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過去對管教方式的研究與發現；第二節探討不同 階級的家長在子女的未來教育成就與職業取得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管教方式差 異；第三節探討不同階級的家長在子女的人格與行為管教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 差異；第四節進一步探討為何不同階級形成不同的管教方式。
第一節 過去對管教方式的研究與發現
壹、管教的意義
管教方式擁有許多類似的名稱，諸如教養方式、教養態度、管教態度等，但 是所要表達的意義都是父母對於子女態度與行為要求的特徵，王鍾和（1993）認 為父母管教方式是指父母採用管教子女生活作息與行為表現的策略。金惠梅
（1997）定義管教態度是父母在訓練或教養子女時，依其認知、情感和行為所持 之消極或積極信念或作為，以傳遞父母的價值觀及社會目標給子女。王佩玲
（1995）則定義教養態度為父母的教養信念、實際的教養表現及對子女的要求、
期望等。
楊國樞（1986：15）進一步指出教養方式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教養態度，一 是教養行為，教養態度是指父母在訓練或教導子女方面所持的認知、情感或意 圖；教養行為則是父母在訓練或教導子女方面所實際表現的行動與作法。而教養 方式亦可稱管教方式，但管教方式的字面含意不如教養方式廣泛，教養方式包含 嬰幼兒飲食、大小便、基本動作的養育訓練及青少年時期做人做事的管教指導。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焦點關注於家長對於子女在生涯與人格上的期望與管教行 為，因此採用管教方式這名詞，避免字義範圍過廣而混淆不清。
貳、管教的內涵
在過去有關管教的研究當中，各學者將管教的內涵區分為不同的向度，企圖 透過這些向度來找出家長管教方式的特徵，並且研究這些特徵是否能夠解釋對子 女的影響。管教方式主要被區分為單向度、雙向度與三向度：
一、單向度
Baumrind（1967）指出影響家長管教方式差異的是家長權威傾向，他 依照強弱程度，區分家長的教養行為成三種類型：1.威權型（authoritarian）， 強調絕對服從；2.權威開明型（authoritative），鼓勵子女獨立與展現個性，
但必要時仍會使用權威；3.容忍放縱型（permissiveness），對子女的控制最 少，完全讓子女自主，很少使用權威與處罰（蘇建文等，1998）。Elder（1962）
則是以父母的支配程度來區分七種家長管教方式：專制、權威、民主、平 等、溺愛、放任、忽視。這些層面彼此相互獨立而不重疊。
二、雙向度
雙向度是以兩個不同的概念，將管教方式區分為四個象限，藉此測量 父 母 管 教 方 式 會 趨 向 哪 一 類 型 。 MacCoby 與 Martin （ 1983 ） 以 回 應
（responsiveness）和要求（demanding）來區分管教為四種類型：1.低回應、
高 要 求— 專 制 威 權 （ authoritarian ）； 2. 高 回 應 、 高 要 求 — 權 威 開 明
（authoritative）；3. 高回應、低要求—寬容放任（indulgent）；4. 低回應、
低要求—忽略不理（neglecting）。
Williams（1958）透過兒童所知覺的父母權威與關懷程度，區分為四 個類型：高權威、高關懷；高權威、低關懷；低權威、高關懷；低權威、
低關懷；。
三、三向度
將管教方式劃分為三向度的學者以 Becker（1964）最為詳盡。Becker 先用「溫暖—敵意」、「允許—限制」區分管教樣式，再加上父母的情緒狀 態「冷靜分離—焦慮涉入」，在二度空間上，將家長管教方式區分為八種類 型：1.放任 2.民主 3.過度保護 4.有效組織 5.神經焦慮 6.忽略 7.專制威權 8.
嚴格控制。Becker 加入了父母情緒狀態，使管教分類更加完整。
儘管 Becker 將父母管教方式區分得相當詳細，但是內涵過於複雜，以致於 多數的研究者多使用單向度或是二向度的區分方式（李蕙美，1992；林淑華，
1997；徐春蓉，2001；劉奕樺，1996；羅一萍，1996）
參、家長管教對子女的影響
管教是個人社會化非常主要的一部份，透過管教，能夠使個人形成被期望的 心理與行為特徵（楊國樞，1986）。而從發展心理學來看，兒童誕生於家庭，成 長於家庭，家庭是兒童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生態環境，父母是兒童與社會的媒 介，肩負著兒童行為社會化與促進子女健康發展的責任，因此家長的管教或教 養，成為兒童在適應環境、人格發展、情緒管理上至為重要的關鍵（蘇建文等，
1999）。
LeVine（1974）在研究許多文化中父母教養子女的目標之後，歸納出一般性 的教養目標如下：一、獨立生存的目標，二、經濟自主的目標，三、自我實現的 目標。這些教養目標構成一個階梯式的系統，父母必須先確保子女的生存與安全 之後，才進一步的送子女接受教育，獲得知識技能之後，才促進子女自我實現。
父母的管教方式對於子女的心理與行為特徵，有著重要影響。Erikson 著名 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指出，個體出生之後 與社會環境接觸而成長，一方面需要獲得社會支持，另一方面又受到社會規範的 限制，因此在社會適應上產生心理上的困難，Erikson 稱之為發展危機（張春興，
1996）。而要度過發展危機，家長的管教方式至為關鍵，例如嬰幼兒的發展危機 是信任與不信任，若家長對於本時期的嬰幼兒需求能給予關懷、積極回應，便可 使其順利度過危機，進而形成對人信任、有安全感的心理特徵，反之，若家長對 於嬰幼兒的需求置之不理、脾氣暴躁，便可能無法調適發展危機而形成焦慮不安 的心理特徵（郭靜晃、吳幸玲譯，1998）。
楊國樞（1986：21；蘇建文等，1999：454-455）統整歸納國內四十幾篇關 於教養方式與子女行為的實徵研究，得到八項結論：
（一）積極的教養態度與行為，如關懷接納與適中控制，有利於自我概念的 改進與自我肯定的提高；如過度威權與專制，則可能產生不良影響。
（二）消極的教養態度或行為，如嚴格、拒絕或溺愛，不利於子女成就動機 的培養。
（三）積極的教養態度與行為，如愛護、寬嚴適中、精神獎勵及獨立訓練，
有利於內控信念及內在歸因的形成；消極的教養方式，如拒絕、忽視、
嚴苛，則可能養成外控信念。
（四）積極性的親子關係與民主教養，有利子女認知、創造的發展；消極性 的親子關係則不利此等行為養成。
（五）誘導型的紀律方式能夠促使子女的道德發展與判斷，威權型的紀律方 式則不利於道德發展與判斷。
（六）積極性的教養方式，如獎勵、關懷、公平、親切等，有助於子女學業 成就提高；反之，拒絕、忽視、懲罰等，則可能不利子女學習成就。
（七）積極性的教養方式，如獎勵、關懷、親子認同，有利子女生活適應，
反之則可能使子女的生活適應產生困難。
（八）積極性的教導態度，如關懷、愛護、溫暖等，會防止子女的偏差行為；
消極性的拒絕、矛盾、威脅等，則可能加強子女偏差行為的產生機會。
總括以上八點，積極性的父母管教方式，可以對子女產生正向良好的心理發 展與行為導引，但消極性的管教方式，則會使子女產生負面的心理情緒與偏差行 為。顯見家長管教方式對於子女成長發展的重要性。
上述關於家長管教的研究，大多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探討家長的威權程 度對子女心理人格的影響，但是在這樣的心理學模式研究中，似乎簡化與忽略了 幾個地方。首先，這樣的研究，假定家長在子女發展不同層面的管教，如生涯、
人格、課業、行為等，皆表現相同的威權程度；第二，較少用家庭背景因素，如
階級、子女性別等，來分析不同背景家長在管教方式上的差異；第三，認為威權 程度能夠代表管教方式。
但事實上，若將管教分為生涯管教與人格管教，便可發現不同階級的家長在 這兩層面上所表現的威權程度似乎不同，例如中上階級家長在生涯管教上可能表 現高度威權，甚至專制，但在人格管教上卻呈現開明、平等的管教方式；而勞工 階級家長在生涯管教上未必表現高度威權的管教方式，但在人格管教上可能表現 嚴厲專制的方式。過去的心理學研究，最終的結論，大多視管教為單層面之威權
→民主→放任的連續體模式，不僅未從階級角度切入，也未細分管教層面與管教 行為的差異，如此一來，便可能忽略階級之間的不同。因此從下一節開始，便從 社會階級的角度來探討，看不同階級的父母在子女生涯與人格的管教上有何差 別。
第二節 不同階級家長對子女生涯管教之特性
在不同階級背景的家庭中，家長對其子女未來的教育與職業期望不甚相同，
這些期望在管教過程中會顯露出來，並且對父母的具體行為產生影響。以下從現 不同階級、性別的角度來瞭解家長對子女的教育與職業期望及其所表現的管教方 式。
壹、中上階級
Munsinger（1975）指出，中上階層1的父母比低階層父母，對子女有較高的 學業期望。徐綺櫻（1993）也發現，家長的教育程度與管教態度有相關性存在，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越低，較容易對子女產生拒絕的態度，而且對子女的學業期望 較低，相對的，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期待也越高，也較不容易產生拒絕子女 的管教態度。張郁雯、林文英（2002）的研究正與徐綺櫻相呼應，其結果指出，
父母教育程度在專科以下者，期待子女能夠具備大學學歷者較多，但是教育程度 在大學以上者，則有超過半數的人，希望子女的學歷在研究所以上，亦即，學歷 越高的父母，期待子女的學歷也越高。
中上階級的家庭中，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往往希望孩子們能夠達到父母為 他們設定的目標，希望他們能夠在未來過個優渥的生活。陳珊華（2004）透過觀 察與訪談的方式，針對不同階級背景的家長及其子女，了解文化資本是如何在他 們身上累積與作用。結果發現，在中上階級的家庭當中，因為家長本身的學歷高，
所擁有的經濟與文化資本較多，因此在子女成績的表現上有所助益而使他們表現 較好，也因此父母希望他們的子女能夠在未來獲得較高的學歷，並且期待他們的 職業能夠走上專業取向，如醫生或者是教師等在社會上地位較高的職業。究其原 因在於中上階級的家長認為，對他們的子女們來說，高學歷代表有著較好的能力 與未來，在競爭的社會裡，只有不斷在學歷上加強，未來才有可能在社會上找到 好的工作。因此在這樣的高學歷與專業取向的生涯期望下，這些中上階級的父母 對他們子女的課業指導可說不遺餘力，他們會挪出時間來參與孩子們的課業學 習，透過在課業上相關事項的監控（如休閒時間的限制），並時時診斷他們的學 習進程與投入資源，以培養他們在未來的學習基礎等方式，來使這些孩子們能夠 達到父母期望的目標與水準。
謝孟穎（2002）的研究指出，不同的社經背景會形塑不同的教育價值觀，進 而產生不同的教育期望與行動。高社經背景的家長對子女有高度的教育期望，因 此他們在課業指導上會積極的督導子女課業，在每天看聯絡簿的過程中，家長會
1
本文中使用的「中上階層」 、 「中上階級」 、 「中產階級」 、 「高社經背景」等詞，指涉的對象實為
同一群體，因各家研究者並無固定使用何詞，為呈現各家的研究結果，故在本章中，會依照研究
藉此瞭解子女學習上是否遭遇困難，進而給予協助；在親師互動方面，中上階級 的家長會透過書信、聯絡簿來與老師溝通，話題多圍繞在子女的行為表現上，動 機在於瞭解他們的學習成就，以提供老師教學上的協助。
林湘慧（2003）在研究不同階級的社會空間對於兒童習性養成的研究中也指 出，中上階級因為家長本身的教育與工作經歷，他們體認到教育與未來職業的高 度相關，所以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相當高。他們會希望子女未來能夠從事專 業人員的職業，像是醫生、律師等工作。中上階級家長也因為有高度的教育期望，
加上自身的教育程度夠，因此他們平時在指導課業方面，能夠指導子女寫作業，
並且瞭解他們在學校當中的考試成績。
Argyle（1994）的研究指出，中上階級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成就，這些父母 從小就參與子女的成長，會為他們設定較高的期望目標，並且鼓勵他們能夠以自 身的努力來獲得成就。這些作為的目的在於希望孩子內化成就、責任等價值。
Douvan（1956）、Rosen（1956）在各自的研究中指出，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的 成就動機有所差異，在 Rosen 與 D’Andrade（1959）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究其 原因在於，階級之間的家庭社會化方式不同，中上階級的家長對子女有高度的期 望，希望子女們能獲得成就，因此會為孩子們設定高期望，並且幫助子女學習與 給予獎勵，同時參與他們的成長性活動，而這些行動皆是因為中上階級的家長們 認為必須從小就為孩子們做好準備，讓他們在未來能夠靠自己獲取成功地位。
長時間沈浸於教育環境當中，也使得中上階級在從事休閒活動時，會偏向文 藝、學術等修養身心的內涵。謝孟穎（2002）發現高社經背景的家長因為對教育 功能有較多的認識，所以子女從小就有較多的文化刺激。他們在休假時，會帶子 女進行成長性的休閒活動，包括爬山、走訪大自然、參觀美術館等，在這些休閒 活動中，可以增加親子互動的頻率、語言交談、提供子女豐富的學習經驗與文化 刺激，並且透過經濟資本所購買的圖書、錄音帶，或是給子女上才藝班和補習班 等，在家庭裡建構文化環境，以培養子女主動閱讀的習慣。
此外，除了在假日休閒活動層面上，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有所差異，他們在 居家活動的表現也有所不同。林湘慧（2003）指出中上家庭對於子女的居家休閒 活動通常是抱持著監控的態度，父母會與子女一起看電視、規劃休閒時間，重視 居家休閒生活的質與量。但是勞工階級則多任由子女自己玩自己的，如看漫畫、
看電視、打電動等。
這些假日休閒或是居家活動，表面代表中上階級對休閒選擇的內容，但是這 也代表中上階級的家長對於子女學業的關心程度，陳珊華（2004）在訪談中上階 級家長的時候，家長表示這些具藝文性的活動可以擴展孩子們的視野，並且可以
培養他們的興趣，約束監控子女看電視的時間與內容，是為了能幫助他們智識的 發展。從訪談結果就可看出，中上階級的家長對子女課業的關心程度並不止於學 業上的指導，在休閒活動中也必須融入教育意義，以幫助孩子開展智識。
陳怡潔（2005）進一步的將中產階級區分為新中產與舊中產，研究兩者對於 子女在課業上的管教特性，結果發現，對於新中產階級來說，擁有高學歷才有未 來，在學歷上落後別人，代表以後的生涯沒有希望，只有在成績上搶得第一，未 來才有機會成功，因此這些新中產階級的家長會為子女設定競爭的對象與高成就 的生涯目標，並且在子女們的課業參與上有著許多嚴格的約束，他們會在子女的 休閒時間、交友對象上有許多限制，還會因為課業表現差而打罵他們，並且會時 時刻刻盯著他們，並買許多課外補充書籍給他們閱讀與練習。
但是對於舊中產階級的父母來說，他們的觀點與管教方式就與新中產階級有 著不同之處。這些父母對子女一樣有期望，但是他們是以一種盡力而為的態度來 期許孩子，他們不像新中產階級家長一樣將成就與未來之間劃上等號，舊中產階 級家長認為，擁有高學歷是能夠在未來有較多的機會讓自己過得比現在好一點，
如果子女們盡力了，那麼成績表現不如人意也無妨，只要他們在行為品德上務求 端正即可。因此這些舊中產的家長對其子女在課業上的管教方式，就較為寬鬆與 開明，該玩就玩、該唸書就唸書，如果子女較有能力，就盡量給他教育資源，設 定的目標儘管具體，但也不會像新中產的家長那樣將目標放在長遠的未來生涯 上；如果子女沒有能力，那麼就盡量幫助他們，勉勵與祈禱他們能在學習上有表 現，但若他們真的在教育成就上不行的話，那麼也就算了（陳怡潔，2005）。
由上述研究可以歸納出，中上階級家長對於子女的未來職業有高度的期許，
加上知道教育文憑與職業的關係，在課業參與上便有積極的行動，讓子女在校成 績能夠保持優異。
貳、勞工階級
相對於中上階級家長對子女學業與未來職業有著高期望、高參與，勞工階級 的家長對其子女們的態度與作為則是較為消極的。
Schmidt、Lamon 和 Trommsdorff（1978）針對 125 位介於 35 到 45 歲之間的 德國男女，調查他們對於未來發展的期望與擔憂，並估計距離當下有多少年，結 果如表 2-1-1。從表中可以發現，勞工階級的期望與擔憂年數要比中上階級來的 短，意即勞工階級的目標較為短視，對於個人計畫與所想要的回報較不長遠。若 依此推測，其父母對於子女的未來目標設定與要求，自然也較偏向以近程需求為 主。
表 2-2-1 個人對未來的期望與擔憂之時間間距（年）
資料來源：Schmidt et al.（1978）。
在陳珊華（2004）的研究裡，勞工階級的家長對他們的孩子固然有所期望，
但是因為孩子們當下的學業表現不佳，因此也不敢要求太高，頂多要他們至少讀 完高中而已。原因在於家中經濟力量無法支撐他們的孩子繼續念下去，並且因為 家長本身屬於勞工階級，所擁有的知識與能力無法滿足子女在學業上的需求，所 做的只是擔憂而已。而且另一方面，這些勞工階級家長小時候的讀書經驗是不愉 快的，因此也不會強迫小孩子去努力用功，怕他們壓力過大。簡言之，這些勞工 階級家長抱持一種順其自然的等待，如果哪天小孩開竅了、有興趣了，他們自然 會唸下去，但如果沒興趣的話也不會強迫。因此可想而知，這些勞工階級的家長 對其子女的課業參與，也就不會如同中上階級家長一樣的積極介入。在自身能力 與知識，還有家中經濟力量條件的限制下，這些家長沒有辦法負擔起子女們的教 育，自然對他們的期待也不會太高。
謝孟穎（2002）的研究指出，對於低社經家長來說，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顯得較低，看聯絡簿的過程中，低社經家長通常是潦草隨便看過就直接簽名，很 少關心聯絡簿中是否記載著學生的學業表現，並且他們參加親師座談會的比率也 不高，遇到子女學習困難時也少與老師溝通，低社經背景家長對子女的課業，表 現出消極的樣子，呈現對子女偏低的教育期望。
林湘慧（2003）研究結果也發現，雖然勞工階級與中上階級一樣，皆認同職 業與學業的關連性，但是勞工階級因為家庭資源的考量，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如 中上階級來得高。儘管勞工階級的家長也希望子女未來不要像他們一樣辛苦的工 作，但是因為子女的成績不盡理想，因此父母會降低對他們的期望，進而轉為希 望子女能夠發展一技之長以求謀生，加上家中需要子女負擔經濟支出，因此會認 為所學只要實用就好，子女不如盡早出社會工作，在教育上較缺乏長期性的考 量。在課業指導方面，勞工階級家長也因為受限自身的能力，通常無法協助子女 課業，碰上子女有需求時，父母往往會叫他們去找哥哥或姊姊，或是當經濟許可 時，就送他們到補習班去給別人教。家庭當中的休閒活動除了親戚間基本社交聯 誼與簡單娛樂活動之外，較少在休閒生活上投入花費、時間與精力，他們的休閒 生活單調，除了是因為沒有太多金錢之外，也因為工作勞累而需要在家休息。這 相較於中上階級，便呈現相對較低的教育期望，當子女缺乏智識性的成長活動
中上階級 勞工階級
男 15.0 7.2
個人事務
（家庭、職業、個人發展） 女 13.7 13.0 男 29.8 12.7 公共事務
（經濟、政治、環境） 女 19.9 15.5
時，進到學校當中與中上階級子女一比較起來，成績自然就顯得較低。
Finn（1998）認為家長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會使子女的成績表現較好，他 指出，家長在家庭當中的三種行為：主動組織與監督子女的時間安排、幫助子女 完成作業、與子女討論在學校發生的事，這些行為都與子女的學校表現有密切相 關。然而，這三種行為似乎不容易發生在低收入的勞工家庭內。Finn（1998）還 指出，低收入家庭中的書籍不但少也不適合子女閱讀，這使得子女進入學校之 後，缺少對書籍的學習經驗，造成他們學習成績較低。
De graaf、De graaf 和 Kraaykamp（2000）的研究顯示，文化資本會影響子女 在教育上的成就，因社經地位較高而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家長，透過本身的閱讀 行為，不僅可以在家庭當中形成模範與學習的氣氛，並且可以將閱讀所需的語義 與認知上的技巧教導給小孩子，因此使他們在學校中的成就較高。對於社經地位 較低的家長來說，當家中的文化氣氛低落，家長本身又缺乏閱讀習慣時，家中的 子女就缺乏一個相當於學校那種適合學習的環境，因此其子女的學習成果自然較 低。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家中文化資本低落的家長對其子女的學業參與較少且 無力。
除了客觀上的家庭環境限制之外，勞工階級家長本身的心理因素與意願也影 響對子女的課業指導。在 Lareau（1987）的研究中，相較於中上階級時常積極參 與學校的親師活動、常與老師討論子女的學校表現，勞工階級的家長則是不常參 與，與老師所討論的內容也多在於日常瑣事，他們認為指導孩子們的課業是痛苦 的，而且認為這是學校老師的責任。Lareau（2002）也發現，勞工家長具有不喜 歡與權威機關交涉、對專業人士不會大方提供訊息的特性，在學校中，他們會懷 疑學校的權威與專業性，但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相當依賴學校。會出現這樣的現 象，不僅是因為家庭經濟與教育資源的客觀限制，在主觀上的缺乏自信也是原因 之一，這些勞工家長認為學校與老師是優於他們的人，面對這些優越者，經常使 他們感到挫敗與無力感，但儘管不喜歡，也只能依靠這些優越的權威機構來幫助 他們。
當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缺乏限制了勞工階級家長的期望與學業投資時，他 們在子女課業的參與作為上，自然就不如中上階級家長那樣的仔細規劃與重重設 限。相對於中上階級家長積極的安排課外才藝活動與限制子女的休閒活動內容，
勞工階級受限於經濟壓力，使得他們在這方面的投資短缺，加上本身所累積的文 化資本質量不高，使得他們投注精力於這方面的意願也很低。因此勞工階級子女 的休閒活動在家長的放任態度下，下了課或是在放寒暑假時，不外乎就是在家看 電視、跟朋友往外跑，做些耗費體力性質的玩樂活動（陳珊華，2004；Chin &
Phillips, 2004 ; Lareau, 2002）。長久下來，勞工階級子女的成績與中上階級子女
的成績就越差越遠，加上勞工家長不喜與學校教師多做接觸，對子女教育的關心 程度不高，自然對他們未來的期許與學業上的管教就很鬆散消極。
與中上階級家庭相比，勞工家長受限於家庭經濟與本身能力，導致他們在子 女的課業上無法有所幫助，加上家庭的經濟壓力，使他們不會對子女有太高的教 育與職業期許，總的來說，勞工家長對子女呈現出較低程度的未來與教育期望。
不過階級與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之間的關係是否必然成正比，在周裕欽與廖品 蘭（1997）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研究指出，雖然高教育程度的家長對 子女的教育期望較高，但是卻也同時發現，家長本身為國高中學歷者，對子女的 教育期望明顯低於國小程度，或是未受教育者，家長教育背景並未能直線般的預 測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作者推論此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中等學歷的家長投入勞 動市場之後，仍可獲得一份勉強持家的薪水，對於必須要耗費較多資源的高等教 育，會產生較保守的態度。但是對於國小程度與未受教育家長來說，他們可能會 在就業市場中經歷到因為低學歷而產生的挫折，進而產生反向的心理作用，使得 對其子女的期望會高於中等教育程度的家長。Ho 與 Willms（1996）的研究也認 為，高社經背景的家長，不見得會比低社經背景的家長要來得較多參與子女的教 育學習。因此本研究試圖瞭解，階級與父母生涯期望之間是否具有正向關係。
參、性別因素
除了上述階級因素之外，子女的性別對父母的學業期望程度似乎有所影響。
徐西森（2003）指出，傳統男女皆受到刻板印象的壓力，男生往往被要求成家立 業，支撐起家中的經濟與保護妻小，女性則是被期許做個在家相夫教子的角色。
吳燕和（1998）進行有關華人權威觀念與行為的研究中發現，父母雖然皆同等重 視兒子與女兒的教育，但是對男女之間的期望仍有差別，在台灣，父母不僅在教 育程度上的期望呈現男高女低，在工作期望上也具有性別差異。
張怡貞（1998）的研究也發現，雖然父母對男孩與女孩的教育期望沒有顯著 差異，但是父母對男孩的教育投入要比女孩來得多。張麗梅（1993：142）的研 究也指出家長的管教過程會因為傳統觀念影響，而在子女性別上有所差異。在男 童方面，父母的期望較深，有「恨鐵不成鋼」等心態或壓力，但是對女兒來說，
觀念則停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概念上。張怡雯（2000）同樣指陳傳統觀念 對管教方式的影響，其對國小學童及其家長的研究指出，家長在目前的性別角色 態度上較偏向傳統，對男女生的行為要求仍存有刻板印象，雖然大部分的父母都 鼓勵兒女就學，但是在與子女的互動及教養上，傳統性別差異依然存在，男生較 強調智育，女生則強調德育。徐綺櫻（1993）發現，父親在對男、女孩童的管教 上有顯著差異，父親明顯的對兒子較為嚴格，對兒子的期望較高，但是對於女兒 來說，則較偏向溺愛；而母親對於男、女之間的管教亦有類似差異。不過黃毅志
與張善楠（1999）研究台東縣國小學童的學業成績過程中卻發現，不同性別在教 育期望上沒有顯著差異。
若在性別之外加上階級因素的話，Munsinger（1975）指出，中等階層的父 母比較允許子女有行為的多樣性，但低階層的父母則接近頑固的限制子女的性別 行為。Devine（2004）在訪談中上階級的家長時發現，這些受訪者若是來自中上 階級的家庭，他們的父母會希望男生未來能當醫生，女生當老師，若是受訪者來 自勞工階級時，他們的父母則對男生是抱持著盡力就好的心態，就算當老師也不 錯，對女生則是希望當老師就好。Anyon（1983）分析不同階級對女性的角色期 望發現，勞工階級對女性未來的期望，通常是婚姻和家庭，而非教育與職業，但 是中上階級家庭則是對女性的性別角色沒有那麼嚴格劃分，家長仍期望女兒能夠 獲得教育與職業上的成就，發揮自身的潛能。這似乎顯示性別與階級之間存在著 交互作用的關係。
肆、小結
中上階級家長普遍說來，對子女未來的教育與職位期望要比勞工階級來得 高，一方面因為客觀上的家庭環境當中充滿著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本，能夠提供子 女在學習過程裡所需要的種種協助，另一方面受到心理不安感的影響，中上階級 對子女的未來，更是汲汲營營地希望他們能夠保住現存利益，並且佔有更好的位 置，因此他們積極的為子女在課外活動上安排才藝課程、在家中與孩子共同閱讀 書籍、對子女的休閒作息詳細規劃與監督限制，這些作為皆是期許他們的孩子們 在未來能夠成為有成就、有地位、收入優渥的人。
而勞工階級因為本身所處的社經地位較低，家中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必須做最 有效的安排與利用，意即先求得溫飽之後才可能轉向投資於子女學業之中，加上 家長本身的教育程度不高，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對未來期許的視野較短窄，因此 要勞工家長將心力放在子女的未來上實有一定的難度，加上學校機構成為勞工家 長教育子女的依靠，更削減了家長對子女的期望程度。
由上述研究可以發現，不同家庭背景與階級的家長對於子女的未來期許似乎 有所差異，同時由期許而產生的教育行動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欲瞭解不同階 級的家長在對子女的生涯管教，即生涯期望與課業參與上，是否有明顯的差別。
第三節 不同階級家長對子女人格管教之特性
不同社經背景的家長對子女的人格期許與日常行為的管教方式，有所差異。
以下便從不同階級與子女性別的角度，來瞭解家長對子女的人格與行為期望，所 表現出來的管教方式。
壹、中上階級
王鍾和（1993）研究家長管教方式對子女行為表現的影響，得到的結果發現，
若父母採用忽視冷漠的教養態度，子女的自尊程度會下降，並且會有較多、較明 顯的偏差行為及低教育成就，但若父母親採用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其子女會有 較好的自尊、較少的偏差行為及較好的學業成就。
若加上階級因素來分析家長平時管教子女的態度與行為，則會發現不同的階 級會出現不同的型態。陳小娥與蘇建文（1977）在研究父母教養行為與少年生活 適應時發現，中上階層的父母多採用愛護、保護、精神鼓勵等積極性方式，馬藹 屏（1987）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也發現中上社經階層的父母採用較多的積極性教 養方式。
Kohn 自己（1976b）和與 Schooler（1983）的調查結果歸結出，中上階級從 事的職業性質具有較多的複雜性、反覆程度低，且較不受上級的管理與約束，因 此面臨工作上的問題與困難時，擁有較多的權力與自主性，心智的靈活度也隨之 提高。中上階級長時間受到這種工作條件的影響，塑造出偏向內在控制的人格，
擁有對事情來龍去脈較有興趣、獨立自主與負責任等自我導引的（self-direction）
特質。進一步的，因為中上階級父母具有上述的人格特質，因此在子女教養上也 強調內控、自我導引的人格培養，像是好奇、關懷、負責、自我控制、自我判斷 力等價值都受到重視。林湘慧（2003）與 Munsinger（1975）也指出，中上階級 的家長在要求子女的學習過程中，會注重子女未來在社會上所需要的生活態度，
並且會在子女幼年時就訓練他們，讓他們提早接觸責任、挫折等。
教育年數的高低，也是影響人格為自我導引或是順從權勢的因素之一，在 Wright 與 Wright（1976）和 Kohn 與 Schooler（1983）的研究中指出，教育程度 越高，就越強調自我導引的價值觀，甚至 Wright 二人認為教育因素要比職業性 質來得重要。在黃毅志（1999）的調查中也有相同的結果，他發現控制教育程度 之後，大多數的管教價值都變得不顯著，顯示教育對管教價值觀的重要性。
因為中上階級的父母本身所擁有的價值觀偏向內控與自我導引，因此在管教 子女的行為上也多循這種方式進行。中上階級的父母在子女平時行為作息的管教 上，經常透過說理、口頭獎勵、討論等方式，讓子女自行做出決定，希望能讓他
們建立自主、負責的性格，面對事情時觀念能靈活，以便在未來適應其工作環境
（Argyle, 1994; Kohn, 1977; Kohn & Schooler, 1983）。Munsinger（1975）在比較 社會階級與父母教養方式的關係時也指出，中等階層的父母較多採用說理、稱讚 及獎勵的教養方式，並且較能接受兒童對家長表達溫和的攻擊。
Dunn、Kinney 與 Hofferth（2003）指出，中上階級的父母重視子女獨立、自 主、自力更生的價值，而且這些父母不管在家裡或是子女的課外活動中，也持續 灌輸這些價值，中上階級父母視課外活動為家庭的延伸，因為透過課外活動，不 只能讓子女獲得樂趣與活動身體，還可以激發潛能、學習特殊技能，更可以培養 自尊、社交技巧、團隊合作與助人的特質。而重視這些特質的用意在於激發子女 內在資質，並且讓子女在未來能成為一個稱職、有能力的成人。
不同階級的家長，在與子女溝通談話時，也會呈現不同的樣貌。謝孟穎（2002）
的研究指出，高社經地位的家長會有與子女溝通的家庭時間，透過溝通來維持關 係，更可以提供子女思考及探索的語言刺激，加上反詰式的引導來協助子女解決 問題。林湘慧（2003）研究親子互動過程中則發現，中上階級的家長經常與子女 溝通、談天，話題不僅止於學校，各種題材皆可以對話，父母能藉由交談將自身 經驗與看法傳授給孩子，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中學習這些價值觀。在管教子女時，
也會傾向用說理分析的方式，透過解釋來龍去脈來讓子女能夠瞭解原因而信服，
並且也會讓子女表達自己的想法，思考各種後果，培養他們成為負責、有想法、
能獨立判斷的人。
Lareau（2002）比較不同階級與種族之家庭後發現，相同階級的白人家庭與 黑人家庭間的管教方式差別不大，反倒是不同階級間的管教方式具有明顯差異。
像在語言方面，中上階級的家長與其子女的聊天過程中，會盡量扮演好一個聆聽 者與發問者的角色，對於子女所說的細節會重複敘述，並且會針對內容問他們更 詳盡的延伸性問題，當父母對子女有要求時，會詢問子女的意見，透過溝通、說 理的方式來達成共識，因為這些父母希望能在對話過程中，多予子女使用不同字 彙的機會。
陳珊華（2004）的研究也有與 Lareau 類似的結果，中上階級的父母在平時 關注於子女的課業之外，亦重視子女平常遵守禮儀的規範，不僅希望子女「知 書」，還要「達理」，親子溝通的過程當中，會要求子女能夠語氣婉轉、間接、清 楚、有禮貌，有時儘管知道子女講的意思是什麼，但還是會要求他們把話說清楚。
若有時子女表現出不良儀態，父母便會一再強調與糾正孩子。這些要求與強調的 目的，在於希望能夠藉形塑子女的儀態，累積形體化的文化資本，營造出孩子受 歡迎的形象，在未來能夠獲得來自師長及同儕之間的社會資本，讓子女受益更多。
在獎勵方面，中上階級的家長在教養子女時，會表現出較多的鼓勵與獎賞，
父母常用言語或是文字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期勉與鼓勵，內容不僅豐富，也較帶 有激勵與讚美的性質。當遇到子女犯有過錯時，其懲處的方式也較為多元，這些 家長較不會採用打罵的方式，而多以說理的方式來讓孩子們了解自己的過錯在哪 裡，有時會變換方式如扣零用錢、約束休閒活動等，這些懲處方式，都是以孩子 的自尊為主，希望孩子們能夠自己理解對錯（陳珊華，2004）。黃毅志（1999）
與 Kohn（1976b）的研究也同樣發現，中上階級的父母發現子女行為有錯時，中 上階級的家長會先詢問理由，透過說理的方式來修正行為，即便真要處罰時，也 是依據他們犯錯的意圖為準。
值得一提的是，中上階級父母管教子女的方式其實具有自行調整的可能性，
這些父母會以子女的感受為中心，希望子女能夠快樂並且帶給他們最好的，因此 原本威權獨裁的管教，可能轉變為民主溝通，不斷的經由反思，調整管教方式與 作為，以利子女未來能夠因應調適與變化（陳珊華，2004），這正與 Kohn 與 Schooler（1976，1983）的發現相符合，透過較為內控方式的教養，讓子女在未 來能夠擁有較多的自主性與心智靈活度，亦即養成自我引導的特質。
貳、勞工階級
Steinberg、Brown 與 Dornbusch（1998）指出，家長與子女的關係若是呈現 威權性的互動，或是當子女遇到困難時，缺乏給予情緒上的鼓勵與支持，這些都 可能造成子女不良發展、心理成熟度不足，缺乏自尊與社會競爭力。勞工階級家 長的管教方式，往往呈現如此的模式。
與中上階級相反，在 Kohn 與 Schooler（1983）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勞工階 級父母所處的工作環境條件，大多必須一再重複地與固定事物接觸，工作內容改 變程度不高，而且他們經常受到上級的外在控制與監管，因此在他們身上形成順 從的性格，他們服膺於外在權威，認為既定的制度規則不可違抗，並且抗拒革新 與改變。當具有如此性格的勞工階級父母，回到他們所屬的家庭時，在教養子女 的過程中，便會以雇主對待他們的方式來對待子女。因此勞工階級的父母對其子 女的要求便是不可反抗外界的權威，對長輩必須畢恭畢敬的服從，若有抵抗的情 形出現，父母便會訴諸直接外在的力量，迫使小孩服從。Gecas（1979）收集許 多關於不同階級父母對子女管教的研究，歸納後統整出，勞工階級家長要比中上 階級家長更常使用體罰與責罵的處罰方式，Munsinger（1975）也指出，低階層 的父母在兒童社會化的過程當中較多採用生理性的體罰、奪權等方式來管教。
LeVine（1974）還發現，因為勞工階級生活充滿不安定的條件，為了避免家庭經 濟危機或資源短缺的事件發生，因此家長會要求子女服從、聽話，以免子女產生 不必要的意外而損失僅有的資源。
Bluestone 與 Tamis-LeMonda（1999）研究非裔美國母親的教養方式也有兩 個結論，首先，來自低社經或是低教育程度的母親，對於子女不良的行為舉止，
較容易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第二，當母親呈現沮喪，或是過去的受教養經驗是 被拒絕、被忽略、缺乏溫暖，甚至受父母敵意對待時，他們對子女的教養就趨於 少說理的方式。而階級因素可能會加強母親的沮喪程度與過去負面經驗的影響，
導致他們在管教子女時會採取嚴厲、粗魯或不一致的管教方式。
黃毅志（1997）的研究發現，勞工階級的確要比中上階級多使用體罰的外在 控制，他們重視服從的價值，處罰子女時，往往是以犯錯的結果而定，並且當子 女表現優異時，較少口頭上的讚美。
當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上下威權關係時，雙方平時的對話模式便是以命令方 式呈現，其對話的內容往往是指揮子女作某件事情，或是很簡潔的回應。林湘慧
（2003）的研究發現，勞工家長與其子女在家中的交流互動少，孩子講學校的事 情，家長並不想聽。Lareau（2002）研究中有類似的觀察結果，勞工階級的家長 在與子女的相處過程中，所使用的字句往往是簡單的言詞而缺乏討論，在要求子 女進行某項工作時，父母的語氣往往是短捷而具有權威感。聽子女敘述他們的生 活事件時，父母通常只是聽過去，不像中上階級父母會追問延伸性問題，而是以
「喔」、「這樣啊」將對話結束。子女與父母之間的社會距離較遠，所說的意見往 往不被長輩採納。如此缺乏話題的單向互動，加上談話過程中少引導而多直接給 答案的溝通方式，導致低社經子女無法獲得較複雜的字彙訓練與思考，使得子女 的視野短淺（謝孟穎，2002）。
除了對話模式較為短捷之外，在內容上，Argyle（1994）也發現，勞工家庭 受到 Bernstein 所說「限制型」語言符碼的影響，在家庭所說的語言呈現簡單、
字彙較少、較自我中心的形式（王瑞賢，2006），父母在限制型語言結構下，對 孩子進行行為管教時，往往就不會透過理由的說明，而是以命令、責罰的方式來 達到家長的要求。像 Cook-Gumperz（1973）就發現勞工階級的母親較容易透過 命令的語句，達到控制子女行為的目的，這也造成子女養成同樣使用命令語句的 習慣，亦即外控的特質。林湘慧（2003）在與勞工家長訪談之後便指出，他們因 為要求子女具備服從態度，使子女能立刻達到父母所想的，因此體罰往往成為最 常使用的手段，子女長久下來就養成不加思考即服從權威的習慣。
在子女的期望方面，勞工階級的父母似乎缺乏口頭及文字上的鼓勵，總是以 簡單的文字如「再加油」、「用心點」、「乖一點」的方式簡單帶過。遇上子女犯了 過錯或是不如父母的意時，勞工家長往往很快的就拿起棍子往子女身上招呼過 去，或者是以斥責叫罵的方式管理子女行為（陳珊華，2004）。這發現與黃毅志
（1999）調查台灣地區父母對於子女管教的方式相同，他發現階級較低的勞動者
在子女跟人打架時，大多不問理由就會直接採取責罵自己子女的行動。勞工家庭 會有這樣的現象，實與勞動者的工作條件與教育程度有所關連，因為這些家長身 上所累積的文化資本不足，他們所擁有的那種強調服從的低教育成就，無法像中 上階級家長一樣用說理的方式教養子女，並且如同 Kohn 與 Schooler（1983）所 說的，勞工階級父母長期處於受人監控的工作環境之下，而養成外控的順從的人 格，經由概化（generalization）的過程，將這種人格轉化成教養子女的方式，使 得勞工階級父母在管教子女上，往往是以這種直接、情緒化的方式來迫使孩子們 聽話。
參、性別因素
子女性別也會影響家長的人格管教。蘇建文（1976）對國一學生的調查發現，
男女受到的教養態度與方式具有相當大的差異，一般而言，男性受到父母較多的 命令態度，也較常受到懲罰，而女生則較為寬鬆與愛護。朱瑞玲（1989）的調查 也顯示，家長對兒子與女兒的關愛及嚴厲程度有所差異，普遍來說，父母對兒子 與女兒具有近似程度的關愛，但是對兒子則採取較多的嚴厲行為。
徐綺櫻（1993）分從父親與母親來探討對子女的教養態度差異，結果發現父 親對兒子較採取拒絕與嚴格的態度，並且也較為矛盾，而母親亦對兒子有較高的 拒絕與嚴格態度，相對的女兒則較常受到父母親的溺愛。
Perry-Jenkins 與 Gillman（2000）發現勞工階級的工作環境，會影響子女的 心理狀態，當父親的工作環境是支持個人成長、較少受到上級監督與控制時，子 女的心理狀態是較為快樂與不受困擾的。而且這結果在子女性別上也有所差異，
父親的工作環境對女兒有較大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父親對待兒子的方式較是照 本宣科，對女兒的對待方式則較多變化。
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父母親在子女性別上的人格管教似乎有所差異，大 致來說，父母對於兒子的管教較容易採取嚴格、命令與懲罰的方式，但對於女兒 則較寬容、愛護，並且比對待兒子的方式來得有變化。
肆、小結
有不同的人格期許，便衍生出不同的行為導引方式，由上述研究可歸納出，
不同階級的父母因為有不同的人格期許，因此在行為管教方式上有所不同。中上 階級似乎比較理性對等，他們期待子女能夠成為獨立、負責、有擔當的人，平時 重視子女待人接物的禮儀規範，也較為尊重子女，願意與子女溝通對談，並且不 吝於鼓勵。勞工階級家長則顯得較為情緒威權，希望子女遵從父母命令，做個聽 話的小孩，親子間的位階關係明顯，平時少於言詞上的鼓勵，並且較常使用打罵
教育來管教小孩。本研究希望以階級為變項，將人格管教分為人格期望與行為導 引兩層面來探討不同階級的子女在這兩方面上是否有所差異。
第四節 不同階級管教方式差異的原因
過去在教育方面所進行的管教研究，多半是由心理學方面切入探討，企圖瞭 解在家長的管教過程中，子女的心理與行為是如何被改變及形塑。楊如馨（2001：
15）認為家長管教是透過鼓勵或教訓子女的方式，將父母本身的信念、知識、情 感、興趣、期望、價值觀，透過表現於外的行為或態度，塑造子女的人格與行為。
楊國樞（1986：15）則認為，家長的管教是子女社會化的主要方式之一，透過管 教，能夠使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形塑出期望的心理與行為特徵，而管教的內涵能 夠分為態度與行為兩個層面，分別代表精神認知與實際行動。由上可知，家長的 管教會影響子女的性格、行為模式，甚至是未來的生活適應（江淑惠，1985），
可見家長的管教對子女未來有著重大關鍵作用。
不過從心理學層面來看家長管教，目的大多在於瞭解孩童的心理人格與行為 如何受到影響，儘管有時這些心理學研究會加入社經背景或是性別的變項來探討
（如王玉屏，1981；曾一泓，1976；謝季宏，1973），但卻未深入以階級為核心 來討論不同階級的家長為何為產生不同的管教行為，因此本節以階級為焦點，探 討不同階級產生不同管教態度與方式的成因，並且主要以「階級文化與階級心理 環境的差異」與「擁有資本的差異」兩層面來討論。
壹、階級文化與階級心理環境的差異 一、生涯管教方面
過去的研究結果皆指出，中上階級家長相較於勞工階級家長，對子女的教育 程度與職業期望要來得比較高，也較嚴格要求子女必須達成他們設定的目標，這 些差異的來源在於不同階級文化的表現形式，並且也關係到不同階級所處的心理 環境之影響。
Durkheim 在《社會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中提出集體意 識（collective conscience）的概念，所謂集體意識是一種由個人心靈結合，但又 超越個人心靈的獨立外存物，就 Durkheim 的說法來看，集體意識是指社會成員 所共有的信仰及情感的總和，散佈於整個社會當中，是獨立存在的心理實體，它 不僅約束個人行為，也規範人類關係，而就其內容而言，它包含社會價值、理想、
道德、共同的情操、傳統儀式或習俗象徵性行為等（譚光鼎，2006）。當集體意 識從社會基層發展形成之後，便與個人意識完全不同，它具有超越個人的獨特素 質，並且也形成一種具有強大強制力與約束力的權威，個人將依照集體意識行 動，因此集體意識既是社會整體所共有的價值、情感與理想，也是宰制社會生活 的優先存在事實，社會和個人的關係，將依賴集體意識而聯結在一起（譚光鼎，
2006）。
進一步的，Durkheim 根據社會團結的形成以及分工發展的水準，將社會型 態區分為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以及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而 人們在這兩種社會類型當中，會產生不同的互動關係（譚光鼎，2006）。Durkheim 認為，就社會分工及演進的歷程來看，社會型態是從原始社會的機械連帶走向工 業化的有機連帶，在機械連帶的社會中，人們價值觀相近，也具有相同的社會規 範與禁忌，因此社會中的集體意識相當強大，不斷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與行動，形 成同質性極高的社會。而在有機連帶的社會中，因為社會分工越趨細緻及專業 化，因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高，過去強而有力的集體意識的控制在此時顯 得無法適應其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因此集體意識逐漸微弱而模糊，人們亦在集體 意識減退的時候產生相對自主的活動空間，過去以「團體」為重的價值信仰開始 轉為以「個人」為核心，但有機連帶社會中的集體意識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轉以 抽象、形式化、彈性化的方式呈現，以往有機連帶社會中的具體規範與禁忌不再，
而是以高度形式化的普遍規範影響人們。
就 Durkheim 的集體意識與機械—有機連帶模式的理論來說，其主要是用來 解釋不同時期之整體社會的表現型態，然而 Bernstein 承襲 Durkheim 的理論思想 之後，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Bernstein 認為機械—有機連帶模式不只是解釋整體 社會型態的模式，更是一種結構化原則，可用來分析當代社會中的不同群體，
Bernstein 將社會中每個群體看成是一個「社會」，每一個社會中有不同的內部社 會整合方式及道德控制形式，以展現不同的機械—有機連帶模式（戴聰騰譯，
2001），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其集體意識的表現型態會有所差異。
而社會中主要的代表群體便是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Bernstein 認為中上階級主要 的表現型態屬於有機連帶，而勞工階級的表現型態則是機械連帶，因為對中上階 級來說，其階級內部分工性高，個人差異性強，彼此較無須依賴脈絡行動，而勞 工階級內部的分工性低，個人同質性較高，彼此所處之脈絡相似，因此階級間所 表現的社會連帶關係不同。
與 Bernstein 同時期的社會學家 Bourdieu，也受到 Durkheim 的影響，提出與 集體意識類似的概念—「習性」（habitus），習性是一種持久的傾向，具有創造、
建構或再造性（高宣揚，1991：296-298、310-311），Bourdieu（1980/1990：53）
認為，習性是屬於過去歷史的結合，它來自於家庭、團體與階級，相同階級的人，
透過相似的物質環境，可以獲得相似的經驗，並且促成某些行為規範的約束（陳 珊華，2006），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會調適自己的行為以符合階級的標準，也 就是「階級習性」，習性不只是個人的特質，更是一種規範群我的互動機制。由 此可見，Bourdieu 所提出的習性，類似於 Durkheim 所說的集體意識，是獨立於 個人之外，且會影響人行動的抽象原則，並且亦與 Bernstein 有相同的看法，認 為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習性與表現形式。
從上述理論中可以發現，不同階級的文化與價值觀是有所差異的，那麼在生 涯期望上的價值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對於中上階級來說，由於他們所處的地位是 經由長期的教育投資，進入社會較高職業階層後而得來的，因此他們重視抽象的 成就價值，像是教育、學歷與地位，並且為了使子女未來能夠擁有相同的社經地 位，中上階級的父母也會希望子女未來學習成就要高，以利於進入高階層的職 位，因此他們強調子女的教育表現，並且願意投注大量時間與資源在孩子的學習 上。但是對於勞工階級來說，他們所重視的是當前實際的需求滿足，由於勞工階 級並非教育及學歷的受益者，因此他們較不在意教育或學歷能帶來何種幫助，勞 工階級關心當前生活所需是否滿足，眼光所及不如中上階級長遠，對於子女的未 來，只希望子女能幫助家庭賺錢，補足家庭不足的部分，教育程度只要能夠應付 工作所需即可。從如此的差異可以瞭解到，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所重視的價值並 不同，中上階級強調抽象的成就與地位，而勞工階級重視基本生活的滿足，在價 值觀差異的情況下，使得不同階級的父母對子女的生涯期望及課業參與程度有所 不同。
除了階級文化之差異外，當前環境的嚴苛競爭也使得中上階級父母必須努力 幫助子女學習。在目前的資本社會當中，中上階級的家長普遍已經開始發現社會 中充滿競爭的現象，並且也同時體認到，在當前的社會裡，教育與社會地位的再 製已經不如過去般絕對與順暢，就如同 Brown（1997）所說的：
隨著對於職業組織所能提供的長期就業機會，或工作能符合自身期待的信心漸漸 下降，將會導致他們（中上階級）越來越強調教育與專業的文憑，以用來確保他 們能在逆境當中屹立不搖……中上階級已經開始正確的體認到，獲得物質上的財 產已經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業」……。（740-741）
中上階級發現在當前社會中，他們子女承受的教育與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 量，要遠大於他們在相同年紀時的情況，這股競爭的力量來源主要是因為教育的 擴張與社會上失業人口的增加，他們警覺到他們的地位開始被勞工階級闖入並佔 據，因此危機感油然而生。為了避免在競爭上的失敗而向下流動，中上階級的家 長對子女的教育與職業期望越來越高，他們一方面告訴子女必須努力，避免被其 他人追趕過去，另一方面透過為子女選擇學校，並勤快地與學校方面互動，使他 們的子女能夠有優秀的學業表現，藉此避免子女的學業成績不理想而落後他人
（Ball & Vincent, 2001）。
林湘慧（2003）的研究發現，中上階級對於子女的生涯期望會高，除了因為 體認到學歷文憑的重要性之外，也因為中上階級父母重視子女日後在社會上生 存，應該擁有的態度與能力，諸如忍受挫折、負責任等，這與 Kohn（1977; Kohn
& Schooler, 1983）所發現的一樣，因為中上階級家長的職業，大多是不受監管，
而且需要獨立判斷和時常與人溝通，因此家長的人格受到職業影響而養成此種特 質，進而回到家庭，對子女有同樣的要求與期望。
在體認到社會的競爭面向外，中上階級本身所具有的性格亦與勞工階級有所 差別。總的來說，他們有著保守的性格與對未來有較大的焦慮感。Hirschfeld 認 為，儘管中產階級缺少領導性格，但是只要他們個人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就 會挺身而出的戰鬥著，對他們來說，財產是重要的利益也是保守的原因，他們會 拼命地擴充財富，保存既得利益才是他們關心的焦點，當他們擁有的越多，就越 是保守（蘇付伊、丁庭宇譯，1987）。
國內學者蕭新煌（1989）提到，台灣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大多是向上流動的 獲利者與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現實性格」相當明顯，因此對於既存的好處會希 望保存它、擴充它，並且不希望失去它，因此無形之中形成了「欲得懼失」的雙 重焦慮，也就對其未來的成就和地位是相當的在意。
由上述各家學者研究中可以發現，中上階級受到階級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
以及為了保存現有的優勢與利益，並且受到焦慮感與恐慌感的驅使，使得他們對 於成就與地位有著較高的追求慾望，也因此這些家長的生涯管教較高，他們為其 子女們設定了一連串的未來教育與職位的目標，希望子女能夠在未來保有當前的 社會地位與物質享受。
二、人格管教方面
不同的階級文化也影響家長對子女的人格管教方式。Bernstein 的符碼理論認 為，由於中上階級的社會分工專業且複雜，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甚高，彼此的脈 絡相互獨立，因此人際間的社會關係是分化的結合，人們因為差異性高，使彼此 相互依賴而結合，這即近似於 Durkheim 所說的有機連帶，在此情況下，中上階 級在價值觀方面便重視分化的不相似性，不僅尊重個人意志、鼓勵個人化的角 色，在言談上也因為脈絡的不連貫性，於是中上階級傾向使用抽象、獨立、完整 且複雜的脈絡符號，然而勞工階級的社會分工簡單且相似，人與人之間的集體性 強、脈絡相似度高，因此人際間的社會關係是同質的聚合，近似於 Durkheim 所 說的機械連帶，導致勞工階級在價值觀方面重視團體的集體人格，而且採取具體 與依賴脈絡的言談方式，其使用的語句迅速、短捷、具體而簡化（王瑞賢，2006）。
從上可知，Bernstein 認為個人所採取的語言形式和社會關係是連動的，
Bernstein 符碼理論的基本命題在於「社會關係的結構決定溝通的原則，也塑造意 識的形式，當社會關係的結構改變之後，人際間的溝通原則與意識形式也會隨之 變化」（Bernstein，1977：24）。對於子女來說，習得語言形式（即符碼）最重要 的機構便在於家庭（Danzing，1995），因為符碼是一種規約性原則，而這種規約
性原則是默會習得而來（Bernstein，1990），也就是在家庭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
既然個人所採取的語言形式和社會關係是連動的，家庭又是個人學習語言形 式或符碼的最重要機構，那麼家庭的社會關係形式勢必影響子女符碼的學習，
Bernstein 認為，家庭的社會關係可以從家庭的角色結構與溝通體系來分析，家庭 角色結構是指家庭角色間的隔離程度，當父母與子女間的角色隔離明確，階層分 明，表示角色的純正性高，反之，親子間角色平等而跨界線時，代表混合的階層 性。溝通體系則討論溝通與控制方式的開放程度，Bernstein 依此歸結出地位型家 庭（positional family）與個人型家庭（personal family）兩種家庭類型（王瑞賢，
2006）。地位型家庭的特色是家庭角色分明，年齡、身份、關係是決定角色認同 的重要依據，地位高低是成員差異與權威結構的基礎，並且地位型家庭採封閉式 溝通控制方式，個人較少主動表達內在的動機、意圖與目的，因而地位型家庭對 於集體性意識、社會性角色及個人基本責任敏感度較高，這種家庭的子女習慣團 體忠誠和角色義務，個人的情緒或意見不容易進入這賦予的角色當中，也因為地 位型家庭集體作用強，採封閉式溝通控制方式，因此語言符碼偏向限制型符碼（王 瑞賢，2006）。
而個人型家庭便有所不同，其家庭權威結構不明、角色界線模糊，個人的角 色和規範可公開討論，家庭成員的自我情緒與意見都可以自由表露與納入討論，
因此在溝通方面較為彈性開放，家庭成員皆被鼓勵將內心世界、價值及想法公開 提出，使其他成員有所瞭解，促成更好的情感互動。從上可以發現個人化家庭個 人角色要高於集體角色，家中每個人都被鼓勵多提出想法與意見，因此無形中形 成精緻型符碼的使用形式（王瑞賢，2006）。
至於何種階級偏向地位型家庭或個人型家庭？Bernstein 認為，由於勞工階級 的社會型態偏向機械連帶，其內部分工簡單，集體性強、共同性高，因此勞工階 級家庭易形成地位型家庭，但是中上階級由於偏向有機連帶，內部分工複雜、彼 此間的脈絡相對獨立，因此其家庭類型易形成重視個體與自主性的個人型家庭。
由於中上階級的家庭較偏向個人型家庭，個人主體受到較多尊重，因此父母 親期望子女人格發展朝向獨立、自主、負責任及勇敢的方向成長，並且願意放下 身段及權威，與子女平起平坐，針對共同的事務協力討論、聆聽彼此的意見，使 用清楚、明白的對話，並減少對子女使用命令的行為。但是勞工階級的家庭因為 大多屬於地位型家庭，強調集體性及家長權威，因此父母會希望子女的個性要聽 話與服從，減少冒犯尊長的表現，並且在行為管理上，會採取短捷、依賴脈絡式 的命令語句，以迅速要求子女達到父母親的要求。
除了受到階級文化的影響之外，家長在人格管教表現出來的行為，亦與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