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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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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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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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的改變也會對於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也因為各國社會經濟背景的不同，進而造就女性勞動參與的不同形態。

吳忠吉（1988）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由農業、工業乃至於服務業的轉型過程，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弭平了兩性的先天體能差異，另一方面由於服務業相較於工業而言，需要較少的體力，而且提供了較多的工時機會

（亦即兼差）。而戰後台灣以大量廉價且充沛的勞動力使工業迅速起飛，

創造出「台灣的經濟奇蹟」，1966 年與 1971 年分別於高雄前鎮區、高雄楠梓以及台中潭子設立加工區，使得台灣由原本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化社會，加上政府的獎勵投資辦法，廠商投入便宜的地租、廠房和工資，製造出電子、成衣、皮革、玩具等加工產品，也使得女性由農田走入工廠，由家庭投入勞動力市場，隨著台灣產業結構的變化，形成獨特的女性工作生命史。

1973 年至 1979 年台灣正值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台灣產業重心至於重工業與化工業，1974 年蔣經國先生推動十大建設，更替台灣石化業與重工業打下基礎，在短短數年間，紡織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林立，並急速發展（張茂修，1982），而其中女性參與勞動的經驗更隨著紡織業、成衣業的發展而起伏，但 1979 年開始台灣又受石油危機影響，近而轉為發展耗能少、低汙染、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成衣業、紡織業由 1980 年代開始走向成熟期，由於國內新台幣升值、工資上揚，加上新興紡織工業國家（如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加入競爭，使得台灣成衣、紡織業出口減少，而逐漸淪落為「夕陽工業」，女性的勞動參與也隨著台灣製造業的輝煌時期興起，但也隨著台灣產業外移的「經濟轉型」而改變。

在 1990 年發布「產業升級條例」，開始發展通訊、資訊等十大產業，

在高度工業化社會中，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與勞動條件的提升，減少體力上不能負擔的工作，加上生活水準的提升，使得勞動力需求增大，女性的就業機會也就隨之增加。

(2)

女性逐漸在勞動力市場扮演起吃重角色的同時，也伴隨著台灣產業發展的轉型，其中最重要的特徵是服務業的成長高於農、工業，其所佔的國民生產毛額相對比重也提高。以 1996 年為例：全年經濟成長為 5.7％，其中服務業促成 4.2％的經濟成長；換句話說，服務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高過七成（行政院主計處，1997）。若從整體產業結構來看，1987 年服務業所佔的比重約同於工業（服務業佔 48％、工業 47％、農業 5％）；2006 年時服務業已成為主要產業（服務業佔 58％、工業 37％、農林漁牧業 5％），可說是帶動經濟成長的動力（行政院主計處，2006）。

因此，綜合以上所論，在台灣經濟發展以及產業變遷的過程中，女性勞動力的角色也隨之變動，在過去農業經濟社會脈絡中，女性大多擔任無酬家屬工作者的角色，但是隨著台灣走向工業化時代，紡織業、成衣業讓女性從家庭走入工廠，之後再從工業化時代轉向以服務業為主要產業的就業市場，對女性的勞動需求量較男性來的大，所以女性勞動力的角色與台灣經濟發展的脈動其實是密不可分的，也因為大環境的變動，導致不同時期、不同年齡的女性有著不一樣參與的勞動的經驗。

二、歷年女性勞動參與行為的變遷

女性參與勞動行為的變化可從統計資料所呈現的趨勢觀察到，除了比率上的改變外，女性勞動力的年齡組成、勞動力人數的變化也蘊含意義，

加上與男性勞動力人數的對比，以及許多相關研究和相關理論，皆可對於女性勞動參與行為進行諸多探討。

（一）統計資料分析

1. 不同時期（Period）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之變化

（1）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整體的提升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顯示（圖 4），整體而言，台灣地區的總勞動力參與率在這二十九年來沒有太大的變化，維持在六成上下；但是若以性別區分來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自 1978 年開始，

至 2006 年持續攀升，從將近四成提升至將近五成，表示隨著時代變遷，

女性擺脫家庭無酬工作者的身分，逐漸走入勞動力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在總體勞動力參與率沒有太大的變動之下，女性勞動力的持續提升的另一面可以看到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反而隨著年代推進而逐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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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當勞動力人口產生變動時，女性勞動力參與的提昇是因應男性勞動力的飽和或不足，因此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來補充甚至是取代男性，從圖 4 便可以觀察到男性和女性在勞動參與中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相互關係。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1978年至2006年 35

45 55 65 75 85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年(西元)

勞動力參與率

%

總計男性女性

圖 4. 台灣地區男性與女性歷年勞動力參與率變化

（2）歷年來勞動力人數的改變

根據主計處統計，台灣地區勞動力人數自 1978 年約 633 萬人成長至 2006 年已經超過 1 千萬人，而女性歷年來的勞動力人數也是持續在增加（圖 5），其中增加最多的反而是中高年齡的女性，其主力年齡層也逐漸由 30-54 歲的中年女性取代過去 15-24 歲為主力的年輕女性（圖 6）。

若以性別作為區分來觀察（圖 7），可以發現早期勞動力人口數男性是高於女性，表示當時還是以男性投入勞動力市場居多，其中男性勞動力又以 25-29 歲為主力，而女性則比較年輕化，以 15-24 歲居多。

隨著年代推進，男性和女性勞動力的年齡分布開始向後延伸，其中從 1981 年開始，30-34 歲的男性勞動力人數開始提升，當此年齡層勞動力人數提升至將近千萬人甚至是超過千萬後，便會轉向後一個年齡層的勞動力人數提升，時間間隔大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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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1978年 1980年 1982年 1984年 1986年 1988年 1990年 1992年 1994年 1996年 1998年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年(西元)

勞動力人口數

55歲以上 40-54歲 30-39歲 25-29歲 15-24歲

圖 5. 台灣地區女性歷年勞動力人口數以及年齡分布變化³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1978年至2006年 0%

20%

40%

60%

80%

100%

1978年 1980年 1982年 1984年 1986年 1988年 1990年 1992年 1994年 1996年 1998年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年(西元)

勞動力比率

55歲以上 40-54歲 30-39歲 25-29歲 15-24歲

圖 6. 台灣地區女性勞動力人口各年齡層分布比率變化

台灣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增大，除了轉向中年男性勞動力以外，隨著年代推進，也逐漸將需求轉向女性。圖 7 顯示，女性勞動力人數從 1978 年開始逐漸提升，模式也與男性相同，當 20-24 歲的女性勞動力人數飽和後，便將需求延伸至後一個年齡層，直至 2006 年，男性和女性具有相似的勞動力分布型態。

3 2000 年 12 月由於人口普查，因此並未舉辦人力資源調查，而此時期資料係由當年度其他 11 個月份資料加權 12/11 倍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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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灣地區 1978 年至 2006 年男性與女性勞動力人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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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灣地區 1978 年至 2006 年女性勞動力比率⁴變化（與男性比較）

圖 8 更可以清楚看到各個年齡層的主力變遷，圖中顯示所有女性勞動力分別在各個年齡層所佔之比率，早期台灣女性勞動力比起男性來說相當年輕化，以 20 出頭的女性居多，隨著年代推進，女性勞動力主力年齡開始向中年延伸，使得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台灣地區的勞動力都是以 25 歲以上的青壯年人口為主。

在台灣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數不斷提升的同時，勞動力年齡層的分布也有所變化，此種絕對數（人數）上的差異表示 1978 年 15-19 歲的女性在 1988 年時（圖 7），已經是 25-29 歲，可是參與勞動的人數卻增加，表示女性參與勞動的意願是會隨著年齡以及年代的不同有所改變，同一出生世代的女性，在不同的年齡層會有不同的勞動參與表現。

4 勞動力比率意指在所有勞動力人口當中所佔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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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呈現的是不同年代女性所展現出來的勞動歷程，過去年輕女性為主要勞動力，在她們投入家庭以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讓女性留在家中負責家務或是擔任無酬家屬工作者，而外出工作養家則是男性的責任，當台灣的經濟結構開始轉變，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也逐漸提升與改變，因為教育普及，女性人力資本提升，加上無法向更年輕的人口尋求勞動力，只好向上一年齡層尋求補充，而台灣的就業市場結構也開始改變，男性在人數上或性質上可能不足，因此女性開始投入勞動力市場，模式也逐漸與男性相同。因此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提升除了可能為了補充男性勞動力的不足外，也可以發現不同年代的歷史背景造就不同的勞動歷程，從勞動力主力年齡層的改變便可窺知一二，其他種種因素都可能是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原因，使得我們看到目前有將近一半的女性願意參與勞動力市場。

（3）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各時期趨勢的改變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呈現不同的趨勢，每一時期的趨勢是由各個年齡層女性勞動力而組成，因此，每當時期交替，各個年齡層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也產生改變，連帶讓整體趨勢產生「變形」。

圖 9 為歷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模式的變化，能清楚看到女性的勞動參與在各個時期都有獨特的形態。在早期，女性勞動力較年輕化，

20 出頭的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率遠遠高於其他年齡的女性，有一個明顯的集中趨勢，但是隨著年代推進，在年輕女性參與勞動的比率變動不高的情況下，中高齡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率逐漸提升，過去近乎 M 型的模式也不復見，所呈現的是具備各個年齡層特色的趨勢分配。此種趨勢的改變是因為 30 歲以上的女性其勞參率的整體提升而造成，較年長的年齡層勞參率隨著年代推近逐漸隆起，將下凹處補平，

使得形態改變。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各個時期不同的模式形態，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受各年齡層勞參率差異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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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地區女性各年代各年齡組勞動力參與率之變化

在瞭解歷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變遷以後，從圖 10 可以觀察到，

每四年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是持續上升，各個時期除了 15-19 歲與 20-24 歲外，每個年齡層的勞動力參與率都是向上提升的，若以年齡組的角度來分析，發現早期有超過四成的 15-19 歲的女性會投入勞動力市場，20-24 歲的女性超過一半以上進入勞動力市場，形成一個高峰期，

但是 25 至 34 歲的女性卻只有 40％左右投入勞動力市場，落差超過 10

％以上，到了 35-39 歲時，有小小的回升，因此才呈現出先前研究所指出的類似「M 型」趨勢，此種狀況在 1970 年代末期、1980 年代初期最為明顯，但是隨著時代變遷，此種落差逐漸減少，一直到 2000 年以後，

由於教育擴張，因此 15-19 歲的女性較晚投入勞動力市場，甚至延後至 20-24 歲，而 25-29 歲的女性反而替代 20-24 歲女性成為新的高峰層，

有超過七成、將近八成的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之後便隨著年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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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投入勞動力市場的比率逐漸降低。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年齡層的勞動參與率狀況，再再都顯示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比起過往以有大大的不同。

15 30 45 60 75 90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年齡勞

動力參與率

%

1978年 1982年 1986年 1990年 1994年 1998年 2002年 2006年

圖 10. 台灣地區女性各年代各年齡組勞動力參與率之變化（四年一時期）

根據上述，可以確認女性各個時期的勞動力參與都各自具有獨特的模式，經由各個不同年齡層的女性組成每一時期的整體參與形態，

此形態又可看出在那個時期不同年齡層的女性的勞動參與歷程，當所有時期堆疊在一起時，可以讓我們清楚瞭解各個時期勞動參與的差異，而本研究主要想探討的也就是造成各個時期模式變異的原因，在這樣時期堆疊的資料背後，年齡差異或者是出生世代差異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2. 各個年齡層（Age）女性勞動參與行為之差異

台灣地區的女性在各個不同的年代時期，展現不同的勞動力參與率模式，圖 9 與圖 10 顯示早期呈現近乎 M 型的分布樣貌，但是近代女性參與勞動的模式卻趨向與新加坡類似的單峰分配，而每一個時期

（period）的趨勢其實都是由於各個年齡層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的高低差異所組成，早年之所以會有一個集體下降的低點，是因為 30-34 歲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相較於較 15、20 歲的年輕女性以及 40 歲出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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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率提升以外，15-19 歲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也持續下降，轉而以 25-29 歲為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高峰時期。

因此，女性的勞動參與模式在各個不同的時期產生不一樣的形態，其實真正在變化的數據是來自於各年齡層的差異。從圖 11 可以清楚看到各個年齡層的女性歷年來勞動力參與率的變化，15-19 歲的女性隨著時代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化，因此在這個年齡就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快速的減少，但是反觀 25-29 歲以及 30-34 歲的女性反而持續上升，與三十年前的狀況完全反過來；而接續下去的年齡層其勞動力參與率反而隨著年齡的增加而變動越來越小，甚至是趨近於不變的樣貌。

圖 11. 台灣地區女性各年齡組歷年勞動力參與率之變化

由以上發現我們可以知道：各個時期的各年齡組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的差異變化，是形塑各個時期女性整體勞動參與模式的成因，而同為某一個年齡層但是在不同調查年代之下會有所變異，此外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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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也有不同的變異程度。歷年來女性勞動力參與變動最大的年齡層包括 15-19 歲、25-29 歲以及 30-34 歲這三個年齡階段，換句話說，

相較於其他年齡階段，以前處於這三個年齡階段的女性，隨著年代推進，她們在此時所意識到的年齡規範強度差異是愈趨拉大的，所以會表現出異質性較高的勞動參與行為模式。

（二）相關研究與理論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提升與社會變遷、經濟發展以及兩性觀念的改變有關。有研究指出，由於台灣從傳統農業發展至工業型態的社會，分工與複雜的經濟體制使得勞動力需求多元化，加上教育擴張與科技進步，因此貶抑了傳統勞動力的價值（薛承泰，2000）；此外，亦有學者指出，在經濟發展初期以及工業化過程中，第二級產業增加，對於勞動力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加，但是女性常在人力資本不足、持家觀念以及性別歧視下不易取得工作，但是到了經濟發展中期，在第三級產業蓬勃發展的帶動下，服務業增加，進而提升女性參與勞動的機會（Pampel and Tanaka，1986）；因此，

相對於男性，經濟成長對於女性的影響更為明顯（李誠，1975），當勞動力市場的經濟結構是有利於女性的話，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便會提高。

由於工業化社會無法像農業化社會的家庭可自給自足，各種商品須向外購買，且工業化與都市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維持一個家庭的生計單靠一份薪水是不足夠的，使得女性必須外出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劉玉蘭，1984）。但是，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主要因素有研究指出是子女的數目與年齡，也就是家庭發展階段對女性勞動參與行為的影響。而生育率的降低與離婚率的升高皆有助於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提高；由於社會上晚婚的趨勢、優生保健的概念以及家庭經濟的考量，使得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提升；不但是生育率的下降，撫育子女的時間也大為縮短，使得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不會因子女養育的問題而有所影響（劉玉蘭，1984）。

在個人因素方面，年齡、婚姻狀況以及教育程度皆會在不同階段，導致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產生改變。其中教育程度的提高，代表個人能力的提升，一方面為女性進入職場作準備，一方面也可以減低女性扮演依賴經濟人口的角色（尹慶春，1982）。除此之外，從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的觀點亦可解釋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變遷；個人透過教育程度、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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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1980）；Blau 與 Duncan（1967）認為個人的職業成就與其家庭社經背景和教育程度示有相關的。因此，在討論女性是否投入勞動力市場時，

人力資本的概念時常被提及，當女性人力資本較高時，其潛在薪資能力也較高，若未投入勞動力市場，則其所付出的機會成本也較高。

隨著 1968 年台灣修法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至九年，以及今日教育愈趨普及，女性整體的教育程度提升，依據內政部主計處的資料顯示，2006 年有 46.66％的女性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而在許多實證研究中，大多採用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地位作為女性人力資本的測量，再再顯示出教育程度的擴張對於女性人力資本的影響，進而提升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以及未投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成本。但是如果當已婚女性的勞動力價值置於家庭生命週期考量時，若家庭需求大於市場所提供的工資時，女性就必須「理性」地選擇回歸家庭（Becker，1981）。這也是女性在投入勞動力市場後，

又再退出的原因之一。

因此，隨著時代變遷與教育普及，傳統社會形塑的「男主外，女主內」

已不再唯一的分工方式，兩性平等意識抬頭，女性走出家庭，轉而投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普遍的選擇；此外，婚姻狀況亦為女性參與勞動的影響因素之一，從結婚到婚姻解組和分居，也再度改變男女性的家庭責任和角色，

角色狀態的改變，促使婚姻解組和分居的女性參與市場工作的重要理由

（謝雨生，1991），甚至是不婚或是晚婚，都是影響女性勞參率的原因與結果。

綜合以上所論，圖 9、圖 10 的女性參與勞動的模式其實是由各個年齡層所組成，因此當年齡層的勞參率發生改變時，整體的趨勢便會產生變動。而時代變遷所產生的改變是源於歷史事件的發生，例如 1968 年台灣地區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頒布，或者是台灣經濟起飛帶動第三級產業的興盛等，都是帶動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原因之一，但是相同的歷史事件發生在不同年齡層的女性身上，所得到的效果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1968 年正逢國小升國中的 12 歲女性，她們經歷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頒布的這段歷史就會比 1968 年已經結婚生子的女性來得強烈，因為她們會因為此法令的頒布而有切身的感受或是受益，因此，

當事件與年齡階段能夠產生共鳴時，她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便會與其他年齡階段的女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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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勞動參與的世代（Cohort）差異

時期趨勢的變遷與年齡階段所感受的效應有所關係，而其背後又包含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即為出生世代的特性，此三者具備可相互轉換的關係（P＝A＋

C）。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經歷不同的歷史背景，因此，除了各年齡層女性所感受到的事件或是規範強度不同以外，台灣地區各個世代出生的女性在參與勞動時所呈現的差異即為本研究的重心之一。

（一）統計資料分析

本研究根據台灣地區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 1978 年至 2006 年的調查，以調查年份減去受訪者年齡（C＝P－A）換算出生年，得到世代

（cohort），再將每十年分為一組，建立各 cohort 的勞動參與率變化。

1. 不同出生世代女性勞動參與行為之差異

圖 12 為每十年劃分為一個出生世代，可以看到每個出生世代都有著不同的勞動力參與率變化形態。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年齡勞

動力參與率

%

1914-1923年 1924-1933年 1934-1943年 1944-1953年 1954-1963年 1964-1973年 1974-1983年 1984年以後

圖 12. 不同出生世代女性之勞動力參與率（每十年一世代）

若以世代內各個年齡時期勞參率的差異來看：1944-1953 年以及 1954-1963 年出生的女性，其勞參率在 25-29 歲這段時期為一個明顯的低點，表示這兩個世代的女性在她們 40-44 歲時，有能力且有意願參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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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說，每一個年齡階段參與勞動的比率是隨著年齡成熟（20-29 歲）

而增加，然後再隨著年齡增長而遞減，並沒有明顯的低點，也意味著沒有明顯的集體退出。

若以同一年齡階段的世代間差異來看：15-19 歲、25-29 歲以及 30-34 歲女性的勞參率差異是最大的（圖 13），其他的年齡層則隨著年齡增長差異愈趨縮小。1974-1983 年出生的女性，其勞參率的高峰是處於 25-29 歲這段時期，但是對於 1944-1953 年與 1954-1963 年出生的女性而言，除了年齡增長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以外，25-29 歲這段時期卻是她們參與勞動意願最低的時期，而 15-19 歲這段時期參與勞動的比率也隨著出生世代越年輕而越低。

5 10 15 20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年齡

Cohort Period

圖 13. 不同出生世代女性於各年齡層之勞動力參與率之標準差

（Cohort 和 Period 比較）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出生世代間的女性在參與勞動的比率上是呈現差異的，而此差異又表現在不同年齡層階段的勞參率。圖 13 為各個年齡層不同出生世代以及調查年代的勞動力參與率變異程度，可以發現縱使同為某一年齡層的女性，她們出生於不同世代也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因此導致趨勢會隨著年齡層不同而向上或向下改變，其中又以 15-19 歲、25-29 歲以及 30-34 歲三個年齡階段變異最大。因此，

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在不同年齡階段時，她們接收社會對於她們在某個年齡的期待也會有所不同，不同的年齡又會有著不一樣的年齡規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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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代的女性便各自有一套獨特且會隨著年齡階段不同而改變的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模式，所以在控制出生世代所造成的效應以後，便可以清楚了解不同年齡對於勞參率所帶來的淨效應。

2. 各出生世代之特質差異

除了出生年代的不同會造成世代間不一樣的勞動力參與率差異，

我們亦可從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狀態來觀察個世代的差異。同處於某一個年齡階段，但是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會有所差異，此外，同一個出生世代，但是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所接收到的年齡規範強度也會有所不同，而此差異造成的原因，不外乎這個世代女性具備的人力資本以及其婚姻狀態。

（1）教育程度

自 1968 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辦，加上近年來教育持續擴張，女性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專科、大學）的比率節節升高，女性具備的人力資本也開始提升，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即使身處於相同的歷史脈絡中，但是由於年齡階段的差異，導致他們有不同的勞動參與行為模式。

（2）婚姻狀態

台灣地區女性參與勞動的歷程時常與家庭生命週期脫離不了關係，女性常因步入婚姻而永久退出或是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而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在未婚狀態、已婚狀態、離婚狀態或是喪偶狀態下，

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樣貌也不同。女性婚育相關研究指出：1950-1970 世代女性初婚平均年齡逐漸增長外，變異也更大（陳雅琪，2006）；此外，

台灣女性「孓然一生」的比例呈現巨幅上升，擁有母親經驗的共同歲月愈來愈少（郭蕙如，2007）。

簡言之，當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在經歷某一段年齡階段時，都會產生一種新的行為模式（Pattern），如果再加入細部的特質（教育、

婚姻狀態等），更能清楚建立不同出生世代的不同條件的女性，其參與勞動的行為是有所差異的，此種世代（Cohort）間的差異即為導致時期年代（Period）資料在呈現上產生趨勢改變的變遷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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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研究與理論

世代（cohort）原指羅馬的軍事單位，現今泛稱有共通點或經歷共同事件的一群人。分類的標準除了出生年以外，有無共同經歷一段歷史經驗也是其中之一，但是通常是以出生年來定義一個 cohort（郭貞，1995）。Manson 等人（2002）對於世代分析提出的看法：一個世代指的是一群人他們在同樣的時間點進入某一系統中，這群人被認定為同質性高是因為他們共同分享與其他世代不同的歷史經驗。根據 Borgotta 和 Borgotta（2000）的說明，

依照 cohort 觀點進行研究時，cohort 間的差異是與社會文化在歷史上的變遷有所關連的。

當代許多研究在探討女性勞動參與問題時，開始注意到集體資料在呈現上，無法確切地顯示女性真正的勞動參與歷程。當我們在討論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變化時，應著重於一個（或是同一群）女性一生的勞動參與，

想要呈現女性勞動參與行為的真實面貌，則必須以世代（cohort）的角度觀察一群同一出生年代的女性，追蹤其參與勞動的歷史脈絡，才能探其全貌

（李大正、楊靜利，2004）。李大正與楊靜利（2004）的研究指出，不同世代的女性其勞動力參與率依然呈現 M 型的雙峰分配，但是不同的世代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人口結構的組成也有所不同，因此跨時期的描繪較能顯現出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變遷，研究中亦指出不同世代的女性其勞動力參與率的變化均呈現雙峰分配，只是峰谷的深度縮小，但是峰谷消失呈單峰分配卻仍不明確。

Ravanera 與 Rajultion 在 2004 年以 Cohort 做為分類的依據，探討加拿大女性為人母的時機與機率的研究中，指出年輕世代的生命歷程更有彈性也更複雜，工作因素比起家庭因素，似乎更能解釋延後生育。此外，在國內研究中，亦有許多研究結果指出不同世代女性具有不同的生命歷程經驗；

簡文吟在 2004 年探討台灣婦女在參與勞動行為研究中，質化訪談指出：年輕世代已婚婦女所擁有的人力資源及所面對的家庭經濟條件都與中年、年輕世代大不同，這使現代人不得不承認已婚婦女外出就業的正當性。除此之外，在李大正與楊靜利（2004）的研究中，顯示不同世代的勞動參與行為模式大不相同，年長世代以未曾就業或連續就業為主，但年輕世代卻僅有一成未曾就業，且年輕世代、中世代較年長世代晚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在退出勞動力市場後，重返的時間卻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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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以上相關研究結果，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在研究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時，是必須注意並且加以處理的，不同世代的女性具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其生長的經濟背景與社會發展會因世代而有所差異，這些都是在接續的研究分析中要加以考量的。

因此，綜合以上所述，在研究女性的勞動參與歷程時，不能僅以集體的資料所呈現的趨勢作說明，由於不同世代的女性她們具備不一樣的生命經驗，各個不同的年齡階段又存在相異的年齡規範，當這些女性走入某一階段時，又會因為本身特質的差異而表現出獨特的勞動參與模式，如同某一個歷史事件縱使發生在一群女性身上，可是她們所處的年齡階段卻不同，所感受到的強度也就有所不同，此點即為先前不斷提及的「年齡效應」（Age Effect），

而年齡效應是會不斷變動的，可是女性的出生世代是不會變動的，但她們據有共同的生命經驗，若再以其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狀態作細部分類，便更能夠將她們視為同質性高的一群女性，而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當她們都走到某一年齡階段時，所感受到的年齡效應並非相同，強度也有所差異。

因此，過去早期女性無論哪一個出生世代，世代效應對她們而言影響的強度都是相同的，幾歲應該從學校畢業，幾歲應該結婚生子，這些世代的女性堆疊在一起，便會形成在本文一開始不斷強調近乎 M 型的趨勢分配，然而近年來的女性，受世代效應影響增大，同質性高的一群女性她們有自己的選擇，因此不再有所謂的「標準年齡」，時間點的分散導致整體資料在堆疊時，

集體的下凹點被撫平，造成這趨勢改變的也就是世代的差異以及各年齡階段的效應差異來相輔相成的。

四、女性生命歷程（Life Course）分析之重要性

（一）女性生命歷程的多樣性

從生命歷程來看，人生的發展大約可分為兒童期、青年期與成年期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生命事件，並有其應完成的發展職責。

Hurlock（1987）將人生分為 11 個階段：產前期、嬰兒期、幼兒期、兒童早期（2-6 歲）、兒童晚期（6-10 或 12 歲）、前青春期（10 或 12-13 或 14 歲）、青春期前期（13 或 14-17 歲）、青春期後期（17-21 歲）、成年期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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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至中年期是家庭關係與工作發展的重要時期，人們會面臨許多抉擇，

因此這兩個時期的女性會是本研究特別著重的。但是女性的生命歷程一般而言比男性來得複雜，男性不會因為結婚或生育子女而面臨離開勞動力市場的選擇，但是在女性身上卻會有陷入兩難的情況。

女性生命歷程的研究多指出，女性因原生家庭與婚育而面臨的壓力與轉變較男性劇烈，尤其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女性，其角色變遷與衝突也比較複雜（呂寶靜、陳小紅、張晉芬，1995），因此女性的生命歷程受制於家庭因素與性別角色的影響較男性深且廣。

Sales（1978）⁵提出婦女發展的八大生命歷程，及其各發展任務：

1. 早成年期（18-21 歲）：此時多數女性選擇離開原生家庭，從依賴父母轉為獨立生活，主要任務是選擇配偶。

2. 選擇生活角色（22-24 歲）：此時任務是選擇婚姻或工作角色。

3. 角色完成（25-29 歲）：女性面臨生育子女或繼續追求事業發展的困境。

4. 適應期（30-34 歲）：子女進入學校後，常造成婦女認同危機，開始外出工作、求學或尋求使個人實現的資源，在自我追求同時，也可能會因為疏於母親或妻子的責任而產生罪惡感。

5. 自我肯定期（35-43 歲）：認清自己未來的方向，致力追求自己的發展目標，以建構一個穩定的生活型態。

6. 中年危機期（44-47 歲）：此時期的危機在於面對衰老的不安，更年期與空巢期所產生的不穩定。

7. 圓熟（48-60 歲）：此期婦女完成生養任務後，達成社會期待，可以自由發展個人興趣，參加社交活動。在日常生活的決定上，顯得更為獨斷。

8. 老年（61 歲至死亡）：此時中心角色為寡居或退休，失去配偶是最大的危機。

從生理、心理與社會等集體層面來看，女性的生命歷程無論是 Hurlock 或是 Sales 各自歸納提出的階段論，都可以發現女性的生命歷程與「家庭」

是息息相關的，從最高學歷畢業後，離開原生家庭獨立生活，但是由於家庭責任以及社會期待，使得女性的生命歷程較男性更難以預測。不過多數研究依然指出一個不變的現象：在成年期至中年期（20-60 歲），女性生命

5 轉引自吳慎慎（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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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選擇總是環繞著家庭，而其中家庭關係與工作發展的抉擇也大多是女性必須所面對的，但是由於今日台灣地區女性的教育程度已普遍提升，

因此從過去到現在，女性在集體生命歷程上的表現也逐漸變遷，呼應上述的女性自身條件的提昇，以及整體社會、經濟對於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使得在圖 10 可以觀察到的整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而且平均年齡整體地向後延後，也是日後本研究在探討女性生命歷程時，必須注意年齡規範以及強度改變的重點。

（二）家庭生命週期對於女性生命歷程之影響

在探討女性勞動參與行為的研究中，大部分都會提及「家庭生命歷程

6」（family life course），這個概念是由鄉村社會學家 Lommis 與 Hamilton（1936）

提出⁷，而關於家庭歷程中的「初婚」、「婚姻解組」以及「生育」事件對於女性的勞動參與的解釋（Waite，1980；薛承泰，2000），有較多研究著墨其中。但是若單以家庭史討論女性勞動參與行為，似乎就遺漏了其他重要的生命事件，如最高學歷的畢業。因此，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在於女性一生的生命事件安排，是否從單一性轉向多元性，除了進入家庭的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是研究分析的對象外，尚未進入或是從未進入家庭的女性也是本研究的標的對象，所以必須從女性一生的生命歷程的角度來分析其勞動參與的行為，而非僅著重女性進入家庭後的生命歷程。

亦有研究認為家庭生命週期的方法有明顯的缺點，它假設女性有一固定的生命軌跡，必須歷經婚姻與家庭，忽視不同年齡群的女性的多元路向；再者，即使女性有類似的經驗，此經歷也不一定依直線而進行（古學斌、邱延亮，1997）。

英國社會學家 Giddens（1997）認為人類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階段性同時會受到生物（生理）和身處的環境、文化、政治等影響，使得生命各個階段有不同的發展；而 Giddens 將女性個人的生命歷程分為童年、青少年、青年、成年與老年，這些階段不但展現不同的生理特質，也包含不同的角色學習與社會化，不同階段被社會賦予不同的社會期待與責任，因

6 早期翻譯為「家庭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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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同年齡階段的研究是生命歷程研究的分析重點。但是生命歷程是不能完全歸咎於外在的社會機制，個人本身的理性選擇過程才能展現生命歷程的多樣性。Clausen（1986）將生命歷程分為三面向：「生物性歷程」（life time）、「社會性歷程」（social time）、「歷史性歷程」（history time），分別探討生物性的生理發展過程、在不同年齡階段學習的社會文化規範，以及在生命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社會文化變遷。因此，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的生命歷程如何在某些特定的年齡階段發展出特殊的「年齡規範」，而這些年齡規範又是如何影響這些女性，則是本研究的分析重點之一。

（三）相關經濟學研究

女性參與勞動本身是一種時間配置的概念，而國內部分文獻表示：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是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升高，但其增加速度卻呈現遞減的趨勢（吳惠林，1977、劉鶯釧，1988、單驥，1988、張慶輝，1991）。就 Becker 於 1981 年提出生命週期理論（Theory of Life Course）對於女性的就業型態而論，由於有偶婦女在其一生中，大多因為結婚、生育或是其他因素退出勞動力市場，轉而投入家庭直到原因消失後，才又再度投入勞動力市場（圖 14、圖 15）。

圖 14. 婦女生命歷程圖（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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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婦女生命歷程圖（雙峰）

圖中 EF 線段代表婦女市場工資率，曲線 AB 代表婦女一生中時間價值的變化，與線段交叉於 C、D 兩點。圖 14 代表有偶婦女在學校畢業後，

因時間價值（A 點）低於市場工資率，故直接投入勞動力市場工作。當其年齡增長，若是因為結婚、生育或其他因素使其時間價值逐漸升高，且高於市場價值時，即迫使其退出勞動力市場（C 點以後），但等待原先迫使婦女退出的原因消失後，其時間價值逐漸降低，直到低於市場工資率以後，再度進入勞動力市場。並非每位婦女的時間價值與圖 14 相同為一個單峰，可能有雙峰（圖 15）或是多峰。從 Becker 的生命歷程理論可知，

婦女決定其勞動供給法則是以其時間價值相對於市場工資率為判斷標準

（李東杰，1993）。

因此，無論是從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或是經濟學的看法，女性的生命歷程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模式，而是會隨著自身條件的不同有所改變。在探討完女性集體生命歷程的「平均」現象後，雖然女性的生命歷程中，不同的年齡階段受到不同階段被社會賦予的不同社會責任所影響，但是其表現卻不能總括為外在的社會機制影響，理性選擇也會使得每位女性的生命歷程產生不同的多樣性。所以本研究認為，女性的生命歷程從過去深受社會規範的影響，產生同質性較高的勞動參與行為的集體模式，到今日，女性的理性選擇凌駕其上，對於年齡規範接受的強度不一，使得縱使同為女性，也有不同的生活態度、生命事件的選擇與安排，導致生命歷程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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