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6 月
長淮詩境（南宋篇）—愛國、憂國的意識形態
內山精也
*著
朱剛
**譯
【摘要】
本文旨在通過對南宋一百五十年的淮河詩進行素描，並以抽取出其 特徵為目的。 到了北宋中期，以淮河和淮河流域為題材的詩歌，開始具有了明顯 的新個性，即置位於都市的喧嘩和權謀之對立面，作為促使精神解放的 景物得到正面描寫。然而以靖康之變為界，這一情形發生了巨變，並在 直到元朝統一為止的歷史長河裡，淮河成為了和敵對國家之間的邊境 線，對於南宋詩人們來說，淮河成為迫使他們面對眼前半壁江山的殘酷 現實，常常意識到緊張現實狀態以及屈辱處境的風景。 本文將考察南宋詩人是如何描寫擔負這一新任務的淮河。然而與北 宋不同，南宋時期曾有漂浮淮河之上經歷、曾親眼眺望過淮河流域風景 的詩人的確很少，北宋時期，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曾經在宦游途中往返南*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與綜合科學學術院教授 ** 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北之時漂浮於此河之上，都曾觀望過淮河流域的山水風景。而在另一方 面，南宋的淮河流域因為是軍事防衛前線，因此被派遣到淮河流域各城 市的知事、通判幾乎都是武官和軍事家，因此他們之中沒有人作為詩人 流芳後世。 在此狀況中，只有赴金使節或前往邊境接送金使的文官纔被允許接 近淮河北岸。本文在第三節裡，將通過掃視遣金士大夫的詩歌作品，論 述淮河是如何顯現在他們眼中的，以及其特色。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 們吐露著不同於北宋的那種來自緊張之後的解放感。在第四節裡將考察 曾被派遣迎送金使，並留下了南宋最多淮河詩的楊萬里的淮河詩。楊萬 里與陸游不同，我將考察他的詩歌裡幾乎沒有寫到愛國憂國這一事實到 底意味著什麼。 第五節和第六節將論述非士大夫詩人即江湖詩人如何歌詠淮河。第 五節裡以姜夔、劉過、戴復古三個詩人為例，以他們為何去淮河流域旅 行為中心進行考察。第六節則通過此外的江湖詩人的作品，窺視他們不 同於士大夫詩人的淮河詩的作品特徵。 第七節主要以汪元量、黎廷瑞、尹廷高的作品為中心，論述元朝統 一之後，結束了作為邊塞使命的淮河如何出現在宋末元初詩人視野裡。 淮河是抽象反映南宋社會狀態的一面鏡子，因此，在歌詠淮河的詩 歌裡諸如悲憤、激昂、憂愁、悲哀以及失落、絕望之類的負面情緒都被 沉悶地表現著。即便是經歷了元朝統一，這一在漫長的一百五十年間重 複再生的情感，依然被路過淮河的詩人們不斷回憶表現。 關鍵詞：南宋淮河詩、士大夫與江湖詩人、愛國憂國的意識形態、 使金詩人、楊萬里、姜夔、劉過、戴復古
一、緣起
筆者曾在《長淮詩境—從〈詩經〉到北宋末》1一文中討論了先秦 至北宋的詩歌如何表現淮河，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 自先秦至漢魏淮河幾乎未被視為詩歌題材。 (二) 南朝開始出現描寫淮河的詩歌，但在詩歌史的意義遠沒有淮河 的軍事意義重要。 (三) 淮河成為一個有明確個性的刻畫對象是在唐朝。不過主要被描 寫成偏僻之地，是一個催生旅愁和思鄉情緒的消極空間。 (四) 北宋淮河雖然仍被視作偏僻之地，但以積極態度來描繪的作品 卻增加了。即作為一個區別於都城喧嘩的，脫離了權謀和緊 張，使身心獲得解放清洗的空間被善意地描繪。 (五) 在描寫方式上，唐詩寫淮河的主導傾向是總體抽象式的，北宋 則更傾向於個別具象性的描寫。 這樣，有關淮河的詩篇到了北宋，進入了更為個性化、帶有具體印 象的獨特境地。作為一種風景，淮河山水被安頓在與世俗對立的位置， 為詩人們消解緊張和憂憤。然而從靖康二年（1126）起其功能卻突然改 變了。直至蒙古統一南北的約一個半世紀，它變成了另一種風景，其功 能與北宋正相反，強化了詩人們的緊張感，使他們益發悲憤慷慨。面對 它的南宋詩人無不發出周顗的慨嘆：「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本文聯係具體作品來論述陷入戰爭的淮河是如何被南宋詩人們所歌詠的。 只是原則上，本文將對列舉的作品做一定限制，即將列舉作品限制 在可以判斷作者是親臨淮河岸邊，並親眼目睹淮河風景的作品，或者是1 內山精也，〈長淮詩境—從《詩經》到北宋末〉，宋代詩文研究會《橄 欖》第15 號（2008.3），頁 5-34。另外，本文對詩歌的引用，原則上都根 據《全宋詩》，簡稱為《全》，接著標明卷數、冊數、頁數。
在題材層次上可以判斷為歌詠淮河流域的風土、風俗的作品。因此，即 便作品言及淮河，可是如果在整個作品裏作為素材的淮河的地位不高的 話，不會作為作品例子加以提示。同時，如果作品沒有將地域特定為淮 河流域，而僅僅歌詠廣範圍的淮南風土和淮民，這樣的作品也將被排斥 在本文之外。因此，本文極力通過以淮河作為重要題材的作品，顯示其 與到北宋為止的詩歌之間的異同，探索其變化的軌跡。
二、成為邊塞的淮河
南宋約一百五十年間，淮河成了宋朝與北方政權的軍事邊界線。隔 河對峙的，前一個世紀是金朝，後半個世紀則是蒙古。 宋金間軍事的高度緊張主要有四個時期2： (一) 靖康元年（1125）至紹興十一年（1141）是延綿時間最長的全 面戰爭期。戰爭導致宋金以淮河為界南北對峙，最終締結了「紹 興和議」，宋對金稱臣，贈與巨額歲幣。 (二) 紹興三十一年（1161）至隆興二年（1164）。紹興三十一年九 月，完顏亮開始南攻，十月渡過淮河，但十一月大敗於采石磯， 本人也被叛軍殺害。即位的金世宗希望講和，而孝宗起用張浚 出兵北伐，然而隨即轉入劣勢，而金國內部也不太平，故隆興 二年（1164）再度結成和議，關係改為「叔侄」，歲幣減少。 (三) 開禧二年（1206）四月至十二月。乘金朝被蒙古威脅，韓侂冑 開啟了戰端，但隨即進入劣勢，翌年請求講和，金方得到韓的 首級，纔有了嘉定元年（1208）的和議。關係改為「伯侄」， 歲幣增額。2 關於下述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原則上根據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會編， 《宋代史年表（南宋）》（財團法人東洋文庫刊，1974）的記載，並參考 了馮君實主編，《中國歷史大事年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 粟品孝等，《南宋軍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四) 數年後，金朝受蒙古威脅日甚，轉而奪取江淮間的地域，嘉定 十年（1217）開始南攻，宋軍也勇於迎戰。十二年（1219）， 金軍越過淮河，前鋒到達六合，但被擊退。 端平元年（1234）一月金被蒙古所滅。淮河又成了宋蒙攻防戰的最 前線。 宋蒙的交戰在金亡至宋亡（1279）的約45年間持續擴大。兩淮地區 是南宋最重要的生命線，因而重點配備了兵力。蒙古軍從端平三年 （1236）開始進攻兩淮。翌年十月奪取光州，但屢次被阻，無奈退兵北 還。不過第二年又開始攻擊淮南。南宋則實施了一系列防備舉措，蒙古 也派兵干擾，雙方屢次發生局部戰爭，而南宋則死守兩淮之地。 蒙哥汗即位（1251）後採用先攻取雲南、西藏、越南的三面包圍攻 擊戰略，卻在親征時暴卒。忽必烈在剛登上大汗之位（1260）的數年間 無暇南顧。到咸淳三年（1267）纔開始集中兵力進攻荊楚。德祐二年 （1276）二月蒙古軍俘虜宋恭帝，宋朝已實際滅亡。 綜上所述，淮河流域經歷了四個軍事緊張時期，以三次和議為界。 用西曆表示如下：①1125～1141（約十七年間），②1161～1164（四年 間），③1206（九個月），④1217～1219（三年間）。在宋蒙交戰期間， 淮河流域除1236至1249十四年間斷續地成為戰場外，沒有大規模交戰， 但南宋滅亡前的約三十年間則無疑經常處於臨戰態勢。 總之，淮河一帶在南宋除了因和議而保持一定和平的六十餘年外， 過半時間實際上成了戰場，即邊塞。即便在和平時期也無法解除警戒， 淮河成了一種經常提醒南宋人面對殘酷現實，增強緊張感的風景。 因此，南宋淮河詩的最基本的特徵也是其「邊塞」性。言及南宋邊 塞詩，多數人會首先聯想到陸游的〈關山月〉（《劍南詩稿》卷八）、 〈書憤〉（同卷十七）等代表的愛國詩。假如將其稱為「壯士之悲憤慷 慨型」，南宋的淮河詩中也不時可以看到此類詩歌，的確是其中的一個 基調。但是，南宋的淮河詩並非完全都是由此類詩歌所覆蓋，這一主題
也不是南宋淮河詩所歌詠的主要內容。由此，本文企圖更多地採納這類 詩歌之外的作品，以求更多地展示南宋淮河詩的多樣性。 另外，到了南宋後期，非士大夫的詩人變得活躍起來。為此，本文 力圖將士大夫和非士大夫的兩類詩人在描寫上的異同作為一個切入觀 察的重要視點，並在「三」、「四」兩節裏，考察士大夫的淮河詩，在 「五」、「六」兩節裏考察非士大夫的詩歌，從而由具體的詩歌作品提 煉出兩者作品的不同特色。
三、使金詩人眼裏的淮河
兩淮之地在南宋成為最重要的軍事地帶，特別是瀕臨淮河的壽春、 濠州、盱眙、楚州等最前線一直須保持臨戰態勢。朝廷所派官員也以武 官佔多數，幾乎沒有著名文士。所以實際上幾乎沒有以長駐者的視線描 寫這一帶的作品。士大夫（文官）詩人面對淮河，只有在出使金朝，或 者擔任到國境線上迎送金朝使節團的接伴使、送伴使時才有機會。 宋金互派使者是在和議結成的六十餘年間，具體可分為二期： (一) 紹興十一年（1141）至三十一年（1161）約21年間； (二) 紹興二年（1164）至開禧二年（1206）約42年間。 下文先探討使者眼中的淮河邊塞。 據胡傳志的統計3，使金詩人在旅程中所詠詩現存約250首。代表詩 人有曹勛（1098-1174）、洪适（1117-1184）、姜特立（1125-？）、范 成大（1126-1193）、周煇（1127-？）、樓鑰（1137-1213）、袁說友 （1140-1204）、許及之（？-1209）、虞儔（？-？）等。3 胡傳志，〈論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文學遺產》2003 年第 5 期，頁 72-83。 另外，張高評也有題為〈南宋使金詩與邊塞詩之轉折〉的詳論，見《宋代 文學研究叢刊》（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02）第 8 期，頁 147-192。 後收入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04），頁 309-367。
紹興和議達成後不久使金的曹勛（字公顯，號松隱，陽翟人）有特 殊經歷。靖康之變中他侍從徽宗北行，半途接受密令，逃脫後送給在南 京（河南商邱）的高宗（徽宗之子）。曹勛在傳達秘函的同時提出了營 救徽宗的建議，卻被貶謫。但紹興和議達成後被提拔為報謝副使，再度 赴金。紹興十四年（1144）又任接伴使到淮上迎接送韋太后南歸的金使， 紹興二十九年（1159）又出使金國4。 持節回呈王樞密 （《全》一八八三-33-21084） 去時炎歊極蒸鬱，塵滿籃輿困搖兀。 歸時大嶺雪已飛，易水清漳醒病骨。 三月不親君子儒，一笑且脫蕭何律。 身輕頃刻渡長淮，殊喜眼前無俗物。 上詩是曹勛紹興二十九年赴燕京歸途所作。其他幾次使金時間都是自 冬至春，只有這一年的是六月一日接受敕命，九月五日歸朝，與此詩相符。 「王樞密」指王綸（字德言，建康人），是這次使節團的長官。此詩雖不 是專詠淮河，但對此時的曹勛而言，南渡淮河就意味著回到了文明圈— 擁有許多「君子儒」而無「俗物」，而淮河的界線地位也十分明確。 過淮甸 （《全》一八九三-33-21171） 長淮烟靜是天津，兵裏因循一半分。 尚有舊時鷗與鷺，夕陽歸處記南雲。 曹勛這首七絕不知何時所作，上文所說的三次出使時間都有可能。 淮河從中流被分斷，阻擋了人們交流，而鷗鷺卻能自在交飛。結句稱鷗 鷺在傍晚歸巢之時未忘南雲，回到了宋境。
4 曹勛，《松隱集》卷十七有《接伴書懷》詩，可以證實其接伴使的經歷。 另外，吳河清，〈論曹勛的使金詩〉一文的開頭，有相關的記述。見《文 學遺產》2007 年第 5 期，頁 133-135。
曹勛的二例都是第Ⅰ期內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出，淮河既是安全感 的象徵，也是對殘酷現實的提示，這種兩面性也普遍反映在其他使金詩 人的作品中，故這二例可以看作是和平期間淮河詩的典型。如與前一例 相似的還有乾道九年（1173）春韓元吉（1118-1187，字無咎，號南澗， 信州上饒人）使金歸還時的一首七絕： 初見龜山塔 （《全》二〇九八-38-23690） 煙裏微茫第一山，眼明白塔俯滄灣。 塵埃滿面三千里，一笑相看似夢間‧‧‧‧‧‧‧。 以下兩首則是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的作品，其使金時間難以 確定，也許屬第Ⅱ期。 臨淮望龜山塔 （《全》二四五八-46-28435） 幾共浮圖管送迎，今朝喜見不勝情。 如何抖得紅塵去，且挽清淮濯我纓。 渡淮 （《全》二四五八-46-28435） 照眼清淮笑力微，家人應喜近庭闈。 茲行莫道無勳績，帶得星星白髮歸。 以上三例，特別是前二首，幾乎與北宋中後期的作品沒有差異。北 宋詩人沿汴河而下，來到臨淮，也曾因望見龜山塔或淮山而感知淮河已 近，頓時消除了緊張，如筆者《長淮詩境─從〈詩經〉到北宋末》已 舉出的梅堯臣《初見淮山》、沈遘《淮山》等。 然而，北宋的士大夫誰都可以在宦遊途中望見「東南第一山」，而 南宋只有極少一部分被允許北上的使者能看到。在此意義上，這類詩歌
對於南宋讀者來說無疑成了催生「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感慨的 對象。 雖然與北宋一樣，南宋的淮河風景也具有消除緊張的功能，但實質 大相徑庭。北宋時它促使人們從政治這種極度人為的世界中解放出來， 回歸自然，甚而成為隱逸的誘導。其意義無非是士大夫文化生活中的某 種樣式轉換，從公共領域轉換到私人世界。但在南宋，它卻是解除了生 命危險或者從異文化掙脫出來的象徵，其精神解放的程度與北宋不可同 日而語。因此同樣的抒情，對於南宋使金詩人來說，恐怕就是真情的表 露，與愛國憂國等多數士大夫喜歡表現的壯士之慷慨、憂憤處於對立位置。 至於像曹勛的後一例那樣以淮河提示殘酷現實的寫法，則在楊萬里 詩中最具效果，下節以其作品為中心來檢討。
四、楊萬里與淮河
南宋詩歌四大家中寫作淮河題材最多的就是楊萬里（1127-1206， 字廷秀，吉州吉水人）5。尤袤有《淮民謠》，但不是以淮河或淮河流域 為特定題材。陸游是眾所周知的愛國詩人，但其源泉是他在西部前線南 鄭的體驗，對於淮河則幾乎並未道及。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曾使金， 留下七十二首紀行詩和《攬轡錄》一卷，但與淮河相關的只有第一首〈渡 淮〉，且只是淡然記錄旅程開始的情狀，沒有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楊萬里前往淮上是因為他擔任了接伴使和送伴使。為了「接伴」， 他於淳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前往盱眙，而翌年一月則為了「送伴」 而再度到此。他自身仍處於國內，故與上節討論的使金詩人心態明顯不 同。而在「接伴」時有義務先到達地點等候，所以他面臨淮河的時間也5 關於楊萬里接伴使任上的詩作，有西岡淳，〈接伴使楊萬里的旅程和詩— 《朝天續集》的世界〉，中文研究會《未名》第22 號（2004.3），頁 33-57、 胡傳志，〈論楊萬里接送金使詩〉，《文學遺產》2010 年第 4 期，頁 62-69 等論文。
應該比使金詩人要久。也許正因此，他的淮河詩在量和質上都遠遠超越 使金詩人。如果把以包含洪澤湖至淮陰、楚州間的地區在內的淮河及其 流域的風土為題材的作品都看作「淮河詩」，那麼他的淮河詩有將近四 十首之多，不要說使金詩人，在南宋的所有詩人中也是很突出的。 上節指出的使金詩人的兩種抒情方式中，直率歌詠歸還的喜悅在楊 萬里當然是沒有的，但以淮河提示殘酷的現實卻見於他的好幾首作品， 而且完善度遠為提高。下引的《初入淮河四絕句》（《全》二三○一 -42-26439）就是最為集中凝縮的： 其一 船離洪澤岸頭沙，入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其二 劉岳張韓宣國威，趙張二相築皇基。 長淮咫尺分南北，淚濕秋風欲怨誰。 其三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 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其四 中原父老莫空談，逢著王人訴不堪。 却是歸鴻不能語，一年一度到江南。 第一首抒寫因原來處在朔北的國境線被移動到淮河中流一時難以 接受的心境。第二首的「劉岳張韓」指劉光世、岳飛、張俊、韓世忠四
大將，「趙張二相」指趙鼎和張浚兩位宰相。這兩首可以看作以士大夫 身份直率表達其感慨的作品。 第三、四首則將人事與自然（鷗鷺、鴻）進行對比。第三首的後兩 句發展性地運用了上節引用的曹勛《過淮甸》的意境，似乎已經超越了 對立的現實，訴說著更為普遍的人世困境。 像第一首後兩句那種表達，在他到達盱眙後進一步發展：「白溝舊 在鴻溝外，易水今移淮水前。」（《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其二之頸聯）。 不過，楊萬里的淮河詩中比較直接地涉及宋金關係的毋寧說是少 數。過半作品與時勢並不相關，只是歌詠風土（淮白、冬天的波浪、嚴 寒與降雪）或名勝古跡（龜山、第一山、玻瓈泉）。比如《淮河再雪》 （《全》二三○一-42-26442）： 其一 風打波頭波打船，並來枕底攪清眠。 先生夜起篷窗看，月滿長淮雪滿天。 其二 昨晡日腳盪波紅，今早天花舞鏡中。 雪了又晴晴又雪，海神渾不惜神通。 這二首中完全感受不到他負有迎接敵國使者的任務。下面的《淮河 舟中曉起看雪二首》（《全》二三○一-42-26442）也幾乎可以視為純粹 的詠物詩： 頃刻裝嚴銀世界，中間徧滿玉樓臺。 瓊船撐入玻瓈國，琪樹瑶林不用栽。（其一，後半四句） 梅花腦子撒成雲，明月珠胎屑作塵。 愛水舞來飛就影，怯風斜去却回身。（其二，前半四句）
「梅花腦子」指龍腦香，南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下《志物》裏 有相關記載（楊博文《諸蕃志校釋》一六一頁、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十一月）。龍腦香是由生長在東南亞熱帶雨林的喬木樹脂提取的，此香 看似水晶或冰，因此也被叫做冰片。楊萬里在詩中不時在比喻雪的時候 用「腦子」，尤其在詩〈雪後霜晴，元宵月色特奇〉（全二三○七-42-26524） 裏，接二連三地用類似上面的比喻，如「玻瓈」、「瓊樓」、「梅花」、 「腦子」、「珠胎」等等。第一首對變作了一片銀色世界的淮上之景作 鳥瞰式的白描，第二首則以細緻入微的視線具體而動感地表現雪片。此 時士大夫形象已完全退出，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作為詩人的楊萬里。 這些淮河詩收在楊萬里自編的《朝天續集》，此集為編年體，據此 再次分析其淮河詩可以看到幾個明顯特徵。 (一) 其淮河詩寫作基本集中在「接伴」之際，而寫於「送伴」時的 不滿十首。 (二) 與宋金關係相關的作品很少，而且集中在「接伴」時。 (三) 大部分作品不能感受到宋金間的緊張關係，而且還有與此行任務 無關的作品，如檃括6之作（〈檃括東坡瓶笙詩序〉、〈檃括東 坡觀棋詩引並四言二首〉），歌詠之作（〈薌林五十詠〉）等。 造成第一點特徵的原因比較容易明白，應該跟旅程有關。「接伴」 的時候他必須先到達國境等待，所以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觀察環境。但「送 伴」時，一旦把使者送到，任務便完成了，可以想象他立即踏上歸途， 沒有時間搜索詩材，提煉詩思。 至於第二、第三個特徵，應該更多地考慮與詩人個性相關。早已有 人指出過他的愛國憂國詩很少7。錢鍾書也曾指出其詩人的傾向，比起人
6 關於「檃括」，請參考內山精也，〈兩宋檃括詞考〉，收入《傳媒與真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408-429。 7 清代中葉的光聰諧就有如下論述：「誠齋與放翁同在南宋，其詩絕不感慨 國事，惟《朝天集》中〈入淮河四絕句〉、〈題盱眙東南第一山〉二律、 〈跋丘宗卿使北時詩軸〉少見其意，與放翁大不相侔。」見《有不為齋隨 筆》庚卷，轉引自《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
事國事，他更愛好自然8。那麼這種傾向是怎麼造成的呢？筆者曾另有專 論探討士大夫詩人的表達特徵9，以此為基礎來申述。 楊萬里是南宋中興期士大夫詩人的代表。宋代士大夫以「官— 學—文」三種立場的平衡併存狀態為理想境地，詩歌寫作上也以這三 種視角的適度結合為目標。但三者中以官員視角寫的詩，多表現為對社 會、時政的批判，寫作經常受到言論環境、政治狀況的巨大影響。南宋 士大夫詩人站在官員的立場時，愛國憂國的題材不可缺避。 但換個視角，這也可說是一種超越個人好惡，沒有選擇餘地的被要 求的課題。如筆者曾指出的，愛國憂國詩有一個明確的表達傳統，就是 盡量避免晦澀，以平易簡明的抒情為宗。這也許是因為寫作此類題材 時，預想的讀者不限於士大夫，而是更廣泛的未知讀者。無論如何，可 以說這個題材幾乎已預先決定了要傳達的信息，也要求不要過度發揮技 巧。技巧一旦勝出，真實感情就被損傷，現實意義減低，作為詩人的評 價也降低了。因此此類題材的表達自由度毋寧說是非常狹小的。 在此前提下，保證作品獨特性的最大源泉就是詩人各自的體驗。范 成大有使金的體驗，陸游有置身南鄭前線的體驗，而楊萬里卻一直不曾 擁有可匹敵的體驗機會。范成大使金在乾道六年（1170）45歲時，陸游 奔赴南鄭在乾道八年（1172）48歲時，而楊萬里擔任接送伴使卻在淳熙 十六年（1189）63歲時。不但比范、陸遲了將近二十年，體驗性質也比 他們遠為平緩而有限。而且他獲得這一最初體驗的時候，紹興和議 （1141）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離秦檜之死（1155）也已有三十五年， 且在他之前已經存在了大量的愛國憂國詩篇。 即便如此，他還是以獨自的表達方式詠出了這一題材，但是沒有發 展到「看到一幅畫馬，碰見幾朶鮮花，聽了一聲雁唳，喝幾杯酒，寫幾
頁92。 8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關於楊萬里的解 說，頁162。 9 內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詩歌觀—從「蘇黃」到江湖派〉，宋代詩文 研究會《橄欖》第13 號（2005.12），頁 5-32。
行草書，都會惹起報國仇、雪國恥的心事，血液沸騰起來，而且這股熱 潮「衝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邊界，還泛濫到他的夢境裏去」10的程 度，原因當然首先在於他的詩人個性，其次在於他的體驗性質，以及他 獲得這種體驗的年齡。 把「官—學—文」三者的平衡視為士大夫詩人的理想型態，以 此為基準來比較范、陸、楊三人，范成大是最接近理想型的，陸游距此 稍遠，而楊萬里最遠。楊、陸二人有共同的詩學認識，都具備詩人的敏 銳自覺，創作欲之旺盛也是同時代詩人中非常拔尖的11。但是，聚焦於 詩人的自覺來說，兩人也有質的差異。陸游更多地傾向於留在士大夫詩 人框架之內，而楊萬里身上卻潛藏了從這個框架逸脫出去的傾向，這顯 著地呈現在他們對於愛國憂國題材以及晚唐詩的態度中。 如前所述，愛國憂國題材對於南宋士大夫詩人來說是最具象徵性意 義的重要題材。陸游積極主動地投入此類寫作。而楊萬里就顯得消極被 動，在質和量方面都缺乏重要性。 宋代士大夫詩人對待晚唐詩的態度就像石蕊試紙一樣具有檢測功 能。如筆者曾經論述的12，晚唐詩總體上缺乏大人物式視角，且不重視 運用典故、學識之類。還因為亡國之音的印象而被許多士大夫嫌惡忌避
10 錢鍾書，《宋詩選注》關於陸游的解說，頁 172。 11 陸游與楊萬里關於詩歌有一種共同的認識，即詩的素材不須苦苦尋求，它 會自然地到達作者這裏。詳見淺見洋二，〈論「拾得」詩歌現象以及「詩 本」、「詩材」、「詩料」問題—以楊萬里、陸游為中心〉，宋代詩文 研究會《橄欖》第11 號（2002.12），頁 174-200。關於陸游作為詩人的自 覺，參考小川環樹，〈詩人的自覺—陸游的情況〉，《小川環樹著作集》 第三卷（東京：筑摩書房，頁420-421）以及西岡淳，〈陸游的詩論〉，南 山大學國語國文學會《南山國文論集》第23 號（1999.9），頁 53-68。關於 楊萬里，除了自編詩集、自作序言外，還寫作了詩話，由此不難考察其作 為詩人的自覺。再則，陸游現存詩歌九千首餘，楊萬里也超過四千首，算 得上兩宋期間最為多產的詩人。 12 參考內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詩歌觀─從「蘇黃」到江湖派〉，上揭。
批判13。楊、陸二人雖然都有類似的作品，但陸游在公開場合持批判態 度14。而楊萬里並不憚於明言他對晚唐詩的愛好乃至學習15。 兩方面都表明陸游願意保留於士大夫詩人的框架內，而楊萬里則具 備某種革新性。換言之，這裏呈現了把士大夫詩人的意識形態視為絕對 的陸游和持有更為相對態度的楊萬里之間的對比。而如果要說誰是更為 純粹天真的表達者，那應該是楊萬里。從而可以說，楊萬里淮河詩中少 有愛國憂國之作，是他作為純真的表達者隱在地抵抗士大夫詩人的意識 形態的表現。如果把楊、陸二人死後，四靈、江湖派的流行，即晚唐體 風靡一世的現象考慮在內，那就更容易了解楊、陸兩種類型的哪一類是 佔取時代的先機而引導了時代的。
五、淮河之於江湖詩人─以姜夔、劉過、戴復古為例
前兩節粗略地概觀了南宋士大夫詩人的淮河詩，本節嘗試考慮淮河 對於非士大夫詩人的意義。不難想像，作為風景的淮河也能引起江湖詩 人與士大夫一樣的感興，但是因為淮河流域是在軍事管理之下，即便是 士大夫，如果不擔負使者之類的特別任務，原則上也沒有拜訪的機會， 而布衣詩人就更難了。 果然，從現存資料來看，曾經到達淮上，以淮河為題材的布衣詩人 遠少於士大夫詩人。不過雖然是少數，實際上還是有一些的。 以下兩節將論述非士大夫詩人描寫的淮河。總的說有關詩人的傳記 資料極少，這裏採用的作品大都也無法確認創作時期及其背景，因此下13 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就以「江西派」和「晚唐體」為對立的兩個基 準，據南宋各詩人與這兩個基準的親和性的有無，來描述他們的特徵。 14 關於陸游對晚唐詩既持否定態度，又在創作上與之親近的矛盾，錢鍾書， 《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三十五「放翁與中晚唐人」，頁 125-130、 西岡淳，〈陸游的詩論〉（上揭）都曾論及。 15 參考錢鍾書，《談藝錄》三十五「放翁與中晚唐人」（上揭），以及西岡 淳，〈楊誠齋的詩〉，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1990.10）第 42 冊，頁 93-119。
面我將以姜夔、劉過、戴復古三個詩人為例，相比之下有關他們的傳記 資料雖然少也還算能找到，也比較容易推測他們的有關作品的創作背 景。除此以外的詩人將放在後一節裏進行概括論述。
（一）姜夔的旅程
比如姜夔（1155？-1221？，字堯章，號白石道人，江西鄱陽人） 就曾回想起早年旅遊此地的經歷而創作了下面的詩： 濠梁四無山，坡陁亘長野。 吾披紫茸氈，縱飲面無赭。 自矜意氣豪，敢騎雪中馬。 行行逆風去，初亦略霑灑。 疾風吹大片，忽若亂飄瓦。 側身當其衝，絲鞚袖中把。 重圍萬箭急，馳突更叱咤。 酒力不支吾，數里進一斝。 燎茅烘濕衣，客有見留者。 徘徊望神州，沈歎英雄寡。 此詩吟詠了濠州周邊的淮上體驗，是題為〈昔遊詩〉的十五首中的 第十二首（《全》二七二四-51-32058），作於嘉泰元年（1201）秋47 歲時。不過，題為「昔遊」表明是對年輕時旅程的回顧，據夏承燾的說 法，事在淳熙三年（1176）姜夔22歲時（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301）。如果推定正確，那麼正 好屬於第三節所說和平時期的第Ⅱ期。］ 全詩除末尾四句外，一味描寫冒雪旅行的情狀，並未仔細刻畫國境 地帶。然而，同是對淮上嚴冬的描寫，與前文所揭楊萬里的雪詩卻有明 顯差異。楊詩以詠物手法細緻地描畫出雪景，不含人的活動，而姜詩卻對很久以前的冒險行為作出敘事性的描述，並帶誇張，像「重圍萬箭急， 馳突更叱咤」，幾乎把自己擬作了將軍。當然，引起這種放縱之思的是 邊塞淮河的存在。錢鍾書也曾指出，此詩的筆致與陸游回顧南鄭時代的 一系列作品以及辛棄疾的部分詞作相當近似。不過最後也批評道：「他 雖然『沈歎英雄寡』，到底缺乏他們兩人（指陸游、辛棄疾）的志事和 抱負。」（《宋詩選注》）此話當然不錯，但若考慮到姜夔終生不過是 布衣詩人，那麼毋寧說這種浪漫主義正是他與士大夫相異的所在。
（二）劉過的淮河詩
與姜夔同時代的布衣詩人劉過（1154-1206，字改之，號龍洲道人， 吉州太和人）也留下了以淮上之旅為題材的古詩： 盱眙行 （《全》二六九九-51-31808） 車徐行，馬緩馳，天寒游子來盱眙。 功名邂逅未可知，生身畢竟要何為。 既不起草黃金閨，又不侍宴白玉墀。 何不夜投將軍飛，勸上征伐鞭四夷。 滄海可填山可移，男兒志氣當如斯。 安能生死困毛錐，八韻作賦五字詩。 金牌郎君黃頭兒，有眼不忍重見之。 志大才踈浩無期，逢人舉似人笑嬉。 謂為癡人未必癡，喚作奇士何能奇。 根據劉宗彬《劉過年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 版社，2003］第11冊所收），劉過經八公山而至盱眙是在淳熙十三年 （1186）33歲時。屬於和平時期的第Ⅱ期。但是詩中除了開頭三句描寫 盱眙或淮上的風景外，後面全是懷抱壯志而無處發揮這種為江湖詩人共 同的煩悶，似乎他的盱眙（＝淮上）之旅本身就是為了表露胸中的壯志。（三）戴復古與淮河
江湖詩人中淮河詩最多的是戴復古（1167-1247？，字式之，黃巖 人），數量在十首以上。他也曾旅行淮上。不過並不像姜夔、劉過那樣 抒情激昂。 淮上寄趙茂實 （《全》二八一七-54-33551） 渺渺長淮路，秋風落木悲。 乾坤限南北，胡虜迭興衰。 志士言機會，中原入夢思。 江湖好山色，都在夕陽時。 現在無法確定他寫作淮河詩的準確時間，恐怕他旅行淮上還不止一 回。不過上面這首卻有一絲線索可尋。 此詩的寄贈對象「趙茂實」指趙汝騰（？-1261），寶慶二年（1226） 進士，紹定二年（1229）三月為其族兄趙汝讜（？-1223）編選的《石 屏小集》作序16。此集是從嘉定十四年（1221）戴復古送給趙汝讜的詩 稿中選了一百三十首而成的17。趙汝讜死於任上，在無法勝任此事時請 族中的俊秀趙汝騰執筆作序。紹定五年（1232）夏趙汝騰又應戴復古的 請求編選了《續集》18。戴復古詩集中寄贈趙汝騰的詩中稱對方為「大 著」即著作郎19，或「永嘉太守」即溫州知州20，不用說是寶慶二年以後 的事。現在難以斷定趙汝騰進士及第前兩人是否交往，但可能性甚低。 這樣，認為上詩作於紹定二年以後是比較妥當的，此時戴復古請求對方16 趙汝騰，〈石屏詩集序〉，收入金芝山，《戴復古詩集》（杭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1992），附錄二「序跋」。 17 詳見〈戴復古自書〉其一，《戴復古詩集》附錄二「序跋」（上揭）。 18 詳見〈戴復古自書〉其二，同前註。 19 戴復古，〈寄趙茂實大著二首〉（《全》二八一四-54-33494）。 20 戴復古，〈寄永嘉太守趙茂實〉二首（《全》二八一六-54-33522）。
編選自己的詩集，二人已有親密的交往。按此思路探尋戴復古紹定二年 以後的行跡，可以確定他接近淮河的機會是在嘉熙元年（1237）到揚州 拜訪趙葵（1186-1266）時21。此時他接受了趙葵的「買山錢」，還提出 了刊行詩集的請求。如果上詩是在此前後寄出，那就可以這樣推測：他 寫信向曾經為編選自己詩集盡力的「趙茂實」報告出版已有可能，同時 附寄近作，即此詩。不過此年戴復古已是七十一歲高齡了。 第四句的「迭興衰」也許是指蒙古的勃興和金的衰落。考慮到蒙古 滅金在端平元年（1234）一月，如果此詩為嘉熙元年之作，就可以更确 定為金的滅亡和蒙古的強盛。尾聯與李商隱〈樂遊原〉的「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相仿佛，如果此時戴復古真的意識到李商隱的詩，那麼不 但是金的滅亡，或許祖國已行近黃昏的命運他也已感覺到了。 淮上春日 （《全》二八一四-54-33479） 邊寒客衣薄，漸喜暖風回。 社後未聞燕，春深方見梅。 壯懷頻撫劍，孤憤強銜盃。 北望山河語，天時不再來。 頻酌淮河水 （《全》二八一三-54-33467） 有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 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 春風吹綠波，鬱鬱中原氣。 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21 戴復古，〈見淮東制帥趙南仲侍郎，相待厚甚，特送買山錢，又欲刊石屏 詩，置于揚州郡齋，話別敘謝〉（《全》二八一八-54-33566）。
這兩首的季節都是春天，也許是同時之作。〈淮上春日〉的後兩聯 提及了「壯懷」和「孤憤」，與前揭姜夔、劉過，乃至陸游、辛棄疾的 剛強之情相似，末尾卻吐露了近於絕望心情，比上述幾位的抒情更多了 一層曲折。如果其背景是開禧北伐失敗後不久，那麼可以說這是大多數 人共有的心情了。 下面的七絕是他登上盱眙的「第一山」遠望北方大地的作品。 盱眙北望（《全》二八一九-54-33596） 北望茫茫渺渺間，鳥飛不盡又飛還。 難禁滿目中原淚，莫上都梁第一山。 這「第一山」也是赴金使者到達盱眙時必然登臨的。站在與使金詩 人相同的地方，戴復古當然也抒發了相似的感慨，但應該考慮到的是， 與使者們登上此山的和平時期相比，在北伐失敗以後的戴復古時代，恢 復失地的希望更為渺茫了。這或者便是「滿目」眼淚的最大原因。
（四）江湖詩人何故走向淮河
無論姜夔、劉過還是戴復古都是布衣詩人，卻都來到了淮上，這是 為什麼呢？ 首先須確認三人共同的行動模式22。他們都在二三十歲以後屢次長 期出遊。在旅程之前，恐怕他們也曾勤於舉業。比如劉過三十一歲和三 十四歲時曾應科舉，姜夔也在四十五歲時獻上了〈聖宋鐃歌鼓吹曲〉獲 得免解而參加禮部試，但都落第了。而戴復古二三十歲時的足跡幾乎無 從考察，但應該也不例外。22 關於三人的行跡，分別參考以下的資料：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附錄「行實考」之「繫年」；馬維新， 〈姜白石先生年譜〉；劉宗彬，〈劉過年表〉（以上兩種年譜見吳洪澤、 尹波編，《宋人年譜叢刊》第11 冊）；劉麗玲，《戴復古年譜》（成都： 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 4 月）。
然而，在三四十歲前後，這三人似乎都斷了科舉及第的念頭，轉而 尋求另一種途徑維持生計，就是在諸州縣遊歷，與大小官僚交往，利用 人脈謀求幕僚職位。即所謂「江湖謁客」。 至於為什麼要走向淮上？首先能夠想到的是干謁。兩淮之地既然局 勢緊張，各州軍的長官須能隨機應變，故應擁有比其它州郡長官更大的 自主權。那麼，面謁兩淮重鎮，獲取一紙「闊匾」即介紹信，就更有可 能謀得一個職位，或得到金錢的援助。著名事例有宋自遜一謁賈似道， 便獲得「楮幣二十萬緡」，造起了「華居」的軼事23。賈似道曾於淳祐 十年至開慶元年擔任淮東和兩淮制置使，此事也許發生在他被召回擔任 宰相以後，但正如「兩淮制置使─宰執」這一升進途徑所示，兩淮宣 撫、制置使在當時無疑被視為要職中的要職，故江湖謁客通過面謁而尋 求希望就是相當自然的。實際上，戴復古晚年也通過拜訪淮東制置使趙 葵而獲得了「買山錢」以及援助出版詩集的許諾。趙葵於紹定六年（1233） 年末離任，直至淳祐二年（1242）二月以同知樞密院事召還，約有八年 時間帶著權兵部尚書的官名任職於揚州。如此異常長期的任職，在南宋 晚期的前線地域幾乎已成普遍現象，可以確認他們擁有特別的權限，而 趙葵能給戴復古這麼大的援助，應該也是在種背景下發生的。儘管如 此，江湖詩人若以出仕做官為淮上之行的第一目標，那麼包括戴復古在 內，其願望並未實現。 當然他們的旅行也不是完全徒勞的。因為站在國境線上遠望「敵國」 在當時不是誰都能體驗的。特別是士大夫詩人，除了以使者的特殊身份 北上以外，大多數人連涉足兩淮之地也很困難。因此無論三人的真正動 機何在，結果是他們獲得了通常士大夫難以獲得的體驗。以此為基礎的 詩歌是同時代一般士大夫詩人寫不出的作品。
23 關於「闊匾」和宋自遜的軼事，見元・方回，《瀛奎律髓》，《瀛奎律髓 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冊中，卷二○「梅花類」下戴復 古《寄尋梅》詩的評語，頁840。
也就是說，淮上之旅的體驗可以實際提高身價，使江湖詩人的存在 感放大。當然現在難以了解他們本人是否真有如此冷靜的計算，但如上 所論，愛國憂國主題已成為南宋淮河詩的普遍基調，作品要突出其特殊 性須依靠詩人的個人體驗，就此而言，淮上之旅意味著他們的淮河詩已 具備不同尋常的特殊性。
六、江湖詩人的淮河詩
以上三人之外，其他江湖詩人的淮河詩分量就更輕了，下面考察幾 篇較有特色的作品。 首先來看趙崇嶓（1198-1255，字漢宗，號白雲山人）的一首七絕： 淮河水 （《全》三一七一-60-38079） 秋風淮水白蒼茫，中有英雄淚幾行。 流到海門流不去，會隨潮汐過錢塘。 此詩令我們聯想到上引戴復古〈頻酌淮河水〉末尾的「莫向北岸汲， 中有英雄淚」兩句，而意象上有所發展，那「英雄淚」流到海門，又跟 隨潮水被運到了首都臨安。詩句似乎暗用了伍子胥的傳說，其屍體被裝 入鴟夷皮袋拋入江中，靈魂化作了潮神，引起每年的浙江潮。如此則此 「英雄淚」所包含的感情不是憤怒就是悲傷了。 下面的七絕是釋斯植（？-？，字建中，號芳庭）的作品： 淮邊柳 （《全》三三○一-63-39336） 寂寞淮邊柳，春來自舞腰。 恨生爭戰地，不得近官橋。此詩以淮河之畔的柳樹與「官橋」附近的柳樹相對比。同是柳樹， 前者因為生長在「爭戰地」，便與人流不息的「官橋」相異，得不到遊 客的光顧。「淮邊柳」的「寂寞」獲得凸現。 以上兩首都依靠作者的機智來構成全篇，前者將「英雄淚」與浙江 潮的意象連接起來，成為此詩的關鍵，後者則將柳樹擬人化，通過對比 來顯示作者的創意。 然而如上所述，南宋的淮河也是民族悲痛的象徵，以此為素材來寫 詩，對於作者的構思有甚大抑制。所以即便每一首都蘊含了真情實感， 但多數偏於直率，不是悲憤慷慨，就是哀傷痛切，在表達技巧方面毋寧 說是類型化的，缺乏多樣性。當然，一味追求新奇的表達也有相當的危 險，可能給作品帶來與素材不合的輕薄感。也許就是出於這種顧慮，士 大夫詩人寧願放棄新奇感而選擇穩健保守。 但另一方面，以上二例卻顯示出，即便是寫淮河這樣敏感的素材， 江湖詩人還是比士大夫們更傾向於自由的構想。其原因無非是社會地位 帶來的表達自由。下引釋文珦（1210-？，字叔向，號潛山老僧，於潛 人）的詩也透露了這種特徵： 寄淮頭家兄 （《全》三三二○-63-39583） 君向淮堧去，相思夢不安。 兵戈猶未定，道路自應難。 曠野人煙少，荒城鬼燐寒。 故園松菊在，何必戀微官。 文珦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僧侶身份，擔心遠赴淮上的兄弟而勸他辭官 歸鄉。若換成士大夫詩人，即便在相同的處境下，恐怕也不能寫這樣的 詩。由此可以把這種寫法視為江湖詩人特有的。
下面一首是高翥（1170-1241，字九萬，號菊澗，餘姚人）的七絕， 如果詩中所寫的內容基於作者本人的見聞，那麼這是只有身臨其境的人 才可能寫的： 行淮 （《全》二八五八-55-34129） 老翁八十鬢如絲，手縛黃蘆作短籬。 勸客莫嗔無凳坐，去年今日是流移。 戴復古也有五律〈望花山張老家〉、七絕〈淮村兵後〉等類似的作 品。這些作品的共同點在於都從庶民的視角詳備地描寫了現地的窮狀。 士大夫詩人很少有這樣的作品，故可視為江湖詩人特有的。 當然，江湖詩人也不是專寫上述那樣與士大夫詩人相異的詩，下面 的二例都可看作典型的邊塞詩： 朱繼芳（1208？-？，字季實，號靜佳，建安人） 淮客 （《全》三二七九-62-39075） 長淮萬里秋風客，獨上高樓望秋色。 說與南人未必聽，神州只在闌干北。 武衍（？-？，字朝宗，號適安，開封人） 京口策應戍將歸營 （《全》三二六九-62-38975） 老矣猶征調，新從淮上歸。 盡知邊境事，曾解壽春圍。 腥血封刀匣，黃沙漬鐵衣。 奏功均得賞，沽酒醉斜暉。 朱繼芳的七絕用了入聲韻。一般認為入聲表示孤寂抑鬱、悲壯激 憤，也許作者有意借此抑制了七絕詩體本身的輕快感。《唐宋千家聯珠
詩格》卷六「用說與字格」列舉了陳師道等四篇作品，都以「說與」二 字為第三句的開頭。這樣，用北宋後期才出現的新句法使語氣一轉，「對 南方人說了，他們也不願聽，但欄杆的北面確實就是神州（中原）呀」， 臨場感被提高了。而武衍的五律風格承接唐代邊塞詩的譜系，但與唐詩 經常虛構此類情節不同，特徵在於突出了實錄性質。
七、邊塞的消失
無論士大夫還是布衣，其自由來往淮河流域被戰爭所阻，淮河變成 了特殊的軍事地域，除了極有限的一部分外，詩人們不能訪問其地。因 此，南宋賦予淮河詩的新特徵不妨說凝縮於「邊塞」這一點。那麼等到 南宋被蒙古所滅，中國再度一統時，對淮河的描寫能否回到北宋以前呢？ 歷史上以1279年二月陸秀夫抱幼帝自殺為南宋的滅亡，但實際上三 年前，蒙古兵逼近臨安，迫降全太后，南宋事實上已滅亡了，因此，淮 河作為邊塞的功能也在此時消失。淮河流域的山河一旦回到統一的時 代，便再度呈現出緩和的表情。 對失去邊塞意義不久的淮河加以吟詠的是汪元量（？-？，字大有， 號水雲，錢塘人），滅亡前夕他在宮廷裏擔任琴師，在宮廷迎接了投降 的時刻，然後跟皇太后與宮女一起被帶往大都。其七絕組詩〈湖州歌九 十八首〉（《全》三六六八-70-44029）明確記錄了行程的一部分，下文 引用他經過淮河流域時所作的有特徵的幾首： 其三十二 蘆荻颼颼風亂吹，戰場白骨暴沙泥。 淮南兵後人煙絕，新鬼啾啾舊鬼啼。嚴格地說，此詩所詠的是到達淮河前的淮南東路的情狀。結句繼承 了杜甫〈兵車行〉末尾的寫法，但這裏的「新鬼」、「舊鬼」恐怕分指 抗蒙、抗金戰爭中死去的兵士亡靈。無論如何，在此時詩人眼裏，淮南 一帶地區確實映現為陰慘的戰場。 下面這首描寫了隨行宮女的情狀： 其三十七 宮人清夜按搖琴，不識明妃出塞心。 十八拍中無限恨，轉絃又奏廣陵音。 「十八拍」指的是傳為蔡琰所作的琴曲〈胡笳十八拍〉。據說其嫁 為南匈奴左賢王之妾，感蘆笛之音而作。「廣陵」即嵇康在刑場演奏的 〈廣陵散〉。這些當然都與宮中琴師的身份相關，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句 把渡淮北上的南宋宮女與王昭君的出塞聯係在一起，說明當時汪元量的 意識中仍把淮河當作邊塞。 其四十四 篷窗倚坐酒微酣，淮水無波似蔚藍。 雙櫓咿啞搖不住，望中猶自是江南。 船在寧靜的淮河上行駛，微醉中一直聽著單調的櫓音，眼前的景色 被錯覺為江南。妙處在於，因為微醉和靜寂，忽然忘記了現實，對初次 看到的景色產生了似曾相識的錯覺。不過，比起北方大地，淮河的景色 本來就與江南或南方的景色更接近。正因此，北宋時出身南方的詩人們 沿著運河南下時，一到淮河流域便消除了緊張。然而此詩的特點卻在於 無視這種相似性。在詩人意識中淮河依然是國境線，渡淮北上無疑便是 出塞。一百五十年分裂的歷史刻在南宋人心上的「淮河＝邊塞」的認識 曾經達到何等強固的程度，被汪元量的詩句彷彿不經意地證明了。
汪詩作於南宋向蒙古投降後不久，先入之見不能與眼前的現實吻合 也許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那麼元初詩人們情形又如何呢？ 最後通過尹廷高（？-？，字仲明，號六峰，處州遂昌人）的兩首 作品來考察上述問題。尹的經歷不明，但無疑是元朝前期的「南人」。 高郵道中 浩蕩乾坤幸止戈，甲兵不見見漁蓑。 土墻茅屋安淮俗，柳港蘆灣接泗河。 古堞平來春草合，荒田耕徧夕陽多。 長淮咫尺中原近，願借南風吹白波。 渡淮 濱河廢壘草離離，尺寸紛爭彼一時。 着眼道旁看覆轍，平心局外說殘棊。 中流白浪搖詩夢，古塞黃雲付牧兒。 身老太平無事日，扁舟萬里鬢絲絲。 這二首描寫的都是恢復了和平的淮甸、淮上。大自然覆蓋了戰爭的 遺跡，曾經鮮活的記憶隨之風化。雖然難以確定寫作時期，但據顧嗣立 《元詩選》（初集卷一一）小傳，尹廷高在宋亡後流浪了二十年，終於 歸鄉擔任了教官，任滿以後去了大都。那麼這二首很可能寫於去大都的 途中。果真如此，則他所詠的已是宋亡二十幾年後的淮河了。 尹詩中的淮河流域已經回到了南宋之前的偏僻之地的印象，不過， 兩詩的情調也明確地顯示出與南渡以前的相同。在長達一個半世紀中擔 當了國境線的功能，不但屢屢化作戰場，最後還被異民族政權所吞併， 如此負面的記憶為淮河詩的歷史刻上了新的印痕。尹廷高以懷古詩的手 法歌詠一統時代的淮河，將這一點凸現出來。
這樣，伴隨宋室南渡而開始的淮河詩史的新發展飽含了悲憤和慷 慨、曲折與絕望等鬱然的感情，又隨蒙古的統一而畫上了句號，終於成 為時時會當作「懷古」對象的苦澀記憶。
The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 Patriotic Sentiment of Poets
Uchiyama Seiya* Translated by Gang Zhu**
Abstract
The Huaihe river has inspired poets for many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1127),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D1127–1279), and the Yuan Dynasty (AD 1271–1368). The poetry of Huaihe river was, however, changed dramatically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In this essay, I discuss the reasons why this happened from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oints of view. My opinion is that the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made from the patriotic sentiment of poets.
The early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often described as a favorite object of scenery that liberates the spirit of poets from the bustle and wiles of the city. However,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invaded by the Jin Dynasty in 1127 (the conflict of Jingkang) and forced to lose its northern territory beyond the Huaihe river. Since then and until the unific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Huaihe river had been just a military border that not only protected against hostile neighbors but also sorrowfully separated their own country into halves. Thus, the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ecame a symbolic object of scenery that continually forced poets to feel tension and humiliation.
* Professor,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Integrated Arts and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also affected by the professional mentality of so-called poet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ny bureaucrats traveling north or south across the Huaihe river on duty must have played on a boat in this great river and enjoyed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of surrounding mountains. Thus, the poetry of Huaihe river made by such beurocratic poets must be glorious, spectacular, gorgeous and relieving.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however, reflecting its military tension, only professional soldiers or military officers could visit there as local governors, none of whom was recognized as a poet by later generations. For these people, the Huaihe river was just a military object but not a favorite object of scenery. In such circumstances, only civil officers who sent off or met an envoi for or from Jin in the border could cross the river and approach the north shore.
In Chapter 3, I introduce some examples of bureaucratic poets who came to visit Jin and summarize how they feel the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I noticed that these poets are free from the tension and always feel relaxed, but have a different sense of freedom from that felt by poets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In Chapter 4, I introduce Yang Wanli, an envoi attendant who crea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ems on the Huaihe river, and discuss why he did not compose poems on the devotion to his country or patriotism, which were typically seen with Lu You.
In Chapters 5 and 6, I discuss how civilian poets (or non-bureaucratic poets) composed the poems on the Huaihe river. In Chapter 5, I consider three poets, Jiang Kui, Liu Guo, and Dai Fugu, and discuss why they went on a journey to the Huaihe River. In Chapter 6, I discuss the poems composed by other civilian poets, which were distinct from those made by bureaucratic poets.
In Chapter 7, I mainly discuss the poetry of Huaihe river in the late Son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introducing the poems by Wang Yuanling, Li Tingrui and Yin Tinggao, because the role of the Huaihe river
as a frontier fort was terminated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Huaihe river may be considered as a mirror that most symbolically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oetry of Huaihe river in this era includes negative feelings such as resentment, excitement, grief, sorrow and resignation. All such emotions were repeatedly composed as poems throughout the 150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urthermore, similar poetry was often conveyed to poets who crossed the Huaihe river even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The poetry of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reaucratic poets and non-bureaucratic poets, patriotic sentiment, legate poets for Jin, Yang Wanli, Jiang Kui, Liu Guo, Dai Fug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