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人比雀儿累①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６ 日，芒种。
叽叽喳，叽叽喳，栖宿在窗外几棵广玉兰树上的几百只麻雀突然间叫了 起来。闹市的相对寂静顿时被打破了。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伴随我多年 的挂钟。５ 点半！生物钟同挂钟所指示的完全一样。过去只知道雄鸡报晓，
自从搬进前后都有广玉兰大树的老式新村居住以后，始知有麻雀报晓。可我 天天都比雀儿早。今天雀儿枝上啼时，我已告别夜梦，伏案写有关礼仪改革 的文章了。真难写啊，既怕写轻了，不痛不痒，不解决问题；又怕写重了，
有人对号入座，说是骂他的，给你来个没完没了。
正在推敲时，雀儿一叫，我立即关上台灯，走出热月书洞（这是我给书 房的命名。山洞是人类的摇篮，因此我把书斋称书洞。最近赵朴初先生给我 题为“天纵书洞”。只因尚未裱好挂出，姑且仍称热月书洞）。
莫道君行早。院子里已有人在锻炼身体了。我同他们点了点头，然后去 干每天要干的两件事：把妻子的自行车推到院子里，从牛奶箱子里取出牛奶。
车子推出去了，文字也推敲出来了。我那以劳动代运动的“早操”告一段落。
我又回到书洞。
６ 点半时，妻子为我打开了马虎厅（我们的起居室。因为妻子属马，我 属虎，所以取名马虎厅）里的收音机。这时，千字文正好写完。如果说，５ 点半后的时间复“用”指数不到三的话，从 ６ 点半起，时间的复用指数便是 十足的三了。听新闻广播，此其一；烧牛奶，此其二；刷牙、洗脸、刮胡子，
此其三。三者同时进行。
二十多年来，我们夫妇俩有个习惯：先刷牙的要为后刷牙的挤好牙膏。
这样做，不完全是个感情问题，主要是个时间的集约化问题。牙膏管只开关 一次，差不多可以节省一分钟的光阴。一分光阴一寸金嘛！今天我为妻子挤 好了牙膏。
牛奶烧好以后，新闻广播还没有结束。妻子打扫房间，我坐在马虎厅里，
边修改，边誊清。
７ 点半，稿子抄好，邮票贴好，放入妻子包里。请妻子上班时丢入邮筒。
这样可以赶上邮局第一次开邮筒。（顺便说一句：上海的邮筒，多年来都是 每日开 ４ 次。近年在大谈信息时代时，改为 ３ 次。我作为政协委员，以提案 的方式建议恢复 ４ 次，答复是人手不够。）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是邻省电台一位节目主持人打来的。这是她 第四次打电话来了，说：“办系列答问的事，领导已定下来了。６ 月底来上 海录音……”
刚放下电话，端起饭碗，电话又响了：“喂！邓副主席（编者按：作者 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听说有几位领导对你很恼火，说你在那次会上讲了什 么不该讲的话。”我听了一笑：“这事我已听到多次了。这几位领导恼火不 恼火我不知道，反正没人正式对我批评过，事实上，我也没有那样说过，纯 属误传。”“那你去说明一下。”我郑重地说：“不必了。我知道那几位领
① 1990 年第 5 期《小说界》。此文系《上海人的一日》征文的应征。发表后，获鼓励奖。
导同志也是左右为难。我得体谅他们。即使骂过我，也没什么不好……”
刚端起饭碗，电话又响了：“听说要你参政，当大官，你知道吗？”“我 不会当官的。”“我的消息来源非常可靠。你千万别迂腐了，不要再大谈‘淡 化“当官心理”’了。上去以后不要忘记我们啊……”
刚吞了几口冷稀饭，电话又响了：“拜读了邓兄的三不养身之道，十分 钦佩。你说你‘不吃补药’，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不，我当时写这话 时，没更多的意思，就是指狭义的补药。”“啊哟，我周围的人都说你话中 有话……”
刚撂下饭碗，电话又响了。在我奔向电话机的时候，妻子向我告辞：“如 果下雨，别忘了收阳台上的衣服。”我一边向妻子招手，一边对着话筒讲话。
是一位老记者打来的。他说：“小弟我最近听到对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
一种说法是，你最近表态性的话讲得太多，他们叫我劝你少当花瓶摆设。再 一种说法是，有人说你讲话常带刺，叫我劝你少讲带刺的话……”
妻子走后，又有人打来两次电话。我也打出去两次电话。
８ 点半了。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从 ７ 点半开始的一个小时，不是属于我的。
朋友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把电话打到家里，准能找到我。８ 点半以后一般不 在家。果然，８ 点半一过，电话变成哑巴了。
没想到，我今天上午没有会，不出去。
我开始写回信。写信每天要占用我很多时间。八十年代初，在电话难打 的日子里，我认为写信比打电话快。我过去写信，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速度 快，第二是错漏字多。我写好信以后，有的不看第二遍，就发出了。我相信，
知音人能看懂，有笔误他们能谅解。现在心情有点变。提起笔来，前思后虑，
左顾右盼，斟酌再三。对不熟悉的读者来信，顾虑更大。
不过，今天有一封信，写起来比较流畅。那就是给一位半瘫的大学老同 学写回信。我们大概快 ２０ 年没见面了。她说，她是在看了我的《“三不”养 身之道》后，含泪给我写的信。她说，她是用她尚能动弹的被称作万能的那 只手给我写信。她在信中，回忆了她从学生时代起就背起家庭出身包袱的情 况，讲起了她在病中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在回信中，赞扬她是“中国的 保尔”，“女界的柯察金”，“是我学习的楷模”。
１０ 点了。一口气写完了 ６ 封信。还有许多该回的信没有回。我很内疚。
但也没办法再写了。写信时间快赶上看书、写书的时间了。我把 ６ 封信封好，
贴上邮票，锁上房门，跑到马路上寄出去。来回不超过 １０ 分钟。这就算是我 的“工间操”了。
刚到楼下，就听楼上电话响了，急忙奔上去。是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打 来的。他说他孩子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合资企业面试过了。他问我在这个公 司里有没有熟人，打个招呼……我一听“打招呼”三个字，就想起有人把我 反对打招呼的说法，传成“邓伟志拒绝领导在政治上打招呼”。朋友啊！你 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就不会触我霉头了。不过，话传五遍，必然走 样，这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实验。懂得这个实验，就心安理得了。
放下电话机以后，我继续读《马克思〈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我是把 马克思的《摘要》同《古代社会》，同刚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对照读的。一百多年了，越读越能看出马克思和摩尔根的观点在新发现面前，
依然在熠熠生辉。
快到 １２ 点了。该吃饭了。
记得妻子上班前关照我中午下面条。我一看还有两只大馒头。为了再压 缩消费时间，增加生产时间，我从冰箱里找点剩菜，加点酱油、麻油，倒上 开水，泡进馒头。大约三四分钟，洒家就结果了这顿午餐。
打了几分钟瞌 。１２ 点 ５８ 分，主动下楼等候 １ 点钟来接我去龙华殡仪 馆的轿车。（我平均每月去两次龙华，有次一个下午在同一个大厅参加两次 向遗体告别的仪式。）讣告讲 ２ 时开追悼会。我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动身呢？
因为下午民进市委还有个学习会。我想提前在 １ 时半到龙华，向逝者的亲属 表示慰问，然后在 ２ 点多一点离开龙华，赶往民进。哪知大厅门口的车子太 挤，开不出去。挡在我车前的车子的司机不知去向。我只好等到快 ３ 点时才 离开。
在由龙华去民进的途中，我惴惴不安。民进的学习是由我分管的。分管 学习的不来学习，是讲不过去的。头绪太多，战线太长，是个大问题。因此，
我早就打报告提出辞去民进市委副主委的职务。可是因种种原因，领导上要 我等一段时间再说。此时此刻，在我深感力不从心时，辞职的念头又浮现出 来。
到了民进，学习已近尾声。民进的会议有个习惯，最好 ４ 点结束。因为 老人多，４ 点半以后马路上车子就太挤了，老人吃不消。在听完最后一位同 志的发言时，已近 ４ 点了。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我讲话。我实在是勉为其难。
可是不讲又有个态度问题。我只好接着最后一位发言者的话茬讲了几句。他 说要鼓气。我说，为了鼓气，就得消气。消了气，气才能鼓得进。干起工作 来才能一鼓作气。讲后，又不知这话对不对。管不了那么多了……
５ 时许，回到家里，打开信箱，又有 ８ 封信。上午已收到十几封了。不 过，我的信件大部分是铅印和油印的。用我女儿小时候的话来说，都是不贴 邮票的信。这类信看起来便当。我爱看手写的信。看手写的信，有味道。
在今天的信件中，有一本书很奇怪。这本书的序是作者再三要我写的。
作者当时很满意。没想到，经过一年之后，我收到赠书时，序成了嵌进的插 页。这是为什么？我干过 １０ 年的大百科的出版，能猜透几分。不过，依我的 处世哲学，我还是尽量从好处揣测同行。
晚饭前后，翻阅了好几种报纸。
８ 点，夜幕降临。几百只麻雀在外辛苦了一天之后，不约而同地回到了 广玉兰树上，又是一阵“叽叽喳，叽叽喳”的大合唱。可能是因为现在正处 在昼长夜短的季节，麻雀离树 １４ 个小时，这在一年中是罕见的。不一会，合 唱结束，鸦雀无声。我对着隐约可见的广玉兰花，默默地祝福雀儿们睡个好 觉。
麻雀睡了，人不能睡。我还得继续笔耕三四个小时。不动笔，手发痒啊！
人比雀儿累。今天这么忙，决不是因为今天是芒种。
听，有人敲门。看，客人来了。接待客人也是必要的社会活动。从 １０ 年的坐标系看，门庭若市时，文章低产；门可罗雀时，文章高产。今年，客 人略有减少，为什么文章反而不见增多？我将在悟出其中道理以后，再写。
我与图书馆有三缘
我这个人没有做过一天图书馆工作，可是我同图书馆有“三缘”：业缘、
地缘、姻缘。
先说业缘。１９６０ 年，我从大学里一出来就在上海社科院做理论研究工 作。说是做研究工作，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涉世不深，懂什么社会科学。主 要是边读书，边做一些基础资料工作。同时写些巴掌大的文章。我们研究室 很特殊，比大所的级别还高，因此有个不小的图书资料室。我成天泡在资料 室里。借书、看书，有时候还帮他们搬书。一缧缧的报刊，资料员来不及拆，
我就帮他们拆。拆书一举两得，既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自己又能先睹为快。
年轻人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不论中文的，还是外文的，能早看到一分钟也是 一种享受。在那两年里读的书，比在大学里读书时所读的书不知多上多少。
大学里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大跃进，失去了许多读书的时光。在毕业后的两 年里，做了几抽屉卡片。那卡片全是从图书里摘出来的，只可惜“文革”中 给冲散了。当时望着满地、满走廊的卡片，欲哭无泪。
再说地缘。１９６２ 年，我调进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说是研究室，
实际上主要是跟着首长的思路找资料，换句话说，还是同图书馆打交道。任 务不太急，我们就在“借书——看书——还书”中兜圈子；任务急起来，领 导就叫我们住到上海图书馆去，缩短流程，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多看些书。
上海图书馆历史长，藏书多，管理得好。住在图书馆里，同图书馆有了“地 缘”，“耳食”到不少图书馆学的学识。１９８９ 年搬家，成了上图的近邻，我 引以为幸事，但愿近书者“痴”。
最后说姻缘。姻缘比较好理解。我是“图”家的女婿。我妻子从事图书 工作。现在她是一家专业图书馆的负责人。她的图书馆虽小，可是她大学里 的同学全在上海各级各类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这就为我借书和咨询提供了 方便。这些年我能够出版二十余本书，是同妻子的帮助分不开的。今年春天，
英国、荷兰请我去讲学。回国后遇到我的老邻居，当她知道我偕妻子同去后，
用赞美的神情对我说：“应该，应该，你的书，有你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说着说着她和我都热泪盈眶。大概是她太了解我们结发夫妻二三十年来的艰 难行程了，太了解我们是如何相濡以沫的了。
令我欣慰的是妻子的同学聚会。聚会时七嘴八舌，简直是开图书馆学研 讨会。大家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各有各的独到之处。我作为家属旁听，也 长了不少见识。比如他们最近曾议论说：美国的《国会图书分类法》把“陆 军”、“海军”分为两大类，可是把“地理”与“娱乐活动”算作一类，太 不科学了。我们的《中图法》虽然比美国科学，可是毕竟出台于“文革”，
又太突出政治了。他们说：“科学无国界，经济国际化，图书要联网，似乎 有趁国际图联在北京开会的时机，讨论一下世界书目分类的相对统一问题。”
我想：作为外行的我，虽然说不出内行话，但是既然结了“三缘”，就有把 内行话捅出来的责任……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书城杂志》
巨型图书馆的作用
现在各种营养品的广告不绝于耳，不绝于目。可是，有一种更好的营养 品广告，却难得听到，很少看到。这种“更好的营养品”就是书籍。把书籍 比作营养品，不是我的发明。苏联的大文豪高尔基说过类似的话，英国的大 文豪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
书籍这营养品是无味的，然而，无味胜有味，其韵味浓于美酒，浓于佳 肴。书籍这个营养品是无香的，可是其香味从空间上说，可以飞越高山大海，
从时间上说，可以留传百世千代。
书籍这营养品，一般说不是人生第一需要，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更不 是人生第一需要。可是，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它正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
“开门七件事”历来不包括读书，可是千百年来，读书人一直把它视为“开 门第一要”，“人生第一营养品”。
人，无财不富。可别忘了人还有个无书不高、无书不雅的大问题。不读 书，越有钱摆阔，越显得俗不可耐。家具店不售书架、书橱的现象，迟早会 扭转。人均购书、藏书量，迟早会写进各级政府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成为社会文明的量化指标。
可是，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藏多少百万册书。书籍的枢纽应当在图书 馆。图书馆是人类精华的荟萃之地，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大都市的形象标 志。人，常进图书馆，有可能学贯中西，可也未必学贯中西；可是，人，任 何人，假如他不进图书馆，决不能成大器。文明时代的伟人都与图书馆有不 解之缘。马克思与大英图书馆，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都是有力的说明。
我去过欧美不少城市，亲眼看到许多城市的市政厅同图书馆相毗邻，亲 眼看到许多城市的市政厅的建筑远不如图书馆宏伟。我还到过一座同上海结 为“友好城市”的大城市，在讨论是先扩建市政厅还是先扩建图书馆的问题 上，议会最后通过的方案是先扩建图书馆。在他们的眼里，书力大于权力，
图书馆重于政府机构。
我们的上海图书馆新馆部分开馆了。这对于丰富精神营养、提高人口素 质、完善大都市形象是有益的。希望她能成为知识的宝库，成为“大庇天下”
知识分子“俱欢颜”的“广厦”。希望在开馆后，门庭若市，而不是门可罗 雀。希望上海图书馆不仅每周开放的时间能够是比较多的，而且进了图书馆 能够比较舒坦，对读书人，应强调“苦读”，可对图书馆来讲，应让读书人
“读书乐”。当然，要做到这些，除了加强图书馆自身建设以外，还同全民 的读书意识、全社会的读书风气有关。现在批评“读书无用论”的多是指责 青年，殊不知中老年不读书的情况也很严重。不读书，导致许多人在精神上 的“营养不良”。“吃偏食”导致工作上出偏差。过去常批教条主义读书太 多，不知教条主义者恰是因为读书太少，才抓住片言只语瞎指挥的。倘是读 书多了，就会懂得事情的复杂性。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就不会生搬硬套教条 了。
上海图书馆在中国属巨型图书馆。可是，再大的图书馆也不可能包罗万 象。维生素有“六维”。六维也不过“六维”，还有很多“维”呐！图书馆 种类繁多，有综合的，有专业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国立的，有集体的，
也不排斥有私立的，它们各有千秋，各有各的位置。馆多则智多，馆多市容 更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巨型图书馆的上图，应发挥航空母舰作用，在带
动、扶植各级各类图书馆方面下功夫。要联网，可是有网必有目、有纲。中 国近年不大提“纲”了，其实纲总是有的，问题在于分寸。上图应成为上海 图书网络之“纲”，成为上海图书网络的核心，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图 书网络核心之一。
上海图书馆编《新馆开馆纪念集》，１９９６ 年出版。
图书节引出的话题
上海首届图书节为上海增色不少。但也引出不少有关文化的话题。
首先，上海应当成为中国最大的图书集散地。国内外的人不仅来上海购 物，也要来购书。图书应成为上海的象征。
其次，上海人的人均购书费用应当有所增长。增长的速度应当高于经济 增长速度（因为原来的基数太低了）。购书费用占全部消费的比例应有所提 高。剔去物价因素，应当是人均购买的码样（数量），逐年提高。这一条应 当写进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像人均电、人均油、人均粮一样，向全市人民 报告，接受人民群众的评议。
第三，上海应当是翻译书的主渠道。上海翻译书的数量在近现代史上一 直是“大户”。在“闭关锁国”时尚能如此；在开放后，在国际化的情况下，
更应该如此。翻译书的情况，是衡量我国开放的一个标志。
第四，书架应当飞入寻常百姓家。上海人家中拥有的书架数量，即藏书 量，也应该是国内比较多的。要改变买不到实用的书架、很少生产书架的现 状。
第五，上海应当是书评大市。现在上海有指导读书的报纸、刊物，有好 几家书摘刊物，在不少非读书报刊中，有读书版、读书栏。广播电视也有读 书节目。书评要有褒有贬，褒不是捧场，贬不是攻击。书评会不分大小，办 一句话书评会、半小时书评会也无不可。
第六，上海的图书馆事业还得大发展。能不能做到每个街道都有个像样 的图书馆，让人们跑出去 ２０ 分钟就能借到书？
总之，我们要把上海的读书空气搞得浓浓的。要为干部规定读书指标。
迅速扭转干部不大看书的局面。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每个人进步的阶梯。在生活提高以后，精神 食粮就显得比物质食粮更重要。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新民晚报》
我们呼吁①
《光明日报》报道，正在改建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新华书店未来的 位置何在，尚不得而知”。对此，我们深表关切。
中国是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首都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城市。北京 王府井新华书店是一家与新中国同龄的大型书店。４５ 年来它为广大读者提供 了数以亿计的各类精神产品，在首都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王府井商业区的更加繁荣，这家书店理应得到更大的 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 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我们呼吁：在城镇发展建设中，要充分重视担负 着宣传真理、交流文化、传播知识、提高民族素质重要任务的图书出版发行 工作的作用。我们期望：在王府井改建工程完成之后，王府井新华书店将以 崭新面貌坐落在这一繁荣地段，以它宽敞的场地，一流的设施和优质的服务，
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和优越的环境，成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窗 口。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① 此文 1994 年 11 月在《光明日报》、《团结报》上发表时，署名为：雷洁琼、陈舜礼、葛志成、楚庄、
叶至善、梅向明、陈难先、冯骥才、邓伟志、许嘉璐。
“天有多高”
在幼儿时，有时做错了事情，母亲常常这样批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 厚！”现在离家已有多年了，母亲的这种批评听不到了。但是，和同志们生 活在一起，偶尔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自己有时也这样说别人：“你简直 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听归听，说归说，究竟“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问题，在我却始终是 个谜。直到最近，读了《十万个为什么》以后，才晓得：从地表到地心大约 有 ６４００ 公里，从地表到大气层的边缘大约 ８００ 多公里。
谜底总算找到了，令人兴奋。但在兴奋之余，我却有点负疚：竟拖了十 几年才搞清楚“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现在想想，这样简单的问题，只要 有求知的欲望，张口问问就解决了。然而，我在小学时，没有问过小学老师，
中学时也没问过中学老师，大学时也没问过大学老师，所以大学毕业以后，
仍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实际上，岂止“天有多高”一个问题是如此，《十万个为什么》一书当 中有许多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诸如“为什么棒冰会冒气”，“为什么老鹰 张开翅膀不动，也不会掉下来”，“白兔子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之类，屈 指难数，不胜枚举。看看似乎简单，经常碰到，但是讲讲又实在讲不清楚。
为什么有时不常碰见的问题倒反而知道，可是对那些随时可问的问题却 不肯去问呢？原因无他，只是有些眼高手低、舍近求远罢了。从前有位诗人 说：“离山十里，柴在家里，离山一里，柴在山里。”这句话过去看了，不 以为然，现在想想，确有道理。怪不得有人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 抄书”，也许是说的同一个道理吧。“到处留心皆是学”，我们要作有心人，
要有“凡人类的知识我都要知道”的求知欲，不让任何一个“为什么”从我 们身边溜走。脑子里要多装几个问题，遇事先问它三个为什么。今天问三个 为什么，明天又问三个为什么，久而久之就会知道十万个、百万个、千万个 为什么，就不再是一个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人了。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中国青年报》
先“读”为快
“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学不是乐，不乐不是学。”幼时所学的 这首《学乐歌》，至今记忆犹新。
是的，读书是快乐的。可这“乐”有没有程度不同呢？应该说是有的。
比如说，是先读乐呢还是后读乐？毫无疑问，先“读”为快，先“读”更乐。
不少学者有逛书店的习惯，目的就是为了买到新书先读。
不过，世上还有比新书更早的书。这就是即将发行的书，或者是即将出 版的书。对这种书，干编辑这一行，有条件先读。
这种尚未变成铅字的书同已经变成铅字的书相比，总要有点新东西，或 观点新，或材料新，或角度新。从书稿来讲，不新，就没有必要变成铅字，
不新，就难以实现后来居上；从读者来讲，普遍有求新、喜新的心理。一个 人的求新、喜新心理被满足之后，乐趣就随之而来。新，是滋生快乐的源泉。
日前，我读到一本有关孔德的书。孔德，人称“社会学之父”。可长期 以来，作为社会学爱好者的我，对孔德并不了解，因此，当我看到一本有关 孔德的书稿时，如获至宝，尤其是书中的资料改变了我对孔德的传统看法，
倍觉快乐。顺便说个小例子：不少书上讲，孔德抄袭圣西门的东西。我也这 么信。这次一读，才对孔、圣关系有真正的了解。孔是圣的秘书。两人在著 作上，可以说是孔中有圣，圣中有孔。在圣之后，孔对圣有发展。一味地认 为孔抄袭圣，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抄袭来的，是人云亦云，是以讹传讹。
编者也是读者。读半成品的书，是人生一大乐趣。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新民晚报》
我收藏的两部“毛选”
在我的天纵书洞（我原名邓天纵，因此书房名天纵书洞）中有一个毛泽 东研究专柜。可是，有两套“毛选”我没有放在专柜里，而是另行珍藏。并 且也不大愿意外借。
一套是 １９４７ 年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父亲留给我 们的遗产。父亲留给母亲和我们姊弟四人的全部遗产就两样：一是他自己使 用的几枚图章，二是他自己常读的十几本书。图章和一部分书，早在多年前，
毛泽东主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列馆来我家征集学员遗物时，母亲 捐赠给了他们。我们就从遗物中留下了这套“毛选”。后来，也有些陈列室 希望我们捐赠，姐姐代表我们表示：母亲百年之后肯定捐赠。因为这套“毛 选”是家中仅有的父亲遗物，是母亲的感情寄托。
其实这套“毛选”，论印刷是很差的；论纸张，更是今日之任何出版物 中都找不到这么差的。可是，论感情，我们与她是最深厚的。这套“毛选”，
伴随着父亲越过多少次敌人的封锁线，经历过多少次敌机的狂轰滥炸。我第 一次看到这套“毛选”，是 １９４８ 年冬天在淮海战场上。根据后来的推算，可 能是 １２ 月 １ 日或 １２ 月 ２ 日。在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向西南逃窜时，解放军加 紧追击，这时我跟着父亲住在离以邓小平为首的前委驻地临涣集不远的濉溪 东关。敌机为干扰解放军的追击，从早到晚在头上飞来飞去，又是扔炸弹，
又是用机枪狂射。我亲眼看见许多战士牺牲在我们旁边。父亲也作了牺牲的 准备。为了轻装，他扔掉了很多东西，也准备把我这个亲生儿子扔掉。分手 时，我看见在他文书的挎包里，放着这套“毛选”。
这套“毛选”，分六卷，共有 ６０ 余万字。收入了毛泽东在 ４０ 年代前的 主要作品。这套“毛选”的绝大部分作品，后来，被收入了 ５０ 年代出版的《毛 泽东选集》一、二、三卷中。我们珍爱这套“毛选”，现在看，已不是着眼 于版本了，而是因为上面有父亲的体温，有战争的弹药香味。
我珍藏的另一部“毛选”，是 １９６０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 是 １９６０ 年大学毕业的。毕业论文一交，毕业文凭还没到手，３ 月 ３０ 日已被 分配在刚成立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工作。为什么成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室？据 我们的室主任庞季云同志透露：毛选四卷即将出版。到时候要写出一批学习 文章。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在京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毛 泽东不同意。于是，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来了个对策，你不同意在北京成立，
我就到上海成立。你不同意成立研究所，我就成立学习室。于是，国内首家 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毛主席著作学习室便在上海社科院应运而生。说是学习 室，实际规格比研究所还高。室主任由副院长庞季云兼任。这位副院长又是 由北京中宣部下放过来的。他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秘书。再就是业务上由市 委宣传部直接抓。学习室的头一项任务是迎接毛选四卷出版，准备写一批文 章。可是，距离出版时间还有半年，谁都没见过四卷是什么样，怎么写学习 体会呢？于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是自编《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
公开的自然会收进来，没公开的也尽量收进来。不久，大约是 ６ 月份，聂荣 臻元帅到上海，送给柯庆施一份四卷目录。柯庆施便把它转给庞季云。我们 把自编的目录同聂帅的目录进行对照，发现我们只编到了一半多一点儿。９ 月，我们室里拿到了第一本毛选第四卷样书。大家轮流阅读，人停书不停。
有家的白天看，我们没成家的夜里看。结果发现四卷的目录比聂帅的目录少
一篇。这就是《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至于说文字，也发现有改动。我向 庞季云等作了汇报。１０ 月 １ 日毛选 ４ 卷开始在上海发行，一大早我便去静安 寺新华书店排队为大家买书。大批的书到手以后，庞季云分配我一项任务，
把新老版本逐篇对照。因为新版本容易买到，我就在新版本上用红笔恢复老 版本的原样。于是发现几乎每篇都有改动。改动的情况大体可分四类：一类 是文字改动，二类是资料改动，三类是观点改动，四类是策略改动。从改动 能体会出政治走向。正因为从改动中能悟出许多道理，所以庞季云吩咐我不 要把我的这本复原本乱传，妥为保存。文革中，我的房间遭到两次洗劫，可 是，这复原本安然无恙，以至于能珍藏至今。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过了几十年。回首往事，有两点想法。第一，要尊 重原作。不论是编者还是作者要改动原作，都应当加注。越是具有历史意义 的作品，越是应该让读者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了尊重原作这一条，就有 条件提出第二条：编辑出版的速度应该快一点。我珍藏的晋察冀六卷本的前 身是晋察冀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编的五卷本。邓拓的五卷本从接受任务到编 辑、到出版，前后不到半年。今天的印刷条件同晋察冀的印刷条件是不能比 的，为什么反而慢了？我们在出版方面，尤其是在出版文选方面，应该召回
“邓拓速度”。实事求是出速度。尊重历史出速度。速度快慢是文化背景的 标尺。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新民晚报》
《陶行知诗歌集・序》手迹归国记
陶行知先生一生写过大量诗歌，都收入了《陶行知全集》。可是，陶行 知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为他的诗歌集所写的序，在各种版本的陶行知作品中都 没有刊出过。最近，我把这篇序的手迹由美国带回，交给了中国陶行知研究 会会长方明先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陶行知要去参加悼念昆明死难者的会议。参加纪念会是 有风险的。陶行知大有被暗杀的可能，特务也是这样警告他的。在纪念会前，
陶行知组织他的学生、朋友以及他的夫人，连夜为他整理、复写他的诗歌。
陶行知是教育家，同时也是诗人。他对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诗歌十分珍惜。
在整理、复写完以后，为了手稿的安全，陶行知提出分送到几个地方：一份 送进银行的保险箱；一份交给他的学生，因为这位学生的父亲是搞出版的；
还有一份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那就是送给美国驻上海的一位领事。
这位领事叫弗利德曼，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重庆、上海的美国领事馆 工作。在上海时，弗利德曼是联系工会方面的领事。弗利德曼同陶行知有过 往来，他在接触了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以后，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建议 美国政府不要再援助国民党打内战了。不援助，国民党要失败；援助了，国 民党也要失败。弗利德曼的建议一出，他就被调回美国整肃去了。从此，美 国政府不许弗利德曼再做外交官，只能到大学去教书。弗利德曼在被调回国 时，把陶行知送给他的诗歌集复写件也带到了美国，精心保存。后来又在病 逝前，把这份凝聚着陶行知心血和友谊的手稿交给了他的次子克拉克，嘱咐 克拉克无论如何保存好，在适当时候交还给中国人。
克拉克受父亲影响，对中国很友好，努力学习汉语。８０ 年代中期，来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克拉克的夫人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曾在 上海电视台主持过《老外唱中国歌》节目。现在克拉克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 老板，在上海、北京、海南、常州等地都有投资。１９９３ 年我去波士顿开会，
克拉克邀我到他家作客，并说他家有一本中国教育家的手稿。我喜出望外。
在克拉克家的松树下吃好饭以后，他把一本厚厚的《陶行知诗歌集・第一集》
手稿交给了我。我喜上眉梢，把手稿视为无价之宝。同去的卫青小姐为我们 拍了许多照片。由于我对《陶行知全集》钻研不够，记不清这第一集诗歌是 否发表过，便对克拉克说：“这手迹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发表过，价值 就更大了。”
回国后，我逐篇查对，对了一种版本，再对一种版本，方才知道复写出 的诗歌都已出版，只是在次序上略有调整。唯有那篇不是复写、而是用毛笔 手写的序，没有发表过。
这篇写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的序不长，可谓言简意赅，文字优美，且富 有哲理。
陶行知的《自序》全文如下：“这是二十七年来所写诗歌全集，大部分 之译诗来不及搜集，故未列入。这里面有不少的烂污泥，因为不忍割爱，姑 且留着它，给人知道我的全貌。而且虽是烂污泥，我的诗歌便是从它那儿长 出来的。里面有莲花，也有空心菜，不大美丽，但可以供穷人下饭。还有一 些只是粗糙的肥料，不嫌脏的人，可以用它来培养更好吃的菜蔬或更美丽的 莲花。”
《自序》是写在宣纸上的，可是，毕竟过了半个世纪，宣纸有点破损。
“培养”二字后边是个“更”字，已看不全了。最后一个字是“花”，也因 没有装裱，在复印时难以摆得端正，所以有点歪斜。文后签署的日期，为“卅 四”，也因折绉，复印后变得像“艹四”。
陶序回国的消息传开后，不少地方希望把原件放在他们那里，各有各的 道理，我深表理解。可我只能交给一家，最后，我把它交给了全国陶研会长 方明先生。
方明老一看，就说：这是真品。序，是陶行知的真迹；复印的诗歌是出 自师母之手。正当我们爱不释手时，在北京的苏州老画家谢孝思老先生走了 过来。他一看封面就说：“这陶行知的图章是我刻的。”我同方老洗耳恭听。
谢老说：陶行知先生当时名气很大，可是他没有什么好图章。大家问他，怎 么不刻一枚好图章呢？陶先生回答：“我一会儿叫行知，一会儿叫知行，怎 么个刻法呢？”于是，大家推谢孝思为陶行知刻图章。谢先生当仁不让，下 了一番功夫为陶先生刻了一枚既可读作“行知”，又可读作“知行”的图章。
陶行知高兴地接受了这枚图章，立即兴致勃勃地挥笔为谢老写了幅字，然后 又认真地盖上了这枚图章。至今这幅字还在谢老家中，印记同手稿上的印记 一模一样。
《陶行知诗歌集・序》回来了。相信她的公之于世，对于陶行知研究、
对于文艺界和教育界将会是有益的。
１９９６ 年第 ９ 期《上海滩》
黎烈文为什么去台湾
最近贵刊开始选载了著名作家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曹先生直到 去年年初还被一家刊物指为“反动文人”，你们今年就发表他的作品，这说 明你们的思想是解放的。在第 １０１ 期上看到曹聚仁的《我与黎烈文》，更觉 得你们的思想是解放的。因为，１９７３ 年上海出版的《鲁迅杂文选》的注释上 讲：黎烈文“后来堕落为反动文人”。敢发表“反动文人”论“反动文人”
的文章，这是需要点勇气的。但是，看到里面的删节号，我又感到有些遗憾。
删，历来是编者的权利。但是，删得当不当，则是另一回事。这里不妨 把你们所删的一段，抄录于后：
朋友们或许会记起了××。××呢？这就和黎烈文兄有关了。原来黎兄到福州以后，
郁达夫兄也到福州去了；××的夫人，也到了福州，参加了改进社的工作。世人都知道郁 达夫、王映霞的婚变，却不知××夫人也闹了婚变。她和黎兄相接近，进入热恋阶段。在 上海的××兄，失恋之余几乎发疯了。突然，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兄舍身为国，投 入政治工作团去。可是，他跟新闻界并没有什么联系，要找战地记者的岗位，实在很困难。
那年冬天，杭州陷落前夕，我和×兄街头相遇，他惶惶然不知所措。我劝他找一个有着落 的单位，否则在乱糟糟的圈子里，会惹出意想不到的祸害的。后来，新四军司令部在江西 南昌成立，奉命向皖南推进。他碰到了一些熟人，就在那儿生根了。到了解放前夕，新四 军（应为解放军——邓注）在苏北一带作渡江准备，×兄随军推进，准备进入上海，作接 收望平街的打算，他后来也是主持解放日报编务的人手之一。这样，冤家路狭，黎兄自不 便在上海留下来了。古有“朋友妻，不可嬉”之训，信然。（引文所有“××”，均为一 人——邓注）
倘若不删去这一段，读者就会对黎烈文先生为什么在上海解放前夕去台 湾的缘由一清二楚了。换句话说，人们就会对黎怎样“堕落为反动文人”一 清二楚了。曹先生是爱国的，黎先生也是爱国的。黎离沪去台，主要不是从 政治上考虑，而是出于私生活上的苦衷。这也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的。
删掉了这一段，保留了黎返台“出乎上海朋友们的意料”，这将引导人们往 哪里想呢？要尊重事实，尊重原著，不要为尊者讳。
当然，编者有编者的难处：曹文提到的“××兄”如今还健在。把活着 的人的家务事兜出去，影响不大好。但是，也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只顾大陆 上的活人，不顾在台的活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再说，你们在第 １００ 期 上发表曹聚仁的《也谈郁达夫》时，不也保留着郁王之间的家庭纠葛吗？王 映霞现在也还活在上海呀！听说，王在看了贵刊以后，并无反感。王说：曹 先生是讲了公道话的。在郁王婚变问题上，郁也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在那个 时候，只有郁讲话的地方，没有王解释的余地罢了。因为男女不平等啊，地 位有高低啊！几十年前，男女不平等，人之分高下，毋庸多说，今天怎么可 以不为女子讳，却为男子讳，不为下者讳，却为尊者讳呢？
不过，笔者尽管这样说，仍然用了“××”，还是为尊者讳了。五十步 笑百步而已。但是我认为，这样处理，无损于××，却有助于读者了解黎烈 文。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１９８０ 年 ８ 月《文教资料简报》①
① 《文教资料简报》在发表本文时，加了编者按：邓伟志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要 学习邓同志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也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我们以监督和支持！
记念陆晶清
案头的一本《陆晶清诗文集》，把我的思绪带回到 ５０ 年代。
我的恩师
我是 １９５６ 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的。入校后选修了陆晶清教授的中文课。
她讲课旁征博引，议论风生。听她讲课，比听经济理论课有趣得多。开课不 久，就是鲁迅逝世 ２０ 周年，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听陆老师讲鲁迅，整个解放楼 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她是鲁迅的学生，她讲到鲁迅的严格与风趣。她是许广 平的同学，她讲了许广平的许多故事。她也是刘和珍的同学，她同刘和珍一 起游行，并且受过伤，在讲到刘和珍的事迹时，她有点哽咽，我们听的人也 热泪盈眶。会后，她在院刊上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记念鲁迅》一文，里 边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可惜刊出时编辑把“记”改成了“纪”。
她对我们说：“我的文章重在‘记’，应为‘记念’，可是编辑按常识 改为‘纪念’。”
在听了陆老师讲课以后，我专门到图书馆里去查阅了鲁迅的《两地书》，
方知鲁迅对陆老师很器重。鲁迅说陆老师“组织能力强”，要许广平向陆晶 清学习。我们还从鲁迅著作的注释中知道她出版过诗集。事情传开来以后，
选修中文的同学激增。在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时，有关部门要就 近从我们学校抽一些学生去做工作人员。陆老师派了我去，让我见见世面，
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与此同时，市作协、团市委、总工会联合 举办文学知识讲座，陆老师又推荐我去。从学校所在地欧阳路到听讲座的礼 堂（当时的卫生学校礼堂，现为位于静安寺的电子计算机集团）乘一路有轨，
往返至少要 ２ 角钱。陆老师怕我这穷学生出不起路费，失去听讲机会，关照 院刊编辑部给我报销。一共十讲，主讲人有巴金、许杰、唐弢、熊佛西、赵 景深等十位名家。听了以后，陆老师要我谈体会，记得有次还要我写体会。
忽然成了“敌人”
半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位又一位老师被“揪”了出来，好像 没看见陆老师吃什么大字报。我暗暗以为这是陆老师平时谨慎，而又不谈政 治的结果。记得同学们向她讨教时，她总是只侃侃谈文学，尽力撇开政治。
她自己好像也以为这样就可能太平。那知有一天忽然见《解放日报》头版发 了批斗陆老师的消息。篇幅不长，讲了她与陈铭枢通信，是攻击什么；讲了 她与胡曲原通信，就是与汉奸怎么的。这以后，我很想见见老师。不知是不 是因为师生在两个大院的缘故，我怎么也看不见她。直到 １９５８ 年秋，财经学 院与政法学院、复旦法律系以及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经济、历史等研究所合 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后，我在韬奋楼前与她相遇。她先是一笑，随后便收 敛了笑容，扭头走了过去。我当时虽然不到 ２０ 岁，但是已懂点“运动心理学”，
知道见面不打招呼是倒霉的人不牵连别人的最佳做法。可是，一个得到老师 厚爱的学生怎么能不同老师打招呼呢？当我知道她还在上海以后，便带着一 本鲁迅作品从中山公园后门步行到岳阳路陆老师家中，向她请教如何写小 说。学经济的学生怎么写起小说来？因为当时什么都是“全民”，全民皆兵，
全民体育，全民写电影，全民写小说。校党委、团委便分配我代表学校写小 说。我是用请教小说的名义去的，事实上也除了谈小说以外，别的什么都没 谈。真正想谈的一句没有谈，也不用谈，不谈比谈更好，不谈心里也明白。
平常我去老师家时，老师都是送学生下楼，这次去，她连门也没出……
又成了我的社会学导师
“文革”结束后，陆老师情绪大振。她听到右派分子要平反，特别高兴。
可是，当我劝她写文章时，她仍然心有余悸。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心有余悸。
１９７９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要办《百科知识》杂志，刘尊棋、陈虞孙命我 参与一部分筹备工作。他们提出要在刊物上发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我 想起陆老师家中藏有 １９２６ 年“三・一八”惨案的照片，从来没有发表过。我 请求老师发表，她同意了。可是，这时陆老师的右派改正问题并没有完全解 决。我担心领导会从政治上考虑。没想到刘尊老见到照片时，喜出望外，感 叹地说：“我终于知道了她的下落……”原来陆老师同刘尊老夫妇是多年的 朋友。由于刘尊老当时正在发生婚变，两人没能见面。
“三・一八”北京女师大上街游行的照片发表后，已经搁笔几十年的陆 老师想动笔了；报刊也纷纷来约稿了。可是，她这时已年过古稀，又近视又 老花的眼睛也不太好使。她不太想用格子极小的稿纸，渴望格子大一点、空 隙多一点的稿纸，要我帮她想办法。后来，她就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写出 了回忆鲁迅、回忆何香凝、回忆浦熙修的文章。
１９８０ 年秋天，作家、社会活动家胡兰畦女士来我家。胡从我刚发表的《家 庭的淡化问题》说到她的家庭变迁，说到她参加妇女运动的经历，说到 ２０ 年代的《妇女周刊》，忽然说出陆晶清的名字。我说：“陆晶清是我老师……”
胡兰畦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急着问我：“她在哪里？”接着胡兰畦阿姨 向我讲述了陆老师年轻时叱咤风云的故事以及在文学上的成就：老师是由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并在由何香凝任部长的中央妇女 部任干事。老师曾与丁玲、冯雪峰、陈望道一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１９３４ 年老师曾与胡阿姨、萧三一起列席全俄作家会议，见到高尔基。更意想不到 的是，老师还参与编辑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胡阿姨说，这是你这位社会 学界新兵不可不读的学习教材。
听了胡阿姨的介绍，我在想：我怎么对老师这么不了解呢？历史怎么把 我老师给忘记了呢？后来，我的文学老师又成为了我的社会学老师。在我的
《妇女学呐喊》和《妇女问题杂谈》两书中，有很多陆老师的观点。
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世纪》
用档案写历史
我喜欢读传记，喜欢买传记；家里至少藏有上百本国内外名人的传记。
几十年来，我从各类传记中学到了不少做人的学问。可是，传记类书籍同其 它书籍一样，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
何谓“良”？何谓“莠”？区别传记质量好坏的第一位的标准是真假。
对传记的要求应当是：赞不溢其美，毁不增其恶。失真的传记，不论是自传 还是他传，不论文字如何华丽，都是不足取的。
现在有些传记，装帧、纸张都不错，扉页上的领导题词也很光彩，可是 读起来总觉得不顺。读多了，还会出现此传与彼传之间不一致，甚至有南辕 北辙之处。
之所以如此，这里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因为记忆错误。如有一本很有名 的传记，竟然把江西省委书记的夫人说成是山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我相信，
传记作者的这种张冠李戴不是有意的，更不会是恶意的。可是，他犯了一个 令人、至少是令当事人不安的错误。还有些传记就更那个了，一味地美化自 己，把自传变成了“自吹”。为了吹自己，往往还得打别人。在打别人的时 候，又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意也罢，无意也罢，都是对历史的歪 曲。
那么，怎样才能减少或避免这种歪曲历史的现象呢？我认为，有一条是 不可少的，那就是查档。档案是社会的化石。用化石说明地质年代是最过硬 不过的了。档案是文明社会的历史记录。既是历史的记录，就不存在迎合后 人的问题，尤其是不会迎合某一具体后人的具体需要。档案是铁证。前不久，
有一篇回忆录，称某同志 １９５９ 年在庐山的中央全会上如何如何，发表后引起 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来一查档，这位同志并未出席中央全会。于是回 忆录作者只得把这一段文字从回忆录中删去。很明显，那位作者如果当初能 查一查会议档案，不就可以避免这一场风波了吗？不就可以减少自己的被动 呢？
档案是无情的。你喜欢它，它自己会存在；你不喜欢它，它也会存在。
无情的档案自然也会给人带来麻烦。可这麻烦是历史唯物主义加给我们的，
是无法回避的。只要有档案在，它就不容许主观臆测。倘若没有了档案带来 的麻烦，历史就不严肃了，世界也就太简单了。倘若没有了档案带给人们的 麻烦，史学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大了。史家的天才就在于如何正视和对待 档案带来的诸多麻烦。
当然，档案有精有粗，有美有丑，有曲有直，甚至也有不真实之处。可 这种不真实同有意歪曲出来的不真实有所区别。档案的不真实大多是由历史 的局限性造成的，是由档案记录者视野的局限性造成的。对这类不真实，后 人有权批评它，应当指出来。后人写出数倍于档案篇幅的批评文章也是允许 的。然而，后人决没有权利篡改档案，更没权利毁掉档案，中国现已有了《档 案法》，决不允许江青毁档案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后人所揭露出的档案中所 包含的错误，恰是档案“丰富”的一面，恰是历史“多彩”的一面。历史不 反对批评，历史也允许反批评。批评与反批评都应当存在档案库之中，都是 档案的延续，都是档案的发展。
丰富知识与解放思想
最近有位领导同志接到一篇科学论文，如获至宝。他明知论文作者政治 上并不怎么强，也极力推荐。可谓思想解放矣！不料，科学家们看了，个个 摇头，说：“靠这种论文搞四个现代化，等于是骑着自行车登月。”
听到这件事以后，我想了很久，觉得：思想的解放，不能光靠不怕。除 了五不怕、六不怕以外，还要有知识。对无知或少知的人来说，他越是不怕 则越糟。那位大胆而不识货的领导同志推荐的是论文，况且又受到抵制，没 产生什么恶果。若是推荐别的，比如什么“生产措施”之类，岂不要闯下大 祸！遥想二十年前的高度密植、亩产万斤，还不都是无知的产物吗？你没有 一亩可以种多少棵的知识，没有一穗可以结多少粒的知识，没有植物需要空 气、阳光的知识，又没有对干部的报告要一分为二的知识，就难免要上当。
上谁的当？与其说是上别人谎报的当，不如说是上自己无知的当。
人们头脑中的禁区，一般是无知的“白区”。即使是别人设置的禁区，
也是因为自己无知才接受的。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
他们以打猎为生，敢驱虎豹，不怕熊罴，但是不懂农业，害怕耕牛，见了耕 牛要祈祷。在教他们用牛耕田时，他们怕得要命，一根牛绳要四、五个人一 起牵。知识是打开思想禁区的钥匙。他们一旦掌握了有关耕牛的知识，就知 道耕牛远没有虎豹可怕，从而变可怕的禁区为无畏的坦途。
人们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知识不断丰富 的过程。思想解放的程度，依赖于知识丰富的程度。在人们只能用肉眼观测 天体时，就容易得出地球不动的地心说。你看，如果地球在动，为什么离开 地球的小鸟不被地球抛在后头？见多则识广。后来，哥白尼有了云彩和飞鸟 跟着地球一起转动的知识，就突破了地静说和地心说的禁区，提出了日心说。
但是，太阳不过是银河系边上之一粟，怎么会是宇宙的中心呢？这说明哥白 尼知识仍然有限。因此，在他的《天体运行论》问世五十年后，便有人突破 了他的框框，提出了宇宙无限论，把人类的知识水平又提高了一步。
不仅如此，知识还能给人以解放思想的勇气。知识不多，即使是抓住了 真理，也经不起谬误的袭击。反之，知识渊博，不管袭击来自何方，都能有 力量挡回去。冲破盖伦学派框框的塞尔维特，面对着宗教裁判所的审问，说：
“我知道我将为自己的学说，为真理而死，但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勇气。”塞 尔维特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他的学说，来自于他那 血液循环的知识。
禁区，往往来自愚昧无知。有了物质无限可分、认识永无止境的知识，
就不会认为这也是禁区，那也是禁区。知识是禁区的掘墓人。让我们用日益 增长的科学知识去不断地解放我们的思想吧！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解放日报》
夏 勉
屋前屋后有四株由康有为在一二十年代与其妻妾们亲手所植的广玉兰，
栖有各种鸟类。冬至后以每天递增半分钟的时辰开始啼叫；夏至后以每天递 减半分钟的时辰开始啼叫。我的读书生活是“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
实际上冬天多在鸟啼前，夏天有时要在鸟啼后。丁丑大暑日，一名为“叫翁”
的美丽小鸟，飞入我书洞。邻人捉到后，彼此欣赏一会，又放回树上。于是 我就提笔合唐代诗人金昌绪的《春怨》写了这首《夏勉》：
莫打黄莺儿，放它枝上啼。
啼声胜钟声①，催人更奋起。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新民晚报》
① 鸟儿的生物钟比铁钟、金表都好，比什么“夏时制”都更有利于人体。
谈读书
●您是怎样看待读书与写书的？
○我认为两者之间是互为联系的。书，无非是记录下来的知识。知识本 身既有整化，又有分化。越是分化得厉害，越是要注意整化。比如研究地球 的物理、化学、演化、火山、地震等等，尽管分支很多，但都离不开地球这 个统一体。因此，我写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是为了“写”，所以我 是有选择地读书。
●记得您曾说过：“要在多学科的大跨度交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那 么，您是怎样以百科攻一科的呢？
○“百科”意即多学科。我搞家庭学，又搞未来学，还研究妇女学，看 来分散，其实还是围绕社会学这一轴心。在学术研究中，既有隔行如隔山的 一面，又有隔行不隔理的一面。我是力求用百科来攻一科，借多学科的优势 来集中解决一个学科的问题。学习借鉴百科知识，可以开阔思想，触“这个 类”旁“那个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读一点历史和文学知识的 书，可以使理论文章写得丰满，具有可读性。小说中也有家庭学，搞家庭调 查并不见得完全真实，而不真实即虚构的小说倒可以揭示深刻的家庭主题，
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揭示了社会学的尖端。
●听说您有一个“读”与“写”的新招，叫作“扇形效应治学”方法，
是吗？
○是的。有选择地读书之后，往往能就某一点写了一本书（或文章），
但马上再接下去写，就很难有新突破。这就象跳高，要超一厘米，谈何容易！
我把折扇效应移植到“读”与“写”上来，把研究领域不断转换 ５ 度。转换 ５ 度，就是偏离了原来的领域，而又同原来的领域距离不远。偏离 ５ 度不是 重起炉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为了超越自我。偏离 ５ 度依然可以站在原来 领域的高度，进入新领域。偏离 ５ 度搞得好，可以做到高出原来领域 ５ 度。
不断转换 ５ 度，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借助于新领域的新成就来攻下制高点。
再把攻下的一个又一个制高点连起来（或称写出来），就是那个奇妙的弧长。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６ 日《新民晚报》
写 书 在争议中奋进①
要是扣紧“我和我的书”这个总题目作文章，似乎有一定难度。首先，
对“我”应该怎样评价，一直有争议；其次，对“我的书”应该怎样评价，
也是一直有争议的；再次，如果要在“和”字上作文章，又会因为“两个争 议”的交叉，产生更大争议，变得难上加难。可是，如果不求四平八稳，好 像又不太难。笔握在手里。手同脑是联成一体的。脑子怎么想，手就怎么写，
岂有难写之理！
我是学社会科学的，但是我所著的第一批书 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尤为奇怪的是：第一种
书是多版权或者说是无版权的书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我在不满 １８ 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以文养读”的生活。
每月在报上发一两篇“豆腐干”文章，拿那么几块钱稿费，作为生活零用。
吃，由国家包了，我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发给 １２ 元半的伙食费。１９６０ 年 毕业分配在国内第一家社会科学院的国内第一家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更名 为研究室）工作。１９６２ 年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专门攻读《列宁 全集》，业余写点小文章。我酷爱社会科学。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些名篇、名 句，我早在学雷锋运动以前，就能背出来。庞季云鼓励我背，杨永直鼓励我 背，俞铭璜也鼓励我背，魏文伯还摸着我的头鼓励我背。我自己也有着背的 强烈愿望。
可是，我出版的第一批书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第一批的第一种书的书 名叫做《天体的来龙去脉》。
抛开内容不说，这部书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署名不是我的笔名。《天 体的来龙去脉》作者署名余衡泰。这个名字是我起的，但笔名不是我个人的。
参加这本书写作的前后有 ５ 位。署真名实姓，现在看来是共同的愿望，但在 当时是犯忌的，谁也不提署真名。５ 人之中，以我为主，只好由我出来搞左 的一套：因为书的第一章讲的是宇宙，我提议我们都姓“余”；因为书的第 二章讲的是恒星，我提议，我们是“衡”字辈；因为书的第三章讲的是太阳，
所以我们都取名“泰”。大家一听，都表示同意，就这么定了。
第二，书稿由两家出版社分别、同时出版。这大概也是少有的。事情是 这样：书稿先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连载；载毕，在当时上海唯一的一家 大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出版。没想到云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杂志所载，于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出版。出版前、出版后，云南都没同作者、没 同杂志社打一声招呼。直到出版后两年多，１９７６ 年我才在云南元阳县的一家 小书店里看到它。书有版权页，人无版权法，这在无法无天的动乱年代是不 足为奇的。不是吗？我作为书的主笔，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也只不过苦笑一下 而已。
第三，两家出版社和那家杂志社都没给过作者一分钱稿酬。这对“文革”
的过来人来说，是不消一提的。如今提出来是让年轻人了解了解历史上曾有 过的怪现象。
① 此文是 1988 年夏，为《书林》杂志的《我与我的书》专栏所撰。
搞社会科学的为什么会写起自然科学书呢？说来话长。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７０ 年我都在五七干校。这时我一位老同学在市里搞经济大批判。他看我家中困 难，提出要我帮他忙。上来后，一家大报发给我一张“工农兵通讯员临时采 访证”。我与我的老同学采写的文章，头头们总是不满意，批评“脱离实际”，
说我们“搞的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没有‘政治’的经济学，或者是没有政 治的政治经济学”，说我们“传统观点太重”。头头批多了，我们也就学会 了对付这类批评的方法。我们索性就把它接过来，对头头说：“我们是长期 脱离实际，今后是不是用一半时间下厂，一半时间写作？”从此，头头就见 不着我们了。我们每天下厂。我俩的目标是“为跑 １００ 家厂而努力”。大约 一年时间，我们在上海没有哪个行业的厂没跑过。从黄金的冶炼到镭的提制，
从大规模集成电路到当时还属于绝密的电子计算机厂、宇航系统的厂，我们 都跑了。没上天的卫星我们抱过，造好的导弹我们摸过。去了，只问技术革 新，不问别的。头头渐渐发现我们一年来不搞政治经济学，反而是搞技术去 了。他们对我们彻底不抱希望了。于是，撤下我老同学的组长，并正式通知 我回干校。回干校吃苦，我不怕。怕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条件看书了，
怕的是作为父亲，没办法照顾孩子了。可是，知识分子是不会耍赖的，我立 即表示愿意回干校。
哪知正当我准备回干校时，头头又征求我的意见：“愿意不愿意搞自然 科学？”我愣住了。我的科技知识在不搞技术的人当中是高水平，在搞技术 的人当中我就是低水平。我对技术有兴趣，但是丝毫没有专搞科学技术的思 想准备。但我又想：既然搞社会科学太危险，既然我所学的社会科学知识用 不上，既然我已养成了“三天不写手发痒”的习惯，既然去搞自然科学就可 以不下干校，那还不如断然表示：去！
至于头头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我没去多想。到自然科学组报名的第一 天晚上，组长向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研究 ４ 大起源的指示，并要我参 加这项工作，还明确了一位先我而来的同志带一带我。我欣然接受。我早就 懂得“搞自然科学是属人参的，越老越补；搞社会科学的，属萝卜，越老越 苦”。“搞自然科学保险，搞社会科学危险。”如今只要我搞毛主席提出的 自然科学课题，岂不是保险而又保险了。干，我坚决干。组长又说：“为了 集中精力干，平常要住在报社里，就是回家那也得吃了夜餐以后回家。”这 自然又多了点不便，可是，毛主席关心的课题，说什么都得干。当晚我就睡 在报社里了。那位负责带我的同事早为我铺好了床。这天夜里睡得特别香。
没想到凌晨，组长和那位负责带我的同事都被叫走了。我对他们工作节奏的 紧张，深表钦佩。第二天才知道，那位负责带我的同事因“炮打王洪文、张 春桥”而被抓起来了，我们自然科学组的组长被派去搞他以及他那一伙人的 专案去了。天哪！原来是要我顶替他的啊！
我就这样从文科转向了理科。开头说是 ４ 大起源，后来就不止 ４ 个了。
除了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来源、人类起源之外，又派生出细胞起源、
意识起源。说到写书，大家商量搞三部曲：把天、地合成一本，叫《天体的 来龙去脉》；把生命、细胞合成一本，叫《生命生生不息》；把人类、意识 合成一本，叫《人类的继往开来》。
这三部曲本来决定全由我负责，后来因为在编写过程中，自然科学组里 又来了一位农学家。他是我的老首长，“生”字头那本就由他负责了。
假如说我们平常用“全力以赴”一词来形容积极努力，带有夸大成分的
话，那么用“全力以赴”来形容我们集体创作这三部曲时的劲头恐怕就嫌不 够味了。记得 １９７３ 年大年初二，我与华东师大金教授就冒雪来到一间 ７ 平方 的小屋内改稿了。全力以赴并非完全出于自觉，也是因为别处无力可使。当 时的知识分子只有“给出路”与“不给出路”之分。一个人能有一条出路就 感恩不尽了，谁还三心二意呢？
“不安”务“理”，“久安”务“文”，在务了 一阵“理”之后，又转向搞最危险的
社会学研究
１９７５ 年由我主笔的《人类的继往开来》在《自然辩证法杂志》连载以后，
受到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同志的赞赏。书出来以后，有些学者也为 我们的三部曲喝彩。不喝，我还心安理得；一喝，反倒把我吓住了。别人不 知道，自己心里不能没有数：我不是理科科班出身，理科只有高中水平。写 这两部书，我已用尽了脑汁，可谓“邓郎”才尽。如今评价这么高，我怎么 再往高里提？我因畏难产生了回到老本行的想法。但，１９７５ 年的好景不长，
胡耀邦很快受到了批判。
不管怎么说，在写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我涉猎了不少原始社会的资料，
也考察了不少处于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民族，对各种各样的家庭制度发生了 兴趣。中国现存的古代社会比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要丰富得多。中国不出 版一本胜过《古代社会》的《家庭起源》，将愧对 ５０ 多个兄弟民族。我有些 跃跃欲试了。
《家庭起源》是个不大不小的课题。说它大，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结合点；说它小，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细胞，而不是社会整体，不会引起 社会的注意，安全系数大。它研究细胞“起源”而不是细胞“今天”，也不 会引起社会的干预。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心从对细胞起源、人类来源的研究 转向对家庭这一“细胞”起源的研究了。
在“红色恐怖”下，个人想写专著是不行的，更何况是写这样一部专著 呢？我只好偷偷地搜集资料。我在毛主席授予的“人类起源”的大旗下，看 完了中国已出的 ２０ 多个民族的简史、简志中有关家庭的资料，看完了中国已 出版的数十个国家的“概况”中有关家庭的资料，还阅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 家庭的资料。说来也巧，不久“四人帮”垮台了。我被《红旗》杂志借去写 批判张春桥的文章。横竖几千字，本以为很快就能脱稿，哪知一拖就是半年。
在这半年里，我每天钻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前后大约看了几十本当时在上海 不大能借到的有关家庭史、妇女史、妓女史一类的书籍。
１９７７ 年下半年，我的心情一方面有着 １０ 年不曾有过的喜悦，另一方面 也还有点“余悸”和“预悸”。在“左”的影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我想起
“农忙务农，农闲务工”这句老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来个“环境不安则务理，
环境久安则务文”呢？ １９７７ 年底，我又重返科技界，被中国科学院研究室 借去筹办《自然辩证法通讯》。在这以后，我不断写点科学小品，这就是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科学入口处》。１９７８ 年在庐山连续参加了几次会议，应《中国科 学》之约，就庐山景观写本书。这就是 １９８１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庐山》。
在这大半年当中，我对家庭起源的研究有所放松。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我听车文仪同志说，姜椿芳同志要在上海搞一个编纂大百 科全书的机构。我断定这个部门符合我“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想法。最 主要的是，我这时已经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消极合流者转化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