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
第一部分 背景 引 言
外国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 也不免失望，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与鉴识中国，因为他们总是在说爱 中国或者恨中国。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有时会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 大国，遥远缥缈，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很有一些吸引力。然而他 一旦来到中国，就会感到目不暇接，很快就觉得无法再思考了。他只是感到 了中国的存在，一种如此巨大的存在，简直超过了人类心灵所能包容的程度。
这里似乎是一片混乱，此事物与彼事物互不关联，生命的运动在遵循着自己 特有的规律，生活像是一出出雄伟的戏剧，时而悲哀，时而欢乐，却总是那 样紧张，那样激昂，那样真实。一段时期过后，他又开始思考了，这时他感 到奇怪，感到惊愕，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时，他的反应就同他的性格大有关联了。他要么是一个浪漫的国际主 义者，要么是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 喜欢，并开始举例来证明自己的好恶。这也无可厚非，人们总是要对中国有 这样那样的看法，采取某种态度，否则便不能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人们千 方百计为自己寻找理由，开始相互叙述趣闻轶事，家常琐事，交流别人在闲 谈中说漏嘴的和随便说过的话，并且议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又足以使 自己成为哲学家，成为在中国问题上冷静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家，认为中国 一无是处，或者使自己成为热情浪漫的赞赏者。当然，这些人的结论难免是 十分愚蠢的。但是，人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世界之大，概莫能 外，实在不可避免。于是，人们就开始辩论起来。一些人总是认为自己对中 国和中国人有真知的见。这些人是统治世界、操纵世界各地商业贸易的幸福 之人，他们的见解总是对的。另外一些人发现自己充满疑虑和困惑，感到茫 然，对中国有一种敬畏之情，一种不解之意，也许是一种畏惧感与神秘感—
—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对中国的看法之上了。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中国是 存在的，而且是一种神幻莫测的“存在”。
可见，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使人感到神秘而惊愕不已的国家，而且这 还不只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及其地域的广阔。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有着持续 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她的人口也居世界之首；她一度是雄视全球的强 大帝国，一个引人瞩目的征服者；她为世界贡献了自己某些最重要的发明；
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哲学和生活的智慧；她在艺术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
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今天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 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 前的国家。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一本意是要中国成为世界各民族中第一 流的民族；她自己却在国联中选择了一个靠后的位子，与危地马拉坐在一起。
整个国联已尽了自己最大的诚意，却还帮不了中国的忙，不能帮她把自己的 家整理得稍微有些条理，不能帮她制止国内战争，不能帮她从自己的思想家 与军事家、革命家与绅士政客手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最令人惊愕的事实是：她自己对任何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 行为都表示出一种最冷漠的态度。像一个肚量很大的赌徒，她在失去了像德 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时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当汤玉鳞将军在以创世界
纪录的速度撤退，在 ８ 天内丢掉了 ５０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时，四川方面叔侄二 将军正在兴高采烈地大比其武。我们开始纳闷：上帝最后能否按自己的意志 去行事，他能否置中国人自己的态度于不顾，而帮助她成为第一流的国家。
另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她能像以前那样成功地 生存下去吗？迄今还没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上帝真的本意要她 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吗？抑或她仅仅是“大地母亲的小产儿”？
她是有过美好前程的，她曾经是征服者。现在，她最伟大的前程也许不 过就是能够生存下来，而这种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以下事实 时，就更为坚信不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岁月，那时希腊的崎丽与罗马的 荣耀早已成为过去；考虑到她那苦苦研习外族文化的真谛，并使之融入自己 的文化之中的能力；考虑到她吸收井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中华民族的这种 生存能力，她的悠久，显然是值得认真思索的。这是对一个古老国家应持的 态度。人们应该尊敬老人，也应该尊敬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是的，即使她 除了年迈，除了长寿以外别无所长。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种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 活力。其他方面姑且不论。她的一生就是这种生存本能胜利的一生；她使自 己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些生活环境如果给予另外 一个生命力不太旺盛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她接受了自然给予自己的那部 分思想，这里有鲜花、小鸟和名山大川作为她精神与道德的支柱，革凭此项 就足以保证她的身心健全而纯洁，从而使整个民族免于城市社会的退化与堕 落。她宁愿生活在旷野，晒晒太阳，观赏夕阳的余辉，触摸情晨的甘露，吸 收千草与湿润的大地的芳香；从她自己的诗歌（生活习惯的诗歌和写在纸上 的诗歌）中，她学会了如何使自己的灵魂——呜呼！那个经常受伤的灵魂—
—振作起来。换言之，她想方设法使自己活到了这样一大把年纪，就像一个 普通人一样，靠着在野外的生活，靠着那许多的阳光与新鲜空气。然而，她 也经历过艰难时世，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战争，经历过瘟疫，经历过自然灾 害与暴政的折磨。所有这些，她都用自己严肃的幽默和坚强的神经挺过来了。
她总是有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一切。是啊，长寿，仅仅是长寿，就很值得人们 思索一番了。
她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对她来讲已无关紧要。她 或许也不再抱什么希望，感到自己已不可救药。其他人也可能会这么想。人 们奇怪，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呢，还是弱点？她曾经向这个世界挑战过，但她 已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她的高寿也使她有权利这样做。无论发生什么事，她 那平静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不为所动。她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与酸楚，没有 屈辱和奢望这些使青年人激动不已的感情。即使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要将她 立即毁灭的威胁也未能把她吓倒。她不再考虑什么成功与失败；灾难与死亡 也不再是那么可怕；几百年以来民族生活的阴影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如 尼采对大海的比喻一样，她的伟大能够包容所有的鱼类、贝壳类、海蜇类水 生物，包容那些向她掷来的污泥与垃圾。中国的伟大能包容出国留学生的蹩 脚的宣传和暴躁的语言，包容她所有的下级官吏、变节将军和骑墙革命者的 虚伪、无耻与贪婪，包容所有的战争、瘟疫、污秽、贫穷和饥荒，因为她就 是战胜了这些东西而活下来的。欢快而古老的中国，面对着战争和瘟疫，周 围是贫穷的子孙，安详地呷着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 看到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安详地呷着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
中，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则发现一种颇觉高做的保守。懒 惰？高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然而在她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 着一种老大的狡黠，一种给人以奇怪印象的狡黠。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
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
然而，中国是伟大的吗？卡莱尔①说过，一个人在读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 时，开始总是感到烦躁，甚至会达到痛苦的程度。伟大者命里注定会被误解②。 这也是中国的情形。中国曾经被人极大地误解过。我们在不理解并想放弃某 样东西时，我们常说它伟大。在被理解与被称作伟大之间，中国宁愿选择前 者，这对周围的任何人都有益。然而，怎样去理解中国呢？谁来做她的解说 员？她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无以数计的国君、皇帝、圣人、诗人、学者、
勇敢的母亲和聪敏的妇女，她还有丰富的艺术、哲学、绘画、戏剧——这些 东西赋予普通人的分辨善恶的道德观念。她还有民间文学与民间传说的巨大 宝藏。语言本身也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洋径洪英语能使外国人 懂得中国吗？那些老中国通应该靠自己的厨子和老妈子来理解中国的灵魂 吗？还是靠他最可信赖的男仆？抑或靠他的买办与收帐员？或者是靠阅读
《字林西报》上的通信？这些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确实，要想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 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要宽广博爱的情怀。
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感到整个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同伴有着深情 厚谊，并为之感到高兴。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 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他还不应该受自己下意识思维的影响，不受从小 养成的观念的影响，更不能受成年人所具有的专横思想的影响，受那些用大 写字母开头的名词的影响，如民主、繁荣、资本、成功、宗教、股息等。他 需要暂时抛开这些东西，需要稍微简单一些的头脑，正如罗伯特・彭斯①那样 典型的简单头脑。彭斯是最具有苏格兰特色然而也是最具世界性的诗人之 一。他把我们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我们自己面前，他揭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
我们人类所具有的爱和悲。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以上这些东西，具备了一个简 单的头脑，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异族的国家。
那么，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呢？这似乎是根本无法解答的难题。当然不是 那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和因书馆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反映中 国社会。侨居中国的真正的欧洲人不讲汉语，真正的中国人又不讲英语。汉 语讲得很好的欧洲人会养成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 为“怪物”。英语讲得很好的中国人则已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 族化”了。他们或许根本不讲汉语，或者讲汉语时带点英语口音。通过这样 一个淘汰过程，似乎这个解说工作非老中国通莫属了。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 靠他们对洋径洪英语的理解来理解中国了。
老中国通，英语缩写为 ０．Ｃ．Ｈ．——我们先来为他们画幅像，因为他作为 中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①先生对此
① 卡菜尔（Thomas Chr1y1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
② 语出自美国诗人、小品文作家爱默生（1803—1s82）的一句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
① 罗伯恃・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国诗人。
① 阿瑟・兰塞姆（Atthut Ransotne’1884—1967），英国作家。
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 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
舵手、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
“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 能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 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消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 连续讲 ３ 个中国字都颇为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 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②茶，读《字 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 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国助手们整洁。他的 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
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 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客厅里没有 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在远古时代生活 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
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 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 出手帕，大声地俱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
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 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 乎不太可能。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 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 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 始的恐惧。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 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
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 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 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 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 ３ 英里。
在侨居中国的 ２５ 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龟泰 晤士报》的信上署名“２５ 年侨居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
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 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
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 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 取、吸收井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
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①。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 同。（一位署名为 Ｊ．Ｄ．的作家在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② 李普顿（Thonias Johnstort Lipton，1850—1931），英国商人。
① 苏塞克斯（Simex），英国南部一郡。
题为《英国人在中国》的文章，他说：“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与 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 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 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 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 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当他听说中国人也 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
他又感到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 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
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 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 感到失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 的事情啊！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对 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起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 些因素，一切都不难理解：语言的难学，汉字的难写，当今中国政治、学术 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 不过是更高的智慧层次上对中国更加全面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仅因为老中 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中国的书。然而这 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的那些闹言碎语的 水平上。
当然也有例外，像罗伯特・哈特爵士①、伯特兰・罗素②这样的人，他们 都能看到一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生活也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有一个哈特 爵士，就有一万个罗德尼・吉尔怕特①；有一个罗素，就有一万个伍德海②， 于是形成了舞台化的中国人的模式，他们还不间断地为这个模式增添一些笨 拙的细节——幼稚，虚假——而西方人对此又是那么熟悉。这是早期葡萄牙 水手传说故事的继续，只是语言不那么污秽罢了。然而，讲故事的人的心灵 都是与那些水手们的心灵一样地令人厌恶。
中国人有时奇怪，为什么中国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险家来。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读读 Ｈ． Ｂ． 摩斯③的著作，检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 们的传统是如何继承下来的，分析一下早期葡萄牙水手和现代的老中国通们 在世界观上存在什么相似之处，他们的兴趣，他们选择细节的自然过程。是 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促使他们漂洋过海，踏土地球的这个角落，是什么动机使 他们过去直到现在还在陆续地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来呢？是黄金和投机冒 险，黄金和冒险首先使哥伦布这个最大的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 路。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持续的过程，理解哥伦布一水子传统是如何
① 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外交家。
② 伯恃兰・罗素（ffertfandRusse1，1872—1970），英国数学家及皙学家。
① 罗德尼・吉尔伯特（Rodiley Gilbert，1889—1968），美国新闻记者，著有几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② 伍德海（H.G.w.Wooded,1881—1969），英国人，著有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③ H.B.摩 斯（H. B. Morse，1855—1934），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著有《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中 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34 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史》等。
一步一步被有条不紊地继承下来的。我于是为中国感到难过，可惜不是我们 人性的力量，而是我们的黄金，我们作为具有购买力的动物把西方人吸引到 了这个远东海岸。是黄金
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①所讲的“既预示幸福又预示灾难的女神”把西 方人和中国人绑在一起，把他们扔进这个卑鄙龌龊的漩涡。他们之间没有任 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纽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中国人便问英国人，既然你如此记恨中国，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 去；而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租界。他们谁都不知 道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英国人认为不值得让中国人去理 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国人认为，让英国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着的事。
然而，中国人理解自己吗？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讲解员吗？人们公认，自 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 如此。语言障碍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但中国悠久的历史 却能使他颇费精神。她的艺术、哲学、诗歌、文学和戏剧之复杂很难使他钻 进去，并加以清理，从而完美地理解和阐明这些问题。他的同胞，同一趟电 车上的旅伴，现在正在控制着某省大权的者同学，也都使他难以理解，难以 原谅。
可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现代的中 国人感到困惑。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 态度。他的心中正在进行着一种乃至多种艰苦的斗争，其中有理想的中国与 实际的中国之争；有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这也许 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的灵魂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 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 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
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有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斗争，产生于羞 耻与自豪之间，对自己的家庭忠贞不渝，而对家庭的现状又感到不满和惭愧。
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时，他的宗族自豪感占了上风，而在正常的 自豪感与极端的保守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有时他的羞耻的本能占了上风，
而在诚心改革的愿望与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和现代拜金主义之间，距离又是那 么小。要想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么，将自豪感与诚实改革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关键在哪里呢？既能欣 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结合绝非易事。因为这就要求 我们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 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锗，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捡出 那应当捡出的东西。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勇气，有一种罕见的诚实，还有那 更为罕见的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活跃头脑。
他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显然有独特的优越之处。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 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 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 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做与耻辱，
荣耀与邪恶。看来，我们整理传家主的比喻并不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下意识 的民族遗产都已融于中国人自身之中，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可能已经学会
① 亨利・后姆斯（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作家。
玩英国足球，但他并不是真的爱好，他或许已学会羡慕美国人的高效率，但 在内心里，却反对这种效率；他也许学会使用餐巾，但他讨厌这种东西；从 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中。他听到了一种泛音，这是一种东方古老 的民歌和田园诗的回声在诱惑他回到东方来。他昔心钻研了西方美好与难臻 的东西。但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在接近 ４０ 岁时，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了。
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袍 与便鞋。啊，多么舒服，既平和又舒但。在中式长袍与便鞋中，他的灵魂得 到了慰藉。他再也不能够理解狗带项圈这类事情了。也奇怪，他自己在那么 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容忍这种东西。他再也不踢足球了，而开始寻求中国式的 修身之道。他漫步于桑田竹林之中，杨堤柳岸之上，做着自己的锻炼活动，
这种活动甚至与英语中的“乡间散步”也有差异。这是东方式的漫步，于身 心大有神益。他甚至讨厌“锻炼”这个词，为什么要锻炼呢？这是一个可笑 的西方观念，甚至那些可受尊敬的人为一只球在运动场上互相追逐也是荒唐 的，极端荒唐；更荒唐的是在大夏天运动以后，还要把自己裹在闷热的法兰 绒和羊毛绒衣之中。为什么找这么许多麻烦，他想。他记得自己当年也是乐 此不疲的，可他那时还年轻，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他真的没有这个运动的冲动。不，他生来就是与此不同的，他生来是要叩头，
要安静，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颈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时想，自 己可能是一头猪，而西方人则是一条狗。狗喜欢咬弄猪，而猪则只是报之以 哼哼，这甚至很可能是满意的哼哼。为什么不呢？他甚至想做一头猪，像一 头真正的猪那样地舒服。他并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
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安静地一人呆在那里，狗不要去打扰他。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观察东西方文化的。这是唯一观察和理 解东方文化的途径。他有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每每论及中国，他 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忍 耐、苦难、幸福、坚忍与刚毅。这是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生活。然而却丝毫 不比现代文明生活逊色。同样伟大，同样高尚，同样谦逊，同样真挚。这样 他真正地了解中国了。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观察中国的唯一方法，也是观察 任何一个外国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异乎寻常人的道德价值，通 过考察在表面英俊优雅的仪态之下真正的礼貌与谦恭程度，通过考察妇女奇 装异服遮盖下的真正妇女特征与母亲气质，通过观察男孩子的调皮与女孩子 浪漫的白日梦。男孩子的调皮，女孩子的梦想，儿童们的笑声，他们嗒嗒嗒 的脚步声，妇女们的哭泣，男人们的忧伤——这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只有 从男人们的忧伤与女人们的哭泣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民族之间 所不同的仅仅是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所有明智稳妥的国际批评的基础。
第一章 中国人 北方与南方
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或者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首先要认真研究 那个时期的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 们产生最大的兴趣。提起衰亡的罗马时代，我们就会想起马库斯・奥里利厄 斯①或者卢西恩②；提起中世纪，就会想到弗朗西斯・维龙③。于是，这些时代 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亲切，变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约翰逊时代”这样的名词 就比“十八世纪”对我们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回想起约翰逊④是怎样生活的，
回想起他经常光顾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讨论问题的朋友们，这个时代才会成 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时代。也许约翰逊时代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或一个普通 的伦敦人会同样使我们联想到这个时代。然而，普通伦敦人的意义可能并不 大，因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无几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还是喝李普 顿茶，这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因为他 们是平凡的人。然而，约翰逊抽烟，经常光顾 １８ 世纪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事情。伟大人物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反映，这一点 对我们很重要。他们会影响自己所接触的事物，或者受其影响，他们有这种 天才；他们也受到自己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受到所接触的妇女的影响。而 这些对另一个缺乏天才的人却毫无触动。他们充分利用并享受了他们那个时 代的生活；他们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东西，并且用最纤细、最有力、最敏锐 的眼光对此作出反映。
然而，分析研究一个国家时，又不能忽视普通人。古希腊人并不都是索 福克勒斯①，伊丽莎白的英国也并非遍地都是培根②和莎士比亚。谈到希腊时，
仅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③和阿丝帕霞④，并不能得到对雅典人的正确 印象。我们还应该经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儿子来作补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 亲治家不力；还有阿里斯托芬⑤的戏剧所描写的人物，他们并不都是爱美的，
不都是倾心于对真理的探索，而是经常喝醉酒，贪吃，爱吵架，贪污受贿，
喜怒无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样。也许雅典人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助于我们 理解雅典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正如伯里克利与阿丝帕霞能帮助我们理解雅典 的伟大一样。他们这些人，作为个人无关宏旨，但作为一个集体，却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过去时代的普通人也许现在很难描述出 来，然而当代的普通人却不同，他们每天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谁是 普通人？他是于什么的？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
① 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 年期间在位。
② 卢西恩（Luctan，约 120—200），希腊自由思想家。
③ 弗朗西斯・维龙（Pranois Vdllon，1431—1463），法国诗人。
④ 塞缪尔・约自逊（samuei Johnson，1709—1784），英国辞典编宴者及作家。
①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 495 一前 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② 培根（Bacon，1561—1626），英国作家及哲学家。
③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 495 一前 429），雅典政治家，将军，演说家。
④ 阿丝帕霞（Aspasi A，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名妓，曾为伯里克利的情妇。
⑤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 448 一前 385）.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
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 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 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 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 统，相同的书面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
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 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 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就是口头语言也不会造 成欧洲人之间讲话那么大的困难。一个满洲人能够使云南人听懂自己在讲些 什么，尽管有一些困难，这也实在是语言上的奇迹。这是经过缓慢的殖民化 过程才获得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字的书写系统这个民族团结的有 形象征。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 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
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 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 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 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 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
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 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 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 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 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 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 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 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
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
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 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 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 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 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 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 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
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 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 一个是江南人。吃 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
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 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 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
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 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 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①，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 阳。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 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
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 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 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
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②：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 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 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
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 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 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 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 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 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 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 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 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 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 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 的音节。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 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 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 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 州腔喊道：“开——步——走■——嗳——”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
在诗歌中，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尤其在公元 ４、５、６ 世纪。当时，
北方中国第一次被鞑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这时，伤感的爱情诗 在南朝盛行。许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种题材别致的爱情 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间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对比一下这些感伤的诗歌与北 方新鲜、质朴的诗歌是很有启发的。南方佚名的诗人在这种很流行的小曲中 唱道：
打杀长鸣鸡，
弹去鸟臼鸟。
愿得连冥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另一首小曲唱道：
① 涿县，现在河北中北部。
② 英语有一格言云：有规则就有例外。
途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依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一种称作“词”的有独特风格的抒情诗发展起来了。其内容 不外是妇女的深闺幽怨，红烛泪干，中意的胭脂、眉笔、丝绸、帏帐、珠帘 朱栏，无可挽回的春天，清瘦的恋人，羸弱的心上人儿等等。写这种伤感的 诗歌的人应该被写那种简短、质朴、直接描写北方荒凉风景而不加雕饰的诗 歌的人所征服，这实在也是自然的事。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北方诗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个北方将领在遭到惨败之后，正是用这首诗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来，
送上前线去战斗。我们再来看一首歌咏新买宝刀的诗歌，与南方的爱情诗歌 作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攀，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遥看孟津河，
杨柳郁婆姿；
我是虏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这些诗歌也曾被胡适博士引用，来证明同一个主题。这样一些诗歌开阔 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使我们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北方血统与南方血统的不 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一个具有 ２０００ 多年叩头、室内生 活、缺乏流行运动的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能够避免社会民族退化的命运，避 免像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那样落后于人。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呢？
退 化
“退化”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只能是相对而言。
自从发明了抽水马桶和吸尘器，现代人在衡量别人的道德水准时总是看其清
洁程度。认为狗甚至比人更文明，因为它每星期都沐浴一次，冬天还要戴上 护肚。我曾听到过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说，中国农民过着“牲畜一样的生活”。
他如果想拯救这些中国人，第一件事情看来就是给农民的茅屋及器具来一次 全面消毒。
然而，不是污垢，而是对污垢的恐惧，才是人类退化的标志。依靠外部 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身心健全程度是危险的。事实上，欧洲人生活在暖气烧 碍过热的寓所里，乘豪华小轿车，其求生的本领，断然不如那些生活在又低 又矮，未经消毒的茅屋里的中国农民。在孩子和野蛮人中自然存在的残酷本 性也并非人类退化的标志。相反，退化的标志是对疼痛与苦难的畏惧。一条 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为一位夫人的爱犬，被带着招摇过市，是一只退化了 的狼。即使是杰克，邓姆普赛①式的魁梧，也不能用来证明赛场以外人类的荣 耀。能用来证明的只能是人们工作与过幸福生活的本领。即使是一种高度发 达的动物，它的身体是一个更为敏感、复杂的有机体，有各种特异功能，有 更优良的意志，这样一种动物也不见得就比人类更茁壮，更健康，因为要考 虑的是它的生活能力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衡量其体格与 精神健康与否，要看他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享受他的生活，看他对生活的 适应力。
即使我们单纯考虑身体现象，也可以明显看到几千年来文明生活影响的 痕迹。中国人使自己适应了这样一种需要耐力、反抗力、被动力的社会与文 化环境。他已经失去了一大部分征服与冒险的智力和体力，而这些都是他们 原始丛林中祖先的特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发现它最好的用处是制造鞭 炮，共他们的祖辈做生日用。这的确是中国人的幽默，完全象征着他们对发 明的态度。就是说，发明要用于和平的目的。在艺术中，他们讲究精美而不 讲究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在体格上失去了不少过去的活力，以至本能 上变得圆滑起来；在哲学上，他们讲究合情合理，不讲究敢作敢为，这一点 也许可以从中国人圆圆的下巴和没有定形的脸庞上看出一二。
除此之外，中国人蔑视体格上的勇猛，蔑视体育运动，普遍不喜欢艰苦 的生活，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这些都与体力衰退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在电 车上还是在职员会议上，欧洲人与中国人坐在一起时，你总可以看到这样的 情形。中国资产阶级不卫生的生活方式，寓所烧得过热的暖气，在很大程度 上造成了中国人的斜肩与无精打采的眼神。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的 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竞技场上，那些父母有一方是欧洲人的男孩子，明 显与众不同。他们速度快、灵活、精力充沛，尽管他们在耐力竞赛时很少取 胜，学术造诣从来也不如中国人。一位叫鲍罗廷①的人自吹在 １９２７ 年的汉口 国民政府中有相当的权力。这是因为这个精力旺盛的俄国人做着三倍于中国 官员的工作。他可以游说中国领导人直至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以免 被这位俄国人纠缠不休，而这位俄国人在他国内也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
许多在上海的欧洲人奇怪，他们的中国朋友为什么往往中途退出他们的 社交性谈话。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不能忍受这种长时间激烈的讨论所 带来的心理压力。这种讨论在用外语进行时，则尤其如此。在许多中国人与
① 杰克・邓姆普赛（Jdck Delpsty）。美国拳击手，1919—1926 年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① 鲍罗廷（Michae Borodin，1884—1952）.苏联人。1922 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的顾问，1925 年在广州为国民政府最高顾问。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苏联。
欧洲人组成的伙伴关系中，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商业关系，欧洲人总是看不 惯中国人那种令人生厌的沾沾自喜。中国人则看不惯欧洲人那种坐立不安的 坏脾气。中国人认为，美国爵士乐队指挥那副连裤管都在颤动的样子，以及 欧洲旅客在轮船甲板上散步的模样，实在都是非常滑稽的。
除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中国领导人都不“像牲口那样工作”，而只是像 文明人一样工作。他们认为，生活不值得人们付出那么多的劳动。假如蒋介 石和宋子文最终都高人一头，那也是因为他们的耐力，他们做苦工的能力。
宋子文在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时称自己像“牛一样壮”。他不像其他所有中国 官员们那样，在离职的时候恬不知耻地宣称那是因为自己的糖尿病、肝硬化、
神经衰弱等。我们可以为这些身体上、精神上的病患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
囊括一所现代化医院所有科室所能处理的病患：肠胃功能紊乱，肾负担过重，
神经崩溃，大脑功能失调，失去思维能力等等。官员们在政治上出了毛病的 时候，就要公布这些身体上的毛病。当然，大部分病患倒也是真实的。
除了已故的孙逸仙以外，中国领导人并不经常读书与写作，尽管他们都 是一流的学者。让一位中国领导人写一部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书是不可想象 的。中国迄今为止也还没有能够写出一部明显畅销的第一流的孙中山传，尽 管这位伟人已故去将近 １０ 年。就是像样点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传记 也还未曾见到。
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 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 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 朋友一生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 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一个人缺 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时，就要在合情合理这个道德品质上作文章。我们隔很长 时间才能够出现一个司马迁、郑樵或顾炎武。这些人惊人的工作使我们联想 到永远不知疲倦的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这就是两千多年的叩头给中华 民族带来的结果。
对人们的头发与肌肤的研究，似乎也能说明千百年来室内生活的影响。
中国人的胡须一般很少，有的极端缺乏，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许多中国人 不知道刮脸刀有什么用处。男人的胸毛是不为人知的。女人唇上的茸毛在欧 洲并不罕见，在中国却绝无仅有。据医学权威们透露，书本上也有记载，女 阴无毛在中国妇女中绝非偶然。中国人皮肤的汗毛孔也比欧洲人细腻，这就 使得中国妇女的皮肤一般比欧洲妇女纤细，肌肉也较松弛。这是她们通过缠 足的习惯有意培养成的理想模式。缠足自然另有其他方面的性吸引力。中国 人显然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的。在广东的新丰，养鸡场的管理人员把鸡 关在黑笼子里，永远不让出来，鸡在窝里没有多少活动余地，于是我们就得 到了新丰鸡，鲜嫩可口，名闻遐迩。皮肤的腺分泌液肯定也相应减少了，于 是，中国人在解释为什么外国人有（想象中的）天天洗澡的习惯时说，这是 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较强烈的气味。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与欧洲人相比，中 国人失去了声音中洪亮、低沉、共鸣的特质。
据我所知，五官方面的情况，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但是，在耳朵和眼 睛的使用方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出现了任何退化现象。中国人很讲究嗅觉 器官，这从中国的烹调可窥一斑。下列事实也可证明。北京人不说“吻”小 孩儿，而说“闻”小孩。人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汉语文学语言中，也有
许多法语中 ｏｄｅｕｒ ｄｅｆｅｍｍｅｏ①的对应语，比如“绩骨香肌”和“玉人芳泽”。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冷热疼痛，以及日常嘈杂声的敏感性与白人相比则相差 甚远。生活在集体化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早已学 会了如何去容忍这些磨难。或许中国人的神经是一件不得不使西方人羡慕的 器官。敏感性在某些特殊行业通常是高度发达的，比如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制 作。然而，在对疼痛与苦难的感受方面，又是那样的麻木。（阿瑟・史密斯① 在他的名作《中国人的特性》中有一章，称中国“缺乏舒适与方便”。这里 他叙述了自己对中国服装、住宅、枕头和眠床等等现象的观察与感受。所有 的欧洲人都感到非常有趣。我敢打赌，中国读者听到史密斯叙述自己在中国 的磨难与不舒适之后，会感到十倍的有趣。白人的神经毫无疑问是退化了。）
中国人容忍苦难的能力是无穷的。
新血统的混入
然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不仅仅是靠了粗糙 神经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决心。事实上，他们生存了下来是因为他们同化了 蒙古族，产生了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因为有一种新血统的混入，必有 一次文化的繁荣。简单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与身体条件之后，我们知道 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长时期文明生活的不良影响，反倒发展了一些其他特 点，从而使自己在更为好战的外来种族面前束手就擒。中国人的生活似乎总 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富于行 动和冒险。于是就发展了一些心理与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极的性格与习惯。这 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变得无法避免。在这些征 服者手中，这个民族在政治上一次次被摧垮。问题是，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情 况下，民族为什么还能保持完整；这个民族并没有能阻止这些军事上的灾难，
像基督教在都尔①战争中阻止了穆斯林那样，而是从这些灾难中生存了下来，
并吸取了新的血液以补充自己；她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与文化传统，这 个结果又是如何取得的？看来，国民生活有一个特定模式，没有早期原始的 活力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种族的耐力与反抗能力。对这种民族耐力与反抗能力 的解释就是对中国何以能生存下来的解释。
新血统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今天所具有的民族活 力。从历史上讲，这种活力每隔八百年便出现一次。如此惊人的规则，使人 不得不认为周期性的民族更新也许是必要的。是民族内部道德纤维的退化导 致了这些周期性的大动荡，而不是外部原因。李四光博士在一篇题为《中国 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载《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１９３１ 年）的出色文章 中，对这些冲突与战争提出了他的调查数据，揭示出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 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周期性远远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许的界 限……也许可以说是太精确了，如果用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去判断，则决然预 测不到的。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
① 意为女人的气味。
① 阿瑟・史密斯（Atthur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著有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① 都尔（Tours），法国中西部一个城市。
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 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 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 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 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重新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
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每一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与关联上的相同性，显示出一种不可 恩议的、机械般的准确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 建筑工程来说明这种准确性。这些工程都发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准确的阶 段，呈现出一种命中注定的规律性。具体说来，它们都开始于每次文化繁荣 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建造豪华的宫殿，如阿房富，后者 不久被付诸一炬，大火烧了整整 ３ 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 修建了不少宏伟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 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 京城（永乐皇帝也因为《水乐大典》而闻名）。
第一周期（公元前 ２２１─５８８ 年）约 ８３０ 年
这些循环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 ２２１ 年至公元 ５８８ 年），其间约 ８３０ 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５８９—１３６７ 年），其 间约 ７８０ 年；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 表明在过去的 ６００ 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太平天国为界，明清两朝 ５００ 年的和平，现在似乎已经结束。
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本周期第一次大的内战浪潮。我们现在正处在动乱与内 部纷争的顶峰。首都也已遵照传统于 １９２７ 年从北京迁至南京。
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我们也注意到，南北分裂，外族征服北部中 国，在过去风起云涌的 ３００ 年中，还没有出现。（中国人与日本人混血，尽 管很少见，然而却已经产生了两个很值得注意的中国人。一个是小星伽，很 不错的将军，曾经发动过一次失败的反抗满洲人的运动；另一位是苏曼殊，
本世纪初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第二周期（５８９─１３７６ 年）约 ７８０ 年 现代周期（１３６８ 年至今）
我们把这些图表重新绘制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另一方 面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一页纸的篇幅内，将 ２０００ 多年的中国政治史做一个最简 单最完美的总结。这些曲线代表了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战争的频率。
李博士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在第一周期之前的周期也是呈现出同样 的模式。通常认为周朝始于公元前 １１２２ 年，延续了共 ９００ 多年。它代表着中 国文化的第一次繁荣，周朝建国之后 ４５０ 年内是比较和平的发展时期，也是 扩充疆土的时候。然后，由于公元前 ７７０ 年中国西北部民族的压力，京都移 往东部。从此，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中央政府逐渐 失去对各个封建诸侯的控制。这就是孔子编年史所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 ７２２ 一前 ４８１ 年），以及后来的战国时期（公元前 ４０２ 一前 ２２１ 年）。这时，楚 国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土，直至基本控制了当时文明中国的整个南部地区。之 后，由精明强干的秦始皇领导的，混入未开化民族血统与外国风俗习惯的一
个宗族征服和统一了整个中国，这个周期随着宣告结束。
这些事实，均需从人种学、经济学、气候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四五百年 的和平时期会使人口逐渐膨胀，这似乎是个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五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也没有理由成为例外，不 过，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明确的解说。在南北分裂对峙期 间，诗歌、文学中呈现了一种道德品行的堕落，正如我们前面引过的那几首 诗所表明的那样。第一周期中的北方入侵时期，即六朝时期，从东晋至隋统 一中国，这时，北部中国被未开化的部落所征服和占领；第二周期中的北方 入侵时间，从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
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
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 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
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 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 雅。
正是在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 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在六朝时，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 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 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恰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 吻合：南部中国在这些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 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皇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 陈后主。他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 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期，种族的复生也萌芽了。因为北方征服者仅仅占 据着官位，下层人民仍然是汉族。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但他们不仅接受 了汉族文化，并且允许他们的民族与汉族自由通婚。宋朝时的全国（满族王 朝）也大多为汉族。种族的构成正在起着变化。即使在文化上，这些时期也 是外族影响渗入的时期，特别是在第一周期末的佛教印度雕塑，第二周期的 蒙古戏曲与音乐。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言和 体格上。他们的语调有了变化，轻辅音也变为浊辅音，身高增加，并有一种 快乐质朴的幽默感。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 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文化的稳定性
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历尽周期性的劫难之后，
仍能生存下来，而没有像罗马被伦巴底人征服那样被少数民族吞没？这种种 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只有深 入考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今日的情势。
这种所谓的种族耐力与活力尽管受中国中产阶级退化品质的影响，但还 是使中华民族历经政治劫难而生存下来，并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血统得以再 生。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 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 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系。这种不朽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中国
人视为珍宝，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甚至含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向 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种礼仪，更加增强了它的宗教色彩。对这一套东西的意识 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
这样一个组织良好而颇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汉族与其他家族制度 意识不强烈的外来民族混合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不开化的部族以及由不 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儿总是急于加入到这样一个家族中，并声称自己是 这个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员。设想自己一旦咽气时，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 仍旧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长河中。这种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员生殖繁衍的直 接刺激剂。比如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来，就应该有许许多多林姓的孩子降 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或许纯粹是因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 些犹太人今天已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的事情 了。只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 自惭形秽，归于消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北 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
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 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 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 机会通过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 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 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 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 的制度中已具雏形。公元 ３—４ 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 得对名门望族有利，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 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庭的发展。
科举制度到唐朝（７—９ 世纪）已经完善。一直到 １９０５ 年，它基本是一 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科 举制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 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 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 不断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 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 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不仅从农村来，而且更要回到农村去，因为田园 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 园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 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中国生活模式的创造者们在文明与原始的生活习惯 之中，维持一个不偏不倚的水平。他们干得如此漂亮，不是连他们自己都没 有意识到吗？他们选择了农村文明，忌恨机械发明，喜爱简朴的生活，他们 发明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又不被这些方式所束缚。他们在诗歌、绘画、文 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返朴归真”。是他们健全的本能指导他们这么做的 吗？
接近自然就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并非农村
人，所以城市中的学者与富庶人家总是有一种渴望自然的感觉。一些著名学 者的家书家训总是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文明的重要一点。这是 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从郑板桥异常珍贵的家 书中，随便选了一封给他胞弟的信。板桥家书应该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 家书。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几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 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 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 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 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 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奴子屋一间，
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 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 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 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 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典型感情。郑板桥的这种田园理想是建立在他对贫 苦的农民充满博爱精神的诗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于道家精髓。正如曾国 藩的田园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维系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与儒家种族观念息息 相通，二者相辅相成。因为田园理想使家庭成为一个单位，是社会制度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也使乡村成为一个单位，是整个政治文化制度的组成部分。
我们会饶有兴致地看到，曾国藩这位了不起的将军和当朝宰相，在给他 儿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养成奢侈的习惯，建议他们种菜，养 猪，给农田施肥。他明确告诉孩子要勤俭持家，这样家族的繁荣才能持续下 去。
如果简朴可以使家庭延续和完善，那么简朴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延续和完 善。对曾国藩来讲，以下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 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
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 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
于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曾国藩为什么认为“养鱼、喂猪、种菜、种竹”
为“家政四要”。他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承我们祖先的传统，另一方 面可以让人在墙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气。进院之后又能看到一片繁荣景象。即 使多花点钱，雇几个人帮忙，这个钱也是值得花的。从这四件事上，可以看 到一个家庭是在上升还是在败落。
从颜之推（５３１—５９１ 年）、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 年）、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年）的家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执著的勤奋俭朴的家庭理想。这种理想也 是被认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遗产。家族制度已经多多少少交织在田园生活 的模式之中，二者无法分离开来。“淳朴”这个词对希腊人是至关重要的，
对中国人也是如此。似乎人们既知道文明的好处，也知道文明的危险。人类 知道享受人生的乐趣，但同时也清楚这种乐趣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害 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宁可享受简单一些却能持久的乐趣。根据中国人的观点，
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减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于是，
“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人当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学者所 云。这一点，中国人从内心表示赞同。因为人类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朴归 真是最切实的保证。事实必定如此，中国人从本能上就知道这一点。他们要 求家族延续，从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续。
年轻的种族
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通过时文明的一种本能的怀疑 与坚守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退化。这就意味着，所谓 的中国文明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西方文明有相当差别的文明，喜欢尚古主 义，并不大愿意向它说再见。这当然不是一种能保证人民和平，不受断断续 续的流血与动乱之苦的文明，不是一种能避免战争、饥荒与水灾的文明。
在一个经历了 ２０００ 多年相对文明的社会生活的国家中，仍然会发生《水 浒传》中描述的那些事情，包括虽不多见但仍有可能的食人肉的事情。这个 事实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对抗文明所造成的混 乱从而使社会延续的秘密。梁山泊的宋江、李逵等一群健壮的强盗，虽然是 孔子之后 １５ 个世纪的人物，然而他们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疲惫不堪的文明的 代表，而是文化时代到来之前的黎明时分一群欢乐的孩子。那时，生活的保 障还是个未知数。似乎中华民族并没有按孔子的说教变得完全成熟起来，而 是在切实地享受那延长了的孩提时代。
这使我们考虑到有关中华民族种族构成的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作为一个 人种实体，中华民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古老民族的特点呢？还是一个在各 方面都还年轻，在种族上远未成熟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特点？我们也许可以这 样来区别：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种族上是年轻的，这是一个当代许 多人类学家都主张的观点。格里菲思・泰勒根据他的移民区模式，把中国人 划分在人类进化最年轻的一层。哈夫洛克・埃利斯①也认为亚洲人处在种族上 的婴儿时期，他们在获得专门化的发展之前，仍会保持着儿童时期的适应性、
灵活性，以及原始状态的各种纯朴的特质。也许“延长了的儿童时期”是一 个更好的字眼，因为幼稚、受阻碍的发展、停滞等等都容易引起误解。
所谓中国文化停滞的观点是由于人们单纯从外部观察中国，对中国内部 生活一无所知而造成的误解，人们只要考察一下中国瓷器的最新发展就可以 明了。这种发展并不是许多外国人想象的那样，在孔子时代就面世的。这种 发展只是第 １０ 世纪左右的事。②即使在那时，发展也很缓慢，直到 １７ 世纪康 熙乾隆年间才达到完美的程度。这是我们几乎可以看得见的时期。油漆、印 刷和绘画的发展也较缓慢。但每一个朝代都使这些工艺前进了一步。具有中 国特点的绘画直到近 １０００ 年前才出现。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这个时间并不算 早。在文学上，史诗性质的散文和离奇故事的出现也很晚，比如《水浒传》
和《西游记》，只是在 １４ 世纪才得到全面发展。当时离孔子与老子生活的年 代差不多已经有 ２０００ 年了。
很奇怪，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史诗，或许原本有过史诗，但早已散佚，
① 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is,1859—1939），英国心理学家和作家。
② 原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