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經》翻譯與八世紀廣州佛教
*湛如 北京大學
摘 要 ： 《楞嚴經》真偽之爭，綿延千年，本文不對經典真偽進行考 察，而是對其出現地廣州，在八世紀之時的佛教狀況進行一些關注。
本文從廣州梵僧積聚之原因入手，考察梵僧積聚廣州及其活動的狀 況，以期對這部經典出現地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
關鍵詞：《楞嚴經》、廣州佛教、海上絲綢之路、梵僧
《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三卷 · 第二期（2020）: 第 215-225 頁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印度古典梵語文藝學重要文獻翻譯與研究”（項目 編號 ：18ZDA28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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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禪宗，《楞嚴經》這一部對禪宗影響深遠的經典，自然浮 現在眾人腦海中。此經自譯出就獲得禪宗僧人重視，至永明延壽
（904–975）、天如惟則（1286–1354）等人更是力推不已，眾多禪師 紛紛為其做注1，但此經的真偽屢有爭端，最主要的原因是智昇（活 躍於 8 世紀初）在同一年撰寫的《開元釋教錄》（T. 2154）與《續古 今譯經圖記》（T. 2152）中，對譯者的身份界定出現差別。本文無意 介入千古謎團的探索，在此探討的問題是 ：為何這部經會選擇在廣 州誕生？《楞嚴經》的主要參與者是般剌密帝（Pāramiti，活躍於 8 世紀初）與房融（？–705），因此本文選擇以八世紀的廣州，對當時 的梵僧及文人進行一些考察。
為何《楞嚴經》會在廣州譯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回顧 廣州的歷史，自東吳黃武五年（226），孫權（200–222 在位）將合浦 分出交廣二州後2，廣州一直是重要的港口，到唐代更是有“廣州通 海夷道”之稱3，賈耽（730–805）的《皇華四達記》中詳細地記錄了 沿這條路線航行的途次、航期等4，由此可見，廣州是外國人從海上 入唐的重要港口，佛教也隨著這些商人傳入中國，近現代從梁啓超
（1873–1929）到鄭彭年等人，甚至認為佛教從海路傳進中國的時期比
1 楊維中《論〈楞嚴經〉佛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蘇州鐵道師範學院院報》，
2001 年 03 期，第 75 頁。
2 曾昭璇《宋代以前廣州城歷史地理》，《嶺南文史》，1984 年 04 期，第 65 頁。
3 《新唐書》卷 43，《地理志七》，北京 ：中華書局，2012 年，第 1146 頁。
4 《新唐書》（前揭），第 1146 頁。
從陸路更早5。正因為廣州具有如此濃厚的佛教歷史背景，所以《楞 嚴經》在廣州的誕生才成為可能。
八世紀廣州的佛教情形如何？在《唐大和上東征傳》中對天寶九 年（750）的廣州有一段記載 ：
又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池有青蓮華，華葉 根莖並芬馥奇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 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
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6 這段文字為我們描繪出當時廣州的太平盛景，有帶著奇珍異寶的 異國人，有來自深山老林的白蠻人，尤其是第一句：有婆羅門寺三所，
並梵僧居住。這一句說明當時廣州擁有大量來自印度的僧人，以致 於要單獨為他們建立寺院，令其居住。外國人在中國聚集一處，甚 至形成了城坊，足見其多。梵僧東來，多為傳法，這些梵僧為何滯留 在廣州，不前往佛學更興盛的長安或是洛陽？
對於這個問題，覃召文在《嶺南禪文化》一書中說，因當時的梵 本經典多寫在貝多羅樹葉上，長途運輸不便，所以廣州成為翻譯中 心7。此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觀察八世紀來華的梵僧，並非所有 的譯經僧都停留在廣州，如金剛智（669–741）就從廣州去長安譯經8，
5 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載於氏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1 年版，第 32–33 頁；吳廷繆、鄭彭年《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載《歷史研究》，
1995 年 02 期，第 21 頁。
6 《遊方記抄》卷 1，《大正藏》第 2089 號，第 51 冊，第 991 頁下欄第 12–17 行。
7 覃召文《嶺南禪文化》，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 頁。
8 《宋高僧傳》卷 1 載 ：“聞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開元己 未歲達于廣府。勅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11 中欄第 16–18 行。
也有如蓮華（活躍於 8 世紀末）等從長安到廣州的梵僧9，可見需進 一步考察梵僧滯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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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熱帶國家，普通人身上不需要多少衣物，
從敦煌的壁畫即可看出這一點。僧人更甚，戒律中直接說“未來諸比 丘若不耐寒，著此三衣足以御之”10，因此印度人的耐寒能力較差，
史書記載，梵僧入長安，冬季之時，被凍得直發抖。而廣州因為地處 亞熱帶，氣候與印度相差不大，不適應北方寒冷氣候的僧人往往滯 留在廣州，也是情有可原的。
除此之外，廣州市重要的貿易港口，自《漢書》開始，就記載廣 州“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11，到唐代隨著貿 易興盛更是異寶紛呈，據今人研究，唐代的貿易材料眾多，除《漢書》
提及的材料之外，還有龍涎、檀香、蘇合香等香藥，金銀器等高級 手工藝品，鑌鐵等原材料12。這些材料，大多不可能留在廣州，最後 都北上供皇室貴族享用，除了這些名貴的材料外，另外一些便宜的 香料也會隨著商人的往來帶到中土，如胡椒等調味香料。這些香料 是組成咖喱的重要成分，而咖喱是印度食物中常用的調味品。唐代
9 《宋高僧傳》卷 3，《唐蓮華傳》，《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21 頁中欄第 15–25 行。
10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0，《大正藏》第 1421 號，第 22 冊，第 136 頁上欄 第 22–23 行。
11 《漢書》卷十《地理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第 1670 頁。
12 劉有延《唐代廣州蕃舶數以及城區人口和蕃客數量估計》，《回族研究》，2015 年 第 2 期，第 6 頁。
的胡椒全靠海外供應13，因此在廣州利於第一時間拿到原料。除此 之外，許多原產於印度的蔬菜，也傳入中國，孫機的《中國古代物質 文化》中記載，從魏晉至唐宋期間，傳入中國的蔬菜有茄子、黃瓜、
菠菜14。材料的運輸離不開商人，與僧人類似，商人在廣州聚居，《廣 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中提及，當時蕃客的聚居地多由他們 自己建造，光塔就是一個見證15。除了建築之外，上文提及的飲食 也受到商人的影響，眾多的外國香料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有 烹飪書籍中甚至特別強調“少入胡椒末亦佳”16，可見當時香料應用 之廣。
廣州引起梵僧積聚，不僅是因為它是佛教從海上傳入的起點，
也因為廣州的氣候與印度相仿，而貿易帶來的便利使得梵僧更接近 家鄉。可以方便的吃到自己家鄉口味的飯菜，對當時遠離故土的梵 僧來說，也是一種強烈的吸引。可以說，商人與僧人，對廣州的建築、
飲食文化影響深遠。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激發出梵僧來東土傳法 的熱情，自魏晉南北朝開始，廣東的翻譯事業絡繹不絕，魏晉時期 共譯出佛經 4 部，南北朝時期，共譯出佛經 25 部17。因為廣州特 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梵僧來中國的第一站，《宋高僧傳》中的 一句小字批注真實闡釋了這種盛況 ：“印度俗呼廣府為支那，名帝 京為摩訶支那也”18在印度人眼中，廣州就是中國的一個代表。這
13 王賽時《唐代飲食》，濟南 ：齊魯書社，2003 年，第 130 頁。
14 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北京 ：中華書局，2014 年，第 16 頁。
15 鄧其生《廣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經濟月刊》， 2003 年 1 月，第 35 頁。
16 轉引自王賽時《唐代飲食》 （前揭），第 130 頁。
17 徐強《魏晉南北朝廣東佛教的傳播與分布》，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18 《宋高僧傳》卷 2，《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18 頁下欄第 6 行。
些積聚在此或者路過的梵僧主要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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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對八世紀有明文記載的外國僧人在廣州的活動進行一些考察。
中天竺掘多三藏（活躍於 7 至 8 世紀之交），在大足元年（701）
到達廣州後，到韶關謁見六祖（慧能，638–713）19，獲得傳承後在中國 雲遊，《聯燈會要》《五燈會元》中記載其曾與神秀弟子討論禪法。20
烏萇國彌伽釋迦（活躍於 8 世紀初）、極量（般刺蜜帝，活躍於 8 世紀初），不知二人詳細資料，《宋高僧傳》記載彌伽釋迦曾幫助極 量翻譯《楞嚴經》21。
南印度金剛智，開元七年（719）攜弟子不空（705–774）到達廣州 傳教，隨即被迎入長安譯經。22
北印度不空，開元七年隨金剛智抵達廣州，開元二十年（732）到 達南海郡，在法性寺度人無數，後從南海郡出發，前往印度及獅子國，
天寶五年（746）從印度回長安。23
19 唐《宋高僧傳》卷 10 載 ：“釋掘多者，印度人也。從踰沙磧，向慕神州。不問 狄鞮，旋通華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猶弱喪還家焉。”《大正藏》
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70 頁中欄第 6–9 行。另參易行廣《佛教先傳入廣州所起 的歷史作用》，《嶺南文史》第 2 期， 第 22–27 頁。
20 《聯燈會要》卷 3，《西天崛多三藏》，《卍續藏》第 1557 號，第 79 冊，第 29 頁下 欄第 7–13 行 ；《五燈會元》卷 2，《西域崛多三藏》，《卍續藏》第 1565 號，第 80 冊，
第 55 頁中欄第 10–17 行。
21 《宋高僧傳》卷 2，《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18 頁下欄第 4–11 行。
22 《宋高僧傳》卷 1 ：“開元己未歲達於廣府”。《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11 頁中欄第 17–18 行。
23 《宋高僧傳》卷 1，《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
第 712 頁上欄第 26– 下欄第 11 行。
24 《宋高僧傳》卷 2，《唐洛京智慧傳》，《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16 頁 中欄第 3–13 行。
25 《宋高僧傳》卷 3，《唐蓮華傳》，《大正藏》第 2061 號，第 50 冊，第 721 頁中欄 第 15 行 – 下欄第 2 行。
26 《續高僧傳》卷 16，《菩提達摩傳第五》，《大正藏》第 2060 號，第 50 冊，第 551 頁中欄第 27 行 – 下欄第 1 行。
北天竺般若三藏（活躍於 8 世紀末）， 建中初年（約 783）到達廣州，
遭遇海難經論遺失，尋回後前往長安譯經。24
中印度僧人蓮華（活躍於 8 世 紀 末），興元元年（784）見德宗
（779–805 在位），在回印度之時，從德宗乞鐘一口，由廣州節度使 鑄造並送其回國安置。蓮華回國後，貞元十一年（795）又托人帶回 華嚴經後分梵本，由般若三藏譯出。25
以上這些梵僧的活動，除千古謎團的《楞嚴經》翻譯，有據可考 的譯經僧都未在廣州翻譯過佛經，說明八世紀的譯經中心向長安和 洛陽轉移，究其原因，先有玄奘從印度取回大量經典，獲得唐太宗 支持在長安翻譯，後有義淨（635–713）、菩提流支（572 ？–727）獲得 武則天（690–705 在位）支持在洛陽、長安譯經，天下高僧紛從，因 此廣州在七世紀之後，不復譯經盛況。但是廣州作為最早接納佛教 的地點，其對佛教文化的吸收已經完成，開創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 氛圍，在八世紀這段時間達到了頂峰。其中慧能一系在廣東傳播禪法，
乃至掘多三藏都從他學習禪法，此事表明，印度僧人由最初的傳法，
開始轉向傳法、學法並行的方式。
禪宗初祖達摩（？–535）在廣州登陸建立西來庵，他見南方之人 重義理輕禪教，北度至魏大興禪教26，六祖慧能為何又選擇廣東自 己弘揚禪宗？從達摩到六祖，中間近 200 年，在印度僧通過海路到達 廣州譯經弘法之時，許多中國僧人也從廣州出發前往印度求法，義淨
27 劉慶華《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嶺南文化》，2009 年 05 期，第 155 頁。
28 《新唐書》，卷 107，北京 ：中華書局，1975 年，第 4078 頁。
29 《新唐書》（前揭），卷 90，第 4664 頁。
30 劉慶華《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前揭），第 157 頁。
(635–713) 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T. 2066）中記載，從貞觀十五年
（641）到天授二年（691）四十年期間，前往印度求法僧人總共 60 位，
其中經海路前往者 38 人，佔據 63% 比例。不僅當時的中國僧人紛紛 前往廣州，想從此處出海前往印度，眾多從印度前來的僧人也從想 從廣州回國，除上文提及的蓮華，僧傳中《楞嚴經》的攜帶者也是在 經典翻譯完成後泛舟回國。廣州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僧、
梵僧往返中國的重要支點，這些僧人，大多都是當時名動一時的人 物，他們在廣州的停留，必然會為廣東的佛教文化帶來巨大的影響和 發展。
除了佛教僧人前往此處給廣州帶來豐富的佛教文化同時，唐朝 被貶至廣東的文人也比比皆是，根據劉慶華《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 考察》中的列表，統計可得出，整個唐朝有名可考貶至廣東的文人 有 126 人，其中出名者如韓愈（768–824）、劉禹錫（772–842）等人，
乃至《楞嚴經》的筆授房融（？–705）也是其中一員27，其餘默默無 聞者更是比比皆是。這些人當中，有《新唐書》中稱贊 “ 擢下筆成章 科 ” 的王無競（652–706）28；有尤擅吏術，官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 使的崔珙（？–854）；還有同為廣州刺史，膽大心細的劉崇龜（活躍 於 9 世紀末）29。這些文人的到來為廣州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 們對廣東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到了唐玄宗之後，再也沒有人被流 放到廣州30，就是因為廣州當時不再是一個不毛之地。
正是僧人、文人、商人三者結合起來帶來的自由與寬容，造就了 廣州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又對後來的嶺南禪文化造成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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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以《楞嚴經》翻譯一事為契機，考察八世紀的廣州佛 教背景，可以發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東，從世界各地帶 來了各種香料、蔬菜，為在這裡生活的梵僧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航 路的通暢也令他們能夠較為方便的回國。此外，廣東的氣候與熱帶 氣候的印度相接近，這也是許多梵僧選擇滯留廣州的一個重要因素。
經過歷史上眾多高僧在此譯經傳法，八世紀的廣州，由譯經中心逐 漸轉型為傳法中心，眾多求法高僧的駐足，令廣州乃至周邊佛教文 化迅速發展。被貶文人對廣州的文化發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這些條件綜合起來，形成《楞嚴經》傳譯的重要條件，所以《楞嚴經》
在廣州出世也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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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燈會元》20 卷，普濟（活躍於 13 世紀中葉）於 1252 年編纂，《卍 新纂續藏經》第 80 冊，第 1565 號。
《宋高僧傳》 30 卷，贊寧（919–1001）等編纂，《大正藏》第 50 冊，經 號 2061。
《新唐書》225 卷，歐陽脩（1007–1072）等於 1060 年編纂。 北京 ：中
華書局，2012 年。
《遊方記抄》1 卷，慧超（704–787）等撰，《大正藏》第 51 冊，經號 2089。
《漢書》120 卷，班固（32–92）等編撰，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
《廣東通志》334 卷。阮元（1764–1849）等於 1822 年編纂。 南京 ：江 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6 年。
《彌沙塞部和酰五分律》30 卷，佛陀什（活躍於 5 世紀初）等於 423 年譯， 《大正藏》第 22 冊，經號 1421。
《聯燈會要》30 卷，悟明（活躍於 12 世紀末）於 1183 年編纂，《卍新 纂續藏經》第 79 冊，第 1557 號。
《續高僧傳》30 卷，道宣（596–667）於 645 年編纂，《大正藏》第 50 冊，第 20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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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賽時《唐代飲食》，濟南 ：齊魯書社，2003 年。
吳廷繆、鄭彭年《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歷史研究》，1995 年 02 期，第 20–39 頁。
易行廣 《佛教先傳入廣州所起的歷史作用》，《嶺南文史》02 期，第 22–27 頁。
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北京 ：中華書局，2014 年 。
徐強《魏晉南北朝廣東佛教的傳播與分布》，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9 年。
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 載其本人著《佛學研究十八篇》,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1–39 頁。
曾昭璇《宋代以前廣州城歷史地理》，《嶺南文史》，1984 年第 1 期，
第 55–69 頁。
覃召文《嶺南禪文化》，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楊維中《論〈楞嚴經〉佛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蘇州鐵道師範學 院院報》，2001 年 03 期，第 70–76 頁。
劉有延《唐代廣州蕃舶數以及城區人口和蕃客數量估計》，《回族研 究》，2015 年第 2 期，第 5–13 頁。
劉慶華《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嶺南文化》，2009 年 05 期，
第 154–158 頁。
鄧其生、曹勁《廣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經濟月刊》，
2003 年 1 月，第 35–3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