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

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

與合步樓方案

李 國 祁

*

提 要

本論文的重點旨在闡述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的軍事合 作與所謂“合步樓＂方案(HAPRO PROJEKT)的經緯與其重要性。使 用中德已刊未刊檔案及中外學者過去的研究成果，探討此一時期中德 雙方願意合作的真正原因：中國所看重的是德國的優秀的軍事與良好 的軍火武器製造和工業產品。因此希望爭取德援，整軍經武，並快速 推動工業化；而德國方面則欲借此取得中國豐富的世界稀有的礦產鎢 銻等原料，以擴充其軍工業，增加戰備。但在整個的遠東政策上，卻 是看重日本，對於中國不過是加以利用而已，並無真正援助的誠意。 此由德國同時對中國中央政府以及兩廣地方政權與滿洲國作相同於 合步樓式的物物交換的貿易合作可得明證。 但是經此十年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協助，以及合步樓以貨易貨貿易 方案的推行，國民政府卻在軍事現代化與工業化方面獲有成就，為日 後的抗日戰爭蓄積相當的國力。故此時期中德的合作，仍是對國民政 府有其助益的。 關 鍵 詞 ： 德 國 軍 事 顧 問 包 爾 克 里 拜 爾 佛 采 爾 塞 克 特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法爾肯豪森 克蘭 合步樓方案 國民政府

一、前 言

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德關係中，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 中德關係可稱之為是最為友好時期。此時期內中德兩國處境約略相似。就中國而 言，國家積弱，受不平等條約約束，是列強─特別是日本侵略的對象。就德國言， 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社會殘破，經濟蕭條。也許正由於兩國處境相似， 均又力圖自強，故雙方能簽訂平等新約，而又因實際的需要，走向互助合作。此 時期中國之所以願與德國合作，主要看重德軍事的優越，工業的發達，無論在軍 事科技人才方面或工業化方面均可予中國莫大幫助。就德國方面而言，由於中國 領土廣大，物產豐富，特別是軍工業所需的礦產如鎢銻等均是德國急需的，而中 國的產量又是居世界前茅。此外中國人口眾多，消費市場廣大，又喜愛德貨，德 工業產品已在此建立良好基礎。故雙方能一拍即合，產生軍事合作及合步樓物物 交換貿易方案。 此時期中德軍事合作及合步樓方案在本世紀八十年代，為研究中德關係的重

心，Bernd Martin教授曾在佛萊堡召開學術會議並出版論文集，1 Ｗilliam C.Kirby

教授亦著有專書討論德國與中華民國關係，2但由於檔案資料分處於德佛萊堡軍事 檔案館波昂德外交部檔案館柏林德國家檔案館及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國史館 各處，其仍有若干問題值得再予討論。故仍以此為題，就教於各位專家學者。

二、北伐後蔣介石的聯德與包爾(Max Bauer)

出任德軍事總顧問

1

Bernd Martin 所 編 之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一 書 出 版 於 德 國 Düsseldorf 1981, Droste Verlag.

2

William C. Kirby 專書；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出版於 198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U.S.A.

一九二一年中德簽訂平等新約後，德國在外交政策上，對廣州的南方政府由 於英法強權的限制，始終採取不承認主義，不肯予以合法的外交地位。但至一九 二五年以後情況發生轉變。首先德國在史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主政下，社 會經濟逐漸復甦。於是氏在國際上甚為活躍，希望解除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在外 交上多方追隨美國。3而美國為在遠東尋求真正合作支持者，亦拉攏德國，希望邀 請其參加九國公約。而我國北京政府則抗議反對，深懼德國重返遠東，復行其對 我侵略。使德國與北京政府的關係因而趨向冷淡。4相反的南方廣州政府經東征與 討伐劉楊後，基礎穩固，並不因孫中山的去世而難於自立。迨是年七月一日國民 政府成立，氣象與前大不相同。次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後，蔣取得政權，聯 俄容共政策告一結束，蔣為在國際上能獲得有力者支援，再加以他素來欽慕德國 軍事，更因為孫中山在世時，即曾努力聯德，諸此因素終促成其決定聯德。期盼 能 與 德 國 作 經 濟 與 軍 事 方 面 的 密 切 合 作 。 遂 派 朱 家 驊 與 德 國 名 將 魯 登 道 夫 （Ludendorff）及德國企業界聯絡，擬聘魯氏來華擔任軍事顧問，或由彼推薦適當 人選。5 一般而言，蔣之聯德與孫中山的聯德仍有所不同。孫的聯德著眼在中德簽訂 平等新約後，德國已非壓迫中國之列強，兩國可建立平等互惠關係，同病相憐， 共禦列強的壓迫與侵略，不純在於軍事。孫雖對德一向有其好感，但尚未至甚為 崇拜的地步。蔣則不然，由於是軍人出身，對普魯士的軍事教育及軍事學原就有 相當的豔羨崇拜。在民國初年曾兩次有赴德學軍事的願望，故其聯德親德的重心 在軍事合作。迨與蘇俄及中共交惡後，更有聯德制共的用心。此外蔣對魯登道夫 個人亦有孺慕欽仰之情，特別於其總體戰的理論極其贊同。6 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職業軍人的情況言，由於戰敗，政體由君主改為 民主共和，甚多優秀的軍官因裁軍限武而告失業。他們懷念普魯士軍人的光輝時 代，對共和政體亦不滿意。在卡普政變(Kapp-putsch)7失敗後，多參加自由軍團 3

Karl Dietrich Erdmann, Die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83, S.196-197.

4 張水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外交關係之演變(1919-1939)〉，（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74 年），頁 121-122。 5 William C. Kirby 前引書，頁 123。 6 張水木前引書，頁 123。 7 Kapp-putsch 係德國極右派份子於 1920 年 3 月所發動者，反對民主共和。

(Freikorps)向國外發展，或擔任他國軍事顧問，或代表德工商業公司在國外推銷軍 火貿易，或擔任外國與德國企業界往來的中間人。中國既素對德國軍事甚為豔羨， 來華任職或活動，自是其目標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及蔣介石才一再邀請 魯登道夫本人或由彼推薦人選來華擔任軍事顧問。而當時其他軍人集團如奉系直 系及粵系亦均曾用德官軍為軍事顧問。而日後在蔣身邊擔任軍事顧問的包爾及林 德曼亦均曾先後工作於其他軍人集團。廣州南方政府在孫中山時代就有德少校米 勒(Mueller)等任職於警察廳及防衛司令部等機構。8 儘管民國十五年（1926）以後蔣介石及德國軍方均有合作意願，但一時間軍 事合作事務的進行並不順利。此是因北京德駐華使館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一時間非 僅沒有改善，甚至甚為緊張。此種一時間緊張情勢的造成，原因有二：一是國民 政府遷至武漢後，代理外長陳友仁曾向上海德總領事表示，盼德國能率先承認國 民政府，而德方婉拒，以為在國民政府能控制全中國以前，德國不會率先做外交 上之承認，仍將保持現行中立之態度。此為陳友仁所不滿。另一則是當武漢南京 政府交惡時，德國輪船雷克梅號(Doick Rickmer)擬撘乘蘇俄顧問鮑羅廷，而南京 國民政府聞訊先後扣留該輪及敏斯特蘭德號(Muensterland)、布法爾茲號(Pfalz)諸 輪，且一度禁止德輪駛往漢口。9引起德國抗議，以為南京國民政府蔑視德國，妨 礙德國中立。上海德副領事伯拉克爾(Brackl)並主張對國民政府採強硬態度。10亦 恰在此時蔣因武漢政府及不少黨政要員反對，宣告下野，其聯德政策未克實力推 行。民國十六年（1927）六月德退役陸軍上校包爾（1869-1929）（或譯作鮑艾爾 或鮑樺爾）在滬與張人傑及朱家驊相晤，商談德企業界多荐顧問來華協助中國經 濟發展及社會福利之推行諸問題。十一月包爾在粵晤李濟琛，討論德軍事及企業 界與中國之合作。11十二月包爾再抵滬由朱家驊陪同晉見蔣介石，建議國民政府應 8 張水木前引書，頁 119。 9 仝上書，頁 125-126；辛達謨，〈南京民國政府時期中德外交關係之研究(民國 17 年至 22 年)〉， 《近代中國》，39 期，（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 73 年 2 月），頁 204。 10 張水木前引書，頁 126。 11 包爾由於反英意圖組織被壓迫國家反英聯盟，於 1920 年對中國發生興趣。其於 1923 年因 志同道合者 Treibitsch Lincoln 的介紹來華。初在吳佩孚齊燮元處工作。氏與廣東李濟琛發生 關係，並得李之信任，遠早於國民政府。詳情可參閱 Adolf Vogt, Oberst Max Bauer,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95-105。

整軍，精簡部隊人數，講求現代化。更應積極發展空軍，蔣深表贊同。

包爾此次來華究為何人推薦，今日有兩種說法：一是魯登道夫推薦。另一說 是經與德工業界關係深厚之柏林大學教授馬特少斯(Prof. Dr. Conrad Matschoss)所 薦。蓋朱家驊曾致函馬氏，請其推薦人選也。此兩說並不衝突，極有可能，兩人 均曾推薦。蓋包爾曾是魯登道夫得力助手，又與德工業界，特別是軍工業界，有 深厚關係。而且此時德企業界在廣東與李濟琛關係良好。包爾在粵晤李濟琛後， 李亦專函向蔣力薦。 就人選而言，包爾出任軍事顧問可 稱甚是恰當。蓋氏自 1905 年起，即隨魯 登道夫工作，專長在於重炮及毒氣作戰與戰爭動員組訓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期起，即與德軍工業界有良好關係，是興登堡計畫(Hindenburg Program)重要成 員。於軍工業建設及軍火補給等聯勤業務極有經驗。12故其來華就德國方面而言， 目的之一固在於中國軍隊之整編與現代化，更重要則為替德國工業特別是軍工業 謀求出路。在思想上，包爾是標準的普魯士軍人，保守忠誠，反對共和民主。曾 參加卡普政變，失敗後流亡國外，先後在蘇俄、西班牙、阿根廷及土耳其等國擔 任軍事顧問等職。由於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故他在思想上亦極端仇英， 始終有在亞洲組織反英勢力的用心。13也許由於這種心態，故他前來中國。曾在北 洋軍校任職，後與齊燮元簽約，擬擔任其軍事顧問，不幸齊被刺。故再經德方介 紹，來國民政府工作。 包爾不僅具有豐富服務外國之經驗及對中國的認識甚深，而且其軍人性格及 政治認識如注重武力統一，軍事現代化應最為優先等，與蔣之看法極其相近，故 蔣對包爾唯一不慊於心處，則是其官階僅為上校，不夠尊崇。因此蔣雖用包爾， 但仍欲極力爭取更高官階之德國退役軍官來華服務，俾提升中國與德國合作之地 位。 包爾晉見蔣氏後，曾由中國軍官陪同赴各地瞭解中國軍隊實況，堅信中國應 採精兵主義。似亦由於他的建議與中介，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七年三月派陳儀率軍 事訪問團赴歐，由包爾陪同在德荷諸國訪問。訪問團在拜訪魯登道夫時，亦討論 12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02-103。 13 仝上書，頁 96-97。

及聘請德軍事顧問問題。而魯登道夫極力稱讚包爾為適當人選。日後孫科的率團 考察訪問德國工業，亦是包爾盡力促成的。諸此均證明包爾的來華不純在於軍事， 亦在於為德國工業拓展市場。他的這種雙重目的自此奠定德國軍事顧問的在華特 性，既是軍事的，亦是經濟的，為德國工業界打開中國市場。 德國既在軍事及經濟方面漸與國民政府接近，於是外交上亦因此有所改進。 德外交部乃調原駐華與南方政府有較好關係現駐日本的卜爾熙(Borch)再度駐華。 德駐華使館亦於國民革命軍進佔北京時，首先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以表示 德國已對國民政府作實質之承認。迨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新關稅協定，亦即正式 承認國民政府後，德國立即跟進，於是年八月與國民政府簽訂新關稅協定，中德 關係遂進入一新的里程。 民國十七年（1928）十一月十三日包爾的德國顧問團正式成立。最初其成員 除包爾外，僅有通信兵中尉史脫爾茲納(Erich Stolzner)及步兵中尉胡穆爾(Franz Hummel)兩人。但至包爾因天花病亡時（1929），已增至四十人（另說為五十人）。 可知其發展快速。值得注意的是包爾的德國軍事顧問團中並不全是軍人，亦有少 數非軍人的技術人員；亦不僅限於德國人，亦有奧國及荷蘭籍者。可再度證明其 顧問團性質並不純在於軍事，而且組織成員具有若干國際性。他們均是以私人身 份與國民政府簽約，並非中國與德國簽約。故在性質上是屬私人的，而非國家的。 此一辦法亦成為日後國民政府聘德國軍事顧問的定例。 包爾在華前後向蔣及軍政部上建議書五十件。其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改革有整 體的認知。以為軍事的改革是與社會經濟及政治構成一個整體的。故其注意力不 僅限於軍事，亦包含有經濟社會的動員諸方面。對於工業化及軍工業的建立，他 尤為用心。故在他的力請下，德工業聯盟主席卡爾杜逸斯拜格（Karl Duisberg）於 1928 年三月來南京訪問，討論德國工業界的來華投資及協助中國工業化的可能 性。關於整軍方面，包爾堅持精兵主義，建議精簡國軍人數，成立教導總隊，下 轄步騎炮工輜重通訊各隊及軍官研訓班、翻譯人員訓練班，交由顧問團嚴格管訓。 14 將訓練結業成員作為種子部隊，分發各部隊，俾推廣其訓練。此外盡力改善武器 14 王洽南，〈德國顧問在南京時期工作的回憶〉，《傳記文學》，27 卷 4 期，（台北：傳記文學雜 誌社，民國 63 年），頁 52-53。另包爾曾於民國 19 年草擬國民革命軍編遣方案，主將國軍 整編為 80 萬人，詳情見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史傳(二)〉，《傳記文學》，24 卷 6 期，（台 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 63 年元月），頁 96。

裝備，使各部隊快速現代化。只可惜包爾因為未種牛痘，於 1929 年五月感染天花 而身亡。使其各項計畫未能有所達成。

三、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及佛采爾

(Georg Wetzell)的繼任德軍事總顧問

繼包爾擔任德軍事總顧問者為克里拜爾中校。此是包爾臨終前所推薦者。包 爾之所以推薦克里拜爾為代理總顧問，據說是因其年齡最長。其實並非完全如此。 蓋氏為納粹黨人，而且黨齡極深，在希特勒初起時，兩人關係親密。思想極端右 傾，與包爾在思想上有若干接近。氏於庚子拳亂時曾參加德遠征軍來過中國，自 認為此次來華是第二次遠征。在當時德籍顧問中，克氏於 1929 年到職。到職未久 即被包爾任命為代理人。與他同時來華，或早於他來華官階高於他的尚有數人， 均未為包爾看中，可知其出任代理總顧問因素絕非單純。也許正由於克里拜爾資 淺，又是納粹黨人，故代理總顧問後，不能服眾。顧問團分為兩派，互相傾軋不 已。15而且氏任總顧問後，一度引起納粹黨人欲來中國服務之熱潮，甚至有欲在華 成立法西斯駐華小組者。16此種情況傳入蔣介石耳中，再加以克氏個人對華始終有 鄙視之心，故雖氏在指揮作戰上表現不惡，蔣亦自難容忍，遂決定另由德方選聘 將軍級總顧問。初仍有意於魯登道夫，迨氏婉拒後，遂由氏推薦佛采爾中將來華 擔任總顧問。 佛采爾自 1916 年起即在魯登道夫麾下擔任作戰署長。與塞克特將軍亦有長官 部屬的關係。指揮作戰經驗豐富。故其來華所重的任務，與包爾時期有所不同。 17 1930 年（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到職。時當中原大戰，佛采爾曾赴前線指 揮作戰，頗有戰功。其後於 1932 年一二八之役及江西圍剿中共戰役，均有貢獻。 15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28-29；169；193-194；張水木前引書頁 144；傅寶真，〈在華德國 軍事顧問史傳(三)〉，《傳記文學》，25 卷 1 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 63 年 9 月）， 頁 90-94。 16

黃埔軍人成立藍衣社，應亦是受有克里拜爾影響，Bend Martin 前引書，頁 276-278；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ew Jersey 1956, p.75。

17

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史傳(五)〉，《傳記文學》，25 卷 3 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 民國 63 年 9 月），頁 94-95；Jerry B. Seps, General Georg Wetzell,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06。

在練兵方面，一二八之役後，國民政府軍政部曾欲編練四十個師，配以新式砲兵。 氏以為如此不切實際，難於短期內完成。主先練陸軍五個師，每師成立新式山砲 兵一營。如經費寬裕，則在每師成立第二營，合編成砲兵團，配以十五公分口徑 之輕榴彈砲。軍政部曾主張每師設立高射砲一營，氏主改為 7.5cm高射砲一連。輕 榴彈砲則用卜福斯廠出品。後經蔣介石改為先編練六師，高射砲先設一連。以後 每年整編三師。18但日後真正達成者，似僅成立砲兵旅，與佛采爾建議者相去甚遠。 佛采爾雖於指揮作戰方面表現傑出，但與中國高級將領間相處甚不融洽。此 是因

四、塞克特及法爾肯豪森(Alexander von

塞克特（檔案中或譯作色克特或賽克特）上將出身貴族，是德國著名的國防 軍重 中國高級將領大多受日式軍事教育，而佛采爾蔑視日式軍事教育，對中國高 級將領之軍事學水準亦甚不以為然。遂引起中國高級將領的反感。再則佛采爾為 人態度傲慢，外語能力欠佳，中國高級將領情況相同，雙方意見溝通困難，更使 惡化之關係無法加以改善。要而言之，如同甚多之歐美將領，佛采爾認為：中國 士兵吃苦耐勞，服從命令，甚為優秀。中國高級將領則知識不足，能力欠佳。對 國民政府中官員，他佩服宋子文，相與交好，蔑視陳儀。19在顧問團中，他因外語 能力不足，寵用華語能力甚強之布塞奇斯特(Ulrich Busekist)中校。而布氏自認為 他是佛采爾代言人，為眾多團員不滿。故終因懷疑布塞奇斯特有日本間諜嫌疑事

件，蔣決定另請德國將領擔任總顧問，20乃遂有塞克特(Hans von Seekt)的來華。

Falkenhausen)的出任軍事總顧問

建功臣。在政治態度上氏支持威瑪共和國。曾任陸軍部長及陸軍總司令。對 右派反共和份子，氏亦不主張過份打壓，可視為是中間偏右人物。氏與佛采爾既

18

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史傳(五)〉，頁 94-95，J. B. Seps General Georg Wetzell,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06。

19

J. B. Seps, German:Advisers and Chiang Kai-shek,de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2, p.333.

20

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史傳(五)〉，頁 96-97；J. B.Seps 前引文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 頁 111-113。

有長官屬僚關係，私交亦尚良好。國民政府聘請德國軍事總顧問最看重的是德國 名將魯登道夫，其次則為塞克特。塞克特本人對中國甚有興趣，其在土耳其作戰 時曾表示，希望有朝一日來華任參謀長。不料十六年後果然實現。氏曾在印度及 近東各地旅行或服務過，亦曾擔任過匈牙利、羅馬尼亞軍事諮詢職務。服務國外 經驗甚豐。氏喜愛出國旅行。1931 年 12 月間，國聯曾有意請其參加國聯李頓調查 團，來華調查日佔東北情況。氏對此甚有興趣，惜因國聯最後決定另請德前東非 總督斯奈(Heinrich Schnee)，致未能成功。21而且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與德國軍 火商人克蘭(Hans Klein)關係極深，透過他的穿針引線，克蘭與德國軍方亦建立良 好關係。此時克氏與兩廣地方政府建立密切關係，故塞氏的有興趣東來，極可能 亦受克蘭的影響，含有推展德軍火與工業貿易，以及為德退役軍人謀求出路的意 圖。更何況此時塞克特業已退役，年六十有七，在德政府中影響力減弱，內心有 失意之感，經濟收入大不如前，因而願往國外服務。22就中國方面而言，請德國將 領來華任軍事總顧問，除魯登道夫外，塞克特是最為理想人選。蓋其善於整訓軍 隊，有德國國防軍之父之稱。而今魯登道夫既無意東來，遂極力爭取塞克特的前 來訪問。另方面佛采爾既與中國將領不和，亦有意請塞克特來華訪問，以增加自 己在華的聲勢，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佛氏願為蔣介石力請塞克特來華訪問。 早在 1932 年七月下旬，塞克特即在柏林與德國軍事顧問團駐柏林辦事處及國 民政 府在柏林官員有所接觸，旋因中方及佛采爾的力邀，塞克特決定於 1933 年四 月十二日啟程。行前氏並知照德外交部國防部，亦間接向總統興登堡報告。德外 交部並不贊成。蓋自包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以來，外交部即對德退役軍官來 華任軍事顧問一事持反對態度。其顧慮有二：一是懼協約國英法等抗議，一是認 為將有礙德日外交關係。甚至包爾雖實質上是軍事總顧問，最初亦未由國民政府 正式發聘。現既難於阻止塞克特以私人身份訪華，故建議同時訪問日本。為塞氏 拒絕。23國防部最初雖予支持，但態度因外交部影響，亦欠極積。24由此可知，國 21

Hans Meier-Welcker, 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kt,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16-117。

23 22

Hans Meier-Welcker 前引文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16-118；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 問史傳(七)〉，《傳記文學》，26 卷 5 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 63 年 9 月），頁 52-53。

Akten des Auswäertigen Amts, 8580, Meyer, Peking 13 Mai 1933.

24

民政府聘用德國軍事顧問迄此時仍是屬於與德個人間私人行為，仍是非官方活 動，與德政府無正式關係。塞克特的來華是由退役少校畢魯(Preu)陪同。畢魯與克 蘭有合作關係，同在兩廣為其地方政府購買及安裝軍工器械。故船抵香港時（五 月六日）兩廣當局派人相迎。25由此可證明塞氏來華與克蘭關係甚深。二日後抵上 海，改由舊識退役上校海因斯(Heins)陪同，旋赴南京，由行政院長汪精衛接待， 亦與中國軍方會談，討論有關軍隊之整訓問題，並參觀軍校等設施。此時蔣介石 及佛采爾均在北方或前線，故遲至二十二日，塞克特方上廬山謁見蔣氏。塞克特 對蔣之印象是：聰明冷靜，但個性急，無得力助手，是僅信任其妻宋美齡。曾表 示如年輕二十歲，或可共同工作。26蔣在此次會晤約略及日後會晤坦率告知與佛采 爾相處情況，以為佛采爾工作認真，長於指揮作戰，但較難相處。顧問團內人事 糾紛嚴重。盼塞克特能出任軍事總顧問。 塞克特在與蔣相晤後，方晤見佛采爾，佛采爾亦有所抱怨。故七月一日塞克 特由北京經南京赴滬時，親交佛采爾信函，以為其樹敵太多，力勸慎言謹行。並 建議整頓顧問團幕僚組織，亦對寵用布塞奇斯特有所指責。27 七月初塞克特由上海離華，臨行前致蔣備忘錄，建議精簡軍隊，建立核心精 銳武力，成立教導旅，調訓在職軍官，由德軍事顧問嚴格加以訓練，建立現代化 人事制度，及軍費審計機構、軍隊權力核心與領導系統。此外更應積極建設軍工 業。對顧問團，氏認為其所作軍事組織及武器改進之建議甚為可取，顧問團本身 問題在組織及人選均應改進。28而蔣的答覆是希望另請德國高級將領擔任侍從顧 問，代表蔣本人調和並督導德國顧問團工作，有意請塞氏擔任是職。29 塞克特在返程途中，於香港稍作停留，並會合克蘭及畢魯，在廣州與張仁民 （李宗仁參謀長）及陳濟棠代表繆培南會晤，並促成兩人與克蘭簽訂設立兵工廠 合同。再度可證明塞克特的來華目的不純粹在於與國民政府的合作，有在華扮演 25 同上註。 26 同上文載於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19。 27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20。 28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in Freiburg, Beraterschaft in China, Msg60, Nr.1864Karten 15. Stuck205，轉引自張水木前引書，頁 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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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中德關係史料選輯〉，《近代中國》，45 期，（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 74 年 2 月），蔣委員長致德顧問塞克特將軍電。

雙重角色之嫌。30 1933 年九月間塞克特在德得蔣介石函，請其推薦德籍軍事總顧問，蓋蔣與佛 采爾 華雖獲極高的榮譽，可以代表蔣介石推行一切整軍措施，但 其在 難再相處，並認為佛非組織長才，致而與顧問團成員及中國將領間歧見甚深。 塞克特乃與法爾肯豪森及佛奧布爾(Faupel)將軍聯絡，擬取代佛采爾推薦為德國軍 事總顧問。旋復得朱家驊函電，告知佛采爾與蔣已無法相容，蔣盼塞克特返華出 任軍事總顧問，並授權代覓其他得力助手。此時塞克特已決定赴華，唯德國政府， 特別是外交部不予同意。德外長牛賴特(Neurath)認為塞克特任中國軍事顧問，將 使德遠東外交陷於困境，妨礙德日間關係。國防部長柏龍伯(Blomberg)因受外交部 影響，最初亦頗遲疑。故塞克特一度告知中國無法前往，改薦法爾肯豪森及佛奧 布爾。迨中國駐柏林使館明告德國政府，如德拒絕塞克特赴華，中國將接受法貝 當(Petain)出任軍事顧問，德國將一無所有。31德政府為顧及在華整體利益，最後 終同意塞克特與法爾肯豪森出任中國軍事顧問。而佛奧布爾則因未獲中德雙方同 意，故未能成行。 塞克特第二次來 華時間甚短。由於健康不佳，留華僅約一年（1934 年四月至 1935 年三月）。 儘管實際上很多工作是由法爾肯豪森推動，然其成就仍然是非凡的。在整軍方面， 他一如佛采爾，建議中國先整編五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成立教導旅，配以現 代化德式武器裝備，作為基本武力。並得德政府同意，派遣德年輕軍官來華服務 三年，中國亦可派軍官至德國軍中受訓，以培養中國軍隊現代化的基本幹部。32 當然其成就最為人稱道者，仍是以物易物的所謂合步樓方案(HAPRO-Projekt)。即 中 國 以 如 鎢 銻 礦 砂 大 豆 桐 油 等 原 料 經 克 蘭 所 組 織 的 工 業 產 品 貿 易 會 社 (Handelsgesellschaft füer Industrielle Produkte)，換取德製軍火及工業產品與機器設 備。使中國軍隊的武器配備快速改善，軍工業得逐漸建立基礎；亦使德國取得不 少戰略物資如鎢銻礦砂等。故塞克特回國後，中國仍予以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總 顧問頭銜，直至是 1936 年十二月去世為止。33在外交上塞克特對雙方使館提升為 30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31。 1972，頁 296。 31 J.B. Seps 前引博士論文 Berkely 加州大學， 32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Msg 160／6103；193-201。 33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31。

大使級，並由北京遷至南京亦有貢獻。甚至雙方的軍事合作雖在名義上仍是私人 性質的，而實際上已漸成為國家性的。故蔣介石夫婦始終以之為最忠誠之友人。 而氏返國後亦仍然時刻為中國服務，常成為中德間重要聯絡人。中國赴德訪問團 每常因他的引介，得希特勒召見，受德政府優渥的接待。唯氏對中國的看法並不 是完全肯定的。他也如包爾及佛采爾，認為中國高級軍官的素質甚低。中國文化 悠久，雖表現出與自然界間的和諧，但終將有驚天動地的大變動。34氏亦無法適應 中國的社會生活，仍是一位充滿日耳曼優越感的普魯士的軍人。 法爾肯豪森則是深愛中國的德國將領。其本人視中國為第二故鄉，據云於 1938 年一 大戰時期法爾肯豪森曾在土耳其作戰，並結識塞克特。兩人思想 雖不 同意 展。但來華後，在指揮對日作戰上，氏亦頗為盡忠職守，充分反映出普魯士軍人 度決定入中國籍。35氏出身於細里西亞鄉間貴族，少年時代即因貴族身份就讀 軍事預備學校，是忠於德國皇室的保皇份子。當然亦是典型的普魯士軍人。因此 希特勒當政後，氏對希特勒及納粹黨均不欣賞。法爾肯豪森於庚子拳亂時期曾以 少尉軍官身份服役於來華之德國遠征軍，對中國印象很深。此後於 1910 至 1914 年時期擔任德國駐日本使館武官，據說能說流利日語。在此時期他曾偕妻至朝鮮 及東三省與北京遊歷。故在出任德軍事顧問以前，已具有相當的東方經驗，對中 國及日本均有好感。認為日本學習德國軍事極其成功。其在來華以前，被德人視 為親日份子。36 第一次世界 全同，唯甚接近。戰後氏出任德國駐土耳其使館軍事方面負責人。故氏之外 國經驗，特別是與異文化社會相處的經驗豐富，胸襟開朗，有廣闊世界觀。此後 曾任德國德瑞斯敦(Dresden)步兵學校校長，校中亦有中國學生，桂永清即其高足。 1932 年中國東北軍有意聘之為軍事顧問，德國政府顧及與日本之關係，未予 。在未來中國之前，法爾肯豪森在有些看法上與塞克特並不相同。例如塞克 特視德國一意親日，忽視中國，是一種錯誤，以為日本不可能，亦不願給予德國 很大好處，而中國則不然，至少在經濟上可予德國相當助益。而法爾肯豪森則認 為日本是安定遠東的重要強權，只有與日本保持有良好關係下，德國才能有所發 34

Hans Meier-Welcker, Seekt, Frankfurt a, M., 1967, S. 66 O.

35

Liang His-huey,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934-1938)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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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忠職守的精神。也許正因為這種盡忠職守的觀念，以及其幼弟Hans Jochim在 Rohm政變（1934）中被殺，氏對德國絕望，故能轉而親華，似曾有不作返鄉的打 算。因此他在政策上與塞克特有其不同。塞克特來華目的之一為德國工業界，特 別是軍工業，推廣其產品的銷華，其與克蘭的合作推行合步樓方案。就是最好的 明證。而法爾肯豪森則不然，他對軍火機器及工業產品的訂購，純粹著眼於中國 是否有此需要，而且要購索價低廉合理者，絕不限於德商。在歷任德在華軍事顧 問中，氏是真正處處為整訓中國軍隊及建設國防而努力。故氏被視忠實的中國友 人，是實至名歸的。37 關於對中國陸軍的整訓及裝備的改善，根據氏於 1935 年 12 月 22 日的建議， 而經國民政府修訂採行的，計有一、擴大步兵團編制：迫擊砲增為每排四門，重 機槍 每連八挺。榴彈砲一連，戰車防禦砲一連。二、統一軍中新武器，包括步槍 捷克式機槍。三、各師快速成立騎兵連，師屬砲兵採混合編組。四、通信兵營及 工兵營宜先各成立一連。38另根據德國學者杜勉(Jürgen Domes)在其所著延遲的革 命(Vertagte Revolution)一書中的記載，在 1934-1936 年間國軍就現有人員及裝備計 先整編二十個師（疑為十五個師之誤，蓋蔣介石當時決定在徐州、武漢及南昌、 南京等五地各整訓三個師）共十五萬人。而且 1936 年因法爾肯豪森的建議，國民 政府訂立三年計畫，預先整訓並改善裝備六十個師。然後至 1939 年間再繼續整訓 裝備六十個師。在軍官現代化培訓面，預定目標為 17 萬人。39但一般中國記載均 稱至抗戰初起時，則完成整訓及現代化裝備的僅有三個師，即第 36 師、87 及 88 師。另有教導總隊及稅警團。看似兩項資料出入甚大，實際上極有可能，此三師 及稅警團與教導總隊是按照高標準的現代化部隊，而杜勉所記載的是一般部隊的 整訓與裝備改善。儘管由於日本侵華大戰提前爆發，中國陸軍的整訓及裝備改善 並未能完成，但這少量的現代化部隊於淞滬戰役的表現仍是被稱譽於世界的。 在戰術與戰略方面，法爾肯豪森的看法是：中國軍隊素質及裝備不如日本， 37 同上注。 38 國防部國軍檔案 580-2693，總顧問法肯豪森建議案(一)，民國 24 年 12 月 22 日法肯豪森南 京建議案。 39

Jürgen Domes, Vertagte Revolution , Die Politik der Kuomintang in China 1923-2937, Berlin 1969, S. 581.

但也不能處處被動的以防守為主，仍應該有小區域的主動性出擊。他認為華北由 於日 國軍倉皇撤退，蘇州防線顯然未能收到預期效果。此可能是所 練成 中日戰爭爆發華北無法固守，中國必要時可以破壞黃河下游堤防，以 河水 地戰，更當採取敵後游擊戰，甚至加強在國外，如日本 本土 本勢力業已深入，一旦戰爭爆發，是難固守的，早晚或將淪陷于日軍之手。 但以上海、杭州及南京為頂點的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帶，中國不僅應予固守，更當 主動予日軍以打擊。40在其建議下，由張治中負責，中國乃以蘇州為中心，修建一 道由砲位碉堡及地下防禦工事所構成的堅固防線，以備予進犯日軍打擊之用。可 惜抗戰爆發後，並未曾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此外，他亦曾建議加強杭州灣的防務， 駐軍四師，以防日軍登陸突襲滬蘇的後路。惜軍方未予採行，僅派一師兵力駐守， 致為日軍所趁。 要而言之，法爾肯豪森在指揮對日作戰中，僅於淞滬戰役獲有相當成功。淞 滬戰役之後，由於 的精銳部隊太少，淞滬一役喪亡殆盡，41遂潰不成軍。蘇州一帶所築的防線雖 在構想上是如法國馬其諾、德國齊克飛防線，實際上由於日軍由杭州灣登陸，撫 其背，根本未能發生作用。何況上述德法兩國防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亦未曾發 生作用。 在 1936 年遠東國際形勢日益緊張時，法爾肯豪森於是年四月亦曾建議應及早 準備，一旦 的氾濫來阻止日軍的前進。42此後抗戰中國軍在花園口的決黃河堤，不知是否 與上述建議有關。如果有關，則亦可瞭解他這種純軍事觀點的考量，置民生於不 顧，也是極其可怕的。 由於中國武力不及日本強大，法爾肯豪森主張中國對日作戰，應採取整體作 戰方法。不僅與日軍作陣 及東北各地進行破壞行動。由於他堅信戰爭必須主動出擊，因此在 1936 年十 月他亦曾建議及早部署突擊日軍在上海及杭州的駐區。十一月更建議在空軍掩護 下，迅速對河北省日軍出擊，並以 108 架飛機攻擊旅順大連及朝鮮西海岸各地。43 40

Liang His-huey 前引文 in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41。

間，亦即主要淞滬之役時期，蔣 42 41 W. C. Kirby 認為自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四個月 損失其基本精兵三十萬人的三分之一，見氏前引書，頁 222。 Bernd Martin 前引書，頁 141。 43 同上書，頁 142。

這些具有冒險性的突擊計畫均未曾為蔣介石所採納。 大體而言，法爾肯豪森是做事精細積極充滿進取主動精神的人，他的計畫與建 議常 及法國北部戰區司令。戰爭末期 因牽

五、中德間以貨易貨貿易的合步樓方案

研究國民政府時代中德關係，中國學者對所謂的合步樓方案極有興趣，以為 此是 是鉅細靡遺的。何處當修橋，何處該築路，他均有詳細規劃。儘管國民政府 並未能一切按照他的建議進行，但這個時期國軍進步是神速的，亦是有目共睹的。 抗戰爆發後，他亦參與指揮作戰。他自己認為對淞滬之役及台兒莊會戰他的貢獻 較大。對於日軍在華的暴行，如姦淫屠殺等，他亦囑屬下廣予收集圖片錄影帶等 資料送往德國，以宣揚日軍的殘暴，為中國的抗戰爭取德國的同情與援助。但由 於希特勒重視德日的同盟，在日本強烈要求下，德國終於在 1938 年七月召回在華 德國軍事顧問。惟法爾肯豪森回國後，仍然儘其可能的為中國游說，爭取德國的 援助。他甚至與柏林大學中文講師林 生聯絡，支持其反日宣傳。亦訪問有影響 力的友人，訴說希特勒對日與對華政 的不合理。也曾與陸軍上尉海因茲(F.W. Heins)共同設計中國抗日計畫，請俞大維轉交國民政府。 策 44 1940 年六月他聽說宜 昌為日軍佔領，曾致函譚伯羽說：那沒甚麼要緊。對於法國對日本的讓步，他亦 認為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整個形勢快速好轉。他相信這些時日對整個世界而言， 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樂觀的認定局勢必將好轉。兩週後他致書蔣介石，表示當此 中國抗戰三週年時，他由衷向中國國家致敬。儘管當前整個世界陷於動亂，但他 相信中國國家及人民將獲致舉世無雙的勝利。45 第二次世界時期法爾肯豪森曾任德軍比利時 入反希特勒運動被捕。戰一度被同盟國視為戰犯。蔣介石曾多次予以經濟接 濟。1958 年氏八十大壽時，蔣曾贈予壽儀三千美元。1966 年氏卒，享年八十八歲。 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上一項創舉。而且對中國戰備的改善，貢獻很大。其實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東歐及中南美各國如俄國土耳其羅馬尼亞墨西哥巴西等 44 同上書，頁 145。 45 仝上註。

貿易關係而言，極為平常，久已存有。甚至在東亞地區，亦不僅限於與國民政府， 與兩廣地方政府及滿洲國似更早於國民政府。故德國對此種以貨易貨的貿易方法 可以說經驗豐富，駕輕就熟，是解決缺少外匯貧窮國家間的一種貿易方法。塞克 特及克蘭在東歐國家時，對此深有認識，甚至克蘭本人可能即從事過此種貿易。 故彼從事與兩廣政府建立經貿關係時，即熟練的使用此一種方法。當然使用此種 方法時，是有其必要條件的：即從事貿易的雙方確有對方所必需的貨物，否則無 法進行。就中德兩國間經貿情況言，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尚未完全復甦 前，中德的貿易是中國輸德貨值增長快速。德輸華貨值增長緩慢。但進入三十年 代，情況完全改變。由 1931 至 1934 年間，中國與德國間貿易每年逆差不斷擴大， 至 1934 年時，逆差已達二千二百萬馬克。46在如此情況下，中國根本無力購買大 量德國工業產品（包括軍火及機器等），而德國由於工業發達。積極努力軍備，卻 亟需世界產量主要在於中國地區的鎢銻等礦砂，及大豆桐油等農產品。故塞克特 與克蘭等設計出此項以貨易貨方案，一方面解決雙方貿易資金之困難，一方面亦 對雙方國防軍事建設有利。正因為符合雙方的需要，故其事可說是一拍即合，水 到渠成。 克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本是從事東非貿易的商人，大戰後於 1924 年 參加 恩格爾哈特(Engelhardt)銀行，乃接觸到軍火貿易，活躍於俄國及土耳其，並 得結識塞克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已是百萬富翁。47他之介入東方軍火貿易，是 塞克特的介紹。蓋廣西在李宗仁主政下，擬積極發展軍備，與派爾資中國公司 (Pälz-China Co.)有往來。因此得雇用在該公司任職之馬耶爾邁德爾上尉(Captain Andreas Mayer-Mader)為軍事顧問，並擬設立兵工廠。而馬耶爾邁德爾有一套建廣 西為中國普魯士的狂想。曾返德多方活動。48經塞克特介紹得識克蘭。49時克蘭正 擬在中國西南地區投資，兩人輕易結合。自此克蘭得介入兩廣的軍備貿易，甚至 與廣東陳濟棠的關係尤深於與廣西的李宗仁。50故在氏與塞克特為國民政府設計合 46

Chen Ch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bis 1933, Hamburg 1973, S250, 表 23。

48

頁 112-113。

mts, 7072 Memorandum von Gipperich, 8 Nov. 1933；W. C. Kirby 前

47 W. C. Kirby 前引書，頁 112。 同上書， 49 同上書，頁 112。 50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 引書，頁 126。

步樓方案以前，氏已在兩廣建立據點，只是其貿易規模較小而已。極有可能在以 貨易貨的方案中，克蘭的主動性尤大於塞克特。國民政府蓋自北伐完成以後，對 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增強，其與兩廣地方政府的往來必將受影響。而戰略物資鎢、 銻等礦砂，早晚將全為中國中央政府所掌握，為未雨綢繆計，亦當早與國民政府 建立關係，何況其獲利的可能性必更大於與兩廣貿易。就兩廣地方勢力仍大甚至 即使，能建立與中國中央及地方勢力均有關係，亦應是更為有利之事。 1933 年七月克蘭與兩廣地方政府簽訂修建兵工廠（炮廠及防毒面具廠）合同， 以展 希特勒極其支持而成立的，合步樓組合卻是經德國國防部與經濟部全力贊助，由 開 30 年代中德物物相易的建設兵工廠之始。惟在遠東地區，其以貨易貨貿易 性質與合步樓方案最為相似者，則是德國與滿洲國的合作方案。中國東三省是世 界盛產大豆的地區，大豆除可搾油及食用外，工業上用途亦廣，德國需此甚殷。 更加以希特勒當政後，極盼與滿洲國（東三省）建立友好關係，爭取日本的歡心。 故經德大豆商人海耶(Ferdinand Heye)的穿針引線，德滿之間成立類似合步樓方案 的以貨易貨貿易方法與機構。在 1933 年夏，海耶向日本政府建議，他可促成德國 承認滿洲國，交換條件是：允許德國在滿洲國成立公司，簽訂滿洲大豆專利銷德 合同。51 最初德外交部、國防部中若干親華派官員對海耶的所為頗有顧慮，其事 一時間未曾快速發展。迨德國退出國聯，德日滿關係有進一步發展，德外交部外 貿部門因希特勒將承認滿洲國之態度日漸明顯，乃大力推動成立德滿進出口公 司，從事以德工業產品交換滿洲大豆的貿易。而且海耶及希特勒總理辦公室經濟 顧問克仆勒(Wilhelm Keppler)均為該公司重要組成份子。52而克蘭、賽克特及國防 部長柏龍伯(Blomberg)與經濟部長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合作成立的德工業產品 貿易會社(Handelsgesellschaft füer Industrielle Produkte)，簡稱合步樓(HAPRO)（即 將原德文會社名稱第一字及最後一字縮寫而成，而用此奇怪譯名，是會儀時，當 場即時翻譯。），顯然是與德滿進出口公司性質相同之機構。甚至在名稱及組成份 子上亦頗近似。故日後克蘭曾向中國官員稱合步樓是德國國家公司。當然其與德 滿進出口公司間仍有不同之處：一、德滿進出口公司是在德國外交部努力之下， 51 張水木前引書，頁 200；Kirby 前引書，頁 142。 52 張水木前引書，頁 223。

克蘭與塞克特主導而組織的，希特勒僅處予默許地位。二、德滿的以物易物，德 方目標是以農產品大豆為交換對象，而合步樓方案德國爭取的主體，則在世界其 他地區產量不多，中國獨有的鎢銻礦砂，對德軍工業極其重要。三、德滿的以貨 易貨貿易對滿洲國而言，幾全在於經濟的互利；而合步樓方案的物物交換貿易對 中國則不僅限於經濟，其對中國工業，特別是軍工業，及中國軍火裝備的更新， 則更為重要。為中國軍備的現代化，以及中國的對日抗戰蓄積不可輕視的力量。 然則我們應確切認知的是此種物物交換貿易，在東亞不僅限於與中國中央政府， 至少尚及於華南政權以及東北地區的偽滿。德國基本上是唯利是圖，並非厚愛中 國國民政府。 克蘭的合步樓貿易會社於 1934 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柏林正式成立。被認為是德 國防部與經濟部假借商人之名而成立的國家機構，頗有一點類似清末李鴻章等人 所倡 容作更詳細之規定。至此合步樓方案 乃正 辦的官督商辦企業。其成立的時間恰在塞克特來華擔任軍事總顧問尚未動身 之時，可視為是塞克特來華前的配套措施。當時，塞克特相信德經此應可自華取 得 20 億馬克的原料，以滿足德國軍工業之需。由此方可了解塞克特願意來華及促 成其事的原因，不僅在貪圖中國的高薪，及為德國退役軍人尋找出路 ，實亦在為 德國軍工業打開原料供應及成品銷售市場。 在塞克特主導下 1934 年八月二十三日，克蘭與孔祥熙（財政部長）在廬山簽 訂物物交換貿易合同。53次年復在柏林對其內 式進行。惟亦在此期間，國民政府與兩廣間的關係交惡。對克蘭同時在兩廣 協助陳濟棠與李宗仁建立軍工業，亦有以物易物貿易，極不滿意，一度使合步樓 方案的進行，發生動搖。蔣介石因而對克蘭產生不信任。並以強制手段擬禁鎢砂 輸出，並扣留克蘭裝船用運粵的飛機器材。中德關係轉趨緊張。德國政府在輕重 衡量下，決定放棄與兩廣的合作，全力加強與國民政府的關係。54亦正在此時，蔣 以武力解決兩廣的擬獨立稱雄。克蘭與國府的關係乃得有所改善。中德復於 1936 年四月九日再簽協定，由合步樓會社與國民政府作物物交換貿易，並由德意志銀 53 J. B. Seps 前引博士論文，頁 372。此合同中文譯本載於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 (1927-1947) 》，（廣西：廣西師範大學，1994 年出版），頁 324-326。 54 William C. Kirby 前引書，頁 127-134。

行提供中國一億馬克貸款，作物物交換貿易時，華方資金的周轉之用。55但自此德 國政府取代克蘭，正式介入合步樓組合，使合步樓會社全由德國防部兵工署主宰。 當然亦促使合步樓方案終因中日戰爭爆發，德日意三國結盟的關係，而漸趨沒落。 遷延至 1941 年中德斷交，乃完全結束。 至於合步樓方案德方賣給中國多少武器裝備，今日雖缺正確詳細的統計數 字，

六、結 論

綜括上述各節的討論，可了解德國軍事顧問及合步樓方案在近代中德關係上 的重 但根據沈晉康所著中德貿易統計平衡表，1934-1936 年間，每年中國貿易逆差 在 42,454,333 海關兩，而此項逆差應絕大多數為軍火及機械的輸入。56在 1936 年 正式簽訂協約時，克蘭曾稱，增供應中國二億五千萬金馬克軍備及其他機械。57 僅由此可以窺出，其數字是驚人的。 要性及其所發生的作用。過去國人治中德關係史的學者常將此時期中德軍事 合作視為是德國政府對中國的友好。嚴格而論，德國此時期的遠東政策，以結好 日本為主流，其在中國所行的，僅是為解決其本身的需要而執行的實利政策。不 僅在中日關係上扮演兩面角色，既助中國整軍以及採取以貨易貨的方式供給中國 整軍所需的武器裝備，但又與日本結盟，甚至對中國境內的各政權如滿洲國與兩 廣政府採取兩刀政策，儘其可能的藉此取得所需的戰略物資。此與清末民初德國 政府的遠東政策，差異性並不太大。但來華服務的德國退役軍人絕大多數，包括 包爾塞克特與法爾肯豪森等確對華有濃郁的感情，致而才會使若干史家，特別是 中國史家，產生錯誤印象，以為德軍事顧問私人對華友好的行為即是其政府的對 華友好。其實無論是威瑪時代或希特勒當權後，德人所看重的均是日本，對於中 國是缺乏真正扶助的誠意的。故中德關係不僅不能與德日關係相比，甚至亦難與 德國與土耳其關係相提並論。中國僅是被壓迫、榨取，至少是被利用的對象而已， 談不上有多少感情。 55 同上書，頁 134-13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前引書，頁 329-332。 5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前引書，頁 225。 57

但是就中國方面而言，卻完全不然，德國軍事顧問的協助整軍，合步樓方案 以物 果，在社會間 亦產 易物貿易確使中國軍隊及工業化有快速進步，為日後的對日抗戰蓄積了相當 的實力。儘管軍事顧問的聘用與合步樓方案的推行，兩者兼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如將兩者分開來討論，也許合步樓方案的影響更大於軍事顧問的聘用。蓋在此 逾十年時期中，德軍事顧問所協助的中國整軍，實際上僅收到初步的效果，中國 真正練成的現代化的精兵，亦不過三師及稅警團與教導總隊而已，距離國軍全面 現代化仍甚遙遠。但合步樓方案的推行，中國在德方協助下修建了浙贛湘黔鐵路， 並興辦大煉鋼廠。這些雖非克蘭合步樓方案所直接相關的，但如無合步樓方案的 執行，這些交通及工業現代化設施，德人似難相助的。 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由於蔣介石的聯德政策獲致明顯的效 生了親德風氣的再興起，留德的風氣一度甚為活躍。留德返國的學人於南京 組織中德文化協會，甚至亦有少數人擬在國內推行納粹運動，蔣介石甚至被描繪 成法西斯主義者，這一些顯然是此時期親德的後遺症，因非本文的主題，恕難予 以討論。

The Sin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the

Lee Kuo-chi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at the military ween China and Germany as well

as th

ance from Germany and the practice of Hapro Project

─tra

Keywords: German military adviser Max Bauer Hermann Kriebel Gerog Wetzell

ment

1920s to 1930s and Hapro Project

cooperation bet

e cour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o-called “Hapro Project” in the 1930s. Having studied relative archives and researches exhaustively, I try to explore the actual cause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was interested in Germany’s ex-cellent military power and weaponry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besides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eager to gain assistance to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gment its military strength; meanwhile, Germany needs to obtain rare minerals, such as tungsten and antimony, which are abundant in China, to expand its capabilities in military industry. However, Germany focuses its Far Eastern policy entirely on Japan and is only making use of China’s resources; therefore, it would not assist China sincerely, The motive of Ger-many could be proved by its trade cooperation “Hapro Project”, which has been signed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ose local authorities of Guandong, Guanxi and Manchuria simultaneously.

Ｏwing to the military assist

de by commodities for commodities─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has thus accumulated the national strength for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reafter. Therefor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during this period has still been beneficial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ns von Seekt Alexander von Falkrnhausen Hans Klein HAPRO-project National Gov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