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關於敦煌藏經洞所出「魏晉寫經」問題
──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魏晉寫經訂補
陳國燦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
姜亮夫先生早在六十年前，在對敦煌卷子進行研究時，便著手編撰《敦煌莫高窟年表》，
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基本完成《年表》後的〈自序〉中說：
余以禱杌，避迹遠游，讀佚經於巴黎、倫敦，歸而寫韻。既成《韻輯》二十四卷，復 以餘日，錄抄經卷藝術之有年月提識者，比以史冊，證以載記，往往有探頤索隱之功，
世有論說，亦刪要錄之。即讀Tionel Giles 氏所著《斯坦因極品中之具時漢文寫本》，
則瑕瑜互見。因以知文海淵旋，航易失蹤。遂以所知，略為箋正。久而盈篋，不忍棄 失，乃編為《年表》，以便尋檢。存安國抱殘之意、束皙譯文之勞而已。[註 1]
短短數語，盡呈編《年表》之緣起。一九五五－一九六○年，姜先生又對此表作了「補綴」，
「重訂」，最後於一九八五年以《莫高窟年表》為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先生半 生所獲，得以澤惠於敦煌學界。
將敦煌所出經卷及相關史事、人物，用紀年體的形式，旁徵博引，前後加以貫穿排比，
綜為《莫高窟年表》，這是對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開創。也是對敦煌學的一項基本建設和貢獻，
這種紀年體給了學術界一個對敦煌學時間概念上的總體把握，也必然會成為敦煌學入門的一 盞明燈，進而為敦煌學提供了一部很好的工具書。姜先生的開創之功，中國後輩的敦煌學者 將會永遠銘記和懷念，並會遵行他開創的新體例和「比以史冊，證以載記」、縱橫聯繫、排 比印證的研究方法，繼續做出深入的研究。二十世紀的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只有在巴黎閱讀 過伯希和卷子，在倫敦讀過斯坦因卷子的姜亮夫先生，才有條件和能力做這項研究，啟動這 項巨大的工程。然而，在當時國內敦煌學資料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即使矢志不移地將這項研
究做下去，也會經歷著許多的艱難、坎坷或曲折。最主要的難題是對散在世界各地的藏經洞 所出卷子，無從盡睹，更不容作出多方位的比較考訂了，故姜先生在一九五五年的〈後序〉
中也說：「然杭州尋書稍難，缺略譌誤，在所難免，願與世之達者商量之。」[註 2]這實際上 是在說，雖然花了巨大的勞動，卻又不能不留下一些在所難免的遺憾。
二十世紀後期，中國敦煌學的蓬勃開展，各地所藏敦煌經卷的紛紛出版，各國敦煌學者 之間學術交流的加強，使我國敦煌學的面貌大為改觀。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新一代的敦煌學 者，對於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經卷的認識和鑑別，又獲得了不少新知，因此對姜先生開創的敦 煌學新體例──年表，作出一定的訂補，並使之更加光大，也就有條件了。今天，我們就是 抱著這樣一種對姜先生的景仰之情，來對部分魏晉時期的敦煌寫經年表作出訂補的。
以下採用先錄姜先生《年表》原文，次列姜先生有關寫經系年的注文，其後再對相關內 容作出訂補。
二九二年 晉惠帝元康二年壬子
《寶梁經》卷上
【姜注】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末題「永熙二年歲次壬子四月八日 訖」。按永熙有二，一為晉惠帝，一為後魏孝武帝。然孝武改永興為永熙，在壬子十二月，
不容壬子為二年也。至惠帝改太熙為永熙在庚戍四月，而次年正月，又改永平，三月又改元 康。遠方聞改朔遲，而永平、元康，又如是暫短，則以壬子為永熙二年者，固邊邑可能之情 實也，故姑以次此。
【訂補】注文已指出，晉惠帝永熙無二年。《晉書》卷四惠帝記載，永平元年（二九一）
正月詔：「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逾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 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此年三月賈后專權，又改「永平」年號為「元康」。
[註 3]《寶梁經》末題「永熙二年歲次壬子四月八日」寫訖。《年表》認為此即「元康二年壬 子」，然元康二年四月八日，距晉京停用「永熙」年號至少已有十五個月，其時河西敦煌並 無戰亂災禍，道路通暢，朝廷改元，敦煌不致一年多的時間而無聞。因此，《寶梁經》末題 的「永熙二年歲次壬子」，就不大能是晉惠帝的永熙年。
其次，《寶梁經》始譯為漢文，實在晉惠帝以後百年。據梁朝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 二載：「寶梁經，二卷。又一部，凡二卷，晉安帝時，沙門釋道龔出（傳云：於涼州出）。」
[註 4]晉安帝（三九七－四一八）時，已是西元四、五世紀之交，此時才開始翻譯成漢文的《寶 梁經》，也就不可能係於西元三世紀末之元康二年（二九二）。因此，這個「永熙」年號，
就只能是北魏孝武帝元修的永熙二年（五三三）了。「永熙」是北魏王朝最後的一個年號，
共有三年，即西元五三二－五三四年，以干支計，應為壬子、癸丑、甲寅。永熙二年，其歲 次應是癸丑。然而，題記寫的是「永熙二年歲次壬子」，干支滯後了一年，這很可能是寫經 人「比丘惠愷」記憶滯後而誤記的結果，故池田溫氏在錄此題記時，在「壬子」二字旁加了
（癸丑），將其排在西元五三三年。[註 5]
二九六年 晉惠帝元康六年丙辰
或寫《諸佛要集經》及《法華經》。寫經有明確年代者，此為最早。
【姜注】右兩卷或為敦煌一帶寫本，皆日本橘瑞超氏所得之庫車者，但未列入羅氏所印
《敦煌將來藏經目錄》中。按《諸佛要集經》，中土所得及巴黎所劫敦煌寫本中，無此經名，
是否即北京存宿九十一《諸經要集》，不敢知，存以俟考。
【訂補】首先應當訂正的是，《諸佛要集經》並非《諸經要集》。《諸佛要集經》是西 晉高僧竺法護所譯的佛教經典，而《諸經要集》則是唐朝高僧道世於顯慶四年（六五九）編 撰完成的一部對佛經經義進行分類、錄其要義的著作，道世在《諸經要集》序中說：
所以彝章訛替，教迹淪胥，文句浩汗，卒難尋覽。故於顯慶年中，讀一切經，隨情逐 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錄出一千，述篇三十，勒成兩帙，冀道俗依行，傳燈有據。
《諸經要集》分為三十篇，共二十卷，收在《大藏經》的纂集部中。[註 6]北京圖書館所藏宿 字九十一號卷尾題有「諸經要集卷第十一」，即是此卷。[註 7]《諸佛要集經》在敦煌藏經洞 所出寫經中雖然未見，但在《大藏經》的「經藏」中卻有收入。僧祐《出三藏記集》記西晉 高僧竺法護所譯佛經時載：「《要經集》，二卷（下注：或云《諸佛要集經》，天竺曰《佛 陀僧祇提》）。」[註 8]
其次需要說明的是：《諸佛要集經》古寫本，並非出土於庫車，據日本《新西域記》載：
此件乃一九○八年日本大谷探險隊第二次探險時，由野村榮一郎、橘瑞超於當年十二月在吐 魯番吐峪溝的一所古寺廟遺址中所得。此經經尾題記是：
1.□康二年正月十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
2.□□授聶承遠。和上弟子沙門竺法首筆
3.□□令此經布流十方，載佩弘化，速成□□
4. 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寫已
5. 凡三萬十二章合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六字[註 9]
題記中所言的「和上弟子沙門竺法首」，又見於《聖法印經》後之題記，該記云：「元康四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於酒泉演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註 10]表明竺 法首是酒泉的高僧，由此也可推知，這件《諸佛要集經》古寫本原來也是寫於酒泉。西晉元 康年間，既然酒泉的寫經能流入到吐魯番，那麼，同樣也是可以流布到敦煌的。
關於《法華經》，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明確元康紀年的寫本，不過，《法華經》在西 晉年間由竺法護所譯則是有記載的，據《出三藏記集》卷八載〈《正法華經》後記〉云：「太 康七年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
[註 11]。而出土的此經古寫本，則比太康七年（二九一）要晚一個世紀，這就是吐魯番出土的 北涼神璽三年（三九九）七月寫的《正法華經‧光世音品》，尾有題記十三行，其中有「神 璽三年（三九九）七月十七日，張施於冥安縣中寫訖」。[註 12]神璽三年為北涼段業自立後所 建年號，三年二月已改年號為「天璽」，冥安縣，當時屬敦煌郡，其地稍偏，至七月尚不知 改元，故仍用神璽三年舊曆。此件雖然在吐魯番出土，但它卻是在敦煌郡的「冥安縣中寫訖」。
應該屬於敦煌早期的寫經之一。
三○一年 晉惠帝永寧元年辛酉
或寫《佛家儀注書》、《比丘尼懺單波夜提文》，背為《太子贊》。本卷出莫高窟，今 存巴黎國民圖書館，p2924
【姜注】按現存佛經寫本，以魏正始五年（二四四）中原廣德寺寫之《勝蔓經》為最古。
此經國人多有考說。而《比丘尼懺單波夜提文》一卷，為敦煌所存經卷之最早寫本，則僅見 於伯氏書目，迄無人理董之也。
【訂補】將《比丘尼懺單波夜提文》一卷，認為是敦煌所存經卷之最早寫本，可能只是 伯希和氏的早年認識，也不知其定為敦煌最早寫本的依據何在？早至何時也不清楚。然而，
可以認定為莫高窟所出、現存最早的寫經，當屬甘肅博物館所藏《法句經》〈道行品〉、〈泥 洹品〉，此經尾題有：
升平十二年，沙彌淨明。
咸安三年十月二十日，沙彌淨明誦習法句起。[註 13]
「升平」，乃東晉穆帝繼「永和」之後的年號，僅存五年（三五七－三六一年），前涼 張氏奉晉正朔，用「升平」年號至十四年，沙彌淨明於升平十二年（三六八）寫《法句經》，
至咸安三年（三七三）十月，還在誦習《法句經》，在年代學上具有它的合理性，這也證明 本件寫本並非贗品，而是真正前涼時期的寫經。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自二十世紀初被打開後，古寫本紛紛外溢，趨利之徒，亦乘勢偽造，
多假托魏晉寫本，流之於肆里坊間，討求高價。以致魚目充珠，真偽莫辨。現在海內外所藏，
均已公開，敦煌早期寫經的真、偽之辨，也有了條件。可以這樣說，莫高窟藏經洞所出，沒 有三國、西晉時期的寫經，而市間流傳的所謂三國、西晉寫本，基本上都是偽作。這裡不妨 列陳數件如下：
魏景初二年（二三八）「敦煌太守倉慈」寫《佛說五王經》[註 14]
吳「建衡二年庚寅（二七○）五月五日敦煌郡索紞寫」《太上玄元道德經》[註 15]
西晉泰始九年（二七三）張華寫《大涅槃經卷第十》
西晉元康八年（二九八）索綝書《蜀志‧諸葛亮傳》[註 16]
西晉咸寧四年（二七八）奉持信士張自言等寫《陀羅尼神咒經卷第四》[註 17]
現在所能見到真正出自莫高窟的佛經寫本，最早也是十六國時期的。P2924 號〈比丘尼 懺單波夜提文〉，恐怕也早不過這個時期。
三○五年 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
夏生供養《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姜注】見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首缺。末題：「永興二年二月 十日水曹參軍夏生所供養經」。按此當為劉宋慧嚴依《泥洹經》加出本，全書為三十六卷，
與北涼曇無讖所出為兩個本子。
【訂補】敦煌所出題為永興二年夏生所供養的《大般涅槃經》，除此卷第三十者外，還 有一「卷三十八」者，為日本書道博物館所收藏，據該館《經卷文書目錄》對此卷解說云：
「隸書，十八紙，幅九寸，長二十六尺，絲欄，一卷全，有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五三三）
寫跋：『永興二年二月十日水曹參軍夏生所供養經。一校了』。敦煌出土。」[註 18]夏生所供 養的《大般涅槃經》，既然還有「卷三十八」的存在，可見此並非三十六卷的寫本。
歷史上用「永興」年號者，除西晉惠帝以外，還有冉魏、前秦、北魏，夏生所供養的永 興二年寫經題跋，並沒有註明干支，因此，這個「永興」就不一定是晉惠帝的永興年了。從 當時歷史背景看，敦煌地區也不可能用「永興二年二月」來表述當時所在的年月。西元三○
四年的十二月，朝廷才改「建武」為「永興」，西元三○五年，即永興二年，當時朝廷面臨 八王之亂，又處於五胡內遷的形勢下，改元的消息不可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傳到了敦煌，
因此，說此卷為晉惠帝永興年間寫卷的可能性不大。更何況《大般涅槃經》始譯成為漢文的 時間是在北涼玄始十年（四二一）十月。[註 19]冉閔所建魏政權永興年、前秦早期的永興年，
其政權勢力都未及敦煌，因此夏生也不可能是這一時期的人物。
北魏政權曾經兩度用過永興年號，一為早期的明元帝時，其勢力並未到達河西，與敦煌 沒有什麼關係；另一永興是北魏末年孝武帝使用的年號，西元五三二年，孝武帝元修四月即 帝位；改元為「太昌」，十二月又改元「永興」，同月又改為「永熙」[註 20]。次年（五三三）
二月十日，敦煌的水曹參軍夏生寫經時，只知已改元「永興」，不知其後又改年號為「永熙」
事。由上所列情況看，永興二年夏生所供養的《大般涅槃經》，只能是北魏末永興二年（五 三三）的寫經。
三五九 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
三月十七日或於酒泉寫《譬喻經》一卷
【姜注】《昭和法寶目錄》引日本中村不折藏《敦煌遺書目錄》尾云：「甘露元年三月 十七日於酒泉城內□□中寫訖。」按甘露年號，漢宣帝、高貴鄉公、吳歸命侯皆用之，此宜 為前秦苻堅也，故次之。
【訂補】此《譬喻經》書法古拙，應為較早期的寫經，特別是它的尾題中記述的歷史事 件，頗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現將該題記全文轉錄於下：
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齋叢中寫訖。此月上旬，漢人及雜類，被誅向二百 人。願蒙解脫生生，信敬三寶，無有退轉。[註 21]
魏晉時期，如姜先生所指出的，甘露年號，被多位帝王所用。此處姜先生採用了前秦苻 堅甘露元年（三五九）說，日本常盤大定氏、池田溫氏均持此說。近年吳震氏又有新說，他 在〈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辨〉一文中提出：根據當時歷史背景看，酒泉以 及河西地區沒有使用過前秦苻堅的「甘露」年號，題記中的酒泉城不在酒泉郡，而在高昌郡 內，即《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載，「高昌城東二十里酒泉城」。此「甘露元年」，應是西元 四六○年高昌闞氏王朝首王闞伯周初建高昌國時的年號，這一年三月上旬，柔然攻殺沮渠安 周集團殘餘勢力，扶植闞伯周上台，稱王建號，改沮渠的承平十八年（四六○）為甘露元年。
此經在這一事件後新寫，也是為事件中死難的「被誅向二百人」、「願蒙解脫生生」。正是 由於有了此經的題記，才揭示出這段不為人所知的流血的歷史。[註 22]此說頗具新意，符合歷 史大背景，當可成立。如此，則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寫的《譬喻經》，似應安 排在西元四六○年為宜。那麼，它就不一定是莫高窟藏經洞所出，很有可能屬於吐魯番出土 物。
三六○年 晉穆帝升平四年庚申
《維摩義記》第二
【姜注】按《李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李氏注云：「甘露二年。」按巴黎藏 p2344 及 倫敦存 s2106、又 s2732 作「維摩經手記」，則異名也。
【訂補】這件寫經原為李盛鐸氏舊藏，據《敦煌寫經記與敦煌雜錄》及羅振玉《增訂高 昌麴氏年表》，出土於吐魯番吐峪溝。有題記一行：
甘露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沙門靜志寫記。[註 23]
依據對前件甘露元年三月寫《譬喻經》的訂補，則此件應排在西元四六一年為宜。吐魯 番吐峪溝出土的這件「甘露二年」寫經，表明「甘露」年號確實是在高昌地區使用過。這又 可反證，甘露元年寫的《譬喻經》，也應是吐魯番的出土物。
四○四年 姚秦弘治六年甲辰
于闐使者所發文牒寫本，見於莫高窟。
【姜注】按 P3016 文牒數通，其一係于闐使者所發，下署天興七年。
【訂補】這裡將天興七年從于闐發出的文牒係於姚秦弘治六年（四○四），可能是依據 這一年是北魏道武帝天興七年（四○四）的緣故，不過時間定得太早，因西元五世紀初，于 闐尚無建國年號，而且也不大可能使用北魏初期的年號。
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張廣達氏、榮新江氏著力於于闐史研究，成果甚豐。在〈關於 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一文中，他們將于闐的「天興」年號，確 定在西元九五○－九六三年，而且具體提到了這裡所說的P3016 號文牒，並敘述說：
P3016 號文書，正面是題簽不詳的書和一件牒文，背面是正倒相間抄寫的五件牒狀，
其中包括《天興七年十一月于闐回禮使索子全狀》和《天興九年九月西朝走馬使□富 住狀》。[註 24]
天興七年的這件文書，實際上是西元九五六年，沙州歸義軍派往于闐國回禮的使節索子 全，在到達于闐後，上給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的狀文。
四○五年 姚秦弘始七年乙巳
九月六日比丘尼乾莫寫《比丘尼戒經》，或在此年。
【姜注】按上海博物館及陳誾均藏有《比丘尼戒經》。起「送善女受」、「不應受衣」
共十三紙，卷末有題記一段曰：「二年九月六日，瓜州城東建文寺比丘法淵寫記。……是以 梵釋寺比丘尼乾莫，敬寫《比丘尼戒經》一卷，以斯微善，願……。」陳誾氏舊題前涼二年 寫《比丘尼戒經》，斷二年為前涼二年，不知何所據。然依褚白紙質、品式、字跡、墨色諸 端驗之，確為隋唐以前寫本。然河西瓜沙之地，自張軌……諸氏分割世據，皆各建元稱制，
則瓜州二年，上可起三二一年前涼成公張茂建永元之號，下可迄四三四年北涼哀王沮渠牧犍 永和二年，中間相間百十餘年，則此卷時代，可伸縮於此百餘年間。……按《比丘戒》本，
中土所譯唯佛陀舍耶一本。佛陀譯經，始苻秦建元末，至姚秦建初中。《高僧傳》卷二本傳 言，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則《比丘戒》當亦在此時。……然又不能確斷其為何年 所寫，以其為隋以前寫本，故姑置之佛陀譯《四分律》之年，當亦不甚相遠矣。
【訂補】按佛陀舍耶，在後秦姚興統始時，誦譯過《壇無德戒本》，屬比丘戒本。[註 25]
但他並未譯過《比丘尼戒經》，這兩種戒本是不同的，關於比丘尼戒，《出三藏記集》載有 四種譯本，即：
竺法護出《比丘尼戒》一卷 （原註：今闕）
釋僧純出《比丘尼大戒》一卷 釋法穎撰《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
覓歷所傳《大比丘尼戒》一卷 （原註：是疑經，今闕）
右一經四人出[註 26]
竺法護譯的本子沒有流傳下來，最早的比丘尼戒本，也就是釋僧純譯本。據《出三藏記 集》載：「《比丘尼大戒》一卷。晉簡文帝時，沙門釋僧純於西域拘夷國得胡本，到關中，
令竺佛念、曇摩持、慧常共譯出。」[註 27]東晉簡文帝在位二年（三七一－三七二），這就是 比丘尼戒本譯為漢文本的最早時間。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上海博物館及陳闇藏的《比丘尼戒經》，就是這個時間內的寫本。
池田溫將其置於西元五五三或五五五年，[註 28]即西魏慶帝、恭帝時，此二帝未建年號，故此 時寫經往往逕稱「元年」、「二年」。沙知、李正宇氏認為池田氏的這一看法「較為合理」，
並引用了同時期相類似紀年的寫經來證明這一點。沙、李氏還指出，北魏明帝（五一六－五 二八）時，罷敦煌鎮，始改名瓜州，題記中有「瓜州城東建文寺」，因此，「題記之『二年』
不得早於北魏明帝」。[註 29]據敦煌所出《壽昌縣地境》載，改名瓜州事在北魏正光六年（五 二五）[註 30]，則本件寫本只能在此年之後，故池田溫氏的訂年是恰當的。
四○九年 晉安帝義熙五年己酉
南閻浮提大寶于闐國迎摩寺八關戒牒
【姜注】S6264，本文：「受戒弟子曹清淨牒……天興十二年正月八日受戒弟子清淨牒……
受戒師左街內殿講經談經興教法律大師賜紫沙門道圓。」按天興乃後魏道武帝年號，即安帝 義熙五年也。又按此牒語不莊肅，與敦煌所傳，皆不甚類。然存世戒牒，確有年代，此為最 早，姑存以俟考。
【訂補】歷史上用「天興」作年號者，除北魏道武帝以外，還有一些地方民族政權用過 這一年號，本件戒牒上已經寫明是屬於「大寶于闐國迎摩寺」的戒牒。因此，這個天興十二 年就應該是大寶于闐國的年號。如前所引張廣達、榮新江氏對於于闐史的研究，認為十世紀 中期的于闐國，使用天興年號共有十四年，這樣天興十二年就應是西元九六一年，而不是西 元四○九年，時當中原王朝北宋開國初期的建隆二年。
四二○年 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
北涼第二沮渠蒙遜元始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物殉葬，物品單殘卷若干片，見於莫高窟
【姜注】S6251，為記載從葬死之物殘闕清單，此翟理斯（Giles）之說。最大者長二七 點八厘米，闊十四厘米。
【訂補】按 S6251 號為北涼玄始九年（四二○）隨葬衣物疏，據《敦煌寶藏》所刊文書 原件圖版，在此件上部標有 Ast. ii.1.016-019 號，[註 31]這表示本件乃出土於吐魯番阿斯塔那 第二墓區第一號墓，文書裂為四片，編號為 016-019 號。拙書《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
第一八一頁在刊載此件錄文時已作有說明。[註 32]因此，本件不能列為莫高窟出土物。翟理斯 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寫本注記目錄》時，誤將這件吐魯番出土文書混入敦煌卷中，編為 S6251 號，應予改正。
以上僅就《莫高窟年表》中所列魏晉時期的寫經作了一些訂補，當然，《年表》中還有 相當篇幅魏晉時期佛教及寫經的容，經過姜亮夫先生反覆查證、比對考校，乃為勿須訂補者。
這裡補訂的十條，也只是《年表》中難以確定的、極個別的條目。即使是這裡作的訂補，並 對其作了論證，究竟是否都準確無誤，也還是需要「與世之達者商量之」。
【註釋】
[註 1] 姜亮夫撰，《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二頁。
[註 2] 同 [註 1] ，第三頁。
[註 3] 《晉書》卷四〈惠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九頁。
[註 4]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標校本，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卷二，第五十三頁。
[註 5]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東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年三 月三十日發行）第一一八頁。
[註 6] 《大正藏》列在「事彙部下」，見日本精裝本第五十四冊，第二一二三號
[註 7] 施萍婷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二○○○年七月）第三七七頁。
[註 8] 同 [註 4] ，第三十三頁。
[註 9] 香川默識，《西域考古圖譜》下（國華社，一九一五年）；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商務印書館，
一九三四年漢文譯本）第四十六頁；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圖一）均刊載其尾題圖版。
[註 10] 同 [註 4] ，卷七，第二七七頁。
[註 11] 同[註 4] ，卷八，第三○四頁。
[註 12]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附圖第十二頁，刊有尾題圖版（圖四），第七十八頁載有錄文。按 此件現藏於德國柏林印度博物館。
[註 13] 秦明智，《前涼寫本「法句經」及其有關問題》，刊《敦煌學輯刊》第三期，第二十三－二十七頁，第 一八三頁刊有圖版（圖十三），蘭州大學一九八二年。甘肅博物館藏敦煌卷○○一號。
[註 14] 舊傳為李盛鋒、張伯駒藏。參見陳直，《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四九七頁。
[註 15] 原為香港私家收藏，現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所藏。
[註 16] 以上二件均為日本奈良市赤井南明堂所藏，參見陳國燦，〈對赤井南明堂藏二敦煌寫卷的鑑定〉，刊《敦 煌學輯刊》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四頁。
[註 17] 日本栗原貞一舊藏。參見羽田亨著、耿世民譯，《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
第五十六－五十八頁，圖版第十五，羽田亨氏認為這是「帶有年號經卷中最古者」。
[註 18] 日本西域文化研究會複制，《書道博物館所藏經卷文書目錄附解說》六朝時代經卷，第十四號。池田溫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一一八頁載有尾題錄文，亦列在西元五三三年。
[註 19]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載曇無讖在涼州所譯經中，首列「《大涅槃經》三十六卷，偽河西王 沮渠蒙遜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譯出」（中華書局標校本）。第五十二頁。
[註 20] 《魏書》卷十一〈出帝平陽王紀〉（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二八二頁。
[註 21]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附圖第十一頁刊有尾題圖版（圖二），第七十六頁載有錄文。按此 件現藏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
[註 22] 吳震，〈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辨〉，刊《西域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十七－二 十七頁，第二十七頁刊有圖版（烏魯木齊，一九九五年）。
[註 23]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七十六頁載有尾題錄文。
[註 24] 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上海書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三十二－五十八頁。
[註 25] 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二〈佛陀舍耶傳〉。
[註 26] 同 [註 4] ，第七十九頁。
[註 27] 同 [註 4] ，第四十六頁。
[註 28]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一二七頁。
[註 29] 沙知、李正宇，《建文寺》，載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第六二七頁。
[註 30]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冊，第五十二頁《後晉天福十年（九四五）壽 昌縣地境一本》。
[註 31]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新文豐出版公司）第四十五冊，第一七五頁。
[註 32] 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八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