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山與前哨

(1)

後山與前哨：東部和離島書寫

范銘如

國立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email protected]

摘要

地方書寫是 90 年代中期以來台灣文學的潮流之一。繼南部作家發展出類似的敘事模式後，東部和離島作家也隱然形構某些地方敘事的特徵。書寫這些地方的小說不約而同大都著重於土地環境的描寫。第一種主題是批判、抗議性的，對於人對環境或環境對人造成的苦難，第二種對於邊緣位置的原由及現象雖不乏批評的意味，對本身保有的地方性卻有更正面的表述，積極摸索建構出邊陲詩學。不管是前者還是後者，由於都是扣合著土地上衍伸出的故事或人物，地誌書寫的特質鮮明，在類似的敘事模式中既形成區域文學的雛型又能再現各自的地方景觀。東部離島建構中的邊陲詩學為當前的台灣地方書寫提供了觀摩的範本。關鍵字：地方、空間、地誌 ◎ 收稿日期︰2009 年 9 月 21 日；審查通過日期︰2009 年 12 月 11 日。

(2)

一、前言

90 年代中期以來，台灣小說裏地方色彩的比重逐漸加深，地方甚至取代人物和事件躍升為小說的主題。南部縣市在作家和地方政府的努力下最先啟動書寫地方的實驗，也最早形成類似的敘事模式，隱然形構出某種區域文學的特徵。緊臨其後形成而且有後來居上態勢的又一文學區塊是東部和離島，地理範圍包括基隆、宜蘭、花蓮、台東、綠島、蘭嶼、澎湖、金門、馬祖等縣市。這個區域除了地理位置相鄰的基隆暨中央山脈以東的縣市，還有分散於台灣本島外圍東西的大小島嶼，自然和人文景觀殊異，原本似乎難以歸屬在同一區塊中。若就開發史的角度來看，相較於西部平原在漢人移民的密集開墾和現代化建設下長期累積的權力中心位置，這些版塊（基隆除外）都屬於低度開發、分享到的資源較少的地方。有的位居後山，有的位居前哨，皆是政經核心的邊緣地理。自然環境的條件帶給東部離島地區艱辛困頓，卻也留給居民一塊生態保育的樂園以及淳樸傳統的人文生活。或許緣由相似的地理條件以及歷史發展，文學版圖中的東部和離島才會形成文化地理學者騷爾（Carl Sauer）定義裏「物質與文化形式的獨特組合而形成的地區。」（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玲、方淑惠譯，2003：22）這個綜合有機的文化區不盡然與實物區域完全一致，能夠視為整體觀察並且對照具有不同地景的其他區域。從個人的實際閱讀中觀察，當代東部離島形成的文學地景和敘述模式與南部地誌的偏重確然有所區隔。書寫這些地方的小說不約而同大都著重於土地環境的描寫。第一種主題是批判、抗議性的，對於人對環境或環境對人造成的苦難，第二種對於邊緣位置的原由及現象雖不乏批評的意味，對本身保有的地方性卻有更正面的表述，積極摸索建構出邊陲詩學。不管是前者還是後者，由於都是扣合著土地上衍伸出的故事或人物，地誌書寫的特質鮮明，在類似的敘事模式中既形成區域文學的雛型又能再現各自的地方景觀。東部離島建構中的邊陲詩學為當前的台灣地方書寫提供了觀摩的範本。

二、受苦的土地與住民

地理是每個人實存的立足根據，諷刺的是，我們對地理的了解更多仰仗的常是文本裏的一連串敘述和象徵性表徵。真實的地理空間如何在象徵體系中被詮釋、再現和比喻，體現了權力在空間性中的運作或遮蔽，連帶左右了我們對地理及其權力關係的認識與想像。台灣文學裏對台灣地景的描述不僅跟文學傳統的美學偏重有關，跟島上主導勢力如何看待這塊土地的態度政策亦有直接或間接的關聯。

(3)

在寫實派的小說中，做為故事發生的地點，台灣不同的城鎮鄉村當然出現在不同年代的作品中。可惜除了極少數的例外，這些地點往往只是模糊的背景、輕描淡寫地帶過，甚至在美學或現實因素的考量下變形轉換。整體看來小說對於台灣地理空間的描述比重不高，辨識度亦不夠清晰。60、70 年代的鄉土小說開始對台灣地景有較為密集翔實的描繪。大量的鄉村景觀與日常風俗民情首度出現在戰後文本裏，熟悉的文化環境置入陌生的文學語彙中，新穎而衝突的張力迅速吸引了眾多讀者的注意，進而觸動了空間政治的敏感神經。鄉土文學論戰的前因後果及功過得失 30 年來爭議猶未歇止。還原一切論辯的起點，或許我們可以歸因，恰是文學地景的頻繁再現促使本土文化顯影，成為不再能夠逃避忽視的現實。透過一幕幕鄉土景致，台灣的社會困境和未來走向有了可茲思考的焦點。鄉土文學最具代表性的兩位作家，黃春明和王禎和，分別出生於宜蘭和花蓮，故鄉的風土人物當是他們小說創作的藍圖。若再加上出道稍晚，以基隆八斗子漁港為背景創作的王拓，可以說基宜花的風景在 70 年代鄉土文學時期中早已留下典範性的烙印。基宜花，就如同時期文本裏再現的其他縣市，美好光明的面向呈現出台灣鄉村的傳統生活習俗、素樸詩意的景觀和率直敦厚的人情，另一個面向卻是在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對比下的貧窮破敗，貧困土地上缺乏生產資本與現代知識技能的基層百姓求溫飽而不可得。傳統美好的一體兩面竟是落後潦倒，已足以誘導讀者探問困境之所由來了。更諷刺的是，在這樣窮無立錐之地的土地上，還有一堆豺狼虎豹的地主、小商人、外來的（美日）企業和文化勢力，想從自然環境和勞苦大眾的身上再壓榨出一些油水。原本已為生存掙扎的小人物在希望的幻覺下甚至不惜丑態畢露，獻祭剩餘的一丁點尊嚴。美好而被剝削扭曲的土地與居民，大體而言是整個鄉土文學時期再現的台灣景觀。 70 年代鄉土文學的重點，不論從書寫或閱讀的角度，都是放眼整體性的台灣鄉土狀況，跟 90 年代以後興起的地方學或地方書寫凸顯各區差異性、獨特性的企圖不同。彼時文本描繪的地點雖是基宜花，卻是雲嘉南鄉村的同義詞，都是台灣社會問題的縮影。雖然他們的小說都隱約流露出，對於以台北為主的資本主義商業經濟和西方文化教育侵蝕威脅到了當地人民的生活及在地認同的焦慮，地方意識仍是附屬在台灣意識的大傘之下。倘若就嚴格的地誌書寫的標準審視，在黃春明、王禎和、王拓三位名家筆下的宜花基辨識度猶未鮮明，難以呈現該地特殊的自然或人文景觀及其沿革。1他們對美好而被扭曲剝削的土地與人民的關切卻一直保留到當代的東部離島書寫中成為主要的文學基調之一。相形之下，同樣沿襲鄉土文學傳統的當代南部書寫已偏離此一母題，轉向區域與歷史關係的敘述 1 此處談論的小說包括王禎和的《鬼‧北風‧人》、《夏日》、《伊會唸》、《咒》、《寂寞紅》、《香格里拉》、《玫瑰玫瑰我愛你》，黃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莎喲娜啦‧再見》、《城仔落車》和王拓的《金水嬸》，等直接表明小說地點的作品。

(4)

模式。2 吳鈞堯在以金門書寫的研究論文中指出，金門的地理位置促使了金門的依附與阻斷，前者造成對台灣的依賴嚮往而後者妨礙當地民生經濟和文化的自由多邊發展，長期以往導致地方人口文化的流失和地方歷史身分的輕視。（吳鈞堯， 2008：25-32）雖然吳鈞堯是以台灣和金門當做對照組提出的觀察，但類似的依附與阻斷現象與結果其實亦見於花東以及其他離島。在不同的歷史年代、因著不同的理由，花蓮台東和各離島都依其特殊的地理位置而被中國大陸、日本或台灣西部的統治勢力決定其移民、經濟和政治生態。執政者以其統治上的需求規範打造這些偏遠地區，漠視當地的人文與區域特性，長期以來導致土地和住民被錯置。東部和離島書寫的作家們不約而同都檢討了問題所在，有的承繼鄉土文學前輩的思考路徑，有的則再加入族群和地理環境的探索。廖鴻基（2000）的《山海小城》可以視為 70 年代鄉土文學的嫡傳。在這本短篇小說集裏，官商勾結的開發工程，逐步毀壞花蓮的優美生態，以不需要的建設規劃強制河川改道、打亂原本人與動物、地理環境的和諧互動。3為了搶奪地方資源，選戰時宣傳車的擴音器毫不遲疑地劃破街坊的寧靜，灑下污染山海景觀的政治文宣。4相較於原本喜愛來花蓮棲息卻被人為因素趕走的候鳥，當地的少男少女卻像候鳥飛往熱鬧繁榮的台北，短暫逃離這古井般封閉的小世界。這些社會批評的子題基本上不離前輩作家們的範疇，但我們也可以看出廖鴻基對土地生態的重視以及對花蓮地方身分的焦慮遠甚於前人。作家一方面珍視天然的山水資源，另一方面又感慨於自然環境對人文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對於開發與保留、地理與文化間如何平衡的矛盾心情在〈距離〉一文裏表露無遺：山危、海深，溪谷深劈，溪水暴漲暴落經常穿湍流齁齁。小城北郊，大斷崖氣勢撐天；稍南，海灣鼻岬地勢錯綜……天成的地勢險阻瑣碎了小城的空間和小城居民彼此間的關係距離。…… 儘管時光飛快流轉大時代的腳步是好是壞總是在踏步前行，小城化外之地猶原沉凝深睡。雖說有山有海水份充足，長期翻山越與繁華城市長距離隔閡，漸漸疏遠，小城已經睡成沙漠。有人形容說是政治沙漠、說是文化沙漠、產業沙漠…… 總是山海小城工商資源有限，小城空有萬千氣勢，颳不動的是山壁懸崖……居民生活其間不過如草屑紛飛盤旋……空有風光天成，小城實在是留不住人。（廖鴻基，2000：134-135） 2 關於南部書寫的敘事特色以及何謂地誌學的定義，拙作〈當代台灣小說的「南部」書〉寫已有詳論，本篇不再贅述，參見《文學地理》。（范銘如，2008：213-250﹚ 3 廖鴻基（2000），〈傷口〉、〈秋冬〉，《山海小城》。 4 廖鴻基（2000），〈燃燒〉，《山海小城》。

(5)

基於恨鐵不成鋼的心情，《山海小城》裏的花蓮主要是以負面的面貌來呈現。它的人文、自然生態以及兩者的互動關係都顯示出急需改善的空間。廖鴻基選擇以批評的口吻、社會揭發的敘述來激發對於地方定位的討論。這樣的寫法承續的是鄉土文學的正宗，對照下一節中吳豐秋的正面表述，一樣的山海、一樣的文化，花蓮卻有全然不同的面目。土地和人民被錯待的主要勢力，大多歸咎於經濟或一般性的政治因素，或兩者的結合。夏曼‧藍波安則點出了土地與族群的問題。夏曼．藍波安（1993、1999）以蘭嶼為背景《冷海情深》和《黑色的翅膀》寫出了蘭嶼和達悟文化被台灣漢人殖民貶低的困境。小說集中的熱愛海洋、熱中捕魚、堅持達悟族的傳統信念與生活方式，卻遭受到家人的不諒解、催促他到台灣求學、謀求或是安穩地在蘭嶼擔任教職。回歸族群文化反而讓他被視為是個問題人物。《冷海情深》的主人翁「我」從台灣返鄉，回歸達悟族的海洋文化，卻得不到家鄉親友的支持。身為蘭嶼達悟人的掙扎痛苦既來自漢人現代文化的強勢殖民，亦有族人對於部落文化衰退的容許漠視。《黑色的翅膀》進一步溯源殖民心態的由來。夏曼透過四個原住民兒童的成長故事讓讀者看到漢人老師的歧視教育。原本熱愛達悟文化蘭嶼生活的他們逐漸在優勢種族的文化教育下對台灣（漢人）的文明和價值產生嚮往。小時候最愛蘭嶼的主角長大後愛上漢人老婆留在台灣，其他三個朋友反倒選擇認同達悟民族的生活方式。夏曼的蘭嶼書寫通常被放原住民文學的範疇裏來解讀，這些文本對於原漢文化的不平等關係有深刻的批判，對於台灣漢人主導的勢力提出當頭棒暍。但是達悟文化的獨特性，其實與蘭嶼的環境密不可分，而且在後者的敘述中變得愈加具體合理。夏曼對於蘭嶼陸上海上景致的深度描寫讓蘭嶼在優美靜謐和自足中顯現出一種深邃的美感。海域包覆輔育蘭嶼這塊的母土，猶如是達悟文化的羊水。這樣的海洋有立體縱深，海水的流向顏色溫度速度加上時辰季節風向風速的變化，瞬息間有萬變，方舟上的勇士還要從漁群的大小種類、礁岩和星象的方位來判斷續航或返航。蘭嶼的天然環境蘊育出達悟文化的智慧，一併展現環境以及達悟文化的歷久彌新。在夏曼的文本裏，蘭嶼的問題癥結在於族群，但同為漢人文化主導下的金門並不比蘭嶼幸運。吳鈞堯的金門書寫細描軍事和戰爭對當地的摧殘。比起戰區裏血淋淋、慘烈即時的毀壞力量，台灣本島和其他區域的破壞似乎都顯得溫和緩慢得多。金門由於它的地理位置處於海峽兩岸的中介，在不同的歷史語境下總是充當兩岸人民與當局的邊境，進行交換交流或者防戊對抗。明清之交是鄭成功和滿清政府的攻防前線；1949 年蔣氏政權從大陸撤守台灣，宣告兩岸的敵對狀態，也正式將金門後半世紀的歷史命運推入深淵。1949 年，中共在古寧頭與國軍鑫戰，1956 年金門馬祖正式施行戰地政務進入軍管時期，1958 年中共發動 823 砲戰，戰役結束之後持續展開長達 21 年對金門的砲擊，直到 1992 年金馬的戰地政

(6)

務方告解除。（金門縣政府編，1992）幾十年來的砲彈將金門炸出滿地瘡夷，許多無辜百姓枉死於流彈射擊，金門土地上猶埋藏着一區區隨時會引爆的地雷。這個兩岸戰爭的前哨站，為台灣及其所屬離島承受起大部分的國防重擔，它的苦難、無奈與悲憤理當見著於文學表述之中。但正如傳統的邊塞詩多由旅居、戊守當地的外地人主導，金門書寫長久以來大多經由旅人、台灣本島人來定義代言。不同的是，邊塞詩中再現的戰地意象通常是荒涼無常或殘暴，金門的血腥暴烈輒以浪漫的意象包裝成堅毅深情的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從 50、60 年代一系列前線參訪的報導、文藝創作中，所謂「軍愛民民敬軍」「大無畏」的金門精神神話就不斷地在論述中建構出來。甚至連當地人都在戰地政務的外在生活和內在精神的改造下，積極參與戰地神話的塑造。（吳鈞堯，2008：59）對許多抽籤到金門服役的台灣青年而言，金門曾是離死亡線最近的險境，退役後卻成生命中最英勇冒險、值得反覆回味吹噓的傳奇仙境。譬如在李潼的〈相思月娘〉裏，在婚姻關係中被父親冷落傷害的母親，離婚前夕執意前往金門一遊，為的是追想先生最單純浪漫的青年英姿。她想親眼見識，是什麼樣的地點能使在服兵役的先生彼時猶是初交往的情人寫出一封封誠摯純情的心聲，奠定兩人相知相守的盟約。太武山、軍營、石洞，一個個戰爭地標彷彿是他們情感歷程的里程碑。戰爭和死傷的恐怖與威脅淡淡抹去，文本裏的金門彷彿只是陽剛浪漫的、青春時代的不朽化身。5 金門在地小說家呈現的金門則有另一番風景。陳長慶和吳鈞堯是最有系統地書寫金門的兩位，彼此風格亦有很大殊異。陳長慶 80 年代開始即以金門和金門人為背景發表長短篇小說，對於金門地方文化持續性地關注推動。他的小說，就像同時期的敘事文體，主要是以人物的遭遇構設情節故事，具有地方色彩卻不是專注於地誌的敘述描繪。6他的小說呈現了軍人以外的金門農民百姓的生活，強調金門人的身分尊嚴，為金門書寫種下根苗。吳鈞堯則在一開始以金門為書寫中心時就有意識地為故鄉發聲，從短篇小說集《如果你在那裏》寫金門眾生相到《凌雲》、《崢嶸》兩部為金門寫史立傳的長篇小說，加上專論金門現代文學的研究論文，建構地方史觀的企圖相當強烈。從金門居民的立場回顧幾十年來戰火對家鄉的影響，不僅不浪漫、壯闊，而是殘暴荒謬的。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了，金門人的烽火歲月還遙遙無期。農民耕耘的作物、豢養的牲畜常常為了部隊需求徵收充公、人民還得不時配合國防工事或勞軍。7私人房舍公家建築噴覆上政治標語、海岸山丘被軍事堡佔據警戒、地雷炸彈在地上地下封鎖威脅，連空中傳來的文宣廣播都得明辨敵我。每一天百姓上工兒童上學途中都得敏捷地聽警報、躲砲彈， 5 李潼（1984），〈相思月娘〉，《相思月娘》。 6 除了陳長慶以外，陳文慶和黃克全也有多本以金門為背景的小說創作。但陳文慶著墨於愛情與婚姻的主題，黃克全致力以現代主義技巧探索普遍的人性，對金門的地誌書寫和地方性的追求比較不是文本的重點。幾位金門小說家的優缺，請參考吳鈞堯（2008）碩士論文〈金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頁 133。 7 吳鈞堯（2003），〈女班長〉，《如果我在那裏》。

(7)

回家還得提心吊膽地面臨家毀人亡的可能。8_{生離死別毫無預警地降臨。家鄉熟} 悉的地景開腸剖腹成壕溝、防空洞、彈孔、鐵籬笆、每一道地表上的傷痕都是烽火的烙印，破爛的家鄉飄盪著死亡的氣味和陰魂不散的傳說。9_{金門並不是人煙} 罕至的荒漠，農民百姓的家鄉變成戰場，血肉之軀莫名地置身於前哨中殉難。爭取生命最基礎保障的最好選擇，似乎就是離鄉背井，當一個在台北大橋下等待粗工的台灣人。10 地理位置招致輪迴式的歷史命運裏，金門人還是在夾縫中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除了為故鄉抱屈外，吳鈞堯（2006，2007：220）在《凌雲》和《崢嶸》兩冊金門歷史小說中亦試圖寫出金門的作物、宗教、風俗，以及從史傳的短缺隙罅處虛構出地方人物的故事填補記載的偏頗。對金門有功有過的軍人將領也有或隱或顯的褒貶。以金門裨官對抗中央史筆，可說是金門中心的小敘述、一部小說的方誌。此種微觀書寫的策略誠然有其據邊緣反主流的效果，但遷就於歷史脈絡的囿限下，地誌的特徵反而揮灑不開。吳鈞堯的金門書寫批判性的意義比地方性的建構來得重大。對於具有地方感的在地人來說，家鄉是個有親切感、安全感、混合記憶、生活和情感的地方。即使位居邊陲的後山或離島，自然環境嚴峻和物質資源匱乏，具備地方感的作家總能從中體察呈現出某些美好有趣或意味深長的綜合面向。即使他們從貧瘠困阨的狀況中思索追究外在的禍因（經濟、政治、軍事、族群），表象的內在始終蘊含着獨特的地方價值，不論就地理景觀上的或者人文民俗上的。但是對於只能觀看到表層的外地人而言，後山就是後山，離島就是離島，皆是地圖上的名詞、陌生隔閡的空間。尤其是莫名，突然被調遣到遙遠異地的不情願的旅人，譬如軍人，難免會由一種自外的、排斥的距離來敘述新的空間。即使金門這些軍事重鎮在文學作品中往往被浪漫化歌頌，現實中卻是服役男性視為畏途的「金馬獎」禁區。何致和（2008）的《外島書》誠實地寫出派駐離島的役男心情，一個結束新兵訓練的役男從抽籤決定到馬祖東引駐紮，幾天內就被運送到外島戊守。被迫的旅程加上一連串軍營的封閉式磨練，格外引發孤懸海島的疏離感。《外島書》其實像是當代小說版的邊塞文學，徒見西出陽關無故人的離騷，完全不見邊境書寫的主人翁常見的英雄氣慨或冒險征服的精神。東引的景觀，在不情願的旅人眼裏，極其單調乏味，幾戶專做軍人生意的商店，唯一美麗的景致就是海岸和天光。馬祖的歷史文化以及戰後的軍管命運和金門有異曲同工之處， 11 在文本裏卻無法獲得深入的理解與再現。或許這樣的地方書寫無法被如吳鈞堯等作家接受，因為它缺乏地方感。若從實際層面考慮，窮鄉僻壤人丁原本稀少，能培養出來的寫作人口相對有限，旅人過客的表述多少得以補充文學的人力資 8 吳鈞堯（2003），〈燃燒的月亮〉，《如果我在那裏》。 9 吳鈞堯（2003），〈破〉，《如果我在那裏》。 10 吳鈞堯（2003），〈橋〉，《如果我在那裏》。 11 參見曹瑞芳、陳治龍編著（2006），《海上桃花源馬祖》。

(8)

源。儘管東引在《外島書》的再現中並不是個引人入勝的地方，卻是東引第一次成為小說地景。為了這個貢獻，2008 年底連江縣文化局、東引鄉代會、東引社區發展協會共同邀請請回作家舊地重遊，以上賓的身分。足見台灣的地方父老多麼渴望優秀寫手投入地方的書寫，讓窮山惡水也有見諸文學版圖的可能。

三、邊陲詩學的建構

地方書寫的興起跟 90 年代的建構台灣歷史熱以及各種邊緣論述抬頭息息相關。重塑台灣史的風氣使得中央地方的文獻史料獲得保存、整理、出版、研讀的機會，邊緣論述的發聲則使得歷史文化的詮釋權分散，讓不同位置的主體在較開放的場域中爭奪主導。再加上，敘事文體的傳統本來就偏向歷時性的敘述。種種內外緣的條件下發展出的當代台灣地方書寫跟歷史的交集密切；優點是激盪出大大小小地理空間的歷史敘述，缺點是在宏大歷史的強勢引導下時而流於類似的歷史情節在不同地方重演的單調。對於企欲從地方的角度建構不同史觀的有志者來說，地理的重要性依舊附屬於（一統的）歷史之下。但是當地方文學逐漸盛行，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特徵融入小說的肌理，地方的色彩日愈鮮明，區域之間的差異性也開始分明。東部離島文學對於地方沿革的側重愈來愈有顯着。除了上一節談到的抗議性敘述外，不少作家也開始積極建構起屬於自己的邊陲詩學。我們可以從吳豐秋（1995）書寫花蓮的《後山日先照》做為討論的起點。在東部離島書寫中，這部小說可以說是第一部試圖擺脫對環境的負面悲憫而給予所謂窮山惡水正面積極詮釋。像大多數的南部書寫模式，《後山日山照》也不能免俗地從清朝、日據、光復、228、白色恐怖這幾個重大的歷史時期來敘述每個風暴中的花蓮。客觀地從花蓮的開發史來看，遲至 19 世紀後期，漢人才被准許大量到花東開墾，而且花蓮長期隸屬台東的管轄。「經濟發展緩慢，加上住民的移民性格，以安定溫飽為先，使得花蓮人對於政治問題較為冷漠。特別因為原住民、閩南、客家和外省人之間維持一定的比例，地方派系不易形成，各族群間大體和平相處。」12_{（吳翎君編，2006：113）這樣的環境生態在廖鴻基的《山海小城》} 中正是造成花蓮人對公共事務參與放任少數勢力掌控剝削的主因，但在吳豐秋的小說中則是包容生息的地方優勢。《後山日先照》裏的靈魂人物，陳姓一家，從家族血緣背景到交友關係，無不反映花蓮移民的多樣性並兼顧族群融和的寓意，強調人類彼此的大愛情義超越種族籍貫等歷史性的衝突仇恨。小說最特別的是，作者把上述常見的母題鎖定在花蓮這個地區，將花蓮的地理特徵轉變成文化精神。後山，不只阻隔所有政治的、人為的糾紛，還最早迎接每一個晨曦的能量。 12 清同治年間漢人才開始大規模到花蓮開拓，一因中央山脈阻隔，橫越不易。二是臺灣西部反清運動的份子事敗後紛紛遁跡東部，清政府下令不准漢人越界進入後山。光緒元年（1875 年），清政府解除禁令，設置卑南廳，管轄臺東花蓮兩地，漢人大量湧入花東地區。光緒 13 年（1887 年），改卑南廳為臺東直隸州，轄臺東廳，花蓮廳管轄瑞穗以北之地，戶口數逐漸增加。詳見吳翎君編（2006），《續修花蓮縣志》，頁 113。

(9)

明亮的陽光和永不止息的波濤象徵自然永恆對人文罪惡的洗滌淨化。吳豐秋提出「日出人」的花蓮在地精神安撫台灣歷史裏的紛擾。也讓花蓮的地方性在同時期相似的歷史敘述中異軍突起，賦予土地更多修復歷史傷人的生養力量。土地比重的增強，在林韻梅的文學創作歷程中有更清楚的展示。《後山歌聲》、《發現後山歷史》、《走過後山歲月》是林韻梅書寫台東的一系列小說。13_也許是跟本身從事教師工作有關，林韻梅早期的短篇小說《後山歌聲》描繪的主要是原住民兒童的問題，不脫以「人」為中心的敘事方式。似乎隨着她參與後山研究的文化工作，她開始嘗試以（偽）民族誌的方式虛構歷史人物和情節，呈現台東在清代、日治、光復時的住民關係和建築風俗景觀，敘述的類型尷尬地夾在記錄性散文和小說之間，流暢度稍嫌不足。林韻梅的地方知識和小說技藝到了《走過後山歲月》有了圓融的搭配，台東地誌書寫的模式確立。十二篇的短篇小說，各以台東甚至綠島等不同鄉鎮為主角，以虛構的小說人物來敘述當地風物產業景觀的變遷，旁及移民遷居流動的地緣關聯和經濟政治因素。每一篇小說逕自以新舊地名為題，例如〈煙仔間的火〉、〈三和之鰹〉、〈利吉的青春〉、〈馬武窟的歲月〉、〈九間頭和紅杏〉等，地誌書寫的企圖相當鮮明。台灣歷史這個當代小說（隱含）的大敘述背景，都不是這些地方故事變易的主因。反而是各個地方，由於生產方式或是地形氣候的轉變產生的時代變革。正因為沒有預設的歷史因果或政治正確的教誨，地方的興衰發展與移民關係得以有著更客觀、更在地的呈現。行文不足處往往還加入圖像輔助說明，有時是建築物的老照片，有時是古地圖或是古今景物的對照圖。對於不熟悉台東地方知識的讀者，外地和本地人，圖文參照確實對地方的前世今生有了更具體生動的導引作用。作者對於台東在經濟與生態之間的價值也採取較為中立的態度。以新武呂溪的成功整治為例，她對台東的自然生態保育有相當的堅持與驕傲，對人為開發亦非全面否定。14_{在這本小說裏，林韻梅} 不僅達成了米勒（J. Hillis Miller）定義下的地誌學書寫，具體細膩的地形地貌描繪、地方歷史的沿革滄桑，還觸及較為抽象的表徵系統如何在土地上的運作，包括地方命名、地圖繪製標注以及再現模式的延續交易。地誌學之外更加入生態學的理念，視原野山林為台東最大的優勢，讓厭倦都市生活的人有所嚮往回歸的簡單純淨的樂土。林韻梅的台東書寫經歷了從歷史到地理的重心轉移，杜披雲的基隆書寫則始終都是地誌學的實踐，儘管他對於什麼是地誌學或台灣史並不清楚。事實上，寫作對杜披雲是一件偶發的意外。從幼年到青壯年，他的職業就是漁夫、船員，教育程度也只有日治時期接受過公學校教育。他的中文和文學教養就是靠著自修，尤其是跑船空檔時閱讀的武俠小說。從船員生涯退休以後，在故鄉的一間小廟當起了廟公。世居八斗子、聽過許多耆老和自己經歷過的地方故事，杜披雲（2000） 13 林韻梅（1995），《後山歌聲》；（1997）《發現後山歷史》；（1999）《走過後山歲月》。有關台東的開發與建設沿革，參見孟祥翰（1996），《臺東縣史開拓篇》。 14 林韻梅（1999），〈縱谷的旅程〉，《走過後山歲月》。

(10)

為了不讓這些家鄉故事消失，在暮年之際鼓起勇氣，寫下生平第一部小說，《風雨海上人》，上下兩冊、計 30 萬多字。或者因為創作動機是為了對家鄉的熱愛與使命，或者也因為是素人寫作，《風雨海上人》完全以八斗子周邊的基隆鄉里為敘述中心，敘事時間雖然是日治以迄 60 年代卻跟大歷史的進程沒有直接關係。即使描寫太平洋戰爭末期時，基隆因其主要物資吞吐港及海軍基地的地位成為美英聯軍轟炸的首要目標，小說也不忘點出軍機砲擊或墜落的地點。小說人物關係和事件都很基本，反而像是串場和導遊的功能，為讀者介紹八斗子的特色和掌故。比如小說開頭幾章，男主角娶妻看似主要事件，但最多的篇幅卻在於男主角在向新娘四處導覽當地的地貌景觀與歷史風俗掌故等等。主角的捕魚生涯啟航以後，雖不乏驚異奇航或怒海求生情節，但也詳細地描述魚船的形狀、捕魚的工具與功能、以至基隆漁獲業的變革。正文之前作者還附上地方耆老和口述者的相片，甚至工整地手繪了鏢魚船的大小細節來輔助佐證內文。除了白話敘述，作者還時時穿插俗諺、民歌、俚語、對聯、謎語和地方傳說，如實呈現民間一般使用台語、漢文和白話中文的狀況，並且藉此將八斗子的敘述時間迥溯至清代和日治初期。八斗子的特殊景觀、物產、人物、采風、歷史事件無不囊括其中，宛如八斗子的百科全書。或許正因為這本小說的地方性太過濃厚，出版後即使獲得 1998 年巫永福文學獎的肯定，多年來卻少見讀者群的青睞。從文學藝術性來看，素人作家的小說有著不少不合小說常規的缺點，恰因如此，《風雨海上人》也擺脫了敘事文體的歷史軸心的窠臼。在地方學獲得正式推廣之前，杜披雲就默默地為基隆、也為台灣的地方書寫留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典範。他對家鄉的熱愛彌補了小說技巧上的不足，間接地激發我們去反思所謂文學價值和功能的形上問題。地誌小說是種發展中的新型態小說，地理與歷史、地方知識與美學傳統的磨合，都必須在長時間的淬煉過程中取得平衡。陳淑瑤的長篇新作《流水帳》即是長期摸索累積澎湖書寫後，蘊釀出成熟渾厚的地誌小說傑作。在這部長篇小說之前，陳淑瑤已經發表過數十篇書寫澎湖的短篇小說。第 1 本《海事》中部分寫澎湖的故事特別讓人注意這位文壇新秀的潛力，第 2 本專寫澎湖的《地老》就已經完全建立她抒情恬淡的敘述風格。澎湖在這兩部小說的再現裏，昏老而遺世獨立；青壯人口紛紛（嚮往）遷居台灣，老弱婦孺蟄守故里，惡劣的氣候環境和貧困的生活條件只能吸引外籍新娘、季節性停留的台灣客以及被迫派駐的阿兵哥居留。15書寫的基調比較傾向本文所提的第一種東部離島書寫類型，只是對土地人受苦居民的悲憫同情更甚於對台灣及其主導勢力的批評。我曾於他文評介紹過這些作品，本處不擬贅述。 15 陳淑瑤（1999），《海事》；（2004）《地老》。除陳淑瑤之外，呂則之應是最有代表性的澎湖小說家，從 80 至 90 年代間共出版合稱「菊島三部曲」的《海煙》、《荒地》、《憨神的春天》3 本長篇，但是他的小說旨趣與我所定義的地誌書寫有所不同，因此割愛。關於澎湖文學的整體研究，可參見葉連鵬（1999），〈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央大學中研所碩士論文。

(11)

類似的場景和氛圍，《流水帳》展現了截然不同的敘事企圖，陳淑瑤（2009）寫出她前作中較為隱微的地方文化尊嚴，小說裏敘述的時間不到兩年、歷史背景設在太平無事的 80 年代初，卻能把流水帳似日常平淡的澎湖寫出史詩般的渾厚氣度。小說從元宵節廟裏的擲杯卜問農作物收成開場，到下一年度的秋收，事件則圍繞著三代同堂的郭姓一家耕作以及農閑時和親友鄰里的往來活動。小說人物們不免有一些情緒情感上的起伏糾葛，但所佔比例不多，尤其在陳淑瑤內歛清靈的筆觸下愈顯得雲淡風輕。400 頁 73 小章的紀事，最鉅細靡遺的描寫放在如何種土豆和嘉寶瓜、如何拔草、埋藤、澆水、採收，掘好的土豆怎麼剝殼、翻炒、加工。澎湖的市村、名勝景點和大小島嶼一網打盡，連地方名產與家常小吃都佔有絕大篇幅，諸如絲瓜炒蛤蜊、章魚炒大蒜、生吸醃石蟳、清蒸珠螺、雞血麵線、石踞乾、醃螺醬、蟳粥、煎年糕……耕種之餘還有各式的方法可以捕捉魚蝦蟹蟳鱟。連養豬、趕牛、挖井、挑糞施肥、牲畜接生都可以是各章的重點。 80 年代台灣社會正是風起雲湧的全面性轉型期，但是一水之隔的澎湖似乎完全不在這個台灣史文化邏輯下發展。《流水帳》依照著農業社會的生活型態、刻意選擇從農曆年節過完的正月十五開場，代表一年春耕依始，然後依著夏耘秋收到冬藏這樣四時更替的節奏鋪陳故事，始終以農曆農耕文化為經。雖然像其他離島的狀況一樣，台灣的富裕繋縈生活、更多工作和教育的機會，始終發揮著磁吸效應（威脅），吸引青壯人口外移，但是《流水帳》裏澎湖本土的文化、根源並未因此動搖。反而像那個被丈夫遺棄的郭家阿媽和老舊的三合院，安份溫潤地接待所有回鄉的遊子、造訪的旅人。陳淑瑤再現的澎湖，儘管生活條件辛苦，卻是昂然自得、不卑不亢地傳續他們的文化。他們沒有台灣時髦昂貴的物資，憑著幾格薄田，澎湖的父母照樣養大一大群小孩。何況當地土裏生的、海底抓的，都是台灣沒有的、鮮活特殊的好滋味。正如小說借小孩之口點出的，「伊台灣人每遍攏拿這醃腸、肉酥返來換咱的章魚、虫市仔、蝦仔，醃腸、肉酥、肉乾呷久嘛會膩！」陳淑瑤筆下的澎湖跟吳鈞堯筆下的金門，一個陰柔從容一個陽剛火爆，形成對比極強的兩種離島生態。不像金門男丁（士兵）壯盛，《流水帳》裏澎湖多數壯丁不是跑船就是跑台灣，留在島上的只有極其少數，點綴著一些阿兵哥。固守家鄉一大票的中老年婦孺，守（活）寡的，代替缺席的丈夫耕作勞動，彼此相濡以沫地照應。幾個老媼和阿媽、姨婆、祖婆等老一輩婦女那種細碎叼唸、苛刻自己餵養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節儉而體貼的模式，刻畫得分外細膩動人。女性化的澎湖，溫和卻堅毅，樸實中自有一股生生不息的能量。陳淑瑤在語言上顯然下了許多工夫，特意在對白和敘述之間使用大量台語文字，連古老的俗語諺語和家常鬥嘴都有詳實生動的掌握。她的台語書寫文雅古樸，跟國語文字搭配轉換順暢，不僅讓小說貼近庶民日常現實，更襯托澎湖文化的悠遠韻致。文本裏的時令、節慶、風俗、飲食、倫常、作息，一方面寫出了台

(12)

灣傳統社會普遍性的文化和情份，一方面則描繪出屬於澎湖特殊的地景、氣候、人文景觀與生活方式。《流水帳》是地誌書寫裏的傑作，它形塑出澎湖的本土文化，以及傳統台灣鄉村的面向。

四、結語

以地方做為敘述主軸在台灣小說的書寫上是一個新開展的向度。從 90 年代到 21 世紀的第一個 10 年，20 年間不僅出現不少代表性的力作，書寫模式本身也產生些許變化。90 年代以前，地方大多只是故事的背景，90 年代開始地方本身的故事慢慢增加，但是還是在整體台灣歷史的脈絡下敘述，地方地理的比重猶顯薄弱。到了本世紀，台灣史已不是文本倚仗或關注的軸心，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地方的地形地景與人文生態的變化發展。儘管歷史還是小說重要的元素，不同區域的特性卻已在書寫模式上展現出差異。從實際閱讀的歸納中我觀察到南部書寫的文本喜歡用今昔對照或是書寫歷史中的地方，探索個體或家國根源的失落與接續。東部離島書寫，不管敘述上是否遵循年代的嬗遞，則更重視土地環境與住民的困境或美好；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關係緊密，兩者間的矛盾傾軋或是和諧合作往往才是文本探討的重點。南部和東部離島的敘事模式的區別，或許跟其地理區域的開發狀況有關，或許跟作家本身的遷移與家鄉的聯繫狀態有關。從小說敘事的沿革來看，或許也必須經過近十多年的摸索，小說家們得以逐漸擺脫敘事文學的慣性，以小地理代替大歷史，從批判抗議的權力外圍走向建構地方主體的邊陲詩學。繼南部書寫之後，東部離島書寫的浮現，無疑宣告區域文學版塊雛型的形成，讓台灣地方書寫的幅員更廣、面貌更多、敘述和思考的方向日愈多元。尤其目前東部離島文學以地為主的的敘事模式，再現中的地方意象鮮明，在人和環境的母題中又能凸顯各自地域的歷史文化與生態文明，最能在同質性中兼顧異質性。雖是地理邊緣，東部離島的書寫勢必成為台灣地誌文學版圖裏必要的核心。

(13)

引用書目

何致和，2008，《外島書》，台北：寶瓶文化。李潼，1984，《相思月娘》，台北：麥田。杜披雲，2000，《風雨海上人》（上下兩冊），基隆：基隆市立文化中心。吳翎君，2006，《續修花蓮縣志》，花蓮市：花蓮縣政府。吳鈞堯，2003，《如果我在那裏》，台北：聯經。吳鈞堯，2006，《崢嶸──金門歷史故事集：一九一一～一九四九年》，金門：金門縣文化局。吳鈞堯，2007，《凌雲──金門歷史故事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八年》，金門：金門縣文化局。吳鈞堯，2008，〈金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吳豐秋，1995，《後山日山照》，台北：躍昇文化。孟祥翰，1996，《臺東縣史開拓篇》，台東：台東縣政府。林韻梅，1995，《後山歌聲》，台中：晨星。林韻梅，1997，《發現後山歷史》，台北：玉山社。林韻梅，1999，《走過後山歲月》，台北：玉山社。金門縣政府編，1992，《金門縣志》，金門：金門縣政府。范銘如，2008，《文學地理》，台北：麥田。夏曼．藍波安，1993，《冷海情深》，台北：聯合文學。夏曼．藍波安，1999，《黑色的翅膀》，台中：晨星。曹瑞芳、陳治龍編著，2006，《海上桃花源馬祖》，連江：連江縣政府。陳淑瑤，1999，《海事》，台北：聯合文學。陳淑瑤，2004，《地老》，台北：聯合文學。陳淑瑤，2009，《流水帳》，台北：印刻。葉連鵬，1999，〈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央大學中研所碩士論文。廖鴻基，2000，《山海小城》，台北：望春風文化。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玲、方淑惠譯，2003，《文化地理學》，台北：巨流。

(14)

Frontier and Backyard: Regional Literature of Eastern and

Off-Shore Islands of Taiwan

Fan, Ming-j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Regional literature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stream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mid-1990s. As authors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gradually developed a writing model similar to that of a descriptive writing style, authors from the east and off-shore islands have also structured a few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Both types of narrative lay emphasis on describing local landscape and surroundings. First of all, fiction created by authors from the south expressed criticism and a sense of disapproval whereas these works usually portray miseries that people caus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vice versa - people’s sufferings resulting from the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works written by authors from the east and off-shore islands, although also implying criticism of the positio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ontier just like in the works from the south, at the same time nevertheless retain positive depiction of the ability to preser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 moreover - actively fumbling to form borderland poetics.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the works from the south or those from the east and off-shore islands, all are stories and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the land itself. These texts vividly display features of topography writing, molding regional literature out of a model similar to descriptive writing sty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constructing the local landscape for readers. The currently forming borderland poetics emerging from the east and off-shore islands of Taiwan provide an insightful observatory model from which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Taiwan’s regional literature.

後山與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