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鄧胡趙體制及其崩潰(1982-1987)
十二大後，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擔任總書記與國務院總 理，改革派掌握大權，可看出鄧小平本人對改革的重視。但保守派無論在政治控 制或經濟政策上都有不同意見，保守派拉攏老幹部中相同意見者，進而向鄧小平 提出建議。但鄧小平已是派系共主，重要決策及人事權都掌握了最後的拍板權。
在政治控制方面，由於自由化的速度及程度都超乎鄧小平想像，因此必須負 責的胡耀邦被認為在政治控制的拿捏出了問題，太過於寬鬆，所以鄧小平在面對 民間自由化失控的壓力之下，撤換了胡耀邦，認為應採行較為嚴格的政治控制。
當然保守派和老幹部中的保守勢力也給予鄧小平壓力，但本文認為民間社會自由 化失控才是影響鄧小平決策的關鍵因素。
例如在經濟改革上，則無論保守派如何的試圖影響經濟改革的程度與速度，
但在鄧小平的堅持下，經濟改革還是持續的進行。
第一節 派系概況及衝突點
在華國鋒派被鄧小平鬥垮後，鄧小平登上了派系共主的地位，無論保守派、
改革派或老幹部都遵奉鄧小平的領導。
在保守派方面，在意識型態方面，由胡喬木、鄧力群為首，他們站在傳統共 產主義者的立場，反對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也反對所謂社會主義異化論，
認為在共產黨在意識型態過於開放，將導致共產黨統治危機；而在經濟政策方 面，保守派的代表是姚依林與李鵬，姚依林和陳雲一樣，都是中共 50 年代計劃 經濟時的經濟幹部，但姚依林輩份略遜一籌，而李鵬具留蘇背景，他們在經濟政 策上面都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認為「應該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 市場要經中央計劃調節。
而在改革派方面，意識型態上，本文認為基本上是被動的，他們在立場是是 在思想控制應該放鬆，但並沒有自己的論述，他們主要是對保守派動輒干預文藝 界、新聞界的手法表示反對，不像保守派有一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完整論述；
而在經濟政策方面，改革派則是堅定地實施市場化改革的政策。
至於在老幹部方面，他們在意識型態偏向保守，在經濟政策也採較為保守的 態度，陳雲提出鳥籠經濟，被奉為保守經濟政策的精神領袖，但值得注意的是，
老幹部並不是靠他們的正式職位獲得權力，他們的權力來源來自和鄧小平的情 誼，因此本文還是將其和保守派作區別。老幹部在中共四化的幹部政策中逐漸將 正式職位交棒給年輕一代，但是其建言影響鄧小平如何決策及如何安排人事的能 力是很強的。也因為在理念上的類似，保守派在試圖影響決策或人事安排時，也 會先拉攏老幹部，或由老幹部向鄧小平施壓。
另外鄧小平個人由於居於派系共主的地位，因此特地獨立出派系之外。我們 可以看到，若非鄧小平在對改革開放的堅持，老幹部李先念、陳雲，在經濟政策 的思維是偏向保守派的，而王震、彭真、薄一波，則是在意識型態方面支持保守 派，而看到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價值的淪喪，多多少少對市場化改革是沒有好感 的。若非鄧小平在經濟改革的堅持，改革派很難撐住。
但當民間或文藝界有過火的對共產黨的批判時，鄧小平也會有所反應，但在 保守派要把對改革派意識型態的不滿，上綱到對經濟改革的不滿時，鄧小平又會 站在改革派這邊。鄧小平的態度是，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政治上他堅決的 堅持共產黨領導，經濟上他堅決的堅持改革開放。
表四之一 十二大後鄧小平與中共派系及其主張
鄧小平 保守派 改革派 老幹部
代表人物
經濟政策
政治控制
鄧小平
全面地進行市場化 改革。
批評到共產黨的領 導時須予以警告。但 不可將反「資產階級 自由化」和反經濟改 革掛勾。
姚依林 李鵬 胡喬木 鄧力群
計劃經濟為主，市 場經濟為輔。
社會主義價值正在 淪喪，對於藝文 界、新聞界應加強 思想控制。試圖將 經濟改革做為「資 產階級自由化」的 根源而否定。
胡耀邦 趙紫陽 萬里 田紀雲 胡啟立 朱厚澤
全面地進行市場化 改革。
採取較寬鬆的態 度，認為思想控制 沒有必要。
陳雲 王震 彭真 薄一波 葉劍英 李先念
陳雲是保守派的精 神領袖，提出「鳥 籠經濟」。
視個人而定，但大 體而言採取較保守 的態度。有些人批 判改革派的砲火比 保守派還猛烈，例 如王震。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本表將鄧小平的主張列入，以方便和其他派系作比較。
第二節 經濟危機：市場化改革與社經亂象的浮現
經濟的危機表示政策出問題，或是政策不能因應時勢，政權必須重新討論政 策，在制定政策過程中，可能將出現不同意見，進而影響團結。在 1982-1987 年 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經濟路線由陳雲的鳥籠經濟，轉軌到以鄧為首的市場化派 手中。經濟發展的主張不同，開始成為派系衝突的主軸之一，尤其市場化改革帶 來的社經亂象，成為保守派攻擊改革派的重點之一。
但由於鄧小平的地位已經凌駕於各派系之上，且鄧小平全力地支持市場化改 革，因此經濟政策沒有遭到逆轉。
十二大所提出的經濟路線，仍是陳雲的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大陸總體經濟情勢一片大好。然而就在此時，陳雲和鄧小平對於經濟發展的不同 意見開始凸顯。陳雲和鄧小平在經濟上，都反對重重輕輕的蘇聯模式，在他們聯 手扳倒華國鋒及石油派之後，他們對於經濟政策的不同看法，從次要矛盾變成了 主要矛盾。
陳雲所追求的是「穩定」，在 1982、1983 兩年好的經濟情勢下，他認為應該 要繼續維持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穩定發展的策略。將「調整」當作經濟改革的本 身。1而鄧小平則認為這已經是陳雲經濟政策的極限了，鄧小平讓中國富強的使 命感，促使他追求更高的成長，而華國鋒和四人幫的力量，在十二大後，基本上 已經完全被鄧小平所壓過，因此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對於經濟政策，鄧小 平也開始試圖由他主導，由趙紫陽提出一連串市場化改革的政策，想要以大膽地 改革體制，追求更快更高的經濟成長，而陳雲以穩定為重，以計劃經濟為主的觀 念，自此只能在景氣過熱時扮演輔助的角色。21980 年初期的「調整」，只是過渡
1 蕭逍，〈低速度的經濟發展方針〉，《七十年代》，第 144 期 (1982)，頁 47-48。
2 David Bachman,“Differing Visions of China's Post-Mao Economy: The Ideas of Chen Yun,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Asian Survey, vol. 26, no. 3 (1986), pp. 319-321.
期的政策，是在為體制改革做準備，而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追求高成長。3 如同上一章結論，鄧小平他個人地位位於派系之上，陳雲的經濟政策主導 權，基本上是由鄧小平授與的，而且隨著時間，鄧的領袖地位越來越鞏固，也因 此當鄧小平想自己主導經濟政策時，陳雲並沒有太多的抗拒。
自 1984 年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所構成所謂的鄧胡趙體制下，
改革政策與景氣擴張政策同步推出，目標是引入市場機制，配合其他刺激成長的 擴張性措施，來達到經濟高度成長。
1984 年 10 月，中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 題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內容共分十部分，指出改革的方向 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加企業活力；運用價值規律，縮小指令計劃控制的範 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發展商品經濟，採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 辦法來管理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作用；實行政企分開，
簡政放權，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建立以承包為主的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實 行廠長負責制，健全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貫徹按勞分配，
健全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貫徹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
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允許個體經濟恢復活動；採取對外開放政策，反對閉關自守，
積極擴大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尊重人才，注意人才的發現、培養、提拔，
大膽起用中青年幹部等。4此一文件採取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開始 大規模下放企業權力，引進市場機制，全面開始推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市場化經濟 改革。
市場化改革的重點是國家逐漸放棄行政命令的手段，而透過對企業利潤率的 控制來導引企業行為，也就是用價格、租稅等經濟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將指令性 經濟向指導性經濟轉移。這個做法如同 Janos Kornai 所說的「間接官僚調控」，
國家不是像計劃經濟時代，直接地管理企業，但也不像自由市場，完全拋棄了對
3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70-71。
4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紅旗》，第 20 期 (1984)，頁 2-13。
價格、產量的控制。5在這個階段，經濟改革是單純的市場化，所有制改革或私 有化並沒有在考慮的範圍。
在這個階段，國家仍然握有各種經濟槓桿，企業的所有權也屬於國家，但為 了避免大規模引進市場機制所造成的衝擊，市場改革派採取了「雙軌制」的作法，
也就是重要的產品仍然歸屬計劃領域，其餘才歸市場調節。
另外一個改革的重點是「放權讓利」，是使企業的經理人員獲得管理的權力，
一改以前以黨幹部為主的管理型態，減少行政部門對企業行為的干預；企業留利 的成數，也漸漸地提高，促使企業有意願多生產，並且因農業包幹制的啟發，也 將包幹制運用在企業上。
這波經改，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不斷地調整及摸索中，中國大陸的經濟自 80 年代發展至今，已成為全球經濟強權之一，但對於 80 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大陸 來說，這波經改所延伸出的問題，也衝擊了那時的中國大陸。
在總體經濟層面，出現了景氣過熱的現象，導因是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 制」，簡單地解釋，就是國有企業賠錢時，國家會給予補貼，於是國有企業不斷 地擴大規模，實行冒險性的投資計劃等。企業以追求利潤為最重要的目標，而且 不斷地向上級單位討價還價，包括補貼、減稅、低利貸款等……，國有企業下面 面對的是市場，但在其上的不是市場，而是國家，6他們不必擔負經營失敗的責 任，因為天塌下來都有上級頂著，即使市場改革派，也不敢在經改初期就主張在 企業虧損嚴重時宣布倒閉破產，這在意識型態上衝的太過。另外從現實面來看，
國有企業倒閉破產，必會造成大量的失業，即使到了 90 年代末，中國大陸經濟 有一定的穩定程度，才進行此項工程，下崗勞工的問題仍然非常棘手，何況是在 第一波經改，完全沒有讓國企倒閉的空間。
基於上述兩個考慮，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不需考慮到破產的可能，企業 負盈不負虧的背景下，使社會總需求大增，造成景氣過熱，也因此造成了通貨膨
5 Janos Kornai,“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4, no. 4 (1986), p. 1701.
6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頁 75-77。
漲。
在 1985 年，以趙紫陽為首的市場改革派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後，第一次闖物 價關，進行物價改革，在原本景氣就已經過熱的情況下，更加速了通貨膨脹的程 度，其中又以食品價格的上漲對民生造成最大的影響。趙紫陽被迫開始採取緊縮 政策，一方面減少進口、壓抑投資。
除總體經濟的問題外，更嚴重的是，共產黨幹部由於放權讓利及改革開放的 一些政策，以前擁有政治權力，現在則是在商場上也取得經濟大權，不時傳出共 產黨幹部貪贓枉法的事情，利用行政上的特權，在商場上獲取暴利。
例如 1984 年的海南倒賣汽車事件，林桃森是中共廣東省海南行政區委員會 常委、組織部長兼任海南開源聯合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就利用他的特殊身 份，進口了日本汽車，再以較高價錢賣出。7
這類事情層出不窮，成為保守派用來攻擊改革派的重點，抨擊經濟改革造成 社會亂象，進而牽扯到意識型態層面，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也感覺到民 眾對社會亂象的不滿，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懲處的層級，多停留在基層幹部，
但是此等作法，本文認為對於民眾建立對共產黨的信心，還是小有助益，民眾將 此等亂象解讀為經濟改善的必要之惡，是經濟換軌的過渡期，對於經濟改革仍是 支持的。
7 〈林桃森投機倒把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第 7 期 (1986)，頁 20-22。
第三節 政治動員：綿延不絕的學潮
自十二大至胡耀邦下台，這段期間較大規模的民間政治動員，有 1985 年反 日情緒作為導火線的學生遊行，以及 1986 年以要求民主為名的學潮，1986 年的 學潮蔓延至全中國大陸，也直接地導致了胡耀邦的下台。
改革造成的社會不公及失序的亂象，民眾們都有感覺，工人們不滿，但多少 還受到福利措施的庇蔭，學生一向是中國傳統中最敢講話的一群，加上有民族主 義和民主化這些議題可以作文章，中共盡量用疏導而非鎮壓的手段處理，學生運 動的空間也隨著學生們的衝撞，而越來越擴大。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於是逐漸發展 成型。
保守派認為改革派在思想控制沒有把握「反自由化」的原則，在經濟上又因 為改革過於激進造成社會不安，一波波的學運也讓鄧小平覺得事態嚴重，親自要 求加強「反自由化」的運動，並將改革派的大將胡耀邦拉下台。
鄧小平全力挺經濟改革，但保守派的邏輯推演也有其參考性及理論基礎，鄧 小平雖擁有凌駕於派系之上的地位，加上中國大陸自由化失控實際的情形，鄧也 不得不正視保守派所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同時也接受其看法。
壹、1985 年反日學潮
1985 年八月，日本公布首相中曾根將以政府公職人員身份前往祭拜靖國神 社，中共發表了嚴正的聲明，認為此舉會傷害中日兩國人民感情，但日本回應中 曾根的祭拜不存在恢復軍國主義的問題，仍然會前往靖國神社參拜。8
面對日本的回應，中共採取了許多動作，包括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抗日戰爭勝 利的展覽，媒體也有相關大篇幅的報導，固然是反映了中國人仇日的情結，但中
8 高皋，《後文革史(中)》(台北：聯經，1994)，頁 221。
共亦有可能欲以民族主義來凝聚內部，掩護經改所遭致的社會亂象。
而大學生在九月上旬開始在校園內張貼大字報，抗議中曾根祭拜靖國神社，
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同時用文字和漫畫諷刺胡耀邦邀請三千日本青年來訪並 予以豪華接待。發展到後來，還出現了「反對賣國求榮」、「抵制洋貨」、「打倒貪 官汙吏」等較激烈的標語口號，還乘機喊出「我們要吃飯」，來抗議生活水平下 降，伙食質量太差，但大體仍是將苗頭對準日本。
當時中共正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因此中共執政當權派採取了懷柔政策，
以免與學生發生衝突。學生會和共青團幹部在學生中作思想工作，以防止學生不 滿情緒擴散到共產黨。
九一八是日本占領東北的日子，北大學生選在這天舉行抗議遊行，為了防止 事態擴大，中共出動了軍警維持秩序，之前學校幹部也進行過勸導，所以還算平 靜落幕。並且北京也帶動了其他省市的反日學潮，西安、成都、武漢都發生了學 生的抗議示威。西安學生從 9 月 20 日起，共上街了三次；成都學生則傳出見日 本製車子就攔下的行為，不過在當局有效的控制下，大體仍將不滿情緒維持在(1) 學生、(2)反日的範圍之內。9
但激進學生並不因此罷休，將戰線拉長，開始進行全國性串聯，準備在 12 月 9 日學生抗日救國運動五十週年之際，舉行全國性示威活動。由於還有三個 月，中共利用多個管道試圖疏導學生們的不滿情緒，畢竟全國性的學潮，萬一將 已對改革不滿而浮動的民心煽動起來，將危及中共政權的存亡。
中共除了持續對激進分子進行疏通外，另外還有改善學生教育環境和生活設 施的政策，以及進行大規模愛國主義教育的工作。11 月 1 日，共青團、全國青 聯、全國學聯聯合發出「關於「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通知」，之後 展開一連串工作，胡耀邦並且在共青團會議演講，希望學生把學習當作最主要的 任務，通過學習對國家多做貢獻。12 月 7 日，北京大學召開「紀念一二九運動
9 同前註，頁 225-228。
五十周年大會」，北大學生發出一封公開信，號召全國大學生把渴望改革的熱情 與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用知識、智慧和勞動支持改革，推進改革。接著這封信在 全國主要報紙上刊登，代表一向擔任學潮龍頭角色的北大學生已經接受中共的安 撫，大陸各省高校所預備的一二九示威活動也熱度也降了下來，一二九抗議示威 運動便轉化成各種官方主導的紀念性活動。
中共當局上述有疏有壓的方法，儘管仍是以統治者由上而下的手段來控制局 勢，但比起以往一棍子打下已經開明許多，已經給予異議者抗議的空間。但北大 歷史系兩名學生，在學潮過後的 1986 年次月被補，因為是學運積極份子，被中 共以「成立反革命組織」的罪名被判徒刑，藉以威嚇學生。10
縱使如此，中共仍沒有下以斬草除根的方式處理學生的問題，仍是以勸導為 主，學生團體逐漸地把中共視為紙老虎，儘管看起來兇猛，但堅信政府不至於使 用非常手段來處理示威遊行，因此動不動就抗議的風氣越來越盛。例如 1986 年 5 月，天津大學有中外學生間的衝突，原因是留學生在晚上狂歡吵到中國學生，
原本只是口角，後來變成打群架，校方後為保護留學生，先將留學生送至外面旅 館過夜，後來希望事情就能小事化無，天津大學學生不肯接受，和校長懇談後沒 有結果，繼續到市政府示威，經過不斷地安撫才平息此一事件。118 月時，則有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罷飯」，研究生認為食堂伙食應改善、可改善 而未改善，因而發動罷飯，集體不前往食堂用食，向校方表達不滿，校方終於被 迫重視改善伙食問題。12
另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則是發動了「罷跑」、「罷測」，1986 年的下學期，
華師大要求學生每天晨跑，且期終必須參加體育測驗，不及格者不予畢業。原本 校方立意甚佳，但學生並不領情，於 11 月在校內貼出大字報，要求校方不要干 涉學生自由，迫害人權，並提出罷跑、罷測的口號，有二十個系響應。這訴求在
10 同前註，頁 230-231。
11 路雯，〈天津大學衝突事件始末〉，《九十年代》，第 198 期 (1986)，頁 20-24。
12 齊辛，〈學生運動為民主改革摧生〉，《九十年代》，第 204 期 (1987)，頁 17-20。
社會看來，根本就是任性的表現，華師大學生自己心理也有數，為了挽回形象及 取得正當性，大字報出現了對食堂伙食差，管理不善的意見，以及希望改善浴室、
醫療條件，改善獎學金發放辦法以及學生會幹部應由學生選舉，不應由黨委指派 的意見。而集體行動一開始，激進的言論也出現在大字報上，包括說「中國是中 華帝國制度，沒有民主自由」，「國家教委是大奴隸主」，甚至有大字報批評時政，
批判中共領導人。經過學生和校方的對談，風波才算平息。13
從上述天津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民間的 威信已遭受質疑，學生對共產黨的態度，已經可用輕視來形容，對黨、對政府的 尊敬、服從，已如昨日黃花，認為只要學生聚集起來，中共政權也只能退讓。
1986 年的學潮是全國性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較具政治意涵的示威遊行，
則出現在年底的安徽與上海。
貳、1986 年學潮
安徽科技大學的副校長方勵之素以提倡民主著稱，而在 1986 年底科大所在 地合肥市西區將舉辦人大代表的選舉，當地候選人名單如往常一般，仍是由共產 黨內定，12 月 1 日，科大學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內 容大致是要求真正的直選，候選人不能由少數人指定。該張大字報獲得廣大的回 響，科大學生召開了座談，方勵之和科大教授溫元凱都有上台講話，稱許學生對 民主的體認，但也有要同學們不要頭腦發燙，以免過激的行動讓科大民主辦校的 成果遭到否定。在座談會後，情緒高昂的學生們仍留在場內，有人提議遊行，獲 得同學們的響應，回到宿舍後開始串聯，準備於 5 日上街頭遊行，儘管校方包括 方勵之都不贊成，但學生高漲的情緒已經沒有人不能阻止他們的行動了。於是大 概有 2500 名學生走上街頭，邊走邊高喊口號「我們要民主！」、「改革選舉制度」
13 曾慧燕，《中國大陸學潮實錄》 (香港，新報出版部，1989)，頁 53-55。
等。到達市府廣場後，提出三個訴求：(一)要求將學生這次的思想和行動見報、
上電台、上電視；(二)建立高校民主聯合會；(三)要求保護參加遊行的學生，不 受政治迫害。但市府並沒有派人接受陳情，隊伍就這樣解散。
12 月 9 日，合肥市三千餘名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他們高喊「我 們要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憲法萬歲」等口號，由於有了 5 號 遊行的經驗，這次更有組織，秩序也維持的很好。學生的一系列活動，終於使區 人民代表選舉工作延遲，並將後選人名單開放給科大選民提名，經過投票，12 月 29 日，方勵之、溫元凱以高票當選為合肥市西區人民代表。14
另外在 1986 年，學潮規模最大應屬上海，據估計，動員人數最多的一天達 四萬人，而在旁圍觀的市民往往又是遊行人數的數倍，並且，時任上海市長的江 澤民，也曾在學潮之中親自和學生接觸。北京、南京、武漢、深圳等，也都有大 大小小的學潮發生。15而這些學潮的訴求，主要包括了三個，(1)關於學校的教學、
收費、管理；(2)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程序；(3)政治體制改革，而中共當局對於 第一項訴求會盡力回應，以安撫學生的情緒，而對二、三項的要求，則是給予空 泛的回應，但在某些學生較有組織、訴求較明確的地方，如安徽，中共政權逼不 得已也會有讓步。16
本文認為 1986 年學潮，除了中國共產黨因為其政治控制放鬆，已不再讓人 民恐懼，不再以恐懼做為統治合法性的來源外，尚有幾點原因：
(一)學術界的影響。由 1985 年下半年開始，學術界掀起討論人道主義問題 的熱潮，吸引了一些大學生的注意。中共對人道主義一向採審慎態度，一度列為 禁區。但中共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之後，重新推出雙百方針，希望拓展自由 討論的空間，並指示學術界多發表文章。一些在哲學界有代表性的人物立即響 應，展開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討論，作家、經濟學界在中共號召下，也踴躍發表文
14 同前註，頁 3-33。
15 同前註，頁 41-113。
16 劉勝驥，〈大陸民主運動再起〉，《中國大陸研究》，第 29 卷，第 7 期(1987)，頁 8-20。
章，紀念雙百方針 30 週年。17民間也舉行了非正式的研討會，提出了許多意見，
包括不能一黨專政、不能黨政不分……等。民主黨派及無黨派的知名人士，也在 議論政治改革如何進行，提議擴大全國人大權力，並賦予政協實權等。方勵之更 常常赴各個大學演講，談論民主、知識份子、改革等主題……。18
(二)文藝界的影響。80 年中期後，文藝界出現百家爭鳴的情勢，對大學生思 想的多元化產生了影響。文藝界出現了探討中國人性格、民族心理的作品，批判 反思中國文化；阿城的小說、北島的詩，深受年青人喜愛；西方哲學家如沙特、
尼采的思想，也引起很多大學生的探討。
(三)學校管理體制的弊端。在物質層面，校園的生活條件長期沒有獲得改 善；在精神層面，學生們渴望對自己的事情有發言權，希望追求高層次的民主，
對負責學校管理的幹部的官僚習氣不滿意。
當自由化啟動後，人民參與政治的傾向將會提高，並且自由化的步調將會急 速超越政權的控制，並且對政府機關的警告感到痲痺，不再懼怕政權的能力，19 因此中國大陸大規模的學潮因此一波一波的啟動，直到有改革派的領導人下台才 較為低調。
17 例如韋黎明，〈雙百方針須堅持，文藝批評要正常─作家王蒙一席話〉，人民日報，1986 年 5 月 14 日、厲以寧，〈經濟學的爭鳴和經濟學的繁榮〉，人民日報，1986 年 5 月 19 日。
18 參閱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台北：遠見，1987)。裡面收錄方勵之多篇 演講及訪談。
19 Guillermo O’Donnell, Counter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9), pp. 122.
第四節 政權內部的分裂：胡耀邦下台
在這段時間裡，鄧小平仍是居於派系的置高點之上，在經濟方面支持改革 派，而在政治方面，由於華國鋒與四人幫等的勢力已經基本消失，鄧小平在意識 型態上則採較為保守的態度。
壹、保守派對政經改革的不滿
從中共建政前，一直到鄧小平時代，陳雲的個性都是較為低調，並沒有政治 野心，因此本文對於某些文獻認為陳雲反鄧小平的看法是不恰當的，頂多只能看 作陳雲在某些政策的看法是與鄧小平不同的，但他並沒有有組織地反對鄧小平，
或有組織地組成派系對抗改革派。
從陳雲的從政經歷來看，陳雲屬於典型幕僚人員的個性，在黨內直言無諱，
只在內部會議上設法影響決策，但當政策已定，他便忠實執行，不違抗黨的決定，
不在公開場合議論時政。20因此當鄧小平決定主導經濟改革，並在 1984 年開始 市場化改革時，主張鳥籠經濟的陳雲，並沒有明顯的抗拒。
胡喬木和鄧力群和陳雲相較，則算常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的保守派，對於改 革造成的社會亂象、文藝學術界多元的聲音常常進行批判，但他們政治實力不 足，也僅能靠建言影響鄧小平的決策，並沒有主導政策的權力。
而在 1986 年學潮在大陸各地蔓延後，引起中共內部的討論，鄧小平對處理 學潮成效不彰感到震怒，保守派趁此良機將苗頭對準胡耀邦，指責學生鬧事是由 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認為胡耀邦鼓勵思想開放，沒有做好思想教育的 工作。87 年 1 月 16 日，胡耀邦作了「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 則問題上的失誤」的檢討，並辭去了總書記的職務，總書記一職由趙紫陽接任。
20 David M.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5), pp.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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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 1987 年辭職引起中外震撼，學運在 1986 年風起雲湧，胡耀邦身為 總書記，確實有負責必要，但鄧小平在政治上越來越保守的傾向，才是胡耀邦下 台主因，換句話說，胡耀邦可說是被迫辭職的。保守派對改革不滿是全面性的，
包括經濟政策與意識型態，但經濟改革有鄧小平撐腰，儘管經改造成的社會亂象 一堆，甚至於危及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但保守派仍沒有能力去抗拒經改，而 1986 學潮正提供了保守派反擊的著力點，保守派從意識型態下手，將了改革派 一軍，鄧小平同意保守派的看法，認為胡耀邦處理政治問題太過寬鬆。
學潮雖然基本上是由意識型態、政治控制放鬆而產生，但因經改亂象造成人 心浮動，也是助因之一，保守派就是試圖從這下手，最好能否定並逆轉經濟改革。
但畢竟經改仍是鄧小平所堅持，並沒有因為 1986 年學潮而受阻。要直到 1989 年 六四民運，不僅僅學生上街頭，連民眾也無法忍受經改亂象而走上街頭，保守派 才在經濟政策上取得主導，以治理整頓代替改革開放。
因此本文認為，除了(1)鄧小平本身對胡耀邦寬鬆的政治政策不滿外；(2)為 了將學潮主因歸究在政治控制，而不要擴大到批判經改亂象，進而停止了經濟改 革，應也是鄧小平要求胡耀邦辭職的因素之一。
胡耀邦下台後由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和胡耀邦有瑜亮情結，但對 經濟改革的態度是堅定的，也害怕保守派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延宕經濟改革。趙 紫陽在一次訪談中說：「胡耀邦下台前後，我注意到鄧力群起勁地批胡，為了不 讓左派上台，才沒有推辭地接過總書記職務。我認為能夠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
當了總書記之後，就做了胡耀邦未做的事。」趙紫陽回憶說：「上任不久，就對 鄧小平匯報說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鄧小平聽後默默 不語，趙的心裡於是就有了底，隨即發動反左運動，把鄧力群打了下去，反資產 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也在趙紫陽上任後沒多久即無疾而終。221987 年 1 月 28 日，
21 人民日報，1987 年 1 月 17 日。
22 〈趙紫陽披露中南海內部〉，大紀元網站，http://epochtimes.com/b5/2/1/11/n163134.htm
趙紫陽主持下達了中央四號文件，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只限於黨 內，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以正面教育為主。23
從這資料可以驗證本文的論點，鄧小平對經濟改革是堅定的，趙紫陽明白鄧 的想法，利用這點來牽制保守派，迅速地將保守派的威脅排除，另外也可以看出 鄧小平確實有高於派系之上的能力。
貳、趙紫陽與胡耀邦的瑜亮情結
另外，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前後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討論，從十二大開始，
本文將中共當權派稱為鄧胡趙體制，鄧小平居於制高點，是所謂改革的總設計 師，也因其資歷及威望，足以頂住保守派及老幹部的壓力，在政治改革及經濟改 革都按照鄧小平所設想按部就班的進行，趙紫陽和胡耀邦擔任將鄧想法轉化為實 際政策及執行的角色。趙紫陽負責經濟方面，胡耀邦則總管政治、意識型態方面，
兩人可以說是鄧小平的左右手，都是改革派的大將。
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並沒有所謂的革命情感，更多的可能是瑜亮情結。吳 江是胡耀邦時代的理論權威，曾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教育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 院長，屬於胡耀邦人馬。他認為趙紫陽在 1987 年胡耀邦倒台事件中起到了關鍵 作用，並暗指趙紫陽落井下石。吳江說趙紫陽曾於 1984 年親自向鄧小平、陳雲 寫信，「責怪胡耀邦對國務院工作干涉過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現在兩老還健在，
及時解決這個問題。」在某次和記者的訪談中，趙紫陽對此事忿忿不平，他說：
「有一本書，吳江寫的《十年的路》，我是很不高興的。1984 年 5 月，我的確給 鄧小平寫過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就是關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和完善中央領導 制度。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提到過這封信，鄧說過『趙紫陽也給我寫了信，
提到趁我們老一輩健在』這句話，但是具體內容卻沒有講，因此造成了一些誤會。
23 人民日報，1987 年 1 月 30 日，第 1 版。
既然鄧小平沒有公布過這封信，吳江怎麼會知道這封信就是反對胡耀邦？」24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胡耀邦的去留，根本就不在我這一層所能決定的事。
我與胡耀邦的確在工作上有矛盾，由於這種工作上的矛盾，我在胡耀邦下台的問 題上也沒有幫他說話。儘管當時我可以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沒有說過落 井下石的話，也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25
趙紫陽說：「即使沒有發生學潮，胡耀邦也會下台。其實，在 1986 年的反資 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前，我就感覺到胡耀邦的前景不妙，可能要倒。因為當時鄧 小平曾就反自由化的問題，前後三次託人給胡耀邦帶話，最後一次是由我轉達，
連打了三次招呼，希望他做為總書記，對這個問題要有所重視。按照黨內的慣例，
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應當主動去見鄧小平。但是胡耀邦沒有理睬。當時連李瑞環 都打電話給萬里，說自由化搞得太嚴重，應當加強手腕。最後，是七人小組—以 鄧小平為首，其中鄧小平有拍板權，陳雲有否決權，並聽取李先念的意見，做出 決定要胡耀邦下台。」26
依據上面訪談趙紫陽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趙紫陽確實和胡耀邦是不對盤，
當然趙紫陽說他沒有資格決定胡耀邦的去留，但他沒有力挺胡耀邦也是事實，胡 耀邦在得不到鄧小平的信任後，勢單力薄，下台也是無可挽回了。
24 〈趙紫陽披露中南海內部〉，大紀元網站。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第五節 小結：派系衝突與自由化的失控
如果說北京之春啟動了自由化的開端，那本章研究範圍，尤其到 1986 年之 後，可說是市民社會已由於寬鬆的政治控制，而逐漸有了雛型。由威權主義政權 內部的力量發起的自由化運動，他們所期望的是有控制地開放政治空間，擴大統 治合法性基礎，但通常一放鬆就是潰堤，如同水庫的小裂縫，將撐不住強大的壓 力。
壹、學生衝撞威權體制，改革/保守派處理策略不同
自主性的組織在自由化啟動後將紛紛成立，例如工會、雛型狀態的反對 黨……等。而在中國大陸，最為引人側目的即是學生團體，自五四運動以來，學 生一直就是中國群眾運動的主力，學生富有理想性，對於社會不公平之事特別敏 感；而且學生多過團體生活，在校園或宿舍有人開個頭，很容易聚集起來集體行 動；一般民眾對學生也不會有反感，多認為學生是單純的，抗議示威不會被認為 是在鬧事。因此中共對學生運動也不敢有太激烈的取締行動，學生運動在中國被 認為是有正當性的。而學生就利用他們的光環屢屢挑戰權威，在這段期間內，我 們可以看到，學生從挑戰學校的幹部，發展到前往行政單位抗議遊行，1986 年 在上海的學潮，規模已達到四萬人，溝通層級已到上海市長。
改革派認為學潮只要處理得當，只是學生情緒的抒發，並不會導致更嚴重的 問題；保守派則認為事態嚴重，應該從意識型態失去控制來思考，並且結合老幹 部的保守力量，向鄧小平反應，保守派的鄧力群、胡喬木，和老幹部中的薄一波、
彭真、王震，在這段期間內都非常的活躍，並在公開輿論上做出表態，認為資產 階級自由化造成學潮，而胡耀邦應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負責。27最後鄧小平在保守
27 孔德亮，〈從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看胡耀邦下台〉，《共黨問題研究》，第 13 卷，第 4 期(1987)，
勢力的壓力之下，及他自己的評估之後，做出撤換胡耀邦的決策。
貳、中共統治正當性已由「改革」取代「恐懼」
Przeworski 認為在不同的威權政體之下，民間動員起來的步調是不一樣的，
端看該威權政體的統治正當性建立在什麼之上，以謊言建立統治正當性的政體，
當政體謊言被戳破，就是垮台的時候；建立在恐懼的威權政體，當民眾不滿的能 量蓄積，有集體行動出現時，將是該政權將面臨崩潰的危機；建立在經濟繁榮的 威權政體，以物質繁榮換取服從，但當經濟蕭條時，政權要花更多心力來處理正 當性的問題，或以民族主義等其他的方法來重建正當性。28
而中共在毛後的正當性，主要建立在「改革」之上，也因此大陸人民對改革 所造成的亂象尚可以忍受，認為是必要之惡。
而改革又可以細分為兩部分：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主要是放鬆對 群眾的控制，和中共立場不同的意見或揭發中共黑暗面的文章也漸漸可以發聲，
例如方勵之提倡民主的概念，劉賓雁一系列的報導文學，都沒有在第一時間被禁 止，反而在大陸流傳。放鬆控制的作法雖然使鄧小平其在與前一時期與凡是派的 鬥爭中擴大了權力基礎，但是開了個小缺口，缺口卻越擴越大，逐漸反噬到共產 黨統治，甚至鄧小平本人；行為的層次也從個人的言論，提升到群眾運動，鄧小 平發現苗頭不對，才將胡耀邦換下，開始緊縮政治，試圖重新有效地掌握群眾。
但為時已晚，到了 1989 年出現百萬人規模的示威，不僅學生，連工人、市民都 走上街頭，鄧小平須動用鎮壓手段才得以重新建立人民對中共公權力的恐懼。
而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造成的亂象，尤其是通貨膨漲，若是發生在其他政權，
可能早已經垮台，也可見中國大陸民眾對經改的渴望，及對改革派的期許。但在 1986 學潮後，大陸經濟情勢越來越糟，出現了經濟無成長，但通貨膨脹持續的
頁 5。
28 Adam Przeworski，張光、馬俊峰譯，《民主與市場》(台北：桂冠，1998)，頁 74-75。
「滯脹」，共黨幹部的腐化也越來越嚴重，是 89 年大規模民運的主要原因。
參、自由化失控將動搖政權內部改革派的地位
威權政體所有的制度都是集權性的，這些制度並不是和人民溝通用，而是給 予民間社會指示的，這些制度只包容能接受政權指令的組織，並且整個過程、結 果都能由政權所控制，例如大陸的政協制度，聚集具代表性的政協代表，然而開 會過程及開會結果，其實都沒有太大意義，僅是為中共政策背書或是中共進行政 令宣導，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但自由化啟動後，具自主性的組織開始萌生，但是他們找不到任何制度可以 闡明自己的觀點，為自己的利益進行交涉。市民社會的自主組織與國家制度的封 閉性產生矛盾，這些團體只能在街頭爭取自己的利益和闡揚他們所相信的價值。
這種情況一旦發生，自由化將不可能再持續，群眾運動的爆發在政權看來是自由 化政策的失敗。自由化無論是政權內的改革派或保守派，都認為應該是由上而下 的恩賜，是應該被掌握、控制的，因此街頭運動的產生，證明了自由化不是一個 可行的策略，街頭運動侵犯了威權主義最核心的價值─秩序，政權內的改革派將 因街頭運動的爆發而動搖其地位。29因為他們之前為自由化運動背書，認為是可 受控制的，胡耀邦和之後的趙紫陽都是，他們必須向鄧小平負責，一旦自由化失 控，不僅保守派會對他們進行攻擊，掌大權的鄧小平，也會要求他們負起責任。
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長朱厚澤被撤換，一些被鄧點名具代表性，有自由化傾 向的人物也被開除黨籍，例如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無疑是改革派的 一大受挫，但由於鄧小平對經改的堅持，也使得保守派氣燄沒有太過，趙紫陽接 手政改的工作，雖然不若胡耀邦如此寬鬆，但也沒有全面地整肅民間自由化份 子。暫時地頂住了保守派的壓力。而民間的力量雖然暫時沈澱，但在兩年後，由
29 同前註，頁 76。
於經濟的嚴重惡化，和共黨幹部貪污腐化程度加劇，在胡耀邦的去世當作導火線 之下，終於爆發了天安門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