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佛教研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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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清代佛教研究現況

^{[註 1]}

邱高興

吉林大學哲學系副系主任

一、清代佛教的分期

從朝代更替的角度言，清代佛教是指從清順治元年（一六四四）至宣統三年（一九一一）

共二六八年間的佛教。但具體來講，清代的各個時期的佛教發展並不平衡。梁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論》中曾把清代的思想作如下的分期：第一期是以顧炎武等為代表的學者，擺脫宋明理學之羈絆，倡導「捨經學無理學」，主張通經致用。第二期則以戴震等為代表，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主張「實事求是」、「無證不信」。第三期則以康有為、梁啟超等戊戌變法的人物為中堅，思想上承前啟後，而又以介紹西方思想成為中國近代思想的開端。佛教在清代的發展，既沒有這種明顯的思想承繼關係，也沒有大的思想創新，但與上述分期大致對應，也可分為三個發展時期。第一個時期，約從順治到雍正的一百年間，此時佛教發展基本仍延續了明末佛教的重興態勢，僧界有一些影響一方乃至全國的傑出者，如臨濟宗天童系的木陳道忞（一五九六－一六七四）和盤山系的玉林通琇（一六一四－一六七五），都曾受順治帝的冊封。曹洞宗的為霖道霈（一六一五－一七○二）、中興華嚴的續法（一六四一－一七二八）、蓮宗九祖實賢（一六八六－一七三四）等也頗有影響。第二期是從乾隆到道光近百年左右的時間，此一時期淨土信仰與修行十分流行，在北方弘揚淨土的有際醒（一七四一

－一八一○）。此外古昆、治兆等也著書立說，不遺餘力的宣傳淨土信仰。著名居士彭際清、

羅有高等結淨宗蓮社，共期西方極樂世界。此後，佛教本身的腐敗和太平天國的破壞，使得佛教徹底喪失了活力，以至於清末楊文會到南京時，原本的一個佛教繁盛之地，竟然找不到一本可用的佛經。只是到近代以後，在一些居士和高僧的推動下，佛教才重新有了些生機。

這可以算清代佛教發展的第三期。

二、清代佛教的研究現狀

清代佛教的研究，相對於清代歷史、社會、哲學等方面的研究，是極其欠缺的。據不完全的統計，有關清代佛教研究的論文（只要涉及清代範圍內之佛教，一律計算在其中）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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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兩百篇左右，但論題相當的分散。在著作方面，各類有關佛教史的著作及清代歷史、社會、

思想等方面的著作都會有對清代佛教的介紹，數量較多，但多數都只是大概而已。以清代佛教為專門題目作研究的著作，則約有十種左右。

就內容言，把清代佛教作為一個整體進行研究的文章和著作，更是鳳毛麟角。論文中，

最為權威的仍是林子清先生所撰寫的近萬字〈清代佛教〉一文，該文從佛教和清王朝的關係、

譯經刻經、諸宗的傳承、居士佛教、遺民佛教、佛教詩人、重要寺廟等多方面對清代佛教作了勾勒，為後來清代佛教研究提供了一大綱性的研究指南。釋誠慧所撰〈清代佛教概況〉（《日華佛教研究會年報》，一九四三年九月十日），談玄的〈清代佛教之概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5，《中國佛教史論集(六)‧明清佛教史篇》，大乘文化，一九七九年）兩篇論文也對清代的重要僧人、重要佛教事件作了概括。

著作中，郭朋先生的《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年）一書，相對說來，

是這方面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該書下篇分「清王朝與佛教」和「清代的佛教」兩章，分別從清代佛教政策、清代帝王和佛教、清代佛教諸宗的角度對清代佛教的總體情況作了概括的總結和介紹。雖說內容仍顯簡略，許多清代佛教中的重要問題未能涉及，但仍不失其參考價值。

李尚英著《中國清代宗教史》（《中國全史》85，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一書，把清代佛教作為清代宗教發展的整體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進行描述，頗有創見。此外，杜繼文先生和魏道儒先生合著的《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年十二月），方立天主編的《中國佛教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一年七月），釋東初編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上（東初出版社，一九七四年九月），日人所撰的多種版本的《中國佛教史》也或多或少有對清代佛教特點的簡單介紹。

在專題研究方面，最為經典的著作是陳垣先生所著的《清初僧諍記》（中華書局，一九六二年），在短短五萬字的篇幅中，分「濟洞之諍」、「天童派之諍」、「新舊勢力之諍」

等三卷，對清初僧界發生的十次宗教派系之諍，作了詳細的介紹。雖該文是作者有感而發，

如作者所言：「一九四一年，日軍既佔據平津，漢奸們得意洋洋，有結隊渡海朝拜、歸以為榮、誇耀於鄉黨鄰里者。時余方閱諸家語錄，有感而為是編，非專為木陳諸僧發也。」[註 2]

但是，文中徵引書目達七十餘種，資料翔實，多為他人所未見者，不僅是瞭解清代佛教派系爭鬥的資料，也是研究清初佛教發展的重要著作。此外作者的《明季滇黔佛教考》（北京：

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年）一書，也是研究清初佛教的重要參考書。

清代禪宗是清代佛教發展的主流，所以從專題研究來看，這一領域的成果也較多，但研究方式，則多是從禪宗通史的角度，對清代禪宗做觀照。

日人忽滑骨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年），

也在該書的第二十六章「密雲圓悟與費隱通容」、第二十七章「清初皇帝與禪匠」、第二十八章「為霖道霈與白岩淨符」、第二十九章「聖祖之表彰朱學與世宗之喇嘛禪」、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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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之衰頹與禪學思想之沒落」等五章中，對清代禪宗作了分殊。特點是觀點鮮明，資料也較為充實。

對清代禪宗較有特色的研究，是現武漢大學麻天祥教授所撰的《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年），該書是作者繼博士論文《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後，

又一部重要著作，該書在第五編以「清代禪宗思想的入世轉向」探討了清代禪宗的發展，頗引人注目的是該書特別重視從社會史、思想史全體的角度來探討佛教問題，因此該編中特設

「清儒對禪學的揚棄與改造」一章，分析了儒家思想和禪學思想之間交融的情況。

《中國禪宗通史》（杜繼文、魏道儒著，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年八月）一書的第九章「清初禪宗的最後活躍及其終結」重點對活躍於清初重要禪宗派別進行了研究，以臨濟的天童和盤山，曹洞的壽昌和雲門等四系傳承與思想為中心，揭示了清初禪宗的特點。

潘桂明著《中國禪宗思想歷程》（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二年十一月），吳立民、徐孫銘主編的《禪宗宗派源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等也都有一定的篇幅涉及了清代禪宗的發展。

邱高興著《一枝獨秀──清代禪宗隆興》（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年），是清代思想文化系列中的一本，對清代禪宗的發展脈絡作了扼要通俗的介紹。

對清代各宗的研究，在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幾本《中國佛教宗派史叢書》都有或多或少的章節涉及。除上述的《中國禪宗通史外》，《中國淨土宗通史》（陳揚炯著，江蘇古籍出版社，二○○○年一月）對清代淨土宗從淨土的名僧和修持淨土的居士兩方面作了簡要地介紹。《中國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吳忠偉著，江蘇古籍出版社，二○○一年十二月）、

《中國華嚴宗通史》（魏道儒著，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年七月）等都對這些宗派在清代的發展作了梳理。

對各宗的研究，近年來也有論文發表。連瑞枝的〈漢月法藏（一五七三－一六三五）興晚明三峰宗派的建立〉（《中華佛學學報》，一九九六年七月）、張新民的〈清代高僧善一禪學思想綜論〉（《閩南佛學院學報》，一九九九年十二月）、法空的〈清代淨宗大德玉峰古昆〉（《浙江佛教》，一九九七年六月）、馬平的〈清代僧人際醒及其淨土學說〉（《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一九九七年一月）對清代高僧的生平及學術進行了研究。

清代佛教居士的發展，則是大家比較關注的話題。以清代中期的彭際清、羅有高，末期的魏源、龔自珍等為中心，有一些論文和著作發表。論文方面，蔣義斌的〈龔自珍對《法華經》的理解〉（《中印佛學泛論──傅偉勳教授六十大壽祝壽論文集》），張景崗的〈作為淨宗學人的魏源〉（《世界弘明哲學季刊》，一九九九年），釋慧嚴的〈彭際清與戴震的儒佛論辯〉（《東方宗教研究》第二期），李素平的〈魏源與晚清佛教──兼論其嚴辨佛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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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陸寶千之〈乾隆時代之士林佛學〉（《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5，《中國佛教史論集(六)‧ 明清佛教史篇》，大乘文化，一九七九年），檀作文之〈淺談龔自珍的佛學思想〉（《北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一九九六年二月），楊白衣之〈清代之念佛禪〉（《佛光學報》，一九八一年五月），陳善偉之〈龔自珍的佛教思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一九七九年），〈佛學與晚清知識份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一九八五年），中村熏之〈彭際清華嚴念佛三昧論〉（《印度學佛教學研究》，一九八五年十二月），

邱高興之〈華嚴思想的淨土解構──彭際清華嚴淨土思想略述〉（東國大學普照思想研究院

「中國佛教和禪的語言」學術會議上發表，二○○二年六月）等多篇論文都涉及了清代居士佛教的繁榮及思想發展這一議題。此外，趙圓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北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年一月）對明清之際由於朝代更替所帶來的知識份子逃禪這一現象作了分析，潘桂明著《中國居士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年）從整個居士佛教發展的角度，

對清代居士這一特殊佛教載體進行了研究。

歷代政權都掌握著佛教生存的生殺大權，清代也不例外。從對佛教政策的制定，到帝王本人對佛教的態度，對佛教的發展都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在這一領域，研究相對比較充分。

日人編纂的《清國行政法》第四卷（汲古書院，一九七二年六月）研究了清代的宗教政策及法律，列舉了有關佛教的一些具體的法律條文，對於進一步研究清代的佛教政策，有很高的參考價值。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年十月），王志平著《帝王與佛教》（華文出版社，一九九七年），張效機著〈清世祖與佛教〉（《弘法通訊》，二○○○年），彭國棟〈清世祖逃禪考〉、劉二著〈語錄與順治宮廷〉（此二篇載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5，《中國佛教史論集(六)‧明清佛教史篇》，大乘文化，一九七九年），陳垣先生的〈順治皇帝出家〉（載《陳垣學術論文集》），趙雲田的〈清代前期利用喇嘛教政策的形成和演變〉（《西藏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四年一月），林秋燕的碩士論文〈盛清諸帝治蒙宗教政策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二○○○年），陳肇璧的碩士論文〈雍正皇帝與清代佛教〉（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一九九四年），商鴻逵的〈論清代的尊孔和崇奉喇嘛教〉（《社會科學輯刊》，一九八二年五月），〈因俗而治恩威並舉──論清代藏傳佛教政策的建設〉（《宗教學研究》，二○○一年四月）等都專述了清代佛教這方面的問題。

清代詩僧和畫僧也是活躍於清代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王廣西所著《佛學與近代詩壇》

（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五月），對清代詩僧的詩學成就及佛學修養作了詳盡的評述，

對我們瞭解清代佛教的一個側面很有意義。〈清代僧詩別集的典藏及檢索〉（《中國典籍與文化》，一九九七年第二期），以文獻介紹的形式對清代詩僧的創作，進行了總結。汪世清的〈清初四大畫僧──漸江、石溪、八大山人、石濤合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一九八四年），論述了四大畫僧的生卒年月、活動地區、社會活動等方面，對於瞭解清代僧人的這個特殊群體有重要的幫助。何崇恩〈清代湘潭詩僧──八指頭陀〉（《湘潭大學學報》，一九八○年一月）對詩僧八指頭陀作了介紹。在清代的佛教雕塑方面，有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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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的 "A Qing dynasty multi-armed Bodhisattva: surface decoration, construction and hidden offerings"（Orientations, 1991.07），姚漁湘的〈清代的雕塑〉（上、下）（《大陸雜誌》，

一九六一年七月）等論文。在清代的佛教繪畫方面，有鄭國的〈丁觀鵬和他所摹宋張勝溫《法界源流圖》卷〉（《文物》，一九八三年五月）等文章。

在清代佛教史料方面，日人長谷部幽蹊著《明清佛教史研究序說》（新文豐出版公司印行，一九七九年三月）、〈明清佛教研究資料〉（長谷部），（《禪研究所紀要》（第十七號）平成元年三月十五日印刷，平成元年三月三十一日發行，非賣品。東國大學圖書館複製館藏）。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中以表格的形式對清代禪宗的傳承世系和僧傳資料的出處作了詳盡的記錄，是研究清代禪宗相當有價值的資料。新近出版的周叔迦先生的《清代佛教史料輯稿──附西藏、西康、蒙古等地喇嘛情況》（周叔迦編撰，蘇晉仁、程恭讓整理，新文豐出版公司，二○○一年一月），原為周叔迦先生所編撰《中國佛教史資料》之清代部分，

經重新整理後出版，是研究清代佛教的一部導引性著作。趙學毅、常為民、歐聲明合編的《清代以來中央政府對西藏治理與活佛轉世制度史料彙集》（華文出版社，一九九六年）一書對於研究清代藏傳佛教很有幫助。

清代藏傳佛教的研究是另外一個清代佛教研究相對集中的領域。張羽新著《清代四大活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年四月），丹炯‧冉納班雜、李德成合著《明剎雙黃寺：清代達賴和班禪在京駐錫地》（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七年）等著作，次多之〈十七世紀噶瑪巴活佛〉（《西藏民俗》，一九九五年一月），李克域之〈從承德外八廟看藏傳佛教在清代前期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九年一月），房建昌之〈清以來蒙古貝子廟及歷世活佛考〉（《民族研究》，一九九四年九月），陳捷先之〈清入關的滿族宗教信仰〉（《台灣大學歷史學系學報》，一九九二年十二月），馮學成之〈清代及其以後的四川藏傳佛教〉（《文史雜誌》，一九九一年六月），趙雲田之，〈清代北京的喇嘛廟〉（《北京史苑》，一九八二年一月），道端良秀著，何燕生譯的〈清代佛教和中國喇嘛教〉（上、

下）（《香港佛教》，一九八八年十二月），陳育寧、湯曉芳的〈清代喇嘛教在蒙古族地區的特權及其衰落〉（《青海社會科學》，一九八八年五月），王家鵬的〈章嘉呼圖克圖像小考──兼談乾隆皇帝與章嘉國師的關係〉（《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七年十月），〈談清代「金奔巴瓶」掣簽制度〉（《政法論壇》，一九九八年六月），〈清代藏傳佛教的銅佛造像〉（《絲綢之路》，二○○○年五月），〈論清代國師章嘉‧若必多吉的政治活動〉（《清史研究》，二○○○年三期）等數十篇論文，對清代藏傳佛教發展的諸方面進行了探討。

有清一代，佛教在各地大致有幾個傳播中心，最為興盛的當屬傳統的佛教盛地──江南地區，此外西南地區、閩粵地區、北京地區也是佛教比較興盛的幾個佛教地域中心。對各地方佛教的研究，也是清代佛教研究不可或缺的一項內容。蔡鴻生著《清初嶺南佛門事略》（廣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年），姜伯勤著《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嶺南禪學史研究初編》（學林出版社，一九九九年）對嶺南地區的佛教發展作了個案研究。〈清代杭州靈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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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及經藏考略〉（《東南文化》，一九九九年第三期），陳小強的〈盛京實勝寺修建及開光寶記〉（《思想戰線》，一九九三年九月），鄭群輝的〈清代潮州開元寺的田產糾紛〉（《人海燈》，一九九八年），趙雲田的〈清代北京的喇嘛廟〉（《北京史苑》，一九八二年一月），

馮學成的〈清代及其以後的四川藏傳佛教〉（《文史雜誌》，一九九一年六月）等幾篇論文也從不同的方面分析了清代各地佛教發展的情況。此外對清代台灣佛教的發展也有文章涉及，劉枝萬著〈清代台灣之佛教寺廟〉（《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中國佛教史論集(八)‧ 台灣佛教篇》，大乘文化，一九七九年），顏章炮所撰的系列論文〈清代台灣寺廟的特殊社會功用──台灣清代寺廟碑文研究之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六年第一期），〈清代台灣官民建廟祀神之比較──台灣清代寺廟碑文研究之二〉（《台灣研究》，一九九六年第三期），〈略談清代台灣民間對寺廟的管理──台灣清代寺廟碑文研究之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九六年第三期），〈清代之台灣商人與寺廟──台灣清代寺廟碑文研究之四〉（《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九八年第一期）等文章從清代台灣的寺廟碑文入手，研究了台灣寺廟的建造動機、社會功能諸方面。

除上述有較多論文和著作涉及的研究領域外，對佛教文物、清代三教關係、清代佛教與民間宗教等都有文章論及。

三、清代佛教研究展望

從對清代佛教研究的趨勢看，隨著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深入，各斷代史研究的成果愈見豐富，清代佛教必然會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同時，清代作為中國歷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

對中國近代歷史產生了重要而直接的影響。中國佛教在近代的重建和發展，直至當今社會中佛教發展的種種趨勢，從歷史聯繫的角度看，都和清代佛教，特別是晚清佛教的發展有千絲萬縷的聯繫。因而，清代佛教作為古代佛教史的最後一環，其研究價值也不能低估。

由上述清代佛教研究的現有成果看來，清代佛教涉及的論題還是相當廣泛的，從清代諸宗的傳承與思想、居士佛教、帝王與佛教、佛教政策、佛教寺廟建築及雕塑，到清代各地區佛教發展都有文章和著作進行研究，但總的說來，除了在清代禪宗、居士佛教等少有的幾個研究領域論題較為集中外，其他領域的研究多呈散兵游泳狀，多數研究者也並非對清代佛教作專門研究，往往是興趣所至，或別的論題所及，偶一為之，因此清代佛教的研究尚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比如在清代，實行了幾百年的度牒制度被廢止，這項政策對佛教發展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太平天國之亂對佛教的影響；清代天主教傳入後，佛教的態度；清代三教關係；

清代民間的佛教信仰等等都有待於我們去開拓，自然，在相關領域有了較充分的研究後，一本系統清代佛教的斷太代史寫作也是值得期待的。

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所習慣的思想史式的研究雖仍不失為研究清代佛教的利器，但鑑於清代佛教發展的思想成就並不顯著，所以難有大的作為。相對看來，採用民俗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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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方法、史料整理的方法對清代民間佛教信仰進行研究就需要進一步加強。民間佛教信仰的重儀式，輕理論的佛教生存模式，在佛教的理論思惟限於枯竭的時候，仍為佛教存在的堅實土壤，對佛教在清代發展的產生了重要影響。當然涉及這一領域的研究，不可避免的會遇到資料的來源問題。不像學僧們的有系統的著作和語錄可資參考，民間的佛教信仰的資料往往散落在各種史料中，清代的正史、野史、筆記、小說等都可能包括大量佛教信仰的資料，收集起來是要花費大量的精力的。

【註釋】

[註 1] 由於資料所限，本文所述清代佛教研究的成果，以中文為主，兼及日文。其他語種的研究成果暫未涉及。

[註 2] 《清初僧諍記》之〈後記〉（中華書局，一九六二年九月）第九十四頁。