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夫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渐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 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跑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 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 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 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 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
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
我想大概有别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 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
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
“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 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
“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 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 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 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
“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 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 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 他的惨痛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 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 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 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 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
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 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 起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 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 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 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 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 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 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 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 起头跑开了。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在北平
木匠老陈
生活的经验固然会叫人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 磨洗也不会消失。
故乡的那些房屋，那些街道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记得我每天到 学堂去总要走过的木匠老陈的铺子。
木匠老陈那时不过四十岁光景，脸长得像驴子脸，左眼下面有块伤疤，
嘴唇上略有几根胡须。大家都说他的相貌丑，但是同时人人称赞他的脾气好。
他平日在店里。但是他也常常到相熟的公馆里去做活，或者做包工，或 者做零工。我们家里需要木匠的时候，总是去找他。我就在这时候认识他。
他在我们家里做活，我只要有空，就跑去看他工作。
我那时注意的，并不是他本人，倒是他的那些工具：什么有轮齿的锯子 啦，有两个耳朵的刨子啦，会旋转的钻子啦，像图画里板斧一般的斧子啦。
这些奇怪的东西我以前全没有看见过。一块粗糙的木头经过了斧子劈，锯子 锯，刨子刨，就变成了一方或者一条光滑整齐的木板，再经过钻子、凿子等 等工具以后，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像美丽的窗格，镂花的壁板等等细 致的物件，都是这样制成的。
老陈和他的徒弟的工作使我的眼界宽了不少。那时我还在家里读书，祖 父聘请了一位前清的老秀才来管教我们。老秀才不知道教授的方法，他只教 我们认一些字，呆板地读一些书。此外他就把我们关在书房里，端端正正地 坐在凳子上，让时间白白地过去。过惯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以后，无怪乎我特 别喜欢老陈了。
老陈常常弯着腰，拿了尺子和墨线盒在木板上面画什么东西。我便安静 地站在旁边专心地望着，连眼珠也不转一下。他画好了墨线，便拿起锯子或 者凿子来。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不明白，就问他，他很和气地对 我一一说明。他的态度比那个老秀才的好得多。
家里的人看见我对老陈的工作感到这么大的兴趣，并不来干涉我，却嘲 笑地唤我做老陈的徒弟，父亲甚至开玩笑地说要把我送到老陈那里学做木 匠。但这些嘲笑都是好意的，父亲的确喜欢我。因此有一个时候我居然相信 父亲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对老陈说过要跟他学做木匠的话。
“你要学做木匠？真笑话！有钱的少爷应该读书，将来好做官！穷人的 小孩才学做木匠，”老陈听见我的话，马上就笑起来。
“为什么不该学做木匠？做官有什么好？修房子，做家具，才有趣啊！
我做木匠，我要给自己修房子，爬到上面去，爬得高高的，”我看见他不相 信我的话，把它只当做小孩子的胡说，我有些生气，就起劲地争论道。
“爬得高，会跌下来，”老陈随口说了这一句，他的笑容渐渐地收起来 了。
“跌下来，你骗我！我就没有见过木匠跌下来！”
老陈看我一眼，依旧温和地说：“做木匠修房子，常常拿自己性命来拼。
一个不当心在上面滑了脚，跌下来，不跌成肉酱，也会得一辈子的残疾。”
他说到这里就埋下头，用力在木板上推他的刨子，木板查查地响着，一卷一 卷的刨花接连落在地上。他过了半晌又加了一句：“我爹就是这样子跌死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一个人会活活地跌死！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人 说过。既然他父亲做木匠跌死了，为什么他现在还做木匠呢？我简直想不通。
“你骗我，我不信！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做木匠？难道你就不怕死！”
“做木匠的人这样多，不见得个个都遭横死。我学的是这行手艺，不靠 它吃饭又靠什么？”他苦恼地说。然后他抬起头来看我，他的眼角上嵌得有 泪珠。他哭了！
我看见他流眼泪，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就跑开了。
不久祖父生病死了，我也进了学堂，不再受那个老秀才的管束了。祖父 死后木匠老陈不曾到我们家里来过。但是我每天到学堂去都要经过他那个小 小的铺子。
有时候他在店里招呼我；有时候他不在，只有一两个徒弟在那里钉凳子 或者制造别的物件。他的店起初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不久省城里发生了巷 战，一连打了三天，然后那两位军阀因为别人的调解又握手言欢了。老陈的 店在这个时期遭到“丘八”的光顾，他的一点点积蓄都给抢光了，只剩下一 个空铺子。这以后他虽然勉强开店，生意却很萧条。我常常看见他哭丧着脸 在店里做工。他的精神颓丧，但是他仍然不停手地做活。我听说他晚上时常 到小酒馆里喝酒。
又过了几个月他的店终于关了门。我也就看不见他的踪迹了。有人说他 去吃粮当了兵，有人说他到外县谋生去了。然而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他。
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几件木匠用的工具。
“老陈，你还在省城！人家说你吃粮去了！”我快活地大声叫起来。
“我只会做木匠，我就只会做木匠！一个人应该安份守己，”他摇摇头 微微笑道，他的笑容里带了一点悲哀。他没有什么大改变，只是人瘦了些，
脸黑了些，衣服脏了些。
“少爷，你好好读书。你将来做了官，我来给你修房子，”他继续含笑 说。
我抓住他的袖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告辞走了。他还告诉我他在 他从前一个徒弟的店里帮忙。这个徒弟如今发达了，他却在那里做一个匠人。
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老陈。我虽然喜欢他，但是过了不几天我又把他忘 记了。等到公馆里的轿夫告诉我一个消息的时候，我才记起他来。
那个轿夫报告的是什么消息呢？
他告诉我：老陈同别的木匠一起在南门一家大公馆里修楼房，工程快要 完了，但是不晓得怎样，老陈竟然从楼上跌下来，跌死了。
在那么多的木匠里面，偏偏是他跟着他父亲落进了横死的命运圈里。这 似乎是偶然，似乎又不是偶然，总之，一个安份守己的人就这样地消失了。
１９３４ 年秋在上海
最初的回忆
“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 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 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 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 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 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 声音。
我四五岁的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 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
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 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 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 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在书房里读书，地点是在二堂旁边。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面貌非常和善。他有时绘地图。他还会画铅 笔画。他有彩色铅笔，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童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 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他比我只大一岁多。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 里。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陪我们到 四堂后面去耍！”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应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桑叶肥大，绿阴阴 的一大片。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
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 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我们也吃 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 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找鸡蛋！”
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我们追过 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我们看哪一个先 找到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找到的，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香儿虽然比 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 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桑树。左边的一排平房，
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 了好几只鸡笼。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凤头鸡，
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它跟普通的母 鸡就没有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
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
“去罢，好好地去耍！”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吃。
我便走了，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大花鸡，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了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
“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有时候我同三哥在 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
傍晚吃过午饭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 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一一地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有一天傍晚点名的 时候，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香儿望着我笑。
“杀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话说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气得流出眼泪来。“都是你的错！你 坏得很！他们捉鸡去杀，你晓得，你做什么不跟我说？”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然而那只 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四少爷，我正在等 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太太又喊何师傅杀 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我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头椅子上。我把上半身压着她的膝头。
“妈妈，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
“我说是什么大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帕给我揩了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 的……”
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喊香儿陪你到厨房里去，喊何厨子把鸡 放了，由你另外拣一只鸡给他。”
“那些鸡我都喜欢。随便哪只鸡，我都不准人家杀！”我依旧拉着母亲 的手说。
“那不行，你爹吩咐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 了。”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 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死了。”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大花鸡在地上扑翅 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 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它。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他这个凶 手！他亲手杀死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回头拔步就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放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妈妈，把我的大 花鸡还给我！……”
母亲温柔地安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件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的时候，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我望着那两个菜碗，
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我始终不曾在菜碗里下过一次筷 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她又告诉我，那只 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老妈子的话，因为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为什么 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
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就这样地消失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种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的事情，
就失掉了兴趣。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先后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连凤 头鸡也在内。
老妈子里面，有一个杨嫂负责照应我和三哥。
高身材，长脸，大眼睛，小脚。三十岁光景。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机会躲在她的房 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在场，她也喜欢听故事。
杨嫂很有口才。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我们听完了故事，就由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坝子里一片黑暗。
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在石阶上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我们回到母亲房里，玩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紫色的果实。我和三哥，还有香儿，
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的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一堆一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 说。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了嘴唇，便打开立柜门，拿出一个酒瓶来。她把桑葚塞进 一个瓶里，一个瓶子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南唐李后主：《忆江南・怀旧》从母亲那里我学着读那叫做“词”
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 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
里抄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的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子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着母亲读出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 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来那根牛骨做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盒印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子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 出来。
但是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一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里来。她陪伴我们，照料我们。
这个妹妹大排行第九，我们叫她做九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完 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笑。
旁边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笑。
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床上的最后一天了。秋天，天气渐渐地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情。
每天晚上，二更锣一响，我们就阖上那本小册子。“喊杨嫂领你们去睡 罢，”母亲温和地说。
我们向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杨嫂，我们要睡了。”
“来了！来了！”杨嫂的高身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她常常牵着我走。
她的手比母亲的粗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我们进了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同三哥睡的，另一张是杨嫂一 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她不许我们在地板 上吐痰，也不许我们在床上翻斤斗。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 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
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中间闭上了眼睛，完全不 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了。生活就是这 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然而刚刚翻过了冬 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子阖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喊你们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两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然后又掉过脸对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完全换过 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一盏 瓦油灯放在破方桌上面……
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现在生病，又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张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光秃的桑树。
在我们的房里推开靠里一扇窗望出去，看得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很冷静，很寂寞。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迟。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看见杨嫂，只知道她在生病，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 看脉，她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很好。还有香儿给她帮忙。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
我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对 我说。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到三堂后面，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掩着的房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里没有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蓝布帐子 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了。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放着一碗黑黑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了。
我们胆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一只 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张笑脸，我想起那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 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
“杨嫂，杨嫂。”我们兄弟两个齐声喊起来。
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地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三哥先说，我也跟着说。
她勉强笑了，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好罢？……现在哪个在照应你 们？……”
声音是多么微弱。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里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
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眼光还 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
她这样看人，把我的眼泪也引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四少爷，你近来淘不淘气？……多谢你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 几天就会好的。”
我的眼泪滴到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她抚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
她还记得大花鸡的事情，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并不想笑，心里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又冷了。”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 要撑起身子来拿药碗。
“你不要起来，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三少爷，
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 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三哥道。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了一些药汤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着。她抬起头来，把空 碗递给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青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 像已经用尽了力气。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她的脸渐渐地在褪色。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她那带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罢。”
我连忙拉三哥的衣襟。
我们走到石阶上，就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房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香儿走过来，
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得意地笑了笑。“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 娘，”她又说。“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 过她并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 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吃药。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
人一提起杨嫂，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母亲好几次一 面叹气，一面说。
但是我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嫂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到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
对我做了一个怪脸。
“我躲在门外头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
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 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摹仿杨嫂的那些动作。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跟杨嫂连不起来。杨嫂平日很爱 干净。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功夫来安慰我。她含着眼泪对父亲说：
“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 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我的眼泪引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义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病是无法医治的了。她依旧活着，吃 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失掉了兴趣，谁也不 再到她的房门外去偷看、偷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天呀！有什么法 子使她早死，免得受这种活罪。”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
的办法。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反对。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整个衙门笼罩了一种忧郁的气氛。无论谁听说杨 嫂还没有死，马上就把脸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然而他们 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袁嫂跟着走进来证 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出现了。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对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
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四年的老妈子。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
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前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办法取得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
他带笑地点点头。
我和三哥坐在同一张条桌前，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觉得坐着不方便，
就跪在凳子上面。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 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一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 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充满阳光的书房里看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的 温和的笑脸，看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各种的颜 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例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仪器。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刘先生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仿佛还 在我的眼前。
“刘先生也很辛苦啊！”我时时偷偷地望先生，这样地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起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
“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里说的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不用说，我们的心不能够等到晚上，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很好，先生有较多的空时间，那么 用不着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 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
或是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脸上总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几十张图画了。
我一直缺少玩具，所以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和房屋……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
然而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张更大的图画：有狮子、有 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这张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书上见过。先生不肯绘出来给 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讨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寂寞罢。
我们站在旁边看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响起了长长的吹哨声。
先生停了笔倾听。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轻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个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用专差送达的。送信的专差到一个驿站就 要换一次马，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先生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我渴望了许久的有山、有洞、
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着那张画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 绘出来给我了。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我红着脸，跑到刘先生的面前。“过几天我再画一张 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不管先生怎样劝，怎样安慰，都没有用。同时我的哭 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 说他是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向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了母亲的房 里。
母亲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倾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她还要贾福去传话请 先生打我。
我埋着头让贾福牵着我的手再到书房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 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系好散开了的鞋带。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 了一遍，就慷慨地全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毫无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从这一天起，我 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到处散布生命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布满了芝麻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蚕卵陆续变成了极小的蚕儿。
蚕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的事情忙着。
大的簸箕里面摆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它们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 两间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天晚上半夜里，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 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者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 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在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浅绿色的蚕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一片沙 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就觉得心里像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 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一发病就要痛三四 天。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会得到这种病，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看见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个病的药方，那时 候在广元似乎没有好医生。但是老妈子的肚皮里有种种古怪的药方。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 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痛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黄酒是买不到的。母 亲便请父亲托人在合州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母亲养蚕的事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回她忘记加 桑叶，蚕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她稍微疏忽一点，又让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去。
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害怕她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背誓的恐惧时时折磨她，她终于下了养 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生了效。
不过后来母亲就同薛太太结拜了姊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
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下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 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吃，他们不绝口 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条蚕命运也很悲惨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地想起来。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 上的公案前面审案。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 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 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被问的人跪在下 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 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 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
“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
“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被打的人 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 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 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 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 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
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
我把这件事对母亲讲了。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好像不是一个 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我并不听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不曾回答我的问 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 抬盒’，听到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 吗？”
一个上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 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 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 伴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我们就回成都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也 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 盒”的刑罚了。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戴枷的犯人蹲 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却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离新年还远，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
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人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
“喊你们给我打！”父亲更生气了。
差人大声应着。但是没有人动手。
刘升他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一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这时候差人只得动 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我心里很难过，马上 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说了些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仍旧很亲切，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又有一次，我看见 领九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九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
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 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
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
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 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件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了一 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向他解释：
“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 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
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埋下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旁边暗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地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我的话。你懂得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现在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件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官回成都去了，虽然那个地方有 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的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对我好。我 们家添了两个妹妹：九妹和十妹。
这两年中间我只挨过一次打，因为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 肯磕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胁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挨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是我始终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 次挨母亲的鞭子。
从小时候起我就讨厌礼节。而且这种厌恶还继续发展下去。
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或者害怕，只有十月十 八日的兵变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怖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仍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一天听见教书先生（他姓龙）用激 动的声音讲起当时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开说出反对清 朝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大的尊敬，而且他不喜 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两年。他们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了的
（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剪掉了辫 子），现在他们戴上了假的辫子。有些人在背后挖苦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
我的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我每天早晨都要母亲 或者老妈子给我梳头，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倒喜欢那些主张剪 掉辫子的革命党。
旧历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冥寿），家里的人忙着摆供。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 发生了兵变，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到变兵的 光顾。
其实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二伯父的公馆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近，但是 在当时谁也失掉了判断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遭抢 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众人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里去想
“逃难”的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大家就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圆放在地板 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圆在后花园的井里。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
把几口红皮箱放到顶楼板上面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来，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外祖母家里去。大 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地拉起轿帘看外 面的街景。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
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 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 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 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到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 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
母亲一晚上都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十九日的上午外面平静了，她 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 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成了两排，再加上三 叔的两个镖客（三叔在南充做知县，刚刚从那里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
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 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圆。以后再也没有变兵进来过。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祖 父也到别处去了。这一天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是家里已经忘了这件事情。
从此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 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人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找到。
赵尔丰被革命党捉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 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印象。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被 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算是成功了。
二叔和三叔头上的假辫子也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明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道从哪里刚学会了剪发的手艺）
找了一把剪发的洋剪刀，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了。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两个不肯剪的，却不留 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由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 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 上，然后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形的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 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省。
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感到兴趣。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把 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为革命而感到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断送了他的四 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三叔还是一个诗人，写 过不少诗词。祖父也是诗人，还印过一册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 和二叔却不常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都是小孩子，但是对于清朝政府的灭亡，都觉 得高兴。
清朝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是大哥不久就进了中 学。
两年半以后，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 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到病床前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 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 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 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 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 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含着眼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绫的两头预备放下 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 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个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下去了。它掩盖了母亲的遗体。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 个人就抬着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签押房里两个姐姐的哀哀的哭声。我不能够 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躺在床上，含着眼泪祷告母亲保佑 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母亲的放大照像。我心里想着这时候母 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张二表哥诵读父 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诵读的声音很可笑。我不过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 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座古庙里，后来安葬在磨盘山。
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好了两个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 果然睡在那个穴里面了。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跟母亲在时 并没有两样，只多了一张母亲的放大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不见母亲，还以为她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 了一声“妈”。但是我马上就想起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 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接了一个更年轻的母亲 来。
这位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够医好我心上的那个伤痕。她 不能够像死去的母亲那样地爱我，我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原是两个彼此不了解 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的光景二姐也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病。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病了。有一次 她几乎死掉，后来有人介绍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治好了她。
因此母亲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 我们家里来吃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跟西洋人接触。她们都会说中国话。我觉 得她们也很和气。
母亲同那几个英国女医生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 次，也去看过病。她们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我很喜欢那本皮 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去读它。母亲 死后，我们就没有跟那几个英国女医生来往了。
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毁坏了她的身 体。
她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
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啊！”我常常在暗中祷告。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请了许多名医来给她诊断，都没有用。
冬天一到，二姐便睡倒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是祖父的生日，从那一天起，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 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了十几桌客。全家的人带着笑容跑来跑去。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她一定很难受。晚上客人散去了 大半，父亲便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远远地坐在阶上看戏。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动，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 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了一张尖脸，嘴唇也枯了。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苦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老妈 子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以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死在天明以前。那时候我在梦 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场。地方很宽，长满了草。
中间有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仿佛是在春天的早晨。
阳光在树梢闪耀，坟前不少的野花正开出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 三只蝴蝶在花间飞舞。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墓碑上刻的字，一阵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子里。忽然坟 后面响起了哭声。
我惊醒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耳边荡 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我感到了恐怖。我没有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了一会儿，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 哭了一场。
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同我在一块儿玩的，就只有三哥和 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仆人。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 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