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歷史基礎

文學史的歷史基礎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金凌

提　　　要

歷史上的文學作品為什麼能夠如是相續或並時敘述而構成文 學史？拙文為此而作。首先，從記憶和回憶的現象推演出歷史 的本性：主體、史料完整的不可證實、事件、和目的四者。這 些本性在史官纂修歷史之時，衍生出史學的若干重要論題。史 料的不完整、錯置、和錯誤衍生了史料考證；史家與歷史主體 的關係和歷史的目的，使史家必須進行事實、功效價值、甚至 道德價值的批判；歷史主體透過史家身份而造成一段歷史呈現 多種面貌，也使史家面對一段歷史的各類事件時，必須有所選 擇去取。根據歷史本性及其衍生的史學論題，拙文省視漢魏六 朝的幾種文學史形態，並由此說明文學史的主體是群體文學心 靈的流轉變化，而在餘論中略陳其要。

關鍵詞：記憶。回憶。歷史本性。歷史主體。歷史目的。歷史批判。情志文學史。風 格文學史。文類文學史。文學社會史。

前　　言

如果看到一個年青人端著一方相框，相框內有張約莫六十上下老人的照片，

那麼，我們憑什麼說這年青人是那老人的兒子？如果在東區看到一位約略二十 歲的女子，一會兒又在西區看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郎，我們憑什麼說這兩人 是姐弟？詩經和楚辭為什麼能如是相續而構成文學史？唐代詩歌、古文、傳奇等 以文類為別的作品為什麼能如是並敘而構成文學史？這一類問題無法從文學批 評和文學理論的研究得到解釋，而需要從史學理論尋求說明。

史學理論首出的問題是「什麼是歷史？」「歷史是人類過去活動的記錄。」這 是一般教科書對歷史意義的解說。從這項解說，可以提出若干問題。就以人類過 去活動的記錄而言，史家並沒有把過去每一分每一秒同時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記 錄下來。這非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於是史家必須選擇若干事件以構成歷史。

這就牽涉到人類有什麼活動？怎麼知道有那些活動？那些活動以什麼方式呈現 在意識中？為什麼選擇這些而不是那些活動？是史家個人或他所代表的某一些

人或他所代表的全體人群來決定這項選擇？選出來的那些活動在文書上有那些 不同的呈現方式？不同的呈現方式各有什麼作用？史家所記錄的那些活動如何 散播開來如何？流傳下來？這些問題牽涉了歷史的本性和功能。

文學史是人類過去各種活動之一，也會面臨一般歷史所遇到的問題。和其他 活動比較起來，為什麼史家要選擇文學活動來記錄？史家並沒有把一切的文學 活動都記錄下來，為什麼他選擇這一些而不是那一些文學活動？文學活動牽涉 到人的創作活動、社會活動和作品，為什麼有些史家偏重記錄人的社會活動，而 有些史家偏重記錄作品？文學作品有不同的層面，如情志、情節、人物、　技巧、

結構、文類、風格等等，為什麼有些史家偏重記錄這個層面，而有些史家偏重記 錄那個層面？況且散佈在不同時間、地點的文學活動，史家有什麼理由把它們聚 合起來，構成文學史，而不會被認為是任意的聯想？這些問題牽涉到文學史的 本性和功能。如果能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有助於文學史的編纂。

因此，拙文從歷史的本性探討文學史的歷史基礎。

一　歷史的本性和功能潛存於記憶和回憶

所謂歷史的本性指某些性質隨歷史的存在而有，猶如可燃性伴隨著木頭的 存在而有。歷史的功能則是其本性所發的作用，猶如木頭的可燃性在特定條件下 燃燒起來。歷史既是人類過去活動的記錄，而過去的活動賴記憶和回憶而存在於 意識，經語言或文字記錄而存在於口述或書面，因此，記憶和回憶是歷史的潛 存方式，經語言或文字記錄，才顯現成為歷史。那麼記憶和回憶的特性將浮現為 歷史的本性和功能。既然如此，探討歷史的本性和功能之前，可以先分析記憶和 回憶的性質。

1 歷史主體

記憶現象是把經驗儲存在意識裏，在需要時，用回憶把相關的經驗呈現於 意識。回憶起過去的活動時，同時知道分別我的活動和別人或其他萬物的活動。

換句話說，回憶起過去的活動時，同時知道我是誰。「我」是由一個人過去的活 動積聚而成的，包括身體和心理的活動。而身體和心理的活動是欲望的外顯，同 時也限定而浮現出「我」的欲望，以別於他人的欲望。身心欲望結合記憶構成了 心理的「自我」。「自我」相對於他人或其他萬物，總是以自身為主，以自身為「主 體」。只要提到回憶，第一個問題就是誰的回憶；只要提到歷史，第一個問題也 是誰的歷史。如果把歷史一詞用在個人，個人歷史就是「我」的過去活動，「我」

是歷史的主體；如果把歷史一詞用在群體，群體歷史就是「我們」過去的活動，

「我們」是歷史的主體。無數的「我」、「我們」顯現出歷史主體性。因此記憶、回憶

中的自我是歷史主體的根源。主體是歷史的本性之一。這項基本事實將有助於考 量主觀或客觀在歷史討論中是否為適當的分析概念。

2 史料不完整與錯置

記憶能力並不完美，它無法巨細靡遺且準確無誤的記住每一項過去的活動。

記憶會糢糊、錯亂、遺忘，這些缺陷有時是生理的因素，如腦部受傷或老化，有 時是心理的因素，如嚴重的心理創傷。這些缺陷雖然賴文字或圖像的提示而獲得 彌補，這彌補仍然無法證明能恢復過去經驗的絕對完整。再者，回憶時可能有意 或無意的遺漏、錯置過去的經驗，這將使過去的經驗無法絕對完整的保存下來。

記憶的缺陷和回憶的偶然因素造成過去經驗的遺漏或錯置，即使獲得具有 共同記憶的人的互相彌補，也難以絕對完整的保存過去的經驗。過去的活動既然 賴記憶而存在於意識，經語文記錄而成為歷史，則史料不完整或史料完整不可 證實是歷史的本性之一。這項缺陷賴史料考證而得到部分的彌補。

3 事件與時序

記憶、回憶能力的缺陷不足以使人無法生存，史料的不完整和錯置也不足以 使文明停滯。因為個人生存和文明推展是目標導向的，記憶中的經驗和史料會影 響而不會遏止個人生存和文明推展。這從回憶的現象可以明瞭。

回憶有時受欲望引導，有時則似意識的漫遊。沒有特定欲望目標時，回憶頗 似意識的漫遊，跳躍、游離。若有特定的欲望目標，回憶比較能夠聚焦。欲望總 是希冀未來的事物。如果還沒有獲得，可能藉著回憶，尋求有效的經驗，以實現 希望；如果已經獲得，可能藉著回憶重溫喜悅、歡樂；如果確知無法獲得，可能 藉著回憶愉快的事而自我安慰，也可能藉著回憶這件事而沉浸在憤慨或憂傷裏，

又可能藉著回憶，找尋有效的經驗，實現新的欲望，以資補償。無論如何，欲望 引導回憶時，記憶中的經驗主要是依其與欲望的相關性呈現。這在歷史中則成為 事件。那些回憶中的經驗可能依照時間先後順序呈現，也可能不如此。但是理性 會引導記憶中的經驗依相關性和時序作一整理。於是記憶中的相關經驗在連鎖呈 現時，或以事件為經，以時間為緯，或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歷史編纂中的 編年體和記事本末體就是根源於此。因此事件和時序成為歷史的本性。編年體是 為了使史事在可能的範圍內趨於充分，並且避免史事的時序倒錯，以使事件儘 可能清晰，猶如回憶在理性的引導下儘可能充分的想起過去的經驗，避免時序 倒錯。記事本末體則是史學編纂的目標，猶如回憶總想辨明事情的來龍去脈，以 助處理當前面對的事情。

4 目的

記憶和回憶是人的天生能力，受欲望和理性的引導。而欲望和理性總是朝向 生存和生存得更好，這就成為歷史目的根源。因此，目的是歷史的本性之一。歷 史的目的在於透過史事之助而有益生存，邁向更好的生存狀態。然而什麼是更好 的生存狀態？這需要從回憶的內容探尋。

　　二　歷史主體的顯現－－事件選擇和史家身份

既然回憶是由欲望和理性引導記憶中的相關經驗，而欲望的對象是社會中 的事物，這些事物是生理和心理所需的維生之物。人對這些事物的欲求就是心理 動機。根據馬斯洛（A. H. Maslow）的動機理論，人有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 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敬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¹。這些需要，從歷史的角度 來看，就是各種不同的事件。然而這些需要的迫切程度不同，往往隨著環境變化 而轉移，此一時飲食需要最為迫切，彼一時可能自我實現的需要變得最迫切。為 了滿足迫切的需要，人們常常回憶過去的經驗，尋求有用的方法，以獲得所需。

在歷史編纂中，通史和斷代史載錄的事件包括人類各層次的需要，而專史載錄 特定類別的需要。各時代的歷史編纂偏重的專史不同，其故在迫切需要的事務轉 移，即本末不同。

就身心需要對心理的影響來看，會描述出動機理論，若就動機外發為身心 活動來看，則形成事件。它是歷史纂修的對象。那麼，人有什麼樣的身心活動？

1 歷史事件的範圍

身心活動的內容即人的生活現象。人以其生物特性為基礎，進而發展出社會 性和精神性。

人的生物特性就是生存。生存是本能的欲望。在這個層次，可以說生命即欲 望，欲望即生命。人以理性來省察自己的生物特性時，知道這個層次的人是以軀 體所具的感官為工具而進行工作和休息這兩種活動。工作包括偵察、攻擊、防衛、

逃避。休息包括睡眠和遊戲。在這個層次，軀體既是工具，也是目的。

智力使人在生物特性的基礎上發展出社會特性。智力的表現是技術。技術指 人以其智力假藉物資，依循規則，而製造出成品的過程。人的技術有組織技術、

器物技術、和符號技術。在組織技術中，其物資是個人；在器物技術中，其物資 是自然物和人造物；在符號技術中，其物資是語言、文字、線條、顏色、造形、樂 音、軀體動作、和數字，它們分別構成文學、繪畫、雕刻、雕塑、建築、音樂、舞蹈、

1

關於言行動機源自這五種需要的說法，見馬斯洛（A. H. Maslow）,《動機與人格》，第四章。

臺北：結構群出版社，民國八十年。

數學等。人運用這些技術來實現個人或群體的欲望，包括生物層次的生存欲望和 社會層次的財富、名譽、權力、地位等欲望。由於這些技術的運用不像生物層次中 的偵察、攻擊、防衛、逃避、遊戲那麼赤裸、直接、鮮明，而有「文明」的美名。當人 們運用這些技術來實現個人或群體的欲望時，其過程就是一椿事件。若仔細省察

「事件」是人秉其心力，假藉物力而互動的過程。心力包含了欲望、情緒、情感、意 志、個性、智力、道德感、美感等，物力則指前述的技術及其成品。當心力發動，

且付諸行動時，就是事件開始之時，而目標實現或心力、物力耗竭時，就是事件 結束之時。辨明事件的終始即章學誠所謂記事本末的「體圓」。

事件既是秉心力藉物力而互動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人不是孤立的，而是 處於社會組織中。人在社會組織中依循或違背規範而互動。如果沒有規範，不論 它是禮或法，互動不可能進行。互動是為了實現欲望，然而資源有限，互動就在 衝突、爭鬥、妥協、和諧之間擺盪。況且規範本身具有強制、不等、衝突、週期等特 性，對人而言，這些特性有其功能，也有其缺陷。換句話說，人們藉規範而互動 以實現其欲望，是運用了一個不完美的工具。其結果迫使人們批判、反思他所進 行或遭遇的各式各樣「事件」，而這樣的批判、反思浮現了人的精神性，把人提 升到精神層次。在知識上，這樣的批判、反思運用了符號技術，集聚成藝術、史學 哲學、和宗教，而文學是藝術的一支。於是符號技術發揮了雙重功能，一方面，

它作為人們互動的媒介，另一方面，它成為記錄和批判、反思人們互動的工具。

人的生物、社會、和精神三種特性層疊在一起，成為其身心活動的內涵。活 動之時，人的社會特性最顯著，生物特性和精神特性則含蘊其中，不確定的緣 事而發。有時，生物特性非常強烈，甚至淹沒了社會特性；有時，則精神特性顯 露，假其社會特性而揚輝。這就是回憶的內容，就是人的生存狀態，也是歷史編 纂的對象。而歷史的目的就是透過對過去活動的描述尋求更好的生存狀態。

2 史家身分與事件選擇

身心活動形成事件的範圍，經過文書記錄，歷史才顯現出來。而掌握文字表 述能力的史家就是使歷史從潛存方式實現出來的人。至於選擇什麼事件，則視史 家的身份而定。

史家在我國本為史官，是政治權力體系中的一員，地位甚卑²。因此，史官 不是以個人身份，而是以政治組織的身份來纂修歷史，也就是以封建王朝的身 份來纂修歷史。那麼史家要選擇什麼事件作為王朝的歷史？不外乎王朝的來源和 環境。這猶如個人回憶其過去的活動，目的在於認識當前環境及其來源，以便採 行有效的因應活動。個人透過回憶而認識環境及其來源時，其「自我」自然呈現。

2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引司馬遷〈報任安書〉：「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除非有特殊的精神疾病，個人的「自我」是統合的，一致的。（統合指自我的結 構狀態，一致指自我的歷程狀態。）對比之下，王朝透過歷史而認識當前環境及 其來源時，其主體是強力建構而成的，是複合的，因為王朝是包含了許多部族 兼併、聚合而成的政治權力結構。這使得王朝的主體在統合中潛藏著對立、衝突、

分裂、淪亡的因子，其一統也始終處於程度不等的斷續狀態。這項差異使史家在 以王朝身份記錄歷史時，相當注意王朝主體的正當性，而注意王朝主體的正當 性正透露這個正當性必須努力維持，也很可能因為無法維持而被否定，從而非 常注意與內部環境相關的事件。內部環境是相對於外部環境而言，外部環境指王 朝之外的政治權力體系，內部環境則指王朝本身的權力結構和典章制度。當權力 結構和典章制度相對穩定的時期，個人智力和品德是使權力和制度有效運作的 主要因素，於是史家又必須注意王朝重要人物的事跡。

由此可見史家身份影響了對事件的選擇，他選擇與王朝主體正當性有關的 事件，選擇與王朝內部環境相關的事件，選擇王朝重要人物的事跡。這些選擇與 正史中的本紀、世家，書或志，列傳隱然相應。本紀備列帝王世系，往往以天或 神或開國之君的異相、異跡、德業為其權力正當性的理由。書志列敘社會、經濟、

禮俗與法律、技術、學術、文化、宗教、地理等等典章制度。列傳則傳述王朝各階層 重要人物的賢愚善惡事跡。

3 歷史目的與歷史批判

　　目的既是歷史的本性之一，歷史主體隨之而有目的趨向。史家與所載史事的 主體有繼承和超越的關係，這關係使史家對所載史事必須進行歷史批判。史家不 是孤立的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中人，他所屬的社會不是突然而有，而是接續其 歷史而有，因此，史家與所載史事的主體有繼承的關係。另一方面，歷史主體有 目的趨向，這趨向是朝向更好的生存狀態，換句話說，歷史主體的目的趨向是 超越的。因此，史家與所載史事的主體隨之而有超越的關係。這兩重關係使史家 必須行歷史批判。如果史家因其身份和立場而不作批判，甚至扭曲歷史，最後的 受害者將是他所代表的群體。這從個人的回憶現象可以推知。

個人回憶過去的活動時，不免遺漏或錯誤。不論是故意或無意，這些遺漏、

錯誤如果是屬於影響事件吉凶的關鍵活動，將使人在面對當前環境所作的認知、

判斷、和行動陷於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損害自己。即使個人的記憶沒有遺漏或錯 誤，那一些活動曾經帶來利益或損害，回憶時自然會反思、檢討。個人為了避免 記憶遺漏或錯誤，常會記錄自己的言行以備忘。這就是一種事實批判。而個人反 省自己的言行是有利或有害，以便面對當前的環境，這就是一種功效價值的批 判。

同理，史家不論故意或無意的遺漏或誤載史事，也將使王朝在面對當環境 所作的認知、判斷、和行動效力降低，甚至完全無效，從而損害自身。然而史家 載錄史事時，必須面對史料不完整的歷史本性，個人可以記錄自己的言行以防 記憶遺漏或錯誤，史家則須以事件的合理檢驗史料，以備纂修史事。所謂事件的 合理，指事件可能發生及其可能過程，據此運用多種史料交互參驗。這是史家所 作的事實批判。此外，目的是歷史的本性之一，史家修史不可能沒有目的，而史 家以王朝身份修史之時，其最終目的不外王朝這歷史主體的生存和繁榮，於是 史家將對史事作功效價值的批判，一如個人檢討其言行利害，以助面對當事務。

這兩種批判性質有別，事實批判屬於史事層次，功效價值的批判則屬於史論的 範圍。

個人記憶和史家載事的遺漏或錯誤不只攸關對自身所造成的利害，而需要 事實批判和功效的價值批判，即使沒有遺漏或錯誤，建構而成的歷史主體因其 複合結構之故，將導致史家進行道德價值的批判。

個人記憶的遺漏或錯誤，除非精神疾病而造成「自我」人格分裂，不會造成

「自我」認同的困難，至多造成「自我」陷於內在衝突。然而史家所載史事，不論 是否有所遺漏或錯誤，他都必須面對歷史主體的內部衝突和外部衝突，進而思 考化解之道。因為群體歷史的主體是複合的結構，其衝突發生在政治自我和文化 自我之間。

一個文化體是具有共同語言或文字、風俗的社會。這些社會的成員有其集體 意識，那就是文化「自我」，它是自然而逐漸形成的。隨著社會發展和聚落擴散 風俗會改變，只要其語言或文字、風俗的核心成分仍在，這個文化「自我」還不 至於分裂為兩種、甚至多種文化，而只有主文化與次文化之別。然而各文化體在 互動之時，不免因衝突而兼併。兼併一旦發生，將隨之輪轉不息，如孟子所說

「物交物，引之而已」。兼併造成了政治體系，建構了政治自我或主體。從這個過 程來看，政治自我和文化自我有潛在的衝突。

這個潛在的衝突可能因諸文化體持續互動而形成更大的文化體，這就是文 化融合。在政治體之內，文化即使持續進行融合，階層之間的衝突仍然存在，這 個衝突既是政治權力的，也是文化的。他們之間的不平等衝突和利益衝突，導致 權力更迭。傳統史學中的正統論就是為權力更迭建立正當性和合理性，論證其政 治「自我」合乎文化「自我」中的價值觀。

由此可見，歷史主體不像個人的「自我」那麼單純。個人的「自我」由欲望自 然而生，歷史主體則是建構而成。既是建構而成，史家載事即使沒有矛盾，而具 有一致性，他也要面對文化「自我」和政治「自我」的衝突，而思考化解之道。而

這樣的思考將趨向道德價值的批判。因為化解衝突的最後依據是規範，而規範具 有強制、不等、衝突、週期等本性，將使規範的功能遞減，於是轉而思考道德，

以資彌補。傳統史學中所說的王道，如孟子所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就是彌 平政治自我和文化我衝突的理想，一項尚未實現的理想。而王道難以實現的理由 是它有自身的困境。

王道主張以德服人，而不像霸道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是以文化互動的方式為 之，以力服人則是以政治權力控制的方式為之。然而個人之間，乃至不同的社會 之間，在互動中免不了衝突。一旦衝突，往往以力爭鬥。於是以德服人是一種非 常脆弱的互動方式，它必須以力維持其德，亦即以政治權力維持文化互動，而 力與德是衝突的，政治權力與文化互動是衝突的。即使以「公」或「正義」處理個 人或社會之間的衝突，它也需要以力作為後盾。這就是王道難以實現的理由。王 道依賴霸道而實現，一旦依賴霸道，就開始背離王道，依賴越深，背離越遠。

事實、功效價值、和道德價等三種歷史批判是由歷史的本性－－目的－－衍 生出來的。雖然如此，史家的身份並未因此而消失，也不可能、不必要因此而消 失。因為史家是歷史主體的繼承者和超越者，而主體在現實中必居一身份。只是 隨著史家們的身份差異和史識不同，而使一段歷史呈現多種面貌。

4 歷史主體透過史官身份造成歷史面貌的差異

　　隨著知識的發展和專門化，史家未必以王朝的身份纂修歷史，史家也可能 從其他社會階層的身份、區域的身份、或專門知識的角度纂修歷史。既然史家的 身份影響他對歷史事件的選擇，那麼，一段歷史，如某一段通史、斷代史、專史，

就可能因不同的身份而有不同的寫法，這是立場差異。即使立場相同，也可能因 觀點不同而述論有別，這是觀點差異。再者，通史與斷代史所載事件包含在整個 生活現象的範圍之內，各類事件之間的關係成為最後關注的焦點。專史則以某類 事件為關注的焦點。因此，以通史、斷代史的眼光纂修專史或以專史的眼光纂修 通史、斷代史，都可能有焦點的不同。這是焦點差異。另一方面，雖然史家為了 面對當前的問題，不能無視於歷史的遺漏、錯誤和不合理，而必須對歷史作事實 批判、功效價值的批判，甚至道德價值的批判，但是未必每一類歷史都需要上升 到道德價值的批判。這是批判需要的差異。

從上述分析可知，歷史的本性在其具有主體，史料不完整，事件與時序、和 目的。歷史的功能則是載事有益歷史主體的生存狀態，從身體的到心理的、精神 的生存狀態。歷史的本性在史官纂修歷史之時，衍生出史學的若干重要論題。史 料的不完整、錯置、和錯誤衍生了史料考證；史家與歷史主體的關係和歷史的目

的，使史家必須進行事實、功效價值、甚至道德價值的批判；歷史主體透過史家 身份而造成一段歷史呈現多種面貌，也使史家面對一段歷史的各類事件時，必 須有所選擇去取。

　　那麼，文學如何被選擇成為歷史視野中的一項事件而構成文學史？

三　文學史的形態

1 文學史的主體和目的

　　「文學史」，依傳統界定歷史意義的方式，是人類過去文學活動的記錄。則 文學史的對象是過去的文學活動，即各種文學事件。然而什麼是文學事件？

依前文的說明，事件是人以其心力假藉物力而互動的過程，則文學事件是 文人各秉動機而以作品互動的過程。在此之前，作品的形成已是一微型的文學事 件。作品形成的過程中，文人的文學心靈是主體，創作是主體的活動，創作之時 其意識內個人心境與記憶中的外境交互活動則是一文學事件，然而這樣的文學 事件難明，因此不是文學史的對象。不過，這微型的文學事件卻對文學史有所啟 發。

文學事件既然是文人以作品互動的過程，則作品是最根本的條件，沒有它，

就不成其為文學事件。然而文學作品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個別文人創作的結晶，

是個別文人文學心靈的結晶。但是在文學史中，這文學心靈不只是個別文人的，

而是群體文人文學心靈的流轉變化。因此文學史的主體是群體文學心靈，其流轉 變化藉個別文人的作品而顯。而群體文學心靈流轉變化的因由在於文學活動是整 個生活現象中的一環。

文人的生活有文學的，也有非文學的，非文學的活動常不免滲入文學之中。

即使文學的活動，所懷目的也有文學與非文學之別。於是文學史的史料是關於作 品和文人社會活動的文獻，其目標則是透過作品顯出群體文學心靈的流轉變化，

透過文人的社會活動顯出這流轉變化的因由。

雖然群體文學心靈是文學史的主體，卻必須透過文書才能顯現出來。因此，

文學史主體是個複合的結構，包含了文學心靈和語文。文學心靈是個總稱，具體 言之，則指情感、德操、美感及其中三者或任二者的融合，在作品中，文學心靈 呈現為情志和風格。作品賴語文而顯，因此，文學史也可以用文學語文作為歷史 主體。但是歷史的目的在尋求更好的的生存狀態，這是歷史的本身目的，它和工 具目的不同。如是，則文學史的目的在於尋求更好的心靈狀態，這是文學史的本

身目的。文學語文自身無法成為歷史的本身目的，只能是工具目的。而文類史就 是文學語文的歷史之一。

然而和個人的回憶一樣，和一般歷史的纂修一樣，都需要一個主導的事件 概念，如宗教、政治、或社會等，以便選擇記憶中的經驗，揀別所見的史料，史 家的文學概念將成為選擇文學史料和纂修出文學史的依據。可是史家文學概念內 涵的廣狹隨著時代而改變。它受史家對文學目標或目的看法的影響。而史家對文 學目標、目的的看法又常是他纂修歷史之時所代表的社會身份的反映。茲以漢魏 六朝的各種文學史為例，略作說明。

2 先秦兩漢文學概念對文學史形態的影響－－情志文學史

　文學概念是在運用這個概念的過程中形成的。運用這個概念是為了它具有一 些功能而能實現人們的目標。功能是就文學作品本身而言，目標則是人們欲望之 所寄。功能可以有多種，人們隨自己所立的目標而擇其一二以利用之。因此，文 學概念常藉其功能和目標來界定，文學概念也隨著運用文學者的社會身份而變。

能運用文學者，主要是士人和皇室，而史家屬於士人。士人是社會階層的名稱，

此一名詞在春秋以前的周代指下級貴族，從戰國至清代，與農、工、商合為四民 而居首。其職業地位介於皇室和庶民之間。文人都具有士人的社會身份，但是具 有士人身份者未必是文人。二十世紀，這個名稱失去了社會階層上的指涉對象，

而代之以「作家」或「文學家」、「詩人」等名稱。

「文學」一詞首度出現於《論語》，和言語、政事、德行並舉。後三者是行為實 踐，文學則相對的指知識，所以皇侃解之為文章學術。這樣的概念外延和士人的 志業有關。這個時期的士人，上者志在經世濟民，下者謀朝廷利祿，所用「文 學」一詞，自然指實現志業過程中所作的一切文章、著作，包括論議、記事、和抒 發情志，幾乎指一切書面文字。由於士人頗受儒家安天下、重德行觀念的影響，

文學的目標也循此而立。若發為文學史，其歷史主體是情感和道德的複合體，司 馬遷《史記‧屈賈列傳》與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即是其例。

司馬遷結合《詩經》國風、小雅和屈原〈離騷〉，並延及宋玉、唐勒、景差而敘 論，這是文學史的雛型。〈屈賈列傳〉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自疏濯 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推此志也，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詩經》與〈離騷〉的語文風格幾乎無關，而事件需有一主體在時序中發展，司馬 遷以德行為文學史主體，而建構此一文學史，並且對於以文辭風格為主體的宋 玉、唐勒、景差頗致遺憾。德行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與情感融合在一起。個人行 為與環境互動就是一事，因得失而悲喜則是情緣事而生，不計得失而以義為歸 是德行，於是懷情守德成為此一歷史主體意之所在。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續至漢代的枚乘、司馬相如、揚雄、乃至地方風 謠而說：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 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春秋之後 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 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 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 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自是自代、

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

班固所云「失志之賦」、「惻隱古詩之義」，仍以德行為文學史的主體，只是態度 比司馬遷委婉，而且從王朝的立場觀此主體。因此，觀地方風謠的哀樂一如觀士 臣詩賦的悲喜，哀樂在庶民為情感，悲喜在士臣則合其諷諭之志而為德行。

　　在儒家思想影響下，馬、班的文學史主體是情志，其功能是彰顯士臣的風操 目標則是維護王朝這一歷史主體的存續，而士臣的德行將有助王朝的存續。然而 在這樣的文學史中，史家陷入此一王朝歷史主體內部的衝突中。這是士人文化主 體與王朝政治主體之間的衝突，正是這個衝突使文學史的主體獲得轉變自身的 動力，在悲憤之情中堅持風操。

3 六朝文學概念對文學史形態的影響

東漢末，士人因編纂文集之故，而有「著作」與「文集」這一組相對的概念³。

「著作」指表述一般思想的文章而彙聚成書者，在目錄上著錄於子部。「文集」則 指「著作」之外的零篇，舉凡涉及論議、記事的公私文書與個人抒發情志之作，

而彙集成書者，在目錄上著錄於集部⁴。於是「文集」內的各類文章都成為文學概 念指涉的對象。與前期以文學指知識、文章學術者相較，此一時期的文學概念與 經學、史學、諸子之學相對並列，是指知識的一支，而具存於文集中。由此而發

3

關於「著作」和「文集」這一組概念的發生與分別，詳見拙著《中國文學理論史》（六朝篇），

頁 8－16。臺北：華正書局，民國七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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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鄭默《中經》的目錄分類仍依七略之體。晉荀勗整理汲冢古文竹書而作《晉中經簿》，所立目

錄分類改為甲、乙、丙、丁四部，相當於經、子、史、集。晉李充作《晉元帝書目》，其目錄分類仍

用甲、乙、丙、丁四部之名，但是乙部相當於史，丙部相當於子，與荀勗不同。這些目錄分類上

的改變並不影響「著作」和「文集」的分野。

為文學史，其形態頗受文集特性的影響。

A 文士傳

文集是東漢末期士人好名之風下的產物。好名之風在史學上則表現為各類人 物的傳記，在《隋書‧經籍志》中總錄於史部雜傳，而文士傳則在雜傳內，如張 隱有《文士傳》五十卷。文士傳記又附見於總集中，如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 學》第五十三條引宋明帝《文章志》，略記張憑生平，即類似文士傳。文士固然是 文學構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只載錄文士生平卻不足以顯其文學。因此，文士傳 這種形態的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范曄《後漢書‧文苑傳》將文士傳攝入其斷代 史，反而使社會史的意味濃於文學史，顯不出文學史的主體。

B 文類文學史

文集在編纂時，每以文類為別，文類之中又依時序為次。這在別集和總集多 如是。這個特性最容易衍生出文類史。文類史的歷史主體是文學語文，其文學事 件是文學語文的變遷，其目標則是詳明文學語文的特性，以資撰文取擇，如《文 心雕龍‧鎔裁》所說「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兼指文類與文體）」。因此，文 類史幾乎可說是文學語文史。試觀晉代摯虞〈文章流別論〉可知。摯虞曾纂輯《文 章流別集》，據之而作〈文章流別論〉，論詩的流別時，歷數《詩經》中的三言仍 至九言等句法，並舉兩漢樂府、古詩承之之例，而後說：

　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 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摯虞此說後來為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所承⁵。姑且不論四言是否為音之正，摯 虞在文類史中注意句法節奏特性與情感的關係。音之正者，宜於含蓄內歛之情，

音之曲折者，宜於奔放之情。由此可見，摯虞在此以文學語文中的音韻為文類史 的主體。彼時的文類概念是指作品中的客觀成素，而文類的成素不只音韻一端而 已。以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文類分類依據來看，首先是以有韻和無韻為據，

而分出詩和史傳為首的兩大類。其次，以有無特定事件為據。在韻文中分出詩、

樂府、辭賦為一類，而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為一類。前者無特定事 件，後者則有客觀的特定事件及場合，而限制了作品的內涵與風格。在無韻文中 分出史傳、論、說、諸子為一類，而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

記為一類。前者無特定事件，後者則有特定事件及場合，而限制了作品的內涵與 風格。至於雜文、諧、讔，則介於有韻和無韻兩大類之間。

　　結合摯虞和劉勰之說，可知文類史是文學史的一種形態，其歷史主體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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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其意與摰虞之說同，

而更詳盡。

品中的客觀成素，包括文學語文的特性和寫作事境。

。　

C 風格文學史

文類中本就含有風格（文體在傳統上有文類與風格二義，為免混淆，故用風 格。）的成素，如曹丕《典論‧論文》就說：「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 詩賦欲麗。」奏議是文類，雅則是風格，奏議適合出之以典雅必須以奏議潛在的 含有典雅的可能性為前提。而東漢末期人倫識鑒的觀人方式以風格為主，移於文 學，自然習於文章風格的體察。二者結合，移於歷史，便容易衍生出以風格為歷 史主體的文學史。其功能在尋繹風格的成素，其目標是對作品的賞會，理解則為 其餘事。風格是對作品整體的賞會，作品不外情緣事生，而藉詞以發，事則有時 因篇幅短，不足以盡容，而以物代之，因此，風格的成素包含了情志、事或物

（題材）、和語文。然而對風格的賞會並不是三者盡入眼底，而是其一特別鮮明 成為意識的焦點，其餘則居於意識的邊緣。所以對風格的描述往往只舉其一端，

而以其他物境風格之類似者為喻。正因如此，對風格的賞會方式是投入其情境，

而不是解析其意義。劉勰《文心雕龍‧通變》即是這種形態的文學史。〈通變〉歷敘 九代文學變遷之後說：

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 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

姑且不論其說是否因尚宏遠而略曲折，劉勰偏向從語文特色而述風格史則甚為 明顯。這又是另一種形態的文學史。

D 文學社會史

誠如前文所述，文學事件賴作品和士人的社會活動，而社會又有文學與非文 學之別，因此，文學史的形態不只以情志為主體，如馬、班所述，不只以文類為 主體，如摯虞所述，也不只以風格為主體，如劉勰所述。若止於此，則士人社會 活動對作品的滲透將闕如，作品情志、風格所以然的外在因素將不得其解。雖然 可以從文學獨立的立場而將文學史主體定於情志、風格，可是人心不可能止於流 連在悲喜和美感而不思出乎其外，尤其對悲喜和美感深有所會者更是如此。既思 出乎其外，自然從悲喜和美感之所由入手，而悲喜和美感所由之明顯者就是士 人的社會活動，其幽隱者則是人心動靜之微。人心動靜之微是道論或宗教之事，

非文學所尚。因此，為了溯悲喜和美感之所由，就有結合作品和社會活動為主體 的文學史。這種形態的文學史見於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劉勰在〈時序〉開首就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

所謂古今情理，就是士人作品與社會活動的交互關係之理，劉勰歸之於「文變染

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由於士人的社會階層處於皇室和庶民之間，為力爭上 游，其社會活動就以朝廷功令、學術、和士人雅會為範圍。如〈時序〉說：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 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 奏；　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這是述及朝廷功令與文學作品的關係。述論雖然闊略，而不免瑕疵，以作品與社 會活動的關係為歷史主體之意則甚明。其餘如敘東漢明帝時期的文學，說明學術 活動與文學的關係，敘東晉時期的文學，則標舉士人雅會玄風與文學作品的關 係⁶，足見這是另一種形態的文學史。

　　劉勰對這種文學史所作的結論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這是環 境影響論，是將文學作品與社會環境結合成複合體。以這個複合體為歷史主體可 以偏向社會活動，也可以偏向文學作品。如果偏向社會活動，將形成文學社會史 而使人們由此反思文學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衝突關係，進而思索平衡 之道。如果偏向文學作品，這文學史將顯露出時代風格，而成為精神發展史之一 例。因為。這種文學史含括一代或歷代各種文類的作品，而各種文類的作品之間 在語文上即使互有滲透，也不易聯結成一文學事件，如果沒有語文之外的一項 成素作為主體來聯結各種文類，將難以構成歷史。而這項成素只能求之於情感、

情操或風格，或三者兼而有之。一旦如此，文學史將顯露出時代風格，文學史將 成為精神發展史之一例，每個時期將在文學上顯出其精神的浮沉。劉勰〈時序〉

所示的文學史是明而未融，它含蘊了文學社會史和精神發展史的可能。

　　　　餘　　論

　　文學史不只是文學知識的累積，更是根據史料，依循歷史的本性，而建構 起來的文學心靈之曲折發展，一如個人生命的曲折發展。不同的是：個人生命有 終了之時，文學史主體則不斷透入每一代人的心中而生生不息。其中，文學心靈 曲折發展之關鍵在文學史家修史之時所居的身份。

　　文學史家修史之時所居的身份不外王朝史官、士人、和現代知識界中的文人 學者。他們是文學史主體的繼承者和超越者。史官固然處於王朝的立場，但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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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及明帝（下文有講文虎觀之句，則明帝應為明章之誤。）疊耀，

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 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劉勰認為東漢明帝、章帝崇尚儒術，因而影響文學。 〈時序〉

又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

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則點出士人玄風對文學的影響。

照士人作品所述與王朝政治的衝突過程，不能不由此興起進退二路。進則堅其忠 耿的德操，退則保其不群的高潔。保其不群的高潔，心中猶有王朝在，猶有透過 王朝政治以利生民之意在，一旦棄此高潔之意，則將高翔遠引，以文學寄其遨 遊天地之心。我國學術傳統源自史官，因此，士人而纂修文學史之時，其歷史主 體的流轉變化往往循此二路，其思想本源則在儒家、道家、和唐代以後的佛教。

　　然而士人纂修文學史之時，也不盡然取此進退二路。隨著知識擴散速度增加 尤其宋代印刷術發明之後，士人人數超過王朝需求而被推擠至政治邊緣者漸多。

他們的生活圈逐漸從政治場景轉移至社會場景，文學心靈所縈繞者，在面對政 治浮沉和王朝興衰之外，增加了社會冷暖和悲歡離合。雖然變化如此，「壓力－

－回應」的模式並沒有改變。前此，壓力來源是王朝政治，對象明確，回應也明 確的取進退二路，而今壓力來源是整個生活世界，其回應之道就超越了政治層 面，而擴及整個生命。由此而立的文學史，其主體直是在生命的奮鬥、沉淪、升 華中流轉變化。

　近代以來，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改變為前古所未有，士人 失去了社會階層上的指涉，文學史轉由文人、學者承擔。可是傳統的文學史主體 並未消失。士人與王朝政治既忠耿又批判的關係轉為知識份子對民族國家或民主 政治既忠愛又抗議的關係。傳統士人面對整個生活世界而在奮鬥、沉淪、升華中 流轉變化，如今成為中產知識份子的心靈面對生活世界而在奮鬥、沉淪、升華中 流轉變化，只是現象更為複雜，要而言之，則是既沉耽於物化之美，甚至以此 為極境，卻又隱然不慊於心，而思有以出之。

　　歷史不只是過去活動的紀錄，猶如回憶不只是品味往昔，文學史不只是積 累過去的文學知識，而是為了認識歷史主體在心靈上的流轉變化，因為每一代 人都必須投入其中，卻又不願淹沒其中。

錄自《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論文集》，2002 年 3 月 1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