病也沒有。……任何 一種體例安排都不可能完美無缺。」4

第三節 周揚的〈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

1938 年延安成立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美術、音樂等系必修的課程中有「中國文藝 運動」、「中國文藝運動史」。1939 年至 1940 年,由周揚擔任此課程,〈提綱〉是他授 課的講稿,當時未曾在報刊發表過。文化大革命中,〈提綱〉被作為「黑材料」存入周 揚專案中,1982 年重見天日,1986 年,《文學評論》第 1、2 期連載了引言和第 1、2 章。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推論這份講義從已發表的觀點,「以及文中引用的

4 王瑤:〈念朱自清先生〉《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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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語錄來看,當是寫於 1940 年 1 月〈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之後。」(頁 92)溫 儒敏等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則持不同的看法:「1939 年周揚在魯藝開始講 授這門課時,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還沒有正式發表,所以講稿中論及「五四」新 文學性質時,還來不及參考或照搬毛澤東的有關論斷,也就敢於做較有彈性的理論發 揮。」(頁 67)筆者認為也有可能是毛澤東吸收了周揚的觀點,形成了〈新民主主義 論〉的部分論述。

周揚是中國現代重要的左翼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從 1930 年代起,便參與了革命文藝 運動的領導,他對新文學運動的總結有其深刻的觀察和很高的理論概括,而且還包含 著切身的感受和體會。這份講義的價值,誠如《文學評論》編者所言,為研究周揚提 供了一份難得的史料,它「反映了當時中國批評界所能達到的歷史高度和思想水平,

也反映了周揚同志本人的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風格、批評觀念和批評方法。」

周揚的〈提綱〉,主要從社會歷史角度著眼,他熟練地應用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來看待 以五四為軸心的前後十幾年間的文學發展歷史。「引言」相當於「緒論」,周揚以五四 新文學運動為界區分新舊民主革命。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又分為四個時期:

1. 新文學運動形成的時期(1919—1921):即五四運動到共產黨成立;

2. 新文學運動內部分化的醞釀,革命文學興起的時期(1921—1927):即從共產黨成立 經「五卅」運動到北伐戰爭;

3. 革命文學成為主流的時期(1927-1936):即新文學運動內部分化過程完成的時期;

4. 文學上新民主主義提出的時期(1936-1940):即抗日戰爭時期,是新文學運動之力 量重新結合時期。

周揚並從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動趨勢去解釋文學運動,他說:「新文學運動作為新 文化運動的一個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經濟新政治的要求而產生,是反映新經濟新政治,

而又為它們服務的……。新文學運動就是文學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運動。」他也著重 考察新文學運動在意識形態上反映民族鬥爭、社會鬥爭的特點。

〈提綱〉與前此所有文學史著最大的區別在於強調了無產階級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作 用,而且是最重要的領導作用,他指出:「假如在其外部條件上沒有十月革命的影響,

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哲學思潮和藝術理論的介紹,沒有蘇聯的以及資本主義 國家內無產階級的文藝作品的大量移植,在其內部條件上沒有從五四以來中國共產黨 對新文化運動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以及共產主義思想在廣大人民中的傳播,和 許多共產者的作家藝術家的努力。」(〈提綱〉,頁 21)新文學運動的形成與發展是不 能想像的。

第一章「新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準備(1894—1919)」,講述的是近代文學向現代文學轉 變的歷程,注重甲午戰爭以後中國政治形勢的變遷對思想界的刺激,以及對啟蒙主義 的促進,最終落實到「思想革命」和「文體解放」的時代需求上,從而論證「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必然性,論證新舊民主主義的區別和聯繫。

康有為曾說,從甲午之後「海內繽紛,爭言新學」,所謂新學的基本內容,周揚指出,

就是「資產階級的啟蒙主義」,鼓吹者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他們的立意 不外乎是要採取西洋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思想來建設中國國民的新道德,新觀念,新 精神。這種啟蒙主義的主張,是對於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的一種反撥,一種 新的覺悟。」(〈提綱〉,頁 23)周揚也指出以康、梁為首的新派學說充滿了矛盾:「由 於在政治上是改良派,君主立憲主義者,和思想中含有的或多或少的封建成份(這是 歷史的階級的限制性的結果),這就給他們的思想造成了不可免的矛盾和致命的弱點。」

他以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過的「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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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梁啟超的矛盾:「他一方面在文化思想戰線上持新學來和舊學鬥爭,另一方面在政 治鬥爭上卻以立憲依身份和民主派相對峙(試想起《新民叢報》和《民報》的論戰),

而且表現在:他們思想的不徹底和動搖。」(同上,頁 23)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真正的 新文化運動起來的時候,曾經代表新學的人物就成為了新文化之最堅決的反對者之原 因。

周揚對西洋思想和文學輸入到中國的觀察,十分深刻、細微,他提醒大家,當時所培 養的外國語人才後來大多做了買辦,對新文化事業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當時所 譯大都局限於與「富國強兵」有直接關係的範圍,如應用科學、歷史、政治、法制和 宗教的書。以嚴復為例,他所譯的書,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論》、穆勒的《群已權界 論》、《名學》、斯賓塞爾的《群學肆言》,亞當史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

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論理學、倫理學等方面。最早介紹西洋文學 到中國來的,是「不通英文,對文學又缺少真正理解的林琴南,他一生翻譯了一百五 十六種小說,但有三分之二是第二、三流作品,「他對於原著、主題有時不免有曲解,

對於原文常任意刪節,把原來的結構風格與對話凌割無餘。」(〈提綱〉,頁 26)由於 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西洋思想和文學的最初輸入是在譯述者披上固有的封建外 衣的掩蓋之下進行的,所以難以避免,「以封建舊思想來附會資本主義新思想」,和以

「封建舊文字形式來表達資本主義新思想內容」。

周揚對「新文體」、「詩界革命」及白話小說的先驅譴責小說都有獨到的評說。指出:「新 文體」只是一種改良,一種過渡;「詩界革命」是並不徹底的,沒有打破「舊風格」, 也沒有脫出文言的藩籬;譴責小說,雖然是用白話寫的,也大膽地採用方言,以現實 手法描寫當時的社會情況,但它們還止於「事實的記錄」,還沒有達到「藝術的概括」

的高度,它們的價值停留在胡適所說的「社會史料」的地位。新學運動「沒有文化上 徹底的民主革命,便不會有真正的文學革命、文字革命」,它們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未完 成擺脫舊文學的桎梏,所以不能成為新文學,而只是後來新文學之準備。

第二章「新文學運動的形成(1919—1921)」,是從「五四」前後中國一般經濟、政治 變革的趨向中觀察「五四」新文學運動。周揚從國際局勢的發展,綜論第一次世界大 戰爆發,歐美各國忙於內部戰爭,暫時放鬆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造成 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也發展了民主的要素,形成五四運動發生之根本依據。〈提綱〉特 別強調俄國十月革命對五四運動的推動,「它不但給予了中國民族覺醒以新的刺激,而 且賦與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以新的內容」。(〈提綱〉(續),頁 101),此外,繼十月革命 而爆發的德、奧、匈牙利、芬蘭等國的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土耳其的獨立,

都對五四運動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周揚雖然刻意強調無產階級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有意突出李大釗的政治見 解,但他力圖保持一種歷史的觀點,高度評價「帶資產階級性質的」「人的文學」,肯 定「五四」文學革命謀求文學與大眾結合方面的成績。他也不像後來新文學研究中某 些僵化的庸俗的思維模式,對胡適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言論與貢獻一概抹殺,

反而多處引用胡適的論點,加以闡發。

〈提綱〉已成的部分中,魯迅佔有突出的地位,黃修已認為「這顯然與〈新民主主義 論〉中高度評價魯迅有關」,他的立論是假設〈提綱〉是寫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發表之後。周揚在〈提綱〉第一章,特闢「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一節,講述魯迅在 五四運動以前的思想發展,重點是對〈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的分析、解說。

在第二章,又特闢「〈狂人日記〉——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塊基石,專門分析這一篇小說 的內容和意義,從現代小說新形態的創立,現實主義精神以及諷刺藝術諸方面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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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並肯定它的歷史部分。這種對魯迅的高度評價,也下開五、六十年代以後文學史 寫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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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50-60 年代的重要文學史觀

第一節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王瑤(1914-1989)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是二十世紀 50 年代最 具代表性的一部現代文學史著作,被大陸學界視為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之作。這部史著 原是 1949 年王瑤在清華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新文學」課程的講稿。1950 年 5 月,

中共「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 其中規定「中國新文學史」是各大學中國語文系的主要課程之一,並且說明其內容如 下:「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發展史,著重在各階 段的文藝思想鬥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 評述。」這也就成為王瑤編著教材時的依據和方向。此後,許多大學講授「中國新文 學史」一課的教師紛紛來信向王瑤索取講義或大綱。

1951 年 9 月,《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由開明書店出版,除「自序」外,包括「緒論」、

「第一編:偉大的開始與發展(1919-1927)」、「第二編:左聯十年(1928-1937)」

三部分,共 10 章。1953 年 7 月,由新文藝出版社修訂重版,另增「修訂小記」。1953 年 8 月,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共分「第三編:在民族解放的 旗下(1937-1942)」、「第四編:文藝的工農兵方向(1942-1949)」兩部分,共 10 章,

另附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1949、10-1952、5)」一文。1982 年 11 月,上 海文藝出版社修訂重版《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冊),增加「『五四』新文學前進的 道路」一文,作為「重版代序」,並有「重版後記」,又刪去了初版下冊所附錄的「新 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1949 年 10 月-1952 年 5 月)」部分。

從 1920 年代開始,就有許多關於新文學的評論與總結,甚至已經出版過多種相關的著 作,但這些論著「大都沒有拉開足夠的歷史距離,基本上還是屬於同時態的文學評論,

未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對現代文學的「史」的研究。」5而《中國新文學史稿》則是第 一次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17-1949)這一 段文學的變遷,作為完整獨立的形態,進行體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現代文學作為一門 學科的格局。

《史稿》設「緒論」,下分「開始」、「性質」、「領導思想」、「分期」四小節。這四部分 論述都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指導思想的。本書一開頭就指出:「中國 新文學的歷史,是從五四的文學革命開始的。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來在文 學領域上的鬥爭和表現,用藝術的武器來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教育了廣大的人 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鬥爭密切結合著的。」

王瑤把新文學史看做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是當時文學研究者普遍的思維模式,而 以〈新民主主義論〉作為解析一切文學史現象。也是不可違逆的評價觀點與研究範式。

對新文學史的分期,《史稿》依照〈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文化革命四個時期的論述,分 為四個階段,即第一時期(1919-1927),第二時期(1927-1937),第三時期(1937

5 溫儒敏〈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與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收入溫儒敏等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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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第四時期(1942-1949)。其中以 1942 年毛澤東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為界,

將抗戰爆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分為前後兩段,將後一段稱為「文學的工農兵方 向」時期。這種分期法與當時中共「教育部」擬定的大綱,基本上一致。但這種文學 史分期與政治史的分期直接相對應,忽略了文學變遷自身的特點。

在四個時期,《史稿》均設五章,分別評介文藝運動、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的發展 情況。在每章之下,又將作家作品分別歸納為若干節。如第一編「偉大的開始及發展

(1919—1927)」,下設五章,其中「第三章:成長的小說」下分四節:「吶喊和彷徨」,

介紹魯迅兩部小說集;「人生的探索」,先介紹《新潮》作家,主要則是介紹文學研究 會作家的小說;「鄉土文學」,介紹《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以及《小說月報》、《莽 原》上的鄉土文學作品;「青年與愛情」介紹創造社的郁達夫、郭沫若的小說,並及馮 沅君、蔣光慈。《史稿》所建立的體例,是以四個發展段落的順序為經,以體裁分類為 緯,交相編織而成的,形成較為完整的史著體系。對王瑤《史稿》所選擇的文學史體 例,歷來褒眨不一,溫儒敏認為:「在現代文學學科初建階段,對作家作品個案的專題 研究還沒有開展,思潮論爭格外受關注,又強調依照政治社會變遷的線索來修史,如 果選擇過於突出作家專題、相對淡化時間線索的其他體例,不見得妥當,所以王瑤就 採用了『以時代為經,文體發展為緯,先總論後分論』的結構方式。」6黃修己在〈《中 國新文學史稿》的歷史地位〉文中,認為王瑤這種體例的建立,與朱自清在清華講新 文學課的綱要,有繼承關係。「但作為一種體例的正式建立,《史稿》是第一次。在《史 稿》之後,這種體例是不大被採用的。」「《史稿》這種體例,不利於完整地、集中地 描述、介紹作家,但各時期各文體發展的紋路,卻可以得到清晰的描述,有利於宏觀 上把握該時期創作的發展趨向,因而有其生命力。」7

《史稿》涉及的作家、作品相當多,要把幾百位作家,三十年間許許多多文壇大小事 件加以梳理、編織,初步顯出歷史的脈絡,實在不容易,王瑤的學術功力主要不表現 在微觀認識上,而是表現在對整個中國新文學史的宏觀把握上。《史稿》中也有編排不 合理的地方,如講 30 年代小說,把巴金、老舍、沈從文、張天翼、歐陽山等編在一起,

很難概括出他們的共同點來;又如把同一個作家的創作分割於不同的章節,會影響到 讀者對作家面貌完整的了解。

1951 年 11 月 10 日,《文藝報》開始進行有關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錯誤傾向的討論。本 月下旬,在全國文聯領導下,結合「三反」、「五反」開始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王瑤成為重點批判對象。1952 年 2 月,他寫成〈我的檢討〉,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師 會上宣讀,主要檢討他身上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這一年 9 月,「國家出版 總署」召集一批專家和文藝人士座談評議《史稿》一書,與會人士的基調是否定性的。

批評者的意見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從混淆,判別失當。認為該書在史述中沒有體現 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主導地位,雖然在緒論、總論中有所涉及,但一到具體評說具 體作家作品時就把這些要點拋開了,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性質的作家、社團等量齊 觀;二是評價作家作品時,將政治性和藝術性對等地分開來看,而更加重視藝術性的 得失,結果是兼收並蓄,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作家缺少批判,甚至連「反動作家」

也給予禮遇;三、是體例方法上的缺失,文學史線索不突出,容易將作家創作面貌割 裂開來,引用別人的論說過多等等。蔡儀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就強調編寫中國新文學 史首先要堅持階級分析,分清革命的、反動的文學;此外,一定要寫出它與革命運動

6 同注 1,頁 84。

7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歷史地位〉,收入孫玉石等編《王瑤和他的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463。

(11)

的關係,是怎樣被革命運動所決定的;第三,要寫好中共的領導作用。蔡儀的觀點,

就是文學史向政治傾斜的開端,文學史也更向革命史靠攏。鍾敬文直指《史稿》根本 的弱點,「是思想性低,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甚至有敵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

概括力不夠,編寫的態度和方法不謹嚴,因此產生了一連串的錯誤和缺點。」

1952 年 10 月,《文藝報》第 73 期發表〈《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王 瑤據此對《史稿》進行修訂工作,包括關於黨的領導的說明,關於新月派的評述,下 冊中關於路翎等作品的評價等,並在書前加上「修訂小記」,說明作者只是希望它在目 前階段發生一點「填空白」的作用,在「蒐集材料」上供給學習者以參考的意思。到 1955 年,由於爆發了批判胡風的運動,而王瑤的《史稿》下冊對胡風及其影響下的一 些作家作品有所肯定與評價,結果也遭致批判。1955 年《文藝報》第 19 期刊載甘惜 分的〈清除胡風反動思想在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影響—評《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指 責《史稿》「多方掩蓋胡風反動思想的實質」,全書貫徹「腐朽透頂的資產階級的客觀 主義」等等。王瑤在政治高壓下寫了一篇〈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檢討自己「客觀主義 的寫作態度和它的危害性」,並通知出版社停止再印《史稿》。一直要到 1982 年 11 月,

《史稿》修訂本才由上海文藝出版社重新出版。

第二節 新文學史著的政治性轉折

二十世紀 50 年代前期出版的幾部中國新文學史著作,都是作者講授「新中國文學史」

課程的講義經整理修改而成書。1952 年 11 月,蔡儀的《中國新文學講話》(以下簡稱

《講話》)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是蔡儀 1949 年在華北大學(第二部)國文 系講授中國新文學史的記錄整理稿。作者在書序中說:「它不是敘述一般新文學運動的 史實,只是考察幾個新文學運動的大致情形」。蔡儀指出當時介紹「五四」後的新文學,

要點不在史實本身,而在於通過這段歷史,來論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的正確,了解它如何指示了今後中國文學發展的道路,這就是當時講史的「中心 任務」和「主要意圖」。因此,嚴格地說,這部書不能算「史著」,而只是史著中的「緒 論」部分,不過寫得略為詳細一點。8

《講話》共有六講:一、什麼是中國新文學(怎樣認識中國新文學,幾種從來的答案 的批判,中國新文學的特點)。二、新文學發生的原因和發展的階段。三、新文學運動 和革命運動的關係(新文學的倡導與五四運動,新文學的擴展與新的革命高潮,革命 運動的深入與「革命文學」運動,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戰文學)。四、新文學運動的團結 和鬥爭(新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最初的團結與其對封建文學的鬥爭,革命的小資產 階級文學各派與其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革命文學」運動的鬥爭與團結及其曲折的 道路,抗戰文學前期的團結與抗戰文學後期的變化)。五、新現實主義的精神(初期的 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由革命的浪漫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的提倡,新 現實主義的成長)。六、大眾化的傾向(什麼是文藝的大眾化,為什麼文藝要大眾化,

「五四」新文學與大眾化的要求,歐化與大眾化要求的對立,「革命文學」運動與大眾 化理論的探討,大眾化的實踐及其成就)。這些內容與中共教育都《大綱》的「緒論」

部分,頗多相同,顯然是蔡儀參加制定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工作時,已將他的觀點吸收 到《大綱》中去了。

8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5 月),頁 150。

(12)

1955 年有兩部新文學史著出版,一為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以下簡稱《史略》), 7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第 1 卷)(以下簡稱《史綱》), 11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丁易從 1951 年開始,就在北京師範大學和其他一些院校講授 現代文學史,1954 年到蘇聯莫斯科大學任教,不幸當年因病逝世於莫斯科,《史略》

一書是他去世後才出版的,是一部未定稿。這是一部很政治化,代表學術主流,在當 時實際影響很大的著作,也是全國高校師生普遍採用的教材。

《史略》共分十二章,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上部分論述文學運動,從「五四」文學 革命到「左聯」,到毛澤東的《講話》,包括文藝思想鬥爭、文藝思潮、文藝批評、理 論主張等。下部分著重論述作家作品,突出魯迅的作用。在「緒論」中,丁易以〈新 民主主義論〉為思想指導,概述 30 年來中國文學運動的過程、性質。作者用革命運動 來統攝現代文學,過份強調了政治對文學的作用,從而產生以政治運動套文藝運動、

文藝現象的簡單機械的傾向。對複雜作家作品簡單地貼上政治和階級的標籤,如「革 命作家」、「進步作家」等。丁易把 30 年來「文學運動的戰線」,從政治考量上概括為

「人民的和反人民的界線」,他把胡適、陳西瀅、梁實秋、「新月派」劃在反人民派。

第一章開始講「五四」運動,明確把共產主義思潮作為主潮,這和 30 年代幾部現代文 學史把「五四」作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性質,有明顯的不同。

這本文學史著也有一些論述得到較高的評價,如其中專闢「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就 與缺點」一節,不僅從政治與文學等方面總結其歷史功績,也用相當篇幅指出其關門 主義與機械論的傾向。丁易指出:第一,那時把「左聯」當作了從事直接政治鬥爭的 一般群眾的革命團體,忽視了它應該特別發揮的特殊戰鬥性能與作風——文學鬥爭和思 想鬥爭。第二,鬥爭方式的錯誤,不注意在國民黨反動派嚴密統治的環境中積累力量,

爭取公開、合法和半合法的鬥爭機會,結果實際上把活動一天一天地縮小,後來只剩 下少數幾個沒有被捕的作家與黨員在撐持了。第三,把「左聯」當成近乎政黨的組 織,……這樣就很自然地走上關門主義的錯誤道路,忽視中間階級在當時的作用,因 而便很少去策動廣泛的作家來共同奮鬥。第四、文藝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機械論的傾 向。9《史論》在高度贊揚 30 年代革命文學成就的同時,又批評「革命浪漫蒂克」創 作風氣的幼稚,並且試圖挖掘文學思潮中所受蘇聯「拉普」的「左」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 50 年代,新文學史教學的政治性逐漸增強,既然是編寫教材,除了要符合 上級部門規定的「教學大綱」的要求,也要密切注意文壇的動態,保證政治上的「正 確」。《史略》寫在「反右」運動之前,對某些後來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家、作品,尚未 能「預測」到日後的命運,丁易也做出較為公正的評價,如對馮雪峰、巴金等的分析 都是客觀、實事求是的。但《史略》畢竟體現了趨向主流思潮的寫作姿態,該書的「緒 論」開門見山就引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分析中國革命歷史特點的話指出:「中 國現代文學運動是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分不開的,並且血肉相連而成為新民主主義 革命運動的一部分。」10這就表明丁易的文學史寫作目的,就是要說明現代文學與革 命運動的關係及其社會意義。

《史略》為人詬病的,還在於力圖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梳理和闡釋現代文學 歷史的視點。丁易在「緒論」中即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發展到現在,它的 主潮一直是現實主義,並且是朝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發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的方向,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運動的基本方向。」11這個觀點明顯套用了蘇聯日

9 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年 7 月),頁 78。

10 同注 5,頁 2。

11 同注 5,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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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諾夫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政策性的論述,以及季莫維耶夫關於文學史研究的觀 點、方法。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本身即是含義模糊的概念,在蘇聯就有多種不 同的解釋,真正作為創作方法出現和應用於中國文壇,是 1950 年代以後的事。丁易為 了顯示政治傾向的進步,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際表現的時間大幅提前了,顯然 不符新文學發展的史實,甚至將魯迅《故事新編》中的〈非攻〉和〈理水〉也說成是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是明顯的牽強附會。

《史略》為了突出文學史與政治革命史的對應,加強了文藝運動,特別是文藝思想鬥 爭的分量。全書被分成兩大部分,前一部分(第二至四章)專論思潮論爭,後一部分

(第五至十一章)專論作家作品。這種結構,仿自季莫維耶夫的《蘇聯文學史》,強調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中心線索,突出「論」的成分,把思潮論爭和重點作家論放到極 為顯著的地位。《史略》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完全站在政治立場,將所有作家分為「革 命作家」、「進步作家」或「反動作家」幾大類。同樣,對文學流派、社團也做了劃分,

如「買辦資產階級」新月派、「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自由論」;現代評論派被 冠上「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等。《史略》將沈從文、徐志摩等作為批判對象,

都開了風氣之先。

《史略》出版後,很快就有了反響,1955 年 11 月,《文藝報》第 22 號刊登方白的〈戰 鬥的歷程〉,從三個方面贊揚這部文學史著。第一是盡量避免了以前某些新文學史著作 中所存在的煩瑣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注意到了並且著重地說明了文藝運動和中國革 命運動——也就是文藝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第二,「由於作者從文藝服從政治這 一基本觀點出發,在結合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論述作家和作品時,便能夠劃清敵我界 限」。第三,「30 多年來文藝戰線上所獲得的輝煌的戰果,是由於以魯迅為首的中國現 代作家們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從事戰鬥的緣故。這個論點,貫 穿在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的分析中」,因而能夠「表現了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作 用。」這三點正是王瑤《史稿》座談會上,發言者對《史稿》的批評意見和對編寫新 文學史的要求,正足以證明丁易的《史稿》的編纂,是力求體現當時學術上的主導思 想,因而也代表了這種主導思潮。

張畢來的《史綱》,是他在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講授「新文學史」的講義,與丁易的《史 略》具有同樣的政治化傾向,但《史綱》更突出的特色在於「論」的成分濃厚,不僅 在標題突出「論」,也在某些章節插入理論的專節。張畢來把文藝思想鬥爭放在更加突 出的地位,以理論觀點來裁割史實,是「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的典型。黃修 己曾整理出《史綱》鮮明的理論線索,就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小資產 階級、資產階級(右翼)聯合的反封建文學的運動;無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 學,在當時還只是因素,小資產階級的批判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在當時是進步 的主流,資產階級文學則是較為妥協的,甚至含有啟動的因素;「五四」以後新文學作 家就向著資產階級道路和無產階級道路分化了。12《史綱》就是照著上述的理論給新 文學史搭框架,這條線索就不是隱蔽在史實的後面,而是非常明顯地站在史實的前頭。

本書只講述了「新文學史」第一期(1918-1928),書名就叫做《新文學史綱》第一卷。

作者原計畫繼續寫出第二卷、第三卷,卻因調離工作,未能實現。全書共分兩章,前 有「導論:『五四』運動之前和『五四』運動之後的文化思想」。第一章「新文學的『五 四』時期」,共五節,除了第一節、第五節,分別講述「五四」前夕的文學改革運動的 性質,「五四」新文學的弱點、消極因素,中間三節分別為:主流作家、一般進步作家

12 同注 4,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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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翼作家,實際上區分了本時期左中右三種人。第二章「新文學在第一次國內革命 戰爭前後」,共三節,全部用「分化」做題目,如「新文學運動深入時,古文派的反攻 和新文學陣營的分化」,「新文學陣營在『向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投降』和『進一 步深入反帝反封建鬥爭』之間的分化」,「文學在『資產階級道路』和『無產階級道路』

之間的分化」。

《史綱》的第一章「新文學的五四時期」,雖然引用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但 張畢來並不輕易斷定新文學運動從「文學革命」開始就歸屬於無產階級領導,也不簡 單推斷新文學運動的性質——開始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他指出:「到『五四』前夕,

這才發生了以資產階級文學思想發動並領導的新文學運動。而這文學運動是以革命的 小資產階級文學家為主力。」「1917 年初,……『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是歐美資產 階級的文學思想,即以資產階級哲學為理論基礎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倡導或附 和這個『文學革命』運動的主要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家和資產階級文學家。」13《史 綱》將「五四」初期的文學作品分為二類:一類是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批判的現 實主義和積極的浪漫主義作品。如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以 及郭沫若的《女神》中的一些詩。這一類被歸類為新文學陣營中的左派,大抵是革命 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品,反映著農民和手工業者或革命知識分子的生活。另一 類是改良主義者的形式主義的作品。這些作品表現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和悲天憫人的庸 俗的人道主義,帶著消極的浪漫主義色彩和自然主義色彩。有的還為濃厚的封建思想 或洋奴思想所充塞,例如胡適的作品。這一類作品被歸類為新文學陣營中的右派,大 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品,反映著這一階段的公子小姐和知識分子的小悲哀和小 歡喜。

《史綱》雖然一方面強調資產階級文學思想發動並領導新文學運動,但又在稍後的篇 幅指出:「五四」前夕的這次文學改革、運動已經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運動」,兩段論 述之間充滿矛盾,也較難令人信服。張畢來先就其對「新民主主義文學運動」的了解 下定義:「是指有無產階級文學思想為領導以無產階級的文學或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影 響的文學為主導力量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運動」,接著指出:「『五四』前夕 的新文學和新文學運動已經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文化隊伍的同盟軍,不是資產階級 世界革命文化隊伍的同盟軍。『五四』前夕的文學改革運動,指導思想雖然仍是資產階 級的文學思想,它卻已跨上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的歷史階段,不能說它是舊民主主義 的文學運動了。」14但《史綱》也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學運動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 始,仍在「五四」以後。

從丁易的《史略》開始,已確立為新文學作家劃分不同的階級頭銜的慣例。張畢來也 給作家們戴上不同的「頭銜」,即:一、「革命作家」,在頭一個十年僅蔣光慈獲此殊榮;

二、「進步作家」,又稱「小資產階級作家」、「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革命民主主 義作家」等;三、「資產階級作家」,或稱「右翼作家」。書中在階級劃分的主線之外,

又設一創作方法的副線,從屬於主線,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屬於「革命作家」

的;「批判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是屬於「小資產階級作家」的。15

第三節 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13 張畢來:《新文學史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年 3 月),頁 18-19。

14 同注 9,頁 29。

15 同注 4,頁 162。

(15)

從 1950 年代初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到 1956 年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上、

下冊)(以下簡稱《初稿》),現代文學治史模式是越來越政治化,也越來越僵化與簡單 化。本書「緒論」一開頭便提出治史的階級觀點:「在階級社會的任何時代裡被寫下來 的歷史書籍,都是一定階級給予過去時代的社會制度、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一種敘 述解釋和總結,裡面貫串著這一階級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體現 著這一階級在這一時代的特定的、具體的歷史要求:維護什麼和反對什麼。毫無疑問 的,在任何時代被寫下來的歷史書籍,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都是為某一階級的經濟 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務的。」16劉綬松對寫史書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有十分鮮明的 表述。

作為高教部委託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之一,《初稿》於 1956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8 年到 1959 年間,作者曾修改了一遍,作為講義在武漢大學校內印行。60 年代中期,

準備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未能如願。「文革」中,作者受迫害致死。「文革」後由 武漢大學中文系易竹賢、陸耀東、唐達暉等修訂。1979 年〈修訂再版書後〉說明這次 修訂,即以著者修改過的《講義》本為基礎,酌取《初稿》本的長處,盡力保存原著 的基本面貌,只對個別章節及文字作了一些修改。

《史稿》共五編,上卷「緒論」外分三編:第一編「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1917-1921), 共三章;第二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1921-1927),共五章;第三編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1927-1937),共 9 章。下卷分兩編:第四編「抗 日戰爭時期的文學」(1937-1945),共 7 章;第五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 學」(1945-1949),共 4 章。另有附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簡述」,共 2 章。

這部文學史著明顯地受到當時蘇聯官方文學觀點的影響,力圖按照「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的標準來衡量作家作品,並用階級分析方法考察文學歷史現象,政治色彩相當濃 厚。他首先批評了資產階級的論客們「塗抹和歪曲」新文學歷史的真實情況:「他們有 的把從五四時期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說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繼承或『復 活』,指的是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的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以市民為 盟主約』,『是市民社會突起了以後的,積累了幾百年的世界進步文藝傳統底一個新拓 的支流』,妄圖否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蘇聯文學對中國新文藝的影響,如胡風的〈論 民族形式問題〉。「還有的把新文學運動說成僅僅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種改良或 革新運動,而抹煞了新的文學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新的思想內容與新文學在我國革命史 上所發生的巨大的武器作用」,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作者強調:「在目前,

我們已經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運用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 於中國新文學運動歷史的研究和探討的工作了。」17而這些探討和研究工作的理論指 導,則來自 1940 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 1942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的發表。

《初稿》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提出新文學史上的「敵、我」和「主、從」的劃 分。「凡是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給他們以主要的地位篇幅,指出他們作品 中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的成就(自然也要指出歷史和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敘述 和評價他們在文藝戰線上的戰鬥和實績,號召大家更好地學習他們,繼承他們。凡是 為著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反人民的作家就是『敵』,就要給他們的作品以無情的揭露與批 判,指出他們思想的反動性,不把我們主要的篇幅花在他們身上。」「社會主義現實主

16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 11 月),頁 1。

17 同注 12,頁 2。

(16)

義的文學,是我國新文學運動的主流,它的發展和壯大的道路將是我們敘述新文學歷 史的主要線索;而其他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家和作品,則是這個主流的一支同盟的力量,

而且最終將匯合到主流中來。這就是我們新文學運動史上的主、從問題。」18

劉綬松的《初稿》,在體例上與王瑤的《史稿》是相同的,即將新文學分為若干階段,

每個階段先敘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再分別介紹各種文體的發展情況,對跨越幾個時 期的作家,則分開在不同時期中介紹。但《初稿》也有區別於《史稿》之處,主要在 於:一、每個階段都增加了許多政治形勢的敘述,在文學史中加強了政治革命史的內 容;二、在各時期中,都加強了對文藝戰線鬥爭情況的敘述,不但寫得詳細,而且批 判的語調更凶狠了;三、《初稿》甚為注意概括和總結,每一階段的開頭,都有該階段 文學發展概況的總敘,然後在分別介紹各種文體的情況後,又都有該文體在這一時期 中發展狀況的若干條總結。」19

從王瑤到劉綬松對新文學的分期問題都十分重視,劉綬松甚至指出:「我們是否能夠正 確地敘述、解釋和總結新文學的歷史,與我們是否能夠恰當地劃分它的各個歷史時期 有很密切的關係。」20不過,兩人在具體的階段劃分上略有區別。王瑤以 1942 年的延 安文藝座談會劃分為抗戰前後期,劉綬松則完全按照革命史的分期,將 1937 年以後分 為「抗戰前期的文學」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兩個階段。

劉綬松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從「五四」運動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

大致分成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五四」運動時期(1917-1921),這是中國新文學 運動的開始時期,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萌芽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第一次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1-1927),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和深入的時期,也是中 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逐漸發展的時期。第三個時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27-1937),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空前高漲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迅 速發展的時期。第四個時期是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其中以 1942 年毛澤東的

〈講話〉作為分水嶺,向作家們提出了完整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綱領。第五個時期是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中國新文學運動遵循著毛澤東指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 向前進。

第四節 「作家論型」體例的確立

中共政權建立後的前幾年,從內外政策、機關建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事項,都以蘇 聯作為學習的對象。1953 年 3 月,史達林去世後,基本上結束了對文化領域進行嚴酷 控制的「史達林——日丹諾夫時代」。毛澤東也開始思考蘇聯模式的得失,他陸續發現 蘇聯的某些經驗並不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在 1955 年底提出了「以蘇為鑑」的問題。

1954 年,蘇聯作家愛倫堡的中篇〈解凍〉寫了愛情與個人的問題,受到讀者爭相傳閱,

「解凍」成為此一時期的象徵。這一年年底,蘇聯召開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會上蘇 聯作家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如文藝領導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 化,要求文學的真實性,要求作家有選擇和處理題材的更大自由等,都被後來的大陸 作家們提了出來。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

18 同注 12,頁 10-11。

19 同注 4,頁 169-170。

20 同注 12,頁 12。

(17)

問題的報告〉,提出:知識分子經過歷年的思想改造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6 月,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 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和科學事業的方針。陸定一的講話讓知識分子感受到一種「早春」

的新的空氣。

「雙百」方針提出後,中國作協在研究文學藝術領域如何貫徹的多次會議上,討論到 近年來文藝工作中的弊病,包括:題材範圍狹窄、單調,創作風格不夠多樣化,文藝 批評缺乏自由討論的風氣等,與此同時,他們要求在學術探討和藝術創作上提倡獨立 思考,鼓勵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發展。

1956 年春,中共高等教育部為提高教學質量,組織了全國統一教材的編寫工作,按照 當時的教學計畫,新文學史是作為最後一個階段,包括在中國文學史課程之中,由王 瑤、劉綬松負責這一部分的編寫工作。1956 年 7 月,審訂了這門課程的教學大綱,並 於 1957 年 8 月正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經討論修改後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以 下簡稱《大綱》),隨後即進入編寫階段。

《大綱》共分 9 編,第 9 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文學(1919-1949),即現代文 學部分,共 17 章,3 萬 2 千字。它吸收前幾年的研究成果,但仍保持那時具有時代特 徵的許多特點,例如力圖貫徹毛澤東對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觀點,將他在〈新民主主義 論〉及〈五四運動〉中對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對於各個時期的政治社會特點,列 為講授內容。此外,突出革命文學的地位,強調文學作品的政治意義。值得一提的是,

《大綱》沒有前幾部文學史著中那麼多革命史的內容,作為某個時期文學發展背景而 寫的政治鬥爭歷史,保持了適當的份量,它也沒有某些新文學史中那麼突出的簡單和 武斷的批評,也沒有那麼多「論」的闡述,各章節注意交代應該寫的基本史實。

《大綱》最大的影響,還在於開創了一種新文學史的新體例,即「作家論型」,這是以 文藝運動分割出文學階段後,將各階段作家依其地位分成大小隊列,依次排列。此後 這種體式被長期沿用,有人稱之「作家論匯編」、「作家作品論集納」、「文藝運動+作 家作品分析」等21。見於《大綱》章節標題的作家 31 人,章節不見名作家 19 人,總 共是 50 人;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都立了專章,魯迅則分前後兩期,次要作家占 1 節,

再次一點就若干人合用一節。

但這種「作家論型」體例的局限性也很明顯,為了敘述時的比較集中和方便,《大綱》

「緒論」在論及分期時交代:「本篇許多作家都盡可能集中在他發生較大影響的某一時 期,而將其他作品(按,指該作家其他時期的作品)採用追敘或補敘的方式,因此上 述分期在論述創作成就時並不十分嚴密。」22舉抗戰時期的一批作品來說明,包括茅 盾的《腐蝕》,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寒夜》,曹禺的《北京人》

等,都依照上述的編纂原則,被調到 30 年代的有關章節中去了,造成抗戰文藝成果的 嚴重缺損。

《大綱》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是受接連發生的政治運動中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影 響,將一些錯劃為右派的作家,當做敵人,抹煞了他們在新文學運動或左翼文學運動 中曾有的貢獻。例如對馮雪峰、丁玲、艾青創作的批判。

第五節 以群眾運動方式集體編寫的新文學史

21 同注 4,頁 181。

22 《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年 8 月),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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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反右」運動,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左傾思想逐漸占上風。新文 學研究和新文學史編纂,也隨著政治的風浪上下起伏,經歷了相應的歷程。《大綱》就 不免受到接連發生的政治運動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依據當時對某些重要作家的 錯誤批判,否定了他過去一切的功績。

1958 年夏,「反右」運動結束,緊接著而來的是所謂「拔白旗,插紅旗」的雙反運動。

在文化教育部門,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展開大批判。一方面把被視為資產階級 知識分子的教師的著作。貶為「資產階級偽科學」,發動青年學生對其展開大批判,王 瑤的《史稿》,就受到包括北大在內一些高校生的批判,有的學校,如中國人民大學,

還出版了這部書的批判專集。另一方面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占領科學陣地」的 名義,用群眾運動和大躍進方法,發動學生集體編寫新文學史教材。當時影響較大的 有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藝思想鬥爭史》 23, 吉林大學中文系和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師生分別編寫的兩種《中國現代文學史》24, 此外,北京大學中文系師生也編寫過一部現代文學史25

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共分三編,概括了三 個時期:第一時期(1919 年至 1927 年);第二時期(1928 年至 1942 年);第三個時期

(1942 年至 1949 年)。第一、二編為上冊,第三編為下冊。全書把創作實踐、文藝運 動和文藝思想鬥爭有機地交織、融合在一起,以革命歷史和文學運動的發展順序為主 線,帶出作家、文學社團、思想鬥爭等。書前有「緒論」一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幾個 基本問題的理解。

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冊),是 1958 年 8 月由該校二十幾名師生,用二十幾天的時間編寫而成的,初稿五十餘萬字,

曾於 1959 年 12 月和 1960 年 4 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初版。1962 年 8 月再版時作了較 大的修改,並增加了 1942 年到 1949 年的部分。本書共十八章,七十五節,對 1917 年 到 1949 年的中國現代文學進行了全面的概括,並對各時期的文學運動及重要作家和作 品作了論述。書前有「緒論」。

「大躍進」之後,大陸面臨三年困難時期。1961 年春,開始進入調整階段,高教部組 織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文科教材編寫工作。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召開了文科 會議,在當時可能的條件下做出糾正左傾錯誤的某些努力,對新文學史的編寫,也投 入大量的人力,這其中包括組織了一大批專家學者來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由唐 弢負責,但因「文革」而停頓,直到 1979 年才完成一部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綜觀從 1957 年起,到 1966 年「文革」爆發,這十年間以群眾運動方式集體編寫的新 文學史,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就是「極端政治化塗抹加上大批判的『浮誇』,完全談不上 學術規範與學理探討,也完全摒棄任何個人化的學術個性,純粹是『政治路線指導下 的集體寫作』。」26雖然,也有一些論述指出:青年學生在集體編寫中可能也受到鼓舞,

以及科學研究的訓練,而這一批青年中也有人成為當今教育界、學術界的菁英,「難道 他們不是也從當時的大批判、集體科研中得到某些好處嗎?」27但從整體來看,大批 判、集體科研主要方面是損害了這一代青年人。

23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年 8 月)《中國現代文藝思想鬥爭史》(上海:上海文藝 出版社,1960 年)。

24 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 年 12 月初 版,1962 年 8 月修訂再版)。

25 北京大學中文系集體編寫的文學史,1960 年 5 月由作家出版社印過「徵求意見本」,未正式出版。

26 溫儒敏:〈學術生產制化與五六十年代的現代文學史寫作〉《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頁 105。

27 同注 4,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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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中期的重要文 學史觀

第一節 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十年「文革」(1966-1976 年)期間,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編纂,幾乎完全停 頓,反倒是台灣、香港兩地陸續出版了不少現代文學史著。1970 年,李輝英將 1967 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授課的講稿修改後出版。同年 4 月,周錦的《中 國新文學史》由台北的長歌出版社出版。1971 年 8 月,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

由台北的正中書局出版。1975 年 6 月,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文藝》

由台北的正中書局出版。1978 年 12 月,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上、中、下卷)

由香港昭明出版公司出版。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垮台,現代文學史研究由低谷逐漸復蘇,從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是復蘇期,這時期的特徵是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經過「撥 亂反正」,在現代文學史著作中,糾正被左傾思想搞亂的歷史問題,澄清思想混亂,逐 步恢復實事求是的傳統,恢復現代文學歷史的本來面目。1977 年冬,北京大學中文系 聯合一些高校舉辦關於「兩個口號」論爭以及「30 年代文藝」等問題的討論會,隨後 在蘭州、廈門等地又召開數次討論會,力圖澄清一些史實,顯然帶有「平反」與「重 評」的性質。

接著,1978 年徐州師範學院的老師邀請七十多位健在的作家撰寫自傳,同時收集已故 作家的自傳,匯編成《中國現代作家傳略》兩冊印行,其中不少是「文革」中被打成

「黑幫」的作家。同年,北京語言學院的閻純德編寫出版了《中國文學家辭典》的「現 代第一分冊」,翌年,又出版「第二分冊」,選錄作家近千人,(第三、四分冊又收錄 1,195 位現代作家)。這些「傳略」和「辭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讓作家平反亮相的作 用,也及時為教學研究提供了非常短缺的資料。當時在報刊上也大量刊登「消失」多 年的作家的報導,陸續發表有關「平反」作家的評論文章。此後一直到 1980 年代初期,

「平反」或「重新評價」成為許多現代文學學者普遍的研究形態。

1977 年恢復高考以及 1978 年招收首屆研究生,與現代文學學科的「重建」密切相關。

大學的教學與建國初學科形成的情況類似,又出現了現代文學編教材熱現象。1978 年,

為了滿足全國大學的教學需要,唐弢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重新組織編寫組,並 於 1979 年 6 月出版該書第一冊,為「文革」後正式出版的最早一部現代文學史教材。

接著,第二、三冊分別於 1979 年 11 月和 1980 年 12 月出版。(以下簡稱「唐弢本」)。

該書「前言」敘述寫作經過,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1961 年初夏文科教 材會議之後,開始集中人力,組成編委會,到 1964 年夏完成全書討論稿,近六十萬字,

歷時三年。參加編寫的 18 位學者來自北京、武漢、山東、廈門等地,由王瑤、劉綬松、

劉泮溪、嚴家炎、李文保、萬平近、路坎、唐弢組成編委會,並由責任編委嚴家炎、

劉綬松、王瑤、劉泮溪、路坎分段負責,然後由主編唐弢最後改定。

第二階段:自 1978 年 9 月起,重新恢復和建立了編寫組。主編唐弢因健康關係,委託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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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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